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爆发与山下奉文·第三

作者：儿岛襄·日本

出自————《马来之虎——山下奉文》

出自————《战争通史》

　　 1937年7月7日午后10时30分左右，在北京西郊芦沟桥北方，夜间演习中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演习终了进行集结时，从永定河对岸龙王庙打来数枪，接着又打了十数枪。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向丰台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报告这一事件，少佐一方面向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联系，同时率领一个中队奔向现场。

　　 当时，部署在当地的中国军队，是冀察第三十七师第二百一十九团所属金振中营长指挥的两个连。接到通报后，冀察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驻北京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少佐即分别急往中国方面及第一联队本部前去。

　　 上午4时左右，一木少佐给牟田口大佐挂电话报告，在龙王庙有从长辛店方向来的中国方面的增援部队到达，继续向日本军射击——请求指示。

　　 大佐立刻命令“受到敌人射击就开枪！”在电话旁边的今井少佐一听到，自言自语地说：“军人嘛，哪有受到敌人射击还问怎么办的？！”

　　 可是在中国，满洲事变以来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现在更加激烈起来。蒋介石公然号召反日，最近日本领导的蒙古军和中国军冲突的绥远事件，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西安事件等不稳事态相继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军向中国军开火，很可能造成严重问题。今井少佐意识到危惧时，电话对方的一木少佐似乎也有同感，再一次确认射击命令之后，上午4时53分，核对了钟点。

　　 对于这个冲突事件，在东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内也分成了硬软两派，但关东军、朝鲜军马上打来已做好出动准备的电报。政府商定了不扩大方针，已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少将也反对出兵。可是，由于武藤章第三课长的强硬主张，加以10日蒋介石中央军北上的消息传来，就同意了派兵。11日，政府在紧急内阁会议上采纳了陆军的出兵提案。这就是“支那事变”。

　　 山下初上战场

　　 7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临参命第五十六、五十七号发出，命令关东军以及朝鲜军的一部出动。关东军的出兵部队是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朝鲜军是第二十师团，山下旅团也要上阵了。

　　 第二十师团12日开始紧急动员，16日从龙山出发。从兵营到火车站排列着摇晃太阳旗的市民，热烈欢送。

　　 山下少将这是初上战场。不用说部下的大多数官兵也是如此。在欢送的夫人、妻妹胜子眼中，挂着军刀和手枪，带着钢盔的少将看上去还很年轻。

　　 到了北京，因为还没有开始攻击的命令，正在待命之中。7月28日下达了攻击命令。首先第三十九旅团开始南下，其中第七十八联队在北京南苑南郊的黄村与敌遭遇。山下第四十旅团长命令第八十联队第三大队随后跟进，立即带领一个小队先行出发。

　　 在黄村站下车，一边吃中饭，一边等候第八十联队的到来。

　　 士兵们正在这里、那里打着呵欠，脸色紧张的传令兵飞跑而来。送来师团参谋长的命令，说第四十旅团作为右翼立即带领第八十联队赶来。

　　 联队还没有来到嘛，山内大尉正要反驳，山下少将却点头说：“好！”

　　 “从现在开始以一小队作为右翼！”

　　 说着，少将就蹬蹬地跑向前去了。

　　 这时，第七十八联队已经开始射击，只有一个小队的山下“旅团”，在第七十八联队右边散开了。

　　 山下少将是初上战场，小队长也是初上战场。虽然是在第七十八联队的侧翼进行射击，可是总觉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山内大尉也正在发愣的时候，山下少将拿着马鞭，站到准备射击的士兵后面，伸出鞭子开始帮助调整瞄准了。

　　 “喂喂，你往哪里打呀，是那个，不是那屋顶吗？再低点，再低……好、好，”对一个士兵讲过后，又蹲到另一个兵的后面……。

　　 “等一等，嗳，停一下。没有找好瞄准点呀！看，这样瞄，……不，稍稍往左、左……”。

　　 好象在射击场上的检阅，但无论如何这是战场。最初打来的是零星的枪弹，可能看准了突出的山下少将的目标，刚一听到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少将周围的高粱立刻噼里啪啦被打飞，脚下也开始被打起了烟尘。

　　 “阁下，危险，请退下来！”

