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后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第十五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研究战争的人几乎每个人都爱高谈战略，但对于后勤的问题却似乎很少有人感到太多的兴趣。以现有的军事著作而论，讨论后勤问题的书简直如凤毛麟角，而与以战略或战术为主题的书相比较，则可能百不得一。

　　 什么叫做“后勤”(Logistics)，照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的解释，那是一种“调动军队并使他们获得补给的实用艺术”。用一种更抽象的语句来说明，也就是空间和时间因素对战争的应用。

　　 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足以证明我国这位“兵圣”深知后勤之重要，拿破仑也曾说：“有关军队调动的数学问题值得请一位牛顿或莱布尼兹去计算。”事实上，战争中的事务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都属于后勤的范围，因为军队可能一百天不打仗，却不可能一天不吃饭。往往有人用下棋来比喻战争，严格说来，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在棋盘上的棋子并未拖着一条后勤尾巴。

　　 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战略决定不与后勤考虑有关。一般战略家的想法都认为后勤计划是导源于战略计划。简言之，照逻辑来说，是先决定战略，然后再来拟订后勤计划以对前者提供必要的支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却显示事实与这种理论往往相反。战略路线的选择常受后勤考虑的影响或限制。后勤虽不一定能完全决定战略路线，但往往能指出哪条路线有较大的可行性。

　　 以美国为例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后勤计划事先都缺乏一种足够明确的战略指导。当然对于未来战略观念，一种大致的轮廓仍然是有的，不过这并不能替生产计划奠定稳固的基础。这也是一种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事实，因为许多武器装备的生产先导时间(lead time)都长达十几个月或数年之久，所以在开始生产时，对于未来的战略情况实在是很难作过分肯定的研究判断。因此，所有的经济动员都不是以战略计划为基础，而只是加速累积各种装备，以便能够执行任何未来的战略计划。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美国的情形。自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即开始感到警惕，所以在1940年即有所谓“军需计划”(Munitions Program)的拟订。此时美国尚处于中立地位，对于是否加入战争尚无认真的考虑，当然更谈不上具体的战略路线，1941年，当美国实施所谓“胜利计划”(Victory Program)时，陆军部次长派特森(Robert P. Patterson)曾公开说明：目前最重要的即为生产的总量，至于武器的未来使用方式则为次要的考虑。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置身于全球战争。美国与英国当局开始讨论和拟定同盟战略，照理说，此后的后勤工作应该接受战略的指导，但事实上，1942年以后的生产计划仍然是采取我行我素的态度。因为生产是有连续性的，一经发动就必须不断地加速推进，而不能随意改变。反而言之，由于后勤因素已经先战略而存在，所以战略的考虑、计划和决定都无不受到它们的影响和限制。

　　 “欧洲第一”的战略决定

　　 美国的战争潜力固然巨大无比，但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将其完全发挥出来。至少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希望它有能力同时击败欧亚两面的强敌。这里所面临的又是后勤限制的问题。美国陆海两军参谋本部对于如何进行两洋战争的问题曾经作过多年的考虑，直到1940年11月，当时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Adm. Stark)始提出一项备忘录，主张一旦美国同时与德日两国开战，应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也同意此项见解，于是在1941年1月遂做出成案。接着美英两国军事首长之间又举行秘密会谈，再度认可此项原则。从此这也成为美英同盟的基本战略路线。

　　 日本袭击珍珠港在美国曾造成相当的感情激动，以至于许多人要求应首先击败日本。但几星期后，美英两国首长在联合会议时仍冷静地坚持原有决定不变。这也可以证明后勤因素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作用。美国在当时不仅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应付两面作战，对于远洋作战所需要的工具更是尤感缺乏。同时越过大西洋的交通线也比太平洋方面较短，所以也就暗示以欧洲为第一优先是合理的选择。最后，就1941年底的情况看来，英俄两国若不能立即获得巨大援助，则都有被迫退出战争的危险，这对于原有的决定更产生了增强作用。

