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节 以历史学家为目标

作者：藤原彰·日本

出自————《中国战线从军记》

出自————《战争通史》

　　 大概是1945年12月中旬左右吧，我从位于奈良县的南葛城郡葛城村金刚山山麓的高鸭神社出发，为了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单身一个人到东京去了。1945年12月1日，奈良联队区司令部发出了解除我的预备役的命令，这样一来，我跟日本陆军的关系就一点儿也没有了。

　　 随着日本战败投降，陆海军全部解体，无论从名义身份上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都不再是一个军人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登载了关于给予陆海军学校毕业者以大学入学考试资格的报道。陆军省、海军省都向文部省提出要求，从第二年(即1946年)4月开始，对于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们，只要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就允许他们进入大学学习。这一文件提出的要求对于文部省和各个大学来说成了一个难办的问题。

　　 就有关1946年大学入学考试的各种事项，文部省于1946年2月21日发出了《昭和二十一年度(即1946年)大学入学者选拔要项》的文件。这一文件对于大学的入学考试资格作出了规定，给予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等与旧军队相关的学校的毕业生以入学考试资格，但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同时这一文件又规定，某一大学所招收的通过入学考试考上大学的旧军队相关学校的毕业生，只能占该大学学生总定员人数的一成以下。另外，这一文件还第一次为女性打开了进入公立大学的大门。作为战争期间的临时措施，高中的修业年限被缩短到了两年，由于恢复了原来高中修业三年的学制，所以1946年春季没有高中毕业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各个大学准备招收的新生员额也都大幅度削减。1946年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因此而被称之为对于“白线浪人”(即高中毕业以后没有直接考上大学或就业，在社会上游荡的人们)的救助考试。

　　 为了配合与适应上述的政策动向，旧日本陆军为有志于大学入学考试的年轻军官们开设了预备学校(即考前辅导学校)。在东京的预备学校位于世田谷区的三宿 [ 注：东京都的一个地名。 ] ，由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师们担任预备学校的教师。我到东京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进入这家预备学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的辅导和学习。

　　 这一次到东京来，距离上一次的东京之行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我在东京站下了火车，再乘坐电车前往中野方向。于1945年5月遭到美国空军飞机轰炸的山之手一带那种凄惨、荒凉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了。从中野火车站的南口远眺，目光越过一片被烧毁了的荒地，能够看见新宿那边三越和伊势丹 [ 注：三越和伊势丹都是日本著名的商社和百货公司。 ] 的店铺房屋。从中野火车站步行，道路两旁也都是被大火烧过的痕迹。走近我们家所在的街区，可以看见我家只是被烧掉了一个角落，家里那间六叠的西洋式住房以前就是我的房间。

　　 第二天，我前往位于三宿为旧军人开办的大学考试预备学校，办理了各种入学手续。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军服。我通过学校方面了解了一下，开设的学习科目只有英语一门。开学以后才入学的我，也不是很容易地就能找到熟悉要好的同学和伙伴，而且因为每天通勤上学很不方便，所以很快我就开始缺课逃学，转过年就不再去上学了。

　　 1946年1月4日，占领了日本国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General Head Quarters)发出命令，褫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的公职。原日本军队的正规部队的正式军官全部都在被褫夺公职之列。这一命令的发布对于我们这样的旧日军军官的前途和发展构成了许多的限制，但是我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心情和愿望并没有任何改变。1946年1月中旬，我二妹也到东京来了。她早已成为东京女子美术大学的大学生，这次来东京是因为大学重新开学，她来上学复课。借住我们家的加藤，因为他自己的家只是部分被烧坏了，所以不久就回自己家去住了。但是，我母亲和三妹准备相伴回东京自己家的时候，却因为限制进入东京的政策而受到牵连，一直拖延到6月都没能来到东京。

