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者·第十八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告诉人类应如何温故而知新。人类为何那样愚笨？无分古今中外，无分大人物或小人物，都会一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历史究竟能给予人们何种启示？这也许即为我们研究历史时希望能够获致答案的问题。在没有了解“为何”(Why)之前必须先了解“如何”(How)，究竟前人是怎样做的？必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始能吸取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大战”(Great War)，许多方面都必须研究，所以研究者需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假使作一概观，又可以发现某些方面已有很详细和深入的研究，而另有某些方面还比较缺乏研究，又或许过去流行的意见有再检讨之必要。本文的主题即为如此。战争可以分为许多层次、许多部分，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战争的最高指导者(The Highest Direction of War)。这也就是战争巨人(Giant)的神经中枢。很令人纳闷儿，这一最高层如何运作，似乎就是一个比较缺乏精密分析的问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其可能的解释也许是下述三点：(1)最高层的战争指导不仅在战时被视为最高国家机密，甚至于战后各国政府也都不愿意公开，尤其是若干决定性行动根本就没有正式记录。(2)所谓大战略的领域范围实在太广泛，军事与非军事，内政与外交，都包括在内，要想加以综合研究非常困难。(3)到这样的最高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许多微妙的因素不但没有记录，甚至也无从分析。
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已有很多新资料出现，于是过去的哑谜现在也都已逐渐揭开谜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负责指导战争的人并不多，仅限于主要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本文所拟检讨者为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东条英机五人的战争指导(依照进入战争的先后排列)。所依据的都是较新的史料，而所获结论也可供后世参考。
希特勒
首先要讨论的主题当然是希特勒，因为战争是他发动的。不过，在尚未分别讨论之前，又必须先概括说明这些战时领袖所共同具有的情况。
1、他们几乎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至少对于那次大战留有深刻的记忆或印象。此种经验对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考和行为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有足够的记录可以显示，他们经常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他们作判断时也常以往事为例。比较言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最深者是希特勒和丘吉尔，罗斯福则次之，而斯大林和东条英机则又次之。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大致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高级将领和其他政治人物也都莫不皆然。
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高级决策几乎毫无组织可言，元首都是大权独揽，同时也无适当的幕僚对他们提供协助。与他们接近的亲信和侍从经常能对其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也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他们都是以天才自居，相信自己的灵感，而不重视专家的忠告。他们不仅从事外交，开所谓高峰会议的先例，而且还亲自指挥作战(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或企图干涉军事(例如丘吉尔)。
希特勒的战争指导一直受到德国军人回忆录的掩盖。那些回忆录固然很有价值，但经常是把一切过错都加在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诚如曼施泰因元帅以《失去的胜利》为其回忆录之书名所暗示，将军们无不以为本来非常卓越的战略都被这位外行最高统帅搞垮了。德国在上次大战中的高级文武官吏莫不自称他们对于那位元首毫无好感，只是不得已而服从他的命令。
最近在德国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与过去所报道者有相当差异。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并无太多争执，例如1939年攻击波兰，1941年攻击苏联，甚至对苏联国力的评估，他们意见也大致相同。德国对美国的宣战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也包括其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在内。当然又并非暗示毫无歧见或争论，对于战略和战术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不像那些回忆录作者所云，他们的建议总是对的。除极少数例外，希特勒的军事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效忠于他，并且对重大问题也都一致表示同意。假使有人不与他合作，希特勒就不惜用大量金钱去收买他，这固然是查无实据，但其效果也是不言而喻。
