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亚太局势·第一
作者：时广东 冀伯祥·中国
出自————《中国远征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远东战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暂时休战的结束。此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斗争遂成为对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威胁。因此，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对自己的远东战略进行调整和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
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帝国得到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把它推上衰落的历史进程。从此，英帝国“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进一步获得领土已告终结 [ 注：伍德科克：《谁消灭了英帝国》(George Waodcock，Who killed British Empire)伦敦，1974年版第242－233页。 ] 。”维护既得利益成为英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在这种全球战略中，英国的远东战略就是要维护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远东现状，以保护英国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前后，英国的经济危机达到高潮，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和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 [ 注：克里斯托弗·索恩：《对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际联盟与1931～1933年的远东危机》，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267页。 ] 。”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我们现在陷入了可怕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考虑 [ 注：巴特莱等：《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辑第九卷，伦敦1965年版，第238页。 ] 。”英国内阁研究远东局势，得出：“如果爆发大的战争，海军将无力完成其任务 [ 注：伦敦，英国文献局：《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371F7596／1391。 ] ”的结论。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尖锐地指出，战争将意味着“我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将要消失……香港和新加坡将要失去 [ 注：路易斯：《英国远东战略1919～1939》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9页。 ] 。”因此，英国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姑息日本侵略者的具有绥靖色彩的政策。1931年11月，英内阁决定英国的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 [ 注：B·A·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牛津大学1939年版，第102页。 ] 。”外交大臣西蒙对此的解释是，“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 [ 注：《中国年鉴》重庆1941年。 ] 。”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清红皂白，同时向中日方面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这种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的做法，再一次表明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姑息态度，暴露了英国及国联的虚弱本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由英国控制的李顿调查团也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发动进攻，促使英国决定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2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案，明确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表示承认“满洲国”。不久，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对英国的远东战略形成了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英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但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上台，迫使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使它在远东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日本，同时英国与苏美的矛盾妨碍了共同对日阵线的建立，结果只好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1937年7月，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急剧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揭开了法西斯国家争夺世界的战幕，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野心，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对付日本的威胁，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成了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内容。英国为了避免战局扩大，曾一度寄希望于“调停”来尽快结束中日冲突，以减少由于战争扩大而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但日本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已定，调停政策难以奏效，被迫寻求新的对策。
1937年1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布，没有美国，英国就不可能在远东做出任何有成效的事情。因此，英国将“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 [ 注：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 ] 。”但美国此时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英国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了。张伯伦政府只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寄希望于日英妥协。1938年2月11日，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一刻也不愿有人会认为所有和日本绥靖的机会都已过去了，重要的是还要向哪些方面做出某种努力 [ 注：阿诺德·托因比等：《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18页。 ] 。”此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英日关系。5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牺牲中国的权益来保护英国的贸易，体现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动事实上的承认，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遭到极大损失。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海关收入损失1938年达1.59万美元，1939年达到2.77万美元，1942年达到4.23万美元，分别占实应收入的62.3％、83.7％、89.1％ [ 注：《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 。
1938年7月22日，英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张伯伦政府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化，并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缓和英日矛盾、绥靖日本侵略的典型表现。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揭露这一协定“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抗战力量 [ 注：A·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附录。 ] 。”英国一方面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继续向日本输出军需物资。张伯伦还企图借助德国的力量调停中日战争，在远东实现英德日合作。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英国想以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来换取日本承认英国的在华利益，但由于日本的目标是要独占中国，所以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使英国当局如梦初醒，大为震动，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对付日本的扩张。
