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
作者：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日本
出自————《日本最长的一天》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三一年，日本皇家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而变成了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及其大多数政治家们意识到，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们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却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皇军依然杀气腾腾，他们既不愿承认战败，也不愿投降——他们坚信，军队，只有军队，才知道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日本最后这场斗争并不是与敌人的厮杀，而是日本内部的较量：在这八月漫长的一天里，这场斗争一度看起来将要出现毁灭性的结局。如果说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天皇展开的，那么最终解决争斗的也正是天皇自己。
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对日本的优势必将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私下里建议天皇“抓住一切时机尽早终止战争”。随着战争的进展，其他人也得出了同样危险的结论——只所以说“危险”，乃是因为军部并不赞成这种结论。
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一个机构暗地里进行的结束战争的努力毫无结果；不少人，包括天皇本人在内，宁愿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直至苏联对日宣战的那天为止。铃木贯太郎的现任内阁跟东条英机将军的内阁大不相同。东条英机是“与德国平分世界”这一军部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铃木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则是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一派的首领。尽管事到如今已经为时太晚，难以解脱日本人民多少苦难，但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使日本人民免遭灭绝的唯一途径。
两大派——主和派与主战派——都决心维护国家的根本体制，甘愿以身殉道、以死报君，在这方面两者是一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对于两派来说，同样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才毫无二致。
二十天之前，日本人民从睡梦中醒来，又迎来一个战时普通的夏日清晨：天气闷热，腹中空空，很可能一直会这样；可是人们还有工作要干，那就是进行战争。由于营养越来越差，空袭越来越紧(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原料匮乏影响了急需品的生产，进行战争日益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处在日本夏季的闷热之中。饥饿、疲倦但依然无所畏惧的日本人民暗想：又是一天，昨天如此，明天亦复如此。
然而，他们想错了。日本政府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早晨六时，东京的海外广播局收到了美国旧金山发出的一条消息，它公布了前一天由美国总统、中国委员长和英国首相联合签署的一项公告。三国首脑在波茨坦进行了磋商，最后决定“应该给日本一个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外务省一边着手研究公告的条款，一边把公告译成日文：
日本是继续处在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已经把日本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控制之下呢，还是愿意踏上明智之途，由日本作出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
下述是我们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容更改，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容拖延。
必须永远清除那些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入征服世界歧途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因为我们确信，只有把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掉，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
我们无意使日本民族遭受奴役，也无意灭亡他们的国家，但所有战犯应当受到严惩，包括那些残酷虐待我方战俘的人。日本政府应当扫除一切障碍，复兴和加强日本人民中的民主倾向，实行言论、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我们呼吁日本政府，马上宣布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并且完全、充分保证他们如实贯彻执行。否则，日本将迅速地、彻底地被摧毁。
日本政府中最先对旧金山广播做出积极反应的是外务次官松本春一。他向东乡建议，日本必须接受公告所列条款，拒绝这些条件将是最愚蠢不过的事。事实上，当东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松本已经动手起草一份日本接受该公告的声明。这份声明将发给日本驻瑞士和瑞典的公使，再从那里转送同盟国。
“且慢，”东乡外相阻止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无限悲哀，仿佛他的话正从寂寥空旷的高空传来，他觉得肯定不会被人听见。“军部永远不会接受现在这样的公告。”
不过，东乡感到，同盟国把开罗声明中首先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降格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表明，有可能出现较为有利的条款或者同一条款出现较为有利的说法。而这些条款与说法则既能为军部所接受，又不失体面。因此，东乡断定，在作出答复之前，日本应当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来利用苏联的“斡旋”。
尽管东京与莫斯科之间进行的所有谈判至今毫无结果，东乡还是作出了这一结论。谋求苏联驻日大使协助的种种努力已告失败；对日本皇室希望派遣近卫文麿亲王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日本驻苏公使佐藤尚武明明白白地告诉东乡，“争取苏联的工作已毫无希望……”。在雅尔塔，罗斯福与邱吉尔已经秘密同意在远东做出重大让步，只要斯大林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的两三个月之内对日作战。这当然是东乡所不知道的。
不管东乡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不仅使自己，而且使首相相信，苏联对日本并无恶意，克里姆林宫依然可以从中“斡旋”。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以及苏联调停的可能性。这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或称“核心内阁”，由日本的“六巨头”组成：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会上，东乡强调了从“日本无条件投降”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措辞变化的重要性。东乡宣称，他认为拒绝波茨坦公告将是“极大的失策”。尽管反对意见很大，东乡还是说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先听听莫斯科方面的动静，然后再给以答复。于是，任凭公告中有“不容拖延”这样的不祥之词，这段时间还是成了“观望”时期。
怎样用最恰当的方法把波茨坦公告告诉日本人民，成了又一重大问题。为此，当天下午召开了内阁全体会议。
东乡茂德再次打了头炮。东乡六十二岁，为人傲慢，向来视他人的意见如粪土，讲起话来比铃木首相直率得多。当时，铃木首相年逾七十七岁，老朽昏聩，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在那些好象永无尽头、永无结果的会议上，他甘愿让别人出风头，自己在那里打瞌睡。
东乡宣称，鉴于波茨坦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他认为，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应把这个公告公诸于众。
厚生相园田忠彦表示反对。他说，既然波茨坦公告已经在全世界广播，那末，日本人民不可能听不到，在此之前，日本人民理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情报局总裁下村完同意园田的说法，他又补充说，推迟宣布波茨坦公告的做法，有可能被外国视为日本政府过分担心目前局势。
现在，大家的目光一起转向了陆相阿南惟几大将。他是军部代言人，所以仍旧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人物，虽然他缺少他的某些前任们所具有的那种风采和热情。阿南五十七岁，由于从事射箭和击剑运动，他显得年轻漂亮。在少壮派军官的眼里，阿南是一位可依赖的、近乎父辈般的人物：他们相信，在继续日本已经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内阁会议上，阿南坚持不懈地、始终如一地培育着他们的这一信仰。
现在，阿南坚持认为，倘若把有关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诸于众，政府就必须同时表明它反对公告条款的理由以及它希望日本国民采取的态度。阿南的见解得到了陆海两军参谋总长的赞同。
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既然政府既不能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能在决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内阁决定含糊其辞地发表这条消息——就好象波茨坦公告不是在波茨坦而是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里颁布似的。政府将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小报纸要尽量避免渲染这一事件，报纸可以发表经过删节的公告文本[1]，但不得发表任何评论。