　　 就这样，我和二妹两人开始了在东京相依为命的生活。因粮食短缺，所以我经常外出到谷保的农民家去买红薯和土豆。同时也多次往返于东京和奈良之间，到母亲那里去，把母亲从东京疏散时带去的物品和大米带回东京。因此，有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习几乎什么也没有开始做。当然，说起来也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到底选择哪一个大学的入学考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的事，不选择专业，关于大学入学考试的学习也就无法开始准备。虽说只是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实际上是决定自己将来到底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到底想以什么为人生目标的大问题。有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都是在那个时期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在战败投降之后，把有关战争的真相公诸于众的新闻报道大量而广泛地涌现出来。1945年9月4日至5日，国会召开了第88次临时会议，说起来是为了起草和通过报告，追究以东久迩 [ 注：东久迩，日本皇族，战后初期皇族内阁的首相。 ] 首相为首的内阁的战争责任而召开的会议，但实际上的会议内容并不是追究日本政府发动和进行的战争责任，而是追究日本战败的责任。在这次会议上，下村宏陆军大臣作了报告，就日本陆军的责任向国民道歉和谢罪，很是令人感动。但是，这仅仅是反省了陆军的专横擅权和恣意干涉国家政治以及行政事务的责任，并没有触及到日本陆军谋划、发动和从事战争的责任。当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操纵媒体和舆论导向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有关战争的真相才会逐渐地被大量报道出来，最终大白于天下。其中所暴露出来的很多事实，就连我这个对外战争的实际参加者、当事人都是第一次了解到。特别是从1945年12月初开始，日本广播协会(NHK,Nippon Hoso Kyokai)的广播电台连续播放的题为《这就是真相》的节目，真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冲击性。

　　 “想彻底弄清楚战争的真相”的这样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一向对之抱有疑问的战争期间就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但是在战败投降和战争真相被暴露的战后政治社会的动向中，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我觉得应该学习历史、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特别是基于学习历史学科的念头，开始考虑参加大学历史学科的入学考试。我的母亲举出住在神户的母亲的伯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人文科学的专业出身，却没有能够出人头地的例子，劝我放弃考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念头，因为母亲希望我学习医科，成为医生。但是，我根本没有考虑那种学习方向和人生选择。

　　 到了1946年2月中旬，私立大学很快就要开始发出招生简章了。虽然我自己最希望考取的学校是东京大学，但是如果入学考试的科目合适的话，其他的私立大学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此我选择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科，并向早稻田大学提出了关于参加入学考试的申请。

　　 1946年2月17日，美军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发布了《紧急金融措施命令》，并且从当天起立刻开始实行。命令要求全体国民把所持有的旧日元都兑换成新日元，旧日元的流通到1946年3月3日为止。所有国民的银行存款都被冻结，每个家庭每个月最多只能从自己的银行存款里提取300日元。这虽然是一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是，作为这样一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具有对普通国民的存款剥夺、没收、巧取豪夺的意味。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在四年的侵华战争中作为军官所得到的全部薪俸，都存入了一本邮政储蓄的存折，这一下子全都不能支取了，四年的全部薪俸转瞬成空。我迫不得已，也只好硬着头皮开始那种无论如何也要打一点什么工，否则就要饿肚子的生活了。

　　 1946年2月下旬，我通过了早稻田大学的入学考试。为此花了不少钱，包括交付了入学金和半年的学费，然后办好了入学手续。东京大学终于在1946年3月中旬发表了关于入学考试的通知，新生招收名额为往年的三分之一，考试日期为1946年4月的15日、16日两天，因为各个学部的专业不同所以考试科目也有所不同，文学部的考试科目有外语和作文。对我来说，这两个科目总还算是有办法应付的，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再犹豫不决，最终选定了文学部的历史学科。

　　 1946年4月15日、16日进行了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我想，作论文对于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最没有自信的外语考试也不过是极其简单的初级问题。考生几乎都是勤劳动员者(战争期间被动员参加劳动，因而没能接受完整教育的人们)那样文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们。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东京大学的开学时间是1946年的5月1日。