1938年11月16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1939年3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西蒙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 [ 注：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伦敦1962年版第96～97页。 ] 。”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1939年1月14日，英国照会日本，表示英国“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 [ 注：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l～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 。”英国的对日政策虽然呈现出强硬的举动，但基本倾向是加紧与日本讨价还价，在欧洲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避免与日本公开对抗。
1939年欧战爆发，英国远东的防务大为削弱，出于战胜德国和避免两线作战的目的，英国对日本一再谋求妥协。表现在：第一，允许日本通过英国的海上封锁从德国购买战略物资。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 [ 注：同上，第88页。 ] 。第二，从中国撤走驻军。欧战爆发后，日本宣称交战国的军队和军舰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力劝各国自动撤走军队。德国在中国没有驻军，矛头显然是指向英法。英国随之宣布撤走在长江的5艘炮舰和华北的大部驻军。第三，签定天津协定，表明英国在政治、经济上接受了日本在华北的独占地位。
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在欧洲的军事失败，为了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人民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要求英国采取措施，停止通过滇缅公路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否则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7年第1卷第204页。 ] 。”7月17日，英日达成协议，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外援主要通过滇缅、滇越和中亚到新疆三条路。其中滇缅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的武器弹药的38％，从苏联输入的37％ [ 注：胡德坤：《中日战争》，第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因此，关闭滇缅路意味着切断中国外援。此外，这个协议还附有秘密备忘录，约定在这三个月期间要做出特别的努力以在远东导致和平 [ 注：同上，第194页。 ] 。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做法和图谋策划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世界舆论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助长日寇侵略中国的举动，这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对中国邦交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和牺牲中国利益。我们，并代表中国人民对英国这种无理措施表示严正的抗议 [ 注：《新华日报》1940年7月20日。 ] 。英国虽然以封锁滇缅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苟安，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两个月后，在日军南进的脚步声中，英国的绥靖政策遭到彻底失败。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为入侵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建立了桥头堡。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现实，使英国被迫改变了对日政策，拒绝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 [ 注：《新华日报》1940年10月19日。 ] 。”此后，由于担心陷入单独对日作战，虽然对日本日趋强硬，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改善英日关系的幻想。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决定南进，“不辞与英美一战。”7月24日，日军进入印支南部，英国远东殖民地完全处于日军威胁下。次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宣布：日本的行动是对英国 [ 扫校者注：此处原文如此，似有缺漏 ] 美国在谈判中企图以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甚至考虑承认伪满洲国，来换取日本放弃南进政策，保证对华不实行经济垄断，承认美国在华利益等。但日本不仅要求美国承认伪满洲国，而且要求美国承认日本与汪精卫伪政权之间签订的各种条约，甚至还要求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日蒋直接谈判 [ 注：《新华日报》1941年7月30日。 ]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差甚远，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中决定南进，极大地刺激了英国，7月26日，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属殖民地的资产，废除1911年的英日商约、1934年的印日商约和1937年的缅日商约。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丘吉尔采取措施，积极协调英美对日战略，把美国推上对抗日本的第一线，英美两国达成了“ABC–1参谋协议”。事实上，英国在欧洲大陆惨败之后，美国已经逐渐承担了对付日本的主要任务。日本也认识到要夺取拥有丰富资源的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要对付的主要对手却是美国。于是，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此后，日本同时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英荷在东南亚的属地，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英国的远东政策的演变，实际上是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萌芽、形成、推行和失败的过程。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远东战略的主旋律是一部“绥靖”的兴衰曲。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日本扩张野心日益发展，英日矛盾不断激化，英国远东战略最终实现了由绥靖到强硬的转变。
二 美国的远东战略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猛烈冲击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远东秩序，美国除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的呼吁，还表示不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日贸易，特别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在增加 [ 注：多罗西·博格、冈本：《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纽约1973年版，第372页。 ] 。“七·七”事变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但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采取貌似公正的态度。他强调：“我们不想评判争端的是非。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 [ 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9)》，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 。”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华权益的影响和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 注：美国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华盛顿1943年版第89号文件。 ]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对日本作了个口头上的警告。11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经济上压制日本，援助中国。但美国代表团谨守罗斯福不要带头反对日本的指示，对中国的呼吁不予理睬。当时，美国同日本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欧洲，担心制裁日本会损害其经济利益，更害怕引起日美战争。因此，在“七·七”事变前后，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有增无减。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美国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上层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援助中国抗战对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利益有重要意义。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不被制止，美国将面临日军向美国本土逼近的局面 [ 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 。他们的意见逐渐受到罗斯福的重视，于是，美国的远东战略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37年到1939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外的物资，5千万元用于稳定货币 [ 注：威廉·P·黑德：《美国在中国的历程、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2～1948》，美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 。对此，陆军部长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即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 [ 注：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租借——致胜的武器》，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4年版，第80页。 ] 。”这正是美国援华的基本出发点。