　　 尽管如此，环境又迫使美国所采取的第一步战略行动仍然是在太平洋方面。因为日本人的攻势非常凶猛，菲律宾、马来亚、东印度群岛都先后沦陷。美国即令只想采取守势也必须先行稳住阵脚。于是美国当局决定立即集中全力在澳洲建立一个巨大基地，并确保其交通线的安全，否则再拖下去，即可能无法控制日本的攻势。此时英国人十分希望美国人与他们合作，赶紧占领法属北非，但他们也同样关切澳洲和新西兰的安全，所以也就不敢反对。但由于美国要增援澳洲，势必要占用许多的运输船只，这样也就使预定的北非作战不得不延期。

　　 事实上，美国海军的建舰计划，以及其对太平洋方面的关切，自始至终都对整个战争指导产生相当牵制作用——很有讽刺意味，“先欧后亚”的基本观念又是由海军方面所首先提出。尽管“德国第一”的原则一再受到强调，但太平洋方面的战争仍不断地扩大，很快就达到转守为攻的阶段，这样也就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其实力，由此也产生了严重的后勤影响。

　　 “波列罗”与“围捕”

　　 1942年4月，罗斯福派马歇尔和霍布金斯前往伦敦，把一项准备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的计划送请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军事顾问们加以考虑。此项计划要求下述三点：(1)对于装备采购的优先次序、原料的分配、部队和补给的运输应立即作必要的协调；(2)准备用48个师和5800架飞机(其中30个师，约100万人和3250架飞机由美国提供)来对欧陆发动大规模的侵入战，其目标日定为1943年4月1日；(3)假使苏俄有突然崩溃的危险，则应立即准备对欧陆发动一次紧急性的登陆作战。美国人对于计划的集中部分所用的代号为“波列罗”，作战部分所用代号为“围捕”，而紧急部分则称为“大槌”，那是另成一案。

　　 英美双方对于所应采取的战略具有重大的歧见，所以曾经一再发生争论。英国人是德国人的手下败将，对于敦刻尔克有惨痛的经验，同时对于美国的后勤能力也无太多信心，所以始终主张采取边缘战略(Peripheral strategy)。也就是不敢和德国人硬碰硬，而希望用间接路线制胜。美国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们坚持应以不列颠为基地，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对西欧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后勤(包括生产和运输)能力深具信心，而且也基于后勤的理由来替其战略计划辩护：(1)在地中海方面支援大规模作战，补给线将会更长和更难于维持；(2)要想越过南欧山地进入中欧心脏地区，那真是谈何容易，那里的交通情况远比西欧困难，所以丘吉尔所说的欧洲“柔软下腹”(soft under belly)实际上是万山重叠，寸步难行；(3)深信直接打击德国工业中心地区，实为迅速获致完全胜利的捷径。

　　 在英国人勉强同意之后，所谓“波列罗”计划也就立即付诸实施。除了总统和参谋首长更积极要求增加飞机、船只、战车、火炮等的产量以外，对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拟订的“胜利生产计划”并未产生任何基本性的改变。但不久即发现对于把兵力集中在英国的行动，真正的限制是运输船舶之不足。同时又逐渐显示，对于登陆战而言，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登陆船艇。使用特别设计的船只和小艇把人员、武器、补给、车辆从海面上直接送上滩头，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过去从来不曾得到认真的考虑。

　　 此种登陆船艇的大规模使用，对于计划中的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作战，都构成必要的基础。陆军要依赖海军提供这类的船只，但海军却认为正常的造舰计划更较重要。此外，美国最初所拟建造的是只限于较小型的登陆艇，直到1942年5月，英国人才说服了美国人勉强同意建造较大的远洋型登陆船。尽管此种新的计划立即付之实行并列为第一优先，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 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于科技利用要比美国前进，许多新装备都是出于他们的设计，而美国军人则比较保守，不大愿意接受新观念。 ]

