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意轴心·第七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日本人很健忘，第一次近卫内阁做了些什么，日本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全都忘记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般日本人的政治责任感很淡薄，他们认为政治归根到底是国家的事，也就是说并未意识到国民的责任，简单地认为政治家一旦 辞职 ，也就被解除了责任。日本人看待政治，就象看戏一样，只是欣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舞台上的一员。怎样让人欣赏到技巧娴熟的舞台剧，这是政治家的事，很少有人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近卫文麿担任总理大臣却例外。他历任贵族院议长和枢密院议长这种角色，国民必然对他抱予莫大期望。不仅如此，近卫宣布亲自建立令人瞩目的大政党，也提高了他的威望，政界人士希望由他建立强有力的政党，镇压军部暴乱，活跃国民的政治力量；相反，军部企图靠他确立一国一党的政治体制，以实现控制强有力的国防国家。这样，博得各方面赞誉的近卫文麿，由内府和重臣推荐，去掌握日本领导权是当时政治的必然趋势。那时，木户侯已经接替了汤浅内府。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第一次近卫内阁是使日本外交破产的划时代的内阁，同样，由于缔结了三国同盟，第二次近卫内阁是加快日本覆灭的又一划时代意义的内阁。无论是国民，还是近卫，都没有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代吸取什么教训。第二次近卫内阁热闹地登场了，其人员组成为：航空总监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吉田（善吾）大将为海军大臣，不久改由及川（古志郎）大将继任。最大的特点是，满洲事变后十分活跃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担任外相。
松冈洋右 提起近卫内阁的特点，值得提起的是不亚于近卫而声名显赫的松冈洋右。松冈是长州荻人，具有比较浓厚的藩阀思想，可他又曾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大学学习，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政治家，他的英语和日语一样好。他受到美国教育，思想既不右倾，更不左倾，持地道的日本爱国主义，对满洲问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而在第一次上海战争期间，他进行帮助日中停战谈判的活动，开始明确表示对中国问题应采取自由主义稳健派的主张。
松冈就任外相不久，对中国及东亚问题发表了不赔款、不吞并及尊重主权的政策。笔者等从欧洲一角密切期待着：由理解自由主义的近卫和松冈联合起来，压制军部的力量，把日本引回正道。松冈除在外交方面有许多经验外，无论作为政党政治家，还是作为大陆的实业家，曾负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当初有识之士中也有不少人对他抱予殷切的期望。
然而，这种希望落空了。松冈吸取了先辈藩阀政治家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人的经验，因此想在建设新日本中成就功名的心很强。他窥探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想乘机实现其政治野心，只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健康，是国家的不幸。
他急于成功，因此跑到了军部政策的前面，与其说他是军部的傀儡，不如说他在驱使军部。终于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松冈外相比近卫更加引人注目。这两个政界人物最终势不两立了。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性质 近卫在组阁前，召集陆海两相及候补外相，商讨新内阁的施政方针，一直到达成了一致意见，才正式组阁并付诸实施。新内阁采取的是军部要求的内外全面革新的政策。目前，对内确立一国一党的制度，对外建设日德意轴心，并推行占领中国的政策。
军部一些人向外相介绍的白鸟大使又由近卫首相推荐，担任了松冈外相的外交顾问，大岛陆军中将（前驻德大使）和野村海军大将（前外务大臣）分别由陆海军的有力推举，担任了驻德大使和驻美大使，并决定起用建川陆军中将（三月事件和满洲事变的参与者）为驻苏大使。不言而喻，陆军特别重视与德国的联系。因过去的关系，大岛中将再任驻德大使。另外海军最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因此选出海军出身的人担任驻美大使。
近卫谨慎地操纵陆海军的势力，任命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大将为工商大臣，任命陆军出身的铃木（贞一）担任企划院总裁，和海军保持均衡，平沼男后来也入阁坐上了内相的交椅。
二 大政翼赞会
新体制运动 近卫如果没有一大政党为背景，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政治，所以他发表了要求解散现有政党，亲自组织一大政党的主张，并辞去了枢密院议长的职务。如前所述，恰在这时发生了政变，人们自然就增添了对他的期望。当时，新闻界报导了近卫要创建一大政党，并亲任党魁，由木户侯作副总裁。一般人认为，大概近卫要审时度势，建成新政党，吸收军部的力量，或操纵它，或把其势力压下去。
于是在组成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时候，根据军部的计划，立即着手组建一大政党。可是，政友、民政两党的干部，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解散本政党，更不赞成军部操纵这一大政党，实现其建立法西斯政治的目的。当时，反对军部法西斯政治的势力很强，普遍存在着对幕府的反感。政党方面，不仅限于反对由军部组织新政党，而且也强烈反对军部提出的建立政治新体制以及经济新体制。经济新体制的基本主张就是，建立军部要求的、政府指挥监督的最高经济机关，政府向该机关发布产业命令、方案，来改革企业形态，使资本和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全产业排除金融统治，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是一个经济全部赤化的方案，引起了实业界和财界的强烈反对，平沼男、池田成彬就是反对者的代表。近卫看到这种情况，急忙转方向，虽然这样，还是迈向了军部企图建立的一国一党制度。
实践臣道 到处布满了对现有政党的不信任情绪，实际上现存政党作为满洲事变以来的政治势力，已经逐渐衰落了，但是他们仍独占议会的席位。军部认为全体国民必须参与政治，政治家的态度应该明朗，应该使领导者和国民直接地、自如地行使政治权力，因此有必要实践以东洋思想为基础的“臣道”，如果用之于议会制度就是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只要建立适当的政治机构，全体国民就能实践“臣道”、翼赞 [ 译者注：翼赞是协助、辅佐、辅弼的意思。——译者 ] 大政。然而，在这种机构中，应尽可能包括政府机构成员、政党党员、有识之士、军人、地方代表、报社记者等人物，也就是说去实现日本封建思想的德国版，因此建立了拥有庞大机构和地方支部的大政翼赞会，近卫的好友马赖宁伯为事务总长。大政翼赞会的活动，完全得到了军部的承认。大政翼赞的日本理论很难理解，据它的领导者自己解释说，就是采取许多极端的反动的行动。
作为大政翼赞会的一部分，陆续建立了象纳粹特工处、苏联劳动互助之类的壮年团、生产联盟、产业报国运动等组织。对外则在东亚共荣圈内扩张日本的力量，为了统治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组织了大政翼赞会的辅助机关——兴亚联盟。纳粹制度日本翻版的大政翼赞会，在与满洲产的具有共同思想的“满洲国”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一样，都是混合左右思想，由军部、政府、民间人士混杂在一起组成的。真正拥有实力、左右大政翼赞会的，是以陆军省军务局为中心的军部中坚层。实质上，大政翼赞会只是装饰军部力量的组织，和纳粹组织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精神活力，不过是得到军部好处的壮年团等的极端活动特别显眼罢了。
政党的解散与翼赞政治会 企图改造国家的军部，强烈要求已经把持了内政机关大权的陆军大臣兼任内务大臣。但由于反对者很多未能如愿。近卫首相让平沼男和在国本社运动中与平沼男接近的皇道派的柳川中将入阁（司法大臣），来改变军部的力量，由接近皇道派的平沼男任内相。平沼内相在议会中，不顾军部的意向，说：“大政翼赞会并非政治结社，而是公共事务团体，日本决不效仿纳粹的一党专制的制度，而要靠实践东洋的‘臣道’、万民辅政的思想治国。”如果大政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只是一个公共事务团体，仅仅作为与政治思想有关的团体而存在，那它实际毫无用处。
由于军队一国一党的宣传和近卫建立大政党运动，一些原有的政党就和新政党运动合流，逐渐地解散了，最后连踌躇不前的民政党也不例外。然而，大政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没有被解散。可是近卫这时已经打消了建立大政党的念头，不想解散政党。只要存在宪法，就要使用议会，必须要让政党存在下去。于是近卫集合了过去的旧政党，创建了大政翼赞政治会，使之成为政治结社，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这样就可以灵活地与政府联络，操纵国政，也满足了军界的愿望。
大政翼赞政治会被解释为与大政翼赞会没有任何联系的团体，可是两者由同样的人组成，名称也很类似，一个被说成是公共事务团体，一个被解释成政治结社，国民一直很不理解，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它。大政翼赞政治会除了包括以前的政党外，还网罗了一些军人和其他官界、实业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但其主体仍然是旧政党和军部及官僚。
解散了政党，大政翼赞政治会变为操纵议会和政府的机关之后，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全部被破坏了。因而，与大政翼赞会同时存在的大政冀赞政治会，终于抛弃了政党政治，这实质上不过是把议会变成傀儡的一种手段。军部最后除去了其为所欲为的政治障碍。无论大政翼赞会，还是大政翼赞政治会，都和德国的纳粹党、苏联的共产党一样，并没有成为推进党国政治活跃的力量，不过是为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军部所左右的一个庞杂的机构，国民的意识只能缩小、沉滞。
三 汪精卫政府
对重庆工作与汪精卫 第二次近卫内阁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爆发的日中战争早日结束，这也是近卫个人感到应做的工作。
