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败的检讨·第六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在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或著作中，法国部分显然已被大家视为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受到过分的漠视。其理由是很容易解释的：在战争尚未爆发时，尤其是在其前夕，法国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即早已降居配角的地位。以慕尼黑会议为例，扮演主角的是希特勒和张伯伦，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战争发生之后，法国的表现更是差劲，而且也过早地退出战争。自从1940年6月22日以后，法兰西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战争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所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太注意法国部分也的确是理所当然。

　　 法国虽然失败了，但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历史而言，却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其失败所带来的教训，对于后世而言，更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关于第一点，法国博弗尔(Gen. Beaufre)将军在其所著《1940——法兰西的沦亡》(1940－The Fall of France)中所作的评论可算是最佳说明：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20世纪的最重要事件。我们的倾覆破坏了许多年所建立和维持的平衡。欧洲，近代文明之母，发现它本身已经丧失了其西面的屏障。接着就是德国的毁灭，于是传统的欧洲现在所留下的只是一个衰弱的地区，而美国和苏俄，则已变成了巨强，并彼此争夺欧洲所丧失的世界霸权。所有这些后果都是法国的领袖和人民造成的，如果当年他们能够比较奋发有为，则今天的世界一定会和现状完全不一样。所以站在历史法庭的面前，我们是负有一种可怕的责任的。

　　 关于第二点则更值得作较详尽的分析。法国的失败固已为不争之事实，但其原因安在，以及其所能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却不仅很少有人研究，而且还有许多问题仍大有争论之余地。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云：“以古为鉴，可知得失。”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学术性的兴趣，而更有较积极的意义。诚如俾斯麦所云：“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又如古希腊伟大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所云：“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

　　 本文的主旨是想从大战略的观点来分析1940年法国崩溃的根源，并进一步指出有哪些教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从历史上看，人类似乎非常健忘，重蹈前人覆辙的例证真可谓不胜枚举。因此，法兰西悲剧虽早已落幕，但其教训却具有永恒的价值。

　　 经济

　　 首先说明一项经常为人所遗忘的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经济情形，概括地说来是相当好的，比之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伤惨重，其工业和农业也受到严重的损毁，国家财政方面也债台高筑，但是在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法国的经济却有了惊人的恢复。其受到战争蹂躏的北区和东区，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重建工作。尤其是德国的战败，不仅使法国获得了相当巨大的赔偿(包括亚洛二省 [ 注：阿尔萨斯和洛林。 ] 的“收回”，以及萨尔地区的煤矿开采权)，而且更使它在对外贸易的竞争上少了一个劲敌。

　　 就整个欧洲而言，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道斯计划”的实施也安定了德国的经济情况。所以到1929年，欧洲呈现着一片曙光。但是不幸，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却接踵而来，法国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当然也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平均说来，法国的情况还是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好(尤其是德国)。1932年以后，不景气已近尾声，法国的经济遂又继续增长和繁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在经济方面还是相当的安定，其人民也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过分强调经济的思想和言论，好像一个国家只要经济能平稳增长，则其他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重视经济固然没有错，但这样的过分强调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从国家战略的观点来看，经济固然是立国之本，但立国之本却又不仅限于经济一项。国家权力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仅凭经济增长，不但不足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一定能免于危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就是一个很具有启示性的例证。

　　 政治

　　 假使说法国的经济相当良好，则其政治情况就应该说是恶劣不堪。也许可以说，在欧洲近代政治史中很难找到像第三共和国那样的情况。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内阁的变换频繁，国会的争吵不休，政客的操守不佳，以及政府的瘫痪无能。法国与英国一样是采取所谓“内阁制”，但二者之间有一极大差异，即在英国只有三大政党(实际上只有两个最重要)，而法国政党则多如牛毛。所以英国的内阁相当安定，而法国的内阁几乎都是短命的。第三共和国的宪法有一基本缺陷，那就是国会可以倒戈而内阁却不能解散国会。其结果是内阁对国会毫无办法，议员一当选就是4年，在此期间他可以作威作福，无所顾忌。在多党林立之下，所有的内阁都是联合内阁，这种内阁的基础极为脆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由于历任政府都懦弱无能，遂许多法国人也日益感到厌恶，因而支持趋向独裁制度的政治运动。到30年代初期，羡慕国外独裁政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1935年有一个号称“火十字”(Croix de Feu)的类似法西斯组织出现，最初其政策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后来却阴谋政变，企图推翻共和政府。另一方面，10个“左倾”政党为了对抗他们所谓的法西斯威胁，也在1936年组成一个“人民阵线”(Frout Populaire)。其所公开宣布的政策是政治改革和社会立法。不幸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阵线遂又发生分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主张介入，而社会党则坚持不介入的原则，结果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德国再武装和进军莱茵地区迫使法国必须开始关心其防御和安全问题。1936年到1939年，再武装和国防问题已经变得日益严重，但是由于国内的分裂和政治的瘫痪，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拖再拖，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