　　 在我参加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期间，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政治仍然都在持续而剧烈的变动之中。延期已久的国会总选举于1946年的4月10日开始进行。经过以大选区限制连记制度(即划分的选区范围较大，在同一选区内，多个政党可以同时推出多个候选人参加选举；在同一张选票上同时罗列多名候选人，选民可以圈定推选两名以上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又被称为复数选举制度)为特征的这一次全国选举，使得日本国内政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鸠山一郎 [ 注：鸠山一郎，日本著名政治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任日本内阁首相。 ] 领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获得141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以下按照选举后各个政党获得国会议席的多少为序，开列各党所获得之国会议席数目及位次)其他政党依次为：进步党94席、社会党93席、协同党14席、共产党5席。以币原前首相为首的进步党已成为国会的少数党，却仍然试图继续执政并掌控内阁里大臣的位置。因此，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共产党等四党在国会里展开政治合作，联合组成了“打倒内阁共同委员会”。此后，一直到1946年的6月1日吉田内阁成立之时，日本的国内政坛上出现了两个来月的政治空白期。而我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化多端的时期开始的。

　　 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有关战争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想进一步清楚地了解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究竟为什么要决定进行一场如此残酷惨烈的战争呢？到底战争的责任应该由谁、由哪个部门来承担呢？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在战争结束以后，我阅读了已成为畅销书的森正藏所著之《旋风二十年》为代表的一系列书籍，并多方寻找、到处采购先后出版发行的暴露军阀黑暗内幕的书籍、作品、读物。像曾经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田中隆吉所著之《冲击战败的原因》、像《日本军阀暗斗史》那样揭露军阀官僚勾心斗角内幕的书，像马岛健所著之《军阀暗斗密史》那样批判军部独裁的书，以及政治评论家岩渊辰雄所写的对于集中了皇道派的军部官僚展开严厉批判的许多论文，都是我在那个时候想方设法弄到手以后再加以仔细阅读的。

　　 在东京大学，各个学科和课程的讲义数量和分量都不是很多，但选定下来的课程就必须去上课。坂本太郎副教授开设的《国史概论》的内容是日本古代史，特别是日本民族成长的历史，他在课程里否定了那些《古书记》 [ 注：记述日本民族起源的日本史籍，但其内容虚构的部分很多，并非信史。 ] 所虚构的神话，采用了中国古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里关于日本古代历史的记述，并且进一步教给我们学习人类学、语言学等历史学之周边学科的恰到好处的知识和新鲜内容。

　　 在每天匆匆忙忙地上学的同时，我还必须为了生活而打工。有一天，也是东京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日本史专业的同学，但比我高一年级的带金丰学兄突然出人意料地找到我，说是让我参加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带金丰也是府立六中的毕业生，在府立六中时是比我还要低四个年级的后辈，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历史老师风间先生的学生。风间先生在战后已经不再当中学教师了，他成为1946年5月在东京开庭的远东国际法庭的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的局长。因为受到风间先生的嘱托，所以带金丰学兄来找我，让我参加为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的工作。就这样，我们两人一起前往位于市谷的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的事务局去拜访风间先生。

　　 在市谷有原来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学生的宿舍，学校的大门口总是站立着表情严肃、威风凛凛的宪兵。任何人要想进入大门都需要接受宪兵的讯问检查，就像是走进地狱之门一样。这是当年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生们给学校大门起的名字。意思是说，每当外出返回学校之际，在大门口必定有像在地狱之门那样的考问苛责在等待着我们。风间先生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是，到各个政府机关去搜集用于辩护的资料。

　　 当我们为搜集资料而登门拜访各个政府机关的时候，各个政府机关接待我们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不友善的。虽说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是为他们昔日的同事们辩护，其实只不过是让他们跟日本律师辩护团进行合作，但各政府机关的官员们讨厌站在战犯一边、为战犯辩护的心情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出来。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政府机关，仅仅在一年以前都还异口同声地叫嚣着什么“鬼畜美英”、“圣战完遂”的狂言，现在却全都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地唱起了什么“民主主义”、“和平国家”的高调，因此，他们都抱有不想跟战犯合作的态度。在政府各个部门中，以和善的态度接待我们的只有管理复员军人事务的复员局，这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 译者注：也许是因为藤原彰是复员军人的缘故 ] 。

