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会在1939年爆发的原因，论者几平无不一致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希特勒。概括地说，在3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都无一不希望和平，假使希特勒不甘为戎首，则战火应不至于燃起。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判断与事实相符，无懈可击，应可作为定论。但50余年来，由于各国的机密档案逐渐公开，而使研究战争史的学者获得很多新的资料，于是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的风气遂开始盛行。换言之，对于过去已经定论的问题又经常被提出来作新的再检讨。

　　 国际事务，无论战争或和平，都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有正反两面，一切的现象都是由正反两面的互动所造成的，而不能把责任只归之于某一面。因此，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必须同时兼顾双方，而不能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方面。过去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学者似乎有过分偏重德国而忽视英国的趋势。事实上，扩张的意图与战争的引发并无必然关系，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侵略者可能爱好和平，因为他也希望不战而胜。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终于爆发，英德双方是同样不能辞其咎的。但是英国方面的情况却几乎很少有人研究。

　　 本文就是针对着这一盲点。英国人对于希特勒的挑战采取了何种对策？英国的战略是如何演变的？英国对策的失败原因安在？是否仅为执行的偏差抑或实为基本观念之错误？英国的战略对于战前危机的加深，和战争爆发的时机具有何种影响？大致说来，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要对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而在此种分析过程中，也就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能够获得较深入的新认识。

　　 30年代前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之后，欧洲各国无论胜负都元气大伤，在20年代也就自然相安无事。到30年代德国开始有再起的趋势，而法国则仍然欲振乏力，所以维持欧洲权力平衡，并预防战祸再起，其主要责任也就必须由英国来负起。但英国本身又自有其困难，诚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云，英国的权力早已伸展过度。英国面临两个任务：一方面要维护其世界帝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阻止欧洲权力平衡的破坏。伦敦政府以其有限的资源，如何能够应付如此艰巨的责任？其国家战略又应采取何种基本构想？

　　 就理论而言，英国只能有一种基本战略观念，那就是所谓“威慑”(deterrence)。英国惟一目的就是想要用威胁手段来阻止他国破坏和平。然则何种权力因素能够产生威胁作用？一般英国政治家，而尤其是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m)，都相信空权(air power)就是惟一王牌。此种观念不仅构成其国家战略的基础，而且也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过去的研究对于这一点却似乎不曾给予应有的重视。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人对于空权的威力一向都是作了过高的期待。他们不仅认为空军是明日之星，在下一次战争中将扮演空前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害怕一旦战争发生，其假想敌会企图发动晴天霹雳式的打击。根据最近的资料可以发现此种“轰炸机的阴影”(shadow of the bomber)在30年代一直都笼罩在英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的头上。

　　 威慑加空权的理论对于英国的决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英国人在30年代初期即已认清希特勒为威胁来源，但对于威胁的性质则作了错误的想象。他们对于希特勒的战略所作的一切研究判断都受到其本身空权观念的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对空权的威力表示高度的畏惧，所以其镜影(mirror－image)作用也就使他们认为希特勒的想法是大致相同。因此，英国在30年代前期一直都是企图通过攻势的空权来发挥威慑作用的。

　　 张伯伦一向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相信外交即为权力与风险的平衡。从1933年起，他就认为德国为英国的主要威胁。当参谋首长对于德国和日本哪一方面威胁较大尚有争论之时，张伯伦则断然认定欧洲应比远东较为占先。1934年英国国防要求委员会(Defence Requirements Committee)的报告指出德国实为主要假想敌，若能威慑其侵略则也能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该报告又同时假定战争可能在1939年发生。这些观念都获张伯伦的同意。不久之后，他又要求空军部长根据“5年之内德国可能变成重大威胁”之假想来拟定计划。总而言之，德国为其战略焦点。若不能威慑德国，则战祸将无可幸免。