　　 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法国人不再像1914年那样团结起来一致效忠祖国，法国没有任何杰出的领导人物，全国上下在政治混乱的气氛中，糊里糊涂地投入战争。各党各派仍然争吵不休，而尤其共产党还在制造工潮。概括言之，在法国国内充满了厌战的心理，许多人宁愿忍受任何的屈辱而不想拼死一战。

　　 孙子在《始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一个政府在危难中若达不到这种标准，也就是“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法国政府即为典型的例证。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国家政治的安定，行政效率的良好，各种党派的团结合作，对于国家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法国政治基础的衰朽溃裂遂已决定了其国家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是为它敲响丧钟而已。

　　 诚如战前某一德国作家所作的刻薄评论：“法兰西是一个标准的垂死民族。这个民族已无目的或价值。其人民早已丧失其传统的荣誉和精神。大可听其自生自灭，而不必予以重视。”1940年的迅速崩溃也就证明了这种看法是一点都没有错。

　　 国防

　　 政治的瘫痪自然使国防受到直接的影响。法国政府与人民并非不重视国防，但是由于精神萎靡，惰性太强，所以一切的努力不是效率太差，就是有名无实。只要略举数例即可令人获得深刻的印象。

　　 建筑马其诺防线的决定在1928年即已作出。到1932年，只有少许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到1936年，其所应装置的武器均未完成。一直等到1938年，那已经是10年之后，这道要塞防线才算是照原定计划完工。至于向比利时方向的延伸线仍在设计之中。反过来看，德国人只花了18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 [ cdhyy注：通常译为“齐格菲防线”。 ] 。当然这两条防线性质和构造并不相同，但是从时间上来比较，多少可以显示双方在效率上的巨大差异。

　　 1924年，法国陆军决定采用一种新型轻机枪，并同时决定统一步兵所用的枪弹。此种新型轻机枪在1926年到1932年之间已经开始使用，但设计一种能用同样枪弹的步枪直到1936年还没有定案——已经拖了12年的时间。到1939年，这样的新步枪也只完成了10万枝，每月生产量只有1万枝，而法国陆军却有几百万人。

　　 法国空军在1930年取得独立军种的资格，并立即拟定了一个1000架飞机的建军计划。以后尽管眼看着德国空军在作迅速的增建，这个计划仍然一成不变直到1939年为止。原定计划建造的飞机是一种速度缓慢、乘员人数相当多、武装相当重的型式。这种飞机是在1930年设计，直到1936年才正式生产的。但到此时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已经发现此种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于是才又决定仿效其他国家的快速飞机。到1940年，这又是4年之后，而且战争也已经进行了6个月，法国仍只有500架战斗机和90架轰炸机可以算是真正符合近代化的标准：再反观德国空军，它是在1932年开始建军，到1936年才加速发展，但到此时却已经可以集中7000架第一线飞机。

　　 以上所云不过是聊举数例而已，事实上，在所有部门，情况都差不多，包括重炮、战防炮、高射炮、重机枪、战车等在内。最荒谬可笑的事情是在1939年，当法国当局决定把装甲单位的数量增加一倍时，实际上却只是把原有的一个单位分割成为两个单位而已！

　　 这并非由于缺乏经费，虽然军事预算并不宽裕，但自1936年以来，法国国会对于它总是照案通过，不加削减，甚至连讨论都免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整个政府的瘫痪无能——军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法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其制度是传统的遗产，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战略与政策

　　 法国人虽然有极光荣的军事传统，可是到了近代，其军事思想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它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更是盲目的。法国军人，大致说来，都缺乏把战争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能力，而尤其是不知道如何考虑战略问题。法国的军官教育排斥任何抽象观念，强调应把研究限制在现有的经济和具体问题上。一切的思考都必须以技术为基础而且只限于战术。经过两次大战，这种思想路线的弱点实已暴露无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由于受到普法战争失败的刺激，在思想方面遂产生了两种反应：(1)全国上下莫不以雪耻复仇为念；(2)决心向敌人(德国)学习。就理论而言，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而且也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却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一方面由于感情的冲动，所以也就丧失了理智；另一方面是虽然想向敌人学习，却对敌人的思想作了错误的解释，而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遂使法国人沉醉在“攻势至上”的思想之中。

