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皖地区之敌情与抗日部队·第九

作者：王辅·中国

出自————《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扩大占领区与对苏作战·第四》

出自————《战争通史》

　　 1938年夏，日军大本营为了对武汉、广州进行战略进攻，将驻于上海、南京，杭州的敌华中派遣军的6个师团及台湾旅团，全部调出参加作战。令当年5月20日成立的第116师团，7月15日成立的第15、第17、第22师团，进驻至南京、上海、杭州及皖中地区担任守备，并归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直辖。这4个师团的部署是：

　　土桥一次的第22师团位于杭州，辖步兵第84、第85、第86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联队。警备太湖以南、嘉兴、钱塘江北岸由杭州至富阳之间地区。

　　广野太吉的第17师团位于苏州，辖步兵第53、第54、第81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联队。警备上海、苏州、无锡、南通、靖江之长江两岸地区。

　　 岩松义雄的第15师团位于南京，辖步兵第51、第60、第67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联队，警备南京、镇江、扬州、芜湖及滁县，蚌埠（限于淮河南岸）地区。

　　 清水喜重的第116师团位于安庆，辖步兵第119旅团之第109、第120联队；步兵第130旅团之第133、第138联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警备由安徽省之铜陵至江西省湖口的长江两岸地区（该师团是特种编制，约2万5千人）。

　　 此外，在徐州属华北方面军的鹫津铅平第21师团所属3个步兵联队，以其步兵第62联队（及配属骑、炮、工兵等），警备徐州以南至蚌埠淮河北岸的津浦路沿线地区。该师团所警备的苏北（淮安、阜宁一线以北）、皖北（五河、蚌埠、阜阳一线以北）地区，属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域。这个师团的步兵第83联队及骑兵第21联队则警备着砀山、徐州及以东的陇海铁路沿线地带；其步兵第82联队，已被调至天津以南，警备天津、沧县、吴桥河北省境内的津浦铁路沿线地区，并归驻天津的第110师团指挥。

　　 安徽省的合肥、六安、舒城地区，则由从大别山北路迂回进攻武汉的第2军进行警备，因这一地区是他的后方。

　　 （一）敌兵力分布与机构变更

　　 由敌以上4个师团、航空兵团及其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的一部和伪军，占领与警备苏、浙、皖这样广大地区、主要城市、重要交通线，不仅已难抽出机动兵力，连警备兵力甚感不足，因而日军大本营于1939年的1月19日，将新组成的独立混成第11、第12、第13旅团和11月下旬又将独立混成第17旅团，调至苏、浙、皖地区。这4个旅团开始的警备部署是：

　　高桥重三少将的独立混成第11旅团位于嘉兴，辖独立步兵第46、第47、第48。第49，第50大队，警备沪、杭铁路沿线地区。

　　丸山定少将的独立混成第12旅团位于镇江，辖独立步兵第51、第52、第53、第54、第55大队，警备沪、宁铁路沿线地区（年底被调驻江北之泰兴）。

　　尾崎义春少将的独立混成第13旅团位于合肥，辖独立步兵第56、第57、第58、第59、第60大队，警备合肥、淮南矿区、蚌埠、淮河以南地区与铁路沿线地带。

　　长谷川正宪少将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位于上海，辖独立步兵第87、第88、第89、第90、第91大队，警备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但1942年秋，因日本南方军所属百武晴吉的第17军，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之瓜达康纳尔岛失败后，日军大本营为挽救该地之危局，决定调驻湖南省岳阳神田正种中将的第6师团去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而岳阳地区的防务，则由独立混成第17旅团去接替。

　　 以上敌4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78000人，另伪军警近15万人。

　　 在华中，日军的战斗序列，从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开始，决定向上海派兵时，于15日成立了以松井石根为首的“上海派遣军”，因对上海久攻不克，乃于10月20日下令组成柳川平助的第10军，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会攻上海。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是平行关系，均由日军大本营直辖。在上海战事处于紧张的11月初，日军大本营为使同一战场实行统一指挥，于11月7日，成立由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辖鸠彦王的上海派遣军、柳川平助的第10军。

　　 在攻占上海、苏州、靖江、镇江、扬州、嘉兴、吴兴。宣城、芜湖、南京、杭州后，敌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进攻暂时停止，为减少驻军时的指挥层次，节省开支，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的2月14日，下令撤消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及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成立由畑俊六为司令官、河边正三为参谋长的华中派遣军，与在北平的寺内寿一之华北方面军、在长春的植田谦吉之关东军，皆归大本营直接指挥。

