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统计研究：民主与战争的关系

作者：古伊·R·菲利普斯少校·加拿大

出自————《战争的统计研究：民主与战争的关系》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战争的研究可以采取许多方式。历史学家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常常是要确定在某一特定冲突中发生的“事实真相”。但是只有将此类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与分析相结合，才能发现历史事件的起因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也研究战争，其主要目的是确定各类国家层次冲突的起因；然而，他们的数据库可能十分有限。这篇论文所仔细考察的一个新研究领域会使历史学和政治学这两门学科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研究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对国际和国内冲突历史数据的编辑。然后，政治学家对这些战争数据库进行分析，以便对战争涉及的要素和因素进行分类和量化。最后的阶段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此得到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能够量化的历史经验来指导决策者。

　　 一个比较活跃的统计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美国）是关于民主国家之间明显无战争的问题。尽管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是，首先把民主国家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当做一种理论提出来讨论的是米歇尔·道勒写于1983年的论文《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 [ 注：斯彼罗《自由式和平之无意义》，第50页。 ] 到1988年公众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杰克·列维要断言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状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 注：斯彼罗：《自由式和平之无意义》，第50页。 ] 现在，民主国家在减少冲突方面的作用常常被美国官员作为冷战后战略之一来加以支持：“民主植根于和解，而不是竞争。它鼓励忍让，而不是憎恶。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从不相互开战。在商业、外交和全球环境的管理工作方面，他们成为可以依赖的合作者。而且，由于实行法制并尊重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少数派，民主国家能更好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在维护人权事务上更容易产生共鸣。” [ 注：美国总统克林顿1993年在联合回的演讲，引自麦卡弗里：《人权与指挥官》第10页。 ]

　　 为了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研究民主国家与战争之间这种可能的联系，这篇论文首先简要提出了有关战争起因研究的一些理论和基本原则，接着是有关战争和民主的数据的编辑，然后审慎地评估民主政府间更不可能相互交战的理论。为与这一理论形成对比，我详细论述了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尼德最近进行的对新民主国家走向战争倾向的研究， [ 注：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5-38页。 ] 连同他们提供的关于稳定的政权所进行战争的频率的证据。我也要考虑导致这种战争倾向的一些原因。论文最后以这些历史和统计调查结果为基础，对民主国家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作出了评估。

　　 有关战争起因的理论

　　 现在有几种关于战争起因的理论。肯尼斯·华兹在他的不朽作品《人、国家和战争》 [ 注：华兹：《人、国家与战争》，第65页。 ] 中确定了三个基本起因：人的行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虽然文章的中心是论述国内政治这一方面，但是，对其他两个方面的理解对于研究民主与战争之间的联系也息息相关。

　　 已经有几个理论家调查过现代人与人类窝里斗倾向之间的联系。学者们如雷蒙德·阿伦曾试图表明，动物对恐惧、痛苦和生存空间遭到侵犯的攻击性反应与人类对其自身的不安全、贪婪、妒忌、自私和愚蠢的反应是相似的。 [ 注：卡什：《战争原因》，第65页。 ] 后面的某些因素可以在政权更迭（一个可能的战争起因，将在下文论述）的国家中某些社会精英的行为里清楚地发现。这种方法也把这些动物式行为与国家行为相比较，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评价国家间的竞争，这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相似。 [ 注：卡什：《战争原因》，第65页。 ] 同时，这种方法也认为战争是人类缺陷所特有的功能。

　　 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学派，抓住了人类一些“恶”性，并且把它们等同于民族国家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秩序中寻求生存的自卫行为。用这种方法来考察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权就被视为一种“凶暴、充满敌意的环境”，而且，国家必须时刻准备毁灭或者被毁灭，并恫吓别国不要发动进攻。对立的学派——政治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的自然状态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 注：卡什：《战争原因》，第66页。 ] 这一学派把人类和国家的共同利益看作和平关系的基础，因此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普遍目标可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 注：卡什：《战争原因》，第67页。 ] 在他们提出的如何处理这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的解决方案中，其中有许多是达成集体协议。更为普遍的形式是基于双边或多边的集体自卫联盟。然而，最近用来维护国家间和平的手段却是通过一种制度机制或者通过主权的让渡来和平解决争端。