1940年法国败降后，美国被推到与德意日对抗的第一线。从世界全局和自身安全出发，美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总战略。根据总战略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加强援助中国、利用中国阻止日本南进，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制裁和限制措施的同时，和日本进行谈判，以延缓战争爆发的远东战略。1940年9月，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铁及钢铁。同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并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
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加快。7月，第一批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8月，在仰光港口建立起一个小型卡车制造厂。1941年初，通过缅甸公路的运输吨位每月4000吨，到10月，增加到15000吨，几乎增加4倍 [ 注：同上，第113页。 ] 。当然，由于路途遥远及运输能力等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当时美国尚未参战，还抱有避免日美战争的侥幸心理，对日采取姑息的绥靖政策，因而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否认，美援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的抗战还是至关重要的。
1941年4月，美国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达到分化三国同盟，避免日美战争的目的，和日本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日本则企图利用美国的妥协，结束中日战争，获取战略物资，为南进作好准备。由于日本在谈判中要求越来越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惜与英美开战的南进政策，致使美日谈判已经失去基础，继续绥靖已无退路。在此形势下，美国最终从对日政策以绥靖为主转移到以抗衡为主，抛出了对日经济制裁的最后王牌，即对日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菲律宾设立远东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太平洋舰队应急作战计划。这些措施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的远东战略已经转到支持援助中国以牵制日本，对日彻底实行经济制裁的基点上。
1941年8月下旬，美日谈判恢复，但双方事实上都是以此为烟幕，争取备战时间，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三 苏联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苏联就面临着日本和德国东西两方面侵略的威胁。苏联认为，在德日两国中，主要的危险来自德国。因此，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遂成为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感到“日本侵入中国东北，造成了对苏联远东疆界的直接威胁”，“孕育着反苏战争” [ 注：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8页。 ] 。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苏联宣布“奉行严格中立的政策 [ 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 ] 。”企图以退让求和平。苏联还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 注：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2页。 ] ，日本都不予理睬。虽然如此，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 [ 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卷，第269～270页。 ] 。”斯大林还认识到，单方面的和平政策并不能使苏联免遭侵略，必须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到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也有24万人 [ 注：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 。”此外，苏联还采取了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与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等方式来牵制日本。
三十年代后期，日苏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苏联的远东战略就转到以实力求和平与援华制日的基点上。为了教训日本，苏联调集精锐部队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痛击日军主力，使日本被迫主动停战媾和。
为了使中国战场尽量拖住日军的手脚，使其无力北进，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月中苏签订第一个贷款协定，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4亿5千万美元。从1937年9月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了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近万挺，炮弹200万发。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飞行员、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来华参战，苏联专家还参加了许多作战计划的制定。
苏联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原因是抗战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到了1938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使它免遭来自东方进攻的屏障 [ 注：奥·普·钱尼：《朱可夫》，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 ] 。”1940年秋，斯大林派遣崔可夫中将来华时，分析世界局势，认为美英加强对华援助，再加上苏联的援助，中国就能长期拖住日本。斯大林明确指示崔可夫：“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 注：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 。”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分化日德关系，避免两线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后，避免两线作战成为关系苏联生死攸关的军事和外交的重大课题，也是其远东战略的核心内容。由于苏联无暇东顾，因此，一方面谨慎地处理对日关系，使日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牵制日本，把日军拖陷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有效地实现预定的战略。
四 德国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初，德国还同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德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进口原料，并向中国派有军事使团。由于德日双方出自摆脱外交孤立，进行或准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相互逐渐靠拢。1936年11日25日，两国正式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为了保持同英美的关系与在华利益和影响，表示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 [ 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8～1945D辑1卷，华盛顿1950年版第463页。 ] ，引起日本的不满。德国表面上同意日本要其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要求，但拒不从中国撤出顾问团。
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本虽然一再增兵，战局依然胶着，上海久攻不下。日本为了速战速决，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发动了对华外交攻势，配合军事作战。1937年10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提出，希望德国斡旋中日谈判，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向中国政府表示，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达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蒋介石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蒋介石拒绝日本的要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同意日本的条件，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第二，借助布鲁塞尔会议遏制日本侵略。
11月底，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蒋介石借助西方大国的幻想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逼近南京。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束手无策，终于同意与日本谈判。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同意以日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要求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德国外交部接到陶德曼报告后，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同日本政府联系。12月7日，狄克逊向广田提出德国关于中日谈判的建议，但由于此时日本已兵临南京城下，因而不同意照原条件谈判。