过去大家对于希特勒几乎是有贬无褒，但现在对于他又有新的评价。事实证明他在战略领域中确有若干值得称赞的表现。至少可以列举下列三点：(1)他甚至在执政之前，即已拟定长程战略计划；(2)他极富创新精神，敢于采取间接路线；(3)他有极坚定的意志，能克服危机和渡过难关。至少可以说在1942年之前，他的战争指导还是功过相抵。从波兰战役开始到发动征俄战役为止，希特勒的表现大致是在一般水平之上。尤其是像挪威战役的发动，曼施泰因计划的采用，更已为史家所共赞。
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不仅能获军方的同意，而且也已构成其长程战略计划的主要部分。这一计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德国必须完成国内的团结和再武装；(2)在第二阶段，德国应击败法国；(3)在第三阶段，德国将完成对俄国的征服。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充分之证据，足以显示希特勒内心里能经常坚持其计划。
仅在战争后期，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才对作战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这并非完全由于希特勒的刚愎自用，而是他与军事领袖们对于战争的前景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希特勒仍然在计划如何赢得战争，这也反映其意志的坚强。反之，若干军事领袖对于战争前景已经表示悲观，他们所希望的最多只是少输当赢而已。有两个例证值得注意。
1942－1943年冬季，俄军赢得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在高加索孤军深入的德军面临着被俄军切断后路的危险。德国将领们要求迅速把这些德军全部撤出，而希特勒则坚持要在克赤海峡(Kerch Straits)对岸塔曼(Taman)半岛上维持一个桥头阵地，以后德国人称之为库班桥头堡(Kuban Bridgehead)。此种争论的原因安在？希特勒仍希望在俄国赢得胜利，而这必须要求德军能够夺占高加索的油田。如果德军能保持库班桥头阵地，则对于这一作战有重大助益。军事领袖们则希望能在东线上形成僵局(Stalemate)，而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1944年秋季，俄军在拉脱维亚(Latvia)西部切断一个德国集团军群的后路，德方称这个地区为库尔兰(Courland)。德国高级将领部主张立即将守军撤出，用来增强其他方面的防御和对抗俄军的下一波大攻势。其中要求最强烈的人即为当时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古德里安将军。但希特勒另有打算，他希望把西线联军逐出欧陆，让他至少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东线上俾击败俄军。但其先决条件则为必须赢得大西洋之战，切断联军的补给来源。希特勒相信德国已在建造的新型潜艇能够完成此种任务，不过潜艇人员则需加速训练。惟一可用的训练场即为波罗的海中部和东部，所以这个桥头阵地必须坚守。当时支持希特勒的人只有海军总司令邓尼兹，此项事实与希特勒终持指定他为继承人的决定似不无关系。
从所言和所行的记录看来，德国的战争计划并无任何内在矛盾。因为波兰不肯屈服，德国才首先将其解决，接着就迅速击败法国并将英国人逐出欧陆。然后再发动征俄战役。等到俄国被征服，德国就会跨越大西洋征服美国。这似乎是一种狂想，但在整个战争期间，此种计划由于受到环境影响，虽曾作多次修改，但基本构想始终不变。概括言之，德国的战争指导有其令人难以相信的一贯性。20年前在尚未执政时，希特勒曾经说过：“德国若不称霸世界则宁愿完全毁灭！”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的预言近似正确。
丘吉尔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高领袖群中有其特点：当战争开始和结束时，他都不是英国政府的首相。战前英国政界(包括保守党和其他政党在内)大都主张给予印度较大的自治权，只有丘吉尔一人强烈反对，于是他在英国的政界长期受到孤立，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时，他虽以在野之身一再发表其独特的意见，却没受到国内外的任何重视。
当英国自身尚未受到任何攻击时，张伯伦即已向德国宣战，于是英法两国都投入战争。但张伯伦只是宣而不战，等到挪威失守之后，他终于被迫下台，才由丘吉尔取而代之。战争结束时，丘吉尔的保守党在国内大选中失利，于是他必须下台，改由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执政。所以，一头一尾都不是由丘吉尔掌舵，但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在伦敦负责对战争最高指导的人是丘吉尔则又毫无疑问。在伟大的战争领袖之中，丘吉尔又有另外一个特点：他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意识，而且更计划由他自己来写历史。
