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战争·第八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战争内阁的成立
近卫辞职的意义 近卫在日美谈判千钧一发之际呈请总辞职，木户内大臣对此非常不满。这好象是“日本丸”这艘船正航行在暴风雨的波浪中，在万分危急时，船长又忽然离去一样。
木户认为近卫应当奏请天皇，罢免东条，将真正的责任公布于天下，使国 民明了此事的真相。
日本陆海军部的焦躁气氛已到极点，一般舆论也狂热地盲目兴奋。英美的态度反而强硬了。日美谈判除非日本让步，否则毫无成功的希望。问题归根到底仍在于日本是否能根本改变其对外政策。具体地说，就是日本是否能从中国大陆撤退全部日军。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平，必须接受这个条件，否则将此谈判告一段落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从当时日本的国情来看，要想悬崖勒马，必须要有很大的牺牲。近卫内阁末期，因为已经判明陆海军的意图，为了彻底实行他的信念，近卫希望以国民的援助为后盾，不惜流血，以铁石的决心与军部斗争，如能动员全部上层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是能达到目的的。希望这样做的并非笔者一个人，因为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国家领导者的意向必须非常明了，而陆军绝不能真正反映国民的希望。
虽然近卫内阁已经总辞职，但是包括近卫在内的一批元老，如能仔细分析内外大局，决心维持和平，协力一致，另组一个有力的新内阁，即使国内发生一些混乱，但也许可挽救日本的命运。因为上层人士如能一致遵守天皇的命令，军部也许会稍有顾忌。比如，不顾军部的反对，组织第四次近卫内阁，让支持他的元老入阁，在天皇的周围团结一致，不惜任何牺牲地坚持做下去，也是可行的办法。
近卫遇到这种局面后，竟和一般的政变一样，行不通时即将它抛开，不了了之。日本开国以来，遇到这种危机，就要组织新内阁。在形势变化时，采取的根本措施就是防止发生混乱，因为军部控制了主要政局，支配了满洲事变以来的形势，军部的势力仍压倒一切，而一般国民又抱着战败主义的想法，必然使日本进入亡国的状态。
新内阁的组织方针 当时在日本上层希望开战的人很少，大家都认为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天皇极忧虑的事。主张盲目发动战争的，只有军部的势力。可是重臣们要求压制军部的势力，强行按天皇的意思采取一致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又是不可能的。重臣们对国际形势的知识很浅薄，而且盲目地认为外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稍微玩弄一点儿外交技术就可说服对方，也可能使谈判成功。他们没有考虑到外交不允许不现实。他们在简单地遮住眼，回避现实。
为了压制军部的盲进，重点应放在统制军部上。有人主张，为了统制军部，应由皇族负责组阁。但是，木户内大臣意见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往往皇族内阁不但不能控制军部，反而容易为军部所利用，况且现在皇族中，也找不到这种有魄力的人物。如果皇族被军部利用，皇室将成为人民的怨府。如果一定要统制军部，那么皇族的力量不足，就会受到军部的反抗，成为内乱反影响皇室。如果皇族有政治野心，又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时，那就更危险了。”重臣们多数认为，这时不如推出一位能控制军部的人较为妥当。
重臣会议 为着推荐新内阁首相，召开了重臣会议。天皇命令将过去曾任过首相的重臣们召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意见，其结果由木户内大臣呈报天皇。
当天参加会议的有曾任首相的清浦伯爵、若槻男爵、冈田海军大将、米内海军大将、阿部陆军大将、广田及林陆军大将等人。木户内大臣及原枢密院长也列席了会议。清浦老伯已经年迈，由护士护理着，但他坚决地出席了会议。平沼男由于被刺负伤，正在疗养未能出席。重臣们应当趁此机会，反省过去政府及统帅部所采取的政策及态度，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将国家重臣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这也是他们指导政治的唯一好机会。但是，会上有人解释，这次会议不涉及现在政策问题，只限于推荐后任首相，以备天皇咨询，故没讨论日本是否导入战争这样的根本问题。重臣会议并未提到和战问题，只注重如何能控制陆军，集中全力讨论怎样能顺利地组织新内阁。
在重臣会议前，军部主张由东久迩宫组织皇族内阁，东条将此意转给近卫、木户及陆军出身的重臣们。木户认为由军部推荐的皇族内阁是危险的。在会上，陆军虽推东久迩宫组织皇族内阁，但要求并不强烈，而宇垣大将又不能统制军部。结果大家同意木户的意见，交给有统制力的东条陆相负此责任，并劝他遵照天皇的旨意，去推行政策。所以这次重臣会议，既无波澜，也无紧张的议论，仅此一次会议，就决定东条为新任首相。
天皇陛下召见了东条陆军大臣。作为重臣，他还没有对国家负过这样大的责任。
东条总理大臣 天皇命令东条陆相进行组阁，并面谕东条：“新内阁须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返原为白纸，由各方面重新检讨局势，另再决定国策。”又命令：“海军大臣必须与陆军合作，不可磨擦。”在这之前，木户内大臣也指责将九月六日战争决心解释为御前会议的决定；为了实现天皇陛下的和平思想，必须取消这个决定。这样，东条得到重新检讨国策的自由，而且也有这个义务。
东条内阁于十月十八日宣布成立。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任首相兼陆相，还暂时兼内政大臣。及川大将推荐刚就任横须贺镇守府长官岛田大将为海相，岛田大将根据敕令特与陆军一起密切合作支持东条内阁。东乡为外相，铃木陆军中将为企划院总裁。任命寺岛海军中将为通信大臣，以与陆军的势力保持均衡。书记官长星野是一位为满洲建国出过力的将领，又是东条任关东军参谋长时期的助手。
现役陆相又兼首相，这是日本史无前例的强有力的陆军内阁。东条大将所指挥的陆军，过去是最强硬地主张战争的。重臣们却幻想这个新内阁运用外交手段促使日美谈判继续进行，并得到成功，这只能是白日做梦。
东条内阁出现的意义 关于日美谈判，从代表陆军的东条陆相的态度来看，不可能继续进行了，而近卫内阁倒台也是为一般人所知的事实。主张继续进行日美谈判的近卫，这次没再出来，而主张结束日美谈判、立即开战的东条陆相反出来组阁，国内外毫无疑问地认为，新内阁就是战争内阁，日本显然要进行战争。
新内阁声明不受以往国策的束缚，重新检讨决定新政策，日美谈判仍继续进行。一般国民对改变的意义不能十分了解，而稍知内情的人也曾经抱几分希望，静待谈判的发展。各国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一致认定东条内阁就是战争内阁，而且美国认为东条发表重新规定国策的声明不过是掩护备战的欺骗手段而已。
笔者赴美协助日美谈判的计划也随着近卫辞职而告中止，于是再度向政府提出辞呈。
二 美国与东亚
美国是怎样的国家 日本以前的谈判对象、将来的战争对手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美联邦共和国是由充满活力的欧洲白人，按照基督教精神，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里经过几个世纪建成的科学文化的国家。很少见如美国这样拥有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国家。大自然为最有能力、富于活力的人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景。文艺复兴后，焕发出自由解放精神的人类，经过一切精神和肉体的考验，征服了广大无边的大自然，创造出了新国家——美国。美国文化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不羁精神为动力，用条顿人的研究思想武装头脑，吸取了拉丁人的敏感性；欧洲科学文化及基督教文明在美国不为过去的习惯所左右，在最活泼新鲜的形式下，在自然的天地中成长起来了。
人类文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间几经浮沉，而希腊、阿拉伯发端的科学文明以及基督教教义，都促进了人类解放、进化的过程。这些文化传播到美国这片广阔的新天地后，更迅速地发展起来。征服了大自然，国民生活逐渐接近温饱水准，浑然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一切事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是自然法则，而判断美国时更应谨防过分夸大其短处。
美国的力量就在于美国人的精神和能力，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了今天伟大的美国文化。勿容置疑，二十世纪走在人类前列的是美国。如果从海上进入东部的纽约，或进入西部的圣佛兰西斯科 [ cdhyy注：旧金山。 ] ，观看眼前展现的美国的雄姿，就能理解以上所讲的意思。
随着人类的发展，国际关系的领导权曾从罗马帝国转移到英帝国，现在又由英帝国移到美国。
美国的国际实力 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摆脱了殖民地的性格，在融合了思想的物质的美国精神的指导下，已具备了在国际上领导世界的充足实力。威尔逊总统想通过参加世界战争，建设大美国，以其实力领导世界。然而，美国议会尚未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实力和使命，所以美国实行孤立主义。世界得不到拥有巨大实力的美国的帮助，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
战后采取孤立主义的不只是美国。国际联盟在欧洲的力量不平衡，表面在政治上实行国际主义，但在体现政治与经济方面，各国实际上实行深沟壁垒的孤立主义割据。英国通过《渥太华协定》，树立了经济的帝国主义地位。一九三三年伦敦经济会议想借助美国的协助挽回世界经济败势，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因经济上各国实行狭隘的割据主义，不可能调节国际经济，终于发生了经济恐慌，实行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孤立的政策的美国，首先面临最深刻的世界性的战后经济困难。现在的经济学者一致认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连续几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的结果。为解救危机，只能统制世界经济，适当安排人类需要的生产；而且，解救危机的捷径是，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之前，应先在各国内部实行。因此，在美国经过共和党的孤立资本主义时代，为克服经济恐慌，富兰克林·罗斯福统制国际主义的新政出现就是必然的了。随着美国逐渐从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制度向社会统制的资本制度转移，世界的中心也逐渐从英国移到了美国。
罗斯福因实行计划经济的新政获得成功连任总统，美国的经济力由国家组织，国力充实跃进。美国非常自信地进入了从孤立政策转入世界政策的时期。
日本的谈判对象美国当时至少有比日本强十倍的国力，而且美国准备了比英帝国多一倍的实力。用人来比喻，就是处于精力旺盛、充满斗争精神的拳击手这样的状态。
美国的睦邻政策 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但其内容却随着美国国力的扩大而扩大。门罗主义在当初是极端孤立排它的，但随着日益广泛的世界协作的发展，由于国力迅速增强，门罗主义表现为兼有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的保守、强韧性和适应时代进步的实际性。
门罗主义在南北美解放时代意味着排斥欧洲势力，是不许外来干涉的孤立政策。随着美国势力的强大，门罗主义为美国扩张势力所利用（如西班牙战争、加勒比政策、巴拿马问题等），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共和党所谓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同义语。美国在此政策指导下，飞跃发展，非常自信其国力。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政策的背景。而与此相反，共和党实行孤立政策。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时期，门罗主义迅速转变了方向，变成了科德尔·赫尔所说的睦邻政策。他明确地表示，美国在南北美各地并无帝国主义的野心，美国希望的是南北美各国的和平发展，其目的是达到共同的繁荣与安全。因此，美国给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为了确保共同的安全，采取了共同防御外来侵略行为的立场。而多次召开的泛美会议（蒙得维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巴拿马以及哈瓦那——一九四零年）已成为发展共同防卫的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墨西哥市召开的外长会议上，终于缔结了共同防卫同盟条约。
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通过睦邻政策提高了美国在南北美各国的威信，这和欧洲关系接近的阿根廷多少有些联系。因此，联合这些国家组成国际联合组织中的地方联合组织，在南北美各国间形成了共同的安全感和利害感。这是国际史上的大事件。这完全是美国自信其国力，同时也是感到对共同的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的结果。美国成功的睦邻政策成为将来美国世界政策的基础。
美国的安全感和自卫权思想 由于南北美结合，形成了共同的安全感，所以美国为了保护其安全，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东亚都更加关心，这当然被解释为门罗主义。美国认为，为了确保其安全，对发生在大西洋及太平洋彼岸的事，就不能漠不关心。
伍德罗·威尔逊解释说：“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欧洲大陆的一国势力，伸到大西洋彼岸时，就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罗斯福继承了威尔逊思想，解释这个主义为在具体的大西洋主义下扩大解释门罗主义。大西洋主义就是不许美国的敌国统治欧洲或非洲的大西洋沿海地区，以及通往大西洋的海道，如北海海口、英法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
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政策一般不包含狭义的门罗主义：对中国在门户开放主义（一八九九年）名义下实行扩张。而且，罗斯福的门户开放主义，也由原来的经济意义转为安全保障的意义，即把其政策扩大为防止破坏中国的独立，以及利用中国和东亚的人力、物力资源进攻美国。罗斯福一九三三年就任总统时，表示不承认满洲事变时所发生的现状变更。
因此，这就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主义也包括了大西洋主义及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世界政策的主体。随着对大西洋及太平洋所谓美国安全感的扩张，美国逐渐取消了孤立思想，比威尔逊计划的国际主义（国际联盟）进了一步，发展成为世界主义（世界国家——国际联合）的思想。
罗斯福所说的美国安全保障出观念已经不是在局部地区，而是与世界的安全保障一致的。罗斯福认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兴起，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都是与美国安全感为基础的世界政策不可调和的。为了向美国国民敲响警钟，并预告于世界，采用的办法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罗斯福发表的对日、德隔离演说。按照他的想法，美国的安全感已受到武力的进攻，这如同美国本土被侵犯，当然不是狭义的地理概念，所以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把危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德、日从国际范围内隔离出去。深知美国国力的罗斯福认为，不介入战争的政策是与世界安全感相对立的，因此将美国导入了防御（自卫）战争。
美国的积极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密切注意着欧洲大陆纳粹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一九三八年就向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为了维护和平，在华盛顿召开由美国主持的有关主要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他计划组织一个世界的和平机构。
罗斯福的世界政策和丘吉尔联系后，迅速、全面地实行了。美国民众坚信这是确保美国安全、维护民主的唯一方法，因此无条件地给予支持。最了解美国国情的丘吉尔，几次渡过大西洋访问华盛顿，成为白宫的客人，竭尽全力唤起美国的世界责任感。没有人象他那样确信，美国必将参加欧洲战争。
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会谈，并发表了所谓《大西洋宪章》，宣告美、英以民主主义的世界政策为基础，同时采取美英联合政策。
如前所述，罗斯福总统在法国投降前，暗示了参战的决心，保障给法国最大的援助，对已经表示战斗到底的英国也立刻给予不少援助，制定了《租借法》（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作为租借军事基地的补偿。一九四一年四月向英赠送了驱逐舰，更在同年十一月向美国海军发出命令，护送运输军需援助物资的商船，对阻碍运输的德、意海空军给予打击，这实际是没有宣战就参加了战争。宣战是唯有议会掌握的权力。这些行动被说成是为保卫美国的安全感而行使的自卫权。
美国的东亚政策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为对抗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而一直实行的海翰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在东方半殖民地插入列强殖民地的政策。因此，随着具有消极意义的门罗主义时代转变为美国在东亚的积极政策，美国也常常高唱反对列强势力扩张的高调，表示同情民族解放运动。
日本防御俄国进入满洲时期，美国是同情日本的。可是，日本转为对中国的积极政策后，美国的政策则变成严格防止日本的“侵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中国的自由解放为目的，同情革命分子。美国的国体使之不能忽视大众的主张。这与动辄只顾眼前利益、偏重于一党一派的日本的对华政策根本不同。
英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是在中国的最大权益国，在东亚有长久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日本成为强国而侵入的时候，英国便与日本共同确保其地位，这就是日英同盟时代。日英同盟使英国获得了莫大的权益，日本也取得了侵入中国的便利，美国对此很反感。
日英同盟在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为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体制所代替。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政策是美国第一主义，在东亚则意味着从与日本合作变为与美国合作。日英同盟被拆散，英美在中国实行了共同政策。
满洲事变以来，美国提倡不承认现状变更的史汀生主义，援助中国，公开表示反对日本的立场。这种倾向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而日益严重，终于废除了通商条约，实行了冻结令。美国对东亚的政策，通过日美谈判并没有一点缓和。
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的世界政策以充实的国力为后盾，去实现美国的国际理想；在东西两方面，与英、法、荷等西欧诸国联系，明确地断定轴心国为侵略者，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侵略者，固然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