日本占领南京后，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谈判条件。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难以接受。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但国民党政府不敢接受。1938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经过适当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答复。”次日，狄克逊向广田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日本政府内阁决定不再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致力于培植伪政权。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宣告结束。
1938年初，德国为了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美，开始急剧调整远东政策，一方面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召回军事顾问，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主动向日本提议缔结军事同盟。1940年夏，德国横扫西欧。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已无力在亚洲同日本对抗，为南进提供了良机。第二次近卫内阁建立后，制定了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政策。此时，德国迅速攻占英国本土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美国介入战争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因而德国也急于同日本结盟。8月23日，德国派特使斯塔玛到日本，与日本就缔结以英美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达成了一致意见。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确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确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有从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相互援助的义务。日本同意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把美国牵制在远东。德国则将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
1940年12月，希特勒已决策攻苏。因此，德国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牵制英国，以有利于东进。德国还拒绝了日本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达到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这说明德国的远东战略在对苏问题上，同日本的南进战略存在矛盾。
第二节 亚太地区概况
“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公开走上了以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道路。打响了长达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亚太地区从此进入了动乱不安，灾难连年的时期。
一 中国的局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以3个师团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占领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广大地区，使世界为之震惊。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10余年和平局面，开始了世界法西斯国家对外争霸称霸、侵略扩张的时代。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热河作战，逼近平津，迫使国民党政府于5月30日签定《塘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日本不仅将热河省并入了伪满洲国，而且将滦东地区19个县划为非武装区，打通了向华北扩张的屏障。
在蒋介石的政府执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约4万5千多人，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力量，使日本的后方基地得不到巩固。为了达到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目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5届3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战火。次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10日，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并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谴责日本破坏《九国公约》。在中国各阶层人民推动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积极抗日的方针，初步建立了抗战体制。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划分了五个战区，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表命令，将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日，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东渡黄河，开往前线。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影响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然而，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抗战仅一年左右，国民党军队就放弃了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一直退到四川和大西南。
武汉沦陷，标志着日本战略进攻和中国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从此，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抽出兵力，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世界上树立了弱国敢于抵抗强国的榜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同时还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和支持下，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一方面这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的胜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叛国降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民族义愤，阻止了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和分裂，因此也可以说，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汪精卫投降后，日本加紧诱降蒋介石集团的工作。从1940年3月到7月，国民党和日本代表在香港、澳门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决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但此时由于日本将南进政策提上日程，激起了同美英等国的矛盾，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中国的支持日益坚决，又由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显示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强大，最终阻止了蒋日勾结。9月17日，蒋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蒋板会谈，日本的“板工作”宣告破产。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国共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极为恐惧，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加以限制甚至消灭。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两次反共高潮，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抗战派的一致谴责，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表示：以后决无剿共之事发生。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只根据需要进行短期突击作战。按照这一计划，日军在华南、华中发动了东南沿海战役，豫南作战，上高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在上高战役和第二次长沙战役中，中国军队都重创日军。在华北，日军于1941年5月发起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突围，日军攻占中条山。但八路军却深入中条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华北解放区。
