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十九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1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经过一番讨论，遂由其天皇裁决对美英荷三国开战，并决定以12月8日(东京标准时间)为开战日。其宣战诏书经再三推敲也已定稿，其中有云：“帝国为自存自卫，不得不奋起以击碎一切障碍。”就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关系世界命运的决定。日本人为什么会作这个决定？他们是否经过审慎的思考？在决定作为过程中影响他们的是哪些因素？他们的考虑是否合理？假使是犯了错误，其原因安在？

　　 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而言，都非常有趣味、有意义，并且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因为一个战略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决定作为(Decision－making)。他们所作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而且甚至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祸福。

　　 但诚如李德哈特所指出的，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诉我们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这样也就使我们知道应该避免什么始不至于重蹈覆辙。所以俾斯麦才会说：“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一切的民族恩怨，也早被时间所冲淡，而历史的记录由于反复的考据，也变得日益正确可靠。因此，对于前人的所思所为，也就比较易于作客观的分析。尤其是我们必须认清人类本身具有许多内在弱点，所以对于过去那些曾犯错误的人不应随便加以谴责，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了解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是怎样作成的。只有照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始可以获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战前的情势

　　 从19世纪末叶起，一向太平无事的太平洋开始变得不太平。一方面，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变成西方世界之外的惟一现代强国；另一方面，从1898年起，美国的星条旗开始飘扬在太平洋上，其势力终于达到亚洲大陆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就地理观点来看，日本与亚洲大陆的位置关系是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位置关系颇相类似，但两国的战略传统却几乎完全不一样。英国人从16世纪开始就走向世界海上霸权的道路，他们的眼光从来就不是以欧洲一隅为焦点。日本虽然也是一个岛国，但其人民却不具有海洋民族的习性。他们从未向太平洋去寻求发展，其航海活动只限于亚洲大陆边缘。反而言之，他们却经常企图从海洋入侵大陆。简言之，其传统战略思想完全是大陆(Continental)性的，至于现代海洋(Maritime)战略思想则可以说只是一种西方舶来品，甚至从未在日本人的心灵中生根。

　　 所谓“国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在战前最多只有一些模糊概念。不过，假使我们认为战前的日本帝国还有其国家战略的存在，则对于其战略的最简明描述就是“侵略”二字。日本自从接受西方文明以来，其理想的目标，即为建立一个空前伟大的亚洲大帝国，其一切的行为都是以19世纪的西方强国为模范，不仅想学德意志，而且也想学不列颠。但日本本土是一个太狭小的权力基地，所以必须扩张，而其目标自然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大陆。

　　 当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主张维持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并要求所有各国均有平等机会来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这也就是此后40年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并且也注定了美日利益冲突的无可避免。

　　 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获得一次加速扩张的机会，于是向中国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民国十年(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也把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吨位定为5：5：3之比。日本也被迫撤回“二十一条”的要求，把占领的胶州半岛归还中国，并于1922年签九国公约以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措施都使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并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民国十三年(1924年)，美国又修改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增强其种族歧视的印象。基于这一连串的发展，西方(尤其是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

　　 20世纪的日本虽已披上了一件西方现代化的外衣，但在内心里，日本社会仍继续保持其封建传统，在这种社会中享有支配地位的人是武士而不是企业家。甚至到今天，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也还是和美国人所想象的大不相同，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日本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巨大，这当然会影响到双方对对方的认知。

　　 严格说来，日本的立宪政体只是一个假面具，在这个表面之下有若干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而其中以军人的势力最大。日本军阀(以陆军为主流)不仅头脑简单，而且不学无术。即令是在其本行方面，也只学到了一点西方的皮毛，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修养可言。在1941年任日本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战后曾说，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日本的民主假象无法有效维持。生活困难引起广泛不满，于是军阀遂乘机鼓吹用扩张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从1931年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遂走向武装侵略中国的不归路。1937年又制造“卢沟桥”事变，终于激起中国的全面抗战。

　　 日军在中国愈陷愈深，不但不能速战速决，而且对其国家资源形成无限的消耗。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援助中国，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双方的关系遂日益恶化。

　　 日本侵略中国本是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目的(或借口)，但战争的延长不但对日本的经济毫无裨益，反而更使其感到经济压力的沉重。这样又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本来是想用战争来扩大经济基础，现在却变为必须扩大经济基础，始能结束(或继续)战争。