　　 同盟国当局在执行“波列罗”计划的同时，还是不能不考虑其他战场上所发生的新要求。1942年4、5月间，许多新问题接二连三出现，例如对太平洋的增援、对中东的增援、对中国的加强援助、对苏俄租借物资的增加。凡此种种无一不需要分散预定用于“波列罗”的力量，但罗斯福的态度相当坚定，仍继续要求增建在英国的兵力。

　　 到1942年8月底，美国部队已到达英国和正在运输途中的总数共约17万人；而在6、7、8三个月内，运入英国的军需物资也已有130万“船吨”(ship ton)。这种成就固然已经不错，但要想在1943年4月发动侵入欧陆的作战，则还差得太远。当时能否找到更多的船只来加速运输，以及英国的港口和内陆运输体系能否接受得了，都显然大有疑问。再加上中东情势的紧急和苏俄一再要求增加援助，所以在1943年春季发动“围捕”作战的希望就更日益渺茫。

　　 北非战役的影响

　　 罗斯福迫切希望在1942年内能对德国发动一次具有重要性的作战。因为作为一位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每年都必须要作戏剧化的表演，否则他的政权即不易于维持。所以他终于不顾军事首长的反对，而同意丘吉尔的要求，在1942年发动对北非的“火炬”作战。美国军人并非不知道北非的战略重要性，但他们之所以拼命反对，是因为害怕这样一来，对西欧的主力作战一定更会受到延误。他们的顾虑一点都不错，由于进行北非作战，于是1943年也完全耽搁了。归根结底，还是后勤问题。从战略上来看，绝无不可同时侵入北非和西欧的理由，真正的限制却是资源不够。

　　 但非常矛盾，由于改变战略计划和对西欧作战的默认展期，结果反而使美国有了闲置的剩余资源，因为北非是一个比较狭小的战场，能够投入的兵力自有其限度。于是美国的注意力也就自然地转向太平洋方面。1942年6月美国海军赢得了中途岛会战，不久即获得发动有限攻势的批准。8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登陆，接着陆军的援兵也纷纷送来。到1942年12月底，用来对抗日军的美国陆军兵力已达46.4万人，比春季中所批准的数字多出20万；用来对抗德意两国的兵力反而只有37.8万人，比预定计划大约少了5万人。由此可知在战争领域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如何巨大。

　　 “火炬”作战在1942年11月发动，最初的进展似乎比预计的要顺利，所以同盟国领袖就开始考虑到下一个步骤。还是像往常一样，意见分歧非常大。美国人主张立即增强在英国的兵力，加速回到“围捕”的旧路；英国人则希望继续扩大地中海方面的作战。但还不仅此而已，空军方面希望把作战重点放在战略轰炸上，麦克阿瑟想要重返菲律宾，尼米兹则重视中太平洋的攻势。此外，东南亚、中国、苏俄等战场也都有新的要求。

　　 1943年1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率领其军事顾问们在卡萨布兰卡集会，企图解决这些互相冲突的要求。结果还是采取折中路线，换言之，为了使每一种要求都能获得部分的满足，于是就只好牺牲集中于某一点上的决心。说起来真是非常矛盾，侵入西欧的计划本来被视为最重要的计划，所以分配给它的资源也就应该最多，但正因为这种大量资源的累积很不容易，于是对于该计划的执行在时间上也就一再拖延，但在这个拖延的阶段中又不能无所事事，而且同时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新要求层出不穷，结果遂使本来准备累积不用的资源又受到一再的拉动。这样遂使最优先的计划反而变成了最落后的计划。

　　 所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时，除了大家同意对在美国的兵力增建仍继续推进外，又决定先行从事下述各项作战：(1)对西西里岛发动登陆战；(2)对德国发动巨型空中攻击；(3)加强反潜作战；(4)准备在缅甸发动攻势；(5)在西南太平洋方面发动对拉包尔(Rabaul)的包围；(6)在中太平洋方面继续进攻日军所据守的岛屿。从这些项目上看来，要算是英国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一向主张采取边缘战略。但太平洋方面的计划也使一部分美国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一向强调那一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在理论上被列为第一优先的西欧侵入战，在1943年也就无异于被公认为应暂予搁置，一切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1944年了。