　　 更为温和的政治理想主义者认为，虽然战争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但是国内制度能够控制战争。例如，《大错觉》（1911）的作者诺曼·安吉尔爵士认为，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会使战争变成一种浪费， [ 注：见华兹：《人、国家与战争》，第17、74、224页。 ] 因而战争将变得更不可能发生。伊曼纽尔·肯特认为，自由的、民主的或者共和的国家制度是最理想的。 [ 注：卡什：《战争原因》，第66页。 ] 对他而言，关键的因素是国民拥有法律上平等所带来的自由、代议政体和三权分立，再加上国际商业、自由贸易和国家间通过条约来建立的和平联盟之类的“全球性规则”。 [ 注：罗塞特：《掌握民主和平》，第4页。 ] 这个学派在伍德罗·威尔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家联盟 [ 注：“我们没有同德国人争吵……他们并没有推动其政府参加战争。他们事前并不知情，也没有人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场战争的导因同过去悲惨日子里最经常的战争导因一样，那时候，统治者从来不同人民大众商议国家大事，战争的煽起与发动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一小撮惯于将其统治的人民作为马前卒和工具的野心家的利益。独立的自治国家并不向邻国派出大量间谍，或阴谋制造事端以获得攻击和征服的机会……可以历经几代而不衰的狡诈而巧妙的欺骗或侵略计划只有在宫廷秘室中方能设计出来并隐瞒于世，或成为一个小圈子特权阶层严加防护的秘密。”伍德罗·威尔逊对国会的战争咨文，1917年4月3日，引自罗塞特。《掌握民主和平》，第3页。亦见华兹：《人，国家和战争》，第83-84、110、118、125、114页。 ] 的演说中，以及更近的迈克尔·道勒 [ 注：道勒：《自由国家与战争》，第105-107页。 ] 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该学派认为，就其本性而言，共和制或者民主制国家不互相开战。这个观点明确表达了源于“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人”理论的道德因素，即有些国家本性就是坏的。除此之外，马列主义观点把战争看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斗争的结果：“一旦社会主义胜利了，国家将渐渐消失，随着国家的消失，战争现象也就不复存在。” [ 注：道勒：《自由国家与战争》，第105-107页。 ]

　　 战争的量化分析

　　 在考虑民主和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之前，人们必须首先明确概念，并确立定量分析的基本原则。因此这一部分要考虑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定量分析的一些研究中所运用的战争和民主的定义。

　　 给战争下定义可以用多种方法。昆西·伍瑞夫特的《战争研究》分析了被不同学科所使用的定义。伍瑞夫特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相异却又相似的实体之间的暴力接触”。 [ 注：伍瑞夫特：《战争研究》，第69页。 ] 他认为，国际学者和外交家通过比较，倾向于采用格劳秀斯的定义，即战争是“使用暴力竞争的状态”。人们必须从这一定义中扣除诸如法律上不平等的实体之间的暴力活动和决斗之类的因素。用这种方法，战争的界限很难确定，而且国际事件中诸如“干涉、侵略、报复性暴力行为、防御性远征、国际制裁、武装中立、起义、叛乱、暴民的暴力行为、海盗行为和盗匪活动”之类行为模棱两可，无法确定其性质。另外，可以给这一名单再添上恐怖主义活动。然而，对于那些从军事角度研究战争的人来说，武力必须被视为陆军、海军和空军等武装力量，而且把道德、法律和经济力量排除在外。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一种为了强迫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社会学家又对这一定义提出了附加条件，即战争必须包括实际冲突，而且必须是一种全社会认可的形式或习惯。 [ 注：伍瑞夫特：《战争研究》，第69页。 ] 伍瑞夫特提出了一个简要的定义：“战争被看作一种法律状态，一种法律上高度平等的冲突方式，一种发生在有组织的人类集团之间的敌对方式和暴力方式，或者，更简单地说，战争是一种公平地允许两个或者更多的敌对集团运用武装力量发生冲突的法制状态。” [ 注：伍瑞夫特：《战争研究》，第69页。 ]