　　 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的团长是清濑一郎，但实际上管辖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的日常事务的人，是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毕业生——大越兼二宪兵大佐。在战争期间，大越兼二宪兵大佐曾经在中野警察学校担任过教官和宪兵司令部的总务课长，在战后时代，大越兼二宪兵大佐仍然位居“日本陆军再建派”的中枢位置。在作为中心人物的这种旧军人的思想影响之下，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的环境和气氛看上去是颇为反动的。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从一开始就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复仇”，“日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一贯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渐渐地，东京大学法学部的“绿会”组织了一个以“东京审判研究会”为名的研究小组，他们经常出入日本律师辩护团的事务局。这个研究小组在当时的东京大学里也是非常罕见的右翼组织，所以得到了大越兼二宪兵大佐的喜爱和欣赏。而开始强烈地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带金丰和我，无法认同和适应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的环境和气氛，逐渐地远离了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而雇佣带金丰和我的风间先生自己，在大越兼二宪兵大佐之类的人物控制了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的情况下，对于事务局的工作也不怎么热心了。对于原来以科学性的历史学研究作为人生目标的风间先生来说，恐怕是无法忍受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的事务局内部那种违反历史潮流的空气吧。当然，现在看起来，在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工作，绝对是一个搜集日本近现代史史料的大好机会，但是那个打工生涯刚开始不久我就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结束了。

　　 我为东京审判日本律师辩护团事务局打工只有很短的时期，就到了暑假。在暑假中，由于作为特别研究生的山口启二给我的帮助，我们计划为学生们组织一个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读书会。读书会活动的场所就设在历史编纂所的学生阅览室，讲课的教师有教授中世纪史的宝月圭吾先生和专门负责古代文献史料的三成学兄，加上山口启二，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成员优秀的读书会。我记得读书会所使用的教材是东寺百合文书。但当时，正是战后相当严酷的食品短缺、生活困难的最为严峻的时期，参加读书会的学生们从最初的七八人，逐渐一个人、两个人的减少，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样可真是对不起三位热心的先生了，我自己当然不能就此懈怠，姑且竭尽全力坚持学习。得益于在这个读书会坚持到底的学习成果，我对于日本中世纪历史文书的解读能力有了极为明显的提高。

　　 当时，好像就是在暑假之前吧，石母田正所作的题为《中世纪世界的形成》的著作由伊藤书店出版发行了。由于山口启二的大力推荐，我们历史研究室买了这部《中世纪世界的形成》，我正好利用暑假的时间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作为暑假期间的学习。

　　 对于我来说，石母田正所写作的这本书成为第一本使我内心深受感动的历史专业书籍。石母田正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战争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因此他没有使用“左”翼的用语，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使用的是奴隶的语言。这部日本中世纪史著作的内容是，以东寺领的伊贺国黑田庄的形成、兴盛和土崩瓦解的过程与结果作为文献史料，揭示出了日本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进入1946年9月以后，在日本史研究室成立了以“中世纪世界的形成”作为专题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教授助手井上光贞和特别研究生山口启二的指导下，每周学习一次。在战争期间对于言论自由的压抑和控制之下，石母田正所写的这本书并没有失去对于未来的信心，使学生们都受到了同样的感召。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和感触，一边仔细地阅读了跟黑田庄一样、有东寺百合文书影印本的若狭国太良庄的文献，一边准备选择日本中世纪史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对象。

　　 我们这个“中世纪世界的形成”的读书会成了为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生们而开设的一个具有入门性质的学习会。而汇集到这个读书会的学生们也进一步使读书会发扬光大，后来以“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的名字而广为人知。第二年，即1947年，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在东京大学的五月校园庆典活动中，举办了题为《战争与和平》的展览会。为了举办这个展览会，我们全体会员在一起紧张劳动，并肩工作，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接下来，以青村真明为中心的学生们开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分头执笔写作第一本关于日本历史的通史性著作《日本历史读本》，写成后于1947年夏天由大地书房出版发行。这本书虽然成为畅销书，但是由于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母公司和出版会社的破产，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有得到一分一厘的稿费或版税。坂本太郎先生为我们写作的这本书写了序言，说我们是“后生可畏”。但我觉得，这不是坂本太郎先生在说前辈师长应该畏惧我们这些后生，而是我们作为后来学子应该理解为“后生们，还是应该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地学习啊！”所以，恐怕坂本太郎先生并不一定是表扬我们所写的那本书的内容有多么好吧。我执笔分担了这本书的中世纪部分的写作，虽然我对自己分担的那部分写成那个样子感到不好意思，但不管怎么说，那本书是我笔下第一次变成活字的历史文章。