　　 平心而论，日本最初除侵略中国以外，并无与西方国家交战的意图(或计划)。日本人并非不自知其经济的薄弱，不能应付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但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之后，情形又有了重大改变：(1)德国已经征服西欧，这不仅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羡慕，而且由于法国、荷兰，甚至英国，都已无力再保护其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就引起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念头；(2)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压力日益增强，使得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和痛苦。仇美的心理自然随之而增强，并且已有许多人相信美日终难免一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季对日本而言可谓危急存亡之秋。在中国的战争仍不能了结，经济情况日益恶劣，尤其石油储量日益耗竭，美日关系毫无改善希望，而德国又已在6月发动侵俄战役。这些发展迫使日本政府对其未来政策方向必须作一个新的决定。此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相当分歧，而且许多人发言也模棱两可或先后矛盾。不过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终于还是作成了决定。

　　 概括来说，主张北进(攻俄)的只有外相松冈洋右一人，军人(包括海陆军)都主张南进，夺取所谓南洋资源区，必要时不惜与美英一战。至于首相近卫文麿则主张暂时观望。结果所作成的决定为：(1)准备南进；(2)同时仍不放弃与美国的谈判。

　　 在此有一点必须澄清，一般人常以为战前日本陆海军各有其不同的基本战略观念，即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事实并非这样简单。日本陆军从无进攻苏俄的意图，并且也不认为苏俄能对日本构成真正威胁，所谓北进最多只具有防御的意义。反之，海军对于世界事务的了解远比陆军深入，他们比较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一向不主张与美英冲突，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长)曾声明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法取得石油，甚至还建议退出三国公约以求与美国达成协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24日，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美国于次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30日又宣布禁止飞机燃料和机械工具输往日本。这无异美国已在经济上向日本宣战。但日本仍未放弃与美国妥协的希望，所以一面准备战争，一面继续谈判，当然，这也含有以谈判来掩蔽军事部署的目的在内。

　　 10月18日，东条接替近卫组成新内阁，从此日本的命运遂完全掌握在军阀手中。实际上，到11月26日，谈判即已到达终点，不过，日本还是拖了4天才正式作成开战的决定，并于次日(12月2日)开始行动。12月8日，日军的炸弹落在珍珠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洋大战(太平洋战争)终于掀开序幕。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从历史记录来看，日本当局并非不曾经过思考，甚至还可以说他们在决定作为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的辩论，而所作的考虑也相当周详。但事后看来，毫无疑问那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然则，为什么会错？这也正是值得深入检讨的问题。

　　 概括言之，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在作成决定时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种类很多，而且因人因事而各有不同。当然，任何人在研究某一决定作为的个案时，都不可能将这些因素全部列举出来，但是比较重要的特殊因素还是不难发现。从此种观点来立论，即可指出日本政府的战争决定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换言之，这就是其作成决定的原因。

　　 心理因素

　　 所谓心理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概括的观念，用心理学的名词来表达，也就是所谓“认知”(Perception)。同样一件事物，每个人对它的认知却可以彼此不同。除个别的认知以外，还有集体的认知，也可称为“集团思想”(group－thinking)。任何民族、阶级、组织都可能有其不同的集体认知。这些心理因素都分别影响决定作为。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至少可以指出下列几点：

　　 首先要说的就是民族性。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养成一种心胸狭窄、急功好利的性格。甚至到今天，此种本性也未改变。所以，他们有一种自卑又自大的心理(这本是一体两面)，于是就产生狂妄的想法。

　　 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此种民族性有很微妙的关系。尤其是自工业化以来日本从无战败的经验，日本人(不仅是军人)都因胜而骄，自以为天下无敌，这当然会增强其冒险的勇气。

　　 日本单枪匹马与西方竞争，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的确很令人钦佩，但这种长期斗争也养成其仇外心理，并且经常感觉到有自卫自保之必要。这也就是在30年代日美必战论会流行的原因，尽管日本当时并无战争的意图。

　　 基于上述的分析，即可了解日本人是受到一种内在心理压迫，从而使他们很容易走向战争的道路。

　　 经济因素

　　 假使说心理因素是无形的和潜在的，则经济因素就是有形的和现实的，比较说来，经济因素可能是一个最重要因素。

　　 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所以看到他国有丰富资源就感到眼红，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不过，应不应该或能不能够用武力去夺取，那却是另外的问题。