　　 山内大尉叫起来。可是山下少将因为反正是头一次，看来是想要对小队全体人员进行一次射击训练，总是不肯后退。

　　 没有办法，山内大尉也跑来靠近少将的旁边，听到撕裂神经般的飞弹声音，缩着脖子就躲闪开了。但少将泰然处之，照样“喂，喂”，用鞭子敲着士兵的肩膀。

　　 在这中间，好不容易第八十联队第三大队来到，山下少将停止了代理小队长的职务。

　　 这时，山下少将的勇敢，在师团内也得到了好评。不管怎样的勇士，在初战的子弹下也要缩下身子，据说这是定论。因此，山下的胆量是不比寻常的！

　　 实际上，以后山下将军向友人泽田中将讲到此事时，说是“特意进入弹雨之中的”。泽田中将把将军这一心事，理解为是由于对二·二六事件的内疚产生的，是想借以求得死所。

　　 第四十旅团攻下南苑后，转战长辛店、廊坊。山下少将始终采取避免硬打硬拼的态度。

　　 譬如，中国的高粱地，是中国兵极好的隐蔽场所，日军侦察兵常常被中国军的伏击打倒。每逢接到这种报告，自己人立刻发起火来。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对中国怀有极强烈的优越感。这次出征到中国战场来一看，生活、文化很低，不要说对形势的认识，就连日本的存在都不知道，甚至有的人问：“你们是从北边来的张作霖的军队吗？”因此，一遭到那样的“中国军队”的攻击，觉得丢了面子，因而愤怒猛冲。结果，往往是又遭到四面八方的射击而增加了伤亡。山下少将赶紧命令把阵地周围的高粱砍掉，作成向四面放射形的道路。

　　 “这是学监狱的样子！”山下少将给山内大尉说明。的确，那些放射形的道路，象是狱中监视哨所周围的走廊，一眼可以看到四面八方。因此，第四十旅团受害的侦察兵大见减少了。

　　 在攻打太子河右岸高地的时候，第八十联队勇敢地进攻。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以下的师团干部们眺望着联队的战况。在受到长官类似检阅的情形下，联队紧张地进行强攻。但正值雨后，出现了好几条地图上没有的河流。因此，多次迷失方位，这时，就要遭到侧射，增加伤亡，进攻缓慢下来。

　　 “赶快夺取敌人阵地！”从司令部一再传来鼓励和督促。尽管接连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但是仍然陷于苦战之中。可能是经不住再三的催战，联队终于派人前来请示：“准备立即举起联队长军旗冲锋”。

　　 参谋之中，也有人赞同这个意见，可是少将当时向师团长提出意见说，可以认为已经给予敌人相当的打击了。于是，命令第八十联队撤退。参谋们皱了眉头。在南苑曾经目睹少将勇敢精神的山内大尉，也对少将的“懦弱”感到意外。但是，不久望见背着伤号撤回来的第八十联队的士兵们疲劳已极，满身是泥的样子，才意识到：

　　 “照那样冲锋上去，一定全被消灭。”对少将的体恤部下十分佩服。

　　 山内大尉联想到山下少将在几天前发出布告，“对于进行掠夺和强奸的士兵要在高粱地里枪毙”的严厉态度，而另一方面，对于山下那种在必要时即使被看成胆怯也要把部下从死地救出的温厚感情，备加感动。山下少将对上级提出的意见，既是对部下官兵的关怀，同时也是他对“支那事变”的看法。

　　 对蒋军及事变的估价

　　 事变刚开始，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中佐，就主张应把事变在局部地区一口气解决，提出了以下的个人方案：

　　 (一)同时动员十五个师团；

　　 (二)同时调动军需储备量的一半；

　　 (三)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可包括上海；

　　 (四)作战时间约半年；

　　 (五)战费五十五亿圆。

　　 这个堀场方案，乍一看，好象是扩大战争的强硬主张，但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不扩大主义的论点。因为动员十五个师团相当于当时全陆军的一半，调动军需储备是日俄战争以来的重大事情，战费五十五亿圆则将招致国家经费的破产，这是要吓昏财政当局的巨款。

　　 在堀场参谋方面，则是看到中国大陆的战争，走错一步就会成为长期的消耗战，如果有全力以赴的决心还好，否则就会由于“决心不大”的“轻率出兵”而危害了国家。因此，想要以之作为谏言提出个人方案。

