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中兵力
作者：姚建林·中国
出自————《论集中兵力》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集中兵力的内容就是它的历史：古老时期的集中兵力以缩影的形式包含后来各个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形式的集中兵力；任何一个后来历史的集中兵力都是把先前历史的集中兵力当作否定和肯定的因素包含了。这就是我理解集中兵力的钥匙。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都是从历史角度研究对象本质的杰作。
集中兵力是历史的军事技术和编制体制的结晶，其中军事技术是最深远的基础，因此我以军事技术为线索和基础，把集中兵力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集中兵力的冷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高技术时代。又根据集中兵力的发展、成熟程度，把每个时代分为低级时期、中级时期和高级时期。集中兵力高技术的高级时期虽然还未到来，但已露曙光。
一、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的历史
（一）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孕育和分娩时期的历史（低级时期）
１、集中兵力的原始蒙昧时期
集中兵力在战争刚出现于人类历史时并未出现。在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时期，武器与生产工具没有分离。日耳曼部落、蒙古部落等耕战或牧战形式带有这种痕迹。武器与生产工具中独立出来出现在氏族社会的土崩瓦解时期。此时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使生产力获得了变革，这样生产工具过剩，独立出武器有了可能。在氏族社会的典型时期，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处于非常幼稚状态，以此为基础的军队在作战时只能作非常简单的区分，不具备形成有机作战整体的条件，这种形式提供的作战方式只能是全线同时平均兵力出击，人自为战，因此集中兵力的兵力因素只是处于蒙昧状态，集中因素还没有萌芽。
２、集中兵力的原始野蛮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发生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如古希腊的英雄时代，意大利部落的土利乌斯时代，中国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等。青铜器已经在军队中得到了普遍运用，如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军队 的主要武器投标和矛头都是铜制的。铁制武器在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少量地运用了，如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青铜武器的普遍运用，铁制武器的一定运用，最初显露出军队战斗力需尽可能获取和发挥的实质。从此人们思考如何实现战斗力的尽可能展示有可能，石制武器是人类维持最狭隘生产和斗争的武器，但当部落征服战争成了部落的普遍事务时，人们才迫切需要代表较广阔生产和斗争的武器取代石制。这就是产生金属武器的时代背景。在部落社会里，金属武器数量少，斗争范围小，不足以对旧军事秩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尽管如此，此时埋下了集中兵力两个因素的种子，这两个因素是：其一，建立作战部队优势的物质条件；其二，有供集中所需的足够数量的相对独立的作战编队。用金属武器取代石制武器，初步显示当时人们对前一因素的追求。当时人们对后一因素追求的萌芽，我多说一下。在这一时期，社会分工发展了，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层，萌芽了阶级，以此为基础的军队必然出现不同的兵类（如骑兵、步兵）。兵类的背后隐藏着人们之间的财产差异，梭伦时期的雅典，根据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阶级。“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步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五卷五百二十页）土利乌斯时期的古罗马，也有类似的现象。骑兵在当时比其他兵类更能显示出对财富的依赖。由于马最初稀少昂贵，因此只有贵族、富有阶层才能享有，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何以由中下层贵族担任的秘密就在于此。重装腔作势步兵比轻装步兵凝结着优越的财富，因此重装步兵比轻装步兵的阶层成分要高。这些兵类就是后来兵种的雏形，诸兵类结合而成的组织形式也是后来编制体制的雏形。部落征服战争过程中产生的奴役制劳动使一部分人和武器从生产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战争有了可能。这奠定了军队组织化的基础。军队的组织化趋势和诸兵类的出现，萌芽了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编队。
３、集中兵力的原始文明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是在奴隶社会的早中期。我把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孕育成熟期和分娩期。
（1）孕育成熟期
这是在奴隶社会的早期。国家建立之初，大多数国家已经运用了铁。“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三十九页）部落这种古老的经济实体容纳不了铁制武器普遍和较大规模运用的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历史证明，铁制武器在国家出现后，才在某些发达国家（如迦太基、古罗马、希腊）获得普遍和较大规模的运用。铁在有国家，阶级这样的经济实体支撑的时候，给生产力带来了变革。生产力的巨增使一部分人和武器从其他行业中独立出来，为诸兵类发展成诸兵种、诸兵类的松散组织发展成诸兵种形成的编制体制提供了基础。为什么兵类会发展成兵种呢？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为家出现之前，“阶级”与兵役制的结合暴露了财产因素和军队组织形式的关系。国家和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掩盖和暴露了这种关系。如西欧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队是立于采邑制上的骑士；中世纪末和近代史之初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是火枪步兵。战车最初不用于战斗，只是供国君乘坐指挥的工具，当战车显示出较好的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并且背后有国家，奴隶主阶级这些强大经济实体支撑的时候，战车才得以广泛的运用，发展成兵种。兵种出现之前，各兵类的作战和组织的独立范围是很狭隘的，难以作为独立的组织单位与其他组织单位进行有机的分化与组合，这时编制就无法形成。每一兵种以其较大规模的兵力，作战和组织的独立范围发生了变革，具有与其他兵种进行有机结合的能力。各兵种和诸兵种分化组合的组织形式奠定了编制体制的基础。一个事物的独立范围和分化组合能力是对立统一的：独立范围越广阔和深刻，分化组合能力就越强。一个国家也一样，主权越完整，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能力就越强。因此这个时期有产生最早编制的可能。下面说编制产生的迫切性。首先，编制的产生是在当时武器技术是战斗力的第一要素。可以说那时的武器技术与封建时代的武器技术相比，没有质的变化。为了建立优势的物质条件，人们企图在武器力量的联系（组织）上寻找出路。当时的兵力组织基础提供了这种企图的条件。其次，整个兵力才有“一盘棋所需要的棋子”。没有把诸“兵力”规范为“棋子”，就无法摆棋和下棋。有了编成这个“棋子”就有可能方便地随机组合与分化兵力，如把整个作战部队分为中军、左右翼。因此，这个时期产生了最早的编制。当时的编制非常简单，一支战略力量往往只有中军、左右翼三个战术编成，这支战略力量常常是进行战争的全部力量。战术编成内不能再进行编制的划分。如此简单的编制，是不可能产生集中兵力的，因为缺乏某个作战方向上进行集中所需的编成数目。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一方把三个战术编成中的两个集中，那么对方的某个战术编成会因缺乏作战对象而与另一个战术编成集中，这样集中失去了意义。虽然此时未能产生真正的集中，但已经能形成集中的某种形式了。由于编制很简单，因此战斗队形也是很简单的。战斗队形采取什么形式呢？回答是方阵。为什么必然是方阵呢？历史有守旧的惯性，只有等到旧事物已充分暴露弱点，新事物充分显示其优点的时候，把新事物推上历史舞台，把旧事物推向幕后；而当旧事物在以后的历史中显示其合理方面的时候，一定会以新的形式产生出来。时时处于被消灭状态的方阵，时时在每一个历史时代复活，如坦克战斗队形复活了战车战斗队形。方阵攻防和进退有节制、有规律等，是方阵这一古老形式的不老因素。方阵是“在传统中打破传统”（马克思语），方阵使横队和纵队整齐、有规律，便于平均兵力；并且正面宽，便于尽可能多的兵力投入战斗，便于全线出击，一次性作战。因此方阵继承了古老作战形式（平均兵力，全线出击，一次性作战）“遗传”下来的许多因素，否定了古老作战形式的无组织状态。因此此时的战斗队形还没有集中兵力的影子。虽然如此，方阵的有组织性奠定了集中兵力的基础，因为集中也是一种组织性强的作战队形。这时期，争霸战争还没有出现，纯方阵作战有其充分的存在合理性，集中兵力进行坚决的、歼灭的作战还没有迫切的需要。当争霸战争盛行时，制约集中兵力产生的桎梏，如战斗编成数目很少、平均兵力等，就会冲破。
（2）分娩期
就是集中兵力第一次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在奴隶社会争霸战争的早期。争霸战争产生较大规模的军队必然给编制带来一些新的革命因素。战术编成的数目和规模有很大的提高，战略编成规模很大提高了，但编成数目没有明显提高（因为争霸战争早期，战争规模不是很大，只能形成数目很少的战略编成，如周朝国君只有一支六军组成的战略编成，其中军是最大的战术编队）。战术编成数目的大幅度提高，使某一作战方向出现联合编成成为可能。对于非联合的编成来说，编成联合从形式上来说就是集中兵力。编成联合的前提就是有可供联合的独立性强的若干编成。可见，联合应在它的对立面（分开）中理解，才能理解完整。对集中兵力的理解也是一样。《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集中兵力的前提是各个被集中的兵力编成彼此间、集中的兵力与非集中的兵力彼此间，有分散的能力。不仅如此，战术编成数目的大幅度提高，还使每一必要的作战方向上有必要的兵力，不至于因某一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兵力而留下“真空”，从而使集中兵力有可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上说的是集中兵力产生的可能性，下面说集中兵力产生的迫切性。争霸战争之前，兵员少，采用方阵和平均兵力的作战方法便于把尽可能多的兵力在宽的正面上同时投入战斗，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并决定胜负。但在争霸战争中，军队规模大增，如果采用旧的作战方法，就会使交战陷入消耗战和击溃战的危险，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双方都有充足的弥补兵力。在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的争霸战争中，旧作战方法失去了意义，速决的歼灭战成了迫切需要。既然从全线出击、平均兵力的作战方法中找不到出路。只要在局部集中兵力，就能破除平均兵力。局部集中兵力后，就能达成优势的兵力（实），相比之下，对方未集中的兵力就成为劣势的兵力（虚），以实击虚，胜利就会象水灭火一样，易如反掌了。总之，真正人战术集中最初会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公元前三七一年，古希腊底比斯名将埃帕米农达运用集中兵力思想打败了号称无敌的斯巴达军。他的密集楔（斜）形阵新战术，是西方首次对集中兵力思想的运用，是以方阵为基础的战斗队形的划时代的运用。恩格斯评价说：“埃帕米农达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自然解决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四卷三百五十七页）
真正的集中兵力首先在战术上出现，然后才在战略上出现；但形式上的集中兵力却首先在战略上出现，然后才在战术上出现。战略（本文讲的战略是狭义的，是作战意义上的）和战术随着军队编制的形成开始出现，初期作战部队规模小，在某个战略方向集中的战术编队很可能是全部作战部队（如希波战争中雅典的马拉松会战）。这种集中缺乏分散（集中的兵力是其中的一支）的充分基础，因此不是真正的集中。这种虚幻的集中首先不是从战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过去部落联盟、酋邦的联盟对等联合斗争形式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它不是以实击虚，而是以实击实。这种虚幻的集中（绝对集中）与其说是作战艺术，不如说是作战的原始本能。就象两个拙于武艺的人打架，一方集中精力出击时，另一方必然会本能地集中精力还击。这两人打的时候不会自觉地虚晃一招、声东击西等，看准破绽集中力量给予还击，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但如果没有这种“原始本能”所提供的雄厚力量，就会在对方绝对集中的力量面前，无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因此，绝对集中是真正集中的前提。当然，随着作战部队规模的扩大和编制的发展，即分散基础的发展，绝对集中逐渐失去了意义。争霸战争早期，战略编成的数目还比较少，难以有战略集中的充足基础，只能产生战术集中。集中由战术形式发展为战略形式的条件和迫切需要。这点我后面来讲。
（二）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成长时期的历史（中级时期）
我认为，集中兵力的成长时期分为未成熟期和成熟期，分水岭是预备队的出现。集中兵力的未成熟期可分为未定型期和定型期。西方，未定型代表时期大约在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定型代表时期大约是罗马内战时期。我国，未定型代表时期大约是在春秋时期，定型期代表时期大约是在战国时期。
1、集中兵力的未定型期
先说中国。公元前632年，晋楚的城濮之战是我国最早运用集中兵力的著名战例之一。在此战中，双方整个战斗队形分为三个方阵，即三个大的战斗编队。在这些编队中有小的战术编队，如楚军右军由陈蔡等军组成。晋上军诱楚左军深入，然后集中上军和部分中军，歼灭楚左军（楚军最弱的一支）。此时表明，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集中兵力的编制条件和需求条件。春秋以前，还看不到集中兵力的真正运用，如牧野之战，仍然保留着全线同时出击、平均兵力的旧传统，其中三百勇士的挑战并不能增添什么革命因素。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一方在某方向集中兵力，就无法在这个方向阻止另一方的兵力集中。同等条件下的集中对集中，是不能产生致胜的把握的，而致胜的把握是集中兵力的生命。因此，集中兵力一产生就孕育着这个因素：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非集中的兵力或不同等条件下的集中的兵力（如已被调动得疲惫不堪或露出致命破绽的兵力集中），即攻击对方的虚弱点。由于集中的兵力在整个作战部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集中兵力孕育新的因素：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些不痛不痒、无足轻重的目标，而是对整个作战有全局意义的目标，即重心。否则就“大材小用”了。打苍蝇是用不上大铁锤的确良。因此，如何用兵使集中兵力能打击虚弱重心而不会被阻止或破坏，是集中兵力固有的内容。这是集中兵力灵活的源泉。春秋时期，集中兵力已经萌芽了以上内容。
当战术集中产生时，就产生了兵力运用的一种矛盾形式：战术集中和非战术集中。在战术集中产生之前，还未真正产生普遍的矛盾用兵形式。平均兵力虽然在运用兵力实行某种任务方面有着矛盾（如一部打左翼，另一部打右翼），但在运用兵力方面还不足以充分暴露矛盾因素，因为平均兵力在兵力分配即组织上限制了矛盾性用兵。作为一种若干编队联合而成的编成，即战术集中之兵，其与非集中之兵的对立在编制上奠定了矛盾性用兵的基础。这为矛盾性用兵提供了组织方面的保障，从而为矛盾性用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基础。古人用奇正矛盾范畴把握兵力布署和运用的艺术。奇正指的就是兵力矛盾性使用。何者为奇，何者为正，取决于习惯理解。我们把传统的奇当作是正，把传统的正当作是奇，并不影响我们对奇正结合而成的整体的把握，就象我们把南约定俗成为北，把北约定俗成为南，并不影响我们正确分辨方向，不会弄出“南辕北辙”的笑话。集中之兵是部队的重心、致胜的枢纽、无形的中心，如果用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来看奇正，那么集中兵力可常看成是奇，余则常看成是正。孙武说的“奇正相生，变化无穷。”是我们理解集中兵力灵活因素的一把钥匙。集中兵力和非集中兵力的对立这种奇正形式，与其他奇正形式是什么关系呢？在集中兵力出现以前，缺乏充分发展各种奇正的核心动力，虽然出现了一些奇正形式，但只是萎缩地存在和发展着的，因此灵活、诡道因素处于幼稚状态。春秋早期宋国的一们国君要等到敌摆好阵才出击的蠢猪式战法反映了这一点。集中兵力出现后，集中兵力成为了明攻与暗攻、牵制与突击等奇正形式充分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一兵家之胜，何以能见诸于最古的兵法，就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