　　 这种思想在1914年曾经使法国几乎败亡，以后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加入，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终于获得了胜利，但其付出的成本仍然是高得可怕。所以到了战后，在军事思想领域也就自然产生了新的反应，“攻势至上”变成“守势至上”，全部思想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虽然可以说物极必反，亦为事理之常；但是过犹不及，这样彻底而突然的改变，也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并不曾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以后的事实证明，后者为害之烈甚至有过前者。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此种军事思想(战略)与外交政策(大战略)完全背道而驰。自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即开始在欧洲设计一套新的安全体系以防止德国再起，其成果即所谓“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其中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在内。这些国家变成了法国的卫星国之后，也就显明地暗示将来有一天法国会保护它们以对抗一个复兴的德国之必要。基于此种大战略的要求，法国也就必须准备建立一支攻势兵力，能够于必要时立即越过其国界向德国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样始能收东西两面相互应援之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在军事战略方面是完全采取消极的守势思想，防御不仅是手段，而且其本身也变成了目的。这样的军事战略就与国家(外交)政策完全脱节，当然不能给予国家政策有力的支持，于是这种政策也就逐渐变成了纸上空文，根本达不到其理想的目的。

　　 当古德里安在德国还未能编成其第一个装甲师之前，戴高乐(上校)在1934年即曾建议编组6个大型装甲单位，每一个单位应有500辆战车，换言之全部需要3000辆战车，而那个时候法国重战车的产量每月仅为4辆，所以他的这种建议也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到1938年，法国陆军才开始编组装甲师，到1940年也仅有3个可用的师，而且每个师只有战车150辆。

　　 既然没有攻击的工具，而且更缺乏攻击的意志——马其诺防线的建造被认为是一种事实证明，于是法国的东欧同盟国也就自然人散约解，除了学习法国的榜样，也着手建造它们本身的“小”马其诺防线以外，即再无其他的选择。

　　 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已成法国沦陷在历史上的纪念碑。从1940年起，一直到今天，它也在西方军人的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许多人一谈到它就会产生厌恶的情绪，好像如果法国没有马其诺防线则它就不会失败一样。这种想法又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正确。美国的布莱德雷(Gen. Bradley)将军多少也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将之一，他曾在回忆录中对于固定防线的价值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估。

　　它可以挡住我们的攻击并分散我们的兵力，于是敌人也就可以有时间来组成其预备队并发动反击。采取这样的方式作为机动预备队的屏障时，一道要塞化的固定防线价值可相当于许多个师。不过，若无机动预备队则固定防线也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仅由于此种机动预备队的缺乏，所以马其诺防线才对法国陆军变成了一座陷阱。

　　 法国人既已决定采取守势战略，则建立一道要塞防线作为此种战略的基础，实乃合于逻辑的引申，而且依据当时的情况，对此也无可非议。法国人力仅及德国的一半，所以在全面战争中必须用要塞防线封锁亚洛二省的边界，然后始能把陆军的主力集中在比利时的国界上以应付决定性的会战。时常有人认为，要使法国变得无懈可击，马其诺防线应再延长，沿着法比国界直达英吉利海峡。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合理，因为这样长的一条防线将把法国的全部野战军都吃光，于是任何形式的攻击也都会变得不可能。拿破仑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终究会被击败。”任何防御必须有攻击与之配合，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战略了。

　　 事实亡，马其诺防线是从瑞士边界起，一直延伸到隆维(Longway)为止，从那里到海峡海岸之间即无防线之存在。因为如果要在法国工业区之北通过，则必须穿入比利时的领土，这是不可能的(比利时为中立国)；否则就必须穿过工业区或完全置于工业区以南(即其后方)。若采用第一案则在战时工业区大部分将遭毁灭，若采用第二案其将全部丧失，所以法国遂决定只把防线做到南格威为止。

　　 此外，又有人说，有了马其诺防线则法军就再也不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因为如果法军前进，他们就会丧失防线的庇护。这种说法实乃似是而非。防线的建立是为了能使兵力获得有效合理的分配，换言之，只要用较少的兵力去据守防线，即可抽出较多的兵力以便在其他地区从事攻势作战。这些兵力并非防线的守军，自然也不在其庇护之下。

　　 真正的错误是法国人不曾将其装甲兵力集中在法比两国的边界地区中。法国人并非没有战车，但他们却不曾将其组成完整的单位，主要原因是其高层的军事思想落后了20年。以数量和技术而论，法国的战车比德国的还占有相当优势。其中有许多体形较大，装甲较厚，虽然速度可能较慢。但法国高级指挥当局却用1918年的眼光来看战车，把战车当做支援步兵的工具，又或用做搜索工具以补骑兵之不足。在此种旧思想束缚之下，他们对于战车的用法也就和德国人完全不一样。德国人把他们所有的战车都集中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而法国人却把绝大部分战车都分散在步兵师中，到战争爆发时甚至连一个可用的装甲师都还没有。至于有关装甲战的理论和思想，德国方面在古德里安倡导之下，已经发展成为相当完整的体系，而在法国方面则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不存在，尽管这种理论和思想本来就是发源于西方。仅凭这一点即可解释法军惨败的原因。