二 战时中国国际运输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在这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保持和开辟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质补充，对于维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不致崩溃，稳定大后方经济有重要意义。国际运输线把中国人民的抗战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成为战争中敌我争夺的首要战略目标。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把交通干线划分为国际运输线和国内运输线，并将战时交通重点放在“首在求取国际路线”，即直接同国外运输衔接，以运输军用物质，工业器材为主的国内交通干线。八年抗战中，通过这些国际路线运入了大批军械弹药，工业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等，同时输出了大量农副产品，换取外汇或以货易货，满足了军需民用的最低需要。
随着二战的发展，中国国际运输线也在不断变化，先后主要有：以广九－粤汉铁路为主的华南国际运输线，以陕甘新线为主的西北国际运输线；以滇缅公路为主的西南国际运输线；以及中印驼峰空运线和中印公路等。在上述国际运输线中，滇缅公路是最主要的路线。通过国际运输线输入的100多万吨物资，滇缅公路就占40％。
华南国际运输线是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武汉，广州沦陷前，中国国际运输主要路线。这一条路线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
“七·七”事变前，我国对外贸易口岸主要是天津，上海和香港。上海港吞吐量最大。“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先后沦于敌手，日军舰又封锁了我国东南海面，对外贸易口岸仅剩下香港。因此，国际运输重心移至华南。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所采购的军火及各国援华物质大部分由海路运到香港，然后在九龙卸船装上火车，经广州－九龙铁路运到广州，再沿广州到武汉的铁路北运。广九－粤汉铁路全长1279公里，途经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当时大批战时所需物资军火通过这一干线运往武汉，供应华中、华北、华南、华东的需要，或者从衡阳西运柳州、桂林，从株洲运往南昌、九江，从长沙运往常德等地。这样，粤汉铁路就成了抗战初期我国最主要的国际运输线。
粤汉铁路1936年建成通车，从1938年初开始，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负责管理运输事务，并在香港和海外设立了办事机构。从1938年1月到10月，西南运输处主持粤汉线国际运输期间，共计运入物资约13万多吨，其中军用品占1／4，其余是五金、汽车、机械设备、油类等。加上其他物资，总共输入约30多万吨。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兵员和装备损失较大。从1937～1938年，中国军队死伤达到108万人，飞机、坦克、大炮也损失大半，要维持抗战的局面，除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外，沿着华南国际运输线输入的大量必需物质，也是重要的因素。日本帝国主义也认识到华南国际运输线的存在，对日本解决中国问题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因此，日本在1938年7月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要点》中规定：实施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从南北两端扼制粤汉铁路，切断中国这一重要补给线，以及时结束中国事变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1分册第107页(译稿)。 ] 。1938年10月，日本攻占武汉的同时，又在大亚湾登陆占领了广州。武汉、广州失守后，战事转移到鄂西、湘北、广西南部，北上与南下的铁路运输都集中在衡阳，使新建完工的湘桂铁路非常拥挤。日本占领粤汉铁路两端后，由香港至内陆中心的华南国际运输线就此中断。中国被迫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
在华南国际运输线启用稍后一点，中国又开辟了西北国际运输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把日本军队的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38年3月1日和7月1日，中苏签订了两项贸易决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购买苏联军用物质和其他物资。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在兰州设立西北公路运输处，不久改为陕甘运输管理局，负责开辟和管理陕甘国际运输线，以使从陆路直接获得苏联的援助。陕甘运输管理局开辟了从苏联边境至中国西安的陕甘新线。陕甘新线分为三段，西安至兰州段长719公里，兰州至星星峡段长1179公里，星星峡至霍城段长工500多公里，总长约3400公里。从1937年11月首批苏联物资到达兰州，至1938年夏从陕甘新线运到中国的战略物资达6000多吨。苏联援华的轰炸机由苏联飞行员直接驾驶到中国，歼击机拆装后装箱由陆路运到哈密，组装后飞往前线机场 [ 注：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18页。 ] 。同期，苏联还从水路通过越南海防等港口给中国运送了多种军用物资14000多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苏联，苏联通过陕甘新线和东南水路，在1938年向中国提供382辆坦克，65架飞机，817门大炮，700辆汽车，6400多万发子弹，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苏联运交中国飞机420架，大炮500门，汽车850辆，机枪7700挺，子弹1亿发。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集中全力对付德国，援华物资逐渐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取代苏联，成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主要来源。
日本切断中国华南国际运输线以后，中国国际运输的重心逐渐转向西南，在日军占领越南前，中越交通线取代粤汉铁路，成为中国衔接海运的主要干线。1940年6月，越南政府在日本的要求下，不准中国的一切物资通过越南。此时，中国存在海防的物资还有约8万吨，只好立刻抢运到边界附近，然后内运。无法出售的只好设法保全，将汽油拨交美孚和德士古公司在越南出售，由两公司在仰光照数拨还，但仍损失巨大 [ 注：谭伯英：《抗战以来之滇缅公路》，《抗战与交通》第33期。 ] 。
西南国际运输线中，最重要的是滇缅公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国际物资，特别是战争物资的输入补给，决定打通西南国际运输线，作为易受攻击的沿海交通干线的后备。为此目的，1937年，中国同英国政府商定，双方协作，修筑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从中国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中国境内由中方修筑，缅甸境内由缅方修筑，限一年内完工。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拨款交云南地方当局督修滇缅公路。从1937年底到1938年2月，修筑工程陆续展开。中国境内路段分昆明至下关和下关至畹町两段。昆明至下关段长434.8公里，为改建工程，下关至畹町段长524.6公里，为新建工程。工程开工后，滇西各县征调各族民工20万人，日夜赶修。到1938年8月，基本建成通车，此后又不断完善。滇缅路工程量十分浩大，共计土方为2000万立方米，石方近200万立方米，永久式桥206座，半永久式桥271座，孔径总长2700多米，石涵洞2196个，水涵洞1114个，铺碎石100多万立方米。
滇缅公路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修筑的，公路沿线通过横断山脉纵谷区，跨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高差达1300多米，地形气候非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猖獗，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食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窝棚里，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依靠两只手和铁镐，锄头等简单工具，仅用9个月时间就修通了滇缅路。这是我国公路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举世罕见的。公路修成后，国外舆论界的专家高度评价和赞扬，甚至有人认为滇缅公路工程的艰险可与巴拿马运河相比。为了使这条国际运输线早日建成，成千上万的人含辛茹苦，胼手胝足，工程事故和恶性疟疾使3000多民工、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这条公路的建成，显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为我国开辟了一条继华南、西北国际运输线之后的可靠通道。
1938年12月1日，滇缅公路正式通车。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兴运公司，最初由广州市长负责，后由宋子良负责。滇缅公路在缅甸腊戍与铁路衔接，南接港口仰光，立即成为中国的重要国际运输动脉。1938年10月，苏联运军用品的几艘货船到达香港，因广州失陷，越南各港又不许中国卸军事用品，只好通知苏联船只移往仰光卸货。12月，宋子文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质经过腊戍从滇缅公路回到昆明。
1939年，西南运输处从国外运到大批车辆，滇缅公路缺乏汽车驾驶人员，各地华侨闻讯，纷纷回来报效祖国，从华侨中招募了3000多人为司机或技工。西南运输处机构庞大，职工约2万人，汽车3000多辆。从1939年初至1941年底，西南运输处的主要任务是从仰光运军用物资经滇缅公路至昆明，再由重庆和贵阳运钨砂和猎棕到仰光出口。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北部，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一条国际运输线。盟国援华的大批物资，先由海路运到仰光，再由铁路转运到腊戍，最后经滇缅公路输入昆明、重庆。因此，这条公路的运量激增，沿线行驶的载重汽车昼夜不绝，个别路线每天多达800辆。从1940年起，为了赶运物资，外国及华侨的运输公司也加入滇缅路运输，平均月运送物资达到1万吨以上。