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曾一度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企图将中国问题由日本片面做“满洲式”的解决，但不久又广播了“近卫三原则”，暗示将与蒋介石妥协，这是军部的一种意见。军部中的“中国派”推行对中国的占领政策，创立“兴亚院”，准备扶持汪精卫政权。可是，军部的另一部分人则主张设法说服重庆国民政府，在此期间将日中问题早日解决。板垣辞去陆军大臣职务，改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后，一再设法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开始谈判，但是中国方面始终置之不理。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之初，这两派依然对立，汪政权建立之后仍旧继续存在。第二次近卫内阁知道中国政府已完全不相信日本军部，所以松冈外相特派外交官和民间有声望者赴香港，通过中国方面有影响的报界人士张织章，进行和重庆方面的妥协工作。
《日中基本协定》 近卫内阁成立时，汪精卫政权已成立了。它以还都的形式，仍旧采取旧的组织法，政府保持五院制度，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虽然得到日本的承认，国旗仍用青天白日旗，但旗的上面须加一条三角形的黄布条，上写“和平、建国、反共”六个字，也以此六个字作为汪政权的政纲。
于是，汪政权在近卫内阁成立之际，等待着日本政府正式承认。
日本政府派前首相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为特派大使赴南京与汪政权谈判，从事调整日中间的基本关系的工作。经过长期谈判，汪精卫代表要求解放中国，希望日本废除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日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占领政策，就是要求承认日军的广泛权益。最后，把妥协条款杂乱地摆在一起，签订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复杂而离奇的协定书，即所谓《日中基本协定》。于是，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为中国中央政府，而汪政权也对日本需要的军事行动予以援助。日本表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根据中日提携的原则，给日本以广泛的权益。同时，又发表了“日、中、满”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三国共同提携，“满洲国”政府与汪政权互派大使，互相承认，企图将多年的满洲问题，由日本和汪政权予以解决。
新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活动 《日中基本协定》达成后，送至日本枢密院审议期间，松冈外相仍派人到香港继续进行对重庆方面的妥协工作，因为毫无进展，只好放弃。日本政府将此基本协定审议完毕后，于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年）十一月四日，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得到了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精卫的主要助手，有前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担任过蒋介石秘书长的周佛海，另外还有前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等参加。
影佐少将被聘为最高军事顾问，他实际上就是汪政权的最高主宰者。另外，在财政经济方面担任最高顾问的，是前日本藏相青木一男，他带了许多专家，在各部门任职。中央银行的储备银行的实权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海军为指导汪政权的海军与陆军分立，另派一位海军少将担任顾问。
由此可知，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以占据中国点和线的日本军阀势力为背景，在日军督导下建立的，在北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也在其统治下。汪政府成为形式上占领区的中央行政机构，开始了前途多难的行程。
四 三国同盟（三）
荻洼会谈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最大的使命在外交方面，换句话说，就是怎样满足军部的希望。对于国内改造的所谓大政翼赞会，是纳粹在日本的翻版，与对外问题的三国同盟互为表里。海军推倒了米内内阁，山本（五十六）次长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海相和丰田次官都已对三国同盟无异议。海军的实力，已被“南进论”的强硬派所控制。而松冈外相对德国毫无认识，对欧洲局势更不明了，他早已成了军部的俘虏，无视外务省驻外使节的意见，盲目听信军部的判断和意见，完全相信德国的宣传。
德国已放弃了一九四零年度对英登陆作战，这意味着完全放弃了登陆作战，表明英国实际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德国深知登陆作战的意义重大，所以百般努力使世人相信，德国并未放弃进攻英伦三岛，不过是暂时延期而已。德国宣称，有信心随时取得对英登陆作战的胜利，一九四一年进行的作战之日，就是大英帝国崩溃之时。尤其竭尽全力向日本宣传。此外，德国政府向日本游说：“日本应利用这个形势，向东南亚推进，进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际，应该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力，日本万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日本国内笼罩着不要耽误了公共汽车，应该赶快行动的气氛，所以早在荻洼近卫官邸召开的组阁会上，就制定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草案。近卫、松冈、东条、吉田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只有海军表现出对这个重要决定的忧虑，吉田海相称病辞职，及川大将接任海相，表示赞成三国同盟。
东京谈判 松冈外相就任伊始就电令驻柏林的来栖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外长试探德国方面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意向。里宾特洛甫外长马上做出反应，他洞悉日本方面的时机已经成熟，急忙派心腹斯塔玛作为私人代表赴东京。斯塔玛特使到日本后，和奥特大使一起与松冈外相会晤，立即进行三国同盟的谈判，与意大利的关系由德方负责接洽。
非常富有自信的松冈外相依靠已经由政府首脑部决定的方针，亲自草拟方案，并由外务省外交顾问斋藤帮助谈判。松冈草案，实质上与前次平沼内阁时期，里宾特洛甫提出的一般军事同盟是一样的。至于条约以何国为对象问题，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谈判非常顺利。条约的内容是，缔约国的一方，遭受第三国攻击的时候，其它缔约国必须立即援助，援助的方法及发动，属于主权问题，由缔约国自行决定。
三国同盟与苏联 德国当时正与英法两国做殊死的战斗。德国与苏联又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利用此条约，在处理波罗的海及东欧问题时，屡次做了不光彩的交易，如今在东方又获得了安全保障，正与意大利一起竭尽全力，共同对付西方的英法两国。日本与北方苏联的关系，自平沼内阁时代以来毫无改善，但是由于采取南进政策，在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上，越发与德国利害一致，似乎感到遭遇了共同的敌人，而且日本相信由于德苏关系的好转，北方的危险业已暂时消失。
德国在东方仅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德苏关系并未根本好转，但是，自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苏联和日本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苏联也常常尊重德国的意见，所以，对日苏两国的关系德国表示可以从中代为斡旋，使苏联了解日本并表示友好的态度；这也并非难事。德国又称，三国同盟缔结以后，要设法使苏联加入同盟。
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日本颇受欢迎，特别是给军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长时间地支配了他们的态度。当时，日本以为经过共产革命的苏联，仍旧保持着帝俄时代的传统，也过于相信德国所夸耀的对苏指导力量。日本更认为，德国若以今日战胜的余威，不难说服苏联。日本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而实行其计划的。
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条把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全部删掉，这是因为防共协定仍然存在，而且德国和苏联之间新缔结了互不侵犯协定。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内心里更希望把苏联也拉进来。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反响 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松冈外相与奥特大使及斯塔玛特使终在东京谈判成功，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正式签署。
本来，天皇和元老派非常反对三国同盟，由于近卫的谏争游说，才听从了内阁的意见。于是，天皇特别颁发“诏书”，表明今后以三国同盟为国策基础，依照轴心政策去实行。
意外的三国同盟发表以后，给予世界深刻的反响。世界显然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德、意及日本的轴心国，另一个为英、美、法的民主国，而共产主义的苏联则保持有利的中立立场。此后，日本与英、美、法三国的关系，自然急转直下，日趋恶化。
但是，近卫内阁向枢密院做了违背一般常识的说明，他说：“三国同盟的缔结，是与改善美、苏两国邦交的目的相一致的。”近卫可能相信了德国的诱说，可经德国从中斡旋，改善与苏联的邦交；而美国也可能因三国同盟的压力，踌躇不敢参战。对三国同盟不会成为与英、美邦交的障碍、反而是改善邦交的途径之说，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笔者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松冈访欧归来，途经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大使许泰尔哈特，讨论了日美邦交问题；不久，近卫也善意地开始与美国谈判。松冈当时一再电令任驻英大使的笔者，设法努力改善与英国的邦交，与丘吉尔首相交换意见时要表明重视日英邦交的宗旨。但是笔者感到，三国同盟条约缔结以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无法挽救，不能不表露出极度的失望。
随着德、英战争的深化，日本军部的反英亲德气氛更为浓厚。近卫组阁不久，滞留在日本的许多英国人，均以间谍嫌疑的罪名被监禁起来，比如路透社的记者考克斯在宪兵司令部里自杀等不幸事件的发生等，与英国的关系也终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军部方面渐渐也象预料到的一样，对日英关系不可避免地恶化进行了歪曲的解释。