丘吉尔曾经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史，而且曾发挥重大影响作用，所以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准备要再来一次。因此，当他发表某些文件时，都曾考虑其在未来历史中的含义。英国的战时文件到现在都尚未完全公布，所以我们对于丘翁皇皇大著(一共是六卷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有时不能不保持存疑的态度。
假使不谈细节，我们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应如何作一总评。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国战时领袖，最值得称赞的是他的灵感和决心，而不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当德军的狂澜正在横扫西欧之际，若无丘吉尔挺身而出，领导英国人民奋斗到底，世界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而世界地图也必须重画。其血、泪、汗的号召到今天仍令人记忆犹新，1940年对于丘吉尔和大英帝国的确是“最好的时刻”(Finest Hour)。
丘吉尔在战时对于军事计划作为和作战指挥，时常直接干涉，有时虽有助于战争的进展，但很不幸，有时反而形成一种障碍。所以，功过的确很难判定，不过有几点事实则又毫无疑问。他密切注意作战的进行，并不断地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来推动整个战争机器。他能够将其时间和精力的极大部分都花在战争的军事和外交方面，这又有两点原因：(1)他把一切有关内政和其他方面的事务都授权其阁僚负责处理；(2)英国的制度容许暂不举行大选(本来至迟在1940年即应举行)。所以，丘吉尔能以各党联合政府的首相兼国防部长的身份来指导战争。其主要目标有二：(1)确保海路的畅通，而那也是英国的生命线；(2)与英国的同盟国合作，彻底击败纳粹德国。概括言之，这两个目标都能达到，因此，丘吉尔的战争指导算是相当成功。
丘吉尔和希特勒不一样，他经常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且能够注意全球互赖关系。尽管其地理认知足够宽广和精确，但其时代认知则有落伍之感(Anachronistic)。丘吉尔心目中的世界似乎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他所想象的还是殖民帝国时代的世界，而不曾考虑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这似乎也是一种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丘吉尔对于科技发明有高度的敏感和兴趣，例如雷达和原子弹；但他却不能了解殖民主义已日趋没落，中国将变成巨强。由于其思想中有此种盲点的存在，所以到战争后期遂时常与美国人发生争执。
不过，丘吉尔并不缺乏现实感。他不仅对于英国的国力日益衰颓以及其在未来世界中将扮演的角色感到忧心忡忡，而且也早已认清仅凭英国之力，不啻不能赢得战争，甚至连长期抗战也都很难。因此，他在战时是倾全力来促成大同盟的建立，而且也确有远见，认为英国的未来安全仍将有赖于他国的合作。基于此种判断，丘吉尔遂常主张对斯大林采取让步的措施。不过，在其回忆录中对于此种事实则又尽量轻描淡写予以掩饰。
斯大林
斯大林和其他的战时领袖又不一样，因为他所指导的不是一个战争，而是四个不同的战争：(1)俄波战争，(2)俄芬战争，(3)俄德战争，(4)俄日战争。这些战争在时间上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不能视为同一个战争。战争情形的复杂又与资料的贫乏恰好对立。自苏联崩溃瓦解之后，俄国人才开始逐渐公开其战时的档案，但此种工作又是非常迟缓，而且也缺乏系统。尽管如此，在长达50年的战后时代中还是发现和累积了不少的资料，足以使史学家对于斯大林的战争指导获得概括的了解。
30年代的苏联在外交上是处于孤立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其本身基于意识形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敌，另一方面它又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公敌。慕尼黑会议之后，英法两国才考虑联俄制德的战略，但谈判极为迟缓，遂使德国捷足先登，拔了头筹。1939年8月24日，俄德双方签订合作条约，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遂在波兰点燃战火。对德国而言，这只是其长程战略的开始，应纳入整个战争之内。但对俄国而言，其入侵波兰的作战是一个独立的行动，两个星期之后即完全结束。
斯大林之所以进攻波兰不过是捡现成便宜而已。照他的想法，纳粹德国无意侵犯俄国，其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国家。德国与西方国家交战，对于俄国是利莫大焉：(1)鹬蚌相争，俄国自可坐收渔利；(2)让斯大林有时间来巩固其统治，增强其国力。所以，俄国在经济上支持德国，其目的有二：(1)增强德国的战力，战争打得愈久，则对俄国愈有利；(2)利用德俄之间的贸易，增强俄国国力，加速完成五年计划。
波兰的瓜分使斯大林不免因胜而骄，于是在1939－1940年的冬季，斯大林遂又发动对芬兰的战争。他和他的顾问们都一致认为只要苏联一出兵，芬兰就会投降。哪知他们的估算完全错误，芬兰人奋力抗战，再加上天寒地冻的环境，使俄军陷人窘境。最后，斯大林决定放弃在该国成立傀儡政府的计划，而与其现有政府签订和约，勉强结束了战争。这对俄国而言，可谓得不偿失，尤其是使红军的威望受到重大的打击，并增强了希特勒藐视俄国的心理。