　　 地中海对英吉利海峡之争

　　 即令没有把投入欧陆兵力的增建工作为第一优先，仅仅为了在1943年间来执行各种预定计划，也还是会感到后勤资源不够分配。等到北非战役在整个春季里陷入胶着状态之后，补给和船舶随之继续大量消耗，更显示1月间在卡萨布兰卡所作的决定是以不现实的假定为基础的。5月间，美英两国领袖遂又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长达两星期的会议，才终于明确决定在1944年春季发动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攻击(目标日暂定为5月1日)。

　　 在这次会议中，地中海对英吉利海峡之争再度出现。概括说来，还是一个后勤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登陆船艇的问题。美国人并非不愿支持地中海作战，但其条件却是不消耗投入法国西部所需要的人力和装备。反而言之，英国人也不反对早日投入西欧，却希望地中海作战能继续进行。

　　 最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到目标日，在英国境内所集中的兵力应达到29个师，并有足够的登陆船艇(估计约为4504艘)来同时载运5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为攻击矛头，其他两个师则立即跟进。美国始终害怕地中海会变成消耗资源的无底洞，所以又同时规定地中海方面的兵力不得超过27个师，并自11月1日起，把4个师美军和3个师英军调回英国。

　　 美国人对于英国人偏爱地中海而不热心于对西欧的攻击深感不满；反之，英国人也不满意美国受太平洋方面的牵制，他们认为美国似乎已经忘记“欧洲第一”的原则。所以尽管已作明确决定，争论仍然喋喋不休。此时。英国的摩根中将已奉派为未来联军统帅的参谋长，并由他率领－个小型的联合参谋组织，在伦敦开始草拟所谓“霸王”作战的计划，但是来自地中海和太平洋的要求是那样的庞大，显得这个被预定为主力的作战真是寒酸得可怜。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由于驱潜作战的成功，同盟国运输船只的损失数量遂日益减少，这对于战略与后勤两方面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转机。于是在这次会议时，美英两国的军政首长态度遂比过去远较乐观，他们不仅重申其对西欧作战的承诺，并且对于兵力和装备的集中，也形成较具体的计划。同时也确认地中海方面的作战只是“霸王”的辅助。这次会议更假定欧洲战争在1944年10月即可结束，而对日本的战争在此后一年内也将结束。

　　 在会议中，对于此项巨大攻势的后勤可行性仍然有人表示忧虑。但计划人员却认为装备本身已不成问题，而长程运输工具(商船)现在也已逐渐增多，最足以限制战略发展者还是两栖突击性的船艇。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症结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是生产过程中出现了“瓶颈现象”。到1943年，美国工业动员已达最高峰。在这一年内美国共生产了19 482艘登陆船艇，但美国海军当局却只肯把其中的5％拨给“霸王”作战。

　　 1943年是一个会议之年，11月和12月又在开罗和德黑兰开过两次会议，丘吉尔始终主张继续扩大地中海方面的作战，并梦想从巴尔干进入东欧。他认为因此将“霸王”的D日顺延两个月也是值得的。罗斯福对此问题的意见颇饶趣味：“摆在眼前的还是一个后勤问题。是否‘霸王’能维持其完整而在地中海的火焰仍可以不熄灭呢？”

　　 事实上，鱼与熊掌是不可得而兼之。英国人之所以偏爱地中海固然是受到其传统战略思想(即所谓间接路线和周边战略)的影响，同时丘吉尔在那时也可能已经考虑到战役的政治利益。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对于美国的后勤能力，似乎并不深具信心，他们害怕此种直接性的攻击可能虎头蛇尾，不足以产生决定作用。反而言之，美国人的辩论也是以后勤为基础。他们一方面指出东南欧地形恶劣，交通不便；另一方面又认为对美国而言，越过北大西洋的距离最短，而英国又可作为发动巨型两栖作战的基地，所以深信这一方面的打击将最有效。