此时此刻，日本政府的打算是，“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尽管阿南一再坚持要发表某种措辞强硬的抗议，铃木还是同意了东乡的意见，他说，用一个词，一个眼下人所共知而又可悲的词来说，政府将“默(左杀右朵)”这个公告。也就是说，政府将以沉默使之化为乌有。“默”者乃为“沉默”，“(左杀右朵)”者“杀死”之意，合二而一，《新和英大词典》中的释义是“不予理睬，不屑一顾，不注意”。“默(左杀右朵)”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保持在一种聪明的、不声不响的状态中”，显然，铃木取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不幸的是，前一种释义显得更加触目，更有说服力。第二天一早，当“默(左杀右朵)”一词在东京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出现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政府对公告“不屑一顾”——当然，这并非政府的原意。华盛顿、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各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在美国的外交界，“默(左杀右朵)”一词造成的损害最大。就在星期六早晨，东京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把波茨坦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日本人民一方面知道了公告的存在，但同时又得到保证，他们的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无法接受的——这根本不是头天下午内阁会议的决定。然而，日本人民不会知道这一点，正象他们对政府各省、官邸和皇宫里偷偷进行的其他事情毫不知晓一样。于是，他们对波茨坦公告不屑一顾，因为政府对他们说，这个公告只配如此[2]。
翌日，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铃木首相同意在四点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将讨论同盟国的公告。针对这个头等重要的、意料之中的问题，铃木答复道，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声明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然后，他又突然加了一句，“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接着，他宣布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东乡得知铃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以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坚决表示，铃木的讲话显然不符合内阁成员共同作出的决定。同时，他也意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首相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七月三十日，星期一，日本国内发表了铃木的讲话。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收听到了这个消息，它们报道说，日本甚至不屑“拒绝”这个公告。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美国
……只能进一步表明，最后通牒 [ 译者注：指波茨坦公告 ] 中的话是完全算数的。它说，假如日本继续战争，“全面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决心，将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彻底覆灭，正象日本的本土必将被彻底摧毁一样。”
为达此目的，原子弹是一种最合适的武器。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等待苏联方面的答复。
日本驻苏公使打电报给东乡，报告说，说服俄国援助日本的“希望已成泡影”。东乡复电道：“不管你个人的看法如何，你都要执行命令……千方百计争取苏联调停以结束战争，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就行。”
东乡曾经担任过日本驻苏公使，所以对苏联人的心理和处事方式并不生疏。他之所以坚持追随这种飘忽不定的鬼火来越过结束战争的泥潭，其原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归结为：“无论我多么卖力地动员日本军部跟美国人或英国人直接谈判，他们都不会听从的，对此，我确信不疑。因此，我们必须尽力通过苏联进行谈判，因为现在看来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结束战争。”
军部不相信可能跟苏联也达成谅解。早在六月中旬，阿南就已经预见到，俄国人“将会进攻日本，正象美国人准备在我们的岛屿登陆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坚持这种观点。投降前几天，他对内务相阿边玄龟说，只要日本再稍稍坚持几天，跟美国军队在南部九州交上手，美国就会非常担心苏联占领亚洲大陆和日本北部，它将会急于缔结一项和约。这么一来，美国就会主动提出较为有利的条件。海军的看法是，冲绳战役结束后，俄国人将要参战。这也是海军希望日本军队在冲绳顽强抵抗，重创敌军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方面已经宣布了苏日中立条约不再予以延期的打算，尽管莫斯科给东京的答复大多是模棱两可的沉默，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天皇本人仍然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在日本等待斯大林答复的过程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当时，日本全国上下似乎不知所措。日本人民被教导说，日本从未打过败仗，投降是一种耻辱，不胜利，毋宁死。人们很难相信，也无法相信，看来就要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出现：所有现存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准则完全被推翻了。
使日本人民更为震惊的，也许是天皇的地位问题。日本人相信，天皇不仅是天之骄子，而且他本身就是神；日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天皇的继续存在，开天辟地历来如此。现在无法猜想，假如当时同盟国保证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政体得以保存，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战争可能会结束，军部不得不让步——俄国人就不会乘机进入中国东北。但这些都是空谈而已。在昏头昏脑中，日本走上了唯一的一条似乎朝它敞开的道路。八月的头几天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但这几天并不是毫无希望的观望。
八月六日，答复来了。
是日八时，广岛的雷达发现了两架B－29轰炸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这两架飞机钻入高空。电台广播说，这是一次侦察飞行。在广岛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四分之一居民中大多数没有打算躲避空袭，他们估计不会有轰炸。很多人昂首凝望天空，注视着飞机的飞行。
在前面一架飞机上，投弹舱的舱门打开了。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地面上的很多人看到一簇降落伞从其中一架飞机上落了下来。
霎时间，闪起一道眩目的白光——六万四千人立刻毙命或者奄奄一息。
这就是对日本观望的回答。不出所料，这种回答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美国曾威胁说要“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现在它迈出了第一步。
大约中午时分，东京收到了同盟通讯社发出的一条电讯。但是，直到傍晚才得到有关这一劫难的详情。这是第二方面军 [ cdhyy注：第二总军 ] 通过吴市海军造船厂发来的一份报告，甚至直到这时，有关细节也只是一鳞半爪。那天下午，东京获知的消息仅仅是，几架敌机投下一颗类型不明的炸弹，破坏惨重。第二天拂晓，陆军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收到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电报说，仅仅一枚炸弹转眼之间就把整个广岛化为乌有。事后，川边将军说，他怀疑这枚炸弹就是原子弹。
不管怎样，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消除了疑虑，在东京，政府收听到的来自华盛顿的广播证实了川边的推测。杜鲁门总统在广播中说，“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中，我们耗费了二十亿美元——结果我们赢了。”他又说，如果日本人“现在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连串的毁灭从天而降，这种打击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
关于广岛发生的事情，东京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太阳获取能量的这一源泉”，现在能够使这个日升之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在它的宝座上坐着太阳女神的一位嫡传子孙。但是，东京对于这种揶揄已毫不在乎。形势要求激烈的行动——然而，笼罩着日本首都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使得那些身负决策重任的人仍然按兵不动。
第二天，八月七日，军部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少数几架B－29轰炸机”对广岛的空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敌机使用了“一种新式炸弹”。军部说，“有关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之中……”当天晚些时候，东乡向内阁通报了杜鲁门的声明，但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
八月八日，东乡向天皇建议，日本必须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于是，天皇命令外相向首相指出，鉴于敌人已经使用了“新式”武器，日本现在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必须想方设法尽快结束战争。日本应该接受这一无法避免的结局。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说法，天皇陛下说，他认为重要的是马上终止战争，他个人的安危倒是其次。他坚决申明，广岛悲剧决不能重演。
于是，铃木召集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紧急会议。但是，由于其中一个成员被别处“更紧急的事务”缠住不得脱身，这次会议只好延期。
与此同时，军部试图封锁来自马尼拉和冲绳的敌方广播，消除敌人在东京上空空投的传单的影响。这些传单说，同盟国愿意在不摧毁日本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军部宣称，无论如何，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甚至对美国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既变化莫测，又危险万分。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同一天下午，在莫斯科，日本驻苏联公使被召到莫洛托夫的书房。莫洛托夫打断了佐藤的问候，直截了当地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最后说：“……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八月九日起，苏联与日本将处于战争状态。”不出两个小时，苏联红军就进入了中国东北，开始有条不紊地歼灭曾经一度战无不胜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人认为，苏联的举动既不可饶恕，又是非法的，因为苏日中立条约要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才满期。但在杜鲁门的帮助下，斯大林却把他的行动变成了合法的行动。至此，铃木政府明白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唯一结局只能是彻底覆灭。