到了春秋晚期，集中兵力开始出现了战略形式的萌芽。这时，参与作战的军队不完全象过去那样聚集于某个战场，每一方兵力都在这个战场全部暴露在对方的面前，而是非集中的兵力和集中的兵力分置于不同的战场，战场的范围空前扩大了。兵力彼此间的配合超出了战术范围，萌芽了战略因素，如吴楚豫章之战，吴军小部在豫章南部的江面上作讨伐桐国的架势，引诱楚军攻打吴军，主力则在豫章巢城附近隐蔽待机。战略集中的萌芽和发展，为集中兵力的奇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迂回、包围、袭击、伏击、侧击、诱击、追击等战术奇正形式，开始成为战略奇正形式，这样，奇正配合就开始表现出层次性：战略的和战术的。从此，奇正整体开始成为结构复杂、因素丰富的整体，即开始成为较为成熟的整体。这个整体为集中兵力的灵活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所以在运用集中兵力时能“形人而我无形”，以至“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于是，集中兵力攻击虚弱重心这个目标就没有障碍了。由于以集中兵力为中心的奇正整体在春秋末较为成熟，因此重心（整体的关键支撑点）有着较为深刻的整体背景。深刻的整体背景为隐藏重心和重心脱离一般环节地位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春秋末以前，重心很不成熟，每个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可看成是重心，因为整个部队独立作战的编队很少，每个独立作战的部队都是关键的支撑点，重心还没有从一般地位的环节中脱离出来。春秋末，虽然没有重心这个名词，但在兵书中出现了类似于重心的词，如孙子的“所必救”和“所爱”。由于重心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只要能有把握“啃”掉这个“骨头”，就会成为集中兵力首选的打击目标。由于春秋末奇正整体较为成熟，因此奇正的虚实之变有着较为广阔的基础。这样，重心由实变虚就成为可能。孙子的“所必救”就是虚弱重心（因其为虚而去救，因其为重心而必去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避实击虚”等都把打击虚弱点作为作战胜负的关键。总之，春秋末已经明显地萌芽了集中兵力的全部真正原则。
后说西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是早期发展集中兵力的两位巨匠。马其顿亚历山大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把机动因素增添为集中兵力的因素。亚历山大常常把骑兵布署在中央方阵的翼侧，或者在正面钳制的配合下，用骑兵对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突击，或者用骑兵主力楔入敌主力纵深，使其遭受决定性失败。尔后组织追击。集中兵力机动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为集中兵力的灵活化提供了新基础。马其顿的编制以方阵为主，有最小战术编成的“辛塔格马“、大战术编成的初级方阵、战略编成的联合方阵（几乎是所有的兵力）。这种编制特点决定了真正的战略集中还不能形成。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发展了集中兵力的机动因素，即首创了战术包围这种机动样式。战术包围提供了战术集中灵活化的新手段。在这次战争中，罗马编制中战略单位编成是军团，战术单位编成是中队，战略单位数目多，易于形成较成熟的战略整体。这种编制代表着这个时期编制的水平，决定了当时有可能产生战略奇正，从而有可能出现战略集中。罗马和迦太基的争霸战争，规模巨大，战略坚决，运用大兵团广泛机动、深入敌国全纵深，对敌军给予决定性打击是坚定的目标，迫切需要大兵团作战艺术的产生。旧作战部队的战略艺术难以胜任这个需要，因为把几乎全部兵力绝对集中于某个战略方向，只会引起敌军在这个方向聚集几乎全部兵力，双方将会陷入长期的消耗战。战略集中是打破绝对集中所必须，便于隐蔽，长于机动，工于致胜，因此战略集中就成为了迫切需要的战略艺术。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无备的意大利北部，是真正战略集中的创举，因此西方把汉尼拔誉为“战略之父”。其后罗马的西庇阿率军避开汉尼拔军而攻迦太基本土（就是避汉军之实而攻其空虚后方），也是真正战略集中的杰作。公元前一百零七年马略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创建了联队制军团体制。他在中队与军团之间设立了能单独战术任务的联队。由于战术集中的前提是独立范围广的战术编队的出现，而联队加强了战术编队的独立范围的广度，因此联队巩固了战术集中的组织基础。同时，联队的建立使战术奇正整体得以层次即成熟化，因而为战术集中的灵活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总之，西方这个时期和中国一样，具备了萌芽集中兵力全部内容的兵力基础和组织基础。
集中兵力在未定型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经萌芽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因素，如奇正因素、诡道因素和避实击虚因素等。这些因素局限于“一旦交锋，就把全部力量拖入其中，并且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四卷土重来二页）这种作战方式。奇正因素在这种作战方式中，一方面产生了诡道因素，另一方面又被这种作战方式所制，缺乏随机应变，从而制约了诡道因素的充分发展。诡道因素一经产生，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起来，如果不隐藏虚实和真实行动，那么就会把自己虚实和意图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了。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新发展，诡道因素要求获得充分发展，要求冲破旧形式的奇正因素和编制体制加在其上面的枷锁，建立新形式的奇正因素和编制体制。预备队就是在这种形式下登上占史舞台的。
２、集中兵力的定型期
在我国战国之初，已经有了预备队的建制了。先秦兵书辑本《司马法》有这样的文字：“余奇为握奇……，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孙膑兵法》“八阵篇”中主张用三分之一的军队突击，三分之二的军队作预备队。《握奇经》（又名《握机经》）传说为“轩辕臣风后撰”，实为战国之初的产物。春秋末集兵家之大成的《孙子兵法》没有“握机”这个行动样式的任何痕迹，这至少说明春秋时期没有预备队建制，即使萌芽了预备队，也只能是零星地出现，因为缺乏建立预备队的战争基础和经济基础。西方最早使用预备队作战的是古罗马著名统帅恺撒。公元前４８年，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使用预备队决定性地打败了庞培的军队。预备队这种组织形式在这些时期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打破旧形式全线平分兵力同时出击的作战方式，在预备队出现之前，还缺乏成熟的编制体制条件。集中兵力虽然打破了平分兵力，但未能彻底解决打破兵力的全线同时出击的问题。兵力全线同时出击，，一战到底，缺乏临机制变，则制约了各兵力编队的随机配合，易于各自为战，因此制约了集中兵力的灵活使用。兵力全线同时出击的否定形式是兵力随机和分阶段出击。预备队的出现，使作战的随机性和阶段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编制体制基础。预备队可随机支援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便于这个方向上的兵力集中。这种集中不是先暴露于敌的，而是临机而动的，因此也就增加了灵活因素。预备队一般是后阶段随机而动的，因此也就使作战出现了一定的阶段性。这些阶段性打破旧作战一战到底的形式，使指挥官控制作战进程有了可能。预备队（作战的后动编组）作战与先动编组作战，在配合时建立了奇正矛盾。这样先动编组的配合作战由原来是奇正整体变成新奇正整体的一环（我们把这一故且称为正）。这时奇正整体出现了更深厚层次，并且开始成熟起来了。可以说，预备队的出现，为奇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更为生动、广阔的组织基础。奇正层次的出现，孕育着战略和战术的分离；奇正层次的充分展开，决定了战略和战术的分离。“围魏救赵”是战略集中（以赵钳制魏军为正，而以集中力量直捣魏国为奇）和战术集中（以攻大梁为正，以主力伏于桂陵为奇，主力视为预备队）分离的杰作。在争霸战争之前，战略任务和战术任务是一致的，这是作战整体结构单层次决定的。总之，预备队的产生和发展，为集中兵力增添了革命性因素。以上说的是预备队产生的必要性，下面说其产生的可能性。预备队的产生要有两个前提：一是独立战术编队是联队性质的编队；一是有大规模的军队。只有联队性质的战术编队才能形成战术独立范围深广的编队。正是战术编队的深刻独立性才使先动编队和后动编队的分离有了可能。古罗马的马略建立的联队制军团，为恺撒建立预备队奠定了组织基础。《唐李问对》记载，春秋时管仲将齐军分为三军，每军有五旅，每旅十卒。这里的卒、旅分别相当于古罗马的中队、联队。可见春秋末已经奠定了预备队建立的组织基础。大规模的军队提供了预备队和先动部队分离的雄厚基础。
我国古代最早的有预备队的方阵可能是握奇阵。这里我们可以当时的生产方式中找到答案。战国之初，“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了以公田居中，八方私田环绕的古井田制，导致了公田和私田界限的打破，也导致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井田的瓦解。这一变革导致了一场由春秋末初露端倪的军事革命走向成熟。古井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固定，条理封赐，互不兼并，因此还带有平均主义的痕迹。《孟子》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十二人，步率七十二人，干戈具备，是为乘马之法。”这奠定了当时战车成为主要兵种，奴隶主贵族甲士在为主要军队成分的基础。而当时“如砥如矢”的井田道路利于战车作战。井田作战范围的狭窄和保守的贵族甲士军队成分限制了灵活作战的可能，没有产生具有深刻灵活因素的战斗队形的迫切需要。《唐李问对》认为古八阵来源于井田制，是深刻的。仿照“井”形，出现了八阵的战斗队形，将军居中指挥，其中每一小阵独立范围很小，只是队形变换的单位。八阵的每个方面都只有同时投入战斗，八阵这个战斗队形才具有深广的独立范围。八阵起初是缺乏作战的灵活因素的，明显带有平分兵力的痕迹，但却是当时所能普遍接受的战斗队形。战国初，井田的瓦解促使了军队成分的改变，士兵成分的主体开始是新兴的广大农民，军队开始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军队。两个新兴的阶级变革了旧的战斗队形。笨重、昂贵、技术性强、受地形制约大战车无法适应未经严格训练的农民广泛参加军队、成为军队主体这一现实，步兵于是取代战车成为主要兵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引起了骑兵兵种的广泛运用，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步骑相对于战车来说，更有利于大规模的普及，因此步骑取代战车使广大农民、地主子弟普遍参加作战成为必然，从而使大规模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大规模军队改变了原八阵只有同时出击才能独立作战的局限性，使八阵的传统的母体里产生了有预备队因素的新八阵，即握奇阵。预备队的运用是灵活用兵的圭臬，促使集中兵力产生变革，这与地主阶级革命倾向、坚决战略是相适应的。
战国初期，比较成熟的奇正整体为奇正的虚实之变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因此打击虚弱成为集中兵力追求的对象。不仅如此，它也为重心的突出和成熟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也就是说，作为局部关键环节的重心，它的成熟与否取决于奇正整体的成熟程度。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众星捧月”。重心这朵红花好不好，还需整体各个环节的烘托，如果各个环节太简单，无“众”，月也是捧不出来的。又如，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只有在资本主义较为发展的时期才较多暴露，才被人们（如马克思）高度注意，并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因此打击重心也成为集中兵力追求的对象了。综合起来就是：虚弱重心成为集中兵力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打击对象。《吴子》的“料敌”，《司马法》的“严位”，《孙膑兵法》的“威王问”，都认为用兵的要诀是打击虚弱要害，即可乘之隙。因为是要害点，所以有“乘”的必要。步骑的开始广泛运用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军队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预备队临机制变的性质也因此得到发展。这样兵力在任何地方集中成为可能，从而集中兵力的灵活因素得到革命性的发展。
（三）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成熟时期的历史（高级时期）
中国从战国一直到清朝末期，西方从罗马帝国时期到中世纪末，都是属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在量上完善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因素，在质上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说的：“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象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四卷二十六页）在中国，经典兵法基本上是先秦的杰作。中国在这个时期是整个世界封建时代最典型、最发达的国家，因此集中兵力的发展是最为成熟和典型的。明代兵法《阵纪》的“阵宜”篇，对这个时期战斗队形的历史作了系统扼要的阐述。《阵纪》认为，战国司马穰苴建立握奇阵（在一万二千五百人中，以十分之三作奇兵，布于中垒；十分之七为正兵，布于外营）。此阵结构简单，变化不灵活，长于防守，不宜进攻。此阵是早期集中兵力灵活化的基础。随后，齐国孙武建立了“乘之阵”（内外俱方，六十四阵，奇正交错，大阵中有小阵，小阵内外以鸟蛇龙虎命名），此阵创造的大阵包含小阵、奇正交错，使奇正整体在在更广的意义上成熟起来，从而使集中兵力灵活条件开始走向成熟，显示了集中兵力冷兵器成熟时期的到来。但此阵聚合分散繁琐，分不出轻重，集中兵力因素不突出，变化易枯竭。诸葛亮参照古代“乘之阵”、推演《河图》《洛书》的方圆、继承《周易》的矛盾论，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八阵图把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战斗队形分别命名为天阵、地阵、云阵、风阵，把东西南北的战斗队形分别命名为龙阵、虎阵、鸟阵、蛇阵；大将居中，掌握四小阵作为余奇；另有游骑二十四阵，位于八阵后；阵和队相互包含，阵中有阵。八阵图充分发展了预备队，不仅有八阵中的预备队，而且有八阵外的预备队。这样，此阵建立了四层奇正矛盾：八阵和八阵之外的游骑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一层，八大阵和中军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二层，八个大阵彼此间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三层，八大阵和中军各自内部诸小阵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四层。这把冷兵器时代的奇正整体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地步。正是奇正整体在此阵高度成熟，因此其中的奇正变化是无穷的：此阵可伸可缩，可开可合，进退有制，可翻滚而扩张，可归并而还原，合拢为一大阵，分别则为九处，当敌之处都可为阵首，变化之妙都至于无穷。可以说，后代各种冷兵器战斗队形都难出其右。如唐朝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等，都是源于此的。奇正整体的高度成熟，奠定了战术集中高度成熟的基础。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都保持着强大的军队，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此时具有成熟的战术奇正整体发展成成熟的战略奇正整体、成熟的战术集中发展成成熟的战略集中的基础。为此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战略集中，如孙膑的“围魏救赵”，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汉光武、曹操、唐太宗、明太祖等对诸敌军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