　　 美国将领们最害怕的是俄国人为了要想打通黑海的直接交通线，并减轻德军对乌克兰的压力，而附和英国人的意见。等到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倾全力来支持美国人的主张，并建议立即指派一位负责指挥“霸王”作战的联军统帅时，他们才在内心里感到如释重负。根据这个建议，罗斯福遂于1943年12月6日宣布特派艾森豪威尔为联军统帅。

　　 “霸王”作战的精神

　　 “霸王”作战虽已定案，但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包括计划与准备——后勤考虑仍继续扮演具有支配性的角色。例如港口容量对于集中地区的选择为一重要条件，而船只的供应量，对于兵力的安排更是关系极大。

　　 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伦敦履任。此时他的幕僚在蒙哥马利主持之下，早已对摩根原拟的计划作了全面检讨。 [ 注：在艾森豪威尔出任统帅之后，参谋长由美国的史密斯将军接充，而摩根则调任副参谋长。 ] 蒙哥马利建议把攻击正面从30公里增加到70公里，第一批突击兵力由3个师增为5个，此外仍保留两个师在突击船只上，作立即支援之用。此项计划很快就获同盟国高层的批准，但限制两栖作战的老问题又来了——即登陆船艇的供应量。

　　 照统帅部海军总司令拉姆齐估计，原定计划需要登陆船艇3323艘，各式军舰477艘，扫雷艇150艘；现在计划修改后，扫雷艇要增加一倍，军舰要增加240艘，而登陆船艇则要增加1000艘。本来连达到原有的数字都很困难，现还要增加，那显然是5月1日以前无法交卷的，于是拉姆齐和蒙哥马利都主张将D日顺延一月，以便设法凑足这样庞大的数量。

　　 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除向两国当局要求延期外，更建议暂不发动对法国南部的作战。但美国参谋首长虽同意延期，却不肯放弃所谓“铁砧”作战。其争执仍是在后勤方面。华盛顿的计划人员认为船只完全够用。艾森豪威尔说：“照他们估计，所有船只除够‘霸王’方面7个师同时登陆之外，还可在‘铁砧’方面供两个师之用。这个数字和我们的计划大有出入。”

　　 华盛顿的算法是以太平洋作战经验为基础，这与艾森豪威尔所准备的作战，性质大不相同。因为进攻德军的“大西洋长城”时，一个师所需要的船只要以一个半师的标准来计算，始能容纳一切必要的工兵、战车、战防、防空等单位的人员和装备，以及控制滩头的全部组织。否则部队即不可能迅速上岸并站稳立足点以对抗敌军的猛烈反击。在太平洋方面，一次登陆的兵力很少超过1万人，而艾森豪威尔却计划在最初两天内，把兵员17万人和各种车辆2万辆送上滩头，其难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自1943年秋季起，美国部队和补给就不断地涌入英国。到1944年5月，美军到达英国人数已超过150万人，换言之，魁北克会议所预定的目标早已超过。此外，约500万吨的美国物资也早已运到英国，假使不能累积这样多的人力和物力，则“霸王”也就会像“海狮”一样成为泡影，由此可见后勤实为战略的基础。

　　 但是登陆船艇的问题还是拖了很久才解决。直到3月24日，美国参谋首长们始同意将“铁砧”作战延到7月中旬再发动，而把所有准备用在南面的船只，都先用在诺曼底方面，不过实际上，这种决定是多余的，美国海军所控制的船只足够进行两方面的作战且有余，只是海军军令部长不肯帮忙而已。“霸王”作战一共准备动用各式登陆舰艇6000余艘，但美国海军所提供者还不及一半，在其所拥有的全部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更是渺乎其小。

　　 诺曼底登陆

　　 “霸王”作战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在准备的阶段，联军所要作的事情真是千头万绪，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属于后勤的范围，但是写战史的人却往往一笔带过，很少有详细的叙述。实际上，这次作战的成功，那些默默无名的流汗英雄，其功劳之大实不亚于那些赫赫威名的大将和浴血苦战的战士。