然而，看起来，被全部歼灭的可能性倒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在八月九日星期四那个酷热的早晨，对东乡外相来说，和平就象是沙漠中的垂死者在远方看见的一股清凉的泉水。八时，东乡来到位于东京北部中心地区小石川的铃木首相官邸，气冲冲地要求立即召开前一天延期未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宝贵的时间已经丢掉了：现在，战争必须尽快结束——或者较快地结束。
铃木答应了。他对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说：“让我们这届内阁担负起使国家顺利结束战争的责任。”他的政府在利用苏联“斡旋”的问题上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在正常情况下，他与他的内阁要引咎辞职。然而，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日本的形势远远不是什么正常情况，铃木显然抱定决心尽力为日本火中取栗。
东乡接着去见海相米内光政大将。米内始终认为，日本除求和之外别无他途。在东乡离开海军省之前，高松亲王——一位海军舰长——向他打听形势如何，东乡的答复令人失望。他说，他认为，通过谈判取得比波茨坦公告实质上较为优越的条件，现在已为时过晚，在竭尽全力的同时，他感到日本只能坚持要求保存国家政体，别无其他。
与此同时，天皇——这种政体的象征，代表其意义和存在的人——已经跟内大臣木户侯爵交换了意见。他要木户再次向铃木首相传达天皇要求以最快速度终止战争的愿望。此时，铃木刚刚来到皇宫，他答应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与前首相们进行磋商。这些前首相们人称“重臣”或“元老”，他们的责任是经常向天皇提出建议。
星期四上午十一时，世界上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最西部城市之一、九州岛的长崎市上空爆炸了。就在半小时之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在东京皇宫里重新碰头，继续不慌不忙地商讨对策。那里距飞机飞过的地方大约六百英里。
铃木首相率先发言。他说，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实际上不可能继续战争。铃木最后说：“我认为，我们除去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现在，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终于，米内光政大将打破了这种好象使众位阁员们中了邪的魔力。米内是一个安详、愉快的人，笑容可掬。一九四○年，他一度出任首相，由于反对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被迫辞职。象铃木和东乡一样，他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遭到陆军省里那些好战的少壮军官暗杀的危险。这时，他说：“大家缄口不语，那就一事无成。我们是否无条件地接受敌方的最后通牒？我们要不要提出条件？如果需要，那么最好此时此地就来讨论一下。”
于是乎，其他与会者便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很快形势就明朗了，与会者只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日本的君主制必须保留。除此之外，会上的分歧非常尖锐，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铃木、东乡和迫水主张接受同盟国的最后通牒，唯一的条件是保留君主政体。其他三人——陆相阿南、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希望再加上其他条件：同盟军向日本派驻最小规模的占领军；由日本方面而不是由双方审判日本战犯；由日本方面遣散日本军队。阿南和两位总长显然不能接受战败或投降的想法，因为两者有悖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提出这些建议，旨在尽量缩小，或许，甚至拒绝接受战败或投降这一事实。
东乡有力地反驳道，日本目前的情况朝不保夕，即使日本想提出若干条件，同盟国十之八九会断然拒绝谈判。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争辩道，日本尚未输掉这场战争，倘若敌人进犯日本本土，日本军队依然有能力阻止他们，甚至击退他们，敌人的伤亡将会异常惨重。对此，东乡回答说，即使敌人的首次进攻被击退，日本的自卫能力也将进一步削弱，敌人的再次进攻几乎可以肯定会如愿以偿。东乡说，日本必须现在就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只要求保留日本皇室。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会议连续进行了两个小时。虽然已经得到有关轰炸长崎和中国东北实际上已落入苏联之手的消息，但会议仍旧不能达成协议。现在泾渭分明，双方各三人。铃木提议暂时休会，待当天下午开过内阁会议后再行复会。这样，星期四早晨“六巨头”会议，就此在东京结束。
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在他发表的一次无线电广播讲话中谈到原子弹时宣布说，“我们将继续使用这种武器，直至彻底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能力。唯有日本投降，才能使我们罢手。”
就在战时内阁休会期间，天皇召见了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这次召见是宫内省根据下村总裁秘书的请求安排的，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通常，天皇召见至多不过三十分钟。召见结束时，下村带着宽慰的笑容对秘书说：“一切进展良好。天皇已经同意发表广播讲话，晓谕全国，我们要和还是要战。”
如果天皇陛下果真发表讲话，这将是日本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听到君主的声音。
八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时三十分，决定日本命运的内阁会议在首相官邸开始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首先发言。他叙述了截至苏联宣战为止发生的所有事件，包括政府试图说服克里姆林宫从中调停的种种努力。然后，东乡讲述了突然降临广岛和长崎的这场劫难的实质。
当首相征询海相和陆相的意见时，他俩把早些时候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又重复了一遍。
米内将军说：“我们可以为日本赢得第一场战斗，但无法打赢第二场。我们的大势已去。所以，必须抛开‘脸面’，尽快投降。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考虑，怎样能最好地保存我们的国家。”
阿南将军说：“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我们肯定取胜，但是说我们业已战败，未免为时过早。毫无疑问，假如敌人进攻日本，我们将使他们遭到惨重的损失。我们或许能够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绝非不可能。”
“此外，”阿南继续说，“我们的军队不会乖乖地被遣散，皇军士兵绝不愿放下武器。他们知道是不准他们投降的，他们懂得，军人投降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事实上，我们只有继续打下去，没有其他路可走。”
农林大臣、商工大臣、运输大臣和军需大臣一致反对。他们指出，美国人已经把冲绳当作未来进攻九州(人称“奥林匹克行动”)的桥头堡，日本人民已经濒于精疲力竭的边缘，今年的水稻生产是一九三一年以来最糟糕的，最近几周，空袭和轰炸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今后可能更加严重，敌人的军舰已经开始炮击日本的沿海城市——总之，日本已经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再打下去。
“不错，不错！”阿南不耐烦地喊道。“大家都清楚目前的局势……但是，不管形势对我们如何不利，我们都必须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时，内务大臣阿边声色俱厉地警告说，如果内阁决定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他将无法保证社会秩序。他回顾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发生的那起事件。当时，一伙怒火冲天的年轻军官带领大约二千名士兵举行暴动，结果造成几人死亡，大藏大臣、掌礼大臣和内大臣受伤，他们还企图杀害首相。这些大臣都是开明政治家，那些少壮派军官想要清除他们在天皇周围的影响。暴动者占领了陆军省、东京警察署和首相官邸。后来，天皇不得不进行干预，命令陆军大臣采取行动。阿边在详细追述了几年前发生的那次事件之后，建议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
这时，东乡外相汇报了当天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的情况，并且表明了自己坚定不移、深思熟虑的看法：内阁必须接受同盟国的最后通牒，唯一条件是保留日本的君主政体。
当铃木征求其他人的看法时，有两位大臣宣称他们赞同阿南的意见，日本应该坚持要求对方也接受其他三项条件。
五时三十分，会议暂时休会一小时。六时三十分，大臣们重新汇合，继续讨论。十时，铃木首相问大家能否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不能。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就不了了之，根据规定，内阁必须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
铃木和东乡私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晤。他们都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实际上，他们也已经为最后一着棋铺平了道路，这着棋看来能够打破使日本及其统治者走投无路的灾难性的僵局。
然而，这是过去从未走过的一步棋：象棋规则里没有作出过明确的规定。为了打破这一致命的僵局，不仅要允许“王”把自己置于“被将”的地位，而且要授予“王”以“后”的自由行动的权力。早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当时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就预见到了这种形势：日本急需行动，但又无法行动，只有靠求助于天皇神奇的力量才能找到生路。星期四那天的早些时候，东乡就此问题跟铃木进行过磋商。他们一致同意，一旦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僵局，就只好由天皇圣断。根据这种想法，他们要求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想法让梅津将军和丰田将军签署一份奏折，使首相能够请求召开一次“六巨头”即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御前会议。