随着日本的南进，A、B、C、D诸国紧缩了对日本的包围态势，使日本只能表示和战之意，不能有别的举动。
三 对美开战
东条内阁与日美谈判 世界已预示着太平洋将发生风暴。美国舰队集结在珍珠港，英国及荷兰也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东条内阁以日美谈判为中心，为了重新检讨御前会议的重要决定，日以继夜地召开统帅部和内阁的大本营联席会议。
日美谈判已移交给东乡外相，政府又拟了A、B两个方案，准备向美国政府提出，这是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会议还限谈判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结束。为了协助野村大使谈判，外相特派前驻德大使来栖赴美，利用前内阁末期格鲁大使代笔者所保存的飞机票，从香港立刻乘飞机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谈判，以后由野村、来栖两大使进行。
如果日本的态度不根本改变，谈判就没有好转的希望。
穷途末路 作为美国世界政策一环的东亚政策是与日本军部外交不可调和的。日美谈判，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赫尔国务卿提示的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方案开始，越谈判感情越疏远。日本政府几次提出新方案，情况仍然如此。美国的态度一直没与日本接近，双方的想法根本不同。当时，美国获得了日本电报密码的译法，所以国务卿在与日本大使谈判以前，已经知道了日本的意图并准备了对策。
日本战争狂潮日益高涨，连当初一度不赞成开战的永野军令部总长也变了主张。最初他说战争不可能进行一年半以上，后来又说就是打一年半也不要紧，最后竟说战争一开始就可以占领南洋、印尼，获得了石油和其它资源，即使打长期战争，也不用担心了。
作为岛国的日本参战，完全要看是否有制海权，才能决定胜负，至于是否开战则要看海军的估计和决心如何。海军强硬论占上风，认为与其坐等投降，不如南进获得资源，孤注一掷争取胜利。海军的意见占有优势，而国内没有能反对它的为量。早已决心开战的陆军，对海军的新决定更加欢迎。
于是关于日美谈判规定了我方让步的限度。军队非常自信，认为没必要改变我们的计划而妥协。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后提案的同时，东条首相、东乡外相都表示了让步的限度，态度十分强硬。
最后的谈判 东条内阁组成后，在联席会议上拟定了A、B两个提案，作为对美谈判的新提案。A案是根据过去的谈判，规定了日本新的最后的妥协案，B案是如果A案不能达成妥协时，日方愿将在越南南部的军队撤回越南北部，美国须放弃援助中国，收回冻结令，缓和紧张空气，重新开始谈判的方案。野村大使按照命令，先将A案交给美国政府。
东条内阁采取限期谈判的方针，再三催促美国政府对我方的新提案给予答复。野村、来栖两大使为使谈判在限期内早日得到结论，于十一月二十日将B案也交给美国政府，尽全力进行谈判。而东乡外相的指示电报，却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妥协。东条的强硬态度立刻反映到美国，因为已将日本密码破译出来，所以赫尔国务卿已知道，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对两大使的提案不再相信。美国政府对野村大使最后提案中的有关三国同盟问题，从中国撤兵问题、南方问题以及经济问题，不但没做任何让步，反而依照实际政策更加强硬。另外，特派来的来栖大使没有携带任何新提案，仅仅是为了参加谈判，美国政府对来栖大使的使命很怀疑，不仅未相信他的说明，反而增加了疑心。（参看赫尔国务卿著书一零六四页）
赫尔国务卿召请中、英、法、荷等与九国条约有关国家的代表，讨论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与日本的焦躁气氛一样，在美国很多人主张，让日本表明和战态度的时机到了。换句话说，美国应放弃拖延政策，设法判明日本的友敌之分。
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交给野村、来栖大使。这是综合了美国及其它友好国家的意见的对日本的答复，态度比以前强硬。在美国政府内部，应军部要求，赫尔国务卿也曾提出内容比较缓和的暂时协定，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再准备一个正式方案，但最后根据中国（蒋介石）和英国的意见，提出了这个强硬内容的答复，与日本摊牌了。总而言之。这个答复就是要求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不但要从中国本土撤兵，而且要从东北撤兵。美国总统、国务卿都预料到日本不但不会接受这个条件，而且必然要采取军事行动。
决裂前夜 日美谈判的主要妥协点就是承认“满洲国”问题。日本是以此作为最低收获物来进行谈判的。从满洲撤兵，就意味着“满洲国”的解体。东条内阁的态度已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了。日本认为美国的新提案，是明知日本不会接受而强迫日本的最后通牒。
日美谈判果然面临最终的危局。根据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官方声明，美国政府已预想到，这个答复到了最后阶段，日方不会接受，所以命令太平洋各地的陆海军采取了紧急警戒措施。丘吉尔也鼓励美国，如果日美开战，英国必在一小时内参战。日本方面，统帅部、政府也都暗暗地下了决心。
本来日美谈判一开始，双方就产生了根本的误解，这个误解始终没有机会解释，谈判也由一些不明日本意思的人负责，结果越发复杂化，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日美间最初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美国确立了援助英国、打倒纳粹德国的基本政策，因此决心不可避免地参加欧洲战争。但是，如果日本能结束因三国同盟产生的与德国的关系，改变对英美协调政策的态度，有意从中国大陆及南方撤兵，那么美国也打算在满洲问题上做些让步，与日本妥协，但美国不想牺牲在历来主义上所采取的政策。因此，美国的态度随着谈判的进行、苏联态度的明朗，更加强化。日本方面谈判代表的善意和热诚不容怀疑，但是左右日本政策的军部，和这些持和平主义的人见解不同，他们对于自己树立的积极政策下的预期活动，没有丝毫改变。美国为完成对抗日本军部计划的准备，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日本军部正焦急地等着谈判结束后，立刻采取行动的机会。日美谈判从开始就集中了矛盾和混乱。
外务大臣的说明 这时，日本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马上采取战争行动，一是暂时停止谈判，以观世界形势的发展。笔者当时不可能知道东条内阁的谈判经过和联席会议的决定，但是始终相信日本只要不介入战争，未来的道路是宽广的。因此，笔者认为即便到最后时刻，也要努力阻止日本卷入自毁的战争，经过深思熟虑，在东条内阁成立后，就访问了外务省。当时东乡外相不在，所以和西次官进行了面谈。我说：“我今天来，并非想知道日美谈判的秘密。外务省即使撤换几位大臣，也不是说这时就不负战争责任。当然，我们正面临困难局面，外务大臣很辛苦，请把我的意思无误地转达给大臣。”如果外务大臣辞职，陆军大臣、总理大臣又要兼外务大臣，这样就可以实行其主张。但是，笔者认为外务大臣的强硬态度必将使日本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不久，东乡外相想调笔者任驻华大使，在面谈时笔者问东乡：“外相为什么赞成开战？”外相说：“从军部及企划院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日本必胜，所以自己不可能反驳，而且也没有反对的余地。”又说明了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情况。笔者批评说：“是否开战，不是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是最高政治问题。”这次面谈时，日本海军在珍珠港、马来海上取得了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绩，举国沉醉于战争胜利的气氛中。当时日本上下一致按宣战诏书的精神，为进行战争付出最大的努力，已经到了要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回答的备忘录，正象预想的一样，使日本决定了其态度。这样，以前海军内部的一批犹豫分子，政府其它方面的反对人士都一致赞成开战。他们认为日本没得到所提出的要求。疲乏的舆论也兴奋起来了。十二月一日，御前会议审议了对英、美、荷开战方案，终于做出了开战的决定。
出动舰队和最后通告 军部已开始行动，命令舰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向千岛集结。日本决定的程序是：在今后的谈判中。如果美国仍不反省，判断搁浅，十二月X日限期开战，立即进攻敌人。”我方舰队接受了秘密命令出发了，但决定若在X日以前谈判成功，舰队就立刻撤回。所以，以X日为期限，野村、来栖两大使按照政府的命令，在华盛顿拜访赫尔国务卿，准备在舰队进攻前结束谈判。
外务省认为必须根据哈古条约的精神，事先发布战争行为的通告，统帅部、政府都认为应这样。但是，海军希望通告与攻击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收到更大的奇袭效果。通告的时间，本来交由统帅部及外务大臣商定，但是因海军军令部强烈要求，决定谈判结束的通告应该缩短到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关于进行通告的训令电报，前一天由外务省拍给驻美大使馆，其内容只指示结束谈判，而最重要的部分最后再电示。美国已经将日本政府的重要密码内容全都译了出来，事先已知道。日本政府又命令野村、来栖两大使，与赫尔国务卿约定在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举行重要会谈。
重臣会议 一切都在秘密中迅速进行。首先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召开重臣会议。政府对重臣们报告了一般形势和日美谈判的内容。当时，只有若槻男爵表示对经济方面比较忧虑，此外并未提出别的问题。后来，天皇又在首相陪伴下征询了他们的意见。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竟无人反对战争，或对国家前途有所表示。当时，舆论哗然，有识之士对和战的形势表示忧虑。政府将重臣们召到宫中，向他们说明国家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后天皇又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是亘古未有之事。为什么要召开这种例外的集会，是天皇想听取重臣们的意见吗？笔者相信重臣们都知道其意义所在。在国家危难之际，最高主权者天皇虽然给了他们直接发表意见的好机会，重臣们如果反对战争（内心里是反战的），为什么又不敢大胆地将意见说出呢？重臣的态度恐怕是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听其自然吧。也可能是被民间对军部发生的败战主义的空气所支配。在这以前高松宫曾对天皇说：“在最后的阶段，海军尚无把握，是反对开战的。”天皇听后，立刻召见岛田海相及永野军令部总长，询问海军的真意。两人回答说：“海军对于开战的决心及战胜的信念，和联席会议上所决定的一样。”一切按联席会议上的决定进行。十二月一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完成了一切手续，又批准了开战诏书。
突袭 十二月八日黎明前，东京的电话更加繁忙。消息灵通人士早将袭击珍珠港取得大胜的消息告诉了亲友。不久，电台播送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及诏书。人民听到了突袭的好消息，似乎放了心，也感到一点安慰。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听到突袭成功而高兴，不如说是长期笼罩在阴惨的战争气氛下的人们得到了一种解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是软弱的日本人的感情。当然没时间思考它意味着什么了。
格鲁大使在十二月七日开战前夕收到了罗斯福总统致天皇要求维持和平的电报，马上与东乡外相协商办法。可是，一切都晚了。外相半夜入宫，向天皇呈上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可是，那时珍珠港已经开战了。后来在东京军事法庭才搞清，因为开战急迫，对于派送英美大使馆的电报事当时是故意积压。就是罗斯福的亲电，虽然事先已由新闻电报报导了出来，但遵照参谋本部官员的指示也是特别迟送给美国大使馆的。
东乡外相估计野村、来栖两大使向赫尔国务卿进行结束谈判的通告已到了预定时间，就在十二月八日黎明要求接见格鲁大使，将在华盛顿通告谈判结束的公函副本交给格鲁大使。格鲁大使以为这是对罗斯福的回电便拿了回去。这时美国大使还不知开战的事实。他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已被断绝了电话等一切外界联系。
最后的通告 不幸的是在华盛顿谈判结束的通告比预计时间晚。电报文书的草稿已写好，但因为没时间，还没来得及誊写清楚。野村、来栖大使会见赫尔国务卿的时间，超过预定的一小时以上（到下午二时二十分）。这种重要事情出现差错，是玷污外务省传统的恨事。但拍给大使馆的日本政府的电报已全被破译，所以赫尔国务卿已知道两位大使来访的目的。在会见前，赫尔国务卿从白宫的电话中已知道珍珠港发生了什么事。两位大使被满脸怒气的赫尔国务卿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接待了。国务卿说：“听了两大使的来访目的，这是我五十年生涯中，从未见到过的虚伪无信的行为。”随后指指房门。两大使表情非常紧张，辞别了国务卿，回到日本大使馆后方知开战之事。
大东亚战争 以前发生的事是事变，而现在日本公布了宣战诏书，这才是正式的开战。战争由海军偷袭珍珠港开始。海军曾提议把这次战争叫作太平洋战争，可是陆军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经过这次战争，可以获得三国同盟所规定在大东亚方面的指导地位，主张这次战争定名为大东亚战争为宜。结果定名为大东亚战争。
海军、陆军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战争。然而这次战争对日本来说，既不单纯是太平洋战争，也不单纯是大东亚战争。日本已真正卷入世界大战的波涛中，无论大东亚战争、欧洲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都不是个别的战争，而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世界战争，而日本竟用狭隘的观念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根本就不清楚这次战争的性质。这些忽视世界局势的日本领导者们的愚笨的见解，是误国的一个根本因素。
德、意两国根据三国同盟的友谊立即对美国宣战，和日本处于同一战线。
欢迎德苏开战的丘吉尔首相得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电报后，知道胜利在握，大喊：“这样我们就能完全取得胜利了。”因为英国从此可以公开地将美国的精神的及物质的实力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四 日本与战争（一）
根本的错误与不统一 现在笔者应该谈谈第二次大战中日本战败的冷酷历史。日本战败是过去十多年政治紊乱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作为国家还是个人，不时刻自我反省自以为是，就象把眼睛蒙上向前乱跑一样。作为国家，为了在当今国际生存竞争中完全生存下去，没有大智是不行的。对整个世界形势进行错误的判断，必然误国。日本不但对大局没有正确认识，而且他们的焦躁感情更助长了失败。政策的失败，必导致作战的失败。战时日本人的心理也起了很大作用。玉碎常伴随着感激，但是坚忍，睿智更为珍贵。
欧洲战争开始后，因为缔结了三国同盟而卷入战争，在德苏战争尚未揭晓时，又冒险南进，欧洲战争大势已定，但硬要将两大强国作为敌人，卷入世界大战，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的内外指挥不统一，又错误地估计了物质力量，这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日本领导者在这次战争中，完全暴露出他们缺乏冷静的科学的检讨。
东条大将的感慨 东条大将在巢鸭监狱曾与笔者谈论战败的原因，他感慨地说：“与一国命运休戚相关的首相，竟无权过问军队的指挥，这样的国家能取胜吗？统帅部又分为陆军和海军，各自为政，很难合作。中途岛的失败，在一个月后才通知我，而且始终不知道详细情况。这样，直到最后仍没实现作战上的完全统一。”东条一向沉默寡言，竟说出这种话，其他人可想而知。东条最初任陆相，后又任首相兼陆相，领导战争，最后又亲自兼任参谋总长，企图控制政权和统帅权，集权力于一身。他在被处死前说的这些话，我想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根据他在狱中对笔者的说明，还有东京军事法庭上的资料，来看看日本军部的一般作战计划。
作战的基本计划 军部的作战计划是：认为德国的胜利已是既定的事实，日本参战更能促进共同的胜利，也可以取得战后有利的地位。尽管三国同盟缔结以来，客观的情势已发生变化，但日本仍未改变其方针。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的计划已成泡影，德苏战争已经爆发，而日本军部仍希望德国攻破苏联，从高加索经伊朗向印度洋南侵。按照这种希望，拟定了军部作战计划。日本军部以瓦解大英帝国为目标，开战后就占领了英国在东南亚的根据地新加坡，海军进兵印度洋，希望与从北非及中亚东进而后又南下的德军会师，实现日、德两国的共同作战，企图确保最后的胜利。军部的这种想法，是相信德国有压倒的实力，始终为德国的宣传所迷惑。
海军的作战 海军认为，这次战争是太平洋战争，其作战本来是以美国一国的海军为目标。对美作战本来是渡洋作战，作战的中心则是破坏美国的渡洋舰队。美国的渡洋作战，是先利用菲律宾抵抗日军，等候美国舰队输送大批援军，以圆形阵式横跨太平洋而来。这样先解菲律宾之围，然后转为进攻日本。从美国的常识来看，它一定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所以，日本海军作战的中心应是如何能破坏美国的渡洋舰队。日本在菲律宾与美国之间，拥有很多群岛（小笠原群岛及委任统治地域），纵断太平洋为南北两部分。小笠原、马里亚纳、加罗林三群岛连着东京湾的南方，经俾斯麦群岛，与新不列颠岛及东部新几内亚岛相接，是西太平洋上理想的堡垒。美国渡洋舰队必须首先突破这些防线，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是利用这些小岛，击破美国舰队。
可是，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美国一国为对象，除美国之外，英国及其它国家都成了敌人，战线扩大到从南北太平洋到印度洋，还有空军参战的海上立体战，于是日本海军被包围了。所以必须将英、美两大海军中的一个早日给予打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除此以外，无法抵抗敌人的优势，于是采取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本来美国间谍早将日本海军的密码获悉，并做了战争准备。虽然是偷袭，但大军远行进攻，是非常冒险的。由于敌人的疏忽和我们的幸运，经过周密的计划与长期的训练，偷袭珍珠港收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功。
珍珠港的进攻使美国人愤怒了，举国卷入战争狂潮之中。美国及各国观察评论家都在说。不能忘记珍珠港。这句口号，结果美国获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如果日本海军不进攻珍珠港，其行动只限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方作战，按原计划等待美国舰队渡洋，再对其进攻，始终坚持大东亚战争的意义，政略战略达到一致，美国舆论的影响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海军在战略上也许会是有利的。可是，如果不突袭珍珠港，对日本来说，至少在当时，战争一定会更困难。
总之，进攻珍珠港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懑，日本因胜利而松懈则是日本海军失败的开始。
