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战场到本土决战师团·第四

作者：藤原彰·日本

出自————《中国战线从军记》

出自————《战争通史》

　　 受命转勤到步兵学校

　　 大约是1945年3月20日左右，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命令我转勤到步兵学校教导队。这个命令的发出日期是1945年3月11日前后，所以看来电报在路上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到达我的手中。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在这样一场谁也不知道何时能结束，而且从战略上看完全没有胜利可能性的战争里，我一边与部下朝夕相处，生死与共，一边却在考虑着不知我们之中的什么人、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战死。转勤回到国内，在那时根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但因此把同甘共苦的同僚和部下留在生死难料的中国战场，我自己孤身一人回到国内，内心深处不能不多少有一些感到不安和愧疚。所以，我告诉周围的人们，到步兵学校去只是暂时的工作，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可能转勤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岛上当守备队去了。实际上，给我的命令是让我担任为准备本土决战而新设立的机动师团(又叫本土决战师团)的大队长，为此首先要到步兵学校教导队去接受短期的大队长教育，所以要先到步兵学校报到。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另外，命令上虽然说让我去位于日本千叶县的步兵学校报到，但是怎样才能从中国江西省的西南一隅出发回到国内去呢？这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至今为止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一直利用的兵站线是衡阳–长沙–汉口这一条路线，已经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转而隶属于驻扎在广东省的南中国方面军第二十三军而不能继续使用了。因此，我考虑姑且先到广东去，接下来再怎么个走法，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所幸的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将要经过南雄、韶关到惠州，所以我决定跟现在为止一直同呼吸、共命运的第三中队一起行军，直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再跟他们分手。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跟自从驻扎华北以来一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下士官和士兵们告别并不是一件愉快轻松的事。

　　 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下达命令，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一职，由原来担任中队副的吉次中尉继任。其实，当时联队长小野大佐已经离任，后任的联队长森田庄作中佐还没有到任，所以上述任命很可能是担任联队副官的津金大尉的处置和裁定。基于第三中队同僚们的好意，让已经不再是中队长的我跟担当勤务的值日兵们一起行军，所以我得以跟近年来一直在我身边担当勤务的秋元上等兵一起走，直到广东。

　　 第二十七师团把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留在赣县担任守备，师团的主力于1945年3月13日出发向广东进军。第二十七师团本部经过大庾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也于1945年3月19日从新城出发，跟在师团本部的后面南下广东省的惠州。我们第一大队在送走了师团所有的部队之后，作为第二十七师团的后卫部队于1945年3月20日从大庾出发南下。当天，我们越过了作为江西省与广东省的分水岭和交界处的梅岭，到达了广东省最北端的南雄县。这里因为有美国空军的飞机场而遭受到日军第四十师团的攻击和占领，但城区街道没有被很严重地破坏，看上去还比较繁荣。

　　 这一次行军因为是师团本部和山炮队等特种部队走在前面，所以前进速度缓慢，是一次很悠闲轻松的行军。而我自己，因为不再担负作为中队长的责任，所以可以满不在乎、漫不经心地走路。但各种各样的思绪却不停地在脑海里起伏盘旋，可以说是满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行军。我回想起了迄今为止的各种辛苦劳顿，遗憾、后悔和惋惜一个接一个地在大脑里浮现出来。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工作和职责的行军，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吧。

　　 1945年3月25日，我们第一大队到达了距离韶关还有一天路程的村庄——周田墟。在这里进行了整整三天的休息，新任联队长森田庄作中佐也在这里到联队就任。我礼节性地拜访了森田联队长，但森田联队长只是态度冷淡、说话生硬地接待了我，也许是因为我即将离开队伍，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了的原因吧。

　　 第二十七师团南下后，仅在赣县留下了担任守备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中国军队了解到日军守备力量薄弱空虚，为了夺回失地，对守备赣县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击。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陷入艰苦战斗之中，向师团紧急求援。第二十七师团于是命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急速返回，长驱直入，北上赣县，救援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接受命令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立即带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掉过头来，沿着这几天走过的道路，向着赣县方向急如星火般地赶回去了。

　　 因为我们第一大队走的是回头路，所以我自然就不能再继续跟着大队一起行军了。幸运的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要继续向韶关方向前进，我正好可以跟着卫生队继续南下。由于在湖南省的时候，我们第三中队曾经几次护卫过师团卫生队，所以卫生队的上上下下我都很熟悉。我跟在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队列的后尾行军，于1945年3月31日到达了韶关。从这里再往前走，就只剩下我跟秋元的两人之旅了，我必须自己筹划如何妥当地继续我的行程。

　　 韶关是日军第二十三军的兵站基地，有兵站司令部。我向兵站询问有无从这里出发向广东方向去的车或船，他们告诉我，正好有一班从北江顺流而下往广东去的船。于是，我请求他们让我搭乘这班船。他们允许了，并告诉我说，因为白天有美国空军飞机的干扰，所以船只能在夜间航行，当天晚上这班船就要出发。