　　 这个堀场方案，被顶回去了。支持这一方案，提倡不扩大战争的，在参谋本部内只是石原作战部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长等少数人，陆军省内只有柴山兼四郎军务课长。参谋本部的武藤章作战课长、陆军省的田中新一军事课长等主流派都强调“下决心干”。

　　 本来陆军的战略是以准备对苏作战为根本的。“不扩大派”主张的论据是，与其对中国作战消耗力量，不如巩固满洲国更为重要。“扩大派”则说，为了巩固满洲国，有必要确保其后方的华北，事变正是好机会。因而摩拳擦掌决定要干。此外，在“扩大派”想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心中，还对中国军队抱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譬如，参谋本部支那课课员中就有不少人断定“只要日本在国内一号召动员，或者集中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田中军事课长对堀场方案看一眼之后摇头说，“这不是把日、中军队等量齐观了吗？”

　　 山下少将的见解和这两派都不一样。他对蒋军的力量和斗志都没有小看过。他敢于制止第八十联队的冲锋，也不外是这个原因。然而，少将进一步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以外。他认为日军纵然攻占武汉，蒋军尚可退守四川，到那时，如不能进一步拿下兰州、断绝从苏联来的补给，控制中国全土，仗是不会完的。他曾设想应该注意对伊斯兰教徒的策略，因为伊斯兰教徒从满洲到蒙古以至西南亚，经过中东分布到非洲，只要使世界伊斯兰教有色人种团结起来，那就是打破白种人支配亚洲的最好策略。

　　 山下少将考虑到解决中国问题，即使从对苏战略出发，也应通过政治、外交来处理。但是，处于战场上的一个少将的立场，是无法以之作为国策实现的，事变无可奈何地随着眼前的事态恶化下去。

　　 近卫首相的登场和辞职

　　 回顾“支那事变”时，首先觉察到的就是战争领导力量的软弱和国力的贫困。

　　 对于事变的处理，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对立思想，前面已经指出。但是，更成问题的是缺少调整这种对立使之统一的人物。

　　 满洲事变当时，事情经过是否妥当姑且不论，但在省、部之间是以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为首，思想得到统一，在政府中也有若槻礼次郎首相的同情。“支那事变”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参谋总长闲院宫形同“虚设”，今井清次长又体弱多病。近卫首相在事变四个月后的11月15日，趁设置大本营(11月18日)的机会，向木户幸一透露了准备辞职的意图。理由是：“原来自己组阁当时，未曾料到有今日之大事变，错过时机将再无进退之机会，是以务必勇退”。

　　 木户大吃一惊，认为当前战局已转为守势，无论如何，此时亦应奋勇前进，首相如若辞职，对内外影响甚大。受中国的侮辱，对各国丧失威信，其结果也可预料到财界的恐慌。因而对近卫的辞职表示反对。

　　 元老西园寺公望得到秘书原田熊男的报告，也因事出意外而不满地说：“原以为近卫很有见识，看起来象一个没有头脑的人。真成问题！”

　　 象这样，首相没有“干劲”，统帅缺乏统辖能力，中央省、部的思想难以统一，事态只是听任情势转移，而情势则由派出的军队，或中央的部分强硬派任意使之演变。

　　 此外必须指出，增兵上海时的弹药不足的情况，说明我国当时军备是何等贫弱。事变前，改定了国防方针，作出了陆军战备增强计划，正当实行的紧要关头，事变发生了。

　　 事变两个月后，把一直称为“北支事变”的七七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国内出现议论，认为不如发表宣战布告为好。

　　 风见章书记官长把宣战的意旨传达给陆、海军，山本五十六海军次官和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就同来拜访书记官长，提出了反对宣战的意见。他们说，由于军备还不充分，现在宣战，从第三国进口物资一旦被阻即成问题。

　　 既然不能进行战争，停下来岂不很好！却又不能。近卫首相讨厌的是，尽管对无视政府意向的军方态度感到不满，但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拿出一些兵力。结果为了补偿损失还要继续出兵，这样，陷入长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