五 松冈的外交
松冈的革新外交 松冈外交在日本首先表现为具有某种“革命”意义的外交，正如松冈所想的要进行改革日本国家的革新一样，以日、德、意三国同盟为出发点，革新内外，实行纳粹式的扩张。他看到以军部为中心的革新时机已经成熟，企图趁机领导这项运动。
松冈按照缔结的三国同盟实行其政策，使外务省的首脑机关掌握在支持轴心政策的人手中，同时，罢免了不是历来外交主流派的外交官，特别是几乎全部的驻外大使。为此，一时停止了日本驻外外交机构的职能，也在所不辞。由于他过多地相信了军部掌握的国际情报，认为外交驻外机关是不必要的。他竟成了日本革新运动的先驱，把这种荒唐的做法先在所管辖的外务省示范，而军部、其它政府机构却几乎没有人效仿。
松冈外交缔结了三国同盟，决定了日本的方向，又根据《日中基本协定》，处理了对华问题，接着就按照军部的愿望，立即南进。在陆军及海军的政策以及松冈外交三方面条件均已确定后，开始解决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
松冈外交相信德国的胜利，并为此付出了一切，且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成功的前提，在东亚积极地稳固日本的地位。把“东亚”称为“大东亚”，就是扩张的意思，推行希特勒的扩张外交。松冈外相缔结了三国同盟后，积极争取日苏中立条约，批准《日中基本协定》及推行的南方政策，都是基于这个根本方针。
与法属印支的谈判 从法属印支的云南铁路，运送了大量的援蒋物资，河内简直成了援助重庆的港口。日本认为，不能让这种对日不友好状况存在下去。占领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已经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边境。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至少在表面上奉行维希政府的命令。维希政府是德国势力卵翼下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对日本采取友好的态度，不许法属印支继续采取对日敌对行动，援助重庆政府。日本为了不使云南铁路援助重庆，认为必须用军队占领河内等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所以特遣陆军的西原少将与德古总督谈判，松冈外相也让安里大使和维希政府直接交涉。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迫于日方压力，不得不采取让步的态度。先前那种消极的、不妥协的态度，给日本军部不小的刺激，可是法属印度支那最后还是答应了日军进驻其北部。
就在这时，军队内部发生了过火的行为。政府制定的和平进驻的方针，由于军部的中坚将校的策动被歪曲了。派往印度支那北部的陆军参谋将校，和中央取得了联系，要求武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采取满洲事变以来的方式，直接管理。安藤司令长官的总参谋长，从海军进入陆军的长勇参谋长、参谋本部的富永第一部长均直接策划了这个计划。他们不满负责谈判的西原少将的稳健态度，采取了无视谈判的行动。海军强烈抗议违反大本营命令的陆军的行动，而已经出动的陆军根本不听。这样，尽管达成和平进驻的方针，陆军却仍有意进行飞机轰炸，采取了军事行动。天皇陛下知道这种情况后，感叹道：“陆军误国。”为弥补这次过失，只有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地区采取和平进驻的方针。而且，随后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进行了的经济通商。
国际民主主义和经济解放 欧洲的文艺复兴及产业革命的对外影响就是新大陆的发现和对东方的远征。世界被看作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各国的扩张也到达了沉睡的东洋。日本进行了自主反击成为大国，在东亚完全摆脱了欧洲殖民地的状态。可是，无论在菲律宾，在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婆罗洲、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不言而喻，日本人的活动均受到严格的禁止，就连单纯的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地区，不过是宗主国的附属物而已。这个时代，国际上已看不到民主主义的一鳞半爪了，到处笼罩着资本帝国主义的迷雾。如果东亚各民族被解放，他们以自主的原则，进行通商、协作、贸易活动，这些地区必然获得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对世界和平亦能做出贡献。
即使原来发生了满洲事变，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的经济封锁，也必须把日本经济从崩溃中解救出来，这是当时的背景。而且为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与确保大国地位，也必须首先考虑出路。但是，日本不了解世界局势，并不知道被夹在了国际联盟严格的维持现状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扰乱政策中间。日本应逐渐地运用英美及世界做法，经慎重考虑，力主东亚的经济解放，以实现国际民主主义的理想。日本缺乏灵敏和忍耐性，只顾眼前的需要，而一再盲进，效仿过去时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依靠日本军部力量的大肆活动，欧洲反响是非常明确的，其反应首先表现在从日本最感痛苦的经济战争开始。于是，日本逐渐陷于绝境。日本为了开辟周围的地方，又在盲进。日本感到，欧美一再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因而不得不扩张日本的生活范围。这种经济战争，和以军国思想为基础的武力侵略恶性循环，逐渐使日本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日本高唱理想，主张理念，针对英美的条约主义高唱自卫论，以维持现状政策，主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松冈外相时期，日本军队已经深入法属印度支那，这种恶性循环已不能改变，这是当时的大致形势。
同法属印支和荷属印尼的交涉 法国的殖民地政策，比美英的政策更为反动。法国征服了越南、柬埔寨，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政策是极端榨取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独立运动，剥夺所在地人民的政治自由。经济上，把法属印度支那完全置于法国的从属地位，禁止其它国家介入，就连本应与近邻日本进行的有利的交通、贸易，也大大受到了限制。企图把地处东亚一角的法属印度支那，完全从东亚分离出去，置于法国的直接统治之下。日本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和它大同小异。
在东亚也终于开始出现了民族解放的风暴。欧洲战争的爆发断绝了与宗主国的交通，而且宗主国或忙于战争，或者被敌国占领，殖民地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以前为殖民者统治的东亚各民族迅速觉醒。独立运动的志士多逃到海外，不少人来到东京。随着日本的势力向南方伸长，东亚民族日益觉醒，酝酿着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这些殖民地的宗主国都疑惑地注视着日本，认为日本的经济要求常常伴随着政治目的。
反对日本的诸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压迫，所以日本要在与其地理位置接近的东亚各国中寻找经济出路，就必须在这些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寻求经济突破口，可是东亚各国被关闭了门户。然而，这时日本的经济要求，被看作是与武力侵入南方一样的行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抵抗。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谈判，在日军进驻前就开始了，最后达成了协议，但是日本并不满足。日本政府又向和法属印度支那处于同样状态的荷属印度尼西亚，先派小林商相，接着又派前外相芳泽谦吉，去调节经济关系，可是日本政府不满足达成的结果。国内不负责任的强硬论和徒劳无益的日本南进政策，增加了国际政治混乱，使日荷关系恶化了。
调整泰国和法属印支的国境争议 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国界大体是沿湄公河而定的，可是对河岸地域一向有争议，泰国一直想收复法国靠武力割去的柬埔寨。结果，欧洲战争爆发后，就发生了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冲突，从边境到海上都发生了战斗。松冈外相提出：“在东亚发生这种战争，有碍东亚的和平，要在两国之间调停。”于是得到了赞同。
在东京，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所以松冈外相提出了调停案，在两国间斡旋。在日本的压力下，谈判成功。结果，泰国实现了一部分的愿望，非常满意。新国境由长期担任国境划定委员的日本委员来决定。
东亚的纷争由日本出面主动地解决了，这显示了日本的权威，也受到了枢密院的欢迎。这个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新国境，在日本战败后也与战时决定的泰国和其它国家的国界一样，失去效力。旧国境又恢复了。
松冈外相的外交攻势与他对英美势力攻击的言论一样，是以陆海军的武力为背景的，这招致了英、美、法、荷等国的憎恨，他们更加强了团结，实现了对付日本的政治、军事合作。
在中国及东亚问题上，英国把美国推到了前头。欧洲战争开始后，美国在东亚成了欧洲的代表，其它国家都跟随着美国的指导，互相结合，一致行动。这样，在美国的指导下，日益加强了对日本的A、B、C、D的包围阵。
松冈外相在调解了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纷争后，为访问德、意，又踏上了赴欧洲旅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
六 松冈外相访欧（一）
松冈外相访问德、意的动机 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松冈外相的活动确是令人瞩目的。三国同盟不但决定了日、德、意三国的协力提携，并且还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后的势力范围。日本将成为包括南洋的整个东亚领导国家，而德、意暂定了欧洲及非洲为其活动范围。日本当时已经南进，不但在华南，而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拥有兵力，已与英美势力范围发生直接的冲突了。德国在欧洲，以压倒的胜利，席卷了整个西欧大陆。在北非，意军虽被击败（一九四○年十二月），但是德国又越过了埃及的国境，直捣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心脏。所以，今后如何运用三国同盟，三国首脑有必要密切联系。