西方国家进入中世纪后，基本上是处于诸国林立的状态，军队规模不大，重装骑兵为封建军队拙于机动性和灵活性，长期使用缺乏坚决政治目的雇佣军：这些因素制约了集中兵力灵活因素和歼灭因素的发展，使集中兵力处于萎缩状态。这个时期仅值一提的是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为集中兵力的发展提供了机动基础。因此西方在中世纪里，集中兵力的文明是暗淡无光的，没有成熟期。在这里我就不多说集中兵力的发展情况了。
二、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历史
（一）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幼稚期（低级时期）
１、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幼稚早期
这个时期首先是在西方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虽然在西欧运用热兵器之前，中国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火器了。但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武器，直到清朝末年还未能成为革命武器。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固步自封的国际交往，高度成熟的战略战术，规模巨大的冷制兵器，由此缺乏了热兵器成为革命武器的迫切需要。但在西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西欧最早的枪炮出现在十四世纪，此后，火枪和火炮得到了不断发展，并逐渐取代冷兵器，如一五六六年法国淘汰十字弓，采用火枪装备军队；一五九六年，英国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到１７世纪末，十字弓和长弓完全从战场上消失。这样西欧逐渐开辟了热兵器时代。十六世纪，西欧已经萌芽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开始使广大市民成为士兵成分有可能。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求打破强加在其上的封建制度的枷锁，迫切需要打破封建枷锁的革命性武器，火器威力决定了它有可能担当得起这种角色。市民阶级所掌握革命性的技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有能力充分发展这种武器，并成为这种武器的主人。封建主缺乏这种基础，封建君主也缺乏这种能力。封建君主利用市民阶级的这种能力完成了中央集权，市民阶级利封建君主完成了摧毁封建制度的武器。不仅如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迫切需要用革命性的武器对付土著居民的强大冷兵器力量，用新秩序取代旧秩序。正在西欧国家脱胎换骨的时候，中国这头雄狮却睡着了。革命时代产生革命武器，革命武器产生革命的作战艺术，因此我们只能从西方那里找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历史。
刚开始，热兵器性能差，不能单独作战，只能是在冷兵器的编成内组织。十六世纪，西班牙方阵使火绳枪手和长矛兵数量相等。随着战斗队形中火枪兵和长矛兵的比例逐年增加，出现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后退装弹战术。后退装弹战术产生的射击有间断和齐射弥补了火枪性能的差所带来的一些致命弱点。当火枪的装备有着较大的规模，并找到适合的战术形式时，就必然从与长矛兵混编中独立出来，于是就出现了摩里茨横队。虽然其仍把火枪兵和长矛兵编在一个战斗队形中，但不再把两者混编在一起了。火枪兵没有从其与长矛兵结合而成的战斗队形中独立出来，这表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热兵器集中兵力还没有普遍出现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还处于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幼稚早期。摩里茨横队继承了后退装弹战术。西班牙方阵保持着冷兵器时代的方阵编制，但在摩里茨横队中线式编制取代了方阵编制。因此摩里茨横队开了近代线式战斗队形的先河。
２、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幼稚中晚期
十七世纪出现的古斯塔夫斯横队是线式战斗队形的成熟形式。此阵分为两线，每线由三－六列组成，后来又减至两列，于是形成了纵深极浅，正面极宽的战斗队形，其中骑兵和重炮置于两翼，步兵火炮置于横队或正面之间。在当时火器的技术条件下，这种线式战斗队形便于尽可能多的火力同时出击、连续射击，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如果采用纵深的战斗队形，纵深中火力难以形成杀伤力。正面极宽，且具有同时出击、连续射击能力的部队，把冷兵器时代形成起来的发达的战术，如迂回包围、声东击西等，置于无用之地。发达的传统战术的没落，表明冷兵器这个旧军事基础走到它的历史尽头，传统战术需求新的军事基础，使其在新的形式中得到复活。线式战术的一次性同时出击，似乎是一种返祖现象。远古战斗组织便于一次性把所有兵力同时投入战斗，这里线式战斗队形复活了这种形式。正如远古战斗组织的一次性同时出击是冷兵器时代战术的始祖一样，线式战斗队形的一次性同时出击是热兵器时代战术的始祖。这种复活就是哲学所说的“更高形式的回归”。一次性同时作战的方式与阶段性灵活作战的方式是一对矛盾，把握了这对矛盾，也就掌握了揭示战略战术发展史的钥匙。在冷兵器时代成熟起来的战略战术，归根到底是阶段性灵活作战否定一次性同时作战中充分发展起来的。热兵器时代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战略战术，也会重复这个历史。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得到证明。线式战斗队形的致命弱点是显而易见的：纵深太浅，易于突破；正面太宽，不易互救；两翼暴露，易于被攻；狭长横列，不易机动；等。可以说，每一处，不管是中军，还是两翼，都容易成为虚弱重心。机动性差，不便于重心的虚实之变；奇正暴露，窒息了诡道因素；一次性作战特点，制约了预备队的存在和发展；以横线步兵为主要火力的军队，难以进行有效的追击，制约了歼灭战的发展。这样，集中兵力就被退化成这样僵化的形式：“使兵力比敌人的一翼占优势的一翼向前推进，以迂回敌人，而使另一翼停止前进，作为威胁，以防止敌人作相应的机动，在会战过程中变换整个队形需要很长时间，暴露给敌人很多弱点，以致这种企图常常等于自取失败。这样，原来的队形在整个会战期间都不改变，步兵一进入战斗后，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突击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四卷一百九十八页）集中兵力由于过早暴露，因此难以在决定性方向上形成有效的集中兵力，且火枪步兵机动性差，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迂回包围，骑兵战斗力远不如火枪步兵，难以利用其强大的机动力实现强大的突击力和追击力。这一切决定了集中兵力真正有效的应是火枪步兵的集中兵力，但火枪步兵的集中因其机动性和灵活性差，作战正面极宽、纵深极浅，未能形成传统意义上的集中。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作战形式是击溃战。
这个时期，炮兵成为独立兵种并广泛用于野战。炮兵和火枪步兵在线式战术中的配合使用，开始了热兵器时代热兵器兵种的真正配合。这一配合，预示了冷兵器配合的历史开始走向终结。正如冷兵器兵种的联合作战走出了集中兵力之路一样，热兵器兵种的联合作战走出新的集中兵力之路。找到了热兵器时代联合作战的原始形式，我们就可找到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历史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和骑兵的联合作战。骑兵长于机动，如包围和迂回，是步兵和炮兵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火枪步兵和炮兵的联合作战有这种迫切需要——与骑兵联合作战并且骑兵火力化。骑兵的传统地位和影响使这种需要完全能得到满足。骑兵利用其机动力强的特点开始成为火枪兵理想的机动工具。上马机动，下马作战，实现了火枪步兵和骑兵的初步结合。七年战争中普军统帅腓特烈大帝充分发挥了火力化骑兵的优势。他本人也以长于出其不意、各个击破、机动作战著称。他首创的斜切战斗队形，便于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尤其是骑兵），摆脱了原横队集中兵力的呆板，其中萌芽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纵队战斗队形。正如埃帕米农达的斜切战斗队形实现了古代方阵的变革一样，腓特烈大帝的斜切战斗队形实现了近代线式战斗队形的变革。这是历史的回归。以此为开端，开始了以歼灭战为目的的集中兵力。因此这个时期在萌芽了热兵器时代成熟集中兵力。法国大革命把以歼灭敌人为目的的集中兵力充分地发展起来，开始踏上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革命旅程。
这个时期的战略集中是萎缩的，被掩盖在机动战略（用有限的雇佣军去威胁敌人的后方和控制交通线）和警戒线战略（平分兵力，消极作战）之中。多数国家的军队是用重金收买的雇佣军，缺乏坚决战略的士兵基础和政治基础。这表明战略集中只是处在萌芽阶段，它需要新时代给它提供歼灭因素才能发展，从萎缩状态中解脱出来。
（二）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成长期（中级时期）
1、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成长期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
十九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真正的人民性以及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也奠定了大规模作战的基础。雅各宾专政时，在短暂时间内就可征一支八十万人的革命新军，这是旧时代难以想象的。士兵成分的变革，必然带来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的变革。工业革命的酝酿，资本的主宰，奠定了枪炮普遍产生并大规模装备新成分士兵的基础。革命的人民军队需要革命的武器，并且得到了革命的武器。为此革命性战略战术的产生有了可能。新秩序对旧秩序的革命坚决性，迫切需要革命性的战略战术。这样，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便出现了。我把这一次军事革命看成是集中兵力史上的第三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首先从士兵成分和作战艺术的革命开始的，在十九世纪中期后才开始武器的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度完善了以上三个方面的革命。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人民军队编制变革了以前热兵器时代的编制，团成为军队基本的战术单位，师成为最大的战术单位，军是最大的战略单位。在战略性会战中，一个军常作为某方面的兵力参与配合作战，如奥斯特利茨会战，莱比锡会战，博罗季诺会战等。虽然军与军之间需要在会战中配合作战，造成尽可能的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兵力，但还不具备形成更高编成单位的条件（工业革命刚酝酿，资本主义经济还未获得充分发展，不足以提供相当规模的军事装备，这决定了集团军的编成单位还没有产生的充分物质条件；电子通信还没有产生和发展，决定了军与军的联系很不发达，缺乏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的技术条件；铁路还没有出现，决定了当时缺乏集团军与集团军进行有机战略配合的充分机动条件；等等），同时当时没有产生集团军编成的迫切需要。在此之前，欧洲诸强国都拥有比较庞大的军队，有师战术编成，改变了热兵器时代早期编成层次低的编制（英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军队的团制，瑞典著名的瑞典旅，没有师的战术建制，等）；同时有一定数目的军，改变了过去一两个军就是全部的战略部队，因此在利用军作战上有较多的灵活性和选择余地。但这些只是初步具有，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也不能充分地发展起来。总之，这个时期在编制上已现军事革命的前兆。编制上的革命将在拿破仑战争中获得充分发展和成熟。
军这一级战略编成数目的大幅度增多，无疑给战略集中的广泛而灵活运用提供了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基础。可以想象在战略集中方面七八个军总比一两个军，无论是规模上和还是灵活上都要胜过一筹。拿破仑战争作战每一方军的数目一般为七八个左右，但只能进行一两次合围会战；要知道，一次会战中，要想完成包围，迂回，声东击西等歼灭敌人所需的机动因素，少不得两三个军的配合，在决定性地点的这种配合就是战略集中。这是进行一两次合围会战的可能性。战争政治目的的坚决,要求会战充分地决定全局的胜败，而以军为组织单位的合围会战（即战略集中）能适合这种迫切需要，因此诸军组织的合围会战作为一两次会战的主要形式是必然的。因此拿破仑主张仅通过一两次合围会战就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情的。以上说的是战略集中的“一两次合围会战”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下面来说“战略集中”本身被充分注意和运用的历史合理性。战略集中里面的战略奇正和战略重心摆脱了原来结构很简单，显现不突出，需要不迫切的状况，朝着结构较复杂，显现很突出，需要很迫切的方向发展。以前一两个军组成的全部军队只相当于七八个军组成的军队的某个环节，无法组织军这一级的战略预备队，无法在师这一级上建立数目可观的预备队，而以七八个军组成的军队中，抽出一两个军或较多师作为预备队是有充分余地的。拿破仑通过关键时刻援军所起的作用认识了建立预备队的重大意义，他在会战中经常保持着强大的预备队。因此相比之下，此时的战略奇正整体要深刻和广阔得多：一方面它继承了原来战略奇正整体的全部层次和规模，另一方面它增添了原来战略奇正整体所不具有的高一级层次和高一级规模。由于此时战略奇正整体的纵深深了一层，范围广了一圈，因此战略重心的进一步突出和生动就有更加雄厚的整体背景。在一两个军中，战略重心如果是军级的，那么战略重心没有什么灵活的选择余地，一览无余，但在七八个军中，各军灵活开合，战略重心有灵活的选择余地，虚实难测。战略重心虽然只能归结成一两个，但却是灵活的成熟的一两个。只有战略奇正和战略重心的成熟发展了，战略集中才能作为时代可充分接受和理解的手段而被广泛运用。举个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十大军事原则”等，都是建立在我军成熟发展的基础上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原则要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首先要有比较成熟的兵力，因为没有成熟的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就缺乏可靠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军还比较幼稚，对这个原则的运用是很有限的，自觉运用且用得好的人仅局限于毛泽东等为数不多的人，这些人常为坚持“毕其功于一役”“全线出击”的人所排挤。