广大的地域 陆军认为这次战争不是太平洋战争，而是大东亚战争。战争的重点是尽可能迅速地与德国武力会师，使大英帝国屈服。陆军重点对英作战，而海军重点放在对美作战，陆、海军的观点是根本矛盾的。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海军和陆军的作战并无多大差异。海军最初主张，尽管进攻的主力指向印度洋方面，但为保护其侧翼，有必要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致命的打击。但是，袭击珍珠港取得重大成功，南方作战不断胜利，海军自夸为无敌舰队，将战线逐渐扩大，极端派竟主张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占领夏威夷群岛，最后扩展到南太平洋。而陆军希望将主力集中在东南亚。双方的意见的不同，使作战更难调和。结果都各依自己的意见去作战，把作战区域扩展到最大限度。
他们忽视了空间与时间，作战计划成为地图上的空想，连物质上的实力也来不及计算了。在这样广大的远洋上作战，后方的联络与补给是基本的条件。日本海军竟认为，有把握在西太平洋上与世界两大海空国家争取制海权及制空权。这实为历史上的奇事。
开战初期，日本海军所保持的制海及制空权，随着战争的进行，也逐渐被英美夺回去。无论在太平洋上各大小岛或东南亚方面的日本远征军，都进入了自杀式的战斗，最后连日本全国也都面对着自杀战的命运。
日本军队善战，在战斗中没人玷污日军的声誉，在各处的“玉碎战”向世界表明了日本精神是什么，国民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的公报中得知，在阿留申群岛的孤岛阿图岛上，山崎部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赞扬士兵的悲壮及勇敢的牺牲并给予无限的感谢和同情，但是这些悲壮的“玉碎战”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作用。
“玉碎战”的概况 开战初期，敌人还未完成准备的时候，日军已投入积极作战。突然袭击经常是日军的信条，也是他们的得意之作。不到一年，在南方各处，日军完成了预期的进攻。在进攻作战中，陆海军都很出色，令世人惊骇。尤其是海军所属的空军精锐无比，在南方的陆军的密林作战则可以说是日本军队独有的。出现了陆海军竞赛的伟烈局面。由于初期的成功，在西太平洋方面，南方一带及东南亚方面，日军所到之处，扩大了占领区，到处进行最大限度的战术及政略上的防卫。
向这样庞大、与世隔绝的地区的远征军，提供海上补给，恐怕就是调集当时日本的所有船只也决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制海权或制空权，各远征军就会孤立，只能陷入被敌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命运。初战成功不到一年，形势逆转，制空权，制海权都丢失了，实际上我们的远征军在各地都陷于孤立的命运。
五 日本与战争（二）
初战告捷 战争是将十二月八日为X日在各方面一齐开始的。南云中将率领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舰队从千岛南下，为粉碎美国太平洋舰队偷袭了珍珠港，击溃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日美战争正式爆发了。这个报导犹如晴天霹雳，由电波传遍世界。多少人以认为应该来的事终于来了的心情看待它。
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的成功，集中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覆灭，这是日本海军平素艰苦训练的结果。
南方新加坡是日军进攻的目标。因为有必要将泰国拉入日本一方，所以同时开始与泰国进行外交谈判，强迫该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在越南等待时机的日军，一部进入泰国，一部在海军的保护下，在英属马来半岛北部新高打登陆，沿马来半岛南下进攻新加坡。山下将军指挥南方军，另一路军以台湾为基地南下。山间中将率领的进攻菲律宾的部队在菲律宾的林加延登陆。
尽管战前被派遣到新加坡的英国政府长官国务相达夫·库巴曾口出狂言，但是日本迅雷不及掩耳地进行了攻占马来的作战。日本的海空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业。开战后数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此会谈并发表《大西洋宪章》的“威尔士号”战舰，也是英国海军吹嘘的世界最大的不沉战斗舰，和“雷巴尔斯号” [ cdhyy注：通常译为“反击号”。 ] 一起为阻拦日军在宋卡方面的登陆作战，从新加坡出发，在北上途中，遭驻守在越南南部的日本海空军的飞行队袭击，两艘巨舰沉没，英国东洋舰队司令长官菲力蒲司令阵亡。一般人认为日本海军真是无敌于天下，国民的士气日益高涨。
山下将军的远征军仅在两个月内就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攻占了新加坡。海陆军都以此地为中心，伸展到荷属东印度各岛及南方一带。由于周密果敢的作战，战胜了敌人的抵抗，三月八日占领仰光，三月九日征服爪哇，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安达曼，一月三日占领马尼拉，四月四日占领科雷希多。海军又击沉了进入印度洋的敌舰，炮击了马达加斯加岛的敌海军设施，突袭了南太平洋的澳洲。
占领菲律宾不象预想的那么快，因为美军为扼守马尼拉湾的巴丹半岛和科来西特尔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所以攻陷马尼拉的战斗超出了预计的时间和兵力。麦克阿瑟最高指挥官和全家一起乘小船脱离了险境，他临走时说：“我还会再回来。”他逃到了澳洲，图谋再起。
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和狂妄自大 日本陆海军共同迅速地占领了南洋全域，即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西伯里、苏门答腊、新几内亚西部、帝汶岛等岛；在西边则进入缅甸，一直伸展到安达曼群岛及尼古巴群岛等地，在太平洋方面占领了中途岛与关岛之间的威克岛。
海军在太平洋上的阵势是以亚洲大陆周围的琉球、台湾、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为第一线，以东京湾的小笠原、马立亚纳、加罗林群岛、俾斯麦、新不列颠、新几内亚东部为第二线，而且攻占了其前哨威克岛、马绍尔、吉尔伯特、所罗门诸岛，将澳洲北方的各岛全部置于其统治之下。日本海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在敌人未准备期间，最大限度地扩张其势力。
为避免苏门答腊及婆罗洲的石油资源被破坏，日本第一批空降部队在巴邻邦降落。为开采石油，将内地的重要设备、技师运到该地。
由于占领了南洋全部，达到了预定的开战后的第一个目的，而且获得了重要的资源，所以日本开始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以随时将长期战争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控制在手。军部以为如果能保持运用现有的战果，战争必能获胜无疑，这决不是空想，甚至德国也羡慕日本的成功。军部自喜其作战成果，态度更加蛮横，海军方面负责宣传的平出大佐曾声称：“在华盛顿白宫签订城下之盟，”得到了日人的欢呼。初战的军事成功使一般国民错认为大东亚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更加轻浮乐观，已不可能正确认识世界战争。日本人的欢乐与美国国内的“不忘珍珠港”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
珊瑚海海战 南太平洋的作战从新不列颠岛伸展到所罗门群岛东南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如果再进一步攻占法属新赫里布里底群岛及新喀里多尼亚岛，就可威胁澳洲与美国的海上联络。为了保护这些前进基地，从帝汶岛渡海，直捣澳洲北部的军港达尔文，必须先攻占澳领东部新几内亚（即巴布亚）。即以此为基地，先攻占澳洲北部，再从澳洲方面防止敌人的北上反击。二月十九日，日本舰队曾空袭军港达尔文，港内的船舶受到致命的损害，军港也没法使用。日军进攻新几内亚东南部，澳属巴布亚的首都莫尔兹比，从海上突破比较便利。日本海军计划与满载陆军的运输船一起，从拉包尔迂回到新几内亚的东端，进入珊瑚海，从海上袭击莫尔兹比港，但是却被美国航空母舰所阻截。
日本在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被阻止，美国菲基少将所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与日本原忠一少将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遭遇而交战。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美国主力航空母舰“力基希顿号” [ 注：“列克星敦号”。 ] 被击沉；“尧克顿号” [ 注：“约克顿号”或“约克城号”。 ] 受伤，从珊瑚海逃到珍珠港急修，参加了六月五日的中途岛海战。但是，日本损失也很大，放弃了从海上攻击莫尔兹比的计划。后来又制定了从陆上占领莫尔兹比的计划，但终于失败了。因此，不但进攻澳洲北部的计划不能实现，而且进攻所罗门方面的日军后方联络，也由于美国舰队的积极作战而非常困难。珊瑚海一战日本勉强取胜，但是在整个战略上，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已完全被美国封锁，而且在瓜达尔卡纳尔一带的战斗中日本受到了更大的打击。珊瑚海战和中途岛作战是日本海军最后的两次积极战争。
海军的第二期作战 为了挽救初战的失败，英美两国积极地备战了。在澳洲对日军进攻的准备是与美国合作进行的。美国西部海岸各港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澳洲组织训练的澳洲军及美军的补给基地。
日本海军粉碎美国太平洋舰队后，为防备美澳军的反击。不得不考虑扩大太平洋作战，向澳洲的南太平洋作战，所以必须切断美国对澳洲的补给线。为达到此目的，海军计划进行第二期作战。
中途岛的战败 美国空军已经预料到日军一定要进攻中途岛，所以严阵以待。日本派拥有航空母舰、刚从印度调回的南云舰队为前哨，山本司令官率领大批舰队和载有陆军一个旅团的运输船一起公开进攻中途岛。当时美国空军已从夏威夷迁驻该地，大批美国航空母舰也集中在附近。
美国舰队的空军在正确地探测出日本舰队接近以后，先发制人，利用日本飞机空袭中途岛的时间，从美国数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大批飞机，从四面八方袭击日本舰队。日本舰队立即应战，当准备从轰击陆上目标转为海上作战时，遭到了敌飞机的袭击。敌机突破了日军的炮火，向满载飞机的日本航空母舰投下大量炸弹，舰上所载的军需物资立即发生爆炸，这仅是几分钟的事。山本长官鉴于这种情形，只好放弃了进攻，将混乱的舰队带回日本。日本的航空母舰也一一沉没。当时美国雷达已发现飞往中途岛的日机，所以美国飞机已全部飞离机场。日机毫无所获，待飞回到大海时，才知母舰已经沉没。这次海战，日本海军全部优秀的航空母舰（最优秀的四艘）和受过长期训练的空军几乎全被葬身于海中（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舰长也多与舰艇遭同样命运。南云司令虽被救，但以后在塞班战死。美国经此一役，报了珍珠港的旧仇。
中途岛海战实际打破了日美海军的均衡。随着我们在海上的不断失败，太平洋的制海空权很快都被美军夺了回去。中途岛海战实际是日美战争胜负的转折点。美国的士气由此提高。美国利用其巨大的工业生产力，迅速增加军备，积极训练军队，尤其惊人的是技术机械方面的进步使战斗力更增强。日美双方的实力悬殊增大，日本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中途岛日本海军的失败对于整个作战的指挥影响极大。海军事后并未将真相告诉国民和内阁，即便海军部内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对于返日的士兵，也严令其必须缄默，不准将此事告诉国民。
日军不许军队战败，即使战败也不准承认失败。对中途岛海战，海军竟发表消息说，这次战斗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明明是事实却不承认，明明失败而不承认失败，这是日本军的最大弱点，是日本陆海军共同的封建思想之一。这并不是真正强者的态度。这种态度直到日本战败仍未改变。
第二期作战攻击阿留申群岛虽然成功，占领了基斯卡、阿图等地，但由于中途岛的战败，只好放弃了南方的斐济岛及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为了确保前进基地，在与世隔绝的所罗门海空一带与美国海空军展开了不利的消耗战。日本的补给十分困难，海军实力逐渐消耗。以特鲁克为基地的山本司令长官在前去督战的时候，在布格威上空遭到美机的袭击而战死。事后才知道美国间谍早已获悉山本司令长官的行动。
东条大将在中途岛战败后一个多月仍不知真实情况，事后他感慨地说：“当时日本应变更根本的作战计划，可是已指挥不了海军的行动了。”由于中途岛战败，日本海军不仅丧失了主力，而且不能重建其战线，却仍贪恋所罗门群岛一带。这时不少人主张，日本应毫不迟疑地从占领一年多的马里亚纳、加罗林、拉布尔一线退却，由此获得重建并巩固新防线的时间；应认真研究中途岛战败的教训，保持住新防线。决定日本命运的中途岛海战，是日美开战后仅仅半年发生的。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消耗战 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给日本海军巨大打击，从珍珠港以来的劣势中恢复起来，充实了国内的战备，显示出在海上特别是在空中的优势，日美两军在太平洋的均衡被打破后，势力差距迅速增大。日本海军所轻视的美国潜艇在各地区威胁着日本广大的海上补给线，以后连东京湾附近也感到危险了：在横须贺军港建造的最大最新的航空母舰信浓号（七万二千吨）下水后想驶往吴港，刚出东京湾就被击沉。日本逐渐地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
美国端纳司令所率领的反攻瓜达尔卡纳尔的两栖作战部队与日本陆军的战斗极为悲壮。为掩护作战，日美海军在加罗林、俾斯麦、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等西太平洋中部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海战，真是席卷太平洋的战争。笔者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海战中，日本舰队与势均力敌的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其中有许多永载海战史册的事迹。但是由于日美的国力悬殊，美国有强大的军需工业生产力和飞速发展的科学，使日本在太平洋的长期消耗战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瓜达尔卡纳尔是日军威胁美国本土与澳洲及新西兰联络补给线的最前锋要冲，所以美军的反攻首先要夺回该地。日本陆军尚能作战，可是海军已逐渐丧失了制空、制海权。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日军补给几乎断绝。日军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撤退，数月后布格威鲁群岛也陷于同样的命运。士兵忍受着极端的困苦，粮食只能供应一半，靠农耕自给。日军的殊死战斗是勇敢而悲壮的。这种自灭性的战争，以后更加凄惨。日美陆海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到布格威鲁，经过了几个月的殊死消耗战，这真正是日美的决战。日本海军从此将海空军的重要力量消耗殆尽，以后日美失去了战斗力的均衡，制海权、制空权完全归于敌手，大批日援军葬身海底，各地日军以草根、树皮甚至蛇鼠为食，饿死了许多人。
美军夺取瓜达尔卡纳尔成功后，利用空军优势及海军的掩护，以大批两栖作战部队，采用“跳岛战术”，逐岛进攻，由布格威鲁、新不列颠、新几内亚、菲律宾陆续北上。这支由麦克阿瑟统帅的大军，是他从马尼拉战败后，在澳洲费一年时间所训练成的结晶。
在日军放弃太平洋的最前线瓜达尔卡纳尔的时候，德国的南方最前线的隆美尔大军也从北非退败，还有进攻苏联的作战亦因苏军夺回斯大林格勒（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而形势大变。一九四三年初期，轴心国的战势无论在东方或西欧都恶化了，日军所期待的在印度洋上与德意军会师已成泡影，于是开始筹划如何将扩大的战线缩小整理，但对在战术上只知进不知退的日军来说缩小战线极不顺利。
六 德国和战争
对苏战争的失败 在欧洲一九四一年是德国进攻苏联的一年。
据德国说，如果能将集结在国境线的一百数十个师的苏军击破，以后就如入无人之境，苏联问题不出三个月就可解决。一九四○年十一月莫洛托夫访德以来，德苏关系日益恶化，希特勒发现苏联是德国最危险的敌人，立刻调动军队，军部也认为这是处理苏联的极好时机，遂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非常秘密地发布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作战计划的第二十一号命令。命令说，“虽然对英法作战尚未结束，军队要立即发动对苏作战，一举消灭苏联”，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前，必须完成准备。这样，德国从对英作战（海狮计划）就转到了对苏作战（巴巴罗沙计划）。
德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潮水般地涌进苏联，但是遭到了苏联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后方的游击战更令人头痛，德国的军事行动未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北路军队逼近列宁格勒，一直度过冬天。中路进攻莫斯科。苏联政府十月迁到古比雪夫，但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铁路联系却没被割断。就这样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了冬季。
在对苏作战上，德国军部与希特勒之间在战略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总司令官布劳希契 [注：原译“布劳赫齐”，根据惯例修改，后同。 ] 主张调龙德施泰特 [ 注：原译“隆特许铁特”，根据惯例修改，后同。 ] 的进攻乌克兰的部队，协助中路保库的部队，消灭莫斯科附近的苏联总预备军，再破坏其野战军。但是，希特勒从政治观点出发，坚持进攻乌克兰，就罢免了布劳希契的职务，自己掌握指挥大权，哈尔达将军仍任参谋总长。一九四一年雨季甚长，乌克兰的进攻毫无进展。
“冬将军”曾使拿破仑败退，现在希特勒又重蹈覆辙。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来没有过的寒冷天气，对过冬没有充分准备的德军遇到了空前的苦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经过冬季作战训练的苏军的反击和后方的游击战，使德军牺牲很大。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毫无进展，表明德国东部战线的失败，终于导致战败的命运。
对苏战争与日本 德国的对苏作战同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一样，事先未给三国同盟的日本任何通告。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说：“对苏战争是德国自己下决心进行的战争，不期待日本的任何援助。”日本和德国之间对战争的指导没有直接协作。
对苏战争遭到失败后，里宾特洛甫外长才力劝大岛大使，希望日本也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说这是在大东亚除去苏联的好机会。军部盲信德国力量的人，有点动摇。但是，他们认为，象里宾特洛甫外长所说，在东亚扫除苏联的危险是主要问题，再进一步，德国处理苏联后，其势力从西伯利亚进入海参崴，就会与日本发生对抗，就如德国席卷法兰西时，恐怕其势力波及南洋一样。陆军以“关特演”的名义，在满洲集结大军，也就是在这时候。
军部因为已制定南进的方针，除北方派外，大部分对德国之引诱表示冷淡。所以，日本一九四一年底反而进攻珍珠港。德国希望日本进攻新加坡或进攻苏联，进攻美国是德国最不赞成的。
希特勒的对苏作战与德国军部 一九四二年是德国对苏战争决定胜负的一年。如果本年未解决苏联问题，就会促使苏联加强和美英的关系，从而完成其对德国的包围态势。一九四二年的对苏作战，也是关系轴心国存亡的一年。
东方日军的战争初期情况很好。这时日、德应默契配合作战，可是当时日、德双方都对同盟国 [注：轴心国？ ] 的实力估计过高。
德国参谋本部在哈尔达将军的领导下，并未改变对苏作战计划。他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先破敌人的野战军，再击破敌人的武力，则可以达到政治目的。一九四二年德军全力冲向莫斯科，切断苏联的南北交通，再进攻苏联的主力，军部认为依照这个计划进行，以后再扫荡其它各地就不困难了。