近卫内阁的首脑部特别是军部对三国同盟缔结后的世界局势及日本的方向并无疑问。他们相信战争的胜利属于轴心国，同时并不担心善后措施，因为三国缔结同盟时对此已大致获得了谅解。甚至关于战后日本的地位，他们也因感到有了保障而更加安心。应军部中枢的要求，松冈认为若这时访问德意，与两国首脑密切磋商，检讨轴心国取胜的途径，可作今后日本决策的参考资料，而且对他个人将来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非常有利的。
确保轴心胜利的另一手段是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协助轴心国，是三国同盟缔结时日、德双方的默契，也是双方的希望。所以，松冈外相也想能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松冈访欧，各方面以种种理由普遍加以反对。海军对于松冈秉承陆军的旨意将对德国许下攻击新加坡的过分的诺言表示忧虑，所以军部特别警告松冈，关于军事行动尤其是进攻新加坡的问题，万勿给德国任何方式的诺言。对于统帅权，与军部无关的人，陆海军也是绝对排斥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松冈未带任何礼物，由陆海军武官陪同前往德、意两国访问。
日苏关系与松冈外相 平沼内阁自从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抗议而下台后，已经一年半，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也逐渐采取南进态势，因此确有必要力求与苏联妥协。换句话说，就是北守南进。这也是日本与德国签订三国同盟时的默契，并以为由德国从中斡旋，使苏联加入同盟也并不困难。
松冈于三月下旬抵达莫斯科时，日本新任驻苏大使建川美次中将已经就职。松冈以前曾令建川大使与苏联洽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便成为日本南进政策的后盾，但是，由于苏联方面要求种种代价，未能如愿。松冈藉此访苏的机会，又向苏方重提旧事，而苏联却提议以中立条约代替不侵犯条约，并仍坚持要求相当的代价。松冈未得结果，即去了柏林。
松冈的头脑中仍记着三国同盟缔结时德方的谈话，以为还有将苏联拉进来的可能，而且他预料德国也许同意从中斡旋此事，所以前往柏林。日本认为，向苏联要求缔结一个如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的条约，是很自然的事，而松冈本人更相信缔结这个条约，与缔结三国同盟当初的意图并不违背，预料德国必定能表示欢迎。
《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 松冈外相在柏林作为贵宾，备受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外长及其他要人的特别欢迎。三月二十七日谒见希特勒后，又与德国要人举行了数次会谈。后于四月一日访问了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首相及齐亚诺外长。回德国又住数日，即离德取道莫斯科返日。
在柏林，松冈曾与里宾特洛甫外长讨论日苏关系的改善，希望德国从中斡旋，日苏之间也能缔结一个如德苏之间同样的协定。可是，关于这几点，不但未能得到任何要领，反而遭到德国的反对。
松冈归途中到达莫斯科后，再次提出了提案。苏联仍坚持原议，不希望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可缔结中立条约。不过日本必须把在库页岛所获得的石油、煤炭的权益归还苏联。松冈原则上予以接受，并表示希望日苏之间缔结渔业正式条约，于是达成了《日苏中立条约》。显然的，苏联认为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立条约是有区别的（苏联与德国也是先缔结中立条约，以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其实苏联与波罗的海诸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都被肆意践踏，和日本缔结的中立条约也早晚注定要遭同样的命运。从这种结局看，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意义的。
美国当时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审慎地注视着以欧战为中心的世界局势的演变。美国指摘德、日的政策为侵略，积极研讨防备的对策，另一方面，给英国以全面的援助，包括援助对德战争。在太平洋方面，对日本的南进，表示莫大约关心，对于三国同盟后的日、德、意间的共同行动，则特别予以戒备。为对抗这个轴心势力，不但援助英国，同时为大势所趋，有必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将它拉入英美阵营。它绞尽脑汁，想造成这种情势。在华盛顿，副国务卿威尔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断地与苏联大使乌孟斯基洽商。美国当时最怕的是苏联参加三国同盟的阵营，尤其松冈访欧的归途，突然又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给美国很大的刺激，前次苏联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等于欧战开了火，这次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又何异支援日本的南进？认为这完全是同工异曲，因此，太平洋的危机，恐怕不可挽救。这种忧虑，即使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仍然存在。松冈在莫斯科与老友美国大使许泰尔哈特谈日美邦交的时候，很坦白地对他说：。日本外交的基调仍在三国同盟。”他企图一方面利用三国同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利用刚签订的日苏条约的威力，阻止美国参加欧战。
经松冈外相之手，日苏中立条约终于签订了。松冈由莫斯科启程时，斯大林突然出现在车站送行，拥抱着松冈说：“我也是亚洲人。”表露出亲密之意。由此可知，斯大林当时获悉德国进攻苏联已经迫在眉睫，对于这个《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他无疑地认为相当满意。
松冈访德的真相 松冈外相在德国曾听到很多德苏关系日渐恶化的消息，也发觉德国对苏联的态度与三国同盟缔结时的情形不同。但是，他却不知道苏德战争已箭在弦上。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中，松冈静静地回想，访问柏林及莫斯科的情景中有很多令他感到不安和矛盾的地方。他在思索着将来，结论是：三国同盟无论何时，总是日本政策的准绳。松冈到达“满洲国”时，已知道日美谈判在东京开始了。然而，他却不急，悠然自得，四月底才返回东京，受到了国民的盛大欢迎。因为日本人民以为《日苏中立条约》至少可以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
天皇陛下对日苏关系的改善也表示欢迎。松冈分别向政府及天皇报告其访欧情况。对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说得很详细，但是关于访问德、意的情况，仅做简短的形式上的报告。天皇发觉了这一点，近卫首相等也无法理解松冈的这种态度。而松冈对于他不在期间，由近卫负责发起的日美谈判，却表示非常冷淡。
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松冈做了希特勒式的演说，严厉批评了近卫和其他大臣，对政界表示出目中无人的态度。关于松冈的访德，日本官方现在已无正式记录，松冈本人也未遗留记录而死去。因此，关于松冈访欧，尚有许多真相，也就无从获悉了。比如：根据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官所提出的德方记录，证实了松冈与希特勒约定日本进攻新加坡，松冈回到日本对任何人都秘而不宣，只专心进行倒阁运动，企图自己掌握政权，以便实施与德国相配合的政策。这种判断，也许言过其实。此外，据德国一部分可靠人士说：“松冈在柏林时已从德国方面获悉攻苏的计划。路过莫斯科时，将此计划泄露给斯大林，而换取了中立条约。。这恐怕也不会是事实吧！
松冈从日本出发时，欧洲局势的变化尚未传到日本；而日本依旧保持着三国同盟缔结时的想法，作为日本政策的基础，根据这个同盟，松冈的脑海中想了很多计划。其实，松冈去欧洲时，他并不知道欧洲已和三国同盟缔结时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日本方面对欧洲问题的判断，完全是根据表面上的现象，而资料的取舍，也只凭其所好和希望。所以，日本的看法总是落后于形势一年半载。这也足见日本人对国际形势的感觉是相当迟钝的。在德国早已放弃对英作战之际，日本仍误信德国的宣传，以为立刻就要开始对英登陆作战，再有，德国已决心对苏开战，而仍误信德国与苏联亲善。有些日本政治家说：由于欧洲问题的复杂离奇，从地理方面来讲也离得过远，日本不易把握其真相，所以重大的政策有时也就盲目地决定了。但是，这种辩解是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的。这更证明了日本的领导者对世界的基本政治形势是如何地疏远，而松冈对德国的知识尤其缺乏。
七 德苏关系的激变
德国的世界战略与对苏联的拉拢 一九四零年，德国从北自挪威、南至西班牙的国境，攻占了整个西欧大陆各国，然而对英国的作战始终未能实行，且已失去了机会。既然放弃对英作战，为了防止今后的破裂，首先应在欧洲大陆方面，巩固德意两国轴心的地位，使其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对英国的登陆作战，既然不可能，则必须放弃进攻，改变方针，从速研究促使英国崩溃的方策。因此，必须着眼于英国要害所在地埃及、印度及马来亚方面。日、德、意三国同盟，从德国方面来看，原想以此集中全力瓦解英国。于是，它以为能将对波斯湾及印度多年来即有野心的苏联也拉进三国同盟，共同协力击溃英国，是最为适当的战略。这个计划，不但符合日、意两国的希望，就是苏联也必受欢迎。一九四○年下半年，希特勒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依此方向而行，这个方针也左右了日本军部。这个策略当然也是英美方面最忧虑的。
巴尔干对于德国的重要性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秘密协定书里，已经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对关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也规定了双方应相互协议。巴尔干四国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分割波兰，承认塞尔维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东南欧洲（巴尔干）方面，规定德国只有经济的利益，而没有政治权力。但事实上，德国仍重视巴尔干，始终不愿放弃。
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攻占捷克，意大利也于同年四月占领阿尔巴尼亚，此后德意两国在巴尔干已具有压倒的势力。同年九月，德苏瓜分波兰。此后德国又告苏联，承认它合并北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南到比萨拉比亚及北布高维纳地区。于是德苏关系逐渐调整，双方的势力范围，从米米尔经过波兰的中央，到罗马尼亚北方国境为止，以此线为双方确定的划分界限。自此以后，匈牙利（一九四○年十一月）、罗马尼亚（同上）、捷克（同上）、保加利亚（一九四一年三月）、南斯拉夫（一九四一年三月）及克罗西亚（一九四一年六月）等国，都相继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参加了轴心国阵营。
