马基雅维利：战争艺术的复兴·第一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如果在意大利发生的各种各样战役和起义使人觉得军事才干已经灭绝，那么真正的原因在于战争的传统方法不良，而新方法又无人能够发现。一位新的掌权者取得伟大声誉的最佳途径，在于发现新规则和新办法。”马基雅维利以《君主论》那著名的最后一章——“将意大利从蛮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忠告”里面的这些话，表达了一项在他的著作中经常重现的思想，即新的军事体制和新的战争方法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紧迫、最为根本的需要。马基雅维利通常被认为在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即现代。他关于当时意大利诸邦国的军事组织需要变更的信念，是他就政治领域所作的全部思考后面的一大动力和主要关注。因为马基雅维利是一名军事思想家，所以他才成为一名政治思想家——这么说几乎完全不过分。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军事问题的看法，规定了他的整个政治眼界。
一
马基雅维利在军事思想领域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他的思想建立在认识下述两者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一边是军事组织中出现的变化，另一边是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的革命性进步。在平常的观察家看来，军事发展中的因果联系似乎一目了然。火药的发现和枪炮的发明，预示了全副武装的骑士注定败亡，而骑士在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中世纪军事组织的崩溃成为必不可免。在其史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1516年)里，马基雅维利的同代人和意大利同胞阿里奥斯托讲述了奥兰多——他的英雄和所有骑士美德的化身——如何不得不面对一个拥有火器的敌人：
刹那间窜出闪电地动天惊，
城堡战栗发出巨响回声。
那害物决不徒然耗费威力，
谁敢挡道叫他血肉横飞，
听弹丸随风呼啸胆战心惊。
当无敌于天下的奥兰多成功地战胜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并且能从丰富的战利品中挑选的时候：
……从那得胜之日的缴获当中，
胜者不愿带走寸金寸铜，
只除去那件威力无敌之器，
其力好比迅雷掩耳不及。
然后他出洋远航，将这武器抛入大海，并且宣告：
啊！你该死的妖器！卑鄙的死亡工具！
设计在黑暗的阴曹地府！
按照那魔王的邪恶技艺，
用来毁灭天下所有族裔……
你被永远弃于万丈海底！
从此绝无武士，亦无懦夫小人
再靠你帮助和有利阵地
胆敢袭击高尚侠义之敌！ [ 注：Lodovico Anosto，Orlando Furioso，trans．John Hoole(London，1783；Philadelphia，1816)，book Ⅰ．canto 9． ]
简言之，如果火器没有被发明出来，或者现在能够被消除，那么骑士的世界就将以其全部辉煌永远继续下去。
对于骑士权能衰落的这一戏剧性的解释，很难说符合实际。军事体制的历史无法同一个时期的总的历史分隔开来。中世纪的军事组织构成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伴随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而衰落。骑士既在精神上、也在经济上是中世纪的一种特有的产物。中世纪里，上帝被设想为一个等级制结构的顶端，因而在这么一个社会内，所有世俗活动都被赋予一种宗教含义。骑士制度的专门任务在于保护和捍卫一国人民；在进行战争时，骑士是为上帝效劳。他将自己的军事服务置于大领主的调配之下，而后者受教会委托，监督管理各种世俗活动。然而，臣属与大领主之间的军事纽带除了其精神－宗教方面外，还有其法律和经济方面。骑士的土地，即采邑，是由大领主授予他的，而在接受采邑时，他就承担了在战时为大领主服役的义务。这是财货与劳务之间的一种交换，契合中世纪的农业结构和庄园制度。
将战争当作一种实施正义的行动这一宗教概念，使军事义务囿于有地的骑士及其随从阶层这一限制，连同一套作为使军队结为一体的主要纽带来起作用的道德－法律规则——这些就是决定中世纪军事组织形式和战争方法的要素。中世纪军队只有在一个确定的问题已发生时，才能够被集合起来；它奉命发兵是为了进行一场确定的战役，而且只有在这战役延续期间才能够保持不散。服役纯属暂时，加上高贵的武士们地位平等，因而很难有——如果不是不可能有——严格的纪律。一场战斗往往演变为骑士个人之间的格斗，而头领们之间如此单场格斗的输赢是决定性的。由于作战象征着履行宗教和道德义务，因而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依据既定的惯例和一套死板的规则来操作战争和战役。
这种军事组织是整个中世纪社会体系的典型产物，体系基础内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在军事领域有其不可避免的反响。当货币经济的迅速扩展动摇中世纪社会的农业基础时，军事体制立即受到了这一事态的影响。在军事领域，新的经济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城市和富有的大领主——能够大大利用新机会，亦即接受货币支付而非接受服务，或者用货币酬赏和薪金来得到服务。大领主既可以从那些不想履行军事义务的人那里接受金钱支付，也可以靠定期付酬的承诺保留那些在战争期间过后留在军队里的骑士，使他们服务更长一段时间。如此，他便能奠定一支职业常备军的基础，并且使他本人摆脱对臣属的依赖。从封建军队到职业军队、从封建国家到官僚制的专制主义国家的这一转变，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迟至18世纪才达到顶点，但封建军队的真正骑士精神衰亡得很早很快。有一首15世纪时的歌谣 [ 注：Emile Deschamps，“Quand viendra trésorier？”，in E．Deschamps，Oeuvres camnlétes，ed．Saint Hilaire(Paris，1884)，V．4，289． ] 为我们说明了这一变化，它描述了勃艮第公爵查理(大胆者)麾下的军队。15世纪时，勃艮第是个适才形成的政治实体，较老的各国认为它是个暴发户；因此，大胆者查理特别渴望使自己国家的存在合法化，办法是严格遵守旧传统和旧习俗，事实上成为骑士制度一种浪漫化复活的领袖。因而，这歌谣里的下述情景更能显露真相：“骑士、乡绅、军士和臣属”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发饷的官儿何时会到来”。这里，在骑士制度闪光的表象后面，暴露出物质利益那凡俗的现实。