从畹町至昆明公路长959公里，途中经过横断山脉，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有惠通、功果和漾濞三个大桥。1940年和1941年，日本为切断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多次派飞机轰炸惠通和功果两桥，管理公路的员工随炸随修、保持公路畅通。当时滇缅公路的运输原则是尽量先把物资运过功果桥以东，再逐步内运。从1939年11个月中，通过滇缅公路共运入物资27980吨。1940年，运送了61394吨，1941年，运送物资132193吨。到1942年春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止，通过滇缅公路共输入战时各种急需物资达40万2千多吨，其中油类约15万吨，枪械弹药约7万吨，其余为五金、交通器材、医药、机床、发动机等维持国计民生和战时经济的重要物资。在此期间，通过滇缅路输出物资约10万吨。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步伐的加快，日本与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冲突加剧，美英开始增加对华援助。1940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中国可以享受租借法案。从1939～1941年，美国向中国提供4次贷款，共1亿2千万美元，规定以钨砂、锡、桐油偿还。英国也两次向中国提供贷款，共800万英镑。上述贷款多用于购买武器、兵工器材、交通器材，这些物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入国内。
滇缅公路建成后，对中国政府维持大后方经济，稳定战场的形势，重整军备，坚持抗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1945年1月，中美军队缅北反攻告捷，滇缅公路才又通车。不过，此时由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已进入战略大反攻时期，日本在中国大陆上也节节败溃，许多以前被日军切断的交通逐渐恢复，因此，滇缅公路的作用和地位已无法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相比了。
三 缅甸的基本形势及战略地位
缅甸是亚洲中南半岛面积最大的国家，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它东北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西北同英属印度交界，东南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各族人民六十多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深受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日益增长。但国内的政治形势却非常复杂。英国反对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也态度暧昧以讨好英国。因此，日本乘机而入，利用缅甸的反动党，该党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使缅甸的局势更为动荡。加之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缅战中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危机四伏。
缅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经济情况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重镇为曼德勒(瓦城)，以南为下缅甸，重镇为仰光。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有逢隆山，与泰国毗连者为登劳山脉。全境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亦称西当河或锡当河)、萨尔温江，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我滇缅路相衔接。瓦城为上缅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枢纽，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其东，汤彭山脉与登劳山脉间密林丛生，为现代反侵略战争进行游击战的最好根据地。
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为新兴的商港，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为中国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中国远征军必争的要地。胡康河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称为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但到了旱季，河川变为通道，除亲敦河外，一般都可徒步通行。
中印缅交界的气候，可分为雨旱两季，自5月下旬起至10月间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凉，潮湿极重，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甚。10月以后至次年5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12月间风势较大，1月以后逐渐转势，经常在华氏120度左右。
总起说来，缅甸形势是口小、肚大、尾巴尖。仰光为全缅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失，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第三节 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亚洲战略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助进。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悠久的中国逐渐衰落，日本却因明治维新飞跃崛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以对外扩张为主的军国主义道路，左右和影响着近代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 “大陆政策”的酝酿和实施过程
自1868年明治维新初期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止，70余年间，随着天皇制的建立，日本军国主义不遗余力地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按其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明治维新初期到20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基本策略是：一面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一面推行“耀皇威于海外 [ 注：井上靖、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版。 ] ”的大陆政策。从入侵台湾、朝鲜入手，逐步染指中国大陆。
1840年天保改革后，经过28年“军事现代化”的低层次改革 [ 注：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 ] ，使日本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武士改革派，他们于1868年用武力推翻幕府统治，夺取政权，开始全面的资本主义改变。明治天皇即位后，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政治等得到迅速发展，国力、军力逐渐强大，但其发展受到原料和市场的限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恶性膨胀，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来愈强。明治天皇综合许多野心家的侵略主张，初步制定出“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中国全土，……(以后则征服东南、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 [ 注：张寄谦：《中国通史·近代部分》第1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页。 ] 。可以看出，“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
1870年，以后田白茅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前倡“征韩论”，把满清、朝鲜等国视为日本的屏藩，提出：“满清可交(战)，朝鲜可伐，吕宋(菲律宾)、台湾唾手可得矣 [ 注：佐田白茅，《向政府建白书》，见《征韩论实相》，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第117页。 ] 。”1874年5月，以陆军中将西乡隆盛为首的激进派悍然出兵台湾，胁迫清政府于同年10月31日签中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北京专条》(也称《中日台事专条》)，中国赔银50万两，并将琉球作为日本属国(1879年正式改琉球为冲绳县 [ 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3页。 ] )。之后，日本又于1875年9月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亦称《日韩条约》)，断绝与中国的传统交往，日本在朝享有治外法权，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国史”批判》第223页～224页。 ] 。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示威”，也是进攻中国的前奏。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日本进行了整整20年的准备(1874～1894)，到1893年，已建有一支近代化陆军常备军6万多，预备军23万和一支排水量达7万多吨的新式海军舰队 [ 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15页。 ]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外相陆奥宗光非常清楚地指出：“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 注：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9，69页。 ]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割地以及欧美各国过去在华不曾享有过的经济上的特权，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横财”，使“以特权大资本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飞跃地发展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97页，698页。 ] 。”就这样，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到1897年，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成为并驾齐驱的一员了 [ 注：同上，701页。 ] 。”可以这样讲，日本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侵略扩张之上的。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继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加速其大陆政策的实现。1900年6月，出兵2.2万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战后，日本等外国军队被允许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12个重要地区，形成日本“支那驻屯军”，并长期驻在这些地区，“七·七”事变时，这支军队充当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了我国旅顺、大连，攫取了原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霸占的全部权益以及“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将旅大地区建为关东州，并建立关东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长期占领东北地区的主力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又趁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和胶州湾，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想复辟帝制的急迫心理，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迫使其接受灭亡中国的“21条”，引起中外震惊。