　　 所谓兵站，就是从事对于作战部队进行军需品的供给和补充的各个单位的总称，平时经常使用兵站线、兵站地等称呼。所谓兵站地，就是在需要设置兵站的要地设立兵站司令部(有的时候叫兵站支部或兵站派出所)，对于过往的部队人马提供住宿、给养等各项服务。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所到之处都需要得到兵站司令部的帮助。而补充兵以及追赶所属部队的官兵，都在兵站的管辖之下。

　　 1945年4月1日，我搭乘第二十三军本部直属的水上运输队的船只从韶关出发。北江是珠江的支流，是一条比我想象中要大的河流。在两岸什么景象也看不见的黑夜之中，航船轻快地划过江面前进，第二天早晨就到达了广东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广州。 ] 的珠江码头。由于中国的华南地区的制空权也在美国空军控制之下，所以日军无法在白天利用河流进行运输通航，这也是确实的情况。这一天(1945年4月1日)，也是美国大军在冲绳岛登陆作战的日子，战争的情况对日本来说，是越来越绝望了。而我自己回到日本国内的旅行，恐怕也是多灾多难，前景难测吧。

　　 1945年4月2日的上午，到了广东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广州。 ] ，我就前往位于码头附近的兵站司令部，请他们安排秋元的住宿和回归原建制部队的有关事宜。另外，我特意让偕行社为他安排今天晚上的住宿，并决定到军司令部去。在这里，我跟近年来多方照顾我的秋元告别。我再三叮嘱他，身体是最重要的，最后分手时说的话就是要他一定活着回到日本去。在那之后，秋元回到原来的部队，可惜在朝着长江方向的北上作战中踏中了地雷，因此失去了双脚，成为战场受伤者以后才得以回国。

　　 跟秋元分别后，我直接来到了军司令部。我首先到参谋部报到，一个担当作战事务的少佐参谋非常耐心细致地向我询问了有关第二十七师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从战斗在第一线的中队长的立场出发，详细地就补给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希望。在弹药中特别是掷弹筒所使用的榴弹，在装备中特别是军靴，希望能及时充足地供给。因为日军往往是一个行军接着一个行军，所以军靴的消耗损坏非常厉害，很多日军士兵都穿着从中国民众那里强行征来的中国式的布鞋。

　　 我讲述了由于长时间的补给不足和征发物资的困难，导致广泛的营养失调，兵员非战斗损耗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生病而死亡的实际情况，使那个参谋感到非常吃惊。我想，现在第二十七师团已经隶属于第二十三军，军本部的参谋们应该可以直接下到基层部队视察，进一步直接把握部队的实际情况。

　　 我刚从参谋部出来，突然遇见了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时的前辈森垣英夫少佐。森垣英夫少佐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0期学生，我是在他之后的第五任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我作为少尉到第三中队赴任时，他是步兵炮中队的中队长。在河北省的河间县驻扎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也曾给我多方的照顾。后来，森垣英夫少佐进入陆军大学，离开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这是相隔三年之后的会面。他是作为日军第五航空军的参谋驻扎在这里的。所以这完全是一次幸运的、意外的邂逅。他答应我，为了让我能顺利回国赴任，将给我提供飞机等方面的方便条件。

　　 与森垣英夫少佐分手以后，我来到了第二十三军的经理部。因为我已经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父亲将从新喀尼亚群岛转任南中国方面军的经理部长，在参谋部的时候，我已经给父亲打过了电话。父亲当然是又惊讶又高兴。我到达南中国方面军经理部的时候，父亲早就等候在那里了。父亲见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瘦了”。回想两年前跟父亲在河北省沧县见面的时候，我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刚刚从医院出来，胖乎乎的。现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连续行军和作战，早已经消瘦憔悴得不像样子了。

　　 在方面军经理部长办公室，我跟父亲仅仅谈了一会儿话。父亲刚刚从湘桂作战前线的司令部回到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还没有从作战的兴奋和激动中清醒过来。可是，当我询问他对战争前景的看法时，他说：“已经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了”，并且表示出战争还是尽快结束为好的意见。确实，自从昨天——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以后，日本在这一场战争中的前途就已经彻底地绝望了。

　　 那个时候，我就住宿在父亲的高级军官宿舍里，在那里等待有关飞机航班的安排和联络。我提前来到经理部长的军官宿舍，那是一所极为漂亮豪华的西洋式建筑，因为事先联络过了，所以身穿白色衣服的仆役出来迎接我，领着我参观了客厅、浴室和卧室，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那种富丽堂皇的房屋，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由于那天是父子相会的特别的日子，所以父亲带我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晚饭。那是一家日本餐厅，服饰华丽、恭恭敬敬的女主人出来招待我们，我也是第一次品尝那样高级美味的大餐。晚上睡在床上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全身心的舒适和放松。第二天早晨的早餐是前面提起过的仆役为我准备的西洋式早点，有咖啡、鸡蛋和面包。这对我还是第一次的体验。让我深深感到经理部长那样的高级军官所过的奢华、讲究、铺张、浪费的生活。而那样豪华的西洋式建筑据说也是从中国民间接收征用的。