军部认为作战目标是破坏敌人的野战军，这是毛奇将军的兵法。可是希特勒认为，现在的统帅，不单纯在军事方面，而且必须考虑政治、经济方面。关于对苏作战，他从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日本军部从缔结三国同盟以来，也是这样考虑的。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仍与陆军一起，电令在柏林的野村武官，劝希特勒调德军进攻高加索。
希特勒因一九四零年西欧战争取得胜利而非常自信，这次又推翻参谋本部的计划，固执己见，将哈尔达将军免职，强令进攻乌克兰。
德国在东面的失败 德军除意大利军外，还调用罗马尼亚及西班牙的混合部队，侵入乌克兰，从敖得萨占领克里米亚半岛，逼近高加索，可是一九四二年战争并未分胜负。战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西部，截断了欧洲与苏联的联系，到达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畔，并且进入高加索，伸展到黑海，这是陆战史上未曾有过的漫长而单一的战线。可是，苏军仍维持着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交通，在内线作战中取得很大好处；并且拥有从波斯湾获得英美援助的道路。一九四三年一月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战，企图切断苏联的南北战线，战争异常激烈，但终未成功。德国当时在东西两面作战，国内动员力逐渐减少，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拥有极大动员力的苏联相比，在数量上更趋劣势。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北方地区集中，开始大规模的反攻。首先完成对意大利军及罗马尼亚军的正面突破作战，又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包围消灭，再把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分成几段，使其陷于混乱。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正式宣布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停止抵抗。德军受到重大损失后，不得不开始总撤退。对撤退的德军来说，苏军的冬季作战是他们最棘手的，而为对付游击战也常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九四三年初期，东西轴心国的战势都已恶化到不可恢复的程度。从此，日本和德国在印度洋会合作战的计划也不得不就此结束。以后德、日都陷于各自作战的命运。
作战和政治思想 希特勒实际是位军事上天才的独裁者。如前所述，德国军部的战术是按照毛奇的兵法，以击破敌人的野战军为战争目标。他们认为，首先粉碎敌人的武力，就能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希特勒则认为，在全体主义的战争中，武力是战斗的主力，但仅仅是一部分，战斗力应综合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要素，应立体地运用，在作战中多进行政治考虑。希特勒用这种新思想，抛弃了德国历来的陆海军平面作战方法，无论对挪威，还是对法战争都收到了巨大成功。
但是，已经完成希特勒的综合战术的是苏联。从科学唯物的主义的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苏联，已经练成全体主义的军队。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完成了党部及军部的融合，苏联的武力是政治、经济、思想及科学的综合力。苏联的军队建设由许多德国人援助，所以混合了许多德国的思想，但是，它完成了近代军队建设，仅在革命后七八年，就比德国军队前进了一大步。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的军队是一九一四年沙俄军队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的力量几乎不能类比。因此，在完成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防卫后，经过冬季作战，就能够反击、消灭德军了。
在西方战场曾获得巨大成功的希特勒战术，在东方战场竟完全失败了。这是因为其对手的素质不同。希特勒排斥了军部的意见，过于注重政治上的考虑，高加索之战成为对苏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德国军部是德国传统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势力。纳粹“革命”抬头后，希特勒全力争取军部与党部的合作，但这并非易事。处罚激进派冯·罗姆事件，也是为此而引起的。注重秩序、尊重能力是德国的国民性，所以希特勒经过几年的统治，军队方面逐渐有规律，党部与军部也见融合，与军部元老普劳姆培尔的关系，也见好转；但是，七八年的时间太短，不能完全完成这些任务。
两次压制军部的强烈反对、对苏战争都遭失败后，军部对党部及希特勒的反感忽又死灰复燃。原来德国陆军传统上对苏俄抱好感的人很多，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更造成了东部军队思想的崩溃。拥有机械化强大力量的德军，这时显得特别弱了，军队首脑部已经不属于希特勒和纳粹，反而成为反抗希特勒和纳粹的势力，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或反抗阴谋层出不穷，甚至愿向苏军投降。在东方战线上，无论将军或士兵，都对战争表示厌恶。
东部战线精神的崩溃立刻传到西线。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军队的统制力在西部也完全丧失了。
七 对华新政策（一）
日本有限的实力 满洲事变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日本自身的自卫。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方面以直接行动排斥日本在满洲的重大权益，而日本即使从解决人口不断增加的粮食问题，即从国民生活问题看，满洲权益对日本来说也是至关生死的重要问题。但是，日本行使武力是一个难题。还有满洲的统治方式，虽然采取了五族共和主义的“满洲国”独立的形式，但其内容无可争辩地总是以军部的力量的军国主义旧思想为基础的。
日本侵占满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出于日本经济上的动机；同时，日本经济也有予以开发的力量。但若超出这个范围，既没有理由，更没有消化的力量。将满洲事变扩大，是日本在经济方面招致自灭的行为，这也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当时军部的经济财政论者们支配着日本，他们的见解是：在财政方面，只要印刷钞票就可弥补，经济方面，只要用滚雪球式的武力向外伸张即可发展。官僚和学者，都成了这种军部见解的后盾。军部方面竟毫无理由地以强化日本的经济为名，或以获得资源为目标，深入华北向南扩张。
仅以经济上讲，日本根本就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况且，占领地的经济与军事力及政治力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日本对中国统治的根本错误 日本突入了超越它自己能力的日中战争，是日本崩溃的原因。华北工作转变为卢沟桥事变，更发展到日中全面战争，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主要城市。但是，仅以不足百万兵力，去占领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军所占领的不过是“点”与“线”而已，或者说仅是“点”更较为符合实际的情形。
既然如此，军部占领中国的政策仍是“满洲政策”的延长。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都采用了“满洲式”的办法。由于实力不足，结果一无所获。例如：文化工作，根本就不值一提；而在经济方面也是完全失败了。对于“满洲国”，日本多少尚有贡献，但是对中国本部，竟成了片面的掠夺。日中之间的感情愈发疏远，所谓的“日华经济提携”、“共存共荣”，随着掠取中国更多的物资，在实际上已经变成对中国经济的榨取了。
满洲事变后，由于经济封锁，增加了通商贸易的障碍。日本为维持大国经济，不得不在邻近诸国逐渐将经济交通集中，为此请求从中国供给原料物资的情形日益增多。对于中国供给日本的物资，日本也用生产产品及其它物支付中国，予以补偿。此时，日中双方所得到的利益是相互的、共荣的、提携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提出了“日满华共荣圈”、“日满华经济提携”的口号。然而，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物资主要用于制造军用品，民用生产的物资均感缺乏；再者，日本没有从其它国家输入原料，已经使日本逐渐感到在向中国输出产品和支付手段上均有困难，而且，因为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取得军需物资又是非常之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在占领区依靠印刷钞票作为支付手段，其结果是引起了通货膨胀。因为靠强迫，所以不断加强占领军的压力。
日军为了便利地攫取物资，又命令日本人组织各种公司。所谓“日中合办公司”的成立其实也不仅是为了获得权益，而且是更想达成这个榨取的直接目标。
占领区内军政的幼稚 日本为了操纵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设立了“兴亚院”；又在各大城市设立“联络部”，以监督中国的政治行政机构。当时华北有“华北政务委员会”，南京最初成立“维新政府”，以后又归并“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隶属于“汪政权”。这些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机构，都受到日本三方面的监督。第一，是日本顾问及日本职员在内部指导，第二，是“兴亚院”及“联络部”在外部监督；第三，是驻在该地的陆海军的综合监督。结果，好干涉他人闲事的日本人与厌恶干涉的中国人之间，绝不能融洽。在华北又创立了以中国人为会长，以日本人为副会长的“新民会”，开展与政治相并行的民间运动，所谓“新民主义”是三民主义混合了儒教的王道主义运动。但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对这些都毫不感兴趣。
这些落伍的政策，即在“点”与“线”的地区内实行，所以重庆方面的反攻及中共工作是很容易进行的。日军为了护卫铁路，沿着铁路挖掘战壕，相隔一定的距离又建筑一些碉堡。在华中占领区，又实行所谓“清乡”办法，将广大的乡村用竹竿围起来，调查其中的居民，处分“不良分子”，完全是一些幼稚无知的办法，丝毫未能达到目的。相反的，在中共首都延安，日共首领野坂等以日本俘虏为中心，施以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扰乱破坏日本军的工作。而且，即使中国方面与日本合作的人也都是想以与日本合作来开拓中国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决不是日军的傀儡，几乎没有违背他们的目的，盲目地进行合作。
对华新政策的根本精神 一九四二年初笔者被派为驻南京大使时，从战况报导看，日本的权威达到了顶点，经济状况也好转。日本与中国之间保持了交通联络，物资也可以自由输出输入，联银券和储备券都能同日元交换，贸易也很便利。而且，中国商人购买许多日本商品，得到了极优厚的利益。
在这种日中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笔者决心根本改变日本对华政策。认为这是实现多年来主张的对华政策的良机，而且此时如不实现，真正日本精神将永远无法表示出来。笔者主张把占领区政治、经济上的一切问题完全让给中国人，日本不干涉占领区中国的内政，援助中国人实现自主权的重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必须是个独立国。废除一切日中间的不平等条约，树立完全平等的关系，自动地在政治、经济上互相援助。战争已无必要，日军可由中国撤回，将一切权益归还给中国政府。日本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除了日中平等及互相尊重以外，我认为再没有其它办法调节日中关系。“满洲国”问题，南京已经承认，也就解决了。只有在今日日本充满信心地统治东亚之时，才可实现这种政策的转变。笔者认为，在中国及东亚各国中，如果实行笔者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所主张的政策，建立起尊重主权及互相平等的关系，那么这个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能树立这样的政策，对过去日本对中国的行动做点赔偿也是有意义的。
笔者屡次回到东京都向朝野要人游说此事，鼓吹首脑部及军部树立这种政策。天皇对此也全面予以采纳，东条首相亦表明愿遵照天皇的旨意陆续改善，并尽力向军部方面说明。用了宝贵的战时的一年时间，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
实行新政策的基础 中国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困难万分。现在军部虽然表面上改变了他们过去的态度，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天皇的表示及东条英机遵照日皇指示的实行，踌躇了一年，最后终于成熟。
第一，自一九三七年以来，将近百万的日本青年士兵经过在各地长期战争，他们也明白了中国的情形。他们都在问自己日中为什么要战争？但是无人能找出必须战争的理由。大部分人都认为日中两国应当融洽，而不应当发生战争；互相亲善，共谋繁荣，这才是应有的态度。过去虽然遭受很大的牺牲，但唯有这次的大牺牲，日本人的感情才走上了正轨。
第二，日本人经过这次战争，眼界也开阔多了。他们也知道，日本用武力压迫中国，使其承认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权益，是违反日本使命的，日本在东亚的使命，是与中国共同负责。也渐渐地从大处着眼观察问题了。关于中国问题，过去日本人是完全钻牛角尖，只顾眼前利益。这种近视眼的想法，也逐渐减退。日本人是从噩梦里初醒了。
第三，军部对中国物资的榨取，不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即是日本国内人民需要的物资生产也迅速减少。由于船舶的缺乏，运输更日趋困难。因此，日本只有在中国搜刮物资，但未将应该交换的物资运往占领地区，致使该地区通货膨胀。为了维持日本军需工场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依赖中国的自动协助。日军的压迫政策，对中国当然是有限度的。不但是经济，在各种问题上，日本也明白必须是中国的自动愿意合作才能有效果。正在这时日本发生了设立大东亚部问题。
新设大东亚部 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军部为了处理满洲问题，曾专门设立对满事务局。卢沟桥事变后，又设立了一个兴亚院，主管关于中国的问题。这次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占领广大的南洋地区，这些地区都利用旧有的行政机构，由日本军予以监督。其后军部主张，为了处理有关“满洲国”、中国占领区及南洋一带的事务，在日本外务省新设大东亚部，管辖兴亚院及对满事务局和南方工作，这种主张旋即被内阁所采纳。
这种主张对内是排斥外务省，企图缩小它的职权。这是基于军部战时无外交的思想，对外是要将各独立国化为特殊关系地。此机构完全违反对华新政策的精神。
大东亚部的新设虽然遭到外交部和枢密院的强硬反对，但东条军阀内阁仍将这一提案通过，东乡外相因此愤而辞职。
笔者也认为大东亚部的设置绝无实行新政策的希望，遂呈请辞职。然而东条首相对笔者的说明，却与此判断相反。他说：“为实行新政策才成立大东亚部，并任命对新政策有认识的青木一男（前藏相）为大臣，又任命对新政策有充分理解的谷情报局总裁为新外务大臣，协助运用外交。希望主张新政策的你仍留原地，执行新政策。”笔者以为真有实行的可能，故应允暂时仍继续工作。然而，东条首相对于新政策的认识，与笔者的见解完全不同，不过笔者仍决心与志同道合的人指导日本实行这个新政策。
新政策与和平问题 笔者对未来战争的信念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对华新政策终是符合大局利益的，同时，笔者的见解是，日本走上错误道路，对外是从中国问题开始的，所以如果想纠正这个错误，必须仍由中国问题出发，逐渐改变其它对外的问题。笔者想将新政策的精神慢慢地反映到对内的政治方面，纠正日本的错误。新政策不但是在中国或东亚，即在日本国内也须实行。也就是说，内外政策必须共通一致，才能将导入歧途的军部策略矫正过来。笔者相信这才是平定昭和动乱的理由。
对华新政策的内容是中国多年来所盼望而日本未能如此做的，倘若能认真实行，日中之间的冲突，必能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日本虽然刚准备暂以南京的汪政权为对象并使其实现，但新政策如能真正实行，则重庆国民政府就没有再与日本继续战争的理由。于是，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改权也可能妥协，甚至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和平问题也可能实现。但是日本如果不改变它过去的政策，无论向重庆国民政府做几次和平试探，也是不会有结果的。笔者认为新政策才是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及日本妥协的最大前提，以此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日本政策的根本改变，实是消弭战争和全面和平的关键。
当时，英美正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也许有人怀疑，即使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无再继续战争的理由，可是由于中国和英美友好的关系，恐怕仍是不可能与日本和解的。然而，日本对外政策如能依照新政策去进行，也尽量设法符合英美的希望和主张，打开走向世界的路，那么不但重庆的国民政府，即使与英美进行妥协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日美谈判时，如能采用新政策，谈判必能达成协议。新政策是恢复一般和平的基础工作。
国内只有明了新政策的意义，才能督促政界要人们进行反省觉悟，也可转换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新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清算日本过去的错误政策，当然对战争的影响是很大的。换句话说：不必等着战争的结果，而是积极地准备早日将它终结。
八 对华新政策（二）
天皇的意旨 日本天皇对于新政策在内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甚为了解，希望能着手实行。除命令东条实行外，又派三笠宫（昭和天皇的三弟）赴驻华占领军总司令部工作，以监督当地日本人切实执行新政策。三笠宫屡次在上海日本军部、官员及民间的集会上，鼓励日本推行新政策。
东条英机首相体察天皇的意旨，对新政策的实施极其热心、努力。他到上海、南京时，大讲新政策的意义，并令其实现。但是，东条对新政策的意义理解到何种程度，确是疑问。由于日本天皇令实施新政策，他也似乎真正地在执行着。同时也应承认，他作为军部首脑及军事政治家出现，同其他人比较，对新政策的理解也还是最深的。这从他在大东亚会议和其它场合的言行中看得很清楚。
对华新政策的实施 对华新政策自一九四二年起做准备工作，于一九四三年开始实行。当时大致可分为政治与经济两方面。
汪政权获悉日本将树立新政策，以为南京政府的目的可以达到，所以很欢跃。然而，实行这种政策在日本内部仍有很多的障碍与误解，究其原因是日本军部过去的错误思想与新政策的思想完全不同。他们依旧存在着《日中基本协定》的旧想法，而且日本政府的命令在当地的部队往往不能彻底实行。例如：日本决定将中国的财产交还中国，但是在交还时，其中大部分机器都已破坏不堪，不能使用。
此外，与外务省有关的政治方面较经济实行得要多。例如：笔者在满洲事变前即主张废弃不平等条约，现在终于实现。苏州、杭州、汉口、天津各地的日本租界，首先开始办理归还手续。
租界归还以后，开始商讨取消治外法权的问题；其后又将关税问题解决，并将庚子事变的议定书（关于北京与海口间驻兵权）予以废弃。一九四三年一月，日本与汪政权之间达成了协议，将过去不平等条约全部撤销。