次年(1940年)，德军在西欧又赢得胜利，这一方面使斯大林深感羡慕，另一方面也更激起其想分享胜果的贪念。他向希特勒表示俄国愿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希特勒是别有用心。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把俄国视为同盟国的意念，眼前他只是利用俄国，等到时机一到，他就会依照其原定计划向莫斯科发动攻击。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攻击使斯大林立即陷入危急的境地。斯大林在1937－1938年间，为巩固其个人统治和预防军人反叛，曾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和军中杰出人才都被一网打尽，难有幸免。能够躲过一劫的人真是少之又少。经过大清洗之后，苏联军事组织当然元气大伤，所留下来的将领大都是庸才，而且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斯大林的暴行使其终于自食恶果。等到希特勒发动侵俄战役时，红军遂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任何人都必须等候命令，而不敢发挥主动性，于是全军都陷入瘫痪状态，坐待德军的围歼。假使不是德军一再自犯错误，再加上天时地利的影响，则莫斯科的陷落应该是意料中事。不过，斯大林也像其他的战时领袖一样，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所以，即令莫斯科被德军攻占，他还是不会屈服，他会尽量利用俄国的广大空间和人力继续奋战。
1941－1942年冬季，德国攻势顿挫，斯大林始考虑未来的选择，一共有三案：(1)企图再与希特勒达成和解，他认为希特勒在进攻失利之后，也许会悔悟而同意与他合作。(2)希望德国军人起而推翻纳粹统治，成立新政权，双方可以和解。(3)若两者都不可能，则俄军必须向柏林进攻，并在德国投降之后，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傀儡政权。结果斯大林作了第三种选择，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在战争结束时未能控制整个德国，这又与其对西方同盟国的政策有微妙关系。
斯大林对西方始终具有不信任心态，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他在战时对西方只有两个动作：(1)不断地要求美国加速提供大量援助；(2)一再要求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照他研究判断，二者当然都是有利于苏联。结果是联军终于在1944年于法国登陆，使斯大林丧失了独占德国的机会。他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对其愚行深感懊悔。
斯大林对于日本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不愿也无力同时进行两个战争，直到1943年才首次向英美承诺，准备加入对日战争。事实上，他是在战争即将完全结束之前才赶紧出兵。这也使苏联战后在远东获得分赃的利益。关于第二次日俄战争的经过，研究的人现在还是很少。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战争指导详情所知仍然有限。不过概括言之，他的头脑似乎要比希特勒较有弹性。他曾毅然暂时放弃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改以保卫俄罗斯母国为号召；取消政委的干涉，让军事指挥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他本人也日益愿意接受其军事顾问的意见。不过他仍然是大独裁者，真正的国家大事还是由其一手掌控，甚至连某些作战细节也还是由他作成决定，这又与希特勒，甚至丘吉尔，并无任何不同。
罗斯福
由于美国国力的强大，罗斯福遂后来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重要领袖。罗斯福在内心里是一位孤立主义者，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这又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有关。他根本无意领导美国走向战争，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不想使美国投入战争。他的顾问中有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最后必然会投入战争，但他始终不以为然。
不过，一旦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发生而投入战争，罗斯福又立下誓言，要领导美国赢得这次大战。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毅力，不停地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由他作决定，其荷负的沉重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从现存的记录中可以发现，罗斯福的若干决定都深受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当时他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出任海军部次长，很巧合，其时丘吉尔则在英国出任海军部长，他们不仅有相同的经验，而且早已建立同行间的友谊。此项事实为他们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密切合作奠定良好基础。罗斯福的战时人事选择也受同一影响。举例来说，海军上将哈尔西(Adm Halsey)即为其上次大战时的旧识。