　　 地面部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弱点又因为空军支援的缺乏而变得更为严重。法国并不缺乏工业基础，其空军的落后不能以此为借口。主要原因是陆军在国防体系中具有支配地位，所以在军事预算的分配上，空军所应得的部分都被陆军强占了。那些思想落伍的陆军将领们根本不明了空权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总而言之，马其诺防线对法国的失败并不负有任何责任，而真正应该负责的却是比马其诺防线还要僵化的法国军人的头脑。

　　 动员制度

　　 法国军人的头脑为什么会这样僵化？自我陶醉是其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培养了他们的骄气，使他们大有不可一世之感，于是一切的思想都是以1918年的胜利为基础，而忘记了时间和潮流都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尽管青年军官中不乏有识之士，例如戴高乐和博弗尔，但他们都官卑职小，对于国家的战略和高层的思想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带来了战争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大军所赢得的观念。于是动员也就成为国防的惟一基础。基于此种观念，平时的陆军根本就不是军队而只是训练预备人员的学校。这种观念虽非完全错误，但若执行得太彻底则国家在平时就会毫无军事权力可言。一旦国际危机发生就会毫无应变能力。

　　 当1937年希特勒进兵莱茵地区时，法国所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法国政府威胁说要采取军事行动，但参谋总长甘末林和他手下的专家们会商之后，所获的结论是法国必须首先动员，召集约100万名预备役人员，并征发车辆，否则就无法组成一支派遣兵力——法国政府对于此种意见深感骇异，要求参谋本部研究一种比较有限的动员方式，但后者的回答是“不可能”。其理由是：如果法国出兵则情况的发展无法预测，所以法国不能用拼凑应急的方式来调动兵力，否则整个动员计划都将受到破坏，也就无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因此惟一合理的行动就是照计划动员100万人。法国政府因此而犹豫不决，一拖又是几天，德军早已在莱茵河西岸完成了他们的部署而让法国人去面对既成事实。

　　 这是希特勒的第一次冒险，也是他的第一次成功。假使当时法国有一支小型的常备职业化精兵，则结果将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希特勒事后曾承认：“进兵莱茵地区之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假使法国此时出兵则我们只好夹着尾巴就跑，因为我们的军事能力是连轻微的抵抗都不够资格的。”

　　 重占莱茵地区对于希特勒的大战略而言要算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为了对抗德国的再起，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为法国手中所留下的最后保证。法国此时对德国仍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居然不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无异于承认准备放弃其在1918年以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这在中欧和东欧也会产生重大的冲击。一旦德国在西面建筑了一道坚强防线，法国与波兰、捷克的同盟关系就会丧失其价值，因为那道防线可以使法国无法迅速救援其同盟国，并且无法阻止德国抽调较大兵力用于东线。博弗尔说：“法国的安全本来是建立在两堆纸上，那就是条约与动员，现在已经是两头落空了。”

　　 从1936年到1939年，法国的军事思想和制度并无任何改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9月1日爆发时，从表面上看，法国似乎具有充分的优势足以压倒西线上的德军，一直冲过莱茵河。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国人准备在9月17日左右发动大规模攻击，而那时波兰早已崩溃，于是也就不了了之。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其原因是受到落伍的动员制度的限制。尤其是法军统帅部坚持其古老的战术思想，认为必须有重炮始能发动攻势，但重炮都在仓库里，要提出加以维护然后方可使用，这些手续要到动员后第16天才能完成。

　　 结论

　　 诚如博弗尔所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也许根本无法加以列举，本文所分析者不过是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已。但综合言之，有两点教训是最具有启示性和最值得注意的：(1)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政治因素是第一重要的，其他因素都不足以与其比拟，尤其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不宜作太高的估计。政治制度必须健全，行政效率必须高，政治家不分党派都必须尊重国家利益，公而忘私，整个民族必须有发奋图强、不惜牺牲的意志。(2)军事思想(包括战略和战术在内)必须能够适应时代精神，军人的头脑尤其不可僵化，战略必须与政策配合，一切制度不可以变成行动的障碍。严格说来，这也是整个历史的教训，不过法兰西的悲剧距离今天不过50多年，记忆犹新，所以更足以令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