　　 在后勤领域中有两件比较突出的事情值得一提：(1)是利用混凝土制的沉箱拼凑组成的人工港口，一共有两个，代号为“桑葚A和B”(Mulberry A and B)，每一个的大小几乎和多佛尔港相当。此种观念的来源是1942年第厄普突袭的教训。根据那次教训的分析发现，任何主要港口都不易迅速而完整地加以占领。假定瑟堡能在两星期内攻占，而扫雷和修补的工作至少也需要两个月。在此期间，登陆兵力仍须在开放滩头上接受补给，所以对于运输船只必须有此种临时性保护。(2)为了预防敌人对港口设备的破坏，加强运输效率，联军遂又决定在海峡中敷设输油管以确保最重要的补给品(燃料)能迅速而安全地送往欧陆。这个计划的代号为“阎罗王”(PLUTO)，实际上是“海底管线”(Pipe－Line－Under－The－Ocean)的缩写。今天建造海底油管已经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当年(1944)却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创举。

　　 联军当局以恐惧谨慎的心情来准备这次空前的登陆战，结果到D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于是有人遂以为联军的准备未免有一点过分，登陆作战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困难。此种说法实乃似是而非。严格说来，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一半是由于机会，另一半则应归功于联军准备的周密。若非如此，则联军很可能会被赶下海去。

　　 实际上，联军赢得并不轻松。到D日夜幕低垂时，联军虽在诺曼底海岸上已突破大西洋的正面约50公里，但中间仍有许多空隙，而每一个滩头也都不曾达到预定的目标线。下述的数字不仅可以作为证明而且更具有极重要的含义：

　　 由此可知登陆作战的困难不是在战术方面而是在后勤方面。把人员送上岸去远比把各种装备和补给送上岸去容易得多，要知人员上了岸，并不能赤手空拳去和敌人拼命。现代化的军队若无适当的后勤支援则根本无法作战。假使德军能在D日夜间即迅速发动猛烈反攻，而其装甲预备队又能如隆美尔所主张，驻在接近海岸位置，能迅速投入战斗，则联军能否守住滩头实大有疑问。

　　 欧洲的战争为何不能在1944年结束

　　 诺曼底登陆虽侥幸成功，但所谓“诺曼底之战”却拖了很久才结束。联军预计在登陆的第一天就要攻占卡昂，而在D+8日就要攻占瑟堡。但实际的进度却与计划差得很远。直到6月27日，联军始攻入瑟堡，而英军则在7月10日才终于进入卡昂。7月31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巴顿指挥之下，攻克阿夫朗什(Avranches)，于是“瓶颈”终于被突破，联军从诺曼底地区像洪水一样冲出，战局开始急转直下。

　　 到此时，德军早已苦战两个月，损失惨重，自无余力来对抗巴顿的新锐之师。估计联军在人力上至少已享有2：1的优势，战车与火炮则大约为3：1，而空军更享有绝对的制空权，所以自可不必作任何“慎重”的考虑，而大胆地长驱直入。

　　 8月24日，联军轻松地渡过塞纳河，照原有的假想，在此应有一场苦战，结果却出乎意料。8月25日，联军又兵不血刃而光复了法国首都巴黎。总而言之，诺曼底会战的结果是联军大获全胜，德军溃不成军，对于西方同盟国而言，进入德国心脏地区的道路似已畅通无阻。当时有许多人预言欧洲的战争将会在年底结束，哪知道又是事与愿违。一直到次年5月8日午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部分才正式结束。

　　 为什么联军在1944年的秋天，正当胜利似乎已伸手可及时，却突然变成强弩之末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也曾引起不少的争论。事实上，最主要的答案还是必须从后勤与战略的关系中去寻找。

　　 当草拟“霸王”作战计划时，联军当局假定德军会凭借流过法国和比利时的几条大河作分段的抵抗。因此预计在塞纳河之线将有一场血战，并估计联军要到D+90日始能达到该河，此外，计划中所假想的是一种逐步的推进，而并非对已丧失组织的敌军作舍命的穷追，尽管这些假定以后都变得与事实不符，但一切的后勤准备都是以原定计划为基础。那是很不易改变的。