迫水解释说，如果能突然召集一次有天皇驾临的会议，这将会节省时间。于是，两位总长签署了这份奏折。因为，历来的传统是，日本政府只有就某一问题首先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然后才把它提交给天皇。天皇既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恩准政府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已。天皇陛下庄严的心境不应受到派系斗争和政治野心的骚扰，作出决定与采取行动，向来不是他的责任。把一个意见相左的内阁推给天皇是不可思议的。通常，倘若内阁不能达成一致，它就要辞职，但铃木打定主意决不这么做。他决定，他和他的内阁将担负起结束战争的重任。可是，他们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干——他们需要只有天皇才具有的那种魅力。没有一个扭转乾坤的人从天而降，这出戏就唱不下去。毫无疑问，这是个乱糟糟的时代。在这个国家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使它安定下来。
但是，目前的局势危在旦夕。在铃木和东乡深夜交谈的时候，他们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如果一个僵局有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那么一着错棋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因为棋盘上最强大、最难以捉摸的棋子就是军部。多年来，这颗棋子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若军部得不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将乐于采取暗杀的手段，甚至干脆地反叛。他们的借口历来是(他们几乎无疑地，狂热地相信这种借口)，军队在保护天皇不被他的那些“背叛的”谋士们所伤害。铃木和东乡都怀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也许颇有道理的担心——他们的死于非命将使他们无法签署那份他们确信现在是日本唯一生路的文件。
是夜，他们一到皇宫，天皇就立刻召见了他们。铃木先请东乡向天皇陛下汇报了两个会议的情况，两次会议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接着，铃木建议当天夜里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御前会议。天皇陛下对此请求早有准备，于是马上表示同意。
铃木立即下令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随后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与此同时，天皇待两位大臣出宫后，又简短地召见了木户侯爵：这已是八月九日星期四一天之中内大臣第六次被召见了。如果说大臣们终于摆脱了无所作为的状态并决定采取行动的话，天皇本人也没有袖手旁观。
这位听从命运的召唤来决定拯救国家的人，举止温和，性情孤独，极其腼腆。他四十四岁，矮矮的身材，戴着眼镜。自一九二八年登基以来，他一直过着那种臣民们认为天皇理应过的与尘世隔绝的生活。缤纷耀眼的公众生活对他的冲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君主都小：对他的臣民来说，只要他存在着，他在那里，这就足够了。因为他神圣的躯体体现了被称作“日本”的这一神圣的实体，没有他或他的继承人，就没有日本。
他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开战以来，他过的那种苦行僧似的生活，既使他治下最贫穷的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他习惯七时起身、修面，然后读报纸。在古礼殿、神殿做过祷告后，他便开始用早膳，饭食简简单单，只有黑面包和燕麦粥。他一般从九时三十分工作到正午，午餐吃的是烧青菜和团子汤。饭后，又接着工作。他每天最后的活动是在御花园里稍稍散散步。他烟酒不沾，入睡很快。
门轻轻地打开了，在一名侍从的陪伴下，他走进了这座小小的防空室。就在这里，天亮之前，国家的命运就要由他来决定。现在是深夜十一时五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全体成员及其助手，还有两位应邀的与会者，从十一时三十分就一直在此等候。他们向天皇鞠躬致意，然后重新就座，他们毕恭毕敬，不敢直视天皇。天皇的脸上显出焦躁的样子。实际上，他对木户的最后一次接见若不是在十一时三十七分就结束的话(正象木户的日记上记载的那样)，他就来不及为自己的和国家的命运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做准备。
除去“六巨头”及其助手，还有两个人——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应首相之邀也出席了会议。开会的房间在天皇的地下防空室里，只有十八英尺长三十英尺宽，由于通风不良，在酷热、潮湿的八月之夜，简直是个小地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和应邀与会者全都身穿正式的晨装或军服：时时使用的白手帕在他们暗淡的服装和忧郁的脸色的衬托下，形成了一个个奇怪的图案。
防空室的顶部用钢梁支撑着，四周墙壁镶嵌着深色木板。在长长的铺着台布的桌子后面，十一个人相对而坐，一边六个人，另一边五个人。在房间头上的一把普通直背靠椅上，坐着第十二位与会者。他的身后竖着一道简单的屏风，侍从恭立在门旁。
铃木首相站在天皇的左首，他请内阁书记官长宣读波茨坦公告。由于这次会议以及后来在日本经受投降的极度痛苦的那几天里所召开的会议都没有保存会议记录，所以当事者的原话现在已经无案可查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只能根据当事者和听他们透露过有关秘密的那些人的个人回忆部分再现了。迫水读完波茨坦公告之后，铃木把已经向天皇汇报过的有关早些时候陷于僵局的那些会议的情况又叙说了一遍。他向天皇表示歉意，因为在他的阁僚们仍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就要求天皇出席会议。(据说，铃木同时也婉转地向两位总长道歉，因为他利用了他们的名义，在意见依然相左时，上疏天皇召集御前会议。这次午夜会议的前所未有的情况使得两位总长措手不及——既然天皇已经下令召开这次会议，他们也只好从命。)铃木回顾了当时的形势：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分成了两派，三对三；内阁——根据宪法，只有它有权批准日本投降——三派鼎立：六位阁员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唯一条件是保留皇室；三位阁员坚持阿南提出的四项条件；另外五位阁员主张，投降条件要多于一项，但要少于主战派的四项。
首相请外相发言。东乡简明扼要地重述了大家已熟知的赞成投降的种种理由，最后紧急建议，日本应当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要同盟国在保留日本政体的问题上作出保证。
接着，铃木转向不善言谈的米内海相。米内大将站起身来说：“我赞成外相的意见。”说罢，又坐了下去。
阿南大将气势汹汹地跳了起来，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他认为日本应当打下去，对日本来说，最后的较量尚未开始，胜负未卜；不管怎样，如果日本准备投降，他必须坚持四项条件，不仅保证日本君主政体的完整，而且保证日本有权遣散自己的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的规模。梅津大将赞成阿南大将的观点，并且补充说，日本仍旧比敌人强大，现在无条件投降将只能使日本战死的英雄们蒙受耻辱。如果投降，他将象阿南一样坚持四项条件。
现在该轮到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大将发言了，但铃木却转而请平沼男爵发表意见。邀请他出席这次会议意在使枢密院也能参与议事，因为根据宪法规定，枢密院有权批准一切涉外条约。平沼准确而透彻地向大臣们提出了有关日本在苏联问题上的不幸经历，哪些人可能被定为“战犯”、日本防御空袭和入侵的能力、如果立即投降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平沼最后断言，除去继续君主政体之外(这一条自不待言)，就其他三项条件进行谈判未必一定失败。
丰田将军终于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重申了赞成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最后说，如果海军的遣散不由日本方面进行，他就无法保证海军的行动。
这时，首相又站了起来。他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鉴于这种情况，鉴于局势的紧迫性，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他最后转向房间的尽头，说：“现在请陛下钦定采取哪一种建议，是外相的呢？还是坚持四项条件的那种主张？”
顿时，这个令人窒息的小房间里鸦雀无声。现在，谁也说不清，端坐在条桌后面的十一个人中，有多少人事先知道或者猜到铃木将要采取日本现代史上闻所未闻的步骤——请天皇作出决定；谁也不知道多少人被这一反常的举动震惊得目瞪口呆。古时候，圣旨被视为“鹤鸣”，鹤是帝王的象征。据说，鹤在天空飘逝之后，鹤鸣之声仍不绝于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星期五，凌晨两点钟，在这片国土上，人们将再次聆听到“鹤鸣”之声。
天皇平静地说，继续战争只能造成日本人民的毁灭，延长全人类的痛苦。他又说，显然，日本已经无力进行战争，她能否保卫自己的国土也令人值得怀疑。天皇说：“毋庸讳言，眼见朕之忠心耿耿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实在难以忍受……但是，现在须忍所不能忍者，耐所不能耐者。”这时，天皇已无须明言他的决断，但他继续用那种平静的，被抑制的声音说下去：“朕同意依据外相提出的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说罢，他缓缓地走出了房间。
沉默之中，大家又掏出了白手绢——大概为了擦掉因盛夏酷暑这个小房间里气温太高而流下的汗水，也许为了拭去人们眼中涌出的泪花，这些人现在肯定要把他们的国家奉送给敌人了。“天皇陛下的圣断，”铃木说，“应该作为这次会议的决定。”继续沉默表示了同意。
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有权实现投降的唯一机构只有内阁(是否也需要枢密院批准的问题，是后来才提出来的)。于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们便离开皇宫，前往首相官邸。在那里，将要举行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不是要不要接受天皇的决定——因为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尽管内务大臣的态度颇为勉强——而是投降书的措辞问题。凌晨四时左右，这个问题也终于定了下来。不出三小时，电报已经发往瑞士和瑞典，从那里再转送同盟国。
日本政府(照会里已部分谈到)准备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由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的，后由苏联政府参加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的所有条款，如果该声明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要求的话。
日本漫长的八月九日之夜终于过去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漫长的一天。