　　 在父亲的军官宿舍住了几天之后，大约是1945年4月10日左右，第五航空军与我取得了联系，说是让我搭乘明天的飞机飞往南京。但因为是侦察机，所以只能携带最少量的行李。父亲本来想让我带走各种各样给家人的礼物，结果只能把我所有必须的日用品都放进父亲给我的一个手提旅行袋里，大部分的行李都无可奈何地留下了。

　　 第二天早晨，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的军车把我送到飞机场去乘侦察机。坐飞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飞机驾驶员对我说：“大尉先生，请您监视警戒后方哟。”虽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吓唬人，但也是因为美国空军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乘坐日本的飞机在大白天飞行确实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的飞机在低空飞行，一路平安地于中午时分到达了南京。对于我来说，飞机在飞行途中飞过了哪些地方，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乘坐的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我就直接去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我一到参谋部报到，就有一个参谋对我说，要向我打听点儿事，说着拿起地图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原来他是要征询我的意见，如果要让第二十七师团从当时所在的广东省惠州向北开往长江沿岸，选择哪一条路线比较好？虽然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参谋是兵站参谋，还是作战参谋，但我觉得，他们怎么尽是提一些毫无见识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回答说，作为在第一线战斗的部队所希望的，就是绝对要选择至今为止日军还没有经过的路线。当然我的意思是，为了方便粮食的征用，无论如何要选择至今为止还没有被日军蹂躏过的地区和路线。

　　 这就说明，司令部的参谋们完全不了解前方战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向因为转勤而回到司令部的中队长们详细询问前方的情况。他们应该经常到前线去，视察部队的实际情况，把握战场的实际态势。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开始以来一年多的作战和行军中，无论是方面军的参谋，还是军或师团的参谋，我们都一个人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提出的意见是不是被参谋们所接受。反正，第二十七师团从广东的惠州转身北上，从赣州到吉安、南昌，一边作战，一边前进，正在向九江进发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

　　 1945年4月11日，我乘汽车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住在偕行社，等待合适的飞机航班。偕行社的招待员对我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飞机出航，所以千万不要住到外面去哟。”这一下就把我像钉子一样地钉在那里。上海市内物价之高令人咋舌，储备券已经贬值到买卖时需要称分量的地步。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人已经坚信，日本的失败投降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一段时间，冲绳岛上仍然继续着激烈的战斗。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出动了大量的神风特攻飞机，据日本的新闻报道说神风特攻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此，美军对于日本飞机的警戒当然也就更为严密。我确信，从上海经过冲绳附近飞往福冈，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非武装而且飞行速度慢的运输机，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呢？没有指望的日子就这样消磨在偕行社了。

　　 有一天早晨，也就是1945年4月19日，我还在昏睡之中，忽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大尉，有飞机出航了。”在我耳边响起了招待员的大嗓门儿。我马上赶到飞机场，只见一架日航飞机停在跑道那里，我急急忙忙地上了飞机，机舱里大约五十个座位都已经坐得满满的了。

　　 飞机为了避免被雷达发现，贴着海平面超低空飞行。我一面想，要是被美国空军发现了就糟了，一面默默祈祷愿我们平安无事。可以说是奇迹吧，我们乘坐的飞机一路平安地结束了航程，中午时分在福冈的板付机场安全着陆。已经是相隔四年了，没想到我又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我心里充满了对不起留在中国战场的朋友们的内疚与安全回国的喜悦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百感交集的心情。

　　 担任决战师团的大队长

　　 到达福冈以后，我首先到兵站领取了乘火车前往千叶市的乘车证。因为我知道步兵学校在千叶市的四街道，所以乘车的目的地就是千叶市。自从我接到有关调动命令的电报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了，反正已经是迟到了，我决定还是顺便先去看一看家人。因为东京遭到了美国轰炸机的空袭，我想母亲和妹妹们可能会疏散到了住在奈良县高田 [ 注：日本奈良的一个地区。 ] 的伯父(实际上是母亲的兄长)家里，所以高田成了我第一个目的地。我从福冈乘汽车到大阪，再从大阪乘火车到高田，用了两天的时间到了伯父家里。但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母亲和妹妹们都还留在东京。因此，住了一夜以后我就直接向东京进发了。