　　 张伯伦认为，英国若欲增强其外交谈判筹码，则必须先保持有效的威慑态势。而此种态势又是建立在空权优势之上。所以，他要求不惜以其他的国防计划为牺牲，以便集中全力来增建空军实力。1935年希特勒宣布自动解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陆军的限制，并宣称其空军已经获得与法国平等的能力。张伯伦的反应为：“我们的空军计划应再修正，以使其能发挥真正可怕的威慑效果。”1936年，张伯伦更乐观地表示：“假使我们在今后数年内能继续避免战争，则我们也就能建立一支具有如此强大打击力的空军而使此后无人敢向其挑战。”

　　 战后常有人批评张伯伦若能早与法国加强军事合作，则也许可以对希特勒产生较大的威慑作用。事实上，这只是后见之明。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对所谓“大陆承诺”(Continental Commitment)已有惨痛的教训，几乎无人不反对，包括战略名家李德哈特在内。同时，英国资源有限，既已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空军方面，则自无余力再来增建陆军。英国的情报作业对于政府的决定作为也产生不利影响。英国并无统一的情报研究判断，各军种都根据其本身的观点来作成其研究判断，这自然会使决策当局感到无所适从。影响力最大者自为空军的情报。最先它对于德国空军的扩张速度作了低估，结果使英国人有轻敌之意，并深信本国空军能发挥威慑效力；到1936年又对德国空军的增建所带来的威胁作了过高的评估，并使英国的信心开始滑落。此外，由于对空中威胁的忧惧增加，而国防支出则日感不足，所以其他两军种的态度也益形悲观，因为他们都深感其需要无法满足。

　　 概括言之，直到1936年英国对于其空权威慑论大致都具有信心，而其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也都是以此种观念为基础。但当欧洲外交领域开始阴云密布、风雨欲来之际，英国领袖们也就同时感觉到其军事情势似乎日益悲观。

　　 然则在这同一阶段，德国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直到1936年，希特勒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也尚未能对政策握有绝对控制权。正当英国人已视德国为假想敌时，希特勒还在希望引诱英国与德国结盟。他企图用放弃争取殖民地为手段来交换英国允许其在东欧的行动自由。这本来也是俾斯麦的传统外交观念。在军事方面，陆军始终被视为主要的权力工具，至于空军则仅具有战术性的意义。这又恰好与英国人的观念相反，英国人不仅相信制空权能发挥威慑作用，而且更认为德国人的想法一定是所见略同。英国战略家又认为希特勒不敢从事海军竞赛，所以必然会倾全力加速扩建空军。这也就自然在英国引起两种反应：(1)对于德国日益感到畏惧，于是也愈不敢冒险；(2)希望能获致较多的时间来进一步增强本身的威慑能力。简言之，双方对于对方所构成的主要威胁，对于本身的易毁弱点，对于彼此的外交目标，都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是希特勒虽欲争取对英国的友好关系，但终于不免令他失望。反而言之，英国对德国的敌意日益加深，其畏惧程度也随之增大，而外交姿态也日益软弱。

　　 慕尼黑前后

　　 1937年到1938年之间，德国空军的威胁显得日益增大，英国军事情报的研究判断已由乐观转为悲观，战略计划和外交活动都深受此种变化的影响。1937年2月，英国参谋本部认为德国不仅是侵略者，而且也已准备利用其优势制空权，在西欧首先发动空中打击，企图迅速击毁英国及法国以达速战速决目的，因为它对于长期战争并无良好准备。由于害怕任何局部冲突都有导致德国首先对英国发动空袭的危险，英国对于德国的蚕食行动反应也就极为谨慎，因为假使冲突升高，则英国将面临完全屈服或全面战争的两难选择。

　　 英国人一方面感觉到理想的攻势威慑战略在近期已经变得不可行和不可信，另一方面又忧虑长期的军备竞赛是否会拖垮国家的财政。所以其内阁遂企图寻求如何能使军费支出不超越经济可行性的途径。利用外交来降低威胁并争取再武装的时间是一条路线。此外也在寻求第二条路线。新成立的工业情报中心(Industrial Intelligence Centre)在1937年提出报告，认为由于受到原料缺乏的严重限制，德国对于经济压力具有高度易毁性，所以经济封锁能够产生重大效果，虽然不一定能够阻止德国从事短期战争。