改组内阁与新政策的推进 一九四三年四月，笔者为请示实施新政策的第二阶段，返日述职时，东条首相请笔者入阁任外相，笔者表示愿回中国，实行新政策。但东条希望笔者留在中央方面，以加强推行新政策，进而处理东亚各地的外交。结果决定外务大臣与大使互相对调，改派谷外相为驻华大使。笔者接受此职后，决心在中央把握机会，加强推行新政策，希望能迅速实现一般的和平。
当时，天皇不仅屡次嘱咐必须实行新政策，更对战争表示忧虑，希望早日恢复和平。
笔者与谷大使两人合作，逐渐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将所有日中间过去的不平等关系全面地具体地清算之后，决定双方以平等的立场，建立同盟关系。当时，日本国内情形也相当复杂。虽然到处遭遇意外的障碍和刁难，但是最后仍能突破这些难关，全是由于时事的演变。东条又发表宣言，在与中国国民政府恢复和平的时候，日军从中国全面撤兵，故日本对新政策的实行也相当迅速。
笔者立即开始将新政策用于整个东亚地区。与此同时，通过议会努力使全体国民了解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形。迄今为止，这一努力还不能完全说明日本大力宣传的战争目的已显露出了。因为东亚的解放，亚洲的崛起，东亚民族摆脱殖民地地位，立于各国平等之地位，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实现这些目标，才是日本战争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才能完全满足。这时，日本对华新政策基本上走上了正轨。
新政策与日中关系 在日本最高决策机构中反对意见逐渐减少，在中国开始实施归还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新的日中同盟关系即平等关系。经过日中（指汪政权）双方共同的努力，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如果没有抗敌关系，日本驻军会立即声明从中国撤回日本。
如果考察满洲事变以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重庆国民政府已与英美发生友好的关系，中国既不能违反英美的意见而与日本单独协商媾和，反过来说，中国也无力调停日本与英美的关系。何况恢复日中关系的计划阻碍甚多，且蒋介石先生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尤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开罗与罗斯福及丘吉尔举行会谈，共同发表开罗宣言之后，更是如此。所以如果由重庆蒋介石先生负责进行与日本洽商日中间或者英美的和解，除非日本投降，否则绝无希望。
可是日本如果能以中国人民为对象，实施对华新政策，将日本的行动政策放在公正的理想之上，使世界各国都能明了真相，最起码这也可以成为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而且，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为了恢复日中将来的关系这也是绝对需要的。
日军对中国的态度过于荒唐无稽，所以日本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应求中国人民了解日本人的真正精神。新政策的对象，是通过汪精卫政府，以中国人民为对象，希望中国人民看到这些新政策，证明日本人是否有诚意。
日本的外交政策 无论军事当局怎样解释，战争状况正在走向恶化是事实。在战争问题上，日本国民均自觉地进行善意战争的努力，正因为这一点，日本国民不是盲目的。笔者能够对世界范围内的形势做客观的分析，通过内阁、议会、翼赞政治会及实业家的聚会等，努力给国民提供形成评判观察的资料。由于对军部专管工作规定严格，所以对当时战争近况的报导及说明必然有相当的困难。
笔者对于议会的软弱感到吃惊，而且笔者认为，为了诉诸于国民，除了通过议会之外别无它法。笔者欢迎认真的外交商讨，但是在议会上始终能听到所谓外交软弱的非难。这是由于当时外交受到限制，外务大臣在法规上只有极小的权限，所以在运用这一极小的权限时，常发生许多困难。但不管外交权限如何，笔者作为外交大臣当竭尽全力推进外交政策。当时在议会召开的公开与秘密会上的演说与答辩，都是出于这一意图。
对华新政策，必须实行到底，同时应将其逐渐扩大，伸展到日本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笔者将这新政策定名为“大东亚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促进亚洲民族的觉醒，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更进一步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日本必须采取国际亲善的政策，与各民族、各国家建立善邻友好的关系。日本还同苏联订有中立条约。严守中立条约和善邻政策是相辅相承的。
进行大战争的日本的战争目的必须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日本的主张和战争目的就是东亚的解放和亚洲的复兴。只要这一战争目的达到，无论何时都有恢复和平的准备，所以大力宣传的日本战争目的论成了恢复和平的基础工作。同时，既然已经发动了这样的战争就不能半途而废，即使还要做出牺牲也不能停止。无论是人们，无论是国家，自然而然发现了至善的本来面目，这是伟大的力量，是神圣的工作。那神圣的工作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也决不过迟。
以上旨趣，笔者在外务大臣工作期间，在议会和其它场合的演说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九 大东亚新政策
日本的战争目的与东亚的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明确的是为民族解放而战；在欧洲白色人种中间，在巴黎会议上，实际确认了民族自决主义。然而，当时民族主义只在欧洲范围之内，亚洲依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为确立为亚洲民族主义而战。亚洲的民族应以这次战争为觉醒的契机，为自身的解放与复兴而战。
亚洲和非洲的解放、复兴有助于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欧洲各国利用亚洲和非洲作为榨取的对象和在操纵殖民地期间，是不能确保世界和平的。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世界东方的解放与复兴。日本没有其它任何野心，只要日本突入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实现，无论何时，日本都有终结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的主张。
根据以上主张，日本鉴于在东亚地区还没有独立的各民族，决定承认每个国家的独立。缅甸和菲律宾均被承认。属于日本领土之内的朝鲜、台湾也允许进行政治参与和自治活动。印度的独立也在准备之中。对于印度的独立日本也给予援助，并对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也予以承认。日本期望在它力量所及的地方所有民族都实现独立。当然在内部还有不少困难、阻力，但是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
东亚民族的领导者 日俄战争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在东亚地区出现了许多民族志士。其中的代表者，在菲律宾有劳雷尔博士，在缅甸有德古达·巴莫，在印度尼西亚有苏加诺。在其它地方，也有不少志士仁人来到日本。这些人都是东亚民族的伟大领导者，都热烈期望自己的国家脱离欧美的殖民主义压迫，实现完全的独立。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是真诚的，即便战争失败了，他们的精神也将永远留在东亚天地之间。
对于菲律宾的独立，日本立即予以承认。克逊的朋友劳雷尔博士曾任高等法院院长职务，独立时被选为大总统。此人是个卓越的铁腕人物，是领导菲律宾民族独立的杰出人材。缅甸独立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德古达·巴莫，费尽心血长期从事独立运动。他崇高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创造了缅甸独立的基础。印度尼西亚还处于独立的准备时期，由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苏加诺领导的长期独立运动，依靠日本的援助在急剧地进行着。
在论述亚洲民族主义时，不能忘记印度的伟大英雄钱德拉·鲍斯的名字。
乌呼！钱德拉·鲍斯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独立运动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集结起来。甘地的门生钱德拉·鲍斯则主张用武力和直接的军事行动，作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者的尝试。
钱德拉·鲍斯在印度出生，但他也学习了英国的文化，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印度的独立，他发誓要贡献自己的一生。为此，他不考虑个人生活，四十岁时还过着独身的生活，从而为同志树立了榜样。他是一个非常激动的热血男儿，但决不说大话，深谋远虑，其容貌、举止和表情都表现出真挚，是一个真正的勇者。
他在印度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与英国官吏发生冲突，曾被投人监狱达数十次。欧洲战争爆发后，他秘密越狱逃到阿富汗，不久依靠日本方面的帮助进入德国。后来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取得印度独立的极好时机。他在柏林期间，以印度俘虏兵为主，编成了印度独立军第一大队。一九四三年初，他又乘坐德国潜水艇来到印度洋，又换乘日本潜水艇进入马来西亚，在这里组成了印度自由军。
他曾三次访问日本。第一次，为了确保与日本当局的联系，第二次，是为了出席大东亚会议，第三次，由于战争局势恶化，与日本进行最后洽商。他在大东亚会议上的演说和在政府欢迎会上的演说都声泪俱下，这是革命志士对苍天的申诉。日本采纳了他的要求，占领了印度的安达曼和巴科巴群岛，尔后这些群岛置于印度临时政府的统治之下。日军又越过缅甸北部的国境。在英帕尔强行作战虽然是轻率的，但其目的是为了援助印度大陆一部分人为创造印度自由天地计划而进行的。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钱德拉·鲍斯作为印度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呼吁印度国民奋起独立。这是个不朽的檄文。英帕尔战役初期取得成功，但由于硬干使目的没有达到而失败。英帕尔战役失败后，他非常苦闷，第四次飞往日本。飞机在离开台北飞机场之际坠落。他是为印度独立而战死的。他死后，印度人仍相信他还没有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钱德拉·鲍斯的部下都被逮捕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在印度首都审判席上，辩护人要求笔者或笔者代理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认为应推翻英国检察官的所谓钱德拉·鲍斯是日本傀儡的主张。外务省次官及驻缅甸大使与外务省职员泽田廉三、松本俊一以及太田三郎三人，作为笔者的代理人在印度法庭上证言：他不仅不是日本的傀儡，而且反是为印度独立奋斗终生的革命志士。最后在印度的英国审判官终于宣告鲍斯是印度爱国者无罪。同时英国人也深知印度独立时期到来了，战后英国承认了印度的独立。
《大东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历史性的大东亚会议。觉醒的东亚民族在日本聚会，形成亚洲自己的宣言。作为东亚的独立国，到会的有汪政权、“满洲国”、泰国、菲律宾、缅甸以及日本，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者有汪精卫（南京）、张景惠（“满洲国”）、温依（泰国）、劳雷尔（菲律宾）、巴莫（缅甸）、钱德拉·鲍斯（印度）及东条（日本）诸人。日本代表被公推主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共同宣言。宣言指出：大东亚各民族站在独立平等的立场，相互尊重主权，共存共荣。宣言决议各国要共同努力，实行通商自由和奉行文化交流，为亚洲的解放与复兴而奋斗。宣言的内容同一九四一年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是相对的，同时它又包括宪章的许多思想。它是会合了各国的政策所实行的宣言，因此这个宣言被称为《大东亚宣言》。《大东亚宣言》比对华新政策前进了一步，它是真正日本精神的表示，表明了日本的战争目的。
十 战时外交（一）
对苏外交 日本的战时外交同大东亚政策一样应当考虑对苏关系。因为日本和苏联订有《中立条约》，所以在条约有效期间内，虽是在战争中，但仍可以同苏联维持和平。日本在德国同苏联战争中是中立国，而苏联对日本与美、英的战争最初也是中立国。日本因信赖《中立条约》，所以特别谨慎小心，无论在海上、陆上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尽最大的努力，寻求解决。苏联虽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将满洲所发生的国境事件归咎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但对日本在战时遵守《中立条约》一事，并未表示不满。
那么，苏联是否遵守了《中立条约》呢？日本方面相信苏联必能尊重条约，并再三地提议加强这个关系。松冈外相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时，苏联希望日本将在北库页岛所有的石油、煤炭的权益取消，而日本却希望自一九三六年因成立防共协定而停止谈判的渔业条约再度恢复谈判，并取消每年为缔结临时协定而发生的困难，但是双方仍有意见分歧，笔者曾将这个问题提出与苏联磋商关于撤销权利事，克服了日本内部的重重阻力；也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渔业条约才能达成协议。一九四四年春，佐滕大使与莫洛托夫外相在莫斯科签署了最后的协定。
德苏和平问题 日本企图更进一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也是签订三国同盟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他们都希望德苏战争早日解决。
当时直接负责战争的军部在作战上希望德国与苏联休战，为了同样的目的，也盼望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和平，实际上，外交并不象军人纸上谈兵说得那样容易，如果梦想玩弄外交上的手段，操纵它国，一朝一夕之间即可以实现和平，那就纯系幼稚的想法。但为了巩固恢复和平的基础，希望造成与国民政府和平的空气，同样的，也盼望德苏停战，所以当时认为应改善日苏关系，遂将德苏问题提出讨论。
当时笔者提议特派一位有权威的元老赴莫斯科，后来又选了广田前首相，设法进一步地努力改善日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必要时，由苏联经过中立国前往柏林，并赋予全权处理恢复德苏关系及一般和平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确实需要选择一位对苏问题有多年关系，而且对外必须获得它国信任的有经验者。
这个提案在日本虽然得到各方面赞成，但是苏联方面却解释这仅是德苏和平的调停，予以拒绝。虽然以后再提出，甚至更准备了改善日苏关系的具体方案，但苏联表示鉴于一般国际情势的演变，不是接受日本特使的适当时期，仍予以拒绝。据美国方面的记录，苏联每次均将日本提案通告给了美国政府。
苏联与《日苏中立条约》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曾多次对佐藤大使表明，苏联绝对遵守《中立条约》。对于日本要求《中立条约》延期的提案，他表示尚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何必焦急！一九四五年五月，最后通告废弃中立条约时，莫洛托夫仍对佐藤说：“《中立条约》到失效为止，尚有一年以上的有效期呢。”
一九四三年四月，笔者就任外务大臣时，苏军转取攻势，以后海战每捷，直到大战结束。苏联胜利的态势逐渐影响到对日的态度，在关于加强《中立条约》及特派日苏亲善使节等谈判中已改变了以前的面目。很明显的，苏联对战争的结果，曾加以精密的计算。苏联不理睬日本的反对，仍让空袭日本的美国空军降落在苏联领土，而且更加设法隐蔽。当时美、英不但要求苏联保护其驾驶员，应不惜违反中立；更对苏联表示，愿付重大的代价，希望苏破坏《中立条约》，对日开战。这个也可作为判断苏联对遵守条约的观念上的一个参考资料。
研究苏联唯物主义外交的人对于苏联态度的判断并不感到困难。仅从日本开战时，为努力维持改善日苏关系的外交谈判经过，即可窥见苏联对东南亚的阴谋。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之后（根据美国及其它新闻情报资料可以判断）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对日开战，在接受废除《中立条约》通告之后更可证实这一点。
对德意的关系 根据《三国同盟条约》，与站在共同战线上的德、意两国交涉，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互相援助，以期收同盟之效，但笔者任外相时期，因彼此的战场已经分为两个，无法协助，仅仅是尽一点同盟的礼节而已。
相反，美英之间联系更加密切，而轴心国却在东西两个战场上各自苦战，这是轴心国战败的第一个原因。轴心国希望将东西两个战争在印度洋上联结起来，以后再统一作战，这个战略在最初即告失败。
德国感到对苏战争不能顺利进行时，曾再三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大使为达到这一目的，经常对日本军部或日本外务大臣（笔者）提供各种情报，如：苏联违反中立，供给美国空军及潜艇所需的基地，或美国输送大量军备品供给苏联西伯利亚的军备等等。笔者为避免德国政府发生误会起见，也屡次向它明白表示日本无意违反《日苏中立条约》，并劝告他轴心对英美既然无战争的充分力量，与其扩大，莫如收缩战线反而对日、德两国有利。德国大使对日本这种态度也并没有发生误解。
德国大使史达玛与笔者在南京时即已认识，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看得很清楚，并且表示赞同。笔者曾通过他劝告德国政府，必须采取和新政策相同的政策。但是，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不但已经对斯拉夫民族等异民族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且已把占领地行政交由罗占贝尔赫负责掌管，而他是一个生在波罗的海附近的非常偏见与心胸狭窄的人。自从希特勒表明拒绝笔者所劝告的树立全面和平提案及对苏和平的问题以后，我们才知道德国已经采取了不胜即自杀的决心，绝不采取除此任何中庸的态度。
对法、葡关系 在东亚地区，法国时常处于困难的境地。原因是，法在中国和中国租界地及铁路等方面都与英国有同等重大的权益。排斥日本多年的法印殖民地更是抵挡了日本南进的道路。战争中期，原驻中国大使考思姆作为在日本客死的安恩利的后任来到了日本赴任。考思姆在法国人中以精明强干闻名，极困难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上分令人尊敬。无论是在日本、在中国，还是在法印，法国人总是担心本国的状况。当时维希政府处于德军占领之下的地位。戴高乐将军则是在英、美阵营的法国代表，在东亚对日本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当时，维希政府对于轴心国是同盟国，但是戴高乐将军的政权对于日本则处于宣战的状态。在东亚地区，法国的官吏对日本大体不采取极端对立的态度，始终限于消极抵抗。但是在战争后期，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法印德古总督向戴高乐将军宣誓效忠后，对日的敌对性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不得不排除法印敌对官吏的干扰。而且为了确保日本军队的安全，同时接受越南一带民众的要求，遵照大东亚宣言的精神，允许他们开始建立独立国。
葡萄牙在中国南疆的澳门有工厂、洋行等，在南洋属有帝汶岛，同战争中的日本有极其微妙的关系。澳门是中国南疆唯一的中立地带，它成了联合国情报机关活动的根据地。帝汶岛是荷属印尼和澳洲的要冲，日本占领了帝汶岛的西部，这里就成了追击退却敌人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葡萄牙把亚速尔群岛（大西洋）供给英美使用以来，日本和葡萄牙关系相当紧张，但经过战争还能维持两国邦交是很幸运的。