　　 事态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8月15日，正当出兵上海时，政府发表声明：“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膺惩”，就是给予惩罚使之失去斗志的意思。从这里也能看出日本政府当时对中国的优越感。既要膺惩，就必须给敌人以相应的打击。

　　 于是，当地日军不断地进兵，关东军也由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亲自率领两个旅团，经内蒙的察哈尔进入大同一带，东条参谋长又向参谋本部提出了进入山西省北部的意见，参谋本部予以拒绝了。但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于平型关攻击中国山西军主力时，陷入苦战之中，只好命令东条兵团出击。这样，就不得不越过长城线了。

　　 板垣师团长并且主张向太原、济南进兵。8月31日华北方面军(8月31日编成)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强调要进攻到黄河一线。在这情况下，蒋介石提出“以空间争取时间”诱敌深入的作战主张，因此战线的扩大势属必然。

　　 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并升起“日军百万杭州湾登陆”的宣传气球。11月7日．松井石根大将的华中方面军编成，参谋长、参谋副长分别由参谋本部的强硬派塚田攻少将(第三部长)、武藤章大佐(第三课长)担任。

　　 这时，在中国已经投入了华北方面军的七个师团、华中方面军九个师团。松井军继续快速进击，12月13日，攻占了首都南京。

　　 攻占南京这一事实，使日本方面对“支那事变”的看法，受到微妙的影响。其最的大影响，就是1938年1月16日发表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结果，日本自己关闭和平的大门，不过和平工作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经淡薄下来了。

　　 关于和平工作，事变开始以后，立即考虑了：近卫首相或广田外相访问南京的方案、近卫首相派遣宫崎龙介(与孙文交厚的宫崎滔天之子)的方案及外务省方案等。

　　 特别是广田外相企图以承认满洲国和缔结日中防共协定为要点的调整邦交案以取得和平，为此，期待着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

　　 另一方面，华北方面军和陆军省军务课计划树立以王克敏(当时在香港)为首的华北政权，为此主张“不承认蒋介石”的政策。近卫首相后来在他的笔记上载有不承认蒋的声明是出于王克敏希望云云。对王克敏来说，日本和蒋介石政府握手，自己只会沦为汉奸，所以提出以不承认蒋为出山条件，可以说是必然的。

　　 但是，随着南京陷落的迫近，广田外相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在12月初的阁议上发言说，以前的条件太轻了。南京一陷落，政府决定了包含要求赔款的强硬条件，12月22日在通告中国方面时，限定回答期限为翌年1月15日。

　　 中国方面在1月13日，还来要求对条件作详细说明，但外务省只催促表示“是”或“否”。在15日的联络会议上决定了停止交涉。

　　 会上，多田参谋次长主张等待回答，但是杉山陆相、广田外相、米内海相、近卫首相一致断定蒋介石没有诚意。

　　 据堀场中佐的记述：“中国方面的答复似于16日可达，其内容尚无从得知”。不承认蒋的声明给日本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不利的后果之一，就是公开拒绝了对蒋介石的和平工作，促使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同时也使中国方面的抗日斗志高涨起来。再一个就是，不承认蒋政权，就必须树立新中央政权，并使蒋政权削弱下去，为此，就要求进行新的作战活动。

　　 1938年4月，华北方面军的四个师团、华中方面军的两个师团，准备从南北两方面攻下徐州。说是预计要围歼中国的中央军五十个师。

　　 但是，这一作战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没有道理的。不屑说，用六个师团对五十个师当然是困难的，何况那五十个师又是展开在直径一百几十公里的大平原上的。无论怎样想要包围，那包围圈上也不能不尽是些空隙。

　　 “向徐州，向徐州！”士兵和马满身是泥，在灰尘和汗水中挣扎前进。5月20日，的确攻下了徐州，但蒋介石军故作软弱，一面声言采取吸引敌人到选定地点的“磁石战术”，一面却从日军的包围中逃脱出去。

　　 紧接着，又准备了汉口作战方案，为此需要新的战费八万二千五百万圆，包括新设部队增兵六十四万人。

　　 近卫首相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不承认蒋声明的失败，于是将主张声明最热心的杉山陆相、广田外相，分别由板垣征四郎中将、宇垣一成大将代替，煞费苦心地想在1938年中把事变处理好。