　　 1937年底，英国新任国防协调大臣(minister for co－ordination of defence)英斯基普(Sir Thomas Inskip)提出新的建议，其内容分为下述两方面：(1)英国空军应加速发展战斗机和雷达，陆军应加强其防空能力；(2)英国应凭借其经济持久力来威慑德国，必要时并以其为战争武器。英斯基普认为可以合理地假定其他国家也会同意此种看法，并能获致不列颠国协各会员国之支持。英国内阁采纳其建议，从表面上看，新的路线似乎是与攻势空权战略分道扬镳，但事实上，二者之间仍有不可分的关系。英国人之所以采取新路线，主因是他们相信德国人会首先发动空中打击，并对西方造成严重的损毁。同时，他们也假定经济压力能对德国产生威慑作用，并影响其战略思想。事实上，希特勒是早已决心东进，而且也不认为英国的经济压力足以构成强大威胁。反而言之，他更认为此种战略调整足以暗示在短期内英国对德国施压的能力是正在减弱。

　　 张伯伦此时已知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为奥地利和捷克。虽然他已知希特勒志在支配东欧，但他又相信此种目的可用和平方式达到，而不需要兼并领土，并且对德国的行为还可以产生若干有利的影响。此外，他也认为战争若能延迟则对于英国总是有利。上述这些认知即能对张伯伦在1938年的外交活动提供合理的解释。

　　 1938年初，希特勒兵不血刃而兼并了奥地利，其顺利的程度甚至出乎希特勒本人意料。德奥合并在奥地利颇受民众欢迎，而英法两国也无机会作武力的反对。事后，英国外交部明确指出英国的战略是有漏洞的：“很明显，德国人虽尚无能力打长期大战，但我们和法国人也无足够阻止德国在中欧贯彻其意志的攻势权力。”参谋首长委员会则指出，假使捷克危机引起世界大战，则英国并无足够准备，尤其是以对空中攻击为然。英斯基普则更坦白地指出，德国仍能打短期战争，而英国则可能输掉一个包括空中攻击在内的短期战争。于是张伯伦作结论说，德奥合并使捷克的防卫在军事上已无实际可行性。若欲保护捷克则必须作出长期战争的承诺，而那必然会促使德国对西方发动空中攻击和短期战争，而这又是英国现在尚未准备的。他私下表示军事考虑已使他打消给予捷克保证的念头。外交应能获致最佳的结果，而一两年后，在空中的军事平衡应该会变得比较有利。

　　 1938年5月，德军开始在捷克边界附近演习，使气氛日趋紧张。捷克立即动员其预备役人员以示警觉，而法国则对该国的安全有正式承诺。英国一方面公开表示将与法国组成对抗希特勒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则暗中企图约束法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英国通过外交渠道向德国发出警告，很侥幸德军只是照既定计划进行演习，并结束了这场虚惊。于是欧洲报纸遂纷纷报道德国已经被克制。对于英国而言，这次“五月危机”似乎足以证实其经济制裁能够发挥威慑效果。事实上，希特勒对于此种反应是深感恼怒，并认为德国已经受到羞辱，遂更增强其征服捷克的决心。

　　 果然不久危机又再度升级，并迅速达到战祸可能一触即发的程度。张伯伦在9月13日突然采取一种惊人的步骤，向希特勒发出会晤面谈的要求。于是两人在9月15日会晤，地点是希特勒在贝契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山中别墅。大英帝国的首相屈尊就教使希特勒的虚荣心获得十分的满足，于是顺利地达成临时协议，同意苏台德区并入德国。尽管捷克总统贝奈斯(Edward Benes)深感不满，但英法两国则有如释重负之感。到9月22日，希特勒又升高其要求使张伯伦大为失望，只好勉强允许捷克动员。战祸似乎已迫在眉睫。英国内阁同意张伯伦再与希特勒作最后一次沟通，告诉他战争若发生，法国会参加，而英国也会随之。同时又向他指出实在不必甘冒大战的风险，因为其主要目标是可以和平地达到。希特勒这次居然接受劝告，其原因可能是危机已经拖了太久而使他在军事上不能享受奇袭之利。其最后结果即为9月30日的慕尼黑协定。