“假如，”陆军大臣阿南大将在头天夜里的会议上说，“敌人拒绝在保留皇室的问题上做出任何保证——你是否愿意继续打下去？”当铃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注视了阿南片刻，然后答道：“是的，我们将继续打下去。”阿南向米内海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
第二天，八月十日，星期五的上午，阿南命令陆军省所有课长级以上的人员九时三十分在陆军省的地下防空洞里集合。在阿南详细叙述了御前会议的经过之后，他们有的表示怀疑，有的感到震惊。虽然他们早已料到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行动，但眼前的事实还是使他们不知所措。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是日本最强大的势力，他们操纵政府，当天皇“考虑不周”的时候，他们拒绝遵从天皇的旨意。而现在，军队即将不复存在，就要从日本的社会生活里销声匿迹了。全体军官们都知道，这将是投降的结局之一，很多人担心，日本也将不复存在——至少，以任何公认的形式。
千头万绪在青年军官们的心中翻腾，无数感情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爱与恨，担心与沮丧，失败的恐惧，蒙辱的恐怖以及眼见他们曾经为之生存和献身的一切即将全部崩溃时的不知所措：有时，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就象身陷陷阱，竭力想杀出一条生路来。他们变化无常，但唯一不变的只有对天皇的忠诚。他们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出自一片忠心；不幸的是，有些人却认为，他们比被效忠者更清楚怎样才能尽忠。
阿南的语调坚定，态度明确。他说：“我们只有服从天皇的圣断，别无选择。现在，我们是战还是降，取决于敌人对我方照会的答复。战也好，降也好，你们都必须记住，你们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能违反严格的军纪。大难当头，一个人的轻举妄动也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的毁灭。”
一个青年军官站了起来，说：“大臣要求我们，不管继续打下去还是投降，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大臣真的在考虑投降吗？”
一股冷风从房间里卷过，煽起了郁积已久的反叛的怒火。
四周一片沉寂。
随即，响起了阿南那枝漂亮的手杖敲在桌子上的劈拍声，宛如一声炮响。他冷冷地说道：“谁要想违抗我的命令，谁就得先把我砍了！”
由于十三个小时的时差，当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这个消息是从东京直接向美国播送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的)，差不多已是星期五早晨同一个时辰了。出席这次凌晨会议的有：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私人参谋长。
总统逐一问他们是否认为，日本的照会就是同盟国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当然，问题出在“如果该声明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要求的话”这一说法，它是在平沼男爵的坚持下当场写进照会里去的。按照最初的想法，这个“条件”是：“如果该声明不包含任何要求依照国家法律改变天皇陛下地位的条款。”平沼坚持说，有国便有天皇，从一开始两者就并行不悖。因此，君权决不能由国法而定。平沼力主采用日文“taiken”一词，投降照会的英译者(左纟右忍)利一说，他“稍稍踌躇了一会儿，才选用了‘特权’一语”。平沼采用的“taiken”一词，“照字义翻译过来是‘君权’的意思”。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回答总统提出的问题时说，他认为天皇的存在不独对日本人，而且对美国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将有利于投降的进程，避免占领军和战败军队之间的流血冲突。海军参谋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先生、总统私人参谋长威廉·D．莱希上将都赞同这一说法。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表示怀疑。他指出，罗斯福与邱吉尔都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既然英中两国参加签署了波茨坦公告，美国在同意任何“条件”之前，都应该与之磋商。
会议决定等收到投降书的正式文本再说。
就在同一天早晨，东京遭到猛烈轰炸，几百架B－29轰炸机向东京倾泄燃烧弹，与此同时，其他几千架飞机轰炸了日本的其他城市。虽然人们把这次轰炸称作“整个战争中最难忘、令人最不安的一幕”，但它绝不是唯一的一次。空袭越来越紧，至此，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赤身露体，忍饥挨饿。日本人民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若是在许多其他国家，到了这种时候，人们也许早就不能忍受了。
闷热的八月，气温愈来愈高。因为终于作出了决断，等待时期已经开始，政府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日本人民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以那唯一的条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发生某种急剧的变化。因为在星期五早晨，报纸报道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宣战声明说：“日本政府要求苏联在远东战争中进行调停的建议已经没有任何基础……”日本人民第一次听说政府曾寻求俄国人“斡旋”——结果没有成功。
一两个秘密就这样泄露了出去，但最大的秘密仍旧捂得严严实实。多少年来，军部一直不让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日本政府担心突然宣布投降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八月十日这一天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重臣会议”，“重臣会议”由前首相们组成，虽然没有法定权力，但影响颇大，另一个就是内阁会议。
会议上再次出现了意见分歧、模棱两可以及似乎没完没了的“另一方面”。一种意见提出后，总要出现另一种同样有道理的反面意见。譬如，如果立即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可能及时给日本人民指明方向，这么一来，或许能把宣布投降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同盟国不能确保日本的君主政体，到那时，日本的斗志将荡然无存——也许永远如此。
最后，内阁决定，目前暂时对天皇的圣断或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避而不谈，而由情报局总裁发表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该声明只须透露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宣布一项重大的变化。
这份声明由情报局人员起草，情报局总裁下村作了修改，最后经过东乡外相、米内大将、特别是阿南大将仔细斟酌，然后送往东京电台在午后新闻中广播。
与此同时，在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征得内阁同意的情况下，另外一份声明也正在起草。在星期五早晨阿南将军向陆军省的军官发表讲话的时候，军务局预算课稻叶正夫中佐听得特别仔细，神情格外沮丧。他认为，在真正实现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必须一如既往英勇战斗下去。于是，在首先征得陆相的首肯后，他就动手起草一份向海外日本官兵广播的声明。
初稿写成后，他拿给陆军省次长和其他几名军官看，其中包括军务课的荒尾意次大佐。其后，该声明又修改了几次，军官们想让陆相亲自过过目，但陆相正在别处忙于内阁的那份官方声明。于是，荒尾大佐同意当天晚些时候把声明送到阿南将军的官邸。
荒尾走后不久，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和另外一名参谋来省里取稻叶起草的那份声明，以便在七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播出。由于荒尾带走了声明的修改稿，稻叶就凭着记忆把初稿又修改了一遍，使其与修改稿相一致，然后把它交给了竹下。
当情报局总裁下村带着内阁正式声明的修改稿来到局里的时候(他和阿南一直在忙于这份声明)，有人报告说，军部下令在晚间广播里宣读一份由阿南将军签署的“公告”，并且还要在明天早晨见报。下村打电话给阿南，在交谈中他得到的印象是，阿南几乎不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有关这份声明的事，而这种极其强大的压力则来自少壮派军官。下村估计，如果他拒绝发表这个“公告”，阿南就有可能被暗杀。
在华盛顿，国务院和国防部正在分别起草对日本投降书的回文。比较了两份回文后，陆军部长认为国务院起草的回文更为妥当。在征得政府其他成员的同意后，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回文。
回文中的第二段专门答复了日本坚持保留君主政体一事：
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应当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他将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步骤来实施投降条款。
第二段一开头写道：“投降条款必须由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
对日本回文的副本分别抄送伦敦、莫斯科和重庆。
七时，在正常的晚间新闻节目里，国内外的日本人听到了两个声明。
第一个声明(承陆军大臣阿南的许可)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继续战斗下去，直至赢得这场圣战以保存我国的国体。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即使我们不得不食草啖泥，潜伏野处——因为我们的死亡可以换来国家生存的希望。大英雄楠公为了拯救日本免遭灾难，曾发誓七生报国。我们也同样能……”
内阁的声明就不象这样直截了当，它宣称，敌人正在使用一种空前残酷野蛮的“新式”炸弹。声明最后说：
我国的武装力量无疑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但必须承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极其糟糕的局势。政府将竭尽全力保卫国土，维护国家荣誉。可以预料，亿万日本人民也将会奋起赴难，克服在维护我国政体的道路上可能存在的任何障碍。
也许，幸好在整个非常时期里，日本人民已经心不在此，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想。
是日下午，东京再次对外广播。由于惧怕军部，惧怕军部严格的检查制度以及他们达不到目的时的激烈反应，外务省无法阻止他们发表“阿南公告”。但是，外务省授权同盟通讯社用莫尔斯密码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声明全文。外务省希望以此来防止第三颗原子弹。有谣传说，八月十二日将在东京投掷第三颗原子弹。外务省同时也相信，一旦世界人民知道日本希望和平，就会如释重负，他们的政府将不得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唯一条件，即使它们认为这个条件是无法接受的。