　　 关于战争定义的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与描写性定义有所不同的有趣对比。对战争起因进行定量分析是从19世纪30年代昆西·伍瑞夫特和路易斯·理查森的工作开始的。在1963年，历史学教授梅尔文·斯麦尔和政治学家戴维·星格开创了“战争相关因素”的研究项目，以便鉴别那些与开始于1816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国际战争相关联的可变因素。他们想发现“战争的频率、量级、惨烈程度和强度的趋势和起伏规律，并进行一项系统的研究，以便找到最有说服力的独立性和介入性可变因素”。 [ 注：斯麦尔、星格：《诉诸战争》，第4页。 ] 他们首先在1972年发表了他们的数据和研究结果； [ 注：斯麦尔、星格：《战争的代价》。 ] 1982年出版《诉诸战争》一书对数据进行了更新。虽然第一个和第二个数据库的主要区别是增加了国内战争，但新著作也包括了1965年至1980年间发生的9次战争，并对此前战争的一些数据做了去芜存精的提炼。 [ 注：斯麦尔、星格：《诉诸战争》，第14-16页 ]

　　 现在，“战争相关因素”研究项目包括大约118次国际战争和106次国内战争的数据。根据战争的持续时间（按月计算）、惨烈程度（与战斗相关的死亡数）、量级（“国家/月”）和强度（按人口和持续时间计算的死亡率），斯麦尔和星格对这两类战争进行了量化。他们也通过制定年度战争数量指数，绘制用于比较连续周期内战争数量的回归线，对周期与频率进行回归性分析等方法来研究这些数据。通过显示国家参与的战争总数、平均数和标准数值，以及在胜利、失败和战斗死亡方面的国家排名，他们对国家层次上的战争做了进一步考察。

　　 其他学者目前正在制作他们自己的数据库并进行分析。例如，政治学家杰克·利维已经对1495年至1975年间大国战争的趋势进行过思考，并且断定，虽然战争的频率已经降低，但是战争“就惨烈程度、强度、量级和火力集中而言却是更加严重了”。 [ 注：斯麦尔、星格编著的《国际战争》部分再版了杰克·利维的《大国战争的历史趋势》。引向斯麦尔和星格为其所作的“介绍性注解”，第38-43页。 ] 在加拿大，卡利维·豪尔斯提分析了177次战争，对冲突动因进行了鉴别，并思考了近年来这些战争动因的演变和决策者对暴力使用的态度发生的变化。 [ 注： 豪尔斯提：《和平与战争》。 ] 不过，战争统计学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最高层次还是在美国，如布鲁斯·罗塞特 [ 注： 罗塞特：《和平、战争与数字》。 ] 和鲁道夫·罗迈尔 [ 注： 罗迈尔：《理解冲突与战争》，第四卷一一《战争、力量与和平》；第五卷——《正义战争》。罗迈尔亦因研究非民主性国内暴力的极端案例而闻名，他将其称为“毁灭民主者”，见罗迈尔，《政府致死》。 ] 此类学者成果斐然。

　　 定量研究工作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国家间暴力行为的最极端形式。政治学家查尔斯·S·古其曼和齐夫·毛兹已经考察了导致战争爆发的阶段性特点，并对14种军事行动进行了分类（他们只把其中的一种定义为“战争”）——他们将其分为三类：武力威胁，武力显示，武力运用。 [ 注：古其曼、毛兹：《军事化的国家间争端》。 ] 武力威胁是指准备动用武力、封锁敌国、占领领土和宣布战争。武力显示包括警戒、动员和武力炫耀。武力运用可指领土封锁、占领、其他形式的武力运用（比如使用正规武装部队对他国的武装部队、居民、领土发动攻击或者进入其领土）、攫取资源和人员、武装冲突（正规武装部队之间持续至少24小时的军事敌对行动）、宣战，以及最后的战争本身。 [ 注：古其曼和毛兹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作为争论的发起着还是作为争论的目标，大国仍然是主要参与者”；斯麦尔、星格所作的“编辑评论”，见斯麦尔、星格，《国际战争》，第45页。 ]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宣称，战争数据库的研究表明，民主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差不多一样打仗频繁。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8页。 ] 然而，通过使用限制性的定义，他们支持这样的结论，即民主国家不攻击其他民主国家。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8页。 ] 因此，使用的定义和用以量化相关概念的基本原则，对接受或拒绝这一假设是至关重要的。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扩大了“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增加了像在殖民地战争中抵御非国家参与者之类的战争。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II。 ] 要将一个国家划为一场国际战争的参与者，则其必须派遣至少1000个士兵或者至少遭受了100人的伤亡损失；对于一场抵抗非国家参与者的战争而言，该国及其盟国每年至少要有1000人的伤亡。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II，N20。 ] 虽然将1000人作为衡量战争与否的数字似乎显得武断（数据库的开始日期也是如此），但是，豪尔斯提认为，“通过降低作为战争标准的伤亡数字，比如从1000人降至75人，来向数据库添加几场战争，不可能改变大部分研究结果。” [ 注：豪尔斯提：《和平与战争》，第10页。 ]