　　 虽然所谓“安抚”(appeasement)者以后备受谴责，但慕尼黑协定对于张伯伦不仅是一次外交成功，而且也解决了某些国内政治难题。当时英国工党正在反对国防计划，而保守党内又有人主张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以，张伯伦的处境的确是内外交困，相当困难。慕尼黑会议之后，英国人仍相信其经济威慑有效，并继续拒绝允许德国在东欧有行动自由，换言之，张伯伦的基本观念并无改变。

　　 军方的意见对张伯伦有很大的影响，此种意见可归纳为四点：(1)英国在欧洲履行承诺的能力与其防卫帝国的能力成反比；(2)英国所面对的空中威胁日益显著；(3)相信经济封锁对德国构成合理的威胁；(4)英国若欲积极干涉中欧事务，则不仅超越其能力，而且也会妨碍其本身的再武装。在慕尼黑危机时，参谋首长们在9月22日曾发表下述的研究判断：“从军事观点来看，拖延是明显地比较有利。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令只是进行防御性战争，我们的条件也都相当不利。”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英国在有效的空权上是从未落后，其对于德国空权的恐惧也毫无根据。当时德国并无攻击英国的计划，而且此种作战也几乎完全不可行。所以，英国外交部也早已感觉到军方的战略评估实在太悲观，而其对于政策的形成影响也太大。

　　 现在再来检讨德国方面在同一阶段(1937－1938)的情况。常有人批评由于张伯伦过分想与德国达成协议，所以才会助长希特勒的骄气。事实上并非那样单纯。德国内部也有不同的集团分别提出其政策建议，并使希特勒在思考和行动上受到牵制。直到1938年初，所有态度比较温和的德国领袖们都纷纷去职，取而代之者都是与希特勒意见比较一致或不敢表示反对的人，于是希特勒的态度也就日益骄横。慕尼黑虽达成协议，但既不能使希特勒感到满足，也不能使希特勒改变其既定的政策路线。他仍然决定采取蚕食战略继续东进。他也明知会遭遇英国的反对，但他并不因此而受到任何威慑。

　　 战争的爆发

　　 张伯伦并非老天真，而1938年终了之前，英国情报也已获知希特勒对慕尼黑协定并不满意。英国已在作最坏打算。事实上，内阁会议时，已有人预言1939年1月底战争即可能爆发。同时他们也已经放弃意大利会站在英国一边的希望。英国政府对于欧陆国家开始发展一种积极援助的政策，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荷、比)都给予新的承诺。但很侥幸，1月和2月都能相安无事。此时张伯伦似乎已暂时感到放心。他相信英国的威慑战略已经逐渐生效，因为来自柏林的报道显示德国对于原料供应颇感缺乏，而国内温和派的势力又再度出现。此外，美国也暗中对英国表示支持，并帮助它应付日本的威胁。最后，英国参谋首长们在2月间又提出一种非常奇特的研究判断，认为如果意大利立即投入战争则对英国可能最有利，因为利用经济战英国可以迅速击败意大利，于是对于轴心也就能构成一种震撼式的打击。

　　 希特勒终于在1939年3月15日进占布拉格，但英国并非事先毫无所知，而张伯伦似乎还认为这表示希特勒已深信经济消耗对德国实为重大威胁。英国在3月31日给波兰以保证，这也并不表示英国政策有重大改变，因为那还是当作一种威慑而已。英国所保证者仅为波兰的独立，而并非明确的疆界。换言之，像但泽问题还是有妥协之余地。不过，张伯伦并不相信希特勒会改变，而只是认为军事平衡正在改进。他说：“只要我们和我们同盟国的国防增建能逐步完成，则时间拖得愈久，战争愈不会发生。我们并不需要能够赢得压倒性胜利的攻势兵力，而只需要有足够强度的防御兵力，使对方除非愿意付出得不偿失的巨大成本，否则就绝对不可能赢得胜利。”