军部忽略了对莫尔斯密码广播的检查，当他们获悉外务省的行动后，恼怒万分。但是，外务省播出的这份答复毕竟只是传达了天皇已经决定、内阁已经批准的内容，所以军部又不好公开反对。
除去一点之外，伦敦完全同意华盛顿提出的对日本的答复。艾德礼、贝文和邱吉尔一致认为，要求日本天皇签署投降书是不策略的，他们建议把照会另外写成：“日本天皇应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签署投降条款……”华盛顿马上同意了。
莫斯科迟迟不表态，大概因为它希望战争多打几天。莫斯科的答复终于来了，但令人很不满意。莫洛托夫希望有两个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一个，苏联一个。美国驻苏大使艾夫里尔·H．哈里曼回答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莫斯科终于让步了，华盛顿得到了它希望得到的赞同。
重庆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到了八月十一日星期六早晨，美国已经得到盟国伙伴的首肯，可以着手通过瑞士答复日本政府的工作了。
史汀生和福雷斯特尔都竭力说服杜鲁门总统立即停止对日本的全部轰炸，但杜鲁门认为，这样做有可能鼓励日本人寻求进一步的谈判。于是，他命令继续进行海空行动。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早晨(东京时间比华盛顿早十三小时)，东京街头的报纸上出现了阿南的公告和内阁官方声明。如今，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日本人民有了机会来仔细研究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声明。但他们还是全然不知他们的领导人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同盟国对日本“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答复。
外务省的(左纟右忍)利一在谈到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写道：“我简直象是经受了整整一生的痛苦。”这句话也道出了那些秘密参与日本重大决策的大多数人的心境——但并非所有的人，有些人原来就对这种消极等待的做法不满。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在谈到同一天的时候，用冷嘲的笔触写道：“我从未感到时间过得这样慢！”但由于时差的关系，他说的星期六要比(左纟右忍)利一先生所说的星期六晚半天：当时，美国已经把回文送给了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依然悬在半空中：它搞不清自己现在身处和平还是战争，也不知道日本是可望从废墟中复苏过来呢，还是为了生存将与无比强大的敌人决一死战。它的领导人也无法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天皇有两个弟弟是现役军官，其中一个在海军。在海军的弟弟高松亲王邀集一些皇室成员在他的寓所里开会，听取东乡外相介绍当前的形势。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亲王是一名陆军军官，一些主战派同僚曾拜访过他，他们希望得到这位亲王的支持。三笠亲王回绝了，但他需要了解日本的局势，东乡提供了有关情况。
东乡也同木户侯爵进行过磋商，木户是天皇的内大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天皇的代言人。铃木首相和情报局总裁下村也同木户商量过。天皇召见了阿南将军。据阿南的内弟事后说，阿南由于他的那份“公告”，天皇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阿南辩解道，在真正实现投降之前，军队当然只好继续打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内阁也曾询问过这位陆军大臣，他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在市谷陆军省的一座防空洞里，大约十五名军官聚在一起，商量采取什么具体步骤以确保继续进行战争。他们决定，必须剪除“主和派”——铃木、东乡、木户均在暗杀之列。天皇可能不得不受到“保护”，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占领皇宫也在所不惜。
主持会议的竹下中佐向他的同谋者们保证，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其姐夫、陆军大臣阿南大将的支持。一旦大鱼落了网，小鱼也跑不了。如果近卫师团司令官森猛纠中将——他的职责是保卫天皇的安全——拒绝入伙的话，也要把他干掉。
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官还有：“阿南公告”的煽动者稻叶中佐，在日后这群反叛分子的叛乱中扮演了极其主要角色的畑中健二少佐。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充满了乐观：这场反叛的政变看来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当然啰，一旦政变成功，也就无所谓“反叛”。到那时，日本及其皇军的神圣的荣誉才不至于被投降所玷污。唯有死亡才能避免战败，唯有更多的死亡才能抚慰战死者的英灵。人民的苦难并没有使这些军官们心有所动——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要求人民再忍耐几天这种牺牲。
木户侯爵的心里既想到了军官们，也想到了人民。他意识到了叛逆阴谋的危险，也意识到了突然宣布战败所带来的危险。他认为，宣布投降的最稳妥的——实际上是唯一的——人选，即天皇本人。天皇曾一再保证说，只要事属必要，他做什么都行。
在政府和军队焦急地等待敌人答复的时候，他们的忧虑与时俱增。大多数人希望敌人的答复灵活些，以便使政府能够确保实现和平，使军部也能接受下来，但有少数人极力希望出现相反的局面。然而，迟迟不见对方的动静。在一天的等待结束四十五分钟之后，外务省收听到了发自旧金山的一篇广播，这篇广播给予了答复。
对方的回答令人失望。
零点四十五分，外务省的电台收听到了这次广播，不出三个小时，海军和同盟通讯社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在日本，原来就听说过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如果该声明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要求”——的人，现在很快又知道了美国坚持，“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应当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
不过，监听到的消息都是用莫尔斯密码播出的，接收时是否有误？倘若准确无误，那末“subject to”一语当作何解释？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外务省清楚地知道，军方不谙英语和外交辞令，他们会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将不会有助于接受贝尔纳斯先生阐明的波茨坦公告。外务次官松本春一在研究过对方的回文后，立即就如何向上峰介绍该照会的内容一事，与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进行了磋商。他们认为，“suject to”应该翻译成“隶属”而不是“服从”。经过某种令人不快的进一步考虑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回文的倒数第二段没有就天皇的统治权作出让步。他们知道，军部会把这一点当作号召人们继续战斗的号角。回文的这一段说：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应该按照日本人民的自由意愿来决定。
如果“政府”一语包括天皇在内，那末日本只好拒绝美国的答复。但迫水和松本认为，这个词并不包括天皇，于是，他们便分头去向铃木和东乡介绍情况。
这是充满着针锋相对的幕后活动的一天，是变幻不定的结盟和阴谋反叛的一天，也是激昂慷慨和忧心忡忡的一天。人们很难理得清这多事的一天里发生的种种事件。当时，谁也没有心思去做精确的记录或者把这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很显然，这天一大早，木户侯爵就向天皇汇报了监听到的广播及其内容。木户是主战派清除的主要目标之一，现在已经长期住在皇宫里，这样就能随时听候天皇陛下的召唤，而暗杀者则不太容易得手。这天，他一直伴随在天皇的左右。
上午八时，东乡外相在研究过敌方的回文及其初译稿之后决定，日本必须接受这份照会。虽然他对美国的这个答复绝非完全满意——因为他当然也预料到了军部将试图利用这一答复——但他相信，根据该照会的条款，日本的君主政体将得以保存，如果拒绝这个照会，日本就完了。
大约在同一时刻，以少壮派军官为代表的陆海军决定，日本必须最终拒绝美国的照会。军官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梅津大将和丰田大将的寓所，要求公开声明表示拒绝。
在军官们的坚决要求下，两位总长前往皇宫。八时二十分，天皇召见了他们。在他们表示了反对接受这个照会的意愿之后，天皇——显然搞不清他们的话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呢，还是代表其他人的看法——对他们表示谢意，然后说，在收到并研究过照会的正式文本之前，不会做出任何决定。
看起来，两位总长这次请求觐见天皇，事先没有跟上司商量。海相米内大将听说了丰田的举动后，气得半死。陆相阿南大将倒是比较赞同他们的做法，虽说在十点钟的时候，十几个青年军官冲进了他的房间，一个个激动万分，使他也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这些青年军官的发言人还是竹下中佐，他以一种冷冰冰、恶狠狠的口吻宣布道：“拟议中的投降决不能付诸实施，否则，陆相必须剖腹”。阿南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这位内弟，双唇紧闭，没有吭声。
十一时，天皇召见东乡外相，听取了他对同盟国照会的说明，并且同意他提出的接受照会的建议。天皇请东乡向铃木首相转达他的愿望。
但那时，两位持有相反观点的来客正在向铃木施加压力。这两位是陆相阿南大将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他们都希望看到美国的照会被拒绝，都认为在天皇周围的这根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就是首相本人。在这最后关头，他们就这些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见解。年迈的铃木首相生性优柔寡断，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很快就被说服，同意了这种说法：美国的答复实际上意味着君主政体的结束。平沼宣称，既然天皇是神，那就不可能由黎民百姓来决定他的地位：这样做将造成国体上的一种不能容许的变化。阿南提醒铃木说，他们曾经一致同意过，如果不能确保国体，就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位老人答应，在捍卫天皇的问题上坚决跟阿南和平沼站在一起。
离开铃木后，阿南又去拜见天皇的三弟三笠亲王。这位亲王被认为是一位非守旧派，所以陆相大概以为可以把他争取到主战派一边来。但是亲王殿下毫不客气地对阿南说，自“满洲”事件以来，军部的举动一直在忤逆天皇的旨意，现在依然如此。
当天稍晚些时候，三笠亲王和其他亲王，还有他们的眷属，聚拢在皇宫里。他们向天皇保证，全心全意地支持天皇实现和平解决战争的决策。