　　 民主的定义、类型和量化

　　 作为一种词典定义，民主仅仅是“由全体人民管理——直接或者代议制”。 [ 注：《剑桥当代英语词典》（1984），第193页。 ]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严肃研究都会揭示出这个词的丰富内涵——例如，一套价值观念，比如公益、人民主权、政治平等和多数主义等概念，或者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社会程序，这套程序用以反映“全体人民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精英的意愿”。 [ 注：范伦、威廷顿：《加拿大政治系统》，第77-78页。 ] 民主最低限度的定义至少要求候选人之间的周期性选举，而候选人要争夺相当数量的成年人口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能够“为得到公众注意而竞争，自由地传播他们的政治纲领，可以使用新闻媒体并且没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 注：巴布考克：《走向民主》，第2页。 ] 要保证选举有效，这个过程必须在广泛的公民自由新闻自由、社交自由和言论自由）和法制的背景下进行，就此而言，当选者没有超越选举者的无限权力。最后，选举结果必须确定国家政策由谁制定，尤其是外交和军事政策。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8页。这样，1812年战争就被排除在数据库之外，因为英国当时选举权普遍的程度低；1914年的德国被排除是因为，虽然德意志帝国国会由99％的人民普选力生，但内阁成员仍由德皇提名。 ]

　　 用以将战争与民主国家相连的主要数据库是托德·罗伯特戈尔的“第二政体”研究。他的一套方法是，在下列五种可变因素的基础上，制作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的指数（从0到10）。这五种可变因素是：政治参与的竞争性；用于调节政治参与的规则效力；最高行政长官选举过程的竞争性；行政官员招聘的公开性和对最高行政长官权力加以限制的效力。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9页。 ] 通过比较，布鲁斯·罗塞持把这些指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套复合指数——从代表极端专制状态的-100到代表最高形式民主的+100。 [ 注：见罗塞特：《和平、战争与数字》，第76页。罗塞特与毛兹将其政体指数（REG）表示为权力集中程度（PCON）的衡量标准，该标准依赖于民主与专制指数的差异，这种指数表示为：PCON（DEM-AUT），同上。 ] 然而，后面这套指数的中间领域需要另一个词——“专制民主”——来反映这些国家的特征：在这些国家中，民主和专制的特征是混合在一起的，或者政府当局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9页。 ] 在使用戈尔的研究结果和罗塞特的研究结果时，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认为，国家或者采用三种稳定政体（专制政体、专制民主政体和民主政体）中的一种，或者正在向专制政体或民主政体转化之中（专制化和民主化）。 [ 注：迪埃、泽格勒：《民主的讽刺》，第216-221页。 ]

　　 这些衡量标准包含着对诸如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之类美国政治结构和程序观念的强烈偏好。人们很容易对此提出异议，从当选人中选出行政官员，比从私人部门选举内阁成员要民主得多，英国国会的传统做法就是如此。一旦美国参议院同意了内阁官员的提名，就不再对选民负进一步责任了，更别说对此官员的免职负责了。考虑到由于选举人注册不足和兴趣不足而造成公民投票率降低的事实，人们也可以怀疑美国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统计理论