西班牙本来站在轴心国方面，与日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战争后期，随着轴心国失败西班牙的态度骤然变化。最后，西班牙同日本在菲律宾权益问题上发生争执，纠缠不休，不管日本方面做怎样的努力，终于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断绝。
十一 和平之试探（一）
和平问题之处理 关于如何能使战争结束，这个和平的探求无可否认的是赋予外务大臣战时最重要的问题，笔者入阁的意义也就在此。入阁时，东条首相告诉我，日本天皇对和平的问题十分关心。这次战争并不象日俄时期那样是国家与国家的决斗，而是吃掉或被吃掉的全面战争。日本军部表示，决心将这次战争打到底，如果有人中途提倡和平，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制裁。军部独裁的实权，以陆军大臣为中心，为贯彻这一政策，使用宪兵作为政治警察，而宪兵则对国内凡谈论和平的人，都斥责为反战主义，凡说战败的人，都被斥责为反军思想者而加以镇压、逮捕。军部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走向胜利的途径，才是维护国家的方法。宪兵严格监视元老、内阁大臣、议员及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行动。笔者也未例外。所以处理和平问题，确实非常困难。这种政治统治的先锋是军部的首脑者，与日俄战争伊滕博文协助内阁处理和平的时代相比较，政治实情是完全不同的，自不待言。
当时，军部虽然操纵了政治的各部门，但是宪法的运用在表面上尚无大的变化，宣战和媾和的大权依然属于日本天皇。按照宪法规定，日本天皇有“外交大权”，而外务大臣也有辅弼的责任，所以外务大臣对和平问题可以直接请示天皇，以后再遵照指示对外交方面予以计划或运用。当然在实行时，需要与首相及内阁协商同意。可是，在实现和平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及详细情形，决不能和军人首相（指东条英机）及军人内阁商量。当时日本政治情形就是如此复杂。很明显，对处理和平问题，笔者需要如何的审慎和注意。
和平与交涉条件 笔者就任外务大臣后不久，就恢复和平问题先从木户内大臣处探询天皇的意见，进而在每次关于外交问题内奏时都直接询问天皇的圣意。当时天皇对和平问题的意见是：尽可能地早日恢复谈判，只要能维持国家的声誉，海外领土问题可以不必考虑。但是这个意思如果泄露出去，说不定国内可能发生不幸事变，所以当时天皇的意见只有木户内大臣及笔者两人知道，且只能静待实现的机会。
一九四三年五月，笔者就任后，立即与木户内大臣进行商谈，就恢复和平问题做彻底的检讨。他的意见是在南洋方面宁可做相当程度的让步，以便谈判成功。但是笔者以为这次战争与日俄战争不同，实际上已经是一场全面战争，已经不幸成为轴心国与联合国之间的一场全面对立的战争，鉴于目前战局形势，要想恢复和平，我们必须有接受对方所提一切条件的决心，若想仅依调停者斡旋，战争就仍会照样进行，而现在日本局势是不能站在对等立场上谈判的，所以需要有这种决心，这是先决问题。英美两国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萨布兰举行会议后发表宣言：战争继续进行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为止（十一月又发表了开罗宣言）。
然而，由于对华新政策和大东亚政策的贯彻以及关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的交涉等，加上许多深受刺激的战报，所以感觉一九四三年过得很快。
和平问题与德国 关于恢复和平问题，最值得考虑的是日本与德意同盟国不单独媾和的条约。这个盟约是在开战时由日本提出三国同意签订的，所以和平问题是轴心国全体的问题。一九四三年夏季，意大利已经战败，问题仅是日、德两国之间的事情。恢复和平的第一步骤应是使德国同意，目前仍与苏联保持正常关系的日本，与苏联之间首先继续保持和平。史达玛大使虽对此不表示反对，但是德国政府不但不采纳日本方面的意见，并且反对日苏进行谈判。希特勒对大岛大使表示，德国最后必胜。由此可知，他最初就抱定除非获胜，否则宁愿自杀的决心。因此，与德国共谋和平的事，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假使日本想和平，必须等待德国崩溃、希特勒自杀之后才能进行，那时日本才不受不单独媾和条约的约束。
与木户内大臣的盟约 一九四三年底开罗会议时，蒋介石亦参加，中、美、英三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卡萨布兰加会议）的原则加以再度确认，并表示决心必将日本领土恢复到日清战争以前的状态。
笔者与对日本天皇负有辅弼责任的木户内大臣不断地讨论战争发展趋势及恢复和平问题，本来曾提议按照前例在宫中召开重臣会议，加强主和派的意见，成为实现和平的政治势力，但鉴于重臣的性格及其个人背景的势力不同，反而难以达到目的，也就作罢了。军部所操纵的内阁，除非到最后的场合，也决不是协议终战问题的适当机构。和平运动若被军部获悉，万事休矣。当时，宪兵对败战主义者的镇压是绝不留情的。结果，除必须等待时机来临，用日本天皇的绝对命令（当时我们用“鹤的一鸣”暗指此命令）实行终战以外，别无良策。这个时机必须是战争大势已定，而德国已经崩溃，日本解除三国同盟。这时候国民也比较容易接受。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开始做各种准备。关于这件事，木户与笔者两人负全部责任。宫中由木户负责商洽，政府方面由笔者进行。此后，即依此方针，分别地进行活动。
战况与改变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后半期，轴心国的战势更陷于不利的状态。太平洋方面的日军作战到处失利。在北面的阿留申群岛，在阿图岛作战的山崎部队全部阵亡。以此为开端，南面瓜达尔卡纳尔等岛的部队也相继遇难。靠近新几内亚东端的新不列颠岛的作战要冲阿德默勒尔蒂湾也是经过苦战之后才夺回来。海上及空中的后方联络，由于美国空军及潜艇的优势活动也日趋困难。日本舰艇及空军损失非常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军不得不一再地缩小战线，变更大本营的作战方针，最后决定从小笠原群岛到马绍尔，加罗林岛，北部到新几内亚为日本的防御线，拟定了日本必须绝对死守这条战线的方案。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原枢密院议长质问：“统帅部过去屡次将作战计划予以更改，这次是否有坚守这条战线的把握？”当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元帅答称：“战争之事，任何人都无绝对的自信。”因此，引起全场的争辩。结果，将此方案撤回。海军对此新方针实在也无自信。
由于战争形势不乐观，所以关于结束战争的方法尽管不断地讨论也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吉田大使（战后任首相）建议他和近卫两人在瑞士等待机会，但当时欲往欧洲旅行，非乘潜艇不可。重臣中近卫对和平最为关心，木户和笔者经常与其保持联络。
十二 与美英作战（一）
英美方面的胜因 多数国家间的战争决定胜败的关键主要在于友方国家是否能团结和作战的统一指挥。因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都要依靠彼此合作互相信赖。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两人的战争指挥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负的基本要素。在他们的指挥之下，集中英、美两国的物质及精神的全部力量，挽救危机，共同夺取胜利，这的确是极其贤明的措施。相反的，轴心国自始在精神及政治上，就未团结在一起，物质力更无把握，在相隔很远的分散战场上，各自为战，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独裁者的战争，在指导上就有错误。此次和日俄战争时代完全不同，日本国内根本未能一致。
英美两国从开战到一九四二年末的两年半期间，不断地遭遇到危机，尤以一九四零年法国战败为最。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根据一定的计划实行突击，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轴心国比较占优势。英美方面，在危急时坚忍克服困难，等到完成准备以后，才积极地采取攻势。这个时期，德苏战争已有一年，美日战争也已有半年，美英两国的共同作战，才告完成。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萨布兰加会议之后，才向世界发表决定“要求无条件投降”和采取“欧洲第一主义”，开始了反攻作战。
美国如何挽救一九四零年的危机？德苏战争为什么会发生？罗斯福如何援助崩溃的法国？美国如何接受了英国的民意而参战？一九四一年八月与丘吉尔宣布《大西洋宪章》，采取美英的共同世界政策已表明美英在和战上已经一体化。从如何反击珍珠港突袭这些重要历史都可看出美英民主主义已经团结在一起。兹将以后的形势及他们指挥战争的概要简述如后。
苏联的重要作用 德苏开战之后，英国立刻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关系，完成包围德国的作战。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正式参加了战争。双方很明显地划分为敌友两个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西洋及太平洋、欧洲及东亚几地激烈地层开。当然，美英最费苦心的是怎样力谋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为了援助苏联，巩固包围德国的战线，丘吉尔与艾登两人所做的努力最大。六月二十四日德苏开战后，罗斯福也声明对苏实行援助的方针。七月十七日，美苏间的互助条约及单独不媾和的协定也签订了。针对着德军排山倒海的作战攻势，苏军竟能善战反攻。英、美及各友好国家都意识到利用苏联陆军攻破德军是战胜的捷径。当时各国相继争着与苏联恢复邦交或新成立友好关系，缔结通商协定。而各国的共产党先前都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并加以反对，但自苏德开战之后，他们又都完全改变过去的态度，成了共同进行战争的急先锋。同时各国内部的左派也都一致支持，加强了声势。美国共产党也从内部鼓励政府，政府亦完全利用了这种空气而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日本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后，英、美首脑部即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协商欧亚两面作战的政策，更成立了包括有苏联等二十六国的反轴心同盟。对苏联的关系，美国所负任务较为重要。十二月二十八日，艾登外相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商决对德作战，于是美、英、加等国对苏联的物资协助协定相继签署。嗣后经波斯湾、摩尔曼斯克及海参崴等地，运往苏联的英国武器及军事物资数量很大。这样一来，更加强了苏联的战力，而美、英、苏三国的联系也日渐稳固。
苏联与英美的交涉 苏德战争开始时，德国的强大陆军继续东进，使英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苏联的形势相当紧急。一九四二年五月，美、英同苏联之间在作战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关于以直接攻击德国为目的的所谓“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本来，苏联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与美、英两国是极端不同的国家。在德苏开战之前，与美、英两国并无特别的联系，对德国始终采取独自的立场。由于德国的进攻，苏联才和美、英站在共同的战线上，当然这种与英美的关系，也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别。苏联的目标，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是想将全世界化为苏维埃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保卫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更应该使之在战争中取胜。所以他们最高度地利用英美力量，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苏联以全世界苏维埃化为目标，偶然因对德战争的姻缘，竟与世界民主化的美英，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以后双方的谈判，在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
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一九四一年的德苏战争，虽然德国并不顺利，但到一九四二年德军重整阵容，如浪涛般侵入乌克兰，更逼近高加索地区。在北非方面，隆美尔军援助意大利，攻到了尼罗河。在东方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前半年进展神速。表面上看，德、意、日的轴心共同作战即将成功。一九四一年后半年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的确是美英联合战线遭到一九四零年以来最大的打击时期。苏联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迁移到古比雪夫。
在这种情形下，苏联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急派莫洛托夫外长前往美国，提出作战上的重要的要求。莫洛托夫外长是于五月二十六日在伦敦同英国缔结了同盟条约之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在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莫洛托夫暗示，如果美国不采纳苏联的意见，苏联可能不能支持到最后而脱离联合战线。莫洛托夫当时说：“苏联今天承担着德国全部陆军在东方的作战。”因此，他要求美、英军为了牵制德国在东部苏联战线的四十师大军，必须在西欧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如果在本年（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不能开辟第二战场，苏军就很难再作战。在英、美各国的共产党也一齐开始积极宣传，主张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总统答应了莫洛托夫的要求，希望他回苏联时到伦敦再与英国政府协商。罗斯福并将这个答复的内容和莫洛托夫访问美国的经过，予以公布。当时，罗斯福感到如果能将苏联拉住，对于战争胜负极为重要，所以他对苏联的评价很高；至于对莫洛托夫的要求，虽无充分时间与英国政府商洽，但也毫不犹豫地含糊答应了。
莫洛托夫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时受到热烈欢迎，也得到名种援助的口头约定。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英国只表示尽可能地迅速实行，但并未给任何决定性的诺言。因为在法国北部实行大规模的登陆战，是英国生死问题，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所以必须做充分的准备。丘吉尔对于罗斯福给莫洛托夫肯定的回答，颇感惶惑。他们希望美国一旦完成准备，即将军队做最有效的使用，开始正面进攻德国。故在作战方面，英国和美国的立场不同，直到战争完结为止仍是如此。
英国反对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总统既与莫洛托夫约定，所以美国的作战计划就已决定了。这个计划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由法国北部向德国开始大规模攻击以一决雌雄，因此须与英国研商具体的方案。于是罗斯福即派空军参议总长马歇尔元帅、金格海军军令部长 [ cdhyy注：原书如此。 ] 作为陆海空负责人，和总统私人代表霍普金斯等组成代表团赴英。
在伦敦的英美最高统帅会议上，两国代表的意见相当分歧。不过这次的会议，较任何一次会议都为重要。英国方面，以丘吉尔为首，对于在本年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法国北部是德国防御最坚固的地区，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即刻强行登陆作战，万一失败，也许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失败，所以英国认为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是冒险的，必须展期到绝对有把握的时候再实行。英国方面坚持主张英美的武力先行集中地中海方面，可立刻击破轴心国中最软弱的意大利。然而苏联的立场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希望尽可能减少本国的损失。
美国主张在法国的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以符合苏联的要求，立刻东西相呼应，进攻轴心国的核心德国，直捣希特勒的根据地，一决胜负。美国还表示，象地中海作战等英帝国的战争，可以展期再实行。假使英国绝对反对的话，那么美国只可将主力调往美国所重视的太平洋方面，与日本战斗。据闻这次讨论英美军事专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也从有过如此的对立。在这次辩论中，包括种种重要的问题。例如：第一，欧战与太平洋战争是否同时并行呢？或者欧洲第一主义的问题？第二，直接先攻敌人主力的德国呢？还是先攻脆弱的意大利，使它先离开战线呢？当时英国所坚持的主张是：欧洲第一，应先在地中海方面展开主力战，击破意大利，其次再包围德国，对日本作战延缓到最后实行。
美国因为对苏联的关系不能反对欧洲第一主义。罗斯福曾发挥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由华盛顿电令美国代表团顾全大局，可照英国的意见进行，同时罗斯福还命令作战部门于本年（一九四二年）内美军必须与德军直接接触。于是，英美首脑部决定采取共同北非登陆战。在英国训练的艾森豪威尔辖下的美军，大部分运往非洲，同由美国调来的派遣军会合，进攻突尼斯，时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英国伦敦的英美会议压倒了太平洋的主张，采取了欧洲战场第一主义的决定，对于开辟第二战场也决定展期。因此，英、美与苏联的关系忽转恶化，斯大林竟公开责骂丘吉尔。
北非登陆作战 美军集中非洲的计划颇有进展，以后更实行从多哥、喀麦隆横跨沙漠北进的大规模作战。美主力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与英军会师，在法领土摩洛哥登陆，并依照罗斯福的命令，年内在北非与德军开战。
最初大规模出现在战线上的精锐美军部队和英国共同追击北非的德军，攻入突尼斯，完成了北非的扫荡战。罗斯福与丘吉尔立刻召集两国军事专家，在卡萨布兰卡（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了第四次英美首脑会议，确认欧洲战场第一主义，协商地中海方面的作战计划，并发表声明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从此以后，英美方面的作战是改取了攻势。
意大利投降 一九四三年五月，英美首脑又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北非作战完成之后的对意大利作战计划。此时在东欧的德苏战场，苏军已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战，德军被迫停止抵抗，在乌克兰方面，苏军也展开了对德军的追击战；而在太平洋方面，日本已由所罗门群岛及瓜达尔纳尔各地撤退，所以轴心国的战势在东西两地都转入了逆境。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开始了意大利本土作战，首先实行向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继西西里岛后，又开始突入意大利本岛的作战。当时，意大利自夸威震地中海的海军及空军，并未发挥任何威力。古拉齐尼的陆军被英军击破。一九四三年前半期，英、美空军将意大利各大城市陆续予以炸毁，意大利的民心已经脱离了墨索里尼政府。王室、政治家及军人也先后背叛墨索里尼，结果前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将墨索里尼监禁起来，并解散法西斯党，拥护王室，成立新政府（一九四三年七月），与英美媾和，派使节到中立国的西班牙接洽。一九四三年八月，巴多格里奥意大利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于九月三日正式签署投降协定，随即参加英、美阵线，开始与过去的同盟国的德日正式宣战（九月九日）。