　　 长途汽车上非常拥挤，乘客们一个个的脸上也都是阴云密布、愁眉不展。让我不由得感叹道，这就是遭受了美国空军空袭以后的日本人的形象。旅途中自然也没有为乘客们准备餐饮，我用高田的伯母为我做的盒饭聊以果腹。一旦汽车接近了东京附近地区，1945年3月10日东京遭受大轰炸后残破的痕迹立刻就映入了我的眼帘，首都就这样把一副凄惨悲凉的景象展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1945年4月22日的早晨，我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东京站。出了东京站，我又换乘电车前往中野站。山之手一带还没有遭受过美国空军的空袭。我从中野站步行回到自己的家。见到家里的大门就那样敞开着，我就喊了一声：“我回来啦！”话音未落，我二妹妹就跑了出来，紧接着母亲也跑出来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道：“真是没想到，真是意外”，我们都为母子、兄妹平安相聚而倍感欢喜。我把父亲托我带给母亲的信交给了母亲。

　　 我的家里看上去家徒四壁，空空荡荡，贵重值钱的大件家具都已经存放在国立那边的谷保 [ 注：国立和谷保都是日本的地名。 ] 的农民家里。因为原来就计划从东京疏散到奈良去，所以只留下了很少一点行李。由于食品供应状况恶化，为我们家存放物品的农民经常给我们拿来一些土豆、红薯什么的。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4月23日，我就去了位于千叶市四街道的步兵学校。学校本部负责人事的下士官告诉我，我将作为为了进行本土决战而编成的机动师团的大队军官，在步兵学校接受军官教育。那个教育课程早已经结束了。

　　 原来这就是日本的战时动员体制的缺陷，只管把人员的动员作为重点，但对于作为动员基础的国力、经济力的建设却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如果仅仅是人员的动员，只要有一份征召命令就足够了。但是，进行以兵器、弹药、物资为代表的庞大的军需动员，使其成为可能的以工业力为中心的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这一国力还极其不充分的时候，日本却胆敢向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挑战。战时动员仅仅是把人集合起来，兵器和弹药以及其他所有的军需物资，都处于来不及准备的状态，因此只好把集中起来的人编成部队，先行开拔。

　　 在决定性的1945年的年初，日本决定放弃莱特湾决战计划，菲律宾随即丢失。日军大本营决定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1945年1月20日，大本营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开始确立真正的本土决战计划。这一计划中关于陆军的部分，主要有1945年2月28日发出的第一次兵力整备命令，这一命令特别要求把关东军的两个师团转用于日本国内，此外还要动员沿岸警备部队共18个师团(其中朝鲜半岛两个警备师团)的兵力。大本营进一步于1945年4月2日又发出了第二次兵力整备命令，包括8个决战师团的动员在内，组建当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之际与美军登陆部队决一死战的机动兵团。作为决战师团，无论军官素质，还是装备编成，都应该是最好、最优秀的。我就是根据第二次兵力整备命令而编成的决战师团之一的第二一六师团所属的第五二四联队的大队军官。接着，大本营又于1945年5月23日发出了第三次兵力整备命令，再一次动员了决战师团8个、沿岸警备师团11个。这样，根据三次兵力整备命令，在日本本土就将编成包括45个师团、15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坦克、重炮等大批部队的300万人的大军。但在实际上，这样一支60个师团的兵力雄厚的大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而已，其兵员、兵器、装备都不完备、不充足，就像我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因为即使是集合起来一大群人，也不能说他们就自然地具备了作战能力。这些实际情况，都是我就任以后才清清楚楚地弄明白的。

　　 千叶的步兵学校给我临时分配了住宿和口粮，并让我待命两天至三天。此后的1945年4月27日，我接受了第二一六师团所属第五二四联队的大队长的任命。因为第五二四联队当时正在姬路 [ 注：日本西部的一个城市。 ] 的编成之中，所以我立刻就向着姬路市出发了。我从东京出发，经过了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所到之处都是遭受美军空袭以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就这样，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进行了第二次东海道 [ 注：从东京沿本州岛的太平洋沿岸通向西部日本的铁路。 ] 之旅。

　　 1945年4月29日，我到达了姬路市，直接来到与市区北郊的练兵场相邻的第五二四联队的部队营房。这里原来是步兵第十师团第三十九联队的营房，大院里矗立着在战前就建造成的木制房屋。因为正好是休息日，所以联队长以下的军官都没有出勤。我跟值周军官寒暄之后，看见大队副官中滨中尉急急忙忙地前来执勤，他带着我先去了为我准备的宿舍。宿舍位于金光教的姬路市教会之内，在市中心的繁华大街的正中间。