现在我来谈战术集中。法国大革命以来，士兵成分发生的变革，从封建藩蓠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大量涌入了军队，成为法军的主要成分，资产阶级获得了军队领导权。具有自由、平等、民主观念的士兵能充分发挥战斗的独立创造性，能充分地根据地形地物、敌人的分布、战斗情况进行灵活作战，能很好地摆脱旧战术的束缚。这无疑给战术集中注入了新的灵活血液。以旧秩序坚决改变的精神，激发了他们坚决持续突击、作战到底的气概。这却给战术集中带来了新的歼灭气息。由此产生了散开队形的战术和纵队战术。在此之前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军士兵善于利用地形地物自发地采用散开队形，人自为战，常常让英军呆板的线式战术无能为力。拿破仑创造性地发展了散开队形战术和纵队战术，使之成熟。线式战斗队形纵深浅，对敌难以进行纵深机动、持续攻击，无法打歼灭战，纵队战术正是克服了这个弱点（即缺乏歼灭因素）；线式战斗队形适宜在平坦的宽阔地带展开，动作呆板，受地形制约大，这一弱点正为散开队形战术所弥补（即缺乏灵活因素）。散开队形便于纵队的运用，一个理由是，散开队形不计较队形的严整，能适应起伏复杂的地形，便于部队进行纵深机动、攻击。因此这两种队形的结合，必然使战术集中的灵活因素和歼灭因素获得的更高统一。这两种队形的结合形成了纵深战斗队形，从此热兵器时代集中的纵深战斗队形有了发展的开端，复活了冷兵器时代集中的纵深战斗队形。纵深战斗队形于此时的出现，使战术集中获得了变革，因为纵深战斗队形长于机动，对地形的依赖很小，使兵力灵活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决定性的地点或方向成为可能，也使决定性的地点或方向能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形成绝对优势兵力成为可能。因此对于西方来说，在热兵器时代，到了拿破仑时期才建立了热兵器与战术集中比较成熟的结合，正如在冷兵器时代，到了凯撒时期才建立了冷兵器与战术集中比较成熟的结合一样。
从战术编制看，师成为基本作战单位（注：“军队区分为组织固定而能够独立行动的‘兵团’，即‘师’，这些‘兵团’彼此并不依赖，但是可以相互协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引自《战略论》一百三十九页），完善了古斯塔夫斯发展起来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团编制。诸兵种的战术协同在拿破仑军队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一方面，诸兵种的战术协同便于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这是普遍的原则；另一方面，纵深战斗队形攻击的正面宽度窄，目标集中，使诸兵种的齐力合作、攻克共同的对象有了新的基础，使纵深突破有了可能，这是新条件下的原则。线式战斗队形两翼不易配合，正面宽，目标分散，诸兵种只宜攻打其对面的对象，容易陷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难于攻克共同的对象，也就难于进行纵深突破。因此，此时的纵深战斗队形的诸兵种协同作战将成为现代意义上诸兵种的协同作战战术的基石。可以说，在热兵器时代，只有纵深战斗队形才是战术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完善形式。由于战术诸兵种的“联合”本身也是一种集中，是诸兵种对共同目标的打击手段的集中，因此诸兵种的“联合”作战成为战术集中的新因素。由于这些手段必须以地点的集中才能进行战斗力的集中，因此没有从地点的集中中分离出来。现代的战术集中中，诸高技术兵种的“联合”作战可以不必经过地点的集中而实现战斗力的集中，表现出战斗力的集中与地点的集中之间的分离。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是没有具备这个条件的。虽然如此，“联合”作战这个新因素以缩影的形式包括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各种集中兵力的联合作战形式，如当代诸军种的联合作战、诸兵种的合同作战等。“联合”作战中诸兵种各自的作战活动和彼此间各种形式的联合作战活动，都丰富战术奇正的种类，丰富了战术奇正整体。丰富的奇正使奇正的虚实之变变得灵活。战术重心因战术奇正整体的丰富而得到更加突出，也因战术奇正比较灵活的虚实之变而显得灵活。总之，战术重心和战略重心一样，成为集中兵力考虑的主要打击对象。正是集中、奇正和重心开始向成熟转化，才使集中和重心观念深扎人心，才在《战争论》中得到系统地鲜明地论述。如：“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战争论》二百零九页）以前这些观念却是“犹抱琵琶半掩面”。
现在我对克劳塞维茨集中观点的作一点评说。克劳塞维茨认识到集中兵力是作战艺术中的核心原则，这是合理的。我肯定他对集中兵力的定位，只是否定他对集中兵力内容的僵化、狭隘的理解。他的集中兵力是“小”集中，是绝对化集中。他在“时间上的兵力集中”章节里说的这句话可看作是他对集中兵力理解的经典之语，他说：“我们要阐明的原则是：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他把集中兵力绝对化了，主张一切的兵力应尽可能地同时用于一次作战，否定集中兵力的真正实现是有要有充分条件（比如牵制，声东击西等）的。利德尔-哈特有这样一句话，可以说明克劳塞维茨集中绝对化的错误，他说：“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个地点，那实在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更准确些说，用来在各处有效地牵制和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则把其余的兵力集中到某一点来进攻敌人时，他们夺取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多。与此相反，对于敌人用着多兵进行良好防卫的目标，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实行攻击，也不见得会有更加得胜的机会。”（《战略论》四百五十九－四百六十页）克劳塞维茨他只注意纯粹的集中兵力，不注意集中兵力的整体和条件也是集中兵力的固有内容，我把包含集中兵力的整体和条件之集中兵力看作是，具体的集中兵力、“大”的集中兵力或辩证的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的辩证法理解，马克思这句话是很好的参考：“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九十九页）
利德尔-哈特已经初步注意到了集中兵力的条件是集中兵力必须考虑的内容，这反映资产阶级对集中兵力萌芽了辩证法的理解，但在克劳塞维茨那里只是把集中兵力充分地“站”起来，成熟地开辟了资产阶级集中兵力的历史之源。由于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缺乏对敌集中兵力的牵制条件，因此他的集中、实的重心面对的也是对方的集中、实的重心，结果常常面临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胜负难测。集中兵力的歼灭因素和灵活因素丧失了，从而丧失了集中兵力的意义，否定了集中兵力本身。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对化集中带来的久战不决消耗战，单说拿破仑战争绝对化集中带来的消极一面。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攻俄的博罗季诺会战，双方两败俱伤。其实拿破仑对反法联军会战的决定性胜利都是建立在对方的重心是虚弱重心这个基础上的，如奥斯特利茨会战等。克劳塞维茨本意上是想肯定集中的歼灭因素的，正是他太肯定了，才以至于想尽一切兵力来歼敌，但这却往往情急太甚，“欲速而不达”；他也想能出敌不意，但他否定其条件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克劳塞维茨找不到集中真正实现的条件，因此他就否定了变化莫测的军事行动，在机动中创造有利的歼敌条件，进而在歼敌这种方式，主张简单而直接的军事行动。他在“出敌不意”章节里说：“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他又在“战斗的概论”中说：“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设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的前面。”这种缺乏灵活因素的直接性集中兵力为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的集中兵力所否定。他否定机动的作用，如果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前流行的机动战略的局限性的，那么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因此把机动因素排除于集中兵力内容之外，那么就象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比喻所讲的那样，为了把婴儿的洗澡脏水倒掉，结果连同婴儿一齐倒掉了。其实机动因素对集中兵力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时时得到展示，只是没有象歼灭因素那样突出，没有象歼灭因素那样是时代变革产生的新因素。机动因素在拿破仑战争中积蓄着的，用孙子的比喻说，象“积水于千仞之溪”，一旦铁路、电报等事业的兴起，就会迸发出来，成为集中兵力诸要素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２、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成长期的第二阶段
此阶段主要为拿破仑战争之后二三十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这个时期出现的圆锥形子弹和来福枪，被称为是近代史是步兵轻武器最富革命性变化的发明。这一发明大大提高了射击的精度，战场上的明显目标都有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线膛炮在各列强军队中占有了主导地位，线膛炮在射程、精度、造价、性能方面均绝对优于滑膛炮。在工业革命兴盛的这个时期，必然获得普遍装备和大规模运用。在机动上，骑兵的地位仍然没有其他兵种所能代替，在步兵武器的装备下，其拙于突击的弱点也得到一定的克服，因此骑兵大规模的运用也是可能的。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争霸产生了坚决的政治目的，使大规模军队的出现有了坚实的的政治基础；长期的军备竞赛、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大规模军队的出现有了比拿破仑战争时期更加雄厚得多的物质基础。这样，战略编制单位不再是军，而是以军为组成单位的更高一级编制（如集团军），有了可能。铁路和汽车等快速发展，对于战略展开、变更部署、大规模机动，调动预备队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条件，同时也大大加深了作战的纵深。电报的发明，使分布范围很广的一支军队的若干部队，克服因距离远而造成难于联络、容易各自为战这个弱点，并进行有机地协同作战，成为可能。这些新条件突破了大规模军队只能在比较集中的有限范围内活动的桎梏，使作战纵深，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开始出现了新概念。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战略编成可以分布在很广的战场空间，各部将会名义上是一体，事实上彼此分开，战略联系只是各部行动的简单综合。通过上述政治、物质、技术三方面的基础，集团军的建立是必然的，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与俄军都有集团军的参战。作战纵深深刻了，但骑兵还不能对自身的突击力差进行根本改造，不能进行有效的纵深机动和突击；铁路虽然对机动提供了新条件，但只希望凭借于此进行纵深机动，是很不可靠的；步兵和炮兵虽然有较强的突击力，但短于机动，在攻克一些地带后不能对敌纵深进行迅速的穿插、迂回或包围；当时还缺乏融突击力量和机动力量一体的力量。因此，凭借这些机动力量和突击力量，企图通过一两次合围会战就一口吃掉以集团军为组成单位的战略集中部队，是不可能的。一口口地吃敌人的战略集中或战略重心，势必成为主要的选择了。原来可一口吃掉的战略集中部队，此时大到得一口一口地吃的地步，其中的每一口将会发展为战役作战。日俄战争中双方的集团军作战初步具备战役的许多特点。战役最初是为了一口口地吃掉战略重心或战略集中部队而从战略行动中分裂出来的新现象，由之战役最初是战略行动直接控制下的若干大的局部行动。这些若干大的局部行动，形成新层次的行动，彼此间建立新的奇正形式，即战役奇正。战役奇正整体有重心与非重心之分，有集中与非集中之分，其重心可称为战役重心，其集中可称为战役集中。战略集中由于分裂出战役内容，使得它的结构产生了变化：由单一结构变成双重结构。于是对它内部各支撑点（战役部队）及其关系的把握，就成为它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因此战略集中就须通过战役集中的决定性胜利来实现对敌战略纵深的突破，单靠战略集中直接实现对敌战略纵深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随着战役集中的逐渐成熟，战略集中对战略纵深的直接突破就越失去意义，当战役集中成熟到从战略集中里独立出来的时候，战略集中把战场的主角让位给战役集中。这个时候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集中的成熟和独立，把拿破仑战争确立起来的战略集中方式，放到历史的陈列馆里了。
随着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的出现，这个时期战术发展了拿破仑战争出现的纵队战术和散开队形战术，产生了突击、火力、机动和协同相结合的散兵线战术。此战术奠定了现代意义战术的基础。散兵线战术最能发挥线膛速射武器的战斗威力，能充分利用和适应各种地形灵活作战，能充分地把火力、机动和突击结合起来，从而把拿破仑战争中纵队战术和散开战术的灵活因素和歼灭因素成熟起来。因此，能灵活地在任何决定的地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战术集中而言，此时已经是成熟的了。
３、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成长期的第三阶段
先看编制。战前，法军、德军等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最大的作战单位是集团军，编制虽不固定，但已是独立的编成；军的编制基本固定，成为最大的战术单位，改变了过去师为最大的战术单位的现象，如俄军等；俄军和奥匈帝国的军队有方面一级编成，集团军成为其中的成员。战争过程中，随着军队规模的迅速扩大，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或方面军）数目得到迅速增多，如战初的马恩河战役，英法联军至少投入７个集团军，并随着集团军战役发展到集团军群战役以及这些战役样式的普遍出现，这些编成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大战中期和末期开始趋于成熟。集团军特别是集团军群正面很宽，纵深很厚，如凡尔登战役的筑垒地域正面宽达一百一十二公里，加里西亚战役的正面宽达三百二十－四百公里，依赖传统的机动力量很难进行快速有效的战略和战役的纵深迂回、包围，很难进行纵深穿插、分割，因此战役集中的歼灭因素和灵活因素被束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也失去了足够的基础。集团军战役和集团军群战役的兴起，交战或会战就其原来的概念而言，已经大不相同了，已经由原来的战略行动转化为集团军战役的基本内容和集团军群战役的环节。
虽然会战或交战的面目“只是朱颜改”，但战役集中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除了上面所讲的原因之外，还有余下原因，其一是指挥与控制战役奇正整体的信息系统和领率机关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不能对战役集中和战役集中的条件进行充分的协调，集团军群战役实际上只是许多集团军战役的简单综合；其二是缺乏将战术集中取胜发展到战役集中取胜所需的纵深突破力量，而这力量只能是机动力强和突击力强很好结合的力量，大战的主要阶段还没有萌芽这种力量。当战役集中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战略集中的企图就无法实现，就易于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从而限制了战略集中的充分发展。如德军战初企图在西线用战役集中（如凡尔登战役等）取得决定性胜利，发展到西线作战（从德军的东西线作战来看，西线作战相当于战略集中）的决定性胜利，但由于战役集中的失利，未能取得战略集中的胜利。与战役集中的不充分发展相适应，战役重心和战役奇正的发展也是不充分的。大战中出现了大量数目的战役军团和强大预备队，远非战前所能相比，它们组成的战役奇正整体所含的奇和正要比战前丰富得多，这为战役奇正的虚实之变奠定了更雄厚的基础，因此从形式上来看，战役奇正整体有充分数目的集团军实行许多方面的牵制、虚虚实实地迷惑敌人，使敌人产生错觉或首尾难顾。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充分数目的集团军只提供战役奇正充分地进行虚实之变的可能，等到机动力强和突击力强相结合的武器纵横驰骋战场时，这种可能才变成现实。战役重心因战役奇正整体里奇和正大量增多而得到进一步突出，因而对战役重心（如马恩河地带、凡尔登地带、索姆河地带等的部队）的打击也变得非常的突出：大战之初这还不那么明显，但在大战中期和后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由于战役重心缺乏虚实之变的条件，因此对战役重心的打击不会产生决定的结果。凡尔登战役重心，对双方来说，都是“实”，以实击实，固然为兵家之大忌，再有强大的预备队，也无济于事，徒然增添伤亡的人数罢了。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传统的集中兵力原则的破产，是合理的。既然“破”了，那么又如何“立”呢？大战后期出现的坦克，最初在热兵器上凝结了地面机动力强和突击力强的特点，打开了大战中制约集中兵力充分运用的顽固堡垒的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病根是无法运用真正的集中兵力，并且依靠传统的军事技术找不到治病的药方，于是迫切需要出现革命性的武器根治此病，而坦克正是能医治此病的最好良药。坦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战争舞台的。但它还来不及展示它的巨大威力，便草草收场了，但是它的革命作用开始为智者所识。飞机在大战前已经出现了，但真正运用到作战上则是在大战期间的，到一九一六年开始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兵种。航空兵使传统的战场概念发展了根本的改变，开辟了战场的新领域：平面战场开始向立体战场发展，线式推进开始向纵深机动、战线模糊发展。飞机和坦克一样，集机动力强和突击力强于一身。但飞机的规模还很小，不足以改变整个军队的机动弱这一特点。尽管如此，飞机和坦克毕竟为打破大战中集中兵力“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尴尬现出了一点希望。对于地面部队，自身机动弱还得靠自身武器的变革才得以根本改变，因此，坦克的发明和大规模武装是必然的，不能只依赖飞机。飞机最初是为了支援地面部队的纵深突破和机动而用于作战的，因此飞机一旦找到能和它一样长于纵深机动和突破的地面武器时，就会和这种武器组合在一起，如在康布雷战役中，飞机就和坦克进行了最初的结盟。至于飞机和坦克以编制的形式固定这种结盟，并显示这种结盟的巨大变革――快速地完成纵深机动和突破、“立”好集中兵力，这是后话。