　　 下述的数字可以显示日本战争潜力的薄弱。在开战前夕，其国内重要工业原料的产量占其总消费量之百分比是：铁矿石，16.7％；钢，62.2％，铝，40.6％；原油，20.2％；盐，31.3％。虽然所消费的煤有90％以上都是国内所生产，但日本却缺乏焦煤可供炼钢之用，至于某些战略性金属，例如镍，日本也完全依赖输入。日本虽能炼铝，但其原料铝矾土(bauxite)也必须依靠进口。最后，日本虽已有相当产量的钢铁工业，但冶金技术还是比较落后，对于制造武器或精密机器所需要的特种高级钢材始终无法生产，其惟一的来源即从美国输入的废钢或成品。

　　 由于本身缺乏资源，当然只能仰赖输入，但是日本人所准备采取的手段却不是和平公正的贸易，而是想把拥有资源的邻近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这种想法在19世纪的权力政治中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仍然坚持这种落伍观念则未免不识时务。

　　 日本为经济目的而扩张，其第一阶段的目标为“满州”(中国的东北)，大致已如愿以偿，但并不感到满足，于是继续走向第二阶段，以征服整个中国(至少，是其精华部分)为目标。结果遂遭遇极大的阻力，而开始感到骑虎难下。到此时，心理不平衡的日本人遂产生了所谓“一不做，二不休”的孤注一掷想法，开始想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

　　 究竟这种妄想若能实现，对日本的经济有多大贡献，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下面表中所列的数字可以大致显示“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价值，这些数字都是出自日本军方计划人员的估计，其可靠性当然不无疑问，不过，正足以表现他们的期待和力主南进的理由。

 　 1940年所估计的必需产品供需量

(单位：1000吨)

  　 这些数字虽然不完全，但还是可以指明若干重要事实：(1)日本的资源缺乏的确非常严重，即令控制着“大东亚共荣圈”也还是不能立即获得解决。(2)在所谓南方资源区中，很显然最重要的就是荷属东印度(今之印尼)，其次才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为主)。于是也注定了南进必然要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

　　 在所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还是石油。这一方面的情况不仅更不乐观而且也直接构成战争的导火线。1939年，日本所需的石油大约80％是购自美国，其余20％的大部分则来自荷属东印度。据日本估计，该地区可算是东亚的石油宝库，年产量约800万吨，为日本的20倍，当时日本每年需要石油约500万吨，而其自给能力尚不及1／10，所以若能控制荷属东印度，则日本可以不必再依赖美国而满足其石油需求。

　　 日本人虽然企图南进以突破其经济难关，但最初还是希望

　　 使用外交手段。1940年9月19日的御前会议记录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值得注意，现在节要引述如下：

　　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关于石油，因国内产量很少，所以较铁和非铁金属还更困难……日本最大弱点为航空汽油……因此有从北库页岛和荷属东印度寻求确实获得方法之必要。”

　　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一旦对美开战，海军将担负第一线任务，虽可希望从库存及北库页岛等处获得所需石油，但不可能支持长期战争，所以应用什么方法来补充石油？”

　　企划院总裁：“一旦陷入长期战争，则自北库页岛和荷属东印度获致石油遂绝对必要，此外，更应请德国斡旋，设法从苏俄和欧洲寻求补充。”

　　军令部长：“想从苏俄获得补给希望甚微，只有从东印度去争取……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法。”

　　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结盟谈判时，曾询问德方，现在德国已占领荷兰，能否帮助日本解决石油问题……这次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必将引起美国的禁运……所以曾要求德国将所获石油让一半给日本……关于北库页岛的石油也曾要求德国斡旋……”

　　军令部长：“东印度石油为英美所投资。荷兰政府正流亡英国……德国对此恐无能为力。”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对于石油，陆军也和海军一样重视。问题症结在于荷属东印度。在当初组阁时(指近卫第二次内阁)，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即已决定，除用和平手段外，视情况需要亦得使用武力。”

　　 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可以指出下列三点：(1)日本对石油问题非常忧虑，整个政策都受其影响；(2)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石油为重要诱因；(3)日本未尝不想使用和平手段，但终于还是使用武力，于是战祸遂无可幸免。