　　 罗塞特把民主国家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复杂的现象：“1、民主国家间极少发生战争（一种经验主义说法），这是因为2、他们有其他解决相互间冲突的方法，故而不必诉诸战争（一种谨慎陈述），并且3、他们感觉民主国家不应该自己打自己（一种关于正确行为原则的标准化宣言），这又加强了经验主义说法。” [ 注：罗塞特：《和平、战争与数字》，第4页。 ] 罗塞特只想说明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而非他们绝不会诉诸战争，或者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打过仗。多年来，国家为了在战争中相互交战，不得不使边界临近，而且由于民主国家的数量不足，因此宣称民主国家无冲突没有任何意义。就民主国家的数量而言，罗塞特特别提到，直到19世纪末 [ 注：罗塞特：《和平、战争与数字》，第20页。 ] ，世界上还只有12到15个民主国家。

　　 罗塞特还提供了一个辅以开始日期的简短的冲突清单，用以说明相对于一般规则而言的可能例外：美国对英国（1812年战争）；罗马共和国（教皇国）对法国（1849）；美国内战（1861）；厄瓜多尔对哥伦比亚（1863）；法国普鲁士之战（1870）；布尔战争（1899）；美西战争（1898）；第二次菲律宾战争（1899）；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对西方民主国家）（1914）；第二次世界大战（芬兰对西方民主国家）（1941）；黎巴嫩对以色列（1948）和（1967）。然而上述每一场冲突甚至连一项条件都没有达到，因此被排除在外。在大部分案例中，有关国家都被认为并不够民主。其余的则或与时间范围不符：1812年战争；或不涉及外国：美国内战，第二次菲律宾战争和布尔战争；或并未达到称其为战争所必需的足够伤亡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芬兰对西方民主国家）和黎巴嫩与以色列之战（1967） [ 注：罗塞特：《和平、战争与数字》，第16-18页。 ] 。

　　 关于民主国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民主国家无战争是基于民主国家的内部制度约束（一种康德哲学的看法）。第一种制度约束是公共舆论的约束作用——必须为战争付出惨重代价的公众可以通过阻止民主领袖重新当选的方式来求得一种补偿。第二种约束是公开制定的对外政策。第三种约束是国家民主政治结构的相互制衡（美国宪法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结构性特色）。这些相互制衡的独特组成要素（行政选举的方式、制度化的政治竟争，以及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多重性——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制度的）与戈尔“第二政体”研究的民主量化方式极为相似。

　　 其次，民主国家无战争可能基于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价值观。此类国家的文化、观念和习惯导致了对于政治活动和争端解决方式的和平态度，而这些价值观则源于国家的国际行为或对其他民主国家的理解。民主国家也从历史经验中学到了这种国际行为，并希望扩大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利益共同体就这样创造出来。

　　 不过也有一些针对该理论的批判意见。第一，民主国家无战争可能有其他原因。大卫·斯彼罗认为随机理论可以解释民主国家无战争——关联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该领域的统计数字由于过去两个世纪民主国家数量稀少、交战次数有限（要求其边界相互临近）而不具备足够的有效性。约翰·A·英吉利称那种认为民主国家倾向于不互相交战的说法为“危险的假定”。他认为过去民主国家很少交战的原因在于“它们数量少，相隔很远，自然更易于成为联盟”。他提出随着数量的增长，民主国家“可能变得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 [ 注：斯彼罗举了一个间于，即虽然每周一次的彩票抽奖都有很多获奖者，但是他家却从来没赢过一次，如果因此得出结论：不获奖是某种家庭特性所登，就大错而特错了。斯彼罗：《自由式民主之无意义》，第51页。英吉利：《在混沌中前进》，第44页。 ]

　　 第二，现实主义学派或权力均衡学派所提出的影响因素可能是阻止战争爆发的原因。

　　 第三，为了说明民主国家与战争关系而作的分析不具备普遍性。也许关注点不应该是是否有足够的伤亡，而应该是国家是否采取了非暴力手段——即没有运用古其曼和毛兹所列出的威胁手段。如果人们只看到民主国家标准的一面——假定民主国家是好的——在涉及到威胁使用武力的危机中，就会有太多的民主国家行为被排除在外。隐蔽的军事行动、海外驻军或“训练”部署，以及更多的公开炮舰外交并不会达到统计学分析者所设定的最低伤亡限度。