　　 1939年秋，日本预计已投降了的汪精卫，将于1940年春季在南京组成伪中华民国政府；在欧洲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即将开始。为应付新的世界局势，统一在华的军事行动与政策指导，日军大本营于9月23日，下令撤消山田乙三中将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由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于南京，统一指挥在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在汉口的第11军，在广州的第21军以及同时成立并由西尾寿造兼任军司令官的驻上海之第13军。

　　 当时附随于日军的，尚有汉奸任援道的苏、浙、皖绥靖军所属暂编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师，和平救国军（上海），和平同盟军（浙江），和平建国军第3师（浙江），以及警备旅、独立旅等。

　　 待至1940年的3月30日，汉奸汪精卫按照日本政府之旨意，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后，统编了伪军。由汪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下设总参谋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航空署。在其行政院内设军政部．海军部。由鲍文樾任军政部长、杨揆一任总参谋长，所属伪军近40万人，其分布情况为；

　　　伪华北绥靖军　　总司令　齐燮元　（北平，日本称之为治安军，属华北政务委员会）

　　　伪苏、浙、皖绥靖军　　总司令　任援道（南京）

　　　伪武汉行营　　主任　叶蓬

　　　伪开封绥靖军　　主任　刘郁芬

　　　伪苏豫边区绥靖军　　总司令　胡毓坤（位于徐州

伪闽粤边区绥靖军　　总司令　黄大伟（位于广州）

　　 （二）苏、浙、皖地区的抗日部队

　　 在这一地区的抗日部队，分属于长江以南的顾祝同第3战区；长江以北鄂、皖两省的李宗仁第5战区；长江以北于学忠的鲁苏战区。

　　 1、国民党军概况

　　 在苏北，有地方部队改编的李守维第89军之第33师、第117师；江苏省从第1至第10共10个保安旅，翁达的独立第6旅；以李明扬为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的鲁苏战区苏北第2游击区，所属第1至第11游击纵队；由税警总团改编的陈泰运之游击纵队和南通保安旅等。原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于1939年4月改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仍兼江苏省主席的韩德勤，因于学忠率东北军的第51军、第57军位于鲁南，因而这些在苏北的部队，实际上由萨德勤指挥，活动于长江北岸、里下河、旧黄河下游的苏北平原。

　　 在皖中、皖北，有驻于大别山金寨的桂系廖磊为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豫鄂皖边区总司令的第21集团军所属张淦第7军之第171师、172师，韦云淞第31军的第138师；李品仙第11集团军张义纯第48军之176师与游击纵队等。

　　 在皖南、苏南、黄山以西至鄱阳湖的东岸地区，有唐式遵为总司令的第23集团军所属刘雨卿之第21军、范子英的第50军。黄山以东至浙北之天目山、孝丰、安吉、长兴、吴兴地区，有上官云相为总司令的第37集团军所属位于宁国、旌德及宣城、泾县附近的张文清之第25军；在孝丰、安吉、武康、长兴、吴兴及宜兴地区的，为该集团军陶广第28军之第62师、63师、第192师。由陶柳任师长的第62师，经常活动至浙北的太湖以南，杭州以北、武康以东、嘉兴以西的澉山、菱湖镇；双林镇、善琏、新市镇、石湾、乌林等平原水网地区。由陈光中任师长的第63师则活动至苏南的宜兴、溧阳和金坛县以西的朱林，西北的直溪桥一带。

　　 第3战区尚有1支特务部队，被称之为“忠义救国军”。下设若干个支队，主要是活动于上海的外围附近地区，南京以北的江浦、六合地区，以及无锡、江阴、常熟、苏州之间的堰桥、青阳镇、云亭、北新桥、长寿、祝塘、张泾、顾山、严家桥、安镇一带，其各支队的活动地区为：