在法国、阿拉贡或英国等较强国家的军队里，古老的和现代的因素、封建征兵和职业服役，混合在一起；然而，那个时期的金钱大国，即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变得完全依赖职业军人。自14世纪往后，意大利是所有那些将战争主要当作赚钱手段的骑士们的“希望之地”。单身团伙——“冒险从军者”(compagnie di ventura)——由其头领即“队长”(condottieri)给予薪饷，后者向每个愿意付价钱的国家提供他们的服务。于是，从军打仗在意大利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同任何其他民间活动完全分开。
货币经济的影响为征召军队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从先前军事传统中解脱出来的新的各色人等，被金钱吸引去服役，而随着新人的这种渗透，新武器和新的作战方式能得到引进和发展。百年战争期间，射手和步兵在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中出现。15世纪临近末尾时，大胆者查理的军队败于瑞士人之手，试验新军事方法的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有力促进。在莫拉战役和南锡战役(1476年)中，大胆者查理麾下的骑士无法打破瑞士步兵的方阵，无法突入其密林似的长矛，结果彻底战败。这一事件轰动了欧洲。步兵在那个时期的军事组织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
必须以下面这些广泛的事态发展为背景来评估发明火药的重要性：第一，货币经济兴起；第二，封建大领主试图使自己摆脱对臣属的依赖，建立一种可靠的权力基础；第三，封建纽带的削弱导致在军事组织方面试验创新的趋势。
枪炮并非这些事态发展的原因，但它们是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加快了演化的速度。首先，它们加强了大领主相对于臣属的地位。在一场战役中运用火炮是件麻烦事：运输笨重的大炮需要许多辆大车，将它们装置起来就必须有工匠和工程师，而且整个过程极其耗费钱财。关于这一时期军事开支的账目显示，炮兵支出构成了总开支内一个大得不成比例的部分。 [ 注：例如参见“Ordine dell，Esercito Ducale Sforzesco，1472～1474，”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ser．1，vol．3(1876)，448－513。 ] 只有非常富裕的统治者才用得起大炮。而且，发明火炮的主要军事效果有利于大国，不利于小国和独立的地方权力中心。在中世纪，骑士地位说到底靠的是这么一点：在自己的城堡内，他相对而言免遭袭击。要塞建筑和工事防御技术在这一时期里大有改进。 [ 注：参见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vol．1，358。 ] 小国依靠在本国边境建立一连串要塞保护自己，它们使之能守住国土，抵挡甚至是占优势的敌军。然而，这些中世纪要塞容易被炮轰毁坏。于是，军事攻防对比变得大有利于进攻。15世纪意大利的伟大建筑师之一、负责为乌尔比诺公爵建筑要塞的法朗切斯科·迪·焦尔季奥·马尔蒂尼在其军事建筑论著中抱怨道：“能使防守抵得上进攻的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 [ 注：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civile e militate，ed．Carlo Promis (Torino，1841)，131． ]
军队组成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军事组织的精神。 [ 注：总的情况见Piero Pieri，Il Rinascimento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Torino，1952)，又见下述两章：“Military Development and Fighting Potential”and“Soldiers and the State”，载于 M．E．Mallet and J．R．Hale，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Renaissance State(Cambridge，1984)，65－100，181－198。 ] 封建主义发展出来的道德规则、传统和习俗已失去了对军队现在得以从中征召起来的人力材料的控制。向往财富和抢劫的冒险家和无赖，通过战争无可损失、而只会获得一切的人，构成了军队的主体。战争不再被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来承担，而这情形的一个结果，是从军的目的成了赚钱。道德问题随之而生：从事一种旨在杀人的职业是不是一种罪过。在欧洲最文明的地方，例如在意大利，人们鄙视军人，鄙视当兵。
二
马基雅维利能够明白他那个时期出现的形势和问题，他个人生活的环境是个关键因素。
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著作家的生涯，开始于1512年美第奇返回佛罗伦萨，并将他逐出他在其中为该共和国服务了14年的佛罗伦萨邦府。像许多人说过的那样，他的著述以他本人开始，展示他从自己“长期的时务经验”汲取的教训。 [ 注：引自马基雅维利将《君主论》一书献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献词。 ] 它们将他在佛罗伦萨邦府工作过程中对政治情景的观察简化为规定、规则和法则。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各城邦，邦府官员通常是多少冷酷无情的文职人员，他们记录和贯彻统治集团已决定的措施。马基雅维利是个例外。1498～1512年期间，他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要人。如同在他蒙耻受辱的岁月里，圭契阿迪尼在给他的信中嘲弄般地写的那样——当时他接受了一项前往方济各会一个分部的微不足道、甚至可笑的使命——“想当年(你)同许多国王、公爵和邦主们谈判” [ 注：法朗切斯科·圭契阿迪尼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521年5月18日。 ] 。
马基雅维利1512年以前起的政治作用所以比邦府官吏们通常起的更大，是出于几个原因。马基雅维利家族是个古老的、很受尊敬的家族，出过12位行政长官和66位高级文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来自这家族的一门私生支脉，不能成为政务委员会的成员或决策文官，但他的姓氏，加上他同一流政客尼科洛·迪·亚力山德罗·马基雅维利的交情，是他有别于其他邦府官员。 [ 注：见Roberto Ridolfi，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i，trans Cecil Grayson(London，1963)，29；该书是晚近关于马基雅维利生平事迹的最好著作。 ]