九月十二日，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派遣的空军从监禁他的深山中救出，并让他主持在北意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但是，随着德军的败退，他也跟着没落，后被共产党系军队杀死（一九四五年四月）。墨索里尼的爱婿、过去曾活跃一时的齐亚诺外长因为参加了颠覆墨索里尼政府的阴谋，被捕后被处以极刑。象他这样的人竟成了反抗墨索里尼的急先锋，这确是败战时的一大悲剧，也是意大利脱离轴心的最后一幕。
地中海战争结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中，曾口头答应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之前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由于英国的反对，苏联的要求并未实现，而后苏联同英、美的关系出现了危机。英美在北非及意大利作战期间，苏联曾不断地对英美恫吓，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军部首脑及政府负责人为了使苏联继续战争，必须另外采取适当的政策，最后决定暂时适用“援助法案”，迅速地开始供给各种军需物资。这样，苏联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愿望已经完全达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哈里曼两人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尽力设法解除与苏联间不愉快的分歧。因为英美认为战胜日、德，必须借重苏联的力量，所以对苏联的要求，也给予最大限度的允诺。可是苏联通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及哈里曼两氏窥破了英美的这种态度，又提出很多更苛刻的大规模要求。此外，苏联因对德战争已占优势，更动员了美国内部同情苏联的人及世界各地的共产组织间接呼吁，以便达成这个目的。
英美战争的态势自意大利投降后好转，也正因为这样，才挽救了与苏联间的分歧。丘吉尔领导的英国进行稳步的作战，陆续收效，把握住轴心国的弱点，先将意大利击败，而达到第一个目的，地中海又化为英国的内海，确保了大英帝国的联络线。从此英、美联合全部兵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开始进攻轴心的大本营德国。
十三 与美英作战（二）
魁北克会议 地中海战争结束后，下一个步骤是直接进攻德国。因此，这时才考虑到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满足苏联的要求。为了协商英、美、苏三国的对德共同作战，英、美预定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并将此事通知苏联，但苏联拒绝参加会议（八月二十日），所以魁北克会议以罗斯福、丘吉尔两人为主，英、美双方的首脑部均参加。这是兴致勃勃的人们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决胜阶段而举行的会晤。
魁北克会议时，才正式有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决定于一九四四年夏季进行。其时与莫洛托夫约定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已延迟了两年，英、美才完成准备。丘吉尔认为最后击败德国的时机很快就要来到了。
关于对德决战，英、美间的意见并未完全一致。丘吉尔置重点于地中海及巴尔干方面，而美国却考虑与苏联的关系，积极地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重视地中海战的理由，不但是尽可能使英军损失减少，收最大的效果，而且想控制巴尔干，作为战后对抗苏联的棋子。这是出于英国传统的政策：无论在任何场合，英国与殖民地间都要相互联系，必须保持安全与便利。这个英国式的作战同美国以世界政策为基础的作战，当然是依照不同的计划而进行。最后，英、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一方面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实现最大的目标，另一方面使巴尔干的作战获得更大的效果。
英国的帝国政策因此与美国世界政策相配合。从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发展到艾德礼的自由主义，战后英帝国政策仍是在美国的世界政策的轮廓之内才获得了很大成功。开辟第二战场时英美意见的协调便可证实这一切。领导英国获得战争胜利的斗士丘吉尔自然地又与罗斯福所希望的由美国领导世界的计划相配合。
魁北克会议的意义 在魁北克会议中，英美双方决定调派主力进攻德国，这和过去欧洲第一主义的作战并无变化。这次会议除去讨论战后处理轴心各国外，双方首脑部又交换了关于战后国际机构的意见。总之，魁北克会议在战胜的前提下，协商了今后的作战及政策的全部问题。
魁北克会议时，恰巧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报导出来，英、美方面的士气更为旺盛。丘吉尔在会议后，先赴美国与罗斯福再交换一般问题的意见。有一天，他到哈佛大学，论及英、美在今后世界上的地位和责任时，主张两国的市民权必须共通，鼓吹为领导战后的世界应采取“英美合体主义”。
确保和苏联的合作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应当立即通知苏联，其它各种问题美国也早想派员赴苏沟通意见。于是函询苏联政府，可否派赫尔国务卿赴莫斯科传达魁北克会议的结果。苏联表示欢迎。因此，英、美、苏三国间的危机才告解除。当时，德苏战场方面，苏军已占决定性的优势，开始第二次的夏季大攻势，波兰共产党解放委员会及自由德国委员会都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也依照美国的要求而解散，苏联开始积极准备处理战胜的收获。北非的戴高乐政府首先被英、美承认为合法的自由法国政府。另一方面，日本在太平洋一再败退。在中国，中共又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七月）。
赫尔国务卿及艾登外长联袂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访问莫斯科，立即与莫洛托夫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虽然将开辟第二战场、处理德国，以及设立欧洲咨询委员会等问题提出讨论，但赫尔国务卿最努力完成的却是成为现在联合国母体的美英苏中四国签署有关战后国际机构的协约（四国莫斯科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为了实现美国的战后世界政策，除了英、美合作以外，苏联的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中国已是亚洲的代表者，必须列为大国之一。赫尔在莫斯科时，关于这些问题曾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并力劝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直接谈判，结果在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上也获得了默契。然而斯大林对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却表示非常冷淡，相反他告诉赫尔，苏联有意参加对日战争，这使赫尔大为惊讶。
苏联已与日本订有中立条约，且一再向日本保证绝对遵守这个条约。然而，在一九四三年秋，竟从斯人林口中直接说出有意加入对日作战的这种话，而且是透露给美国的。由此可知，苏联早已做准备却又参加了谈判。直到这时，日本才获悉苏联的真意，对苏表示更为忧虑。日本曾提出派出亲善使节赴苏，这一提议遭到了苏方的拒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认为如果在满洲的势力不能保持均衡，日苏关系必将危险，所以格外加以警戒。
赫尔在莫斯科完成任务返抵华盛顿时，受到上、下两院空前的大欢迎，他做了详细的报告。美国当时一般人都知道无论第二战场开辟得早晚苏联都应该协助，所以似乎感到安心。听此报告后，更为感谢和满意。赫尔的访苏使英、美与苏联的关系已告恢复，并决定以英、美、苏的力量进行包围德国的共同作战。
十四 与美英作战（三）
太平洋作战与欧战第一主义 当时美国是在大西洋及太平洋两面作战。大西洋方面，是与英国共同在欧洲大陆作战，但在太平洋，对日本本土的正面作战，却是以美国为主力。至于究竟应以欧战为主呢？或者以对日战争为主呢？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统帅部的首脑之间，最初也是有歧见的。美国一般舆论是先解决对日战争，但罗斯福总统却始终站在大局的观点上，支持欧战第一主义派的意见。可是，这并不说将对日战争拖延下去，仅是将战争重点放在欧洲。在此方针之下，美国仍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对日战争。
珍珠港被突袭之后，美国经过了一个重建的准备时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中途岛大战后，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的太平洋军事会议。
从此，很明显，美国开始反攻了。在太平洋虽然陆续获胜，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占领地区，仍拥有强大的兵力，要迫使陆军屈服，仍是遥遥无期，所以当时都推测对日的决战，必须展期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实行，而且估计需数年才能完成。因此，在此期间内，必须鼓励援助中国，可能的话将苏联也拉入参加对日战争，与联合国各国密切联系，有更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国共合作时期，全国一致抵抗日本，而且背后又有英、美、苏各国的支持，中国决不至于停止战争；但为了激励重庆国民政府，安抚中国民心，确有将英、美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明白地公告世界的必要，这不但是对中国，同样的，对英、美、澳各国，在共同作战上，也应该如此做。
魁北克会议时，已获得基本谅解的英、美两国，作为展开决定性攻势的棋子也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开罗会议 罗斯福与丘吉尔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往开罗，并邀请蒋介石委员长来此地，决定中、英、美间有关对日作战的最高方针。蒋介石先生除蒋夫人之外偕同军部首脑人员参加会议。
开罗会议决定首先进行英美双方协议，关于对日战争的问题主要目地是要使蒋先生高兴。会议决定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所获得的各岛全部予以剥夺，日本从中国所侵占的领土包括满洲及辽东半岛（旅大）、台湾及澎湖岛全部归还中国，并恢复朝鲜的独立。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
尚未对日参战的苏联，当时对开罗会议颇为注意，但并未参加。苏鉴于与日本有《中立条约》关系，表面上为避免刺激日本特别小心翼翼，但事后证明苏联早已决定了在对日战后期参战的秘密计划，以便在东亚方面取日本而代之。以后，由于苏联参加了波茨坦宣言，也追认加入开罗宣言。
罗斯福及丘吉尔与蒋介石会谈后，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见。
美、英、中对日作战 英国的对日战争是以澳洲及印度为根据地。印度总督由北非英军总司令官，后改任印度军总司令官的魏菲尔将军担任。除去调派军队及训练印度兵外，虽然英国的交通极困难，但为了仍能继续单独对日作战，故在印度各地建立了许多军需工厂。英国的对日作战和地中海海战一样，也是从英国的观点出发，开战初期以马来半岛为防御线，以后进攻的方向是从澳洲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点可以看出与美国以直接使日本屈服为目标的大规模作战根本不同。
在进行对日战争期间，东南亚方面，美英军的司令官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欧战那样尖刻，但仍有歧见。尤其是美国史迪威将军所主张开辟印度、重庆空运交通线的问题，美、英立场未能一致。美军想空运飞机及军援物资，加强重庆方面，而且美国空军要从中国本土起飞，轰炸满洲及日本本岛，以便破坏日本战斗力的根源。相反，英军想将主力集中，夺回缅甸、马来及新加坡等地，美军对这种作战似乎并不感兴趣。
美国的反攻是以澳洲为基地的麦克阿瑟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为主力；另一方面，海空军以夏威夷为基地，由尼米兹总司令统率。麦克阿瑟军首先夺回了瓜达尔卡纳尔，再经过新几内亚、菲律宾、台湾、琉球，直逼日本本土，而尼米兹舰队夺得了马绍尔、加罗林诸岛后，进攻关岛及小笠原诸岛，并有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空军主力协助作战；东南亚方面的史迪威计划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英澳联合的东南亚军在夺得新加坡后，继续北上。这些联合军队，在最后日本投降时，由麦克阿瑟为统帅。
中国军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自日中战争开始后，都到处坚决抵抗日本，所以在共同作战方面更做有力的部署，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十五 与美英作战（四）
美国的亲苏政策 在美国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与日本和德国作战时，苏联已经与德国激战，所以苏联是美英的恩人与救世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于德苏开战后一个月，忽然来到莫斯科，以后哈尔曼也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并根据《援助法案》无代价地送给苏联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物资。霍普金斯同哈里曼两人都主张与苏联进行“无条件合作”。军事首脑马歇尔元帅等的意见也是想利用苏联。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斯福总统从开罗到德黑兰，应斯大林的邀请前往苏联驻伊朗大使馆，与斯人林、丘吉尔开始会谈。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是为了赢得对日德战争，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所以他用尽各种手段，努力使苏联在战后也能协助美国的世界政策。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都全部无代价地予以允诺，以期获得斯大林的好感，使他不但在战时可以合作，即在战后也能配合美国的世界政策。
爱好和平的民主国 罗斯福的上述措施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更符合了他世界共产化的目的。对于罗斯福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斯大林也表示同意，对于战争的一般目的，即拥护民主主义等事，当然也表示赞成。为达到这一目的，在战时或战后的国际协助等诸问题，都没有表示反对。同时，斯大林对过去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并未多提。斯大林还进一步透露在德国崩溃后三个月内，苏联必将参加对日战争。这一点使罗斯福特别喜悦。
罗斯福甚至相信用基督教的民主主义的方式与斯大林直接会谈，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更公开地说：“苏联的要求，仅是为了确保安全，其目的仍是为了和平。为了这个目的，苏联需要与西方国家合作。”于是，罗斯福误认为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声明中，也使用了这种名词。其实，美、苏的世界政策在根本观点上是不同的，无论所谓“和平”还是“民主主义”，双方的解释均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罗斯福等美国领导者竟无条件地表示了这种态度，致使政府各部门及民间机构，甚而派驻中国或南美的美国人，也都信以为真而采取了这种态度。
美苏两国关于结束战争的政策 德黑兰会议时，苏联的领袖们对于未来战争的发展似乎已经获得了结论，症结已经不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德国屈服有关战争最后阶段的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的问题。苏联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理想，而是具体的利益。它所想的是如何将共产主义势力在各地区扩张，也就是在东欧、巴尔干及中央亚细亚与远东所面临的势力范围问题。一九四二年五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希望英国同意苏联在东欧及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但艾登外相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意图，并未承诺，反而建议缔结英、苏同盟条约。苏联的目的，永远是猎获具体的权益，所以斯大林表面上赞成罗斯福所怀抱的世界政策，实际上他是想努力利用这个而达到自己的目标。爱好和平的两大国领袖思想、外表是一致，而实际却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
在德黑兰会议中，关于对德作战有关的军事及政治方面最重要问题也曾加以讨论。
十六 与美英作战（五）
德国战败 一九四四年是英、美、苏联合阵线在战争中最顺利的一年，相反却是轴心国更忧虑的一年。苏军在东部战场，从南、中、北三个方面，如洪水般地同时涌入德境，当时，斯大林宣称；“已有把握将猛兽堵在岩穴之内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也在法国北部布勒斯特半岛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更以破竹之势，越过莱茵，侵入德国西部。德国的V1等各种秘密武器并未发挥扭转战局的效力。与法国北部战场相呼应，英、法军又从地中海方面在法国南部登陆。德军隆德许铁特将军的反攻并未奏效，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后胜利的信心。关于统帅问题，希特勒与军部之间又发生了歧见和磨擦。因此，基础尚未坚固的纳粹德国内部开始动摇，军部中背叛希特勒的人陆续出现了。
兹将一九四四年初期以来，欧洲战场及共有关的重要事项，列举如下：
一月二十七日 列宁格勒解放。
四月十日 苏军收复敖得萨。
六月五日 德军自罗马撤退。
六月六日 英、美军登陆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
六月十五日 美军收复塞班岛。
九月十二日—十六日
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九月十六日 苏军进入索非亚。
十月一日 联军登陆希腊。
十月十二日 红军夺回里加。
十月九日—十八日
丘吉尔，艾登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莫斯科会议。
十月二十日 美军登陆莱特岛。
十月二十三日 英、美承认戴高乐政权。
十一月三日 英、美军结束比利时作战。
十一月二十日 美、英军突入亚尔萨斯。
十二月十六日 德军隆德许铁特开始反攻。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七日 苏军占领布达佩斯。
二月四日—十一日
雅尔塔会议。
三月五日 美军突入科伦。
三月二十一日 日本公布硫黄岛陷落。
四月二十三日 红军攻入柏林。
四月二十五日 旧金山会议召开。同日美苏两军在易北河畔托尔高地区会师。