　　 当希特勒进占布拉格之后，英国内阁也曾认真讨论与苏联结盟的问题。英国人认为下一个受威胁的国家将是罗马尼亚，因为该国拥有德国想要的资源。不过假使牵涉苏联，则罗马尼亚的同盟国波兰将不与英国合作。虽然苏联应被视为可能的同盟国，但与波兰的关系却远较重要。法国也表示同意。大致说来，西方国家对于苏联的实力都不表信任，英国参谋首长不反对仅向波兰提供保证，并确信波兰将会抵抗德国的侵略，而法国也将给予支持。张伯伦则对英国的消耗能力信心日增，并认为在执行消耗战略时必须有波兰及其他中欧国家的合作，所以不值得为想与俄国结盟而驱使中欧国家与德国靠拢。同时，英国外交部更害怕与苏联结盟将促使希特勒首先在西欧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张伯伦在1939年5月还是勉强同意考虑把与苏联结盟视为预防措施的可能性。

　　 1939年8月，当希特勒的矛头指向波兰时，张伯伦仍然期待英德之间只会打一场精神战(a war of nerves)。英国人相信其北海舰队的演习已经充分表达他们不惜一战的决心，尤其明显的是，在任何长期战争中，英国海军对德国都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且英国的情报也的确报道希特勒已经取消在8月25日发动攻击的计划。但这些研究判断又终于完全失败，希特勒还是在9月1日发动其对波兰的攻击。张伯伦延迟到9月3日才向德国正式宣战，有人认为他是在考虑背弃其保证。事实上，张伯伦尚不至于如此无耻。拖延时间是另有理由，主要是由于法国要求在其充分动员之后始正式宣战。

　　 战争终于发生，但甚至在1939年7月，张伯伦仍相信希特勒是可以威慑的，他指出：“希特勒现在已经了解我们是玩儿真的，并且也知道大战时机尚未成熟。”英国的情报研究判断也表示较乐观态度，尤其是参谋首长委员会在2月间更曾宣称，到1940年，英国的国防将会有巨大的改进。这些因素当然会增强英国政府的信心，从而变得比较敢于冒全面战争的风险。

　　 德国方面又如何呢？到1939年希特勒已经在考虑短期内与英国冲突的可能。英国的继续反对其东向的扩张，使波兰成为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希特勒曾私下一再表示其主要目标仍在东方。由于英国正在与苏联谈判，所以遂使他颇为恼怒，因此他就暗示说，假使英国人始终不了解与他合作对他们最有利，则他可能会转过来首先解决西方的问题。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突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略条约，他认为这一次外交突击能使英国人大感震惊，并迫使他们不再干涉东欧的事务。因为波兰已经陷于绝对孤立的状态，这使英国已无“合理”(rational)的军事选择能够拯救波兰。接着在8月25日，希特勒遂向伦敦放话，表示在波兰问题解决之后，德国愿意与英国缔结同盟：英国和德国可以分享海陆霸权，彼此各得具所。希特勒又宣称他对殖民地问题毫无兴趣，不过此种让步使英国人感到疑惑，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德国正在计划大建海军。此外，希特勒也不曾考虑到波兰在英国的经济消耗战略中所居的核心地位。

　　 正像英国的经济战略未能威慑希特勒一样，德苏条约的签订也未能威慑英国人，反而使他们的态度更坚定。所以，当英国与波兰在8月25日签订正式同盟条约时，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尤其是墨索里尼又告诉他，一旦战争爆发，意大利不得不暂守中立，也使他深感意外。希特勒本已下达进攻波兰的命令，现在遂谕知其参谋首长暂停行动，因为他还需要较多时间来进行谈判。尽管希特勒此时对张伯伦摆出寻求和解的姿态，但结果却遭到拒绝，因为他已经超越张伯伦所划定的最后防线。于是英德之间的战争终于在9月3日爆发，对于希特勒而言，那不仅在其意料之外，而且也违反他的初衷。