　　在上海附近有：

　　淞沪军事特派员蔡熙盛所率之部队，活动于上海市附近。

　　于陶生的第3支队，活动于上海东南川沙县之黄楼、江镇、六灶、祝桥及南汇地区。

　　李志明的第1支队、孙树伦的第6支队，活动于上海以南之奉贤附近的鲁汇、泰日、萧塘、齐贤桥、三官塘、钱桥一带。

　　丁锡三的第8支队，活动于上海西南淞江附近的小昆山、杨家村、练塘、石湖荡以及洙泾镇、松隐地区。

　　阮清源的第5支队、周振纲的第10支及李宗盛支队，活动于无锡、苏州、江阴、常熟之间地区。

　　罗国熙的第2支队，活动于长兴、宜兴、无锡地区。

　　在崇明岛上的特务大队、暂编第4大队与朱孟壤部，活动于该岛东南部之向化镇、阜康镇、汲滨镇、米行镇、旁徨镇一带。

　　在南京附近有：

　　徐禧的南京行动总队，活动于江北的江浦、六合地区之东葛、乌衣车站附近与六合西南的葛塘、万郢、大英集、相官集一带。1939年的8月18日，该部夜袭伪江浦县政府时，击毙了伪县长张钺夫妇及伪县警20多人。

　　 以上忠义救国军的各支队，在上海、无锡、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附近活动时，其背后则有第3战区的第28军、挺进第1纵队（邱玉林）挺进第2纵队（冷欣，活动于溧水地区）作为依托。忠义救国军之成员大部为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本地人，因而对本地及城内的社会情况相当熟悉，既无语言上的隔阂，又无习惯上的差异，所以易于进行各种联系和获得各方面情报，便于组织军事、政治行动和接近社会各个阶层。

　　 忠义救国军虽然装备着各种轻武器，很少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但顾祝同的第3战区，必须每周、每旬将该战区并不完全管得了的这支部队的游击行动，定期具体上报重庆蒋介石将军。

　　 这支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有时穿便衣，有时着日军服装，其活动地域，有时还到达长江以北。这支部队特别注重信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观念，因而在行动上，经常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地方武装、抗日民主政权之间发生磨擦。在江南，他们总是注意新四军、地方抗日武装、抗日民主政权的活动，有时出现在新四军部队左右侧或后方。像冷欣的挺进第2纵队，则驻于新四军陈毅第1支队（镇江当面），张鼎丞第2支队（南京当面）两者后方，与通向皖南军部要道的溧水地区。

　　 2、新四军状况

　　 新四军所属各支队的态势，在1939年有较大的变化，年初这些部队的根据地情况为：

　　　陈毅的第1支队位于镇江以南之茅山地区。

　　　张鼎丞的第2支队位于南京以南的小丹阳、云台山、薛镇、横山地区。

　　　谭震林的第3支队位于安徽繁昌县以南陵、泾县以西地区。

　　　高敬亭的第4支队位于合肥东北的梁园、护城集、八斗岭、白龙厂、青龙厂、众兴集一带。

　　　孙仲德的江北游击纵队位于安徽无为西北的石涧埠、天花寺、严家桥、徐岗集、尚礼岗、六家店、开城桥、襄安集、刘家渡地区。

　　　新四军军部，仍位于皖南泾县以西之云岭村。

　　 1938年5月，在新四军成立后并向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时，中共中央即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之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长江以北。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至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1938年9月29日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新四军的任务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之后，5月5日在皖中庐江县西北约25公里的东汤池，成立了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指挥、八路军第115师原344旅旅长徐海东为副指挥的江北指挥部，辖第4支队、江北游击纵队。

　　 为解决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关于部队及抗日根据地发展的方向等问题，新四军于1939年6月23日，在合肥以北约40公里的青龙厂召开干部大会后，徐海东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该支队辖第7、第9、第14团。7月1日又在定远县成立以4支队的第8团为基础由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的第5支队、辖第8、第10、第15团。

　　 之后，新四军驻于安徽定远县以南、池河岸边大桥镇的江北指挥部，则辖有驻定远县东南藕塘的第4支队；驻无为县以西开城桥的江北游击纵队；于当年8月间进至津浦路以东安徽来安县半塔集的第5支队。

　　 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壮大新四军、扩大江南、江北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与摆脱作战地域狭小，部队活动受到限制的被动局面，在江南的3个支队随之奉命开始行动。

　　 首先是第1支队的第2团，在丹阳县游击纵队的协同下，向镇江以东的扬中发展，2月间歼灭了伪军在扬中的一个团之大部，部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东南约30公里的大桥沿江北岸地区，4月间，将阻止新四军在该地活动的方钧部所属千余人全部解决，同时对在附近泰州地区的李明扬、李长江等人较顺利地做好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第1支队又以另一部向东挺进，到达了敌后的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嘉定及上海以西附近地区。5月间，第6团与江阴、无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编后，仍以在该地活动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5月下旬在东进途中，于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数百敌、伪军遭遇时，一举歼灭其百余人，此时驻于镇江的敌独立混成第12旅团长丸山定少将开始感到困惑，因为他知道在该地附近，以往未曾发现有这样战斗力的抗日部队。接着在6月24日，第6团夜袭了苏州西北约15公里的浒墅关车站，歼灭在该站附近的敌独立混成第12旅团所属部队55人，伪军1个中队，使被破坏了的铁路3天未能通车。