然而，马基雅维利显赫的首要原因，在于他同终生行政长官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关系密切。 [ 注：关于马基雅维利在索德里尼掌权时期的地位，见我的著作：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rinceton，1965；paperback，New York，1984)，尤其见第二章。 ] 终生行政长官职位系由一批佛罗伦萨贵族于1502年创设，他们希望这种长官将限制和削弱中等阶级在其中占上风的大政务院的影响。可是，索德里尼使贵族们失望，因为他将自己的当选认作是受命维护和稳定体现为大政务院的民众政体。索德里尼喜欢马基雅维利，任用他参与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和使命，懂得在自己同贵族反对派的斗争中，有一名完全依赖他的人为他效劳是有益的。
然而，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而这肯定是他的活动和职责得以超过一般政府官员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没有当时人绘制的马基雅维利肖像。据称显示了他的容貌的那些肖像和半身塑像——有一付狐狸般狡黠的脸孔并带着暧昧的微笑——制作于16世纪后期，其时他已成为老谋深算的无道德和邪恶的化身。当时，马基雅维利并非仅仅体现了理性和智力。他可以是充满情感的，在感情冲动时可以将审慎抛诸九霄云外。他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开玩笑。将马基雅维利同佛罗伦萨的主要国务家们(圭契阿迪尼、菲利波·斯特罗齐、法朗切斯科·韦托里)连接起来的首要纽带，在于对他们那个时期的政治发展的共同兴趣，而这些佛罗伦萨人肯定发觉，马基雅维利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令人着迷。然而，马基雅维利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他们效劳：他能够急切地着手为他的朋友圭契阿迪尼的女儿设计婚姻建议，或者为菲利波·斯特罗齐安排一顿奢侈的膳食。马基雅维利懂得，作为一名“管事”来行事，有助于他维系同这些大人物的友情，后者保持着与世情发展的联系。他的眼界和方法是由这么一种情势塑造的：被置于一种依附的、圈外人的地位，但觉得自己在把握政治领域方面不亚于、甚至优越于那些有权利和权力来做决策的人。马基雅维利深深地介入政治，但又是从一段距离之外来观察政治。在他的同代人当中，没有哪个在同等程度上具有一种既锐利又透彻、并且不断在实有和应有之间来回移动的见解。 [ 注：关于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见《君主论》第15章。 ] 马基雅维利明白自己位置的暧昧不清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在其《曼陀罗花》(Mandragola)的序言中，他这么说其作者：“他不知道在整个意大利有谁比他更优秀，但他要奉承任何穿得起更好服装的人。”
马基雅维利在邦府的职责之一，在于担任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个掌管战争和军事事务的政府委员会。 [ 注：关于马基雅维利在邦府的活动，见Jean－Jacques Marechand，Niccolò Mackiavalli：Iprimi scritti politici(1499～1512)(Padua，1975)，该书重现了马基雅维利作为邦府官员所写的官方文件，并且予以分析。 ] 因而，马基雅维利开始密切地介入佛罗伦萨重新占有比萨的努力，而对比萨的战争一直是他在此后十年不断集中关注的问题，直到该城最终于1509年投降为止。在他首次离开佛罗伦萨履行的政府使命中，他就一位雇佣兵“队长”的薪饷进行谈判，后者的要价被佛罗伦萨政府认为太高。然后，他被吸引到关于保洛·维泰利——佛罗伦萨雇用的一位“队长”——的命运的讨论中去。维泰利的部队夺得了比萨城防的壁垒之一，城破待陷；然而，维泰利对下令推进犹豫不决，这个机会由此丧失。维泰利过头的谨慎引起了对他通敌的猜疑。他被撤职，押至佛罗伦萨下狱，最后被斩首。关于此事的大部分文书由马基雅维利掌管。维泰利事件必定在他心里引起了对依靠“队长”是否有益的怀疑，而下面一件事又肯定加强了这怀疑：在赴比萨城前佛罗伦萨兵营的一趟使命中，他目睹了佛罗伦萨的盟友——法国国王送来的德意志雇佣兵和法国加斯科涅人的行为；法国国王将其送来，是为履行他恢复佛罗伦萨对比萨的统治这一诺言，但这些人拒不向比萨城推进，而是就自己的薪饷和伙食大发牢骚，并且哗变，从兵营一走了之。
马基雅维利最著名、也被讨论得最多的官方使命，是150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与恺撒·博尔吉亚打交道。他在西尼加格利亚时，目睹博尔吉亚说服一些怀有敌意的“队长”前来会面，然后下令手下将他们杀死。“队长”们是那么愚蠢地掉进博尔吉亚的圈套，这使马基雅维利更有理由鄙视“队长”制度。他们的短视、优柔寡断和怯懦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他已发现博尔吉亚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在他看来具有一个伟大首领的所有素质，即雄心勃勃，举止难测，果断坚决，行动迅速，而且必要的话残酷无情。虽然随岁月推移，马基雅维利对博尔吉亚的看法经历了变化，但对于他认识到必须有一种新型的军事领导，在西尼加格利亚的见闻是关键性的。
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最重要官方反映，是1505年下令组织佛罗伦萨民兵的法律。 [ 注：见Marchand，Niccolò Mackiavalli，450－461。在佛罗伦萨，“民兵”不是一种新想法，而是有悠久的传统。见Charles Calvert Bavlev，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oronto，1961)，尤其见“The Survival of the Militia Tradition from Bruni to Machiavelli”一章。 ] 它由马基雅维利起草，其导言直接阐明了他的某些特别钟爱的观念：一个共和国的基石在于“正义和武装”；长期的经验、巨大的耗费以及种种危险表明，雇佣军是否有益大有疑问。这个被称为“法令”的法律，规定组建一支1万人的民兵，将由一个政府委员会挑选，对象是生活在佛罗伦萨统治下的托斯卡尼农村地区18至50岁的男子。这支民兵划分为每300人一个分队，将在节日期间按照德意志雇佣兵方式操练。征召局限于农村，因为武装佛罗伦萨领土内的城镇居民会便利这些城镇造反。佛罗伦萨的公民们不被指望能经过说服为他们自己来接受某种服役负担，虽然马基雅维利希望这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实现。他将该法令视为仅仅是一个开端。他试图争取——但未成功——在征召步兵外还征召骑兵。他的最终目标，是一支由佛罗伦萨城民、领土内各镇镇民和农村地区居民组成的处于统一指挥之下的军队。
