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外通车、通邮与恢复中、日正常邦交·第十三

作者：王辅·中国

出自————《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进犯东北·第一》

出自————《战争通史》

　　 在签定塘沽停战协定的前后，关东军的参谋们根据南京政府推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之基本国策，认为处于此种时刻，凡对中国进行各项交涉。

　　 只要以高压手段，强硬的态度，日本总会如愿以偿，因中国目前仍集中全力进行内战，无力对外。

　　 （一）关于通车、通邮

　　 关于与华北通车、关内通邮问题，日本即按上述办法进行交涉，结果南京政府一一予以允诺。1934年7月1日，从天津开出的第一列车，虽然途中在茶淀车站遭到爱国青年宁匡烈（辽宁沈阳人，23岁）自制的定时炸弹的爆炸，还是到达了沈阳；1934年12月31日又同意从1935年1月10日开始通邮，2月10日开始汇款与邮寄包裹。

　　 （二）恢复中、日邦交之内幕种种

　　 此时的蒋介石总以为日本的政府、军部未能领会其反共的真意，因而他根据国际格局和远东形势，提出了中、日两国必须团结亲善，共同对付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并提出警告，如日军继续侵华，必将造成中、日两败俱伤，最后遭到共产党的暗算而同归于尽。

　　 蒋唯恐他这些主张不为日本统治者所理解，乃在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而长征后，自认为他在中国的反共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并以这些事实向日本输诚，希望日本不要干扰他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作战。

　　 向日本输诚的方法，由蒋介石口授而由陈布雷写成“敌乎!友乎!”为题的文章，以原曾担任过西北筹边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张联日抗俄、后被暗杀的徐树铮之子徐道的名义发表于1934年秋《外交评论》杂志上，以后各报相继转载。

　　 当这一有很深背景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即专门作了研究，并于1935年1月22日由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以发表演说的方式表示赞同，其中着重提到：日本重视东亚诸国之和睦、亲善，共同担负东亚和平之重任。

　　 语云：相需既殷，相求自易。经蒋介石、广田弘毅的唱和之后，接着就是两国政府间的外事部门进行具体磋商，5月17日，两国公布将公使升为大使级，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作宾为驻日大使，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亦至南京到任。

　　 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对上述的外交活动，并不十分重视，而依然推行它一贯的对华和对苏的作战准备。他们认为，目前蒋介石有两个敌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日本。蒋于1932年春再次复职时所确定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之政策现时正在推行，其先安内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南北地方势力，而后攘外，就是利用西方国家的力量，驱逐日本出中国。他们还认为，日本与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可以取得一致，而与国民政府在反抗日本侵略这个大问题上，则无法一致，所以他们对蒋介石目前向日本输诚，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仅看成是暂时的策略行动。

　　 （三）日本情报机关所了解的我国国防动态

　　 日本情报机关派往我国各地的侦察人员，他们除了搜集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各地方的势力与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等情况外，还特别注意我国对日本的作战准备。

　　 他们了解到，先后以赛克特、福肯豪森将军等为首的德国庞大军事顾问团，在指导国民党军队于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同时，正协助国民政府对日本的防御作战进行准备，如：整编、训练全国的军队，统一编制、体制和人事制度；规定军官培养和任命的程序；对全国的乡、保、甲长及适龄的壮丁，分期分批进行军事训练正在开始，以便做到全国皆兵；大量进口德国的武器；国防经费激增；从1934年开始意点构筑沿海及华北要地的国防工程；修建苏、浙、皖、豫、赣各省经由湖南、湖北、陕西通向大后方的战略公路。对内地的南北大动脉粤汉铁路，正在湖南省的株州和广东省北部的韶关山区，开凿隧道加紧施工，预计1936年粤汉铁路可全线通车；上海地区以西由苏州向南经吴江、盛泽至嘉兴，主要为军用的迂回铁路亦在紧张施工，1936年将交付使用；极力创办国防工业，在湖南湘潭兴建钢铁厂、航空发动机厂、电工器材厂，在江西省南昌和广东韶关兴建飞机工厂等等。

　　 在对日防御工程方面，日军的情报机关已掌握到，由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及福肯豪森将军指导在全国各地修筑的各项军事工程有：在冀察地区有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外围防御工事；在山东地区有潍河沿岸、鲁南山地、鲁西平原的野战工程；在山西省有娘子关以北的晋东、延至晋北的山区工事；在河南省的豫北、商丘、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等地的战壕；在徐海地区的海州、运河、徐州、淮阴、蚌埠，在绥远地区的绥东、绥北，在苏南地区的南京、无锡、苏州、南通、上海以及苏州经盛泽至嘉兴等地的国防工程；在浙江地区的沪杭铁路沿线及沿海的宁波、温州、台州，在福建地区沿海的福州、厦门，在内地的南平、龙岩山地，在广东地区沿海的潮州、惠阳、雷州半岛，内陆的广州等地，均在构筑对日军进行防御的各种规模工事。

　　 中、日之间，虽在1935年5月间恢复了外交关系，而日军却在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准备。

　　 日本对世界各地都很关注，特别注重对这些地区之情报搜集。为再次进攻苏联，日本除通过其驻苏使馆外，还重点在波兰、土耳其、瑞典以及在我国的东北中东路沿线地区，搜集苏联情报和武装白俄。并在印度、马来亚、越南、香港、菲律宾、夏威夷等地，广泛搜集英、法、美国的情报。

　　 当时我国的上海，是远东的国际大都市，鸦片战争后成了英国在远东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中心，自然也成了远东的革命基地。为对该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日军的参谋本部，象对在我国的沈阳、山海关、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一样，早就派出军官，大量搜集这一地区的情报，他们穿着便服，以各种身份在这一地区勘察地形和提出各种作战设想。

　　 搜集上海地区的情报，以河合操为参谋总长时，于1924年1月初派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为矢田七太郎）任武官的冈村宁次中佐之行动最为活跃。冈村驻于千爱里41号，在苏州河河口北岸黄浦江边的总领事馆内办公。由在南京的永见俊德大尉及江副浜二（任齐燮元顾问），在杭州的酒井隆大尉，以及与在上海任海军武官的猪濑乙彦中佐等，与社会上的各阶层人士和外国侨民等广泛接触，包括黑社会势力人员——青帮，组成严密的情报网，并与广州的矶谷廉介、重藤千秋和沈阳的松井七夫大佐等取得联系，于5月下旬研究与提出了日本陆、海军在京、沪、杭三角要地的作战设想。5月20，日军参谋次长武藤信义中将，还从北京专程至上海进行现地查看。

　　 冈村等在搜集地区性军事情报的同时，还搜集各军阀间之关系、实力、背景等情报，英、美、法国与斯米尔诺夫集团和苏联及第三国际在上海人员的暗斗的情报，以及菲律宾独立运动组织、朝鲜抗日爱国志士金九等之义烈团、印度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之活动等情报。从战后公布的日本史料看，所侦察的情况大体属实。

　　 当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国民党革命领袖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1月22日又发生郭松龄等发动反奉战争之后，日本政府的陆军省为了进一步加剧和扩大我国的混乱局面，乘机获得所希求的权益，随之于11月28日同意冈村宁次（化名为甘存宁）作为军务局编制外的人员，应聘为苏、皖、赣、闽、浙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之军事顾问。从此日军的情报人员，可以毫无顾忌的搜集这些地区之各种情报。当广东的革命军北伐之后，　日本则通过冈村等援助孙传芳所需要的山炮弹和大量的无烟火药，以及其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