　　 第二天，我来到第五二四联队，跟出勤的联队长以下的各位军官见了面。联队长是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片冈太郎中佐，他是陆军士官学校第41期的毕业生。我恍惚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他的名字，后来想起他就是与1934年发生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十一月事件相牵连的人物。第五二四联队的第一大队长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3期的三田少佐，第二大队长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4期的藤林大尉，第三大队长就是我，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现役年轻军官。这恰恰是所谓决战师团用来标榜自夸的内容之一。作为我的部下，第三大队共有中队长和大队副官五人，都是陆军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中尉。日本陆军的预备役干部的补充制度，最初是1883年创设的一年制志愿兵制度。按照这一制度，国立和公立的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出于自愿，自己来负担服役期间的一切费用，服役期间可以从三年缩短为一年，并授予预备役少尉的军衔。1917年制定兵役法的时候，废止了一年制志愿兵制度，创设了干部候补生制度。干部候补生又分为军官候补的甲种和下士官候补的乙种两大类，甲、乙两类干部候补生都废止了经费自筹的制度和服役年限缩短的规定，其中甲种干部候补生在陆军预备士官学校接受教育。比起一年制志愿兵出身的军官，干部候补生出身者的素质远远高于前者。但是，这一经过征兵而服现役，因为有学历而被任命为军官或下士官的预备役干部制度的本质并未改变。中队长这一级别的干部都是在中日战争期间曾经被征召入伍过一次，被解除现役后回到家乡，然后再一次被征召入伍的年长者。即便如此，他们与在战场上补充的、大正年代的一年制志愿兵出身的军官比起来，可以说还是更为年轻的。第五二四联队中的现役军官只有联队长和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是预备役军官，下士官和士兵们也绝对不能说是拥有了决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士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补充兵或者是国民兵。

　　 与决战师团的名声不相适应的与其说仅仅是人员的构成，倒不如说还有装备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根据三次兵力整备命令而编成的决战师团，就其编制而言，在武器的配备上，可以说比原来更加重视火力的大小强弱。每个大队由四个一般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和一个迫击炮中队组成。每个一般步兵中队由四个小队组成，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小队是一般步兵小队，第四小队是机关枪小队。一般步兵小队下属配备轻机关枪的三个一般步兵分队，以及配备三具掷弹筒的第四分队。中队下属的机关枪小队由配备重机关枪的两个分队组成。大队的机关枪中队由配备重机关枪的两个小队和一个弹药小队组成，拥有八挺重机关枪。迫击炮中队由指挥小队、战炮队组成，配备有12厘米口径的迫击炮4门。在大队的人员编制列表上共有官兵1211名、马185匹、步枪567支、掷弹筒37具、重机关枪16挺、轻机关枪36挺、迫击炮4门。即使是一般步兵中队，也配备2挺重机关枪，整个大队一共拥有16挺重机关枪、4门迫击炮，跟原来日本陆军一般步兵师团的兵器火力的配备相比，可以说是拥有了相当强大的火力装备。

　　 但是，这样的兵器配备和强大火力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就我们第二一六师团第五二四联队第三大队而言，实际上的情况是，由于武器装备还没有到位，所以本来应该配备的迫击炮和机关枪实际上都还没有配备。而且因为没有弹药，连实弹射击的训练也无法进行。这一决战师团在兵力编成和武器装备方面还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日本陆军当时的机动能力完全依赖于马匹。重机关枪需要放在驮马的背上运输，12厘米口径的迫击炮需要使用挽马来拉走(驮马是在马背上安放物品的马，挽马是牵引大炮或大车的马)。大队的行李也是用编制中的马匹来驮运的，因此我们大队编制中有近二百匹马，但是并没有按照编制的马匹数量给我们大队配备齐全所需要的全部马匹。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大多数征用而来的马匹的素质低下。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由于一次动员接着又一次动员，日本国内的农民所拥有的马匹早已经被征用得所剩无几了。而为了进行本土决战实施的大规模动员，恐怕又把国内农民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马匹一网打尽了。而征用上来的马匹中不符合规格的、老弱病残的顽劣的马匹又占了绝大多数。因为很多马匹都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当我们要给它安放马鞍，或者要给它挂上大车的时候，那些马匹总是乱蹦乱跳，桀骜不驯，不肯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而那些管理马匹的士兵，更是些可能连马都没有碰过的、从城市征召来的士兵，让马习惯于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军马的训练就更难了。尽管是为了进行本土决战而组建的决战师团，但实际上其机动力全部依靠马匹，在压倒性的美军飞机轰炸或大炮轰击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走向决战战场的途径，这倒也是实际情况。

　　 而且日军也没有反坦克炮和炸弹，虽然进行了让士兵抱着炸弹冲向对方坦克同归于尽的训练，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些炸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送到我们手里。说到底，所谓决战师团的兵力编制、武器装备都与“决战”名不副实，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非常落后。因为有这样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士气当然也就不能说是旺盛的。不管怎么说，由于粮食的供应不充足，根本无法充分地保障士兵们的健康。即使是进行演习，也只不过是尽可能地让士兵抱着炸药包冲向被当作坦克的两轮拖车而已，参加这样的训练和演习，士兵们当然没有夺取胜利的信念。