马基雅维利所以热烈关心创建一支征召制军队，“队长”和雇佣兵之不可靠只是一个原因。他期望这将对佛罗伦萨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后果：对外事务方面更为独立，内部形势则更为稳定。马基雅维利从自己的几次外交使命中了解到，不得不依靠雇佣兵或外国军队这一点限制了本国的行动自由，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他曾被迫请求其他意大利统治者容许佛罗伦萨借用他们的“队长”和雇佣兵；在一次赴法使命中，他的任务是恳求法国国王派遣法军，帮助佛罗伦萨在反叛地区重建权威。16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出自军事虚弱的危险显得特别严重。1494年法国入侵倾覆了意大利的均势，随后恺撒·博尔吉亚在教皇和法国国王的支持下兴起，这两个事态招致了一种动荡不定的局势，在其中每个较大的国家都相信自己大概能靠使用武力来扩张，吞并较弱的邻邦。在成为邦府官员不久后写的第一份政治备忘录中。马基雅维利说一国只有两种办法可用来实现其目的，那就是“动武或谈情说爱”， [ 注：Marchand，Niccolò Mackiavalli，403 ] 并且立即解释说谈判和协议(他所称的“谈情说爱”)永不会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政府必须依靠武力。
不仅如此，他还极为清楚地懂得：雇用一名“队长”，确定给他的薪金，估算一项特定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员数目，总是加剧了内部紧张。所需要的金额主要通过对较富裕的公民摊派贷款和征税来提供，因而上层阶级力图将这些额外的开支保持在最低限度。在一份呈交终生行政长官的备忘录里，马基雅维利激烈地抨击富裕公民，他们总是在被期望做出奉献的时候制造困难。 [ 注：Ibid．，412－416． ] 在上述法令的草稿中，他非常注意该法律的财政方面。他讨论了为保证定期支薪而应当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由于被征召者一个月仅有一两次需要集合起来，进行几小时军事训练，其他情况下只有在战争期间、当他们不在家时才必须给予薪金，因而这项法令的开支在他看来是可预计的，能够从定期的税收来提供。其具体结果，将是对索德里尼怀抱敌意的富有精英们的势力萎缩下来，他们对于对外政策的支配将被改变。开始时，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是其中一员——将征召对象限于农民，后者遭到各镇的压制，指望佛罗伦萨救助他们，因而忠诚不贰。马基雅维利很明白，一支民兵只有在其成员得到他们在其中生活的国家良好对待的情况下，才会愿意战斗，甚或满怀激情地拼搏。他期望、或至少希望在民兵经受住起初的考验之后，征召制军队的好处会变得一目了然，对于将该法令延用于佛罗伦萨城的抵抗能够被克服。随着武器掌握在人民手里，富有的上层阶级的势力将被减小，民众政体将得到稳定。
马基雅维利对于组建民兵予以热烈的关注。在某些地区，他亲自挑选将在其中服役的人，并且监督他们的操练。他安排了一场在佛罗伦萨的西格诺里亚广场的民兵检阅。他实际指挥了各个不同的民兵分队，那是在围困比萨的晚期阶段，他们被部署在比萨城前。该城的投降使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甚至美第奇家族的复辟(在民兵惨败于普拉托附近之后)也未动摇他的这些信念。
在其《佛罗伦萨史》(Florentine History)中，马基雅维利特别喜欢叙述15世纪里雇佣军在意大利土地上打的仗。1423年，在扎贡纳拉战役——一场“闻名于整个意大利”的大捷——中，“除了洛多维克·德格利·奥比齐之外无人丧命，而他是和他手下的两个人被从坐骑上打落下来，在泥泞中窒息而死”。在安吉阿里战役中，“仗从20点打到24点，仅有一人丧命，这人不是被英勇的一击打伤或打倒的，而是从马背上掉下来，被践踏致死”。关于在意大利的雇佣兵的这一轻蔑、嘲弄的图景显然不公平；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合格的武士，勇敢，有强烈的荣誉感，关心自己的名声。 [ 注：扎贡纳拉战役见《佛罗伦萨史》第四卷第6章；安吉阿里战役见上书第五卷第33章。对于雇佣兵的一种较积极的评价，见Michael E．Mallet，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London，1974)。 ]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目的不在于历史真理和客观性。他任职期间，有过在整个意大利引起惊奇和恐惧的三场战役：切利尼约拉战役，贡萨尔沃·达·科尔多巴手下训练精良的西班牙人在那里击败法国人，将其逐出那不勒斯；法国人在阿尼亚德洛的胜利，在那里雇佣兵的不和使威尼斯人丢失了自己稳固的地盘；拉文纳战役，加斯东·德·富瓦克斯在那里发动暴风雨般的攻击，给法国人带来了对于西班牙和教皇国部队的胜利，那据信是整个世纪里最惨烈的一仗。马基雅维利向他的同代人(这些战役对他们是个谈论得很多的主题)表明，战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三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称，能提出新兵法的新统治者必将誉满天下。对于马基雅维利是个懂得这些新兵法究竟如何的人这一点，读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怀疑。而且还很清楚，在他的《用兵之道》一书中，新的、革命性的军事信条将会被展示出来。然而，该书的研读者会感到惊奇，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将在这本书里看到某种同“新的”现代理论大相径庭的东西。问题在于“新的”一词。在我们的幻想式的信念中，未来必定好于过去和现在，“新的”在我们看来同“旧的”相反。但是，在进步这一观念支配欧洲人的头脑以前，人们将所发生的事态大致视为一种从往昔黄金状态的衰退。原初的景况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树立了理想标准，那是个曾经存在于古典时代的完美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是个由人文主义熏陶出来的人：特别是罗马向他表明，一个城邦共和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霸国，因而罗马对他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共和国的体现。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据他相信罗马人持有的观点来仿造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他作为十人委员会秘书写的一份备忘录，为的是回答一个问题：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恢复后，应当如何对待反叛佛罗伦萨的阿雷佐人？这份备忘录开篇就依照李维的史书，解释卢齐奥·富里奥·卡米洛在拉丁人反叛后作了些什么。 [ 注：Marchand，Niccolò Machiavelli，427． ]