　　 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的和平工作，和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基的会谈也都没有结果。宇垣大将在9月30日辞职了。

　　 近卫首相继去年11月，又在4月透露了辞意。尽管10月21日广东、26日汉口相继陷落，在1939年1月4日，不顾木户幸一等友好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挽留，终于辞职。

　　 辞职的原因，传说是陆、海军之间，关于日德意防共协定问题开始出现意见对立的苗头，对此焦虑而辞职。但据堀场中佐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人们对首相辞职的评价是：

　　 “无定见、无责任、无反省……，近卫总理将百万大军曝之原野而逃之夭夭”。

　　 元老西园寺也对秘书原田说：“近卫做总理后，不知道干了些什么！”

　　 近卫内阁总辞职后，平沼骐一郎内阁成立，近卫首相就任枢密院议长兼无住所大臣。

　　 山下少将晋升中将，从1938年7月就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官舍靠近北海公园，原是铁路大学的女生宿舍，里院有围绕着红色栏干的走廊，每根柱子上都有美丽的雕刻。

　　 山下中将已是54岁，从幼年学校入学算起，已经过了39年的军人生活。

　　 命令封锁英、法租界

　　 在北京，军人、政界、财界、言论界等各界人士同日本国内往来频繁，对山下参谋长反映甚好。特别是在高级军官宴会场所扶桑馆，山下中将在女职员们中间的印象最好。据女职员细川(现姓山西)光代的回忆说：

　　 “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大人物，山下阁下真是特别好啊。寺内阁下说，‘喂，细川女士，给我捶捶肩膀！’可是山下阁下就没有讲过这种话。要是我们提出，‘给您揉揉肩膀吧，’他马上就说，‘好了、好了’。牟田口阁下，就总也不说好了！真累人。本间雅晴阁下，是爱挑剔的人，一切事情如不赶快做好，就不高兴。阿南惟几阁下也是位仪表端正的人物，但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在他们这些人里，山下阁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劲儿。闲院宫的王子(春仁亲王)到来时，他一点也不点头哈腰地谄媚恭维，而是恰如其分地坦率讲话，看得出是从心底表示敬爱。是个很出色的人。”

　　 据细川光代回忆，山下中将对旅馆的女职员也很关心。有个女职员和一个曹长成了情侣，中将了解到那曹长已有未婚妻，就让细川光代去劝说那女职员。结果，那女职员辞职回了日本。

　　 山下中将当了参谋长，就热心钻研从旅团长时代一直考虑的“支那事变”解决对策，终于得出一个方案：“认为从中国排除英国势力是对华政策之根本，当时曾考虑过使中国四亿人自己实行这种政策方案”。山下中将后来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指挥马来作战时，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记载：“总之，中国问题的解决除以中国人民的独立为根本而进行中日提携之外，别无他途。”

　　 日本可使中国过剩的部分人口移往南洋，或者也可借日本空军、海军的力量给以助威。但，即便如此，也要使中国人民保持其自尊和自信心，并且必须是对等立场的协力体制，否则是不能保持长久的。

　　 中将断定，驱逐根深蒂固的英国势力，对树立中国人民的自主心会有帮助。首先于6月14日 [ 译者注：1939年 ] ，发布了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命令。

　　 苏满边境的吃紧

　　 “结果，中国人叫好，继而出现了使山西、蒙疆的英国传教士不能居住的效果。封锁三个月后，华北英国势力起了大变化，唐山有的矿业公司，甚至愿将矿山卖与日本。”

　　 对此，山下中将和调来作参谋副长的武藤章大佐同声称快。武藤大佐在二·二六事件时，是被看作和山下中将对立的所谓“统制派”的领袖人物，也是“支那事变”的促进者。但作为中将属下的副长时，很快就为中将的为人所倾倒，成了非常崇拜他的人。

　　 对租界封锁也是如此，武藤副长完全赞成，但是这一政策受到参谋本部的反对。因封锁租界有损在租界谋生的中国人，且招致与英国关系的恶化。很快就决定了从参谋本部派人去当地劝阻，但是没有人愿去。