德国军部的谋叛 德国纳粹党部和军部之间从来就充满了矛盾。指挥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总指挥鲍留斯元帅被俘之后，苏联立即利用他，试图报复德国利用被俘的苏联将领弗拉索夫一事。
德国侵入苏联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已经掀起了民族运动。为了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压迫，不断地向德军投降。战争的第一年，投降人数就达二百万。弗拉索夫当时组织了反苏军，还着手苏联统治之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逐步显示了效果。但是德国想把这些占领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因此，对于弗拉索夫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太感兴趣。战后，弗拉索夫的余党均被联合军逮捕，交给苏联被判处死刑。苏联利用鲍留斯不断地向德国广播，劝告德军反对希特勒。在莫斯科，由德国共产党员组成了解放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九月，塞依德里茨大将为首的被俘德国军官成立了“德国军官协会”。战后，编入东德警察队的很多人是战时的被俘军官。
在德国，本来军部是亲俄的。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德军将校曾援助苏军建设。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反对战争的军人们被压制。他们筹谋着暗杀希特勒和建立和平政府的活动，在贝西拉斯滕堡地下室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但是参谋本部的冯·施道芬堡的计划失败了（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不久，发生了血洗背叛希特勒的事件。战争的最后时刻，在军人中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仍在进行之中。德国对苏战争走向失败以来，陆军内部已经发生了崩溃，许多军队丧失了战斗意志，不执行希特勒的命令，逃避对英、美军进攻的积极反击。纳粹统治已经失灵，就是军队的上层也在酝酿反希特勒。
德国战势不断恶化，日本战势也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海军亦感到应绝对防御的加罗林线有困难。不久，塞班岛失守，太平洋战争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雅尔塔会议与建立国际机构 罗斯福与丘吉尔两巨头各带军政最高长官数人，为研讨处理有关结束战争的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达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的从前沙皇的行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欢迎。英美两国经过长时间的商洽后，为了迁就不愿出国的斯大林，于是在雅尔塔举行这次会议。
在会议时，斯大林的大部分要求都被罗斯福接受了。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在战后的联合国中，也各获得一票的权力。波兰及巴尔干各国的问题，原则上也都获致协议。本来英国对波兰及巴尔干各国，在欧战开始时，关于领土及独立，已经予以保证，因此对这些国家转而被苏联占有表示不满。以后，对雅尔塔协议的解释虽然英美与苏联的不同，但在伦敦的以波兰农民党为基础的流亡政府，最后仍不得不向苏联的主张屈服。于是，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全部控制在自己武力之下，并在各地很顺利地成立了赤色政权。
关于对德国的作战，苏联承认可以进驻易北河为止，赔偿问题也达成初步的谅解。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并同意派莫洛托夫外长出席旧金山会议，商讨有关联合国组织的未了问题。罗斯福更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或协力战后的国际政治。在他的印象中，美国指导的世界政策，在战后定能很顺利地实现。他很高兴地离开了雅尔塔。在会议时，关于联合国理事会中大国的否决权及纷争国双方的投票权也达成了妥协。关于后者投票权的问题，苏方表示让步，但对大国否决权，却郑重地坚持。而苏联更要求苏联联邦十五国都有表决权，妥协的结果是，只苏联、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有三票的表决权。
罗斯福之死 罗斯福自雅尔塔归途中在中东发表了威胁的宣言，他说：“在这次世界战争中，未参加合作的国家，在战后的联合国中，必将他们开除。”他呼吁土耳其及其它中立国参战，因此许多中立国陆续对轴心国宣战。这次罗斯福的声明已经明显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联合国的本质。
英、美双方虽在战争中却仍积极为战后的政策而准备：关于维持国际和平的机构，除政治部门外，更有国际经济、文化、粮食及劳工等各部门。有关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一九四四年七月）及有关战后保障安全机构的敦巴顿橡林会议（同年八月）是其中主要的，其它各种国际会议也在筹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旧金山召开会议的宗旨，也就是希望在结束战争以前，由战胜国就这些国际机构达成协议。因此，美国为了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不惜在雅尔塔会议时百般地努力，想利用联合国作为战后世界政策的基础。
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后，已经精疲力尽，几乎处于半病人状态，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旧金山会议之前，也就是德国全面崩溃的前夕，忽然死去，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地位留给了副总统杜鲁门。
雅尔塔会议与东亚问题 罗斯福死后，大战结束，才由白宫发表了关于东亚的英、美、苏密约。全世界都震惊了。因为这密约的存在，在美国，除签字人罗斯福外，无人知晓。据说这还是在他死后从白宫保险柜中发现的。由三国最高领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共同签订的秘密协定是根据军部首脑们的希望，作为引诱苏联对日战争的代价，罗斯福终于答应苏联的要求而缔结的。苏联方面企图战后在远东大陆方面完全继承日本的地位。
根据这个秘密协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以前旧俄罗斯帝国在满洲之权利，以及一九一九年七月自己宣布放弃的全部权益。例如：旅顺港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苏联获得大连港及通往大连之满洲铁路之优越权利，且美英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关于日本方面，英、美两国保证将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千岛，归还苏联。这个文件，依照斯大林的请求，除斯大林外，并由罗斯福、丘吉尔签名，作为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英、美给苏联的保障，事实上，是东亚大陆北部苏联的特权。一九四三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赫尔国务卿透露，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以内参加战争，又于德黑兰会议时，更对罗斯福确认这个诺言。破坏《日苏中立条约》、忽视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签订的。英美两国竟将独立的它国尤其是与战时同盟国（中国）存亡有关的权益秘密卖给苏联，真是不敢想象。控制蒙古及“满洲国”即可支配华北或向中国全国伸展其力量，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能知道的，这些问题也是日本自苏联革命前后多少年来最感困难的问题。
此协定保持秘密很久，才由亲任赫尔利特派大使告知中国政府，使中国大为惊讶，且表示不满，但是中国政府仍须仰赖英、美的援助，也无可奈何。经美国总统的劝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莫斯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承认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外蒙古从此正式脱离中国。又公开承认苏联代替日本支配满洲。
战后，在满洲及东南亚各地发生的扰乱主要原因都是由于这个雅尔塔秘密协定所产生的。这个协定实在是东亚全局（包括日本）命运攸关的重要协定。
十七 战局恶化
太平洋上的玉碎战态势 一九四三年，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由轴心国移到联合国手中。意大利投降后，德国无论对苏战争或对英美战争，都是继续在败退，而日军在太平洋各岛也展开了玉碎战。日本的陆海军与日本本土断绝了联络，兵员，武器、粮食等的补充均不足，到处展开了玉碎战。敌方把这种勇敢的作战精神称之为发疯，但它已给全世界强烈的印象：“日本人在此”。无论怎样批评，但这些战死的陆海军都是日本民族的英雄和精华，他们的精神将一定能永远护卫着日本民族的未来。
在北方的阿留申、南方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印度洋的尼科巴、安达曼诸岛，是与日本本土相隔数千海里的绝海孤岛。把战线推至辽远岛屿的大东亚战争本质上是海空军的战争。日本是个岛国，必须依靠海外资源，把战争扩展到地球的五分之一，必然会感到战争补给的困难。
日本海上的补给虽然采取了集体的“船舶护送”办法，但牺牲仍不断地增加，日本所有的七八百万吨的商船队立即枯竭，许多运输船都和宝贵的生命及大量的军需品一同沉入大海。
珍珠港以及中途岛两海战都证明飞机是决定胜负的兵器，因此，落后的日本陆军及在中途岛遭受大损害的海军都倾其全力扩大飞机的生产。
军需生产的混乱 日本陆、海军分别自造所需要的兵器。海军在吴港及横须贺两地设有工厂，建造军舰、大炮及其它军需品，不足的才向民营工厂订购，但大量飞机必须依赖民营工厂的生产。
为了制造决胜兵器的飞机，日本工业开始与美国的工业竞争，所以需要更大的努力。每次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指导战争最高会议）时，双方总是争论制造飞机和争夺船只的问题。
东条内阁为发挥重要军需生产的效率，先行设立“监察使制度”，选有经验的人士派往各工厂地区，督导生产机关，密切联络，以期提高效率。同时，又在内阁中特设一个“军需省”，选拔实业家为大臣，以飞机为主，尽其全力进行军需品的生产。表面上虽然有了很大效果，但实际各生产工厂已精疲力尽，毫无发展。况且监察使制度及军需省，对陆海军直接管辖的工厂，并不能干预，反以不直属于陆海军的工厂为对象，结果成了陆海军干涉民营工厂的机关。战时中这样临时调整机构，并不能矫正平时不健全的生产组织，而发挥更大的生产力。生产未能顺利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原料的缺乏及生产设备的不足。
从中国输入铁砂及其它原料已属不可能，而南洋的油及铝的原料也无法到手，于是飞机的制造能力虽然增加，但原料仍感供应不足。
总而言之，飞机的生产虽较前收效，但军部的要求也随着增加，从年产三万架增加到五万架，后又要求七万架，最后，联席会议决议年产四万架。因要凑足这个数字，开始粗制滥造，常常发生故障，新制飞机用空中驾驶办法输送，但能安全抵达目的地的为数甚少。
一九四四年六月塞班岛陷落后，日本常常被轰炸，交通机关发生阻碍，工厂又被炸毁，军需品的供给与前线的联络已经完全陷于混乱。
因战败造成的社会及经济组织的混乱 庞大军费的支付以临时军事费的名目无限制地付出，而议会方面也无批评地予以通过。军需生产工厂迅速地扩张起来，仅为满足陆海军的需要，日本工业生产能力仍嫌不足，何况运用于全工业的原料资材更逐渐感到缺乏。
陆、海军在搜购资材方面几乎一直都在竞争对立。预算各占一半，但是已超过日本工业界的消化能力。陆海军为了动用预算，不惜争着用大量的金钱，从民间抢购重要物资，可是由于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升，通货膨胀。为了制止这种现象，政府采用法律与强权，压低物价。结果，黑市横行，即使陆海军的军需工厂及大规模的民营工厂也都因抢购物资而竟用黑市交易。因此，经济界的秩序开始紊乱，继而只有向萎缩枯死的路上迈进。
为了集中生产军用品，一般的经济都已完全枯竭，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完全回到原始的状态，尤其粮食的缺乏，一年比一年厉害，最后为获得当日的粮食，妇女们也都到了疯狂的程度。政府所规定的配给，虽然实行得很好，但仍不够维持生活，结果，许多食物必须自己耕种，或者出去搜购。本来对战争并不十分理解的国民现在更以为这次战争并非国民的战争，而是军部的战争。陆海军皆属军人，除津贴外还有粮食、被服等特别的待遇，几乎在各方面都有特权，而这种特权是军官较士兵、上级比下级更优厚，所以军部内部的统制也混乱了，一般人对军人的恶感也随着增加了。
因为战败，这些社会形象普遍迅速地继续发生。军部为了执行强权，控制国民，竟毫不留情地开始利用宪兵及警察的力量。
十八 东条内阁下台
塞班岛的陷落 一九四四年，德国战争已近尾声，而英、美对日反攻随之日趋激烈。
在新几内亚东部，因饥饿而发生的自杀战未结束前，美军又在新几内亚西北部比库登陆以牵制日军。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调海军的主力开始进攻日军死守的马里亚纳战线重要据点的塞班岛。假使马里亚纳、加罗林的防御线一旦被敌人攻破，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大势必将瓦解，所以塞班岛的攻防战是太平洋战争的决战。
日本海军虽然因中途岛战败，以及在瓜达尔卡那尔一带的消耗战中受了重大损伤，但仍有抵抗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余力，所以特别期待塞班岛的这一战。由于舰队用油的关系，以苏门答腊一角岛屿为根据地的日本舰队奉命在菲律宾群岛的西南方苏禄群岛一带待机出动。
塞班岛登陆战开始后，美国舰队分数队在西方海上巡逻，空军为阻止由日本岛的增援，一再轰炸硫黄岛的空军基地。日本联合舰队电令赴比库救援的大和战舰继续北上，与航空母舰会合，以为这是攻破在塞班岛附近美国主力舰队的好机会，所以斗志极为旺盛。首先发现美国舰队所在地的日本舰队即刻采取各种击破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术，从六月十九日黎明开始，全力实行长距离轰炸。然而，空军并未发现敌舰，不得不在距离最近的塞班岛陆上飞机场降落，但立刻遭到敌人的袭击，几乎覆灭。丧失了空军的日本舰队已陷入不利的地位，边战边退，后又遭空袭及潜艇的攻击，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于是放弃了塞班岛。在该岛的守军如野兽般地激战后也都战死了。
塞班岛原在日本委任统治下种植甘蔗，但没有制糖工厂。日本移民也很多。战局紧张后，数千妇女和孩童都乘数只轮船返国，但在回到日本前均被击沉，人员全部葬身大海。
继塞班岛后，提尼安、关岛及东南方的科塞林各岛都先后被攻占，守军也均战死。
对军部的责难 在御前会议上决定防守的马里亚纳群岛不久也被击破。日本不仅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发生动摇，即日本本岛也面临着太平洋美空军直接攻击的危险。因此，日本朝野顿起了很大的恐慌。塞班岛陷落后，对日本岛的轰炸遂日趋激烈，展开了本土战的序幕。陆海军统帅部也惹起严重的追究责任问题，统帅部过去以作战上需要为理由，对内阁常有过分的要求，而政府总是被逼设法满足其需要，所以庞大预算支出、粮食、船舶及其它军需物资全部让军用优先，而民需几乎停止供给。可是军部仍再三宣言：这一次一定可以大胜。结果，塞班岛的决战竟一败涂地，以后则是每战必败。朝野一致责难统帅部过于注重政治外交，对军事作战反而疏忽，致使国防设备生产完全停顿。陆海军虽然仍在自夸，但相信的人再也没有了。民与军之间的感情完全破裂。
统一指挥战争主持内阁、领导国民、对作战发号施令的东条大将经过研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战争未能顺利进行的主要关键在于战争指挥的不统一。例如：指挥作战与战争直接有关决策大都由独立的统帅部职掌，而内阁却不得过问，内阁变成仅是满足统帅部要求的一个机关而已。所以为了实现全面战争，指挥必须统一，否则一定战败。东条想到这几点虽然为时已晚，但现在仍应有加以审慎调整的必要。
日本陆海军分别直辖于天皇，虽互相可以协商，但不得干涉，双方已形成独立的相对抗的机关。于是东条大将遂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强行改组，自兼参谋总长，企图直接统治和指挥陆军。海军也效仿此办法，永野辞军令部总长职务，改由岛田海相兼任。此后日本陆海军改由东条、岛田两大将直接统辖。东条以首相身份领导内阁，现在已掌握巨大范围的实权，但对海军仍不能干涉。
改组后，东条的主张在各方面部较能彻底实行，统帅部与政府之间关系也较前密切，但这些治标的办法又怎么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呢？日本实力与敌人比较过于弱小了。况且，权力的集中反而增加了东条的独裁性；宪兵政治的流弊更加严重，使全国人民的愤恨都集中在了东条个人身上。
随着战争的紧张，国民生活的不安也日益增大。左派人士乘局势恶化煽动得更为猛烈。国民互相推诿责任，造成谩骂的风气，全国排挤的丑态越发暴露出来。宪兵以疑心监视人民，例如：曾吹捧过纳粹的政治评论家中野正刚竟因公开演讲反对东条便被宪兵逮捕，释放后即自杀，原因迄今不明。由此可知，社会的不安是怎样地增大着。
东条命令凡是反对内阁的败战主义者，或者被认为有鼓吹和平运动嫌疑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要求国民举国参战。但一般的批评更坏，反抗者只有增加。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朝代，对于专制政治外表上虽是服从，但暗中仍在设法反抗，东条的末期，是自满洲事变以后国民对军阀横暴跋扈的恶感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总之，越压迫或越败战，国民的反抗也越坚决。
对东条首相的责难 军队内部到此最后关头对东条一人身兼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之要职表示非常反对，尤其在国外各地部队的指挥官们更是指责东条。由此可知，军部派别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争斗。互相攻击增加了感情的磨擦。参谋本部也不赞成东条此举，故有两三个皇族出身的军人秘密面奏天皇：陆相不可兼任总参谋长之职。
重臣们对东条的独断专行也表不悦。东条表示假使重臣对国家有不利的言论，或进行和平企图、颠覆内阁运动，就采取不客气的手段对付。大多数的重臣断定东条有负众望，开始秘密接触策划倒阁运动。此外，最具体的活动是对海军大臣兼任军令部总长的责难。海军内部的人指责岛田是傀儡，而部外的人也批评他不能肩负这个重任。海军过去对国民一直秘而不宣中途岛以来的败战，以及塞班岛战中海军的无能，现在国民已完全获悉并一致主张追究岛田应负的战败责任。就是天皇也曾面谕东条应加注意，所以东条不能再置之不理。
东条下台 对于东条内阁的恶评已成了朝野上下的舆论，即阁员中也有人劝他下野，但东条仍坚决表示在战时绝不辞职。为了缓和对他的攻击，他辞去兼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继其后任，海军也另调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兼任军令部总长。不久岛田辞职，改由前驻柏林武官野村海军大将任海相。
嗣后，东条又更换一二阁员，并想邀请陆军的阿部大将及海军的米内大将入阁任不管部大臣，以便强化内阁。东条实际上并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独裁者，他仍有很多不如理想的事。米内海军大将以军人不愿担当文职为由拒绝入阁，结果东条内阁改组的计划终于失败。
东条最初顾虑的是怕负责开战的人中途垮台，可能使世界各国误会自认败战，所以进退维谷，颇费踌躇，但人心已失，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遂决定停止改组内阁而呈请总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