因此，马基雅维利希望看到在意大利被采纳的那种新兵法，便是罗马军阵的旧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真正的用兵之道就是试图基于古代资料，显示罗马人如何打仗。然而应当始终记住，马基雅维利的目的并非在历史意义上准确地重构事实。他希望推导出存在于罗马军事史实背后的法则和原理，并且表明它们可应用于现今。当然，马基雅维利关于罗马的观念是一种乌托邦，他用事实来构建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图景。但是，在他争取发现一个个特殊事件或个别行动背后的一般法则的不懈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战争和兵法的基本问题。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著作中，只有《用兵之道》是在他生前发表的。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他在写这本书时，惦记着它对当时公众的影响。它符合当时的文风和学问上的惯常做法。 [ 注：关于马基雅维利之得益于人文主义观念的晚近讨论，见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1975)与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1(Cambridge，1978)。 ] 他的思想以对话方式来表达，而对话者分别是佛罗伦萨的贵族们与雇佣兵首领法巴里齐奥·科隆纳。 [ 注：马基雅维利《用兵之道》的一个英译本(The Art of War)已作为《人文学文库》丛书的一种，由博布斯－梅里尔公司出版(印第安那波利斯1965年版)。该译本是18世纪的一个译本的修订版，并非从头到尾都准确。这个版本有一篇由尼尔·伍德撰写的极好的导言，并且包含一栏有用的精选参考书目。 ] 罗马军队的组织和罗马的战争方式在古代文献资料基础上得到了叙述，特别是依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阿的文献，有时是从中大段地翻译过来。 [ 注：关于马基雅维利对这些资料的依赖，可见一项专门研究：L Arthur Bird，“Le font literary di Machiavelli knell’ Arte Della Guerra，”Atti dela Academia dei Lincei，series 5，vol．4 (1896)，part 1，187－261。 ] 按照马基雅维利，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按照这对话中主要的说话人法巴里齐奥·科隆纳，罗马军队是一支精选的民兵，其士兵来自农村地区。罗马军队规模适中，步兵是其骨干，而骑兵在战斗中的价值非常有限，尽管他们在侦察和阻止军需送抵敌军方面是有用的。马基雅维利对于步兵乃罗马军队核心的强调隐含着对雇佣军的批评和拒绝，后者的核心由重装骑兵构成；不仅如此，由于像民兵征召法令业已证明的那样，意大利各城邦可以组织起民兵部队，仿效罗马的榜样实属可能。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复兴罗马军事体制的这一可能使人有理由来非常详细地叙述罗马的军事实践。他叙述了罗马军队的不同组成单位之划分、军队指挥系列、队形排列及其战斗运作、营地选择、对工事设防地点的进攻与其防守。马基雅维利显然喜欢精确地重现罗马人如何行事，而文艺复兴那种对古典时代一切事物的赞美，也许能够使他的 16世纪的读者们对所有这些细节感兴趣。对今天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来说，《用兵之道》不是他最令人兴奋的著作。
《用兵之道》无法完全限于解说罗马的军事体制，因为马基雅维利不得不讨论对于罗马模式适用于他本人所在时代的一项明显的妨碍，那就是火炮的发明，它将一个看来使得罗马战法陈旧过时的因素带入战争。法巴里齐奥对此妨碍回答简短，因为像他解释的那样，这个问题在别处已有了详细的讨论：这是暗示马基雅维利《论李维》(Discurses)第二卷的第17章。
法巴里齐奥的首要论据在于火炮射击不准，往往射得太高或者太低。而且，火炮移动缓慢、困难：在实战中，火炮会很容易因为暴风雨而全然瘫痪。战斗输赢取决于面对面的格斗，在其中火炮没有施展余地。最后，火炮对进攻一方的用处大于它对防守一方的用处，特别是在围城战中，而罗马军队的大优势在于其进攻能力，因而火炮可以被用来加强罗马的战法。它并未使这些战法无效。 [ 注：这番谈论紧接《用兵之道》第三篇里对一场战役的叙述。 ]
这番谈论，或更准确地说这番对于火药发明的革命意义的驳斥，并未全然消除现代世界对马基雅维利的理想化罗马世界的侵害。马基雅维利写道，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在那里打败他；这是“恰当地结束战争”的惟一途径。 [ 注：引自《用兵之道》第一篇。 ]
马基雅维利的《用兵之道》分为七篇，在中间的第三篇有相当大一部分描述一场想象中的战役所造成的毁灭。而且，这场虚构的战役被写成发生在当前，从一个目击者的角度来报道。“‘你难道没有听见我们的大炮轰鸣？……看我们的人以何等的英勇冲锋陷阵……看我们的将领如何鼓励他手下的官兵……瞧我们的人在敌人中间造成怎样的浩劫；瞧他们以怎样的英勇、信心和冷酷进逼敌人……何等的大杀戮！那么多伤亡！他们开始逃窜……战役结束了；我们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 注：引自第三篇；英译本第92至94页(见前面注19)。 ] 虽然《用兵之道》的其余部分谈论的是军事组织的技术方面——武器、进军令、指挥系列、要塞工事——谈论战役的这个部分却集中于战争中需要的人类素质，即勇气、服从、激情和凶猛。
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利在《用兵之道》中对于俗见和惯例有所迁就。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古代的统治者们很注意启发全体臣民，特别是军人，使他们心怀忠诚，爱好和平，敬畏上帝。“谁应该比生命受战争威胁的军人更爱和平？”《君主论》和《论李维》的读者会怀疑这些文句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君主论》和《论李维》是谈论政治法则和政治行为、而非军事组织和战争的著作，然而当我们想深入了解马基雅维利关于战争的思想时，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两部书。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和平可贵的论说：在《君主论》和《论李维》当中，战争显得是一种不可规避和令人恐怖的宏大力量，世界则显得处于永久不息的变动之中。马基雅维利并未持有他那个时代的一种广泛信念，即人完全由命运摆布，但他承认命运的力量；只有在人民和国家使得自己尽可能强大有力的时候，他们才能抗拒命运，争取使自己不成为命运的玩偶。因此，各国及其统治者很自然地希望扩张和征服。战争是政治生活的最为本质的活动。