　　 1947年的秋天，为了出版以《东京大学历史学讲座》为题的论文集而举行了讲演会。青村真明和我担当了这个讲演会的一般事务，为讲演会聘请教授和讲师。我们两人拜访了以羽仁五郎、服部之总两位先生为代表，包括石母田正、远山茂树等老师的多位先生。每位先生都说：我们是战争结束以后第一次来拜访他们的学生。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为我们的演讲会举行讲座。

　　 此后，因为拜访诸位先生而尝到了甜头的我，经常去拜访家住田无的羽仁五郎先生和家住吉祥寺的石母田正先生 [ 注：田无和吉祥寺都是东京的一个地区。 ] 。作为学生的我一点儿也不客气，听先生们畅谈关于时局的感想，跟先生们就历史研究对象进行商谈。我更是常常不请自到，成为教我们中世纪史的石母田正先生家的不速之客，尽管是在我们大家的食品供应都不充分的年代里，但我总是在石母田正先生家里享受香喷喷的晚餐，跟石母田正先生交杯换盏，开怀畅饮，结果往往忘记了时间，错过了末班电车，不得不从吉祥寺的石母田正先生家步行回到我自己在中野的家里。

　　 就在与石母田正先生的交往中，我们谈到了有关我的专业研究和论文选题的一些问题。石母田正先生对我这样说道：“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严厉镇压国民和严密控制言论的时代。在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里，为了不迷失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我只好躲进了历史学的领域。但是，现在的我如果再回到年轻时代，我就不会逃人历史学，而是选择站在创造历史的那一边。”也就是说，石母田正先生将站在改变历史、变革历史的那一边，将选择现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石母田正先生的这一番话给了我非常深的感触。羽仁五郎先生也对我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在我们的演讲会上，羽仁五郎先生所发表的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史》。羽仁五郎先生在演讲中以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和激昂的语气这样对我们说道：“各位，历史不是用来叙述的，而是用来创造的。”

　　 听从了两位前辈师长的劝告，我选择现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但最后决定性地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在1947年冬季当上了东京大学协同组合出版部的编辑。我在该出版部承担的第一份任务，是向以石母田正先生和远山茂树先生为首的，包括藤间生大、铃木良一、井上清等崭露头角的新进学者的诸位先生约稿，请他们共同写作《日本史研究入门》一书。每一位先生都像再也无法忍受战争期间那种学识被埋没的情况似的，都非常痛快地接受了写作任务，并且都在我们约定的交稿日期之前送来了稿子，对于编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工作更令人愉快的事了。

　　 东京大学协同组合出版部是为了出版发行日本现代史的通史类著作而成立的，到了1948年初，为了推进日本现代史的研究又组织了以日本现代史的研究为中心的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聚集起来的历史研究者除了我以外，还有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荒井信一、经济学部的生野重夫、医学部的长坂昌人等，基于山口启二介绍，我们请井上清先生作我们研究会的辅导老师。井上清先生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时候把藏书都疏散到各地去了，现在又重新把它们集中回来，但是却没有地方安置它们，只能放在东京大学协同组合出版部的一个角落里，而我们的研究会正好可以把井上清先生的这一部分藏书作为研究资料来利用。