　　 虽然说是为了准备本土决战而编成的决战师团，但最重要的是，对于将要登陆的美军的相关情况，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大队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也好，在步兵学校也好，所学习的都是针对苏联军队作战的有关知识和战法、战术。培养预备役军官的预备役士官学校大概也是如此。因此对于美军，有关它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兵力、武器装备、战法战术等情况，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们，连用于参考的有关资料也从来没有发给我们。根据《战史丛书》的《本土防卫》(一共两卷)的记载，1944年8月，大本营向陆海军的各级作战部队下达了作为指示的《岛屿守备要领》。1944年10月，陆军参谋本部(以及教育总监部)又向陆军的各级部队发出了《登陆作战防御教令》(草案)。但是，这些文件都没有下发到我们第二一六师团所属的各部队。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文件原来只不过是为驻守太平洋上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守岛日军部队准备的。另外，根据崛荣三所撰写的《大本营参谋的情报战记录》一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在大本营的情报部，崛荣三参谋等人研究的成果被编成《敌军作战方法早知道》一书出版发行，并且下发到了各个部队。可是，我对于这本书已经没有很清晰的记忆了。也就是说，对于在日本本土登陆的美军，我们决战师团应该迅速机动地出击与之决战，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接到过关于如何与作为战斗对手的美军进行作战的指令。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制空权完全被控制在美国空军的手里，美军的火力装备与日军相比也完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应该迅速机动出击的决战师团能不能最终毫无意外、毫发无损地到达美军登陆的决战战场还是一个问题。另外，在美军极其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之下，日军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也是个问题。如果是担任沿岸防御的部队，还可以在地下挖掘坑道、洞窟，藏身于内，固守不出。但我们决战师团是要以机动作战的方式去迎击登陆的美军，根本不可能知道大概将在什么地方会与美军交战，所以也就不能像承担沿岸防御的部队那样掘壕固守。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决战师团的各部队当然也就完全没有什么“决胜的信念”。

　　 而且，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战争情况是日本方面已经一天比一天地走向绝望了。到了1945年5月初，德国的纳粹政权已经战败投降，只有日本还在负隅顽抗。日军在冲绳的作战也是必败无疑的，可以预想到，美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毫无疑问将是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进入1945年5月，美国空军的飞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进一步激烈起来，东京和大阪等大都市在轰炸引起的大火中化为灰烬。然后，美国空军的空袭逐步向日本本土的地方城市扩展。我们第二一六师团是从京都、大阪师管区编成的，军官们、士兵们的家大多在京都、大阪一带，得知自己的家被炸毁、被烧毁的消息，成为部队官兵人心更加涣散、士气更为低落的原因。

　　 在这样一种绝无希望的战争状况和前景下，日本的领导人却还要一意孤行，狂妄地叫嚣什么要“一亿总玉碎”、“死守皇土”，孤注一掷，一意孤行地向着本土决战的目标迈进。1945年6月8日，御前会议为进行本土决战而决定了《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紧接着又发布了赋予内阁独裁专制权力的《战时紧急措施法》，以及把全体国民全部编成战斗部队的《国民义勇兵役法》。这样一来，像塞班岛和冲绳岛那样把无辜的普通国民也卷入战争灾难的悲剧，将可能再一次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广泛地发生在日本本土之上，所谓的本土决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了。

　　 1945年7月3日，大约八十架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空袭了姬路市的市区。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营房位于市区以北，与市区隔着宽阔的练兵场，所以没有遭到轰炸。但是，位于闹市区的我的住处却全部被烧毁了。那天晚上，在教会当牧师的房东去教会值班了，牧师的妻子、牧师的还在上学的侄子以及三位来帮忙的女性和我都在那所住宅里。空袭一开始，燃烧弹就接二连三地落在闹市区的四周，这就使居民们迷失了前往逃亡避难场所的方向。我带着那三位女性从住宅里逃出来，看到四周烈火方炽，烟雾腾腾，就一起往练兵场的方向跑。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都安全无恙。但是，我放在住宅里的物品全部被烧毁了。

　　 不管怎么说，到了练兵场以后生命无忧，暂时总可以放心了。在这里，我与准备前往市区以外的亲戚家里去的三位女性告别后，就到联队本部去了。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营房平安无事，并且已经向还在继续燃烧的市区派出了救援队伍。

　　 结果，美国空军的这一场空袭一下子就烧毁了姬路市的闹市街区的一大半。我们第五二四联队虽然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但是面对被炸毁和燃烧过的兵营 [ 译者注：原文如此，联系上文似应为“市区”。 ] ，使得部队的士气难免进一步的低落和丧失。对于不慌不忙地、慢悠悠地编队飞行并投掷燃烧弹的B-29轰炸机，日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对空炮火一点儿也没用，毫无抵抗地任凭美国空军的飞机在日本的上空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仅从这一点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本土决战的最终命运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是任何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迎来战败投降