　　 作战的实际发展与计划中的进度相差很大，更增加了后勤的困难。联军在最初7个星期内被局限在诺曼底滩头中，进展远比预计的迟缓；而到7月底突破后，进展又远比预计的迅速。在开始突破时，比预定进度约落后30天，但8月24日(D+79)达到塞纳河时，却已提前11天。其原因是希特勒坚持其寸土必争的死硬原则，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在诺曼底消耗殆尽，所以也就更无任何障碍物可以阻止联军的前进。从后勤的观点来看，联军向塞纳河的迅速前进却带来严重的困难。

　　 联军到达塞纳河时比预定进度只提前11天，就理论而言，一切后勤计划和组织都有相当弹性，对于这样的差距应能应付而不至于感到过分困难。但实际上，这个差距是46天而并非11天，因为在D+49日，联军的位置还在D+20日之线，而在D+79日即已达D+90日之线。换言之，在30天之内完成了70天的进度：战车和其他战斗部队都可以加速狂奔，但交通线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始能建立。尤其能用的港口还只有瑟堡，而且由于敌人的破坏，其启用的时间也比预定迟了很多。

　　 照预定计划，在D+90日到达塞纳河之线的美军将不超过12个师，并假定要到D+120日才开始发动渡河攻击、，事实上，在D+90日(9月4日)已有16个师的美军越过该河并已前进了240公里。在D+98日(9月12日)联军已达计划中的D+350日之线。简言之，从8月25日到9月12日之间，他们在19天之内越过了预定在260天之内所应通过的距离。巴黎的光复也增加了补给的负担，因为那比预定时间表提早了55天。

　　 总而言之，战争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现象。战略的运用只能在后勤的可能范围之内。1944年后期联军未能迅速前进实乃自然之理，而且从原定计划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表现也无可非议，至少还是超过了进度。

　　 太平洋战争

　　 在太平洋方面，自始至终，后勤对战略都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因为距离是那样遥远，所以后勤支援也就较困难：诚如麦帅所云：“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问题就是兵力的运输和维持。胜利的基础即为后勤问题的解决。”

　　 太平洋是一个太大的战场，而且同时又包括着美国陆军和海军两套不同的独立指挥系统，所以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与中太平洋(尼米兹)两个战区之间始终对于有限的资源持续不断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就被迫采取一种分头进攻的弹性战略：尼米兹越过中太平洋向西进攻，麦克阿瑟越过西南太平洋向西北进攻，以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附近为会师点。至于优先步骤和目标则将根据情况的发展而作适当的弹性调整。

　　 最初是各打各的仗，彼此暂时相安无事，但到1944年的中期，两支兵力的矛头是越来越接近，于是美国陆海两军对于下一个主要目标的问题遂开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题就是究竟应以吕宋还是中国台湾为会师目标。麦克阿瑟坚持美军必须直接光复菲律宾，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性和道义性的责任，而对于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也是一种军事上的需要。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则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压迫他的同僚们同意采取以中国台湾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并由尼米兹在中太平洋的兵力担负主攻的任务。陆海两军的争论固不乏争功的动机，但也表示他们对于后勤支援问题各有不同的估计。

　　 陆军方面除了害怕在开放的海洋上越过漫长的距离外，同时也认为马里亚纳和帕劳等岛屿实在太小，不足以当作向日本内圈防线发动巨型攻击的基地。他们相信必须有较大型的陆上基地始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他们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战经验也都是只限于较短的水上距离，对于远距离的越洋作战自然视为畏途。