　　 原因是当时华北方面军有山下参谋长和武藤副长两雄存在，大家对这一使命感到为难。最后决定派崛场参谋前去。不用说，崛场参谋也没有认为会简单地说服“两雄”。他抱着拼命精神向中将进言：“阁下，以华北方面军这样大军为背景，挫败一个小小的租界是容易的。可是那样一来，倒象是以强凌弱了。这恐怕会有损帝国陆军的风度吧。”不久，两雄似有一半谅解的意思。随后由日英政府在东京进行谈判。对此，山下中将，也没想出特别方案 [ 译者注：日军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达一年之久，到1940年6月20日始解除 ] 。

　　 另一方面，从这一年的5月间，在苏满国境上呼伦贝尔草原的诺蒙坎开始冲突的日苏纠纷继续激化，及至8月，传来苏军向远东大规模移动的消息，事态更加紧迫了。

　　 发生冲突的呼伦贝尔草原，是参谋本部作战课从1938年秋到1939年制订的对苏军备五年计划“八号作战计划”中，预定为主要战场的地方。在“八号作战计划”中的作战方针，准备了甲案(乌苏里州、阿穆尔州的两正面同时作战)和乙案(外贝加尔州进攻作战)两个方案。其中关于乙案的实施，必须在西边修筑三条铁路，还要准备约二十万辆汽车，并且要在呼伦贝尔方面储备大量物资才行。这是超过国力的方案，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在呼伦贝尔进行的战斗，关东军最初以第二十三师团(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的一部分负责进行攻击，不久就向东京提出了有必要加强第二十三师团的意见。也象通常一样，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意见不一致，但由于板垣陆相下面的一句话，决定了派兵：

　　 “一个师团嘛，给他算了！”

　　 但是，到了8月，苏军的攻击更加激烈。日本方面虽然编成了第六军(荻洲立兵中将)，但是面对集结起来的苏军，仅第一线就有狙击部队三个师、坦克部队六一七个旅作为基干，后方还有三至五个师在待机中。很快，第二十三师团被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的攻击所肢解，指挥官相继战死，于是不得不后退了。

　　 关东军在第六军所属的第七师团，加上第二、第四师团和军的全部火炮，并决定从中国抽出第五师团，急忙开往诺蒙坎。

　　 8月23日，一向要求和日本结成同盟的德国，突然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内阁对这“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感到为难而逼阵了。苏联军队在诺蒙坎的攻势，显然是企图与德国准备入侵波兰相呼应。9月1日德国大举侵入波兰后，参谋本部也针对新形势，向关东军传达了“主动结束”诺蒙坎纠纷的第349号大陆命令。9月15日在莫斯科双方决定停战。

　　 这次战斗是苏联胜利，参谋本部再次痛感对苏战备的不足。

　　 同时，对所谓第二次日俄战争的诺蒙坎事件的责任进行了追查。9月7日，关东军的首脑部与作战有关的参谋被更换了。和这次人事调动相关联，山下中将被调为第四师团长。

　　 第四师团长的前任，是与山下中将同期毕业的泽田茂中将。泽田中将也由于诺蒙坎人事调动，接到调升为参谋次长的内部命令，和从北京来的山下中将在长春相会。两人在接交工作中，由于久别重逢，作了彻夜的谈心。

　　 当时，泽田中将有一桩心事没有讲出口：“山下中将已历任旅团长、方面军参谋长，这次调动理应是军司令官的头衔才合适。第四师团虽说是一等师团，但师团长的职位总是较低些的。”

　　 “回到东京就明白了。和我一起调动的山胁正隆中将、(同期毕业)也把次官交代给了阿南惟几。山胁本来推荐山下调补驻蒙军司令官，提请陛下批准。可是听说陛下有这样的话，‘怎么放到那么高的地位！’好象因此就停下来，成了我的后任。”

　　 泽田中将在长春听山下中将坦率地讲过二·二六事件，又想起他常把自己的办公桌朝向宫城的摆法，曾经问他是不是表示道歉？他点了头。因此泽田中将总想：“什么时候有机会一定让山下出人头地！”

　　 在中国，1940年3月，汪兆铭亲日政权移至南京，但蒋介石仍在继续抗战，日军在华北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华中十一个师团和六个混成旅团，华南五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就是说总计二十五个师团、二十个旅团的庞大兵力被钉死了。