德国于一九四零年八月，为了特伦西鲁巴尼亚的领土主权，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调停（维也纳协定），十月间进驻罗马尼亚，继而侵占保加利亚。一九四一年四月占领了南斯拉夫，继而占领了希腊。德国也不管一九三九年的德苏秘密议定书的内容规定如何，又把巴尔干划为德国的当然势力范围。
中欧及巴尔干不但是柏林、巴格达及哈姆布鲁、巴斯拉必经之路，也是德国攻击英国殖民地的要道，正如意大利半岛经由北非昔兰尼加，可以直捣埃及一样。经过希腊各岛，是冲出小亚细亚的路线。如果土耳其保持中立，这几条线都是攻击英国殖民地的重要路线。换句话说，德国无视一九三九年德苏秘密议定书的规定：不但是为维持其生命必须拥有巴尔干，而且，在对英作战的战术上，巴尔干也是不可缺的。侵略英国本土的登陆作战终告失败。除了经意大利及巴尔干，跨过地中海，而直捣大英帝国的心脏之外，德国已别无胜利之途。
苏联对巴尔干的野心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达成妥协以来，苏联利用欧战，将它在东欧方面的地位逐渐巩固起来。如前所述，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逐渐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及北布高维纳，在东欧全线与德国的势力范围对峙（一九四一年）。
苏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向芬兰要求重划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境及设置军事基地，更要求培洽莫地区的交通权利。芬兰予以拒绝，于是苏联废弃了《互不侵犯条约》，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立即开始进攻芬兰，但芬兰军英勇善战，因此苏联终未达到侵略的目的，宣布休战（一九四零年三月）。苏联因为对芬兰的侵略，被国际联盟开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不过，芬兰参加了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结束时，只得屈服于苏联（一九四五年九月）。
战争初期决定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时，固然不可能预见战争的结局。双方的谅解，都是战术上的，所以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产生了以后的战术。苏联趁着德国忙于西欧战争的机会，企图把波罗的海、黑海，划为其内海。尤其是获得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是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政策。因此，苏联在巴尔干半岛想鼓动帝俄时代由来已久的潜在势力，已经利用希腊正教而掀起宗教运动，特别是对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方面提倡泛斯拉夫运动。不仅如此，巴尔干各国参加防共协定和加入三国同盟，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决心打倒这些政府，将德国的势力由巴尔干驱逐出去，由苏联取而代之。同时，苏联企图把在芬兰的失败在巴尔干收回来。苏联冷静地分析：趁着德国对英埋头苦战之时，这个计划并非不能成功，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德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表面上两国的关系很协调，通商协定也很顺利地进行着，苏联物资不断地供给德国。在势力范围问题上，如里兹亚尼亚问题，由于德国的撒手，问题也得到解决。表面上看，这两个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都很满足各自得到了势力范围，似乎真有互相协助的互不侵犯的关系。凡发生新的事态，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双方常表示互让的态度而获致协议。里宾特洛甫外长再度访问克里姆林宫后，两国关系更见融洽。
一九四零年末，德国由于军事上的成功，其国际权威达到最高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缔结了有一年之久，为了交换整个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的意见，希特勒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莫洛托夫外长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柏林，立刻去谒见希特勒。希特勒依其早已考虑好的想法，很热诚地劝导苏联，应加入三国同盟，并说现今是破坏英国的最好机会，希望苏联从高加索冲出伊朗、伊拉克、波斯湾，德国当必协助。
莫洛托夫的回答相当冷淡。他说：“对希特勒总统的远大高明的提案，并非不感兴趣，原则上极赞成。但是苏联今日要求，在实现这个久远的计划之前，应首先解决这些目前的现实问题。苏联想在黑海的出口达达尼尔及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设立军事基地，并且要求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保障，所以希望德国先承诺这些问题。然而，德国不但进兵罗马尼亚，并且对它提出领土的保障，究竟这些保障是对哪一个的保障呢？就这几点，我愿听取德国的详细说明。”莫洛托夫提出苏联对海峡方面以上的要求后，即催促希特勒立即答复，因而激怒了希特勒。虽然后来又谒见了一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根本的协议。里宾特洛甫外长反提出关于苏联加入三国同盟的具体方案，莫洛托夫未得到他所要求事项的答复，离开了柏林。
控制巴尔干的国家就能调动土耳其，巴尔干不但是东欧的关键，也是地中海及小亚细亚的关键。
德苏在巴尔干发生的异变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因为由此更加清楚了苏联究竟是轴心的朋友，还是轴心的敌人？希特勒知道苏联对巴尔干野心甚大，更明确地意识到，在欧战中德苏势将两立。巴尔干不但是英德的角逐地，也将是德苏的战场。
德苏的关系从此越发恶化，苏联虽然对加入三国同盟的德方提案曾答复原则上予以同意，但德国对此并未认真地回答，反而开始在东面积极备战。德国于一九四一年一月派二十万军队侵入了罗马尼亚，又进驻了保加利亚。德国占领巴尔干的目的，一方面是救援在阿尔巴尼亚被希腊军击败的意大利军队，企图破坏英国在希腊的基地，另一方面，则巩固德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以防苏联的进攻。苏联对海峡及保加利亚方面，通过莫洛托夫已经表示这些地区划定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意思，以后又对德国进入巴尔干明确表明了反对的立场。苏联为抵抗德国在巴尔干以及东面的行动，开始在边境集结大军，援助巴尔干的民族运动。一九四一年四月松冈访问德国期间，南斯拉夫发生了反德的政变，德国立即出兵镇压，从此更证实巴尔干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苏两民族利害冲突的地方。
德苏关系的恶化逐渐传到欧洲及其它地区，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经过，也相当准确地报导于世界各国的首都，引起各国的注意。人们都感到了德苏之间必将发生新的事态。一九四一年春，德苏国境双方大军云集，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终于报导出来了。
八 战争大势
欧洲战争局势 英帝国的危急处除本土外，还有地中海方面、波斯方面、印度方面及东南亚方面。德国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使其冲入波斯、印度方面的计划破产后，又引诱日本南进。意大利溃败后，更是如此。
希特勒未能攻取英国本土，即使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战争形势也不容乐观。对英作战失败后，德国眼前的目标，就是靠大西洋战争对英国实行海上封锁战，以及地中海方面的战争。据观察，大西洋战争是海上势力的战争，无论如何从开始就看不出德国之成功，结果不过是把美国引入了战争。
为了判断松冈外相出访时的战争局势，必须说明当时地中海方面的战争。
意大利的败绩 意大利埋头于确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一大势力，一九三五年以东非意属厄立特里亚为基地，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英属埃及、苏丹处于为意属殖民地包围的形势。一九三九年四月，与德国侵占捷克相呼应，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接着进入希腊，遭到了希腊强烈的反击。至一九四○年六月，正式参加大战，更在地中海驱逐英国的势力，梦想建立“新罗马帝国”。在库拉奇阿里将军的指挥下，集中北非的黎波里、普兰尼加陆军的精锐，沿海岸大路向埃及进击。如前所述，埃及处于意大利的北非军和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军两面夹攻的态势，又隔着地中海。库拉奇阿里的北非军构成意大利的右翼，侵占希腊的军队构成左翼。轴心集团的地中海战争，目前就是意大利战争。
意大利军在各处都不是英国的对手。希腊军受英援助英勇善战，打败了进入希腊的意大利的巴尔干军。因此，意大利的权威在巴尔干已经衰落，德国不能坐视，急忙救援，所以派兵占领了希腊，空降部队奇袭，在多岛的海上占领佐泽卡尼斯及控制了海峡入口的诸岛。德国一九四零年八月进兵匈牙利，十月进占罗马尼亚，又侵略保加利亚，终于与意大利一起将巴尔干全部划为其势力范围。
意大利军在北非主战场遭到了比巴尔干更惨重的失败。库拉奇阿里的几十万远征埃及的军队顺着沿海大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蛊惑宣传，一方面驱逐英军东进，终于越过了埃及国境。英国方面，韦维尔将军指挥下的威尔逊参谋长等人正秘密地准备反击。反击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开始，横穿过沙漠突进的英军切断了靠海岸的意军的后方，与舰队协同作战，将西迪巴拉尼附近的意军围歼，还在各地歼灭其残部。意大利陆军的精锐就这样在巴尔干及北非无影无踪了。
意大利的海军、空军并不比陆军幸运。英国地中海舰队一发现意大利的舰队，就在海上对其攻击。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空袭了意大利南部重要的海军港口塔兰托，消灭其主力舰队的大部。被断绝燃料供给的意大利的空军势力急剧减弱。
这样，一九四一年初意大利参战后半年多，其战斗力已全部被击溃。所以，德国取代意大利，也不得不背着地中海战争的全部负担。意大利战败是整个欧洲战局的转折点。
欧战初期，意大利驻日武官曾断言：“如果意大利参战，地中海的英国势力马上就会消失。”然而，意大利战斗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和“新罗马帝国”梦一起破灭了。墨索里尼苦心经营的意大利近代化的陆海空军的战式，的确是不幸的。