大战期间出现新的兵种，如坦克兵、航空兵、化学兵等，这些新兵种和步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骑兵等兵种，使战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兵种协同作战，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合同战术。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诸兵种合同战术的基本特征是在康布雷战役中最早出现的。当然这是以拿破仑战争发展起来的诸兵种合同战术为基石的。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术的“联合”内容给战术集中增添了不少新鲜的东西。“联合”的对象比原来广得多了，意味着奇正的种类要比原来丰富得多，如坦克的突击、飞机的空袭等，都是新出现的奇或正。丰富了的战术奇正整体又导致了战术重心的更加突出。也是因为共同的原因，战术集中和战役集中、战略集中一样，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难以进行纵深机动和突破，把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结果，战术集中和战役集中、战略集中一样，是带着脚镣的猛士，是关在铁笼里的老虎。打开脚镣和铁笼的钥匙，才在大战快收场之际偷偷地显露出来，等到战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负着集中兵力发展的三个历史使命。一是高度成熟了拿破仑战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集中兵力原则。在大战前和大战中，作战双方虽然都没有脱离“克劳塞维茨”式的集中兵力思想的窠臼，如德军大战施行的施利芬理论（主张速战速决、合围歼敌、首先打击敌国同盟中最强的最危险的敌人等），但增添了许多新现象，如：把集中运用的最大单位从军一级发展到集团军和集团军群这两级，这显示人们把集中兵力的编制规模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集中兵力的歼灭因素和合围形式认识更加突出和自觉，这反映在各国的军事计划中；集中的形式增添了战役形式。二是充分暴露了拿破仑战争发展起来的集中兵力原则的弱点。曾在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来的几十年中显现强大生命力的集中兵力原则，即通过一两总决战迅速地结束战争的集中兵力思想，在大战中完全是不现实的，大战的教训从根本上否定“克劳塞维茨”式的集中兵力原则。这个历史变迁说明了集中兵力在其发展百年之后，已经走到它的历史尽头了；它的高度成熟，也意味着它充分地暴露了各种潜在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瓜熟透了”，“蒂也得落了”，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看来，这场百年的军事革命在大战末得打上圆满的句号。三是孕育着新军事革命的军事技术因素和许多集中兵力因素。如飞机和坦克等新军事技术武器的装备和集中兵力时飞机、坦克等了“联合”作战。
（三）集中兵力热兵器时代的成熟期（高级时期）
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成熟期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前是酝酿阶段。集中兵力史上的第四次军事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军事理论往往有一定的超前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进行，新的军事理论似乎是用预言在描绘未来战争的蓝图。军事理论家能自觉地研究未来的作战原则，并以之影响军队编制体制的改变，这在军事理论史是是很少见的。如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等。这些理论成为新军事革命开始和兴起的标志。
飞机、坦克、潜艇、航母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初运用时，它们的划时代意义已初露端倪：它们的充分发展将会改变纵深机动和突破难以实现的事实，它们将成为纵深机动和突破的理想力量；并将改变传统纵深概念和“联合”作战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军事革命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体制为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提供理论和组织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新军事革命获得了完善。
最初，飞机独立成兵种是地面纵深突破的迫切需要的产物，只是到了后来飞机大规模运用，航空兵种普遍出现时，飞机才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开辟出全新的独立战场，独立成一种主要军种。大战前，各主要强国的空军已经成为主要军种之一。空军的产生，一方面离不开纵深机动和突破这个动机，另一方面产生后，扩大了纵深的范围和深度，使纵深达到只有诸军种联合时才能突破，并使纵深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有了可能。把空军的作用极力渲染，产生了杜黑的空军制胜论。海军的发展史与空军的发展史是大相径庭的。这里对海军的发展略加说明。海军起初，对地面部队的依赖很小，有很强的独立性，如古希腊雅典的海军。随着争霸战争的发展，海军成为一支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军种，如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内战等。但在中世纪里，海军衰弱了，其历史甚至一度中断。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以及海外扩张、争霸，海军再度兴起，逐渐发展成主要军种，其中英国海军的发展最为突出。工业革命（如蒸汽机的发明、火炮的大量装备等）使海军的地位更加巩固。以此为基础出现了马汉的海权论。海军独立成主要军种的历史比较长久，但对陆军只局限于战略上的联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战，如日德兰大海战，仍然如此。虽然海军对陆军在战略上有着直接的配合关系，但海军对陆军的战役和战术的联合作战关系还没有形成，如用海军的炮火打击地面作战纵深目标等。诸军种直接的联合作战从战略层次上深入到战役以至战术层次上时，诸军种和诸军种的联合作战才真正算是高度成熟。诸军种先独立而后与其他军种联合，并在联合中完善自己的时候才算高度成熟，就象一个人一样，只有当他有着独立的个格，并以独立的人格参与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交往、融入社会中时，他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如今的美军已经靠上这个岸了。海军的发展和空军的发展一样，都大大地扩展了作战的纵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对地面部队支援，已露诸军种联合作战纵深的痕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局部战争里，如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战争，这种痕迹变得更加明显。纵看历史，可以说，拿破仑战争“联合”作战纵深局限于兵种这个层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萌芽了诸军种这个层次，沿着这个趋势，发展了的纵深单靠某一军种或某一兵种进行纵深机动和突破，都是无法实现的。“联合”的观念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自觉地孕育便有了条件，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这个时期的集中兵力思想了。
装甲坦克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放射出纵深机动和突破的曙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里，法军对此估计不足，仍然把坦克当成是步兵的辅助工具，仅把它视为战术意义的兵器。德军却对坦克给以高度重视。德军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仅局限于战术意义的坦克上升为具有战役和战略意义的坦克，这主要表现在战前德军的坦克编制上。德军战前有三千多辆坦克，大部分编在坦克师和轻装师内，并把这些师编入坦克军和摩托化军，一九四零年还组建坦克集群。机动强和突击强合而为一的坦克，一旦其编制发展到战役级和战略级，就会把机动强和突击强带到战役级和战略级，于是地面部队战略和战役意义上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等就成为可以实现的行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兵力的致命点，即灵活因素和歼灭因素的桎梏，便迎刃而解了，同时集中兵力思想也就开始了脱胎换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任何兵器，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导弹、信息武器等高技术兵器，如果要充分发挥它们固有的长处，如突击力、机动力、远程打击力等，那么就应该将这些兵器在规模和编制上给以深厚的运用。为了加快纵深机动的速度，德军还要求把飞机和空降兵一起参与坦克的快速突击。于是就出现了古德里安等提出初步含有联合作战内容的理论，即“闪击战”理论。坦克和飞机在快速纵深机动和突破上的联合，是两者都长于此决定的。诸军种在战略和战役的上述联合，表明联合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萌芽了。具有联合观念的代表有利德尔哈特和古德里安等。哈特较早认识到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机械化制胜论”。他也认识到飞机与坦克联合的重要性。
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的间接路线战略的核心是：“不仅是一条原则，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战争原则，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就是‘集中’。但是，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要把它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叫做‘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我们会发现，哈特的集中兵力思想与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大不相同了，克劳塞维茨要求绝对集中兵力对付的是敌人的强大重心。哈特的集中兵力有个条件，即“要想达到‘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这个目的，既要使敌人分散他们的兵力，也要使自己分散现有的全力，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形势，通过分散用兵而取得局部性的效果。于是便形成一个相继行动的程序：首先是自己分散，引起敌人方面分散，然后才是自己的集中。”（《战略论》四百六十页）克劳塞维茨的集中是没有条件的，主张尽可能用一切的兵力进行集中。因此这是两种不同的集中观，一个是“以实击实”，一个是“以实击虚”；一个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集中；一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集中。他们的集中会什么不同呢？克劳塞维茨集中兵力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前面我已经说了。这里我来说哈特集中兵力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克劳塞维茨集中兵力思想的局限，那么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还得发展下去，直到充分暴露其合理内核和不合理方面为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双方都集中成尽可能少的一两个战略重心，没有充分的牵制条件让其虚弱。但由于以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或方面军）为单位进行的作战，范围甚广、纵深甚深、具有战役和战略意义的各部甚多等，因此分散自己的兵力多方面牵制敌人、多方面迷惑敌人而造成敌人重心由实变虚等，成为可能。由于飞机和坦克等大规模装备的趋向，奠定了战略性和战役性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必要基础，因此，对敌重心进行孤立、包围、削弱，进而歼灭有了可能。又由于飞机和坦克等可能组成的集群机动快，越野能力强，使兵力能快速地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有了可能，也使敌人任何一个明显暴露弱点的要害被出其不意的打击成为可能。总之，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弱点，已经有一定的可行性了。可行是可行，但有没有使用这种方式的迫切需要呢？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的“以实击实”的败招已经使人们迫切需要更换另一种形式的集中。