　　 关于解决事变的种种政治工作也终归失败，完全陷入胶着状态。参谋次长泽田中将也无可奈何地认为：“如能全面撤兵还当别论，否则，除非借世界的事件以解决中国问题，此外别无他法”。

　　 泽田中将所说的世界的事件即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德国以闪击战震惊全世界，并且正在急剧向前发展。

　　 在日本国内，接替平沼内阁的阿部信行内阁，仅四个半月，于1940年1月15日倒台，继由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执政，但很快也发生了危机。

　　 为了适应德国的战果和世界的新形势，特别在陆军部内，强烈主张和德国、意大利缔结同盟，利用德国的威势求得“支那事变”的解决。对此，米内首相坚决反对。

　　 6月22日，法国一投降，陆军的主张更加坚定，宁可倒阁也要和德国携手。7月8日，阿南次官对木户内大臣提出了意见：

　　“军部正期待以万全之策适应世界形势的剧变，但米内内阁的性格对于同德、意进行协商极为不便，诚恐它贻误时机”。

　　 据说陆军因此不得不下决心更换内阁，四、五日内也许能看到政变。

　　 果然，7月16日，畑陆相向米内首相提出了辞呈，米内首相得不到后任陆相的推荐，就总辞职了。后继首相按照陆军的意图，大命再次降于近卫文麿公爵。

　　 后任陆相选定航空总监东条英机中将。

　　 东条中将会见畑陆相时，听到了政变和让他就任陆相的经过，问到航空总监的后任是谁，回答说是山下奉文中将。东条中将很为惊异。原来山下中将被任命为航空总监，是由一幕微妙的工作决定的。

　　 山下中将最亲密的朋友泽田中将得知后任陆相是东条中将以后，因素知两个人不睦，断定在东条陆相的手下，山下中将回中央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于是央求畑陆相采取非常手段。7月18日，畑陆相在奏请以东条中将为后任陆相时，一并把山下中将任航空总监附奏上去了。

　　 可是，天皇认为近卫首相正在组阁，东条中将还没有承诺为陆相，这时提出航空总监的后任，有些不合手续。

　　 木户内大臣赶快把天皇的意见和畑陆相联系，并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山下中将的就任航空总监，是陆相以下，武藤章军务局长、泽田参谋次长、杉山军事参议官等陆军领导人物一致推荐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其中含有在东条陆相下台后由他继任陆相的用意。木户内大臣于19日向天皇说明情况，得到了谅解。

　　 木户内大臣，20日也向武官长说明了山下中将的问题，在他的日记上有以下记载：

　　“7月20日　(星期六)　晴

　　……与武官长面谈，讲禀报关于山下奉文中将的事情。误会已稍解。1时45分拜谒，承蒙种种赐语，2时25分退下。”

　　 至于木户内大臣怎样说明的，天皇讲了些什么话，不得而知。还有，尽管是破格内奏，到底还是批准了山下中将就任航空总监，看来侍从武官长也尽力向深受信任的畑大将作了推荐。无论如何，山下中将能够公然回到东京了。自从二·二六事件后，好象被逐出似的离开东京已经四年零四个月了。

　　 在东京车站来迎接的有：寺内、杉山大将，阿南次官，泽田次长，武藤军务局长和其他很多的高级军官。山下中将任华北军参谋长时，是在寺内、杉山两军司令官之下工作的，中将首先给大将敬过礼，就握住泽田中将的手：

　　 “谢谢”。

　　 简短话语之中，包含着山下中将对泽田中将的友情，超过了千言万语的谢意。

　　 山下中将在航空总监就任时的记者会上说：

　　“关于航空差不多和外行一样，象雄鹰群里飞来的鸭子。至于陆军航空，我想追随前任之后，照样走下去就行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实际上山下中将在航空总监任期内，差不多没有作什么工作。

　　 8月，就任后不久，内定山下中将为派遣德国军事视察团的团长。

　　 但是，派遣视察团是日本方面的希望，德国方面陆军虽然同意了，空军却以作战情况为理由不愿接待。可是，只要陆军同意，就决定派遣。8月下旬，命令副团长绫部桔树少将等随员做好准备。

　　 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9月27日)，同时送来了包括空军的德国国防军接受视察团的通知。另外，意大利也表示欢迎视察团来访。视察团决定了访问德、意两国。但是，通过苏联的签证迟迟不发，经过驻苏日本大使馆、德国大使馆等的催促，好不容易到12月22日，该一行才从东京出发。