　　 我们这个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成立以后，还没有什么非常有效率的活动。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荒井信一和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我们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忙于学生运动那边的事务。1948年，全日本一百多家国立学校，其中包括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为反对提高学费而于6月26日组织了总罢课。荒井信一和我都是全国性学生运动的组织联络员，因此我们忙着往返于国内各地。以这一次全国统一罢课为契机，成立了全日本国立、公立学校自治联合总会(简称“国学联”)。到了1948年的秋天，全日本国立、公立学校自治联合总会与全日本私立学校自治联合总会合二为一，成立了全日本学校自治联合总会。在战后日本学生运动的初创时期，东京大学的日本史学科的历史研究室全力以赴地组织成立了日本史学科各个研究室的协议会(研究室自主运营管理的自治组织)，这个日本史学科的研究室协议会后来成为整个文学部的自治会的母体和基础，并且进而发展到联合各个学部成立了东京大学自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以“国学联”、“全学联”为中心的全日本学生运动的有关情况，因为在其他的研究文章和史料以及回忆录中有很多的记载，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1948年的暑假期间，我和荒井信一等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的成员集中到位于伊豆半岛户田海岸的东京大学疗养所，对《日本现代史》进行通校、通读的统稿工作。白天，我们总是出没于大海的波涛浪谷之间，尽情地游泳；傍晚，我们划上一条小船围绕着曲折蜿蜒的海岬山崖随风飘荡；夜里，我们到户田附近的小渔村买回来酒菜，开怀畅饮，直到万籁俱寂的深夜，过着一种悠闲自在、轻松愉快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把集中起来的稿子最后都交给了井上清先生，由他看过之后再决定取舍。井上清先生批评我们说：你们大家所写的稿子几乎每一行文字里面都有两三个“的”字 [ 注：在日语中，“的”表示“性质、形态”或“关于、对于”等较为抽象的意思。 ] ，也太过于抽象了吧。结果，稿子全部由他一个人修改、润色，最后定稿。因此而写成的就是那本以《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的书名而享誉于日本历史学界的名著。

　　 就在这个暑假前后，我也终于决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我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以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走向侵略战争的转折点的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 [ 注：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年轻军官发动政变，要求建立天皇大权下的军部独裁统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推进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的建成和加速了走向侵略战争的步伐。 ] 作为研究对象和毕业论文的主题。因此，我开始搜集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真实情况相关的各种历史资料，频繁地出入位于国会议事堂之内的宪政资料室，调查翻阅《陆军省统计年报》。而且，也开始重新在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上抛头露面，积极地参加了日本现代史分科会所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在重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几乎没有研究日本现代史的专家。1948年的秋天，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和早稻田大学历史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历史学讲座在早稻田大学的校园内开课了。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讲演者，所以就委派我作一个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为题的讲演。可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还仅仅是一个东京大学的本科学生，自己觉得一个本科学生在大学里发表讲演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够恭敬和尊重的样子，所以一再推辞。但是，历史学讲座的主办方和组织者认为，确实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再三地、热情诚恳地向我发出邀请，我百般请辞不成，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讲演的任务。在发表讲演的那一天，我穿上了西服，以自己正在准备中的、以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为中心的毕业论文作为蓝本，作了长达约两个小时的讲演，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个讲演的任务。但对于这一次讲演，我自己除了感到羞愧、汗颜和惶恐不安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深刻印象了。

　　 我完成毕业论文是在1948年12月，当时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和全日本学校自治联合总会的活动非常忙碌，所以我直到必须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即12月的月末之前，一直夜以继日地加班写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不足二百页稿纸 [ 注：日本学术界、出版界一般在计算论文或书籍的字数时，以400字一页的稿纸为准。 ] 的毕业论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我的这一篇论文就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所阐发的主旨与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的流行说法完全不一样。当时，一般都认为发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日本陆军青年军官都是农村出身，因此他们同情同样是农村出身的士兵们的困苦状况，所以才决定以改变社会、革新政治作为奋斗的目标。我对这样的通行的结论表示反对。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发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核心人物和主谋者们大部分都是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的子弟，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天皇制度的危机，为了抗拒、反对日本的民主潮流，他们试图发动反革命的政变以镇压革命运动。这一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在历史学专业的杂志《历史学研究》上正式发表，成为我最早的历史研究成果。

　　 就这样，我迈出了作为日本现代史研究者的第一步。此后，我的研究道路和学术人生还有一些曲折变化，那些情况和过程都被我记载于以《战后五十年和我的现代史研究》为题的论文里，这个论文连载于《年报日本现代史》的创刊号(1995年)和第二号(1996年)，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