　　 第四，某些人从分析本身看出了问题。评论家大卫·斯彼罗的疑问是，如果民主和平的原因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或行为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研究者要采用政治制度的民主衡量标准？对民主思想进行量化不是过于困难了吗？有人对民主政治的衡量标准产生疑问。斯彼罗问道，为什么研究者要武断地采用一个截止点来作为限定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例如，他注意到毛兹和道勒对他们列出的个体名单上2/3的民主国家并不认同。根据毛兹为戈尔的“第二政体”民主国家衡量标准所设的截止点，1981年之后法国就不是民主国家了，萨尔瓦多是民主国家，而比利时在l956年之前也没有达到民主国家的标准。 [ 注：斯彼罗：《自由式民主之无意义》，第5l页。 ]

　　 克里斯托夫·雷恩批评了这种理论，其依据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提供了解释民主国家无战争的原因——国际政治、大国安全、经济竞争、大国的兴衰，以及无政府、自助的国际系统中联盟的形成与分解提供了可用于解释这种现象的所有基本原理。 [ 注：雷恩：《康德或伪善》，第5-49页。 ] 由于无政府国际系统中没有一个可制定并执行规则的中央实体，所以自助原则适用于确定国家利益和使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民主政治理论家断定这种国际系统可以被改变，然而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内部可以产生变化，而国际系统则不会被改变。 [ 注：雷恩：《康德或伪善》，第10-12页。 ]

　　 在对民主国家无战争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思考之后，我们现在来考察国家寻求民主化的努力是否值得。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确定政体转换与战争之间关系的方法是基于对民主化或专制化及其国家卷入战争情况的统计独立性。在假定无论政体转化与否，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前提下，他们计算了民主化——发生战争、民主化——没有战争、专制化——发生战争、专制化——没有战争、无政体转换——发生战争以及无政体转化——没有战争等预期的频率。他们比较了预期发生频率与实际发生频率，并运用皮尔逊X检验法进行计算。X检验法表明这两种频率之间的差异程度为：数值越大，政体转换——战争具备统计独立性的可能性越低。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12页。 ]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对政体改变的衡量标准是基于民主国治参与的竞争性。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9-12页。 ] 对政体的研究是以1年、5年和10年期限内政体的变化以及政体在上述相同的时间期限内卷入战争情况为准。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页。 ] 他们的数据库支持两种假定：第一是民主国家不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战，第二是政府体制的转换——经常是越来越民主化，增加了国家卷入战争的机会。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评论道：“像今天的俄罗斯这样，在民主化过程中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跃进——从完全专制到广泛的群众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化完成之后的10年里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要比继续保持专制大一倍。然而，一旦民主化开始，即使民主化过程倒退也不会减少卷入战争的风险。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6页。 ] 他们得出结论，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2/3。过去的10年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仅为l/6，然而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在未来10年内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为l/4。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12-13页。 ] 以10年期限衡量，政体转换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最大。而以一年期限衡量，政体转换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最小。

　　 民主化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力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取决于采用何种民主化衡量方式。如果只衡量行政组织重组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效果最强烈。在这些案例中，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要比那些墨守成规的国家大一倍。如果只衡量政治参与的竟争性，正在民主化的政权走向战争的倾向要比固定不变的国家高75％。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还发现：就一年期限来看，8个战争类别中有3个案例表明，整体转换之后的时间长度也具有统计意义；就5年期限来看，8个类别中有4个案例表明时间长度具有统计意义；就10年期限来看，8个类别中有6个案例表明时间长度具有统计意义。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14-15页。 ] 当对全部三种民主化类型转换（从专制政体到专制民主化，从专制民主政体到民主化，以及从专制政体到民主化）进行衡量时，其结果也是有意义的。那些正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国家卷人战争的风险最大。 [ 注：比如，与保持专制民主政体的国家相比，从专制民主政体向民生政体的转变，爆发任何形式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15％-100％，爆发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35％－115％。与保持专制团体的国家相比，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变，爆发任何形式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30％－105％，爆发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50％-135％。从专制政体转变到专制民主政体，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加约70％。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17页。 ]