　　 疑问的解释

　　 基于以上的回顾，可以发现战争之终于发生，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希特勒的贪得无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张伯伦的威慑战略未能发挥其假想的功效。而威慑之所以终归失败，则又是因为英方对于意图、能力、信息、决心作了错误的解释，遂产生错误的认知。现在再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来作进一步的精细分析。

　　 为何英国人直到已经太迟时才肯作大陆承诺？

　　 直到1936年，英国的空权威慑似乎都能使大陆承诺没有必要，而从1936年到1939年，英国人对于其想象中的德国空军威胁深感忧惧，但是此种政策又似乎成本太高，最后，英国在1939年终于派遣陆军部队进驻欧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财政压力过分沉重，德国空军实力也显得日益强大，以至于攻势空权威慑战略似乎已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它不仅不是欧陆的一部分，而且还要保护其世界帝国的安全，同时，其政策也受到各自治领(dominions)的影响和牵制，但在平时这些自治领对于英国本身的防卫并无实际的贡献。这些海外帝国的政府和人民都重视他们自己的安全，所以自然不愿意伦敦当局对欧陆多加承诺。

　　 英国对于欧洲的传统政策即为设法维持欧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使任何强国都不能形成独霸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被打倒，法国遂自然变成欧陆第一强国。所以，英国所采取的外交路线是一方面抑制法国，另一方面扶持德国，使二者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并且都会接受英国的控制。而且不仅如此，英国还企图利用意大利来牵制德法两国。就理论而言，此种权力平衡的运作的确可以算是相当巧妙。但实际上，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功败垂成。

　　 主要的原因是战后的法国外强中干，不能在新的权力平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法国虽也曾对战后德国采取各种不同的围堵措施，但自从德国在1936年不顾凡尔赛和约之限制进军莱茵地区之时起，即已充分显示若无英国(甚至还要加上美国)的援助，法国根本无力制服德国。但非常不幸，英国的军事政策是重视空军而忽视陆军的，而其陆军又以本土防卫(home defense)为注意焦点，尤其是防空。最后到1939年，英国才勉强重申其大陆承诺，那自然也就太迟了。

　　 为何英国人不在1938年决心一战？

　　 有许多军事专家都曾指出，英国若在1938年决心一战，则其所面临的形势应该比在1939年远较有利。因为在1938年9月，德国陆军大部分都是步兵师，其装甲部队尚未能发挥高度战斗效力，全部兵力约48个师，准备用37个师入侵捷克。捷克可以动员30个师来与之对抗，并且在边界上某些地段也已构筑坚强工事。换言之，捷克陆军应有相当坚强的抵抗力。若再加上英法两国的援助，则德军虽不一定居于劣势，但至少应无必胜的把握。

　　 而张伯伦的说法并非如此，他认为捷克在地面上根本无法设防，匈牙利和波兰正在两翼等候趁火打劫，法俄两国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波兰也不会让俄军假道。所以慕尼黑会议使捷克免受立即肢解，至少，暂时避免了一场战祸，并对希特勒划清一条明确界线。张伯伦并非强词夺理，因为其战略思想的基础是空权而非陆权。英国人认为轰炸机对于英国自身构成最大的威胁，所以也就自然会把此种观念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身上。他们深信，捷克虽然有相当强大的陆军和军需工业，但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之下，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因此，权衡得失之后，其所作决定是宁愿让德国控制捷克的一部分(苏台德区)，而避免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危险，这也就是在慕尼黑安抚希特勒的主要理由。

　　 1938年，战争似乎并非无可避免。英国人所面临的两难问题是，一方面必须阻止德国的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又不应对希特勒压迫过度，以免刺激其挺而走险。此时英国决策者所获致的情报也使其认为等待比立即投入战争较为有利。悲观的情报在1938年对于军事平衡作了错误的评估，直到1939年初，始有人认为此种平衡已逐渐变得有利于英国。英国的防空能力的确已有改善，而德国空军实力也不像最初所想象的那样强大。不过，此种研究判断的作用只能增强英国人对其威慑战略的信心，而并不会促使他们认为战机已经成熟。英国本来就是只想避战而无意求战，事后看来，如果能再继续拖延一两年，则英国的威慑战略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许可能避免。