　　 东进的第6团，于7月下旬进至上海以西附近后，夜袭了上海西南的虹桥机场，焚毁了敌4架飞机。直至当年的9月，为了渡江北进，第6团才由苏、沪地区西撤，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由叶飞任司令员，共4个团渡至江北，开辟扬州、泰州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第1支队在东进淞沪，北渡长江的同时，开辟了宜兴以北涌湖与太湖之间以及苏州、常州、太仓、澄、锡、虞（山）根据地，使新四军在苏南、苏北地区增大了抗日的作战地域。

　　 张云逸的江北指挥部所属罗炳辉之第5支队，已于8月间进至津浦路以东的来安、嘉山、盱眙、天长、六合地区，挺进纵队已抵达扬州、泰州一带。为加速开辟江北的抗日根据地，增强江北的兵力，迅速构成苏皖间的联系，新四军军部于10月决定以第2支队的第4团1部，从扬中地区渡长江后，与挺进纵队1部组成苏皖支队，由陶勇任司令员，经扬州以北西进，在扬州以西、仪征以北、六合以东、天长以南的甘泉、大仪、陈家集、高集、月塘、樊家集、冶山、横山、金家集、仁和集一带，与罗炳辉的第5支队会合，并开辟了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因已有不少部队相继渡过长江，进至新的地区，为统一对苏南镇江、丹阳、南京、句容、苏州、常熟等地部队的领导，新四军军部于11月1日将第1、第2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11月7日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2团、第4团、新3团、新6团、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丹阳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

　　 在皖南的第3支队，仍活动于芜湖、繁昌及南陵、泾县以西直至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带。先后对驻南京地区的敌第15师团、驻安庆地区的第116师团的各种规模扫荡，与友军协同进行反击。

　　 1938年10月1日，彭雪枫率在河南确山县以西竹沟的新四军留守处（4支队8团留守处）约300人编成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该地出发，向豫东挺进。该部经确山、汝南、上蔡、西华、淮阳等地于1939年的1月，进至敌后徐州西南的永城县一带，11月被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彭任支队司令员。

　　 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部队及干部，向豫南挺进，之后，即被改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信阳开辟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193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徐州东南地区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派原活动于鲁西南的彭明治、吴法宪的苏、鲁、豫支队两个大队（团），于5月21日南下至苏皖边区，并与萧县的第16、第17、第18大队合编，在灵璧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

　　 在鲁南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也于5月8日南下，并在徐州东南开辟了邳县、睢宁、铜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由于陇海路以北的八路军南下，江南的新四军北上，这样从苏南、皖中、皖北、豫东、鲁南继续开辟了苏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使华北与华中联成一片，形成了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有利之战略态势。

　　 （三）新四军当年作战概况

　　 新四军在1939年继续东进北上，深入敌后，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对敌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一年的作战中，以保卫繁昌，破袭沪宁铁路较为突出。

　　 按第3战区划定的作战地域，繁昌属新四军的防区，驻于该地的是谭震林的第3支队。位于南京的敌岩松义雄之第15师团，在这一年的1月、2月、5月、11月、12月，5次攻进了繁昌，但最后都被第3支队与地方武装将其击退。

　　 3月21日，第2支队在东门渡击沉了敌船一艘，击毙敌20多人。4月1日，在镇江以西的第1支队，将由南京至镇江的仓头、高资附近铁路，破坏了约3公里，并截断通讯电线约15公里；同日，一支队另一部将南京至句容的公路，破坏了约15公里，炸毁桥梁5座。

　　 5月1日，一支队2团2营在南京以东孝陵卫附近的麒麟门一带，伏击由南京开往句容的日军22辆汽车，结果毙敌22名，击毁其汽车5辆。

　　 由于在敌心脏地区，连续进行了这样有影响的攻击和破袭战，为此，蒋介石将军于4月24日、5月31日，两次致电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对部队深入敌后进行英勇破袭，予以嘉奖。4月24日的电文中指出：“……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5月31日的电文指出：“……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运……。”