这里我来讲一下哈特集中兵力思想的局限性。哈特集中兵力思想的主要局限性，我归结为两大方面：其一，集中兵力打击的弱点是重心和还是非重心不明朗；其二，对集中与分散关系的处理还不完善。自从《战争论》问世以来，重心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重心（不管是虚还是实；一般是实）成为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已经是不容怀疑的原则。但随着大战的进行，这个集中兵力的原则日益暴露缺点，到大战结束时，已经千疮百孔了。哈特在总结此教训的基础上，用弱点取代重心，成为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对于弱点，哈特是怎样理解的呢？“选择一条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行动路线；沿着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线采取行动”（《战略论》四百六十八页）给出了解释。如果这个弱点是敌人的重心，那么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这个弱点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局部，那么这样做则有丢西瓜捡芝麻之嫌了。在这里哈特在否定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是实重心时，把“重心”也忽视了。忽视重心而专打弱点，虽然能取得必胜的把握，但这个胜利不能很好地实现纵深突破，失去兵力集中的意义。怎样才能造成敌人的弱点呢？一是物理上分散敌人兵力，一是心理上设法欺骗，麻痹敌人，使其困惑和恐惧。怎样才能分散敌人呢？ “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同上），迫敌分散应急。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余地在敌期待性最小、抵抗力最小的地点上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上的思路是比较合理的，他已经注意到了集中与分散相互依存的关系，注意到集中兵力当作整个作战部署的环节（整体由各分散了的各部组成，集中的兵力为一部）来把握，而不象克劳塞维茨那样几乎把集中兵力当作整个作战。可见他已经初步具有了军事辩证思想了。但他的辩证思想还比较幼稚，这导致了他在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处理上还很不完善。他对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理解得比较抽象，一方面他对集中和分散这对矛盾，仅仅认识到集中离不开分散这个前提，没有认识到各分散部（集中为其中的一部）彼此间在一定条件下需将主攻与牵制进行转化。因此他的集中仍然是僵化的。按照他的做法，当他集中兵力决定性地歼灭敌某弱点时，他就没有条件阻止敌人集中兵力歼灭他的某弱点，你吃人家一点，人家吃你一点，你吃人家一大片，人家也吃你一大片，战果是半斤八两，包了一大圈后，结果才发觉，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的消耗战罢了。原来的消耗战是一口吞下很大一块肉，卡在喉咙里，吐了吐不出，吞也吞不下，僵持到那里。另一方面，他没有将集中与分散这对矛盾放到敌我互相因情变化的形势中去把握。只考虑我方先分散促使敌分散，进而获得集中，是一厢情意的，还应考虑敌方的事先行动，如，当敌人主动地分散兵力同时威胁我方几个目标，当敌人主动地集中主力打击我方重心时，当我方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敌因这几个目标不是他所必救的重心而不听从调遣，反而伺我分散攻我重心时，我方该怎么办呢？按照他的做法，很可能要么是被动挨打，要么是重新拿起传统的集中利剑。总之，集中和分散这对矛盾在他那里内容是贫乏的，还没有分裂出新的矛盾形式来组织其内容，使其内容能因情自如变化。这种矛盾形式就是奇正矛盾。集中和分散这对矛盾内部各种行动及其关系只有用奇正矛盾（矛盾的本质就是变化）把握时，才能走出僵化的漩涡。当然只有当集中和分散这对矛盾得到自觉运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奇正矛盾才好派得上用场。忽略分散为前提的集中，是难以让奇正矛盾很好发展的，因为奇正本身就是分散，一分为奇，一分为正。虽然哈特的集中兵力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西方军界产生很大影响，德国的古德里安自称是他的学生。
下面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兵力的基础和它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双方的军队普遍出现集团军、集团军群和方面军群（相当于西欧和美国的集团军群），其数目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得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高度成熟提供了现实基础。
战争最初，德军充分地把坦克集群、坦克和飞机结合的集群，实施纵深突破，长途奔袭，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战略突破和战役突破的问题。苏军后来发展了这种样式，建立了纵深突破的强大的突击集团，这些突击集团集中了大部分坦克、飞机、炮兵等，完善了坦克、飞机、炮兵的结合。这些突击集团使包围、迂回、纵深穿插、分割成为现实，使合围歼灭战成为可实现的作战形式。突破问题一解决，集团军群战役和方面军群战役就不再是集团军战役或方面军战役的简单综合，而是集团军战役或方面军战役的有机组合。为什么呢？坦克和飞机的高度发展和两者的成熟结合（突破的基础）后，分布在较远的各部行动可凭借其提供的强大机动力和突击力实现事实上的联系；在此之前，是很难做到的，各部行动可能因较远空间的隔开而事实上失去了联系。于是，坦克、飞机“浓缩”了地形空间，使各部行动的联系建立在“实”上，而不是“虚”上。因此，坦克、飞机普遍运用的各部行动，即使在空间上分散了它们，但它们仍是“貌离”而“神合”。这样战役与战役的有机联系便有了可能。如一个参与某一战役的部队在支援另一战役的作战时，就需要这个基础。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有“突破”才能对敌整个作战体系从根本上进行破坏，如果不能进行突破，那么双方的各部行动都彼此牵制，僵持下去，谁也奈不何对方，每一方各部的战斗或战役行动，似乎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别想从我这里得到决定性的支援，因为我在这里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法抽身，反过来，我也甭想从你那里得到决定性的支援。这样，每一方各部行动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联系，当然也就谈不上各个战斗或战役的有机联系了。只有突破了，各部行动才有可能彼此间进行有效的支援，原来牵制的行动才有意义，牵制才能真正体现牵制意义（牵制是为了全局、全局关键点的有利作战而建立的，这说明它包含着与整体的联系）。总之，坦克、飞机的革命意义除了表现在对纵深机动和突破的革命外，还表现在对奇正整体的革命上。奇正整体表现为奇正联合。
诸军种的联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还谈不上与空军的联合，最多只是萌芽这种联合，随着飞机独立成军种，这种联合才得以形成。在古代陆军与海军的联合绝大多数是战略的联合，极少有战术的联合，军种之间的战术联合只是零星地点缀着战史的巨图，如陆海两军攻克沿海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联合只局限于诸兵种，还没有扩展到军种的联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仅有诸军种的战略联合，而且还有战役联合，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等大部分重要战役，当然诸军种的战术联合还没有形成，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如信息技术、精确打击技术等）实现诸军种直接联合，当时的飞机并没有什么C4I指挥与控制系统，难以与地面部队进行“微观”联合。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陆军只是战略联合，还没有战役联合，大战中，出现了象诺曼底登陆战役那样的战役联合。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充分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航空母舰，它的作战萌芽了诸军种的战役联合和战术联合，虽然海军航空兵不是空军的建制。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还仅局限于战略的和战役的，诸军种的战术联合作战还没有条件，战术联合的只是诸兵种的事。
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合作战在层次上要高一等，要深刻些。于是联合观念开始有意识地扎在人们的头脑，但由于联合作战还没有深刻到战术层次上，因此联合观念还没有成熟起来——联合观念没有从军事理论的高度上得到充分青睐，但在具体经验中得到丰富的运用。只有当联合作战走向高度成熟时，即具有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充分联合的技术手段时，联合观念才有可能成熟，即“联合”才有可能在军事理论上成为那个时代色彩的典型命题。联合技术手段的革命在战后，首先是从空间技术、导弹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革命技术的兴起开始的。这些技术，如雷达技术、电子技术等，在大战中处于萌芽阶段或初步发展阶段。正是这些技术使各兵力在“软”方面得到事实上的联系，就象坦克和飞机等使各兵力在“硬”方面得到事实上的联系一样。当时的联合作战不可能高度成熟，不仅因为缺乏足够的技术基础，而且还因为缺乏诸军兵种的高度发达这个基础。诸军种，尤其是新军种，在其还未高度发达和成熟之前，缺乏与其他军种进行高度一体化（如编制一体化等）的雄厚基础和迫切需要。就象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有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需要，但对于一个小娃娃来说，这种需要是微弱的。如果坦克装备得很少，在陆军兵力中所占的份量很小，那么就谈不上坦克与飞机发达的一体化，谈不上坦克与陆军其他兵种发达的一体化，而只是把它当成无足轻重的辅助工具。在大战中，新军种空军发展非常迅速，但还不是相当成熟。因此，联合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成熟，但还不是高度成熟。
诸军种在战略和战役上的联合作战，诸兵种在战术、战役和战略上的联合作战，促进奇正范围的变革。奇正联系本身也是一种联合，是奇和正的联合。奇正范围随着其表现形式（即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的发展而发展。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这次大战中表现出来的深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因此奇正范围也是空前的。但由于联合作战还不够成熟，因此奇正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就要受到影响，就不可能高度成熟。奇正范围的空前丰富为奇正，特别是战略奇正和战役奇正，进行灵活的虚实之变奠定了基础。为此重心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突出。各国的军事指挥官很多常常把重心作为集中兵力打击的目标，如苏联名将朱可夫常常集中坦克兵团对敌重心实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此外还有巴顿，古德里安，蒙哥马利等都擅长此道。如果用哈特的集中兵力思想来理解斯大林格勒战役，难以理解的。这意味着需要完善哈特的集中兵力思想，应增添重心因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重心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比以前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重心的虚实之变便有更多的条件，总之，集中兵力的灵活因素获得了的成熟。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特别是坦克、飞机等革命性纵深机动和突破的武器的大规模参战，使合围敌人，继而歼灭敌人成为可能，使捕捉敌人的弱点并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打击有了可能，也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成为可能。于是集中兵力的歼灭因素也获得了成熟。因此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兵力原则概括为：在诸军种和诸兵种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有利的态势，然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虚弱重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孕育一些热兵器无法容纳下的力量形式，如核武器、雷达、导弹等，这些力量形式完全改变了热兵器的力量概念。武器的大规模毁灭能力，超视距远程打击能力，远程精确探测能力，等，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作战的概念。因此，新的军事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孕育，在战后开始。我把战后出现的新概念武器当作高技术兵器。
三、集中兵力高技术兵器时代的历史
（一）集中兵力高技术兵器时代的低级时期
这个时期最早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大约结束于70年代末（对美苏军来说），或者大约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包含我军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队）。主要经历了军事工程革命和军事传感革命（始于七十年代初，出现了计算机控制的传感器材和武器控制系统）的早期。这个时期诸军兵种侧重于各自独立的发展，都在编制和武器技术上得到了高度发展。美苏长期的冷战迫切需要诸军兵种的高度发展。这时候为什么要侧重于诸军兵种各自的发展，而不从联合的方面发展呢？对于诸军兵种而言，大部分的武器在物理上还远没有成熟，这就需要去成熟它们，挖掘它们尽可能的潜能。同时新概念的武器才冒出来，急需在规模和编制上得到发展以至成熟。这个时期苏联出现了战略火箭军这个新军种。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导弹精确打击能力的迅速发展，作战将使在某一狭窄地段或方向集中兵力成为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集中的兵力正是核武器理想的攻击目标，于是传统的集中兵力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核武器在与导弹结合以后，机动力和突击力达到了物理极限，使传统的武器变得无足轻重的了，什么纵深机动与突破，已成为没有价值的花架子，于是出现了美军的核威慑战略。但由于核战争只会毁灭人类，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核战争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因此集中兵力不会因核武器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集中兵力在获得新因素的条件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成熟了的集中兵力推向新的水平。原来狭窄空间的密集型的集中形式过失了，在主要作战方向上相对疏开的集中形式开始成为合理的了。导弹的充分发展，使相距很远的各部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一决定性地点集中火力成为可能，从而使分开的各部超越地理界限迅速联合成一体成为可能。飞机、主战坦克、装甲车等机动力和作战性能的发展到物理极限及其编制的深化，使各分开得很远的各部迅速地在某一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成为可能，使各部彼此协调、纵深作战、长距离迂回、包围成为可能，也使它们能超越军种或兵种的作战范围（如海军舰艇中的导弹可以攻打地面纵深的目标），与其他军种或兵种配合作战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为成熟。为此苏军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理论。
总之此时的集中兵力增添这些革命性的因素：
其一、集中兵力的空间形式发生变革，开始化传统的空间密集型为空间疏开型；
其二、集中兵力的联合形式发生变革，开始化传统的地理毗邻型为地理不受制约型。
以上是军事工程革命对集中兵力的影响。由于此期美苏没有发生直接的大规模战争，因此此时的集中兵力还只是流于理论上的。军事工程革命把常规武器的物理性能发展到极限。航（射）程、火力、速度、杀伤力等，对于飞机、导弹、舰船、车辆、坦克、炮兵等都已达到了物理极限。试图将单个武器、平台和军事硬件进一步发展，已经是费力而毫无结果的事了。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如果我们把诸军兵种以及各个武器的单方面发展称为是“纵”向发展，那么我们把它们的联合方面的发展称为“横”向发展。既然“纵”的方面发展不了，那么就应该在“横”的方面寻找出路。70年代初开始的军事传感革命，出现了计算机控制的传感器材和武器控制系统。这场革命提高了单个平台进行数据处理和对武器实施遥控的能力。这样，单个的武器平台普遍具备了远距离联络能力。这是以前的武器平台所不能做到的。当这种能力被广泛运用于作战平台与作战平台之间，武器与武器之间时，就使武器系统能进行远距离的一体化，因此，武器系统的一体化开始步入真正革命的旅程。由于远距离的传感技术为诸军种在战术上一定程度的联合提供了技术手段，因此“联合”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意味着集中兵力的奇正整体将增加新的革命因素。首先，奇和正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出现了新概念的奇和正，如导弹袭击，电子干扰、超视距进攻等；其次，奇正整体开始化传统的诸军兵种联合的宏观型为诸军兵种的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型。总之，在这个时期，集中兵力的革命因素还只是处于孕育或初步发展阶段。集中的疏开趋向和不受地理制约的趋向要求各部能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不至因疏开而失去联系；集中对诸军种在微观上（战术）彼此联合的趋向，要求各部具有较强的“横”向联络能力，这些要求都集中在一点，即单个的作战部队、平台、武器都具有“横”向的一体化能力。在这个时期没有使一体化能力获得成熟的技术基础。军事信息革命将完成之。最后，可以说，这个时期开始了集中兵力的第五次军事革命，至于成熟于中级时期，高度成熟于高级时期，我后面来说。