　　 为何英国宁愿向波兰提供保证而不与苏联结盟？

　　 张伯伦宁愿与波兰结盟而不与苏联结盟，已见前述。他害怕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可能会迫使中欧诸国有若干将倒向德国方面。在1939年3月的环境中，波兰或罗马尼亚与德国单独达成协议实在是一种合理的忧虑。假使德国不经一战即能吸收罗马尼亚，英国将面对若不默认就必须发动战争的难题。反而言之，假使英国与苏联结盟，而东欧国家转而向德国靠拢，则英国也就不会再有同盟国可以支持其消耗战略。更进一步说，苏联本为希特勒的传统大敌，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可能激怒希特勒，使其提早向两方发动攻势，尤其是希特勒知道斯大林此时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对西方国家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

　　 因为英国的目的只是围堵德国而非击败德国，所以给予波兰以保证实为合理的战略。要想发挥威慑作用则此种保证又必须在希特勒尚未有任何动作之前即先发布。至于在1939年夏季和苏联的谈判则应视为一种备而不用的辅助威慑。有人指出，英国若与苏联结盟，则在军事上的确是比较有利，但这不仅为后见之明，而且也忽视了当时的事实：英国人并未假定战争无可避免，其目的仅为通过威慑以获致和平。不过，英国人的思考是只知利而不知害。他们似乎不会想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足以刺激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最终互相勾结。他们也许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作了太高的估计，才会有此一失。

　　 为何同盟国1939年9月不在西面立即发动攻击？

　　 当德军入侵波兰之时，英法两国似乎应乘希特勒无暇西顾的机会，立即攻入鲁尔重工业区，给他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为什么没有这样做，除法国动员迟缓、后勤困难以外，就英国方面而言，还可以提出下述三种解释：(1)英国人对于经济武器仍具信心，所以宁愿延缓直接攻势的发动，好让此种间接攻势来发挥其功效。(2)英国军方认为此时英国空军相对德国空军仍属劣势，但其实力正在加速增强，预计到1940年，英国攻势兵力将有显著的增加，而国内防空能力也会增强。换言之，时间对英国有利。(3)当战争开始时，意大利宣布中立，其理由为德国未受攻击。如果同盟国发动攻击则可能导致意大利参战。

　　 为何希特勒决定在1939年与英国一战，尽管其海军尚未完成战备？

　　 希特勒虽进兵波兰，但他并不想与英国交战。当他作最后谋和努力失败后，他也就感觉到后果的严重。他认为英法将使用长期消耗战来逐渐消耗德国的有限资源，并使其暴露在苏联乘机袭击的威胁之下。希特勒又指出：“时间对我方不利……我们还有一致命弱点，假使英法联军从比利时攻入鲁尔，则我们将面临重大的危险。”所以，他才断然决定德国必须先出手打击以消除这一心腹大患。德军必须迅速转向西方，并把英国的势力逐出欧陆。换言之，此时希特勒仍希望速战速决，并且也认为他在欧陆赢得有限战争之后，仍有机会与英国和解。因此也就自然没有考虑到渡海攻英的问题。

　　 结论

　　 基于以上的精细分析，可以获得三点重要的结论：

　　 1、战争并非出于故意。希特勒虽有扩张的雄心，但并无求战的意图。而张伯伦虽早已视德国为劲敌，但只企图通过威慑战略来维持和平。

　　 2、威慑虽为合理的战略，但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双方的认知。由于认知上的差异，威慑有时不但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反而足以导致不利的后果。

　　 3、引起战争的因素实在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责任的归属则更难于认定。所以诚如李德哈特所云：“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假使对于过去的战争不能获得较深入的了解，则似乎也就很难避免未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