　　 以后，第1支队第2团于9月8日又在丹阳东南设伏。以一部进袭奔牛车站以北之西夏墅据点，诱使奔牛、常州之敌前来增援，而将主力埋伏于敌增援中途之陈巷桥一带。当晚22点左右，敌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一部约200人，乘汽车7辆由奔牛向北，当进入伏击圈时，第2团的部队于暗夜中突然发起进攻，经约3个小时的激战，歼敌大队长以下180多人，将其7辆汽车全部击毁。

　　 年底，敌驻南京的第15师团与尾崎义春少将独立混成第13旅团驻蚌埠之一部，连同伪军约2000人，于12月19、20日，分别由滁县出发，扫荡全椒西北约30公里的周家岗及其以西约30公里之大马厂、西南约40公里的古河等山地之新四军第4支队。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当即指挥第7、第9团，在周家岗、玉屏山等地，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以伏击、袭击等作战方法，经3天激战，共击毙，击伤敌160多人。这批敌人遭到4支队的连续打击后被迫撤回。

　　 新四军在江南、江北及豫南、豫东的各支队，都展开了各种不同规模的游击作战，从战略上牵制敌人，发展壮大自己。1939年，新四军之作战统计为：

　　　　作战次数：　　　764　次

　　　　击毙击伤敌：　11259　人

　　　　俘敌：　　　　　751　人

　　　　缴获火炮：　　　　1　门

　　　　缴获掷弹筒：　　　2　门

　　　　缴获轻重机枪：　 54　挺

　　　　缴获长短枪；　 1726　支

　　　　新四军伤亡：　 3860　名（内牺牲团以上干部20名）

　　 在敌情严重、武器与弹药缺乏、部队供应相当困堆、且受到国民党军多方限制、作战地域又很狭小的情况下，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英雄主义，最大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畏艰险克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日军的进攻，开辟和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1938年的10329人，轻重机枪57挺．炮1门、长短枪6231支，发展到49901人、轻重机枪206挺、长短枪18070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向重庆所作的一年作战报告中，提得相当具体。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陆军新编第4军作战情形

　　 （中华民国28年10月）

　　兹将本军作战情形，略分3个时期说明于后。

　　甲、第1期（民国27年6月至9月）：展开后向敌各方积极进攻，主要用战斗来打击、消灭守备各交通线的敌人。

　　乙、第2期（民国27年10月至28年1月）：主要战斗中心在茅山，敌人以防御攻势对我，我由外线转为内线，同时我3支队奉令担任皖南青弋江守备任务。取得了胜利。

　　丙、第3期（民国28年2月至9月）：本期一方面本军向敌人实行反击的进攻，另一方面由于敌人新政策与军事扫荡的实施，在军事上形成艰苦的纠缠。

　　总之，方军坚持大江南北敌后的游击战争，至今已获得将近8百次的战绩。

　　 军长　叶挺

　　 副军长　项英

　　 关于一年余作战的经验与心得

　　（一）根据17个月的作战经验，职军能在江南这样地形和敌人严密封锁梅花桩式的条件下坚持作战，能够利用敌人的空隙打击敌人，最基本的就是能取得民众的拥护。在这一个基本的条件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坚持、能够利用敌人的弱点取得很多胜利。

　　（二）作战的许多经验，虽然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但是对于汉奸的注意和警觉如若不够，封锁消息不十分注意，游击战争要靠秘密，露了目标非挨打不可。因此对于消息的封锁和保守秘密应十分注意，常常转移地区和宿营地，使我们能够保守秘密，这些都是我们作战的经验与教训。

　　（三）在敌人这样的条件下作战，重在机动与秘密的行动，这是作战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行动需机警，否则有受敌人打击的可能。

　　（四）侦察工作要严密，警戒要周到，不能疏忽作战前的部署，必须考虑当时敌情。进攻时需迅速秘密的接近敌人，实行突然猛攻，这是攻击取胜的要诀。本军侦察费少，不能进行战役的侦察工作，只能在政治动员上依靠于民众的帮助，今后为配合第2期抗战需要，希望增加一些侦察费。

　　（五）17个月的战斗经验，手榴弹是消灭日寇最有威力的火器，特别是在接近敌人肉搏冲锋时，无论伏击袭击，都表现出很大的威力。目前在技术上还须加紧训练，但手榴弹的缺乏，使本军不能彻底发挥威力，今后希望如数予以补给。