（二）集中兵力高技术兵器时代的中级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80年代初，目前美军可能处于这个时期的中间阶段，我军可能处于这个时期的起始阶段。这个时期可能在二零一零年左右，首先在美军完成。军事信息革命第一阶段是“传感革命”，主要表现为单个平台与武器系统的计算机化。军事信息革命的第二阶段中军事通信革命，始于七十年代末，其表现在出现了可处理大量数据的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C3I）系统，从而产生了“总体力量综合”概念。中级时期就是由这个革命来完成的。由于目前美军集中兵力思想最能反映高技术兵器的运用，并这方面走在各国的最前面。研究美军此时期的集中兵力对于把握这个时期集中兵力的主要形式及特征，并对我军改善集中兵力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十年代初，对于美军来说，诸军兵种、武器、武器平台，在“纵”向方面已经发展到极端，再进一步发展是难越雷池一步了，只有从“横”向发展才能找到出路。八十年代以前的传感技术，以及萌生的C3I系统，已经初步找到了“横”向发展的出路。于是美陆军在82年出版的《作战纲要》里提出“空地一体战”战役理论。陆军和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出现了诸军种在战略和战役上的联合作战，并得到了广泛运用。这种战略和战役上的联合作战，只是陆军、空军各自在编制和作战的独立完整的意义上进行的，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一体化中协调作战，在联合组织中失去编成和作战指挥的独立性，有专门组织联合作战的联合司令部和指挥控制系统。二战的战役联合作战，是诸军种各自进行战役或交战的简单综合。苏军的“大纵深战役”就是立足于诸军种的简单联合的。但美军的“空地一体战”不同于二战时的陆空战役联合，它已经显示了陆空两军种在作战、编制方面一体化的新因素，虽然当时还处于幼芽状态。美陆军意识到在高技术兵器作战的条件下，单靠陆军是不能取胜的，必须通过协调机构与其他军种，如空军，结成一个联合司令部和联合组织，才有可能取胜。这个联合组织我故且称之为“作战控制式的编成”。
“空地一体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开了诸军种一体化的先河，也就是说，诸军种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在丰富的一体化程度上走到一起。联合作战从此开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作战方式。到了90年代，美诸军种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开始了诸军种的在组织体制、作战上的真正联合。美海军从“远洋作战”转到“由海到陆”和“联合作战”，最终扫除了海陆空三支主要军种联合作战的障碍。美军九一年正式颁布的《美国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标志着联合作战理论成为诸军种共同的作战理论，从此美诸军种不是独立地进行战役作战，而是在一体化的编制（如战区联合作战部队、联合特遣部队、空地一体地面部队等）内由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显示了诸军种初步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威力和巨大潜力。随着美军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C4I系统的进一步发展，美军开始着手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的建设，如“二十一世纪陆军”建设。美陆军目前只有一些战术编成的数字化部队，还没有发展到战役编成的数字化部队。虽然美军在数字化的道路上还没有走得很远，但美军所走的路正是其他国家军队将来需要走的，这条路是高技术部队发展的方向。随着数字化部队的发展，单兵、单个武器系统与平台，与诸军兵种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于是诸军种在战术上联合作战成为可能。可以推断，到了数字化部队普遍运用时，诸军种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都同时实现联合作战，那时诸军种才真正打破了彼此间的界限，形同一家，开始诸军兵种的“大同社会”。这个时候形成的力量是高度的“总体力量综合”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诸军种的联合作战，大大加深了作战纵深，因为诸军种联合的作战纵深比起单军种的作战纵深来说，要深刻得多，广阔得多。当然纵深的概念因此发生了变革。这时，任何一支部队直接而同时面对的打击，不仅有近距离的打击，还有纵深和后方的打击，因为具有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的武器在其普遍运用时，将使“脱离接触”的“间接打击”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土壤。近距离作战、纵深作战、后方作战的界限将随着联合作战的逐渐成熟而逐步消除。由于联合的作战纵深涉及的手段、空间、力量多种多样，诸军兵种犬牙交错，每一成分面对的打击力量多元化，因此传统的纵深将成为新概念纵深的一个成分，传统的近距离、后方也成为新概念纵深的一个成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全纵深作战”和“全维作战”概念。为此被称为“21世纪新理论”的美军新版《作战纲要》，把纵深作战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明确提出纵深作战行动也可能是主攻行动，突出了纵深作战的联合性质。随着数字化部队的逐渐使用，诸军种在战术上联合作战，出现战术的联合作战纵深成为可能。这个战术纵深将成为“全纵深”的一个成分。美军新版的《作战纲要》要求普遍运用战术级纵深作战，发展了八六年版《作战纲要》的战术纵深作战。八六年版的《作战纲要》把战术纵深作战限制在师和师以上的部队。这个发展表明美军已经把诸军种的联合作战深化到了战术一级了。总之，美军的联合作战着眼于全纵深作战。全纵深的同时联合作战，无疑使奇正整体变得非常复杂，使原来的奇正整体变得简单。
总之，这个时期美军的联合作战在完整的意义（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同时进行，就象原来诸兵种联合作战在这三级上同时进行一样）上开始发展起来了，初步打破了诸军兵种、各种武器及武器平台等界限，初步实现了诸军兵种编制一体化、作战力量一体化。诸军兵种的一体化，造成了作战行动极其复杂，即造成了奇和正范围极其广、形式极其多，原来奇正划分的粗糙已经一复存在了。以奇正划分的精密和丰富为基础的奇正整体无疑为奇正高度灵活的虚实之变、奇正的高度虚虚实实提供了可靠的温床。随着奇正整体的相当成熟，重心的形式也随之丰富起来，重心不再象原来那样仅局限于单一军种范围，而扩展到联合军种的范围里。这样高技术兵器时代集中兵力将初步完成了脱胎换骨。由于重心的相当成熟，因此重心的观念在美军的作战原则里已经成熟了。美军强调情报和作战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和攻击敌人的“作战重心”，这一点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由于奇正整体的相当成熟，因此美军强调“以强击弱”的原则，这一间接法继承了哈特的集中兵力思想。美军把两种集中兵力思想的合理内核结合起来，并使之成熟。美军的集中兵力思想可概括为：通过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创造有利的形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虚弱重心。集中兵力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明显地暴露了集中兵力的辩证法：其一，把集中兵力放到联合作战中去把握；其二，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是通过联合作战造成敌人失误的重心，此重心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而不是一直僵化不变的。什么是辩证法呢？按照黑格尔《逻辑学》的看法，就是矛盾对立面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关系，即对立的一方把另一方作为自已的一环包含在自身之中，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美军的集中兵力把它的对立面，即联合作战（联合本身就说明联合的部分是分开的，即所谓的分散），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相当于集中兵力这个局部把联合作战这个整体当作自已整体性的条件包含起来了。同时美军对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也着眼于“变”，即“转化”。
这个时期我军的集中兵力思想又将如何呢？虽然我军的高技术兵器不如美军，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能力和一体化水平不如美军，但我军在集中兵力思想上走到美军的前面是有可能的。我军集中兵力思想可以从异常丰富的古代集中兵力理论中吸取营养，可以说，在古代，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集中兵力思想象我国那样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象《孙子兵法》那样精深的集中兵力思想，在其他国家还找不到与之相媲美的。充分地把辩证法运用于集中兵力思想，是我国古代集中兵力思想区别于其他国家集中兵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集中兵力经过一个没有没有辩证法的时代，如西欧的中世纪，拿破仑战争以前的时代，但还是把辩证法抬上历史的舞台上来。到了拿破仑战争时，集中兵力的辩证法开始获得了真正的开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集中兵力思想的辩证法初步成熟了。美军如今已经把集中兵力比较成熟地与辩证法结合了。这是西方辩证法在集中兵力上粗略的发展轨迹。从我国来看，战国时代到清初，我国集中兵力的辩证法是丰富的，但长期止步不前，到了清代，军种和兵种还保留着古老的水平，军种只有陆军，兵种只有骑兵、步兵等，少得可怜，这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列强。军兵种范围小，制约了奇正整体的灵活性，辩证法当然被窒息其中。随着我军的壮大，作战经验的丰富，集中兵力的辩证法便复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是把辩证法运用于集中兵力思想的光辉范例。如果我军在高技术兵器的发展上停步不前，那么诸军兵种的高度一体化、联合作战就会被束缚，进而集中兵力的辩证法将会断送。邓小平、江泽民新时期关于科技强军的指导思想是满足了集中兵力辩证法发展的迫切需要的。立足于科技强军这个基础，我军的集中兵力思想将完全可能走到美军的前面。
（三）集中兵力高技术兵器时代的高级时期
这个时期还没有到来，但可以粗略预测。这个时期将完成军事信息革命，人们目前津津乐道的新军事革命将获得成熟。美国学者认为，海湾战争以来军事技术、军事理论和编制体制不断改进的趋势被概括地称为军事革命，贯穿军事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美国学者还认为，新军事革命大约需要20~30年，美军进入这场革命有5年左右，认为这场革命是技术推动的，但为了使这场革命真正发生，必须提出新的作战概念、进行战争的新方式并建立可以实施这些新的作战概念的新编制。（以上可参考《现代军事》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四十二页和第四期三十一页）我认为美国学者的对军事革命的估计是合理的。下面我从历史规律来估计新军事革命时期高级阶段的新战法和新编制。随着高新技术兵器的普遍装备，唯一能自如驾驭诸军兵种、武器及武器平台之间联合的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因此数字化部队的普遍装备将成为必然的趋势。现在我们把握在如此武器技术的条件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集中兵力思想和编制体制。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军种和主要兵种的历史。
空军在独立成军种之前，只是陆军的一个兵种，航空兵。但由于它的出现，开辟出一个全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空间，改变了传统的战场样式和机动样式，因此它便象一切新生事物一样，需要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它获得充分发展后便独立成新军种。只有当它独立成新军种以后，它才引起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如果它不能独立成新军种，它就没有力量来改变作战的旧秩序。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坦克数量很少，编制层次低，只是陆军一个份量很小的兵种。但它毕竟在它身上闪现出改变旧秩序的希望，因此对它的迅速发展将是十分迫切的，这点德军首先足捷足先登，在大战之初占尽便宜。可见，坦克只有从一个普通的专业兵种充分发展到陆军的主要兵种，从战术级的编制扩展到战略级的编制时，它才具有改变作战旧秩序的力量。坦克没有独立成新军种，是因为它还未能开辟一个全新的作战空间。要知道，陆军和海军两个古老的军种，何以一开始就分开成两军种，因为陆军和海军各开辟完全不同的作战空间和作战样式。航空母舰、导弹等的发展史无不表明，任何一种孕育新革命因素的武器，只有当它在编制和规模上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才能改变旧作战秩序。
对于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为中心内容的信息武器（包括雷达、电子干扰机、计算机病毒、通信装备等“软”和“硬”武器），在海湾战争中已经初露头脚，显示巨大的革命性潜力。说它初露头脚，是因为它在编制和规模上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足以根本改变旧作战秩序，美军从中得到了启发，开始自觉地步入对信息武器普遍装备的时代。可以估计，到了十多年后，信息武器和飞机一样，可能会独立成新军种，因为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空间，改变了战场的概念。那时战场的前方与后方、纵深与前线、海上与空中、太空与陆地等界限将模糊不清，战场中各种联合环节的地理布署是立体的，非线式的，甚至是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当信息武器以军种的形式出现时，它的编制是多层次的，有战略编制、战役编制和战术编制。在需要的情况下，信息军种（我故且这样称呼）可独立进行战略行动、战役行动和战术行动。信息军种出现以后，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一体化编制、扁平网络式指挥体制将充分的发展起来，真正形成成熟的一体化战场、一体化编制，即各个作战平台、武器和诸军兵种的界限将成熟地消除。诸军兵种高度成熟的联合作战，形成巨大的整体力量，克服原来各个地域作战力量相对独立的毛病，这样各个地域的作战部队对自身力量的依赖便有所减小了。因此传统的集团军群、方面军群这样规模的编制在战场上普遍运用，以形成某个地域数量优势，将逐渐失去意义。但集团军是可以经常出现的编制形式，如果否定集团军或一定条件下的集团军群是不可取的，因为数量优势虽然失去了传统的决定性意义，但一定可观数量仍是质量优势的基础。高度一体化所形成的整体力量仍以各个联合环节的力量为基础的，只是单个环节由于有其他环节的支援才不至于过分依赖本身的力量罢了，如果各个环节的力量很有限，那么以此形成的整体力量仍然是比较有限的。