　　 海军方面的经验和观念则完全不同。自1942年以来，在中太平洋战区，越过长距离的水上作战早已成为惯例。尼米兹的问题与麦克阿瑟的完全不同，所以其解答也不一样。麦克阿瑟是以陆地为基地，而尼米兹则带着他的基地一同走。换言之，他的大舰队一方面是作战基地，另一方面又是打击兵力。那是一种四位一体的组织——一个浮动基地、一支舰队、一支空军和一支陆战队。在中途岛之战以后一年半内，此种兵力即已设计和组织完成，在世界海军史上应算是伟大杰作之一。此种战争工具不仅具有强大威力，而且更能自给自足，把所有的补给、维护、修理等设施都带着走，所以也就具有无限大的行动半径。因此，金氏和尼米兹对于陆上基地并不那样看重。

　　 最后的决定仍像过去许多基地决定一样，关键仍为目前已有的后勤资源。对于进攻菲律宾的作战，目前已有够用的资源，但对于进攻中国台湾的作战，则必须等待从欧洲方面调来更多的船只和后勤部队始能顺利进行。经过这样衡量，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自从菲律宾群岛上的要点被攻占之后，美国军事当局遂希望早日进攻日本本土，而不再愿意采取麦克阿瑟主张继续攻占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的想法。不过参谋首长们又一致认为有攻占硫黄岛和冲绳来作为战略踏脚板之必要。前者为一弹丸小岛，其惟一战略价值就是供从马里亚纳起飞轰炸日本的B－29作紧急降落场，和为护航战斗机作中继基地之用(当时战斗机的航程还是太短)。至于后者则为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长90余公里，平均宽10余公里，其面积足供陆海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其位置在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距离每一端均为540余公里，而距离中国内地海岸则为580公里，所以若以此为据点则可同时威胁和控制三方面。

　　 对日战争的结束

　　 美国人付出高价才攻占了冲绳，其目的是要把该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事实上，这种考虑是画蛇添足，因为美国人已不需入侵即可击败日本。简言之，美国的海权加空权即已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日本为一海洋帝国，战略物资几全仰给国外，国内粮食亦不能自足。当发动战争时，其商船仅600万毛吨。比1939年的英国连1／3都不到。日本海军对护航作业毫无计划和准备，仅当商船损失惨重后才开始寻求对策，但已来不及了。

　　 美国潜艇部队对胜利之贡献极大，其打击针对日本经济弱点和军事弱点，所以能产生双重决定性。一方面切断其军事组织的后勤系统，使其分散海外的大军陷于孤立地位，并使其海空军由于缺乏燃料而效率大减。另一方面使日本工业不能获致必要原料，甚至于人民也感受饥饿威胁。因此，其总崩溃实可计日而待。除了潜艇以外，第二项决定因素即为美国战略空军。前者无声无臭，后者声势夺人，前者切断海上帝国的四肢，后者则猛击岛屿帝国的心脏，但足以置日本于死地。

　　 但是在当时，究竟仅凭海空权能否击败日本，抑或必须入侵其本土，仍很难定论。美国陆军所采取的是悲观看法。1945年1月雅尔塔会议时，美国参谋首长报告已准备在年内入侵日本，并假定如7月1日能结束对德战争，则再过18个月，便能结束对日战争。

　　 为了对兵力重新部署，其计划中的后勤行动，规模之大实乃史无前例。120万人将从欧洲调往亚洲，从欧洲转运亚洲的补给和装备将达500万吨，另有500万吨则将运回美国。至于目标和兵力的大小也是根据后勤因素来决定。预计在1945年11月1日发动对九州岛的攻击，次年3月1日再发动对本州东京平原的攻击。

　　 由于对日本实力估计过高，而同时发现此种大攻势的准备真是劳民伤财，所以也就增强了美国当局希望从速结束战争的愿望。这与决定使用原子弹和继续要求苏俄参战两件事不无间接关系。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在太平洋方面还只有21个师的兵力，由此即可暗示后勤因素与对日战争的提前结束不无微妙的因果关系。

　　 本文仅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为例，来说明战略与后勤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此项经验看来，后勤不仅构成战略的基础，而一切战略决定似乎也无不受后勤考虑的影响。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对于过去一向不受重视的后勤问题实应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