　　 外交因素

　　 在分析经济因素时，实际上，即已经提到外交因素，这也正能显示研究战略问题应具有总体取向，所有各种力量因素的考虑必须互相发生作用，分类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已。这里所谓外交就是指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领域中日本人有两项基本认知，对于其决定作为具有极重大的影响。

　　 第一，日本人对德国有一种崇拜心理，这也是一种相当悠久的传统，尤其是陆军军人更是如此。尽管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尽管英日还有同盟关系，但是从19世纪起，日本就一向以东方普鲁士自居，而并不以东方不列颠自居。自希特勒崛起之后，其成就更令日本人敬服，所以他们对于德国的能力几近迷信，从历史资料中到处都可以找到此种认知的证据。

　　 服部卓四郎说：“大本营与政府均确信德国不败，这是事实。他们认为德国虽不一定战胜，但绝对不会战败。举凡日本的开战决心及战争计划等，都是在此观念之下形成的。”

　　 甚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希特勒已经屯兵莫斯科城下，开始盛极而衰时，日本人对德国的信心还是不曾动摇。基于此种想法，日本人遂决心与德国共其命运，并且确信只要德国不败，则日本当然也不会败。反而言之，假使日本不与德国合作，则德国胜了，日本将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尤其可怕的是德国若与西方和解，则日本将被迫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至于德国也会失败却是他们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过去常有人认为德日虽缔结同盟，但他们在战略上却几乎完全缺乏协调，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日本的不攻击苏俄反而大举南侵，这样也就把美国带入战争，而这正是希特勒最希望避免的事情，换言之，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似乎是帮了德国的倒忙。

　　 根据西德史学家雅克尔(Eberhard Jackel)最近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值得加以较详细的介绍。

　　 雅克尔发现希特勒最初的确是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这种观念几乎一直维持到1941年9月。此后他就开始改变并认为美国终将投入战争，于是他的第二个想法就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美国，所以遂力劝日本攻击新加坡。为了鼓励日本南进，11月28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日本驻德大使大岛(Oshima)宣称：“一旦日本对美国开战，德国将立即参加战争。”

　　 希特勒并不鼓励日本攻击苏俄，其理由有两点：(1)希特勒根本瞧不起俄国人，尽管1941年没有攻入莫斯科，但他确信在1942年一定能击败苏俄，而且也不需要日本帮助。(2)即令日本人从远东方面进攻苏俄，其能产生的牵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苏俄的空间实在太大，远东方面的冲击对西欧的情况根本不会有多少影响。

　　 希特勒对美国，甚至英国，还感到三分畏惧，但对俄国则毫不在乎，这是与其种族偏见有关。简言之，希特勒只想利用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牵制美国。很具讽刺性，日本人的想法也正相似，日本人希望由于德国投入战争，将把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欧洲方面，于是日本在太平洋方面即可坐享其利。他们这种想法也没有错，美国的确已经采取“德国第一”的基本战略决定，不过，以后的势态发展却使日本人的愿望落空。

　　 第二，日本决策当局对于战争对手(美、英、荷)可分与不可分的问题虽意见分歧，发生冗长的辩论，但最后仍确认其不可分。这也就是他们决定同时向美、英、荷三国属地发动攻击的理由。日本人相信只要荷属东印度受到攻击，则英国决不会坐视，而美国即令不立即投入战争，很快也一定会被卷入。所以除非不南进，否则美日战争即无可避免。因此，日本自然应该争取主动，先对美英两国发动先制的攻击。此外，英属殖民地也有丰富的资源，应列为夺取的目标，至于军事上必须同时攻击的理由则留待下节再分析。

　　 军事因素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人的确认为他们很有把握才决定开战。假使说他们是在冒险，则至少也是“有计算的冒险”(Calculated risk)。日本人对孙子很尊重，他们当然懂得“庙算”的观念，事实上，他们不仅已经算过，而且算得很精，甚至可说未免太精。

　　 首先应指出日本人对于战争是有很认真的准备。1940年10月底成立所谓“总体战研究所”，开始进行各种作战问题的研究，其军队于同年11月即开始进行各种不同的训练，至于其参谋组织的计划作为更是达到最高度的标准。

　　 以兵力而言，日本人更自认为享有绝对优势。其海空兵力比起西方同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都较多也较好，自信能确保必要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准备用于南进的陆军虽只有11个师，战斗兵力不到25万人，但素质和训练都不错。对方地面兵力总数虽不下四五十万人，但国籍各异，分散极广，缺乏统一指挥，而除少数美英部队以外，其素质装备也极低劣，几乎不堪一击。