西班牙的态度 一九四一年初，德军已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因此希特勒在对英的地中海战争中，稳固了其左翼。右翼当然就是意大利半岛。希特勒如果能控制佛朗哥，把战线延长到西班牙国境，再向西班牙延长，进攻直布罗陀，地中海战争的右翼当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如果德军和西班牙军共同进攻直布罗陀，穿过摩洛哥，完全将佛朗哥纳入轴心集团方面，就能够取得地中海战争胜利的机会。
佛朗哥将军有很大的野心。在北非，想恢复以佛朗哥为中心的“大西班牙”。希特勒再三与他谈判，怂恿他放弃中立而参战，为了德军进攻直布罗陀，要求同意德军通过。佛朗哥没看出希特勒在战争中能取胜，巧妙地应付希特勒，采取拖延的策略，最后也没答应这些要求。
法国的动向 在地中海战争中，法国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尽管法国政府已经投降，但是法国国民并未投降。在此基础上，戴高乐将军继续维持法国的生命。即使相信德国胜利的贝当政府主要目的也是把法国国民从战祸中解救出来，并不完全是德国的傀儡。根据一九四零年六月的投降条约，贝当政府还管辖着本土的一半及北非的殖民地。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法属北非的广大地区，是重要的港湾，也控制着西地中海。阿尔及利亚总督韦卡恩将军等多数法国人，决心不让德国染指北非，并完全与美英联系，因此得到了美国不少的物质援助。尽管维希政府中，达尔朗及拉巴尔的势力加强，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且韦卡恩将军被免职，但也没有改变这种形势。
美国认为，法属北非如果置于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的势力就会直接波及大西洋沿岸，危害美国的安全。为了尽量防止这种情况，多次派驻利比大使向维希政府首脑贝当元帅提出警告：如果维希政府的行动越出对德投降条约一步，就会被认为是对美国表示敌意。美国已经采取参战的立场，坚决不让德国插手法属北非。这种态度，与在东亚对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态度是同样的。由于北非成为实际的战场，形势就更加紧迫了。
希特勒在意大利败退后，派隆美尔的军队到北非，救援意大利残军。隆美尔的军队已经打败了进入的黎波里的英军，追击到埃及国境，并越过国境侵入埃及。
希特勒为了地中海战争的完全胜利，坚持压迫法国，要同法海军一起利用北非基地。因此，他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维希政府在达尔朗及巴拉尔的怂恿下，终于屈服于德国的压力。
对法国的压迫与东方问题 德国对法国的压迫不仅关系到控制西地中海的法属北非。希特勒向维希政府提紧急要求，将在东地中海占有重要地位的、由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小亚细亚方面，作为政治、战略两方面的基地。达尔朗在巴黎答应了德国代表阿贝斯的要求（一九四一年五月），叙利亚就成了策动对伊拉克的反英政变基地。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占领了叙利亚。可是，东方由于苏、德、英三大势力之间夹着的土耳其始终保持中立，终于未发生动荡。
当时，由于日本的要求，德国就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多次向法国施加压力。美英认为，德国对法国的压迫，是与轴心总体下的一定计划有联系的。换句话说，德国在地中海战争中取胜，进入埃及和小亚细亚，在这里与日本的势力汇合，破坏英帝国，所以法国问题具有世界意义要重视。另一方面，德国默认了为了把美国的注意力牵制在东亚，由维希政府向美国大使泄露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要求。
北非战争已经不只是英国的战争，美国安全保障的前线也在北非，并在法属印度支那。
德国的困难处境 对英战争失败后，希特勒计划在一九四○年美国参战前，一定要取得地中海战争的胜利，实现与南进的日本的联系。可是，由于对苏战争达已经不可能了。希特勒本想按预定计划对苏战争，并运用其兵力使地中海的战争也按预定的去进行。可是都未按计划进行。隆美尔的远征军在西迪巴拉尼战线遭到英军反击，重蹈意大利军的覆辙，向的黎波里方面退却。德国不得不埋头于对苏战争，终于没有余力投入地中海战争。而美国的参战终于使德军在地中海全面地败北了。
松冈外相访问欧洲的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意大利事实上已经失败。希特勒决定对苏战争的时候，美国实质上采取了参战的立场，从而决定了世界战争的一般形势。
九 松冈外相访欧（二）
松冈外相与统帅部 松冈外相从日本出发前，在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上，就关于访欧的使命与内阁和统帅部首脑人士交换了意见。各方面一致认为：德国对英战争具有优势，英国本土的登陆作战，也将在本年（一九四一年）成功，英帝国的崩溃就在眼前，对苏联方面允许它向波斯湾伸展，更促德国力劝苏联参加三国同盟。这仍是三国同盟缔结时的观察。如前所述，松冈的想法也是这样。
据德国的官方记录，在东京，德国曾通告日本军部，向苏联提出关于三国同盟的问题，但苏联并未同意。然而，日本政府对于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详情毫无所知。对德苏关系的恶化，全然不信。
在联席会上，军部曾警告松冈外相，无论德方如何强烈要求，关于日本进攻新加坡的军事行动，凡有关统帅问题都不能给任何许诺。另外，松冈外相的军部随员，也接受了军部的密令，在这方面监视松冈的言论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松冈对这方面特别注意。
与松冈外相的会见计划 松冈外相是外交大员，很熟悉外国事情，但对德国情况知之甚少。如前所述，对德国的情况他相信军部的判断，轻信德国的宣传。他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力量，相信德国吹嘘的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早已决定在本年（一九四一年）进行，这将决定英帝国的崩溃。在德国，与德方要人会谈时，很想获悉关于对英作战的计划，尤其是对英登陆作战开始的时间。当时日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笔者曾从伦敦发出有关欧战情况的电报，政府首脑部似乎并未注意。过去日本由驻外使节向外交部报告有关时局的电报，一般将副本呈递宫中，首相及有关大臣传阅。但是事后才发现，当时笔者任驻英大使期间重要的电报，竟未采用这种办法，只有驻轴心国的大使所拍电报才可得到传阅。
松冈的随员加濑俊一（当时在英大使馆工作）对笔者的观察和意见知道得很详细，也知道松冈与笔者的意见完全不同，所以他向松冈建议与笔者会谈，交换意见。结果，松冈告诉笔者，愿在欧洲大陆适当的地点会谈。笔者虽知道在战火中的西欧旅行，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但是仍准备排除万难去赴会。幸赖英国政府及丘吉尔首相的帮助，给笔者提供飞机等方便。由于松冈外相缩短了旅程，不能在中立国瑞士举行会谈，而笔者又拒绝赴柏林，此事即作罢。笔者不久要求回国的原因，是想将自己直接见到的情况，坦白地告诉松冈，以完成自己的心愿。
松冈外相囫囵吞枣式地理解军部对形势的判断。仅靠对德的访问来看欧洲的真相的确是不容易的。他与德国的首脑们就各种问题会谈，但是他对德国方面关于德苏关系突变的说明却不够理解。
进攻新加坡问题 松冈在德国时，从未获得关于对英作战问题的新情报，相反，德国曾向松冈试探日本进攻新加坡的日期。当时希特勒已决定对苏开战，所以一再命令里宾特洛甫外长，设法与英国获致媾和的协议，而里宾特洛甫以为使日本在远东方面压迫英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根据纽伦堡军事法庭里宾特洛甫的供词）。德国预料如同大岛大使预告的一样，松冈访德的礼物将是攻击新加坡的协定，但是松冈表明的对英态度的强化不过是抽象的，并未给德国任何诺言。然而，德国方面认为，至少松冈个人已许下进攻新加坡的诺言，德国官方的记录也是如此。至于在柏林，德方与松冈所讨论的关于对英问题，双方都未达成具体的结果。
关于德苏问题大致相同。里宾特洛甫表示不满意日本提出的对苏互不侵犯条约，可是松冈外相不太理解突变的形势。如前所述，反而向里宾特洛甫提出按照三国同盟的原则，依靠德国的斡旋，来调整日苏关系。并且，松冈外相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与苏缔结了《中立条约》，使德国目瞪口呆。
斯大林当时已获悉德国的阴谋，美国政府也在这年一月，将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提供给了苏联政府。此外，在东京的左尔格间谍组织，也将从德国大使馆获悉的最可靠的情报报告给了莫斯科。松冈访问德国的归途中，在莫斯科又要求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恐怕也出乎苏联的意料。克里姆林宫目前要控制德苏冲突，与日本缔结中立条约可削弱防共协定及三国同盟的锐气，在东方获得支持，所以苏联当然很欢迎。而且，苏联经常驱使日本南进。可是，这点又与德国对日态度相符合。东京的左尔格间谍团与德国大使奥特的行动，在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德苏在塞尔维亚的冲突 德苏冲突的前哨战在松冈在柏林时就已开始了。巴尔干中部的塞尔维亚政治形势，由于德、英、苏的势力压迫而相当复杂，以后又发生了由它国支持的叛乱，颠覆了亲德政府。德国立刻派兵进入塞尔维亚，采取镇压手段。里宾特洛甫外长为处理此间题，不得不变更与松冈预期的谈判。苏联为保障塞尔维亚的领土主权，大肆鼓吹泛斯拉夫运动。巴尔干半岛无论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德苏冲突的导火线，从塞尔维亚问题的动机可以说明巴尔干问题是多么复杂而困难。
笔者坚持日本不应介入战争政策，感到有必要回东京说明欧洲形势，并想将原来预定在欧洲与松冈会谈时所讨论的各种问题，拿回日本和他讨论。结果，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于一九四一年六月离开伦敦返日。在笔者将要起程的前一个月，德苏国境两国大军继续集结时，发生了一件罕有的事。
十 赫斯事件
赫斯飞到苏格兰 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一天，碧空无云，轻风徐徐，一架德国梅塞式单叶飞机从德国飞过北海，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附近时，驾驶员乘降落伞跳下，飞机却被烧毁。这天是五月十二日。
乘降落伞跳下的德国人态度极为镇静，徒步想找汉密尔登公爵的官邸。这是一位能讲英语，颇有绅士风度的人。他就是被德国元首希特勒指定为第一位继承人的赫斯，所以此事轰动了世界。他并非一位逃亡者。
过去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大会时，出席的英国代表中有个叫汉密尔登的人。作为德方主人的赫斯，和他成了朋友。以后，两人曾约定一同攀登阿尔卑斯山，继续交往。赫斯根据这个关系，现在飞来找他，是希望通过他的协助，与英国政府当局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英国政府虽然公布将他以俘虏看待，但实际如何处理，从未有任何公布。
赫斯其人 赫斯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助手，他生于埃及，受过英国式教育，能流利地讲英语。他富有宗教家的深沉和认真，以热烈的感激性格，帮助希特勒领导纳粹。有人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就是他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而写的。他经常负责党部的工作，很少在政府公开露面，希特勒对他极为信任，在战争初期，已经指定他为总统第一继承人，戈林元帅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