　　 正如民主化过程一样，政体向专制转换也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发现专制化的国家同未经历任何变化的国家相比较，所做的24次试验中有16次试验反映出战争风险增大了。以10年期限来看，那些从民主政体转向专制政体的国家尤其容易卷入任何形式的战争，那些从专职民主政体转向专制政体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国家间战争，而那些从民主政体转向专制民主政体的国家则根本不可能打仗。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得出结论：最大程度的民主化跃进将增加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而最大程度的专制化转换将导致与非国家参与者之间爆发战争。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18页。 ]

　　 民主化进程导致战争的原因何在？

　　 人们提出了几种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化初期或不完全民主化会导致此类国家走向战争。其一是民族主义的骤然兴起，正如前南斯拉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解体所显示的一样。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6页。 ]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似乎应该是专制政体解体后，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竞争”的互相连结：“精英阶层从旧政权的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其中的许多人对战争和帝国特别感兴趣，为了权利与生存他们不但互相竞争，还与代表新崛起民主力量的新精英们争斗。无论是新精英还是老精英都竭尽全力，动员群众支持他们，通常是通过民族主义的呼吁，来维护其受到威胁的地位，并且力图夺取新的地位。”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7页。 ] 提倡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战略，或在战略上寻求增强当时的政治联盟所无力维持的国家威望，就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公众舆论可能并不是国家走向战争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公众舆论一开始往往是反对战争的。更确切地说，“民主政治的不完全导致了政治制度的不完善，精英人士因此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制造既成事实，控制政治议程，并通过支持好斗的集团游说者或鼓励整个平民阶层中风起云涌的好斗性的方式，来塑造信息传播媒体的内容。”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将其描述为“失败民主化的余震。”除了精英集团富有成效的宣传之外，战争的另一个动因是弱势领导者为了提高其权威而采取增强国家威望的对外战略。转型国家的制度弱点是另一个可能的战争动因。固然稳定的民主国家并不互相交战，但实际上其作战频率同其他国家一样频繁，如果他们确实要打仗，“他们似乎更谨慎：他们常常赢得战争；他们能更快地摒弃战略上过多的承诺；而且他们不进行无缘无故的‘预防性’战争”。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0-21页。 ]

　　 根据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的理论，民主国家互相不交战是由民主国家所特有的“承担战争消耗的普通选举者的自身利益，民主政治所固有的讨价还价与争论的准则，宪法规定的政府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的缓和作用，以及自由的思想气氛”所决定的。新民主国家发扬这种民主传统的障碍是新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以及来自于即将成为民主化进程中失败者的社会集团的阻力。新民主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独立司法、自由的新闻界和自由选举等可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必要的制度。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2页。 ] 一个国家仅仅宣布自由选出领导者上台了，是不可能获得营造一个稳定而且功能完善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制度技巧以及民主化进程中自始至终的忠诚。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将此类国家面临的问题描述为：“代议制政府几乎所有主要制度都无法可靠运作：宪法法院的政治立场明显不公正；选举被推迟或选举前一刻才公布候选人名单；政党是精英人士的暂时勾结，而不是动员大众联合起来的稳定的组织。”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3页。 ] 在每一个民主化进程失败的案例中，由于贿赂或新闻审查的原因，新闻界都缺乏独立性，不能为完全、公平的大众辩论而有效地发挥作用。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3页。 ]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宣称新民主国家中的精英统治阶层抑制民主化进程的程度依赖于“其资产的机动性与技巧的灵活性”。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认为最有兴趣延缓民主化进程的人是“那些对战争、军备、帝国和保护主义有狭隘兴趣的人”。 [ 注：曼斯菲尔德、斯尼德：《民主化与战争危险》，第24-25页。 ] 这种兴趣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造成了战争。” [ 注：提里：《反省》，如上所引，第25页。 ] 然而这种军国主义态度却并非即将离任的精英统治人士所特有。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提出了造成民主化进程中出现政治僵局的四个原因，这种政治僵局孕育了短视思想和鲁莽的政策制定方式。第一，新民主国家中政治参与的扩大导致难以形成稳定的联盟。 [ 注：提里：《反省》，第26-27页。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引用了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时期无法组成稳定的联盟，威廉敏娜德意志左右派的分歧，以及前南斯拉夫的最后阶段作为案例。 ] 第二，受到威胁但仍然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采取了僵化的立场和短视的策略。 [ 注：提里：《反省》，第27-28页。为征明这一因素而引用的案例包括：对鲁鲁士地主的农业保护；日军在一个专制帝国中的自治机构：塞族军方与执政党精英们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国家。 ] 第三，受到威胁的统治精英注意“动员支持者——但却只是以符合自己的条件为前提。” [ 注：提里：《反省》，第28页。证明这种特殊能力的部分案间为：“信息垄断”（德国海军进行战略评枯的“转移技能”）；“宣传资源”（日本陆军的的电式公关攻势使其对满洲的侵略合法化）；“赞助”（帕默斯顿首相为与其合作的记者的儿子们分配英国驻外事务处的职位）；以及“财富”（克虏伯的公司为德国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组织提供的资金）。 ] 这种动员往往伴随着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精英集团企图动员民众的支持来抵御其他民众阶层的威胁。精英集团拥有的资源允许他们对政治参与方向施加影响，但单一集团仍然难以控制结果，于是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政治僵局。意识形态对民主化进程尤其重要，其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受重视。为了配合精英利益集团的意图而对大众舆论进行的动员，使大众舆论不能发挥原有的缓和或妥协作用。第四，对中央政新政权之所以虚弱的原因在于弱势政党、大众缺乏忠诚、非法操纵且不连续的选举以及对制度的不信任。 [ 注：提里：《反省》，第28-30页。 ]