从明治维新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40余年，日本利用它和中国相邻的便利的地理条件，利用对中国近代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较深了解，加之不断地对外扩张侵略促进国内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使它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它“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 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第二卷第592页)。 ] 。”“力图统治中国 [ 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19页。 ] 。”到了20世纪初期，它不但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基本完成了它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
第二时期：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日本跃居为“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即美英日)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下册第839页。 ]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定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夺取中国的东北地区，并进而向华北地区伸展。1927年初，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公然狂吠：“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 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4，95页。 ] 。”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研究所谓对“满蒙”的政策。实际上，是策划如何先把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尔后实行武装入侵，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而建立全面侵华的战略基础。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个《对华政策纲要》，强调“大和民族要想称雄于亚洲大陆，第一步是掌握满洲及蒙古的统治权 [ 注：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1月版。 ] 。”并在必要时为满蒙的特殊地位和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不惜诉诸武力。可以看出，《对华政策纲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20～30年代推行大陆政策的具体战略计划。此后，日本这个计划从舆论宣传，扩充军备，军事部署等方面都在积极地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和行动。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也难逃厄运。为摆脱危机，实现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指令关东军完成独立作战体制。1931年8月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致书日本陆相：“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到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既不能北固于现今世界 [ 注：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版第33～35页。 ] 。”9月18月，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东北全境，并建立伪“满洲国”，实现了“称雄于亚洲大陆”的第一步。接着，1932年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胁迫国民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进占上海；1933年又进犯长城沿线各军事要地，尔后深入冀东，包围平津，染指华北。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大臣宣布本日对维持“东亚和平秩序”有特殊的“立场和使命”，并露骨的提出，不准任何国家援助中国，公开发布独占中国的声明 [ 注：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 ] 。1935年6月，日本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让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并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力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这一时期，尽管仅10余年时间，但日本大陆政策推进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它不仅吞噬了整个东北地区，而且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华北五省，使日本在华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取得重大发展，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辟了基地。
第三时期：30年代的日本。这一时期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顶峰时期，1936年，日本出现“二·二六”兵变，广田内阁上台，于8月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会议通过接受军部全部要求的《国策大纲》，制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域发展”的战略 [ 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 ] 。这个大纲是继承和发展了1927年田中内阁所确立的侵略方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中国、进攻苏联，伺机南进，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扩张计划。根据这个《国策大纲》，日本加强了全面侵华的准备，大力发展重工业并增加军事工业投资，1937年度日本直接军费增加到13.6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9％，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 [ 注：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 。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兵力达40余万，海军4个舰队，陆海军航空兵计91个中队，2600余架飞机，此外还有伪军1.2余万人。从政治上、军事上、物资上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 中国抗战对日本亚洲战略的影响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以征服世界为最终目的的，而能否征服中国是这个政策最关键的一步。中国地处东亚，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从军事角度看，谁能占有中国，谁就能雄踞东方，控制亚洲，进而称霸太平洋，左右世界局势；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此广大的市场，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既为西方列强所虎视眈眈，更让日本一这个亚洲的霸王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从而把中国完全控制和掌握在自已的手中。
中国的抗战1931年始于东北，1937年扩大到全国，1945年胜利结束，先后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通过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九·一八”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中国人民进行了8年的孤军奋战，“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对法西斯战争的前哨站 [ 注：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而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二卷第10页。国防大学1985年版。 ] 。”