　　（六）伏击战斗前，一定要有周密的部署，而且要有自觉纪律素养，必须等敌到达伏击圈内，然后使用突然猛烈的火力袭击，迅速的冲锋，使敌人不能把火力展开，不能利用原有的地形抵抗。

　　（七）根据伏击汽车的经验，需要布置严密而有组织的火网，使机关枪、手榴弹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延绵发射和投掷。

　　（八）进攻敌人的据点、伏击敌人的经验，应首先估计敌人的增援。在部署上对于增援方面不但要有警戒，而且需要部署相当大的兵力。

　　（九）在战斗中，尽可能不要与敌人形成正面战斗，以减杀敌人火力的强度，应该将自己的火力在正面扼制敌人，掩护主力转向侧翼攻击，或者主力纵深配备在侧面，防止敌人从翼侧包围，争取主动，这是本军作战经验所得的三个原则，即：

　　1、我们由内线作战，转变为外线作战；

　　2、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我军前线；

　　3、要争取主动转移和支配敌人，必须作战与破坏并重并施。

　　（十）发觉敌人分进合击时，力求迅速脱离他的合击点，绕到敌人侧后，打击敌人一路和或数路。

　　（十一）无论攻击敌人、袭击敌人或伏击敌人，尽可能采取歼灭敌人的手段，以动摇他的意志，造成他的恐惧心。当袭击敌人时，一面注意敌人的袭击，同时袭击敌人以后，要防备敌人的反袭击。

　　（十二）我们和敌人形成正面作战的时候，应尽量发挥火力的威力，但须注意机关枪在发射后，应该继续转移阵地，否则就被敌火力抓住。

　　对今后军事上的建议：

　　（一）本军现在江南活动地区太过狭小，且多湖沼地带，此种地形之不利，使我无大踏步进退与广阔回旋之余地，游击战要求高度的积极灵活的机动性，因之大受限制。为求得在抗战第二阶段中，胜利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宜限定游击地区的划分与强调作战境界的分割。

　　（二）敌之梅花桩据点，俨为星罗棋布，其在公路交通线上的火力互相联系，通过非易。因此我应组织精悍力量的小部队，灵活的穿插转移，着重打击少数敌人、消灭汉奸武装，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企图稳定占领点线的迷梦。

　　（三）对敌据点的进攻战，是今后作战的特点，同时对敌人交通命脉的铁路、公路，予以大的破坏，达到阻止和迟滞敌之军事行动，是部署战役作战的必要方针。但本军现有条件火力既弱，工兵又未建立，攻击据点与破坏交通诸感困难。是以恳请发给大量爆破器材，并抽调炮兵协助作战。

　　（四）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正如鱼之于水，委座曾一再训示军民合作意旨，凡能获得民众赞助与拥护者，便可获得胜利的保证，尤其是当着今天敌人亡我阴谋着重政治进攻，分化军民团结、夺取群众、破坏抗战之际，更应团结千百万人民于军队周围，使敌无法施展其挑拨离间的伎俩，是有绝对的意义。这就需要改良民生，开放民权、实行民主政治、提高民众抗战热情与积极参加抗战。

　　（五）为使游击战争策应灵便，动作协调起见，莫善于用电讯指挥。如侦察敌情能适时报告，伏击战斗中要求通讯技术严密。为使指挥上迅速取得战果，利用电话是更为必要的。因此希望增发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及电话等器材，使能不失战机扩大胜利。

　　 军长　叶挺

　　 当华中敌后的新四军，正在想方设法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对敌作战的时候，在苏、渐、皖等地的国民党军，及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党务机关，根据国民党1939年2月21日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反共的方针，和在其他地区一样，相继制造各种军事磨擦与杀害新四军人员的事件，如4月在江北扬州大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方钧一部，竟企图阻止第1支队2团由扬中渡江北进，结果被歼灭1000多人而失败；6月间第1支队叶飞的第6团东进时，在无锡以东地区的忠义救国军第5、第10支队，居然袭击第6团等部队的后方，第6团经多次联系疏通亦无效，最后在顾山镇、严家桥一带将其大部歼灭。

　　 前述新四军在1939年牺牲的20名团以上干部中，内有5名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即湖南平江县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涂正坤；平江通讯处秘书曾金声；驻安徽无为县的第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新四军驻河南确山县竹沟留守处交通科长王恩久；在江苏沭阳的山东纵队南进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