　　 山下视察团12月30日，从满洲里经过西伯利亚驶向柏林。西伯利亚积雪很深，中将在手册上写着“只见林和雪”的词句。1941年元旦，中将一行在火车上“遥拜东方，祝两陛下身体健康”。

　　 1月8日到达柏林。1月份主要是出席宴会和听取德国方面的讲解。从2月起视察各兵种部队、工厂、学校、要塞地带等。

　　 山下中将受到德国方面极为郑重的欢迎。中将和希特勒总统的会见、检阅卫队的照片，都传到了日本。视察继续到5月13日，山下中将一行乘5月14日上午10时起飞的专机离开柏林，经维也纳飞向意大利。

　　 14日午后到达维也纳。中将在15日有以下记载：

　　“午前在梅托林克访库登霍夫夫人。大喜。下午2时凯蒂来。夜在山地领事家里被邀吃日本饭”。

　　 库登霍夫夫人，是山下中将在中佐时代(1927年3月至1929年9月)在维也纳任驻在武官时，经常照顾他的库登霍夫伯爵的夫人光子。光子是在库登霍夫伯爵任驻日公使时同伯爵结的婚，以后同回维也纳。那是山下中佐赴任前三十多年的事情。光子和亲日派的丈夫一向都是热情接待访问维也纳的日本人。山下中佐去访问时，光子已经孀居，但对日本的心情没有改变。

　　 山下中将怀念当时的情形，特地挤出时间访问了夫人。凯蒂是中将在维也纳工作时期由夫人介绍雇用的女译员，据说也有过一段恋爱的交往，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意大利视察是从5月18日到6月7日。中将一行再到柏林，6月17日经由西伯利亚回国。

　　 在这个视察旅行期间，世界形势变化加快了速度。松冈外相访问了柏林、莫斯科，4月12日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过一个星期后，开始了日美谈判。山下中将通过莫斯科(6月19日)三天之后，得到了德苏战争爆发的通报。

　　 山下中将以他的独特观察能力也曾感觉出德苏间可能发生战争。以后在牡丹江和山内大尉再次相会时，讲起了在莫斯科和朱可夫元帅会见的情形，中将说：

　　 “我对朱可夫说，是不是希特勒有打仗的企图。朱可夫回答说没有这个道理。可是，我告诉他，不，德国兵营的大炮都是向着东方的。人们在无意识中，连放置大炮也会朝向敌人的。”至于这种推理方法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了。

　　 山下中将7月7日到达东京，以后的活动忙碌起来了。

　　 山下调查团提出了国防机构一元化的报告书，内容是：空军独立、陆军的机械化和新设统辖三军军政、军令的国防省、国防总长等（参考表(A)　(B)）

　　 山下方案是为了纠正时常发生的陆海军对立、责任不明确、陆海军并立的统帅机构的弊病和缺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案，而且可以说是谁都没有异议的改革方案。可是，陆海军分立体制已经根深蒂固，如果采用山下方案，可以预料陆、海军立刻就会为国防相、国防总长的人选斗争起来。

　　 因而，山下方案被看作一种常识的理想方案，另外，就算陆、海军对山下案感到兴趣，但当时，日美谈判已露出决裂的苗头，日本已经没有时间试行改变军事组织了。

　　 山下中将回到东京即被任命为新设的满洲防卫军司令官，16日下午2时，在叶山离宫向天皇汇报了视察的情形。五天后，21日，乘上午9时30分东京发的“燕”号快车，奔向任地。

　　 山下中将被任命为满洲防卫军司令官，据说也是由于东条陆相起的作用。就在16日山下中将向天皇汇报的那天，近卫首相为了更换松冈外相提出内阁总辞职。东条陆相估计到这次政变，为了不让山下中将当上陆相，突然批准了他一直反对的设置满洲防卫军的方案，而把山下中将放到那个职位上去。

　　 这个传说不知真假。但据和山下中将同时被任命为满洲防卫军高级参谋的片仓衷大佐说，他赴任前辞行时，武藤军务局长说：“早晚，山下要作为陆相回东京来。那时，你也该来当陆相的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