当诸军兵种高度一体化时，集中兵力诸环节将有什么变化呢？诸军兵种高度联合作战时，每一作战部队需要其他作战部队牵制的手段、方面、和途径等比以前要多得多，因此奇正整体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这样，当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虚弱重心时，如果不从全纵深对敌各作战力量进行有效的牵制，那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很困难的。这时需要牵制的对象和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一样，是多元的，有空中对象、海上对象、地面对象、太空对象、电磁对象等全维对象，同时是多种联合对象的，有空地一体化对象，海天空地磁一体化对象等。如此丰富的牵制行动，如果靠传统的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把握这个牵制与集中组合而成的整体，那么是非常困难的。把握不了如此丰富的牵制与集中相结合的整体，那么也就无法把握集中兵力。用集中兵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向敌纵深进行机动和突破时，更需把握整个牵制与集中关系的新变化，整个牵制彼此间关系的新变化，否则将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这个时期将会产生这种迫切需要：集中兵力与牵制（相当于分散行动部分）关系的直接简单把握需发展为丰富、灵活多变的把握。怎样才能进行上述关系丰富、灵活多变的把握？既然此时集中兵力与牵制行动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整体（可把这个矛盾整体称之为集中兵力整体，即前面我说的奇正整体，或奇正联合，因为牵制行动是作为集中的条件包含于集中兵力之中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找有关把握复杂整体的方法。如果用曾流行的系统论来理解，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系统论关于系统的把握侧重于静态，拙于变化，就象形式逻辑侧重于静态，拙于变化一样。因此用系统论来把握以诡变为本质的集中兵力整体是不合适宜的，就象我们用形式逻辑来把握对立事物的变化一样，是不合适宜的。
我认为，用辩证法来把集中兵力整体是唯一适宜的，这一点可从下面的理由得知。其一，联合就是统一，统一的前提就是差异环节的存在，差异环节必然归结为对立面（黑格尔《逻辑学》的看法），如兵分六路，一路为集中，五路为牵制，其中一、二、三、四、五、六路彼此为差异环节，但都可归结为一个对立矛盾：一路为奇（集中），其他五部为正（牵制）。其他五路如果再归结，可以归结为新的奇正，如其中两路为东线牵制，或明攻（正），其中三路为西线牵制，或暗攻（奇）。如果再分出新的奇正，可以此类推。这样，六路兵力可归结为几个层次奇正构成的奇正整体。其二，用对立面的矛盾关系来理解联合，能充分地在灵活意义上把握联合，因为矛盾的对立面具有这种本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孙子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因敌变化”最终归结为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其三，用对立面的矛盾关系来理解联合，可使集中兵力整体得到灵活地全面系统地理解。我国古代《易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以此相类推而生六十四卦，古人于是从这六十四卦和多层次对立物来理解世上所有差异的事物。六十四卦中的事物，有许多的小对立面，它们都可归结为高一层的八卦，八卦又可归结为更高一层的如此相推，以至于到对立面最高层次的两仪，太极我们可把它视为整体。对于集中兵力整体，我们可以如此看。用这种方法，集中兵力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再多，也会显得井然有序，处理起来也会游刃有余。其四，用对立面的矛盾关系来理解集中兵力整体，便于把握集中兵力整体的层次性。因为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有层次的整体，对立的一方把另一方当作自己的环节包含了。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我才把集中兵力的整体和条件当作集中兵力的环节。这是非常重要的钥匙。把握不了这一点，就无法辩证地完整地把握集中兵力。
由于奇正整体的高度丰富，打破了诸军兵种的界限，作为敌方奇正整体的一环，作战重心，也打破了诸军兵种的界限，变得多元了，数目多了。因此对作战重心的选择打击显得自由得多。也因同样的理由，奇正的虚实之变也将变得空前的灵活。似乎，集中兵力诸环节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总之，我把高技术兵器时代的集中兵力原则概括为这么一句：通过实行奇正联合，建立有利的形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虚弱重心。
四、集中兵力的总结
我认为，集中兵力有“小”、“中”和“大”层次之分。“小”集中兵力就是人们习惯理解的狭义集中兵力，即将分散配置或分散行动的部队调集到指定地域，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形成优势兵力。“中”集中兵力就是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虚弱重心，此概念已经把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行动方式包含其中了。“大”集中兵力就是通过实行奇正联合（即奇正联系），形成有利形势，进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虚弱重心。此概念在“中”集中兵力的基础上把集中兵力的整体和条件包含在其中了。这三种集中兵力表面上是定义的内容不同，其实，它们的不同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小”集中兵力产生于古老的集中兵力时代，“中”集中兵力产生于集中兵力的发展时期，“大”集中兵力产生于集中兵力的成熟期。虽然在“小”集中兵力时期孕育着“中”和“大”集中兵力的因素，但让它们展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同样，在“中”集中兵力时期，“大”集中兵力也是萌芽着的，但它充分地包含了“小”集中兵力。到“大”集中兵力时期，“中”和“小”的集中兵力都充分地包含于“大”集中兵力之中。因此，“小”、“中”、“大”三种集中兵力分别是集中兵力的低级形式、中级形式、高级形式。集中兵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详细过程前面已经说了，现在我们概括地来说。
集中兵力有一个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的过程。从高级形式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各种低级集中兵力形式的痕迹；从低级形式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各种高级集中兵力形式的萌芽。掌握这个规律，我们就能发现以下情形的秘密：何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集中兵力形式，何以有的时代（如西欧中世纪、二战后核武器兴盛阶段等）看似淹没了集中兵力原则，而实质上以另一种形式产生集中兵力的新因素，何以有的时代集中兵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不管集中兵力是以什么方式，什么地位出现，都是在不断扩大自己原有的内容，增添新因素，甚至在远离集中兵力原则中找到丰富集中兵力的新因素（如导弹在远距离上实现火力集中等）。各种看似远离集中兵力原则的因素似乎是对原有集中兵力的否定，但它从另一意义上说是增添了集中兵力新的因素，促使集中兵力新的革命。如集中兵力第二、三、四、五次革命。总之，集中兵力就是通过这种否定发展了自身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多次的革命（否定）最后实现高级形式。
取得胜利是作战的直接目的，如何才能取胜呢？这是作战艺术的原始起点。这个原始起点又是怎样促使集中兵力高级形式的产生呢？下面我们用辩证法这把钥匙来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如两人打架，一人只有把自己体内的力量通过手脚行动施加到另一人身上时，才能使另一人身体损伤、失衡，从中取胜。如果光有力量，但不通过手脚的行动是无法击败对方的，如果光有手脚的行动，但没有把体内的力量迸发出来，也是无法取胜的。因此，手脚行动和体内力量是致胜的相反相成的方面。作战也是一样，必须凭借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才能取胜。力量与行动是作战最早出现的矛盾形式。就象只有在手脚行动和体内力量这对矛盾出现后，才能产生武艺一样，只有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出现以后，才能产生这个矛盾的发展形式，即作战艺术。通过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胜利，是作战艺术出现以后，逐渐产生出来的需要。这一点将在最早的争霸战争中萌芽。人类最初的作战是全线平均兵力同时出击，完全是野蛮的一对一的拼杀，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达不到目的，随着作战政治目的的明显，上述的需要将成为迫切的需要。
集中兵力就是在这样的迫切需要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尝试。古希腊名将埃帕米农达进行了最早的尝试。战史证明，只有集中兵力是用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可靠而基本的手段。这种作战艺术与古老的平均兵力构成对立。这种对立一直延续下去，实现集中兵力的不断完善。集中兵力一产生就在自己身上包含了两种形式的矛盾：一是集中兵力与非集中兵力（集中兵力外的其他行动）的矛盾；一是力量（兵力的集中本身就是力量的聚集、优势力量）和行动（集中本身也是一种行动）的矛盾。前一矛盾形式侧重于外部矛盾，后一矛盾侧重于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形式是一体的。前一矛盾形式的发展就是我说的奇正矛盾，后一矛盾形式的发展就是我说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虚弱重心。当集中兵力处于低级阶段时，这两种矛盾只是萌芽着的，这时就出现“小”集中兵力；当集中兵力处于中级阶段时，内部矛盾方面比较暴露，外部矛盾还不够明显，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是内部矛盾，而外部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必须在原有内部矛盾无法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时，才能比较充分地实现。因此这时就出现了“中”集中兵力。随着战场和军队的大规模化，外部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成为了迫切需要的东西。于是奇正联系成为集中兵力的一环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大”集中兵力便诞生了。事实上，“小”、“中”、“大”集中兵力在我国战国时就已经产生了，只是还没有成熟罢了。集中兵力经过杀伤力近的冷兵器到杀伤力比较远的热兵器，再到杀伤力很远的高技术兵器时，逐渐把自己身上的稚气冲洗得干干净净。武器杀伤力由近到远的变迁，把原来集中兵力地理的狭隘、手段的稀少、变化的呆板等枷锁给打碎了。到了高技术兵器时代，“大”集中兵力便成熟了。
我先来讲奇正矛盾史。集中兵力产生后，由于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人们都争着运用集中兵力。于是就出现了集中对付集中，没有决定性的结果；或者双方都各在一路被对方的集中兵力打垮，整个作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发展到这里，双方都寻找办法摆脱这种局面，集中兵力便萌生两种新的矛盾形式，一是牵制敌人与集中兵力的矛盾，一是“避实”与“击虚”的矛盾。前者侧重于行动方面，后者侧重于力量方面。原来集中兵力与非集中兵力的矛盾便上升为前一矛盾。牵制敌与集中兵力的联合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用新的矛盾形式来把握它，因为到比较发展的程度时，牵制与集中必然分裂出三种矛盾，一是牵制与集中的矛盾，一是单一牵制与集中的矛盾，一是牵制彼此间的矛盾，如此复杂的矛盾，需要概括性强的矛盾形式来把握它，于是就出现了奇正矛盾。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概念来代替奇正矛盾，我在这里只是借用《孙子兵法》的概念而已。“避实”与“击虚”的矛盾，是实虚矛盾的具体运用。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这样的历史关头，因此产生出奇正虚实观念是不足为奇的。奇正矛盾和虚实矛盾统一于集中兵力之中时，集中兵力进入了“正史”。奇正矛盾史将是如何呢？集中兵力奇正矛盾的原始形式是奇是集中，正是牵制，以此为基础逐渐产生了新的奇正，如明攻与暗攻，正面攻打与翼侧迂回，步兵冲击与骑兵突破，等等。当然，在集中出现以前，已经有了这些行动样式，但没有一个中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行动整体。集中兵力把这些奇正样式结成一个有机的行动整体。这个行动整体就是奇正整体。奇正矛盾内的奇和正在一定的条件可相互转化，并且建立在敌人的奇正整体上的，因此奇正矛盾成为集中兵力灵活变化的基础。可以说，奇正矛盾是形成集中兵力灵活因素的主要内容。造成敌“有形”而我“无形”的形势，以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靠的就是奇正矛盾。奇正矛盾在古代主要是诸兵种内的奇正矛盾，奇与正的联合作战大都仅局限于诸兵种之间，诸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基本上只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争中出现。这种奇正矛盾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萌芽诸军种的战役联合作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诸军种的战役联合作战。奇正矛盾的境界提高到新的阶段。到当代，形成诸军种战略、战役层次的联合作战，诸军种在战术上的联合作战已经萌芽。到高技术兵器的高级时期，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高度成熟，这时，奇正矛盾发展为内容高度丰富、层次复杂、对象多元的行动整体。随着奇正整体的逐渐丰富，集中兵力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日益打破原来狭隘的形式。
现在来说虚弱重心。重心是作战整体的重要支撑点，它首先是针对行动整体的结构而来的。对于重心，我们应当把它置于以集中兵力为核心的作战体系中来把握，就象奇正，我们把它置于以集中兵力为核心的作战体系中来把握一样。有了集中兵力这个中心点，那么重心就有赖以支撑整体的基础。重心从属的整体是奇正整体。重心史与奇正矛盾史是一同进行的。在集中兵力最原始最基础的奇正（即牵制与集中）那里，集中之处即为重心。随着最基础奇正的发展出一些与之不同的奇正，重心也开始发展出一些与原重心不同的重心，如一支非集中之兵的重要之兵，“攻其所必救”中的“必救”之部。当双方的重心都只限于集中之兵时，集中兵力打击重心不会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但当重心扩展到其他环节时，集中兵力打击的重心有可能会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于是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在重心的虚实上寻找致胜的机会。当重心为虚时，集中兵力便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并且能对敌整体产生着全局性的影响。如果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不是重心，而是无足轻重的环节，那么集中兵力就失去了全局性的意义，奇正整体的大厦则形同虚设。这样，虚弱重心便成为集中兵力必然选择的打击对象。其实，虚弱重心作为集中兵力打击的对象，是奇正矛盾和虚实矛盾相统一的结果，因为正是有奇正矛盾的发展，范围的扩大，重心的虚实之变才有余地；正是有虚实矛盾的发展，“避实”和“击虚”的发展，重心的虚实之变才有迫切需要。由于集中兵力打击虚弱重心能决定性地歼灭敌人，因此打击虚弱重心成为集中兵力歼灭因素的主要内容。当虚弱重心成为集中兵力必然的打击对象后，重心史的经历又将如何呢？在春秋战国时，虚弱重心已经成为了集中兵力主要考虑的打击对象，如“所必救”等。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虚弱重心一直成为集中兵力主要考虑的打击对象，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一直保持比较狭隘的形式。西方的虚弱重心经过一千八百年的萎缩后，在拿破仑战争时复活了重心，但发展得不健全，因为当时一两次主力会战没有给重心提供虚实之变的余地，因此虚弱重心这时难以形成。随着作战手段、作战空间的迅速发展，奇正矛盾得到迅速地丰富，这样重心的虚实之变便有很大的余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特把虚弱点当作集中兵力打击的必然对象，但他没有把虚弱点和重心很好的结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人们自觉地把重心和虚弱点结合起来，到80年代，美军在作战纲要把重心和虚弱点结合成熟起来了。
总之，集中兵力诸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完成集中兵力的各种形式，最后完成集中兵力的完善形式：通过实行奇正联合建立有利的形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虚弱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