斗争和无常的经久存在规定了战争的特性和方法：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在这些充满着无常和危险的环境中，必须冒风险；战争应当随着取得一个定局尽可能最快地结束，而这个定局就是彻底打败敌人。战争应当是“短暂、干脆的”。 [ 注：《论李维》第二篇，第6段。 ] 然而，速决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取得。由于一切都取决于战斗的结果，你就应当尽你所能来保证获胜；你应当使用你的全部兵力，即使敌人的兵力看来处于劣势。决战决胜是所有战役的目的，而战役必须是一种预先规划、经过协调的作战行动。因此，指挥权必须由一人掌握。如果是君主制国家，那么统治者本人应当是总司令。然而，共和国也应当在战时将其军队委托给一个统帅，后者应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将作战的所有具体事项统统留给“一位执政官全权随机处置”。 [ 注：《论李维》第二篇，第33段。 ]
马基雅维利充分认识到，他所设想的“短暂、干脆的”战争要求有将士们的激情投入，那将是一种凶猛残酷的战争。对他来说，战争所固有的残酷有其模棱两可的后果。它既包含危险，也包含机会。危险在于，当战争变为激烈的混战时，大量兵士将不再服从指挥，而只想到他们自己活命。他们可能会开始劫掠，希望利用战争来谋私。军队会瓦解。纪律和训练的重要性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军事成功依赖军令和纪律，天生的勇气是不够的。马基雅维利赞同地说道，德意志诸城市“保持军事操练的大好名声，有着许多维持它们的规章。” [ 注：《君主论》第10章。 ] 训练永无结束或完满之时。一位明智的领导人应当念念不忘训练的必要，既在平时也在战时坚持之。然而，甚至训练和纪律造就的纽带也无法保证服从，它们必须由对于严惩的恐惧来得到加强。严酷和苛刻是为维持一个政治实体的凝聚所需要的。 [ 注：关于这一点以及下面，见《君主论》那著名的第17章：“残酷与仁慈、被爱戴与被敬畏，哪个更好。” ] “为了使其臣民保持一致和忠诚，一个君主决不能顾虑招致残酷这一指责”；“被人惧怕要比被人爱戴安全得多。”按照马基雅维利，这条普遍的政治法则对于统率军队来说特别适合。汉尼拔的那种“非人的残酷”是为保持其军队——“由所有各国各族的人们组成并且在外邦土地上打仗”的军队——团结一致所必需的；那些赞美汉尼拔为伟大英雄、同时却指责他残酷的著作家全无头脑，因为他的残酷是他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强制需要有性质大为不同的办法来补充。一定要在军队士兵中间造就一种将激励起英雄行为的精神纽带。这样一种纽带极为直接地出自必需；即使情势并非无望，将领也应当强调有严重的战败危险，如此能使士兵以拼死的勇气来搏杀。但是，勇气和热情的最强有力的激励，来自一种个人参与感和道德责任感。参战杀敌必须被视为履行宗教义务。 [ 注：《论李维》第二篇。第2段。关于在基督教中爱国精神也是一种宗教义务，见Errist Kantorowicz，“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载于其Selected Studies(New York，1965)，308－324。 ] 马基雅维利相信，在古代世界，宗教仪式的盛大壮观(“屠宰众多牲畜，使祭祀显得无比残酷血腥，而且这种可怕的景象人所熟知”)令人陶醉于好战的激情之中。基督教造成种种障碍，使得尚武好战的美德难以发育成长，因为它“将谦卑、低微和鄙视世俗目的奉为极乐”；它使人变得虚弱。然而，即使不可能复兴宗教与尚武精神之间那种存在于古代世界的关系，基督教仍然可以同爱国心相容，为国捐躯可以同圣徒殉教媲美。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诉诸爱国精神可以是、也确实是激励军队英雄行为的最强劲的力量之一。
然而，只有一支为祖国战斗的人组成的军队，才能被指望满怀爱国热情。马基雅维利最为基本的、也是在其所有著作中强调的论点，在于一位君主或一个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必须由它被指望来捍卫的那个国家的居民组成。“目前意大利的沦亡除了依赖雇佣兵外，别无原因。” [ 注：关于这一点以及下面，尤其见《君主论》第12章。 ] “他们一盘散沙，野心勃勃，毫无纪律，背信弃义，对友傲慢，对敌怯懦；他们对神全无敬畏，对人全无忠诚。”在战争中获胜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信心和纪律——“只能存在于这种地方：在那里部队由本国人组成，并且已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期”。因此，马基雅维利所设想的军事改革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就在于国家组建一支由本国居民组成的军队，即国家拥有它自己“特有的军队”。 [ 注：《论李维》第一篇，第43段。 ]
不过，马基雅维利确信，只有在公民们对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感到满意时，他们才会愿意为其君主或政府去战斗，去牺牲。“一支心满意足、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的军队，大不同于一支待遇不良、不得不只为他人利益而战的军队。”在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当中，这一关于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关系的论点，最为重要，也最具有革命性。 [ 注：《论李维》第一篇，第43段。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有时很难把军事措施的有用性与其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分隔开来。他对要塞的价值非常怀疑，但它们是有助于加强还是有助于损害一个政权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见“To Fortify or Not to Fortify：Machiavelli’s Contribution to a Renaissance Debate”in J．R．Hale，Renaissance War Studies(London，1983)，189－209。 ] 从起草那个旨在确立佛罗伦萨征召制的法令往后，“正义和武装”合二为一的说法可见于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他在《君主论》中写道：“有好的武装的地方，必定有好的法律，有好的法律的地方，必定有好的武装”， [ 注：《君主论》第12章。 ] 而在《论李维》的结尾处，他赋予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互相依赖这一观念如此最为直截了当的陈述：“虽然我已经在别处主张过国家的基础在于一个好的军事组织，然而依我看来，在此说一遍也并非多余，那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军事组织，就既不可能有好的法律，也不可能有任何好的东西” [ 注：《论李维》第三篇，第31段。 ] 。