此时，内阁正在召开特别会议。待铃木读完美国照会的译文后，阿南和平沼重申了早晨说过的理由，阿南还要求重提已经放弃的两项条件。东乡拍案而起。他说，任何进一步的要求都将导致谈判的破裂，这是有悖天皇决定的，用这种方法来保证继续进行战争，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说罢，他离开了会议室，给外务次官松本打电话。对方极力劝说东乡休会，以避免当场表决。东乡回到会议室时，正好听到铃木说，既然同盟国的回文没有保证保留君主政体，日本必须要求进一步澄清——在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前，必须准备继续打下去。东乡马上接口说，首相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没有什么取胜的希望，她就应当议和。“因此，我建议，”他不等任何人插言就继续说下去，“暂时休会，这个问题待接到同盟国的官方消息后，再行讨论。”内阁成员们纷纷起身。
东乡怒不可遏，他跟铃木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东乡毫不客气地对铃木说，鉴于天皇本人业已决定投降，他今天在会议上的态度令人不可思议。随之，东乡又暗暗威胁道，如果铃木不主动回到原来的立场，他将请求天皇命令他这么做。
说罢，东乡便离开了铃木，向木户侯爵报告当天的会议提出的不幸条件。木户请东乡放心，他将竭尽全力使铃木回头。
由于陆军省和海军省之间谣言盛传，东京都警察署在市内各战略要冲设置了特别警戒，并开始严密监视被认为已经卷入传说中的反叛阴谋的军官。
东乡的助手、外务次官松本同外务省电讯课取得了联系，命令值班官员把当天晚间收到的任何官方信息的时间标注为翌日清晨。显而易见，松本的目的是为东乡和其他“主和派”争取一点儿时间，以便重新组织自卫。这么一来，八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四十分东京收到的贝尔纳斯的官方消息，就被记为八月十三日上午七时三十分。
星期六晚上九时三十分，铃木首相被叫到木户在皇宫的办公室。当内大臣再次重申他们已经熟知的赞成立即投降的理由时，铃木默默地听着。木户描绘了一幅鲜明的——但并非不准确的——图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会牺牲成千上万也许千百万人的生命。木户最后摆出的理由对铃木来说更加有说服力——无论如何，投降是天皇的旨意。这位老人答应，坚定地同木户和东乡站在一起，保卫天皇。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阿南将军的目光越过原野，眺望远方：在那仍然闪灼着夏日余晖的夜空上，衬托出富士山鲜明秀丽的轮廓。他将再也不会时时看到这种景色了。他默默地走出大门。他来到东京近郊三鹰的寓所里，向自己的家人道别。他心里十分清楚，未来可能会给他带来什么。
这天夜里，井田中佐和畑中少佐登门造访。畑中这个身体羸弱、面色苍白的青年，是决意血战到底的最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之一。他们深夜来访的目的，是要求陆相运用他的一切权力阻止接受波茨坦公告。一边是希望终止战争的上司，一边是好战的狂热的少壮派军官，陆相左右为难，只好保持不介入的态度。他继续与其他助手们进行磋商。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凌晨四时左右，阿南终于命令副官林少佐传达口信给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说，他打算请求陆军元帅畑代表陆军所有高级将佐上疏天皇，拒绝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林少佐说，陆相想听听参谋总长的意见。
梅津一言不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片刻。最后，他说：“请务必原谅——我赞成接受波茨坦公告。”
林少佐带给陆相的这个回话，大大出乎阿南的意料之外，使他难以马上接受下来，因为阿南一直以为梅津是他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他很想至少清静一两个小时，于是便上床安歇。
同晚，外务省收到了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公使发来的电报。电报说，苏联和中国反对保留天皇，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愈来愈强硬。这位公使说，美国正在受到压力，要它改变主意，而苏联则在中国尽快地向前推进：对日本来说，任何延迟接受美国条件的做法，只能使局面越发糟糕(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公使的信息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外务省已经掌握的情况，它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天早晨七时十分，阿南被引进木户侯爵的办公室。这位将军说，悲观主义从来不能赢得战争。他认为，奋起保卫国土将使同盟国提出日本更容易接受的条件，所以他强烈主张继续保持一种好战状态。木户指出，天皇陛下并不反对军部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那些条款，不管怎样，天皇已做出圣断并且通知了同盟国。假若天皇陛下现在变了卦，在别人眼里，他就成了一个傻瓜或疯子。阿南怎能愿意眼见天皇变得如此荒唐？阿南微微一笑。“你哪里知道陆军省里现在的情况，”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但是，阿南低估了木户侯爵。这些天来，木户一直是狂热分子攻击的目标，他知道阿南的处境该有多么艰难。陆相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但他是一位军人，他希望为国君、为他誓死捍卫的国家殚精竭虑，也为他所领导的军队尽其所能。
他决定不回陆军省。九点钟的时候，他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其他成员一起，出席了在首相官邸的地下防空室里召开的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依然分成三对三：铃木、东乡和米内为一方，主张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两位总长梅津和丰田为另一方，主张提出更有利的条件或者继续进行战争。这种情况是与会者意料之中的事。梅津摇摆不定，但又不愿背叛自己的长官。丰田拒不接受东乡对“隶属”一词的解释，也不能容忍号召“国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条款。
因为天皇召见，丰田和梅津被叫出了会议室。天皇指出，既然日本正在进行外交谈判，谋求停火，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敌对行动。两位总长以帝国统帅部的名义向天皇保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尔后，他们又回到会议室。那里的讨论还在进行，
在市谷，讨论别有一番景象。陆军省宛如一座巨大的被搅乱的蚁冢，数百名兵蚁在长长的走廊里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他们高高扬起触角，以接受任何可以使其摆脱困境的信息。不经过陆相的批准而采取行动是很困难的——虽说并非不可能。但阿南既不愿说“行”，也不愿说“不行”。他们非常强烈希望得到的，是一声干干脆脆的“行”；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句“不行”，会使他们放开手脚，撇开他自由行动。兵蚁们几乎是本能地保卫着自己的蚁冢——尽管结局很可能不仅是蚁冢的毁灭，而且连同支撑蚁冢的巢穴和生活在蚁穴中的亿万只蚂蚁中的大多数一起毁灭。
中午时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仍旧毫无结果，于是休会进午餐。
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越来越不耐烦，但他还是决定相信来自东京的种种暗示：日本接受投降只不过是几小时之后的事。他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中说：
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将隶属于你，你要采取你认为适当的步骤来实施投降条款。
在东京，米内大将从毫无结果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出来后，便返回他在海军省的办公室。米内召来军令部副总长大西中将，这是个性情暴烈、敢做敢为的人，就是他发明了给敌人造成惨重损失的“神风”敢死行动。米内海相听说，大西曾经非常激烈地对某些内阁成员们说过，海相缺乏斗志，言下之意，他认为米内是一个懦夫。当米内质问他怎敢如此毁谤大臣时，他顿时瘫作一团，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想向米内道歉，但抽抽泣泣说不出话来。
在市谷的陆军省里，兵蚁们再次处于骚动之中。他们制定了一份详细计划，他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将日本和天皇从那些想把它们奉送给敌人的、胆小如鼠、贩卖和平的叛徒们的手中解救出来。军官们先去见陆军省次官若松惟一中将，他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讲话，军官们把这种沉默当成一种反感。于是，他们又去找陆相阿南大将。当时在场的，除阿南和若松之外，还有人事局局长额田卫中将和军备课课长佐藤广夫大佐。
其中一位青年军官开始介绍他们制定的计划，但佐藤打断了他。“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佐藤说，“我不能同意实施你们的计划。”
青年军官们正要反驳，军务课的畑中健二少佐闯了进来。他气得脸色煞白，指着佐藤喊道：“陆军里出了一个叛徒！必须采取措施解除他的职务！”
大家一动不动。在房间里沉默不语的人们看来，仿佛就要发生一场爆炸。
随后，响起了陆相阿南大将平静的声音：“在这种时刻，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相互信赖。”说罢，他朝畑中少佐笑了笑，畑中多少算是他的门生。阿南刚要动身去参加内阁的一个会议，突然，这群青年军官的一位发言人走上前来。
“陆军省的全体将佐，”他说道，“决心追随大臣的麾下，不管大臣选择那条道路。请尽管放心。”
阿南离开时，发现这些青年军官满脸通红，就象喝过酒似的。他就要面对内阁，坚持美国必须给予进一步的保证，然而，他也知道，过不了多久，他又将不得不面对这些年轻人——或者说，赞同他们的计划。
不仅仅青年军官们处于这种反常的紧张状态，一伙伙青年市民也决心积极反对投降。“争取胜利学生联合会”[3]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组织里全部是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听过校友佐佐木武男大尉的激烈讲演后，在星期一黄昏决定，运用手中所有的武器，继续进行战争——不管这个国家的政治家们发布什么命令。
在东京的另一区，一个人独自骑着摩托车，小心翼翼地穿过坑坑洼洼的碎石路，发动机的吼声不时打破空旷冷落的首都的沉寂。驾车人是东条英机将军的女婿、皇家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秀正少佐。现在，他正风风火火地赶往位于市中心西南部世田谷的东条英机的住所。虽说他自己的家就在东条家的隔壁，但他近来不常回去，因为他一直忙于为皇室修建一座新的防空洞，所以就睡在师团司令部里。今天是妻子牧江的生日——可是其他不吉利的事情却使他心烦意乱。
听到摩托车的吼叫声，他的岳母知道女婿到了，于是急忙出去迎接他。简单地寒暄之后，他没有去妻子那里，而是径直前往自己的岳父，日本前首相的书房。古贺少佐年轻英俊，精神抖擞，是摩托化部队的一名军官，东条将军五短身材(身高不足五英尺五英寸)，秃头，戴着一副老式眼镜，留着一撮没有很好修剪的小胡子。翁婿二人恰成鲜明的对照。
这天下午，他们命中注定说不成话。看见岳丈正在接待一位客人，古贺就来到了后院。“妈妈，”古贺说，“家里还是这么乱糟糟的，不是么？师团司令部里可是一切井井有条。”东条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突然，古贺抱起十一个月大的儿子，对妻子说：“我想同你单独谈谈。”他们一起下到地窖——家中的防空洞——里，片刻，他们又回到屋里。看到东条夫人满脸狐疑，古贺就对她说：“我是来问问枚江，她要不要我的头发和剪下的指甲。”在日本，这两种东西都是死者的遗物。东条夫人看了女儿一眼。