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对于战况即早有相当深入了解。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他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他：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所以，罗斯福早已知道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始能动员美国的巨大潜力。反之，他对美国在充分动员之后的强大实力，则又深具信心。1942年，英国的军力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而开始走下坡时，美国的军力则方兴未艾。罗斯福对于世界前途抱有乐观的看法，认为凭着美国日益壮大的国力，在战后应能建立其理想中的新秩序。丘吉尔的想法则和他恰好相反，丘吉尔已经感到大英帝国正在衰颓，对于前景深表悲观，他所希望的最多只是维持现状而已。
罗斯福也像丘吉尔一样，对于世界地理具有全球性的认知，但其对时代的认知则与丘吉尔完全相反。丘吉尔在心理上似乎还是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旧世界中，而罗斯福则把他的眼光向遥远的未来投射。他的思想的确具有前瞻导向，照一般人行来，好像近似幻想，而与现实脱节。因此，在风雨同舟时，罗丘二人能合作无阻，尤其是丘吉尔辈分和经验都较高，所以罗斯福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不过，到战争后期，双方意见就不那样一致，这当然又是双方国力和地位的差距日益增大之故。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次必须彻底消除德国的威胁，此即“无条件投降”观念之由来。但对于战后和平的维护，则罗斯福另有高见。他主张由四位“警察”(美、英、苏、中)来共同负责。尽管英俄两国对于这种高调都表示怀疑，但罗斯福却从未放弃其理想。与过去许多传统都不相同，新的证据显示罗斯福对于美苏关系的观念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真。1939年他曾尝试劝诱斯大林与西方合作而不与希特勒勾结，但未获成功。从此他也就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很不容易应付的奸雄。在战时他之所以对苏联采取安抚政策，其原因有三点：(1)苏联的确牵制了德国的大部分兵力，若无苏联合作，联军不可能击败德国；(2)斯大林随时都有与希特勒重修旧好之可能；(3)美国在平时不可能保持巨大常备兵力，所以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必须有赖于苏联的合作。
正因如此，罗斯福在战时遂又作了最重要决定：制造原子弹。虽然其最初的原因是害怕德国在竞赛中领先，但到1944年秋季虽已确知德国已经放弃该计划，罗斯福仍未改变其决定，并且严令必须对苏联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概括言之，罗斯福与其他战时领袖还有另一重要差异：他的战争指导是限于最高层次，他不像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那样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无论在华盛顿或前线上都享有相当巨大的自主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军人所非常羡慕的。
东条英机
当东条英机(Tojo Hideki)出任日本内阁首相时，他发动了对英、荷、美三国的太平洋战争。但事实上，日本早已在战争之中。从1937年7月开始，日本即已全面展开其侵华战争，它比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早两年。所以，严格说来，东条并未发动战争，而只是把已有的战争加以扩大而已。
所谓大战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流行的名词，在战前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已。假使战前的日本也有其大战略，则最简单的描述即为“侵略”两字。其目标即为以中国为主体的亚太地区。也许所谓“田中奏折”可以勉强算是日本的长程战略计划，该奏折分三个阶段：(1)首先征服满蒙，(2)再以满蒙为基地来征服中国，(3)再以中国为基地来征服世界(实际上只是东南亚，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就依照此种计划行事，但到1940年，事实却显示若无东南亚的资源，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若不能征服中国，在满蒙的基地也不能长保。但要夺取东南亚则必与美国冲突。简言之，除非能击败美国，否则一切战略构想都将沦为空谈。
完全如日本人所云，1941年对于他们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南进则必须退出中国，若南进则美日必战。近卫首相虽力主慎重，但陆海军两部都已在准备战争。10月18日，当时任陆相的东条接替近卫出组新阁，全部战争计划到10月20日即已完成。日本帝国的命运遂完全掌握在军人的手中，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东条不过是引爆的信管而已。