　　 日本方面预测，美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的地点将可能是，1945年的秋天在九州地区 [ 注：日本西部的一个岛屿。 ] 登陆，1946年的春天在关东地区 [ 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东南部地区。 ] 登陆。我们第二一六师团是担任九州地区防御和决战任务的机动兵团，按照作战计划将在熊本 [ 注：日本西南部的一个县。 ] 平原展开队伍，假如美军在南九州的什么地方登陆的话，我们第二一六师团就要迅速机动到美军登陆的那个地区迎击美军登陆部队。但是这一作战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因为到了8月份以后，在近畿 [ 注：包括京都在内的日本中西部地区。 ] 地区各地编成的决战师团最终都向九州地区转进了。而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痢疾和伤寒，因此部队的转进日期也向后延期了。就这样，本来应该在熊本县北部的山鹿、来民地区集结，其中一部分兵力用于修筑道路，以便于机动作战的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就在姬路的营房里无所事事地混日子的时候，迎来了战败投降。

　　 《波茨坦宣言》的内容是经过删节以后才在日本的报纸上以很不引人注目的形式而被报道的，但铃木首相所说的“我们不理睬它”的讲话却被日本媒体广泛地加以报道。而对广岛投放的原子弹充其量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说是“新型的炸弹”，“相当的损害”，使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实真相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与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冲击相比，给日本以更大打击的是苏联的正式参战。1945年8月9日的黎明之前，在发布对日宣战公告的同时，苏联红军突破中苏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的伪满洲国)。因为我知道关东军的主力部队早已经转往太平洋战场，因此我感到这场战争败局已定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一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的。1945年8月11日，日军的通讯队通过监听美国的旧金山广播电台的播音，得知了反法西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照会。在姬路市中心的住所被烧毁以后，我就把住处搬到了郊外的一个地主的家里，房主的弟弟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回到住处以后，房主(我想他是一个银行职员吧)就告诉我，他弟弟认为日本恐怕就要投降了。房主问我，日本的投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嘴上虽然回答说：“大概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吧。”但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对于日本恐怕很快就要投降了的事实充满了不安。

　　 可是，所谓本土决战的准备仍然像至今为止所做的工作那样还在继续进行着。把我们第五二四联队运送到九州的行动，定于1945年8月16日开始，我们第三大队作为联队的最后部队于1945年8月20日从姬路市出发。

　　 1945年8月15日，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全体军官集合在联队本部，收听了关于昭和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的广播。其实，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有关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消息就已经在暗地里流传开来，但官兵们不愿意相信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强烈。广播的时候，天皇的声音混杂着杂音，听起来很费劲，但是天皇所说的“忍受难忍之忍”的话不管是到了哪里，都能听得很清楚。我明白这是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宣言》了。其实，我们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军官们也都怀有日本即将战败的预感，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的广播，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一事实罢了。

　　 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联队长片冈中佐听了关于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发表了很短的一段训示。他表示，除非有其他新的命令，否则我们部队就要按照原来接受的命令，向命令所要求的方向转进，因此遵照预定计划，明天(即1945年8月16日)开始向九州进发。战败、投降这些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军心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动摇，士气越来越低落。但是在当时，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还是可以勉强保持的。

　　 第二天，我们第五二四联队急急忙忙地从姬路市向着九州出发了，只留了我们第三大队。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开始像打开了闸门似的大量而广泛地报道日本战败投降的真相。作为带着一千多名部下的大队长，对于战败投降这样的事态应该怎样应对和处理，我感到不知所措。师团长也好，联队长也好，都去了九州。我与应该给我指挥和命令的上级一点儿也联系不上。因此，我自作主张地要求铁路当局编成临时列车，率领我们第三大队于1945年8月18日登上列车从姬路市向着九州出发了。可是，后来我考虑，如果不是特意去九州，就留在姬路办理复员退伍的各种手续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作为我部下的几名中队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与我的决定不同的意见。看来还是因为处于战争期间的军队拥有强有力的权力和权威，所以铁路当局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准备好了列车。

　　 从姬路市到熊本县，路上要花一天多的时间。在关西 [ 注：日本本州岛的西部地区。 ] 地区各地出生的士兵们看来，尽管战争结束了，但部队却是越走离故乡越远，恐怕他们心里也都会感到不安吧。我们第五二四联队驻扎在姬路的时候，军心就已经开始动摇、涣散，有不少士兵干脆脱离部队，一走了之。甚至在前往熊本的途中都有人当了逃兵。好不容易到达了熊本，联队本部驻扎在熊本县平野以北的温泉町山鹿，我们第三大队的宿舍被安排在山鹿东面也有温泉的来民町。结果我们在来民町一住就是接近半个月。