古贺接着说：“我很快就要上西天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不要躲闪，睁大眼睛，昂起头颅，迎着它走过去。”
说完，古贺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东条将军的客人也告辞了，只剩下了自家人。这时，母女俩就把古贺的异常举动告诉了东条。东条连忙前往市谷陆军省。
当天下午，内阁再次开会，试图就否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虽说两位总长不是内阁阁员，但在反对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阿南并非单枪匹马：内务大臣宣称，他认为在外国的占领下无法保持国家政体，法务大臣也强调，由人民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一说，与日本的国体水火不容。这次会议从四时开始，七时，铃木要求合议。十二名阁员赞成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但三名阁员反对，一名未表态。铃木说，由于我们的意见仍然不能统一，我提议再次请天皇陛下圣断。于是，内阁休会。
会后，阿南问铃木道：“你能否在觐见天皇之前再给我两天时间？”
铃木摇摇头，答道：“对不起，我们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们不能坐失良机。”
阿南走后，一个在旁边听到他俩谈话的海军军官，又把陆相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你难道不能只等两天么？”
“不可能，”首相回答说。“如果我们不马上行动，俄国人将不仅打进中国东北、朝鲜，而且还要打进日本北部。一旦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
这位海军军官说：“阿南将军会自杀的。”
“不错，”铃木说，“这将非常遗憾。”象东乡和木户一样，铃木也认为，尽管阿南反对他们，但他正在竭力阻止手下的军官公开叛变。据说，就在当天，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无意中听到了一场电话谈话。阿南在电话里对他的司令部人员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建议他们忍耐一下，他说，内阁已经开始同意我们的观点。后来，铃木宣称，之所以不能和平结束战争，乃是因为阿南拒绝从内阁辞职。
既然首相已经宣布了再次请天皇圣断的意图，“主和派”就必须尽快行动，因为这一宣布显然将激起军官们采取更加强烈、也许是毁灭性的行动。铃木争取到两位总长签署了请求召开御前会议的奏章，但他们要铃木答应，在他们同意之前不得动用这份奏章。接着，他们要求私下会见东乡。
时间越来越紧了，两派都清楚这一点。八时，十名少壮派军官来到三宅坂阿南陆相的官邸拜会阿南。这儿要比阴暗、瓦砾遍地的市中心凉爽些，可是，当这些军官走进陆相书房的时候，个个都擦拭着脸上的汗。他们到这里来，是要陆相同意他们于第二天上午十时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畑中少佐率先说道，那些和平的鼓吹者们正在策划暗杀阿南将军，如果他坚持反对立即投降的话。阿南一笑置之，然后转向陆军省军务课课长荒尾大佐。荒尾的处境与阿南本人的处境差不多同样尴尬：他知道，阿南绝不会支持一场政变，然而现在，他自己却要扮演一个反叛军官发言人的角色。荒尾简略提出了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进一步证实日本的国体得以保存之前，日本不投降，虽然圣断已出，但仍然需要确定，天皇周围的人对天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木户侯爵、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米内大将应予以监禁；实行军事管制法；切断皇宫与外界的联系。发动政变的先决条件，是得到陆相阿南大将、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东部军管区司令长官田中大将和第一皇家近卫师团司令长官森大将等人的合作。荒尾大佐坚决要求，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这四位将军必须首先达成一致。
阿南回答说，这个计划似乎不够周详，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该计划，阿南未置可否。当军官们逼迫他明确表态时，他要荒尾午夜再来商谈。当时，他不愿再作进一步的表示，于是就向军官们道别。在他的助手林大佐因他没有直截了当拒绝那些图谋不轨者而规劝他的时候，阿南耸了耸肩膀，说：“我要同荒尾再谈谈。”
星期一晚上九时至十一时，东乡一直与两位总长在密室里商谈。两位总长试图改变东乡在投降条件上的想法，结果白费口舌。他们刚要离开，没想到大西中将突然走了进来。他向外相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他说：如果天皇恩准，他准备牺牲两千万日本人实施“神风”敢死行动。大西说，这么一来，日本肯定会取胜，但外相也拒绝了这一慷慨的建议。
午夜时分，阿南将军对荒尾大佐说，他非常怀疑这个策划中的政变能否成功。荒尾没有得到陆相的明确表态，很快就离开了。陆军要不要准备发动政变？阿南答应下午给一个较明确的答复。
阿南喃喃地说：“不知道荒尾会不会把我的话理解为我反对这次政变。”
“天晓得，”林说道。
阿南离开陆军省打算睡一会儿，但陆军省本身并没有睡觉。在情报处里，几个在美国出生的日侨正忙于一边监听同盟国的广播，一边译成日语。突然，亲泊知己大佐在他们中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亲泊是情报处的成员，曾经在瓜达卡纳尔打过仗，目睹过许多同伴战死的情景。对亲泊大佐来说，眼见这些日侨译员毫不痛心地接收日本不断战败的消息，简直使他受不了。
他吼叫道：“你们真的相信日本正在丢掉这场战事么？你们是不是感到很高兴？”他抽出了军刀。“应当把你们这帮家伙统统宰掉！”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知道怎样回答。
“你们这些叛徒，全都是叛徒！”亲泊喊道。随后，他一边喊叫着，一边挥舞着军刀，泪如泉涌，走掉了。丢下那些译员们继续那些徒劳无益的工作。
阿南大将仅仅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八月十四日，星期二——的早晨，阿南大将与陆军元帅畑共进早餐，畑元帅刚刚返回东京汇报广岛的局势。他说，广岛的惨况难以描述。由于辐射造成的痛苦，那些原以为自己幸存下来的人，现在已经死去或者奄奄待毙。接着，他又说，那些当时躲在地下的人看来已经逃过了这场灾难。阿南请畑务必把这种情况奏明天皇，这也许会对天皇的圣断产生影响。
七时，阿南前往市谷的陆军省。同一时刻，木户侯爵看到了一份传单。这种传单是同盟国在日本上空铺天盖地空投下来的，传单上是日本政府投降书的日语译文，日期注为八月十日，还有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文的日语译文，日期为八月十一日。内大臣说：“一看到这份传单，吓得我魂飞魄散……一旦传单落入军队手中，激怒了他们，就不可避免发生－起军事政变，要想按照既定方针办也就难上加难了。这将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最坏的局面。”几分钟之后，木户就见到了天皇。
在市谷，少壮派军官们坚持要见陆相。他们策划的政变预定十时开始，离现在只有三个小时了。因此，他们要求阿南立即批准，他们已经请田中将军和森将军前来陆军省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阿南将军与荒尾大佐一起来到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办公室。梅津说，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发动政变——至少因为这次政变注定要失败。然而，青年军官们坚持要求阿南点头，而阿南则坚决拒绝明确表态。
木户把传单拿给天皇看，然后断言，摆脱这一最危险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天皇同意了，并命令木户通知首相。当木户从天皇那里退出的时候，发现铃木正在等候他。木户问铃木，他是否又召开了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铃木答曰：“我现在是焦头烂额。”他说，陆军要他等到一点钟，而海军却要他无限期地等下去。八时四十分，铃木在木户的陪同下觐见天皇。十二分钟之后，天皇答应十时三十分亲自召集一次御前会议。
十时，天皇召见陆军元帅畑、杉山与海军元帅永野。天皇告诉他们，他已决定终止战争，他命令他们以及陆海军支持他的决定。
在此前后，竹下中佐和畑中少佐接到消息说，参谋总长梅津将军回心转意了。就是说，如果现在他们能得到陆相的同意，那就万事齐备了。他们欣喜若狂，急忙赶到皇宫，但发现阿南已经走进地下防空室。象五天前一样，御前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到了十时三十分，内阁阁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其他几位政府高级官员已经来到会场。事前，曾通知他们不必穿礼服。那天，天气特别闷热，有些人为开会还特地从秘书们那里借来领结和上衣。地下室里不只是潮湿，简直是湿淋淋的，水珠从入口处阶梯的墙壁上滴落下来。二十五分钟后，当天皇驾到的时候，这个房间几乎成了蒸汽浴室。
天皇身着一套朴素的军装，径直走到房间的前部，坐在一张毫无装饰的直背靠椅上，面前是一张铺着金丝锦缎的小桌子，身后立着一道金色屏风。
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事后说，他原先担心首相不能把会议开下去，因为那天上午首相显得特别暧昧，他甚至没有准备一篇发言稿。然而，迫水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铃木简明扼要地解释道，天皇陛下召集这次会议，目的是可以朝议有关接受同盟国照会的问题。他概括地介绍了导致过去几天会议陷于僵局的意见分歧，然后要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少数人起来阐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梅津和阿南发言简短，丰田陈述得甚为详尽，他们三人显然都非常激动。丰田讲话从来没有这样精彩过，但他陈述的理由却是与会者人所共知的，所以听起来既沉闷，又冗长。
当三位反对派讲完后，首相站了起来。他请天皇陛下原谅他把内阁的分歧提交给天皇并再次请天皇圣断。
闷热、拥挤的小房间里鸦雀无声。二十四位与会者等待着再次聆听“鹤鸣”，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结束一个时代，过去四十四个月的一切死亡和破坏如今结出了果实——日本帝国的灭亡。现在，他们全都懂得了其中一些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东西——日本在自然资源、生产力和人力方面劣于自己的敌人，事实上永远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她过去认为必须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日本国民的共同意志，才使得这场战争延续这么久。现在，这种意愿将怀着希冀集中到另外一个方向。当地下防空室里的这二十四个人注视着他们的国君站起身来，用白手帕擦拭着脸颊[4]，然后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泪水在冲刷着过去的污垢。
哦，二十四个人的泪水！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它将成为整个国家的哭泣：这二十四小时是日本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最漫长、最艰苦或许最重大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