　　 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也导致政党联盟（“派系平衡或与反对党结合”）具有明显的矛盾，由此导致最后制定出来的政策看起来像各种对立因素的综合体。这样导致了太多的承诺，并立即造成了对诸多敌人的挑衅，然而统治精英却宣称国家间冲突是其他国家敌视本国的结果。这种遭到围攻的国家为了支撑其国家威望常常诉诸冒险性战略，但是这种战略会导致对其国家声誉的明显“蔑视”，如此就拥有了发动战争的理由。 [ 注：提里：《反省》，第32－33页。 ]

　　 结论

　　 曼斯菲尔德和斯尼德相信，虽然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更有可能走向战争，但是走回头路并不会减少战争爆发的危险。国际社会的努力不应该仅仅是一种促进民主和应付战争危险的策略，这种策略应该进一步支持民主制度，在某种情况下，要给受到威胁的精英人士提供一顶“金降落伞”（包括不将其投入监狱）。 [ 注：提里：《反省》，第36页。 ] 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创造出一种“自由、竟争而负责的思想气氛，”这是因为多元化辩论容易被歪曲，从而偏向于那些富贵且拥有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利益。

　　 因此，加强对民主化国家提供此类支援的策略应该是加强培训、促进思想的融合和完善各类民主制度的运作方法，无论这种支援是政治的、政府的还是私人的。必须大力支持民主国家的各类组成要素，特别是对法治和人权重要性的承认。但这些训诫不会很快融人社会与文化。另外，旧恨与敌视可延续多年，有时候甚至几代。

　　 这些批评可能适用于民主化国家，然而如何保护民主国家免受战争狂热国家的威胁呢？集体防御不可能总是提供必需的保护。建议之一 [ 注：此处表达的思想是1995年约翰·诺顿·摩尔在渥太华召开的年度大会上向加拿大国际法理会所递交报告书的一部分。亦见摩尔：《政府结构》，第36-41页。 ] 是威慑理论需要加以审查，以决定如何劝阻萨达姆之类的独裁者制造冲突。答案之一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大国还是联合国，千万不能发出混杂的信号。虽然国际社会并不缺乏供国家和统治者遵循的标准，但却总是缺乏执行这些标准的强制手段。就对付违反了公认行为准则的精英人士而言，也许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而设的国际战犯法庭可以提供某种解决办法。

　　 在对民主国家与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这种“美国式”方法既有标准民主的吸引力（即民主政治是好的），又包含了科技手段的魁力。人们是否准备接受以上所讨论的假定，依赖于人们对统计分析的看法和人们对“美国式”方法接受与否。尽管人们可以对上述分析采用的方法及其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偏好加以批评，但是这种研究及其发现不应立刻被弃置一旁。如果它们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成分，那么就应该对其做进一步发展，进行苛刻而详细的审查和分析，以决定民主国家怎样才能把这些成果结合进计划与行动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