作为战时领袖，东条若与其他的人物比较，似乎显得颇为逊色。其原因可以归之于个人和制度两方面：(1)东条的背景和经验都很浅薄，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更是有限。希特勒的世界知识也很浅陋，但他对于其假想敌却有相当深入的认知。(2)日本的制度也极为特殊。东条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独裁，又不能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依赖民意。日本的陆海军代表两个对立集团，而在军种之内又有派系的存在，所以意见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就理论而言，天皇为最高统帅，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偶像。所以，日本战时政府中根本没有一位真正的决策者，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统一的大战略。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与东条英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山本的坚持，珍珠港才被纳入战争计划，而攻击在表面上的成功遂使山本的威望大增，并对东条构成压倒优势。东条并不知道山本的捷报是故意夸张，所谓珍珠港大捷乃有名无实。但山本此后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几乎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在战后一切有关中途岛之战文献中无人曾经提到东条的姓名。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败后，日本在太平洋的征服行动即开始退潮。东条对于防御计划的作为和执行，虽然曾有贡献，但也只能是勉强支持残局，并不能反败为胜。到1944年7月东条终于被迫下台，所以他在战争结束时已为在野之身。诚然，东条本人并非等闲之辈，他在战时也曾表现出其才能，不过由于受到日本特殊制度的限制，遂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政策本来就无成功的可能，东条只是一个不幸的牺牲者而已。
结论
作为结论，应该对战时各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再作一次简略详述。首先还是从希特勒说起。希特勒与东条从未见过面，彼此之间也几乎毫无了解。他们实际上是各自为战，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任何协调。不过，希特勒曾鼓励日本南进则又为事实，其理由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美国。希特勒最初的确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到1941年9月之后即认为美国终将参战，于是就想设法使美国把眼光转向亚洲。反而言之，日本人的想法也正相似，希望美德开战后会使美国把注意力先放在欧洲方面，于是可以减轻日本在太平洋战区所受的压力。所以，很有讽刺意味，希特勒和东条真可谓同床异梦。
斯大林对西方伙伴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漠。他始终对西方怀有敌意，若非万不得已，他不会和他们合作。尽管罗丘两人都想和他见面，尤其是罗斯福对于高峰会议极感兴趣，但斯大林却尽量拖延与他们会晤的时间。直到1943年11月才在德黑兰作第一次会晤，斯大林除关心其本身的利益外，对于罗斯福的理想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对罗斯福仍恭顺有加，而对丘吉尔则不假以辞色，充分表现出势利小人的双重标准。
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确有相当诚挚的友谊，而且也大致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则不太友善，这也许是由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所引起的反应。到了战争后期，罗丘两人的关系不如过去那样融洽，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前景和战后政策的意见日益分歧。但从各种证据上来分析，还是可以提示美英两国领袖之间的合作是常态，而摩擦则仅为偶然的例外。
若对这五位领袖作一总评，则罗斯福似乎应名列第一。概括地说，领袖人物若欲克服危机、渡过难关，其所需要的是意志和勇气；但欲实现理想、开创新局，则所需要的是深虑和智慧。非常可惜，罗斯福也未能眼见战争的结束，否则他也许能替人类带来理想的和平。
就各国的战争指导实务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启示即为国家元首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幕僚机构来帮助他作决策，而不应依赖个人的灵感，或拼凑的安排。所以，到1947年美国即开始建立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制度，而其他国家也都先后仿效。这也许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最高战争指导方面所留下的宝贵经验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