他把《我的奋斗》指出的政策，当作金科玉律，认为苏联是德国的敌人，把处置苏联看作各种政策的先决条件，相反认为对英国必须继续维持增进亲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德国与英国正在血战，这并非纳粹的本来愿望，而是由于里宾特洛甫等的错误措施把德国引入了歧途。如有机会，他总想设法将这些错误予以更正补救。
赫斯在政府及党的首脑部的力量逐渐减弱，而里宾特洛甫的势力日渐扩大。自己的地位已经孤立，他深感寂寞。然而，德国现在似乎又想恢复到《我的奋斗》的基本政策，已经处于与苏联决一雌雄的形势。他想这时应挺身而出，为报答希特勒知遇之恩，也应该孤注一掷。
赫斯的失败 赫斯以后不断通过与汉密尔登公爵的通信联系，希望与英国当局接触，就德国向东方的扩张政策取得英国的谅解，尽快与英国恢复正常的关系。鉴于一年的战争结果，他认为不但可以使英国动摇，而且必要的时候，可将英国政府推翻。
赫斯秉性刚直，为此忧心忡忡。他利用曾当过空军军官的技术，在飞机场用奇计骗到一架飞机，独自驾驶，跨过北海，顺利地降落在苏格兰。汉密尔登公爵当时服务于军界，不在苏格兰。赫斯被捕后，英国政府已搞清了他的来意，但没采纳他的意见，却把他拘留起来。他有高明的驾驶飞机技术，经常使用它，后来希特勒发觉他行动可疑，曾下令禁止他飞行。希特勒愤怒地骂他太糊涂，把他看作精神病患者，而他的副官则以不能阻止他的行动为罪名被判了刑。
赫斯在战后纽伦堡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无期徒刑。虽然赫斯事件仅仅如此，但是英国却从此知道希特勒阵营内已发生了重大的分裂。当时，德国驻苏大使许廉布鲁赫伯爵及其他了解苏联内幕的人，都一致谏言对苏开战无益，即是德国陆军部内也有很多人赞同这种意见，但希特勒认为如果现在不将苏联解决，德国将来必受大祸，难获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不改初衷，继续准备开战。德国对英登陆作战失败后，解决苏联问题成了德国的燃眉问题。
德苏战争 笔者离开伦敦返国，路过里斯本，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时逢日本驻西欧各国外交官举行会议，讨论德苏两国局势的问题。六月二十一日传来了德苏开战的消息。笔者离开伦敦前，曾拜访丘吉尔首相，告别时丘吉尔透露德苏不久恐怕即将开战。
在东京的人对德苏开战都感到意外。当时，松冈为欢迎来日的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歌舞伎剧场举行观剧会。听到这个报告后，立刻离开会场，进宫晋谒天皇，报告德苏开战的消息，并对天皇补充他的意见说：“日本这时也许有必要与德国采取共同行动。”天皇立即召见近卫首相，了解政府的意见。近卫奏明政府对苏联的关系，仍想严格遵守中立条约，松冈的意见不过是他个人的私见而已。天皇这才放心。由此可知，松冈的政策仍是以三国同盟为基调的。
十一 日美谈判（一）
三国同盟与美苏关系 关于缔结三国同盟，近卫和松冈对政府的枢密院的说明是：为了调整日苏两国的关系，也是为了改善与美国的邦交，这并不是骗人的话，当初就是那么想的。
如前所述，德国当时对将苏联拉入三国同盟非常自信，同时为了防止美国参战耍尽了手段。据德国观察：由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日本可以在远东牵制美国，使它在欧洲不敢参战，而且认为如果日本在美国军备尚未完成以前，向与德、意两国交战中的英国宣战，先发制人进攻新加坡，相机制服美国，再加上国内舆论的反对，那么美国就很可能错过参战的机会。
日本陆军的首脑部也相信了这种德国式的想法。但在日本也有一派与军部根本不同的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虽为大势所迫，但仍应尽量避免参战，与英美维持邦交。他们完全相信日本政府的正式声明：三国同盟的缔结，并不是将矛头对准苏联或英国，实际上，日本更想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所以他们即使在三国同盟缔结后，仍想稳定住与英美的关系。
松冈外相和近卫首相的意见 松冈的意见与军部一样相信德国能大胜，以日德同盟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好象过去的日英同盟一样，而且认为，无论日美英关系，还是《日苏中立条约》，都应在三国同盟运用的范围内实行。所以德苏开战后，甚至主张参加德方进攻苏联。但是，近卫认为应见机行事，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决定政策，三国同盟缔结不过是军部操纵的一个过程，尤其德国事先未与日本协商，就开始对苏进攻，日本对三国同盟应负的义务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对美邦交的调节，松冈外相按照三国同盟缔结的宗旨，以防止美国参战为重点；近卫则主张，要离开三国同盟，维持日美和平。近卫的做法在总的原则上是适合的。
美国神甫的提案 当时，对日美关系表示忧虑的人逐渐增多。美国天主教神甫德劳特及大主教沃尔什过去为传教常来东方各地旅行，在日本常居住在京都。他们对日美关系甚表忧虑。他们以宗教上的地位，与美国财界、政界的教徒保持联系。一九四零年底，他们曾携带了一个日美邦交调整方案来日本，开始与日本朝野人士交换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当时美国门罗主义适用范围所规定的关于西半球的定义，在太平洋地区以一百八十度的日期变更线为界，在这以西美国不得干涉，而日本不得干涉这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这个谅解方案是将太平洋分为东西两部分，美国既不得干涉西太平洋的事，而日本也不得干涉东太平洋及欧洲的事。根据这个方案，虽然不能阻止美国的参战，但事实上美国要放弃多年来所采取的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对此很感兴趣，但很明显的，美国政府对此方案表示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方案未能正式提出，两位美国神甫也就回去了。但一部分日本人误以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两位神甫在日本时，除与松冈外相及近卫首相会谈外，也常与曾在纽约财务官办事处任职的日本人川井接洽此事。
川井也将会谈的情形不断地转告军部或其它方面，力说日美邦交调整是可能的。陆军军务局的军事课长岩畔大佐接受近卫首相的命令负责接洽。军部当然知道日本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尚无充分准备，也未预料要和美国作战，经过检讨美国传教士的提案后表示赞成，所以就很热心地开始日美邦交的调整。海军方面也表示同意。
松冈外相的训令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从一九四○年八月以来屡次被松冈外相邀请出任驻美大使，后经海军大臣推荐，他才接受了这任务。野村大使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自东京动身，在起程的前一天曾收到松冈亲笔训令。这个训令明确地规定了野村大使的任务和松冈外相的方针（根据外务省记录）。
一、如果不下决心改变我国国策，要想和美国达成谅解，确保太平洋的和平，进而为恢复世界和平谋求合作，终究是不可能的。
二、如果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终将难保美国不参加欧战或对日开战。
三、如果这样，将发展成为可怕的世界战争，其灾难将数倍于上次大战，或将终于毁灭现代文明。
四、如果没有达成日美直接谅解合作的办法，帝国将与英美以外的国家携手合作，即使向这些国家施加压迫和威胁，也必须防止其对日开战或参加欧战。这不只是为了皇国自卫，实际上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五、无论为了保卫我国或是为了防止世界大战，因为已别无它途可走，所以终于签订了日德意同盟。
六、既然已经签订了这个同盟，我国的外交就将以同盟为轴心来进行，和当年的日英同盟一样。
七、如果三国政府认为发生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条规定的第三国的进攻，日本当然要忠于同盟。
对于这点不允许有丝毫怀疑。日本下这一重大决心时，当然要经过极为慎重的御前会议。
八、有人认为日本现在在中国的行动是不正当的，或是侵略的行为，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我国终有一天会实行日华平等互惠，实现开国以来传统的宏伟理想——八紘一宇。
九、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也是出自八紘一宇的理想，“没有掠夺，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是我们的宗旨。
总之，首先要在大东亚创造国际上睦邻互助的天地，以树立世界大同的模范。
十、这种理想暂且不谈，就眼前的现实问题来说，我国也迫不得已选择在大东亚圈内走自给自足的道路。对君临西半球，进而向大西洋、太平洋扩张的美国来说，以上日本的理想和愿望能说没有道理吗？允许日本做这样的事情都不可以吗？
我国所考虑的绝不是要排斥别人，美国也应该来协助开发大东亚圈。诸如担心我们会断绝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橡胶、锡等物资，那是很可笑的。
希望将上述各项连同我在不久前在日美协会上的即席讲话，以及这次帝国会议上的外交演说等内容，向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美国朝野实权人物透彻地说明。
在这训令中，松冈说明三国同盟缔结的经过及意义，并清楚地规定野村大使抵美后的方策。在训令的末段，将他个人的见解，坦诚地表明给美国朝野人士。松冈指示的重点是：对美国依靠我们轴心政策的压力，防止其参战，决不可使他们认为我们是要求妥协去的。
野村大使上任时，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恶化，尤其罗斯福总统的反轴心政策已经很露骨，举国扩张军备，参加欧战已不可避免。野村大使奉着这个训令，到这样形势的国家作为日本代表上任，其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野村大使的工作 野村大使赴任时，为重视陆军关系，特别要求陆军派一位有力的助手。结果，中坚将校任军部要职的岩畔军事课长被派任此职。
岩畔大佐秉承近卫首相的旨意，让一直与德劳特、沃尔什两神甫保持联系的井川同去担任翻译。两人随后到了美国。他们抵美后，立即和两位神甫会谈，着手起草日美邦交调节的具体方案。这些日美的有志者，以岩畔大佐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也采纳了野村大使的意见，完成了一个日美调整方案。野村大使就职后，早已对松冈外相的训令置之不理。而且，他也不允许驻美大使馆中其他官员参加这些私人谈判。