　　 1945年9月初，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终于接到了解除武装、全体复员的命令。我们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以后，部队全体又被送回到了姬路市，在那里最后办理好了复员的各种手续。在我们第三大队本部的所在地——来民小学校的校园里，大队全体官兵集合，交出武器之后，举行了烧毁大队队旗的仪式。我面对大队全体官兵发表了最后一次训示，希望大家回到故乡以后为祖国的复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大队副官给大队的队旗浇上油，点着了火，大队的队旗在一团火焰中顷刻化为灰烬。仪式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我们当时用作大队长办公室的小学校长室，校长先生走进校长室，一边说：“请您心里多多谅解”，一边忍不住的一滴又一滴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洒落下来。当时，我在那一瞬间什么感想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觉到无比的疲惫不堪。自从天皇的投降诏书被播放出来以后，一直忙于向九州的转进、武装的解除、复员的办理，这些都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事情，作为大队长的我必须负责任地予以妥善处理，因此也没有流过眼泪，所以面对校长先生的落泪，我不由得感到惊讶不已。

　　 由于道路交通情况不好，所以我们被送回姬路的旅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法继续忍耐和等待的士兵们一路上纷纷脱离部队逃走，即便是作为军队也无法再维持严厉的纪律管制了。1945年9月17日，我们部队终于乘坐火车从熊本出发了。恰好在那时我们遭遇上了袭击西日本地区的枕崎台风，结果火车线路被台风破坏，列车根本不能通行，而铁道的修复工作又进展得非常缓慢，因此从下关到姬路的这段路我们联队一共走了整整三天。

　　 1945年9月23日，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全体复员。当时，国内复员的各个部队都把堆积得像小山似的各种物资，如被服、食品、日用品等分配给了自己部队的官兵以后才正式复员解散，因此遭到了国民和舆论的批评。而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却是经长途跋涉、远道而来之后才解散复员的，所以部队解散时没有给士兵们分配过任何东西。而且士兵们因为距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近，思乡心切，归心似箭，一听到解散的命令立刻就一溜烟似的纷纷跑回家了。

　　 送走了士兵以后，对于联队长以下的各级军官来说，还有一些关于制作复员文件的工作。在加古川上游的一个有瀑布的地方有一家旅馆，我们联队本部的一个下士官说他与那家旅馆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就住进了那家旅馆。到那里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制作完成了各种复员文件。因为我们第五二四联队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所以很简单地就制作完成了与复员有关的各种文件。在流经这一带地区的加古川，用渔网捞取的试图跳上瀑布的鲇鱼，是当地的著名特产。因为正好是盛产鲇鱼的季节，所以我也试着用渔网捞取那些试图跳上瀑布的鲇鱼，结果还真的让我捞上来了一条。

　　 1945年10月初，有关复员的工作全部结束之后，联队的各级军官也都解散了。因为我的故乡在奈良，所以我拿着给奈良联队区司令部的命令出发了。到达之后因为没有任何工作，把我编入了预备役，然后我就回到了老家。就这样，我的从军生涯到此就算是完全结束了，从此以后，与日本陆军的关系和缘分也就彻底地断绝了。

　　 我从奈良市出发向位于奈良县的南葛城郡葛城村的金刚山山麓的高鸭神社走去。因为我的祖父 [ 译者注：实际上是母亲的父亲，即中国人所称之外祖父 ] 就在那里充当神社的神主(即主持人)，而在东京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期间，我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疏散到高鸭神社来了。我一回到家里，母亲就把一个邮政储蓄的存折交给了我，对我说：“你的薪水全都存在这个存折里了，你还是拿上这些钱再去上学吧。”在我从军的四年期间，所有的薪俸都转交给了家里，四年间全部薪俸的总金额还不足5000日元，但在战前，这也算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项了。因此，我决定一个人前往东京，准备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母亲从东京疏散出来之际，把我们的房子借给了关系亲密的邻居，他们同意我到东京以后可以使用我们的老房子里面的一间房屋。所以我决定不管怎么样，先到了东京再说。

　　 在这一期间，日本战败的现实也迅速地具体化了。1945年9月，日本政府方面向临时国会就战败的经过作了报告，紧接着有关战争的实际情况也逐渐明朗化了。特别是美军通过新闻报道机关来披露战争真相的策略和做法非常有效。美军占领当局开始逮捕日本战争罪犯，追究他们所犯下的战争责任。作为军人，对战争、战局的情况多少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在了解有关战争全局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了这完全是一场无谋无谓的战争。与此同时，我也更加强烈地感到了天皇应该负有的战争责任。

　　 在听到日本战败的现实情况以后，我就曾经考虑过，恐怕天皇还是应该以自杀的形式来承担战争责任，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军人、政治家都以自杀的形式来承担了战争责任。而作为最大的战争责任者，把大多数国民驱赶到了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地的人正是天皇。在为了天皇的名义下，我的朋友和部下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在战场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为了天皇而命丧黄泉。尽管如此，天皇在一纸诏书上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通什么“朕为护持国体，依赖忠良国民之赤诚，常与国民同在”的空话，就算敷衍了事了。但是，很多的国民对于为了天皇而失去自己生命的这件事，到底是怎样考虑的呢？基于这样的一种心情，无论是对于天皇这样一个作为个体的人，还是进而对于天皇制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我内心的批判都变得越来越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