四
马基雅维利的《用兵之道》是一部成功的书：16世纪期间就出了 21版，并且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 [ 注：见Sergio Bertelli and Piero Innocenti，Bibliogrofia Machiavelliana(Verona，1979)。 ] 蒙田将马基雅维利当作一大军事事务权威，排名紧随恺撒、波里比阿和康明之后。 [ 注：Montaigne，Essais，book 2，chapter 34：“Observations sur les moyens de faire la gaerre de Julius Caesar”． ] 尽管在 17世纪，军事方法经历着的变化将其他著作家带到了前列，马基雅维利却仍然经常被人援引。18世纪里，当德萨克斯元帅编纂《兵法奇想》 (1757年)时，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马基雅维利，而阿尔加罗蒂(虽然没有多大根据)则将马基雅维利视为腓特烈大帝 [ 译者注：较通行的旧译法，即史称腓特烈大帝。另从德文Friedrich，一译为弗雷德里希大王。 ] 效法的大师，教会了他据以震惊欧洲的战术。 [ 注：Francesco Algarotti，militate del Segretario Florentino(letter 8，9)，in F．Al garotti，Opere，vol．5(Venice，1791)。 ] 犹如大多数关心军事问题的人，杰斐逊在自己的图书馆藏有马基雅维利的《用兵之道》， [ 注：1815年时的国会图书馆(亦即托马斯·杰斐逊的图书馆)目录。 ] 而当1812年战争增加了美国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时，《用兵之道》出了一个专门的美国版本。 [ 注：The Art of War in Seven Books Written by Nicholas Machiavelli……to Which Is Added Hints Relative to Warfare by a Gentlema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815)． ]
对作为一个军事思想家的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经久不衰的兴趣，并非仅仅是由于他那如雷贯耳的大名；当军队变得由来自极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职业人员组成时，《用兵之道》里面提出的某些主张，例如关于训练、纪律和分类的主张，便在早期现代欧洲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实际重要性。这并不是说16世纪里军事艺术的进步(在操练、军队分为各不同单位、规划和组织战役方面取得的进步)归功于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而是说当时的军事创新者们乐意找到这么一本著作，在其中，他们实践的方方面面得到了解释和辩护。而且，在16世纪，伴随着对古代文献的广泛了解和对古代智慧的深切敬意，人们普遍认为罗马人的军事胜利归功于他们对纪律和训练的重视，因此，马基雅维利将罗马军事组织当作他所处时期的军队的楷模来展示，并没有被认为是过分了。例如16世纪末，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在其富有影响的军事论著中，同样将罗马的军事规则当作永久不败的楷模。
然而也应当承认，在若干方面，马基雅维利错误地判断了在他自己所处的时期里什么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过去，有时也在我们当代，马基雅维利所以被认为在军事思想的发展中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是因为他倡导征兵制：他的军事思想具有原创性，他能够预见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虽然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有预见性的假定，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和赞美者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认为他倡导征兵制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错了。他所想象的一支征召而来的军队，是一支城邦国家的民兵，一支仿效古代城邦共和国的榜样组建的、业余服役的部队，几乎完全不适合一个领土国家。不仅如此，未来、至少是马基雅维利以后的两三个世纪，并不是征召制军队的时代，而是马基雅维利所鄙视和嘲笑的那种军人的时代，即雇佣兵、或曰职业军人的时代。
有一个因素(马基雅维利显然错误地判断了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决定性地促成了这一发展，那就是士兵配备火器以及炮兵的作用增大。结果，专门人员和常设军事组织构成了任何军队都不可或缺的核心。开支、特别是炮兵的开支增长。尽管马基雅维利懂得任何军队都有其财政需要，但他肯定没有充分考虑随枪炮而来军事装备的耗费越来越大，也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支配较大领土的统治者才维持得起一支军队，才能在这军队的帮助下，迫使本国各阶层和较小的邻邦服从自己的控制。专制制度不能不依靠一支常备军；它们两者彼此依靠。
然而，马基雅维利对军事思想的影响远超出技术－军事领域。如果说他关于罗马军事组织乃后世楷模的观念或许误导了他，使他低估了新武器和经济对于军事发展的影响，那么他对罗马的赞颂在使他明了战争的现代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在中世纪的千百年里，打仗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的职责，由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名誉规则来规定。马基雅维利从研究古代世界当中吸取的头一个关键性的教益，在于国防并非一个专门的特权集团的任务，而应该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关切的事情。