　　 现在再回过头来分析为什么要同时进攻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军事理由，日军的主要目标固然是荷属东印度，但其海上交通线受到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侧面威胁，所以必须予以解除。不攻击菲律宾也许能让美国暂时不投入战争。但容许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持这样一个巨大基地，则等到其增援兵力到达将会对日军的继续作战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差不多经过一年的准备，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20日，全部作战计划都已完成，并由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力争，其袭击珍珠港的计划也终于被纳入。日本人究竟应否袭击珍珠港，这个问题虽曾引起很多的争论，但从战略的观念来看，则并非一个重要问题。即令不攻击珍珠港，甚至也不攻击菲律宾，美日也还是不免一战。珍珠港事件也许会激起美国人民的怒火，解决罗斯福的政治难题和加速美国的战争努力，但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这都不是重要考虑。反而言之，珍珠港的奇袭若成功，则可以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达相当一段时间，这可以使日军南进无后顾之忧，而且也可以获得较多时间来部署下一阶段的作战。所以，山本的建议并没有错。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人对于开战的决定的确已作精密的计算，对于战争初期的胜利也的确很有把握。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对的：日本人不仅轻取胜利，而且还迅速攻占其所想占领的一切地区。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是不难于开始而难于结束。日本人对于战争会(或应)如何结束，是否也已有周详的考虑？

　　 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并不敢希望速战速决，比起当初发动侵华战争时认为3个月即可征服中国，在思想上可以说已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确已有“长期战争的觉悟”，并且对其前途也不免有茫然之感。其陆军参谋次长冢田说：“没有人敢说陷入长期战争也不要紧，可以保险战胜……至于5年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其计划并且相信成功“公算”(几率)颇大。日本人准备建立一个大三角形的“国防圈”，其东边北起千岛群岛，通过威克(Wake)岛以达马绍尔(Marshall)群岛。三角形的底边为连接马绍尔群岛，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之线。南端从马来亚和缅甸南部起，通过印度支那，沿着中国领土，再回到日本。守住这个国防圈，即可利用东南亚的资源，并发挥所谓“内线”的优点，于是即可贯彻其长期持久战略，以争取最后胜利，或至少是有利的结束。

　　 同时，日本人又认为美国在进入战争之后，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始能充分动员其经济潜力。所以，等到其太平洋舰队获得新船补充之后开始反攻时，日本至少可有1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切的准备。到此时，其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可固若金汤，足以拒抗任何突破的企图。

　　 结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日本人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所作的决定虽不一定是“合理”(rational)的，但至少是“有理”(reasonable)的。不过他们终于还是错了，以致败军亡国，这又应如何解释？

　　 日本人在作决定时至少犯了两个重大错误，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主因，现在分论如下：

　　 1、日本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想法。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予以驳斥。(1)德国的前途是一个日本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2)德国即令胜利也不一定能保证对日本有利。(3)德国并非不可能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为证明)。日本人如此迷信德国，实属不可思议。

　　 2、日本人有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对于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总是低估而不高估。当年侵略中国时，把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和能力估计过低，所以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对于美国的估计还是犯了老毛病。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美国人，尤其不了解美国人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点。

　　 在当时，有许多日本人都相信美日战争不可避免，即令现在不打，将来也是要打，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何况当时的时机似乎并非不利。甚至到了战后，也还有人以这样的理由来掩饰其前辈的过错或为其争论辩护。

　　 他们也曾考虑停止南进而一心贯彻对中国的征服，但又认为不可行，其理由可分两点：(1)侵华战争已因中国之坚决抵抗陷入泥沼，若无东南亚的资源，日本根本不可能征服中国；(2)即令不南进，美国还是会继续压迫日本，因为美国所要求的是中国的“门户开放”，换言之，也就是不许可日本征服中国。

　　 日本人始终不承认侵略中国即为不归路的起点。事实上，日本人所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这原本可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而无须使用武力。但令人不解的是，战前的日本决策者，除极少数外，几乎从未有人曾考虑放弃或改变侵华政策。这是人为的过失呢，抑或是天命使然？也许我们应该把欧阳文忠公(修)的话反过来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