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曾经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 注：《毛选》合订本第476页。 ]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统治者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就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 [ 注：矢都员治：《近卫文麿》东方1976年版，第606页。 ] 。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作“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 [ 注：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第97页。 ]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民掀起的全民族抗战，包括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和中共挺进敌后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的梦想。到1934年底，日本陆军增至24个师团，仅侵华兵力就达21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90％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7～99页。 ] 。1938年底，日本陆军增至34个师团，除一个师团侵驻朝鲜外，仅留一个师团在日本国内，其余32个师团全部用于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兵力的94％，真可谓倾巢出动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大本营陆军部》(3)附表二。 ] ，但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日军从全面侵华到武汉陷落，历时1年零4个月，伤亡44万7千7百余人，损失飞机785架，飞行员1064人，舰船百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3百万日元 [ 注：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而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二卷第 13页。国防大学1985年版。 ] 。如此惨重的损失，标志着日本想用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企图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侵华战争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据统计：1937年军费支出32亿7千1百万日元，1938年增至59亿6千2百万日元；1939年再增至61亿5千6百万日元，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8.9％、73.3％、68.5％ [ 注：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09页，东京1974年版。宋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33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 。加上1939年秋、冬出现严重的粮荒，使日本政府更加焦头烂额。国力的匮乏和国民的反战情绪给日本军部的首脑们沉重的打击。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对当时的形势一筹莫展：“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了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象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 [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13页。 ]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而被迫宣布“帝国不介入，专注于中国事变。”战争前景的黯淡，使日本陆军中就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引起相当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 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选》合订本第934页。 ] o”中国人民独立的英勇反抗斗争，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对苏联作战年度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在远东地区加强战备，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沉重打击，日军到1935年伤亡总数累计达16万9千余人 [ 注：井上靖：《昭和五十年～日本新书8》，第81～82页，1976年东京版。 ] ，因而不敢再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到进展 [ 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601页。 ] 。”
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形成军事同盟。1940年9月，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国、意大利在西方“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日本在东方“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他们合伙制订了一个从中国北面经过西伯利亚，从中国南面经过印度洋，把欧洲战场同亚洲战场直接联系起来的战略企图，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军事行动，来达到它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就对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大将说：“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军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 注：《历史与人物》1978年第8期第43～44页，日本中央公论处出版。 ]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又电示驻日大使奥托：“用你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 [ 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6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 ”。在德国的怂恿下，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6月下旬的日军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当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实施“北进”计划做准备。然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左火右田）俊六极力反对，告诫日军大本营不要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4页。 ]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苏联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尽管日本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力不从心，未能如愿。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 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只有“德苏战争演变为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 注：同上，第155～156页。 ] 。”毛泽东曾指出：“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 [ 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选合订本第477页。 ] 。”客观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使苏联摆脱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从容地把东部地区作为巩固的后方，全力投入苏德战场。可以说，日本放弃“北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使其欲罢不能。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适应新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帝国将坚持‘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继续向南方的扩展 [ 注：《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第253页。 ] 。”这次会议最后放弃了“北进”计划，而确定了南进战略。早在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就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南进”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攫取美、法、荷在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其二，切断英美援华补给线，胁迫中国投降，早日摆脱中日战争的困境。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推迟“南进”计划的实施。英、美等国为了依靠中国战场牵制住日军的主力，减轻其在太平洋上所受到的压力，也逐步地改变了对日本的妥协政策，以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来阻止其“南进”。然而，适得其反，正由于经济制裁，使日本对石油等战略物质短缺，急需向东南亚等地攫取，于是，1941年11月，日本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不顾中日战争尚未结束，以及“南进”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酝酿南下，准备冒险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