甚至更重要的是，对罗马史家们的研读帮助了他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质的人之一(他的勉强的追随者、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就此性质写道：“扩张”是一国政策的“永久原则”)，是最早断定一国的生存依赖其战争能力的人之一。
由于国家的生命有赖其军队优秀，因而政治机构必须如此地组织起来，以致它们能为军事组织的运行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这个论点贯穿于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军事讨论，无论是在《用兵之道》还是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之中。另一个论点在于：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人屈从于你的意志；因而，一场军事战役必须是经过规划的作战行动，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以一场决战达到顶点。什么是贯彻这目的的适当手段，亦即什么是正确的战略，取决于一场战役在其中进行的具体环境。
马基雅维利对战争性质的洞察，他对军事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的灼见，是他的军事思想的基石；这些问题引起的种种疑难并非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甚至当军事组织和战争方式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兴起而取得了新的形态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仍然保有其生命力。
16世纪往后的军事思想在令人惊异的程度上，按照马基雅维利奠定的基础向前行进。这并不是说，马基雅维利的种种主张被人们当作终极真理接受下来。然而，更多的讨论并未沿着与其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宁可说是其思想的扩展和放大。例如，不管马基雅维利的决战观念有多重要，如下一点确实不久就变得很清楚，那就是确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一种彻底得多的分析。军事理论不能只是满足于为组成正确的阵列制定规则，还必须仔细审察作战行动期间的事态进程。另一方面，如果一场战斗构成战争的顶点，那么显然就必须围绕决定性的战斗来规划和分析整个战役。这些考虑表明，军事行动的理论准备和计划指导所起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比马基雅维利设想的要大得多。他马马虎虎地承认了将领作用的重要性，但事实上除了谈到将领应当懂得历史和地理，他几乎没有说更多的东西。以后，军事领导规划和将领的智能训练问题成了军事思想的中心难题。在探究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军事思想的发展大大超过了马基雅维利，然而这些更为现代的结论，是他所开始的探究的逻辑延伸。
尽管如此，在现代军事思想中，有一个方面不仅不能被拿来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相联系，而且是与他的思想截然相反。马基雅维利主要关心寻求一个普遍标准，它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军事组织；现代军事思想却强调，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行事方式必须有所不同，军事体制只有在契合一个特定国家的政体和环境的时候才会令人满意。不仅如此，马基雅维利强调按照理性的和普遍成立的规则来建立军事体制和进行战争，这赋予军事问题上的理性因素很大分量。虽然马基雅维利是作为15世纪那种博弈式战争的激烈批判者开始的，18世纪的将军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迂回谋略战法，而这一事态并非全然违背由马基雅维利开始的军事科学思想路线。在战争被看作是由理性法则决定的时候，不给偶然性留下任何余地，期望对手在被带入按照理性必输无疑的位置时将会放弃竞赛，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将战争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或至少高估军事事务中的理性成分，其结果很容易导致这样的观点：战争胜利可以靠纸上谈兵。
往后，战争已被认识到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随18世纪和崇奉理性的时代结束，人们突然认识到非理性因素的意义。一个现象的独特性而非普遍性被当作是最为重要的，不可预计之物的影响被视为不亚于理性成分和可估算因素的影响。
这些新的思想趋势(认识到独特性和个性至关重要，在科学因素之外还承认创造性的和直觉的因素)之引入军事理论，是同克劳塞维茨的英名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对其他军事著作家极为挑剔和蔑视的克劳塞维茨，不仅在审视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时格外小心，而且承认马基雅维利“在军事问题上有一种非常健全的判断”。 [ 注：Carl von Clausewitz，Strategie，ed．Eberhard Kessel(Hamburg，1937)，41．又见一项关于克劳塞维茨对费希特论马基雅维利一文所作反应的讨论：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Oxford and New York，1976；reprinted，Princeton，1985)，169－179。 ]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尽管克劳塞维茨使军事理论具有了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框架之外的新特色，但他仍然同意马基雅维利的基本出发点。他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确信对军事问题的任何具体分析要能够是正确的，就必须建立在一种总体理解的基础上，依靠一种关于战争性质的正确概念。克劳塞维茨的全部学说，来源于对战争的总体性质的分析。因此，甚至这位19世纪军事思想家中间的伟大革命者也没有推翻马基雅维利的基本论点，而是将它吸收到自己的学说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