野村大使一再收到松冈的警告电报，要他对井川等人不负责任的行动必须加以注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又收到严重的警告：不可与井川等往来。然而，野村大使不但仍准许岩畔、井川二人继续活动，而且他自己也参加了与两位神甫的调整方案的会谈。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大概井川仍与近卫保持联络，岩畔大佐是陆军最有力的代表，松冈的强硬方针早晚使日美关系难免破裂，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或许是出于至诚只好这样做。驻外大使不受直接上司松冈的命令，而去尊重间接代表近卫首相和军部的私人意见，因此所谓日美谈判根本就是一件分裂的外交，其失败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后世史家认为，与其把批判重点放在交涉的经过与方式上，倒不如放在交涉开始的原委上。
所谓《日美谅解案》和赫尔国务卿 德劳德和沃尔什两神甫的热诚已经感动了美国政府内的天主教徒们，遂开始说服罗斯福总统，尤其是邮政部部长乌卡赞成两神甫的见解。两位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所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已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根据岩畔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述）。两神甫特别强调，必须采用此方案，才能挽救两国关系的危机。罗斯福总统又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据赫尔所著的书中说，他本人当时对两神甫所言，即如能采取这个方案，必能加强日本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更能变更日本政府轴心政策，抱有很大的怀疑。他主张无论何时，都要奉行美国民主主义，也就是反对侵略政策，同时必须维持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的政策，决不能变更这些政策。求得与日本的妥协，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才有可能。所以，他在日美谈判开始时，就断定成功的希望只有二十分之一。但是，那时美国对德、日两国并无准备。罗斯福总统及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希望利用日美双方非正式的谈判，以争取时间，从而明了其真相。美国国防部也想尽量使日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晚些出现。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赫尔国务卿接见野村大使，将“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取出来交给他，并问他：“这个方案，是由美国民间人士提出来的，日美两国民间人士所草拟的两国谅解方案，听说贵大使也参与了此事，不知是不是事实？”野村大使承认此事后，赫尔国务卿告诉他：“这个方案，可以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美国政府准备开始非正式谈判，并列入议程。”赫尔国务卿表示，在外交谈判上，不负责任的提案决不接受。野村大使答应，立刻将此方案和赫尔国务卿的意见报告给本国政府，请示方针（根据赫尔写的著作）。
在这以前，罗斯福总统在野村大使就职时曾问野村，为什么美日两国的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表示应当常与国务院详细讨论，除去恶化的原因，这是调整两国关系的最好办法。
四月十六日，由赫尔国务卿交给野村大使的《日美谅解方案》的其内容如下：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日中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南太平洋的经济活动。
七、两国政府有关太平洋地区政治安定的方针。
如果日美两国政府能就以上各项正式达成谅解，那么罗斯福总统就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商讨签订其它具体协定。
野村大使的信念 野村大使将四月十六日与赫尔国务卿会见的详细经过和《日美谅解案》即刻电告日本政府。当时，松冈外相不在日本，由近卫兼代外相。为了向政府询问《日美谅解案》，野村大使四月二十一日又致电政府。在电报末尾，他吐露了自己的信念。
“总之，本谅解案与日苏中立条约的情况一样，充分考虑了帝国国策之基础——轴心同盟的发展，并重新指出轴心同盟基础的三国条约第三条的效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以本大使所见，应该认识到，美国在现在的状况下，迟早会发生参战及爆发日美战争的最坏的情况，所以现在与美国谈判，与轴心各国大局的利益是一致的。”
野村认为三国同盟及轴心政策的基础虽不能改变，但如果不与美国进行什么谈判，必然导致日美开战，所以如能使美国了解日本与三国同盟的立场，防止其参战，对轴心各国是有利的。幸而现在已有谅解方案，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如果谈判的结果未达成谅解，“日美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受到更严重的经济压迫，必然增加战争的危险”，所以一定要达成这种谅解。也就是说，野村大使想利用松冈外相轴心政策的威力，通过谈判达到避免日美战争的目的。但是，要知道主张开始谈判的野村大使的意见与赫尔国务卿的立场，是不能相容的。日本企图一方面实行轴心政策，一方面调整日美邦交，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两国当政者既然知道不可能，而硬要去尝试，这完全是无谋的冒险。美国方面是备战的一种拖延政策，而对日本来说是寻找开战的机会，各有不得已的苦衷罢了。
日美两国的根本立场 日美两国多年来根本主张不同，要使其妥协成为可能，必须或是一方改变其政策基调，或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仍坚持其对华政策和南进政策，妥协是困难的，而美国仍坚持其对日政治、经济上的压迫政策，使日本屈服也是困难的。关于这些基本问题，两国进程的变化是谈判成功的重要条件。
如前所述，鉴于欧战两年的情况，罗斯福总统已决定了美国的态度，公开宣布欧洲及美国西海岸是美国国防的前线，英国本土是前哨站，废除了中立法。又向面临崩溃的法国暗示参战并给予援助，接着应丘吉尔的要求，按照《租借法案》，向英国直接提供武器借贷，赠送五十艘驱逐舰；同时，在西半球的英国本土，取得了建设国防基地的权力，事实上已与英国站在共同的国防立场上。罗斯福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连任第三届总统，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表示加强英国的战斗力，同时决心实际上参战。他命令运输军需品到欧洲的美国舰船，如果在空中、海上受到攻击时，护卫的美国军舰应立刻进行还击。以上事实，已经把美国置于宣战参战的状态。
日德意三国同盟可能起到了牵制美国参战准备的作用，但是想靠谈判使美国承诺不参加欧洲战争，从美国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靠轴心政策的压力，达到其目的更是不可能的。可是，关于三国同盟，美国方面想使日本明确表态：在美国参战的时候，日本采取中立立场。也就是说要尽快搞清日本是不是敌人，是最重要的。因此，美国对日美谈判的基本立场是：对美国参加欧战，日本保证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一定要挫伤三国同盟的锐气，而且使日本一改历来的积极政策，转向与美英协调的和平政策，关于东亚诸问题，只要不损害美国一贯奉行的原则，美国也不妨采取让步的立场。这是日美谈判的关键。
由此看来，日美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日本是否事实上抛弃三国同盟，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武力政策。而这对刚刚缔结三国同盟的日本来说，是极重大的问题。作为三国同盟的当事者，刚刚访问德、意的松冈外相，知道了近卫首相及其他人关于谈判的意向很苦闷。日本方面如果不十分理解这种情况，漫不经心地开始谈判，结果必然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谈判明显地将成为危险的国际游戏。
日本对谈判的根本错误 如前所述，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赫尔国务卿对野村大使说，这是“日美民间有志者”的方案。并提示了日美邦交调节案。可是他说野村大使也参加了起草方案，确定把此案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并作为谈判的基础，进入非正式谈判。
然而，野村大使向政府进言，此案是由美国国务卿提出，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他在电报中说：“达成本谅解案，反复进行了背后工作，美国政府表示赞成，赫尔国务卿也没有异议就确定了，本大使也参与了背后工作，经过种种交涉形成本案。”至少，日本政府认为这是美国方面承认的美国草案，日本方面想以此为基础，更提出相应的方案，才能进入谈判。在华盛顿也有同样的方案，但美国和日本却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里有根本的分歧。
近卫首相接到野村的电报后，表示非常满意，日本政府立刻召开联席会议协商。因为军部也曾接到岩畔大佐的详细报告，所以对此事很谅解。联席会议上统帅部及政府的意见完全一致，决定即与美国政府开始谈判。另一方面，赫尔国务卿四月十八日又向野村提出所谓赫尔四原则，要求日本承认这四原则作为谈判的前提，并询问日本是否有放弃现在军事侵略的意志。赫尔四原则是：一、尊重各国的主权；二、不干涉它国的内政；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所以赫尔国务卿在谈判开始时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时松冈外相刚结束对德、意的访问，在归途中到了满洲。大桥外务次官主张应将这个要做出重要决议的联席会议延期到外相回来后召开，近卫首相也决定等外相回京。
松冈外相的态度 近卫到羽田机场欢迎松冈外相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一方面听取松冈的回国报告，另一方面也想决定日美谈判如何开始。松冈外相却口称太疲劳，会议没完就回家休息了。近卫及军部对松冈的态度极为不满。松冈外相对于不在国内期间而决定的这个重大问题感到不理解。近卫指责松冈的态度不可理解。
松冈访问德、意两国与其首脑交换意见后，抱着满腹经纶而回；而对《日苏中立条约》缔结成功，国民也寄予极大期待，他象英雄似的受到欢迎。在西伯利亚铁路途中，据说他曾静静思索各种问题，不只是外交方面，有关国家革新的全般问题也加以考虑。回国后，想将日本完全变成纳粹式的国家。因此，一部分人预想，松冈可能企图自己掌握政权，以实行其计划。事实上，第二次近卫内阁早已成为他一人的活动舞台。敏感的近卫对松冈的态度也有很大的怀疑而加以监视。两人对日美谈判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不仅如此，左右日本命运的陆海军部的行动也逐渐表示出与外交谈判无关。军部的想法是，谈判尽管谈判，军事行动是军事行动，甚至认为外交谈判不过是军事行动的辅助。
近卫及松冈对日美谈判 松冈外相的态度是明朗的。他在访欧归途在莫斯科曾和美国驻苏大使许泰哈尔特会谈，强调日本外交的基础仍在三国同盟。他说：“日德之间，绝无任何特别秘密协定，日本并无立刻参加的义务。但是，如果美国参战，则情形就不同了。德国既然无向美国宣战的意图，我希望美国最好不要动。”并告诉许泰哈尔特大使，已经在五月二十四日将与许大使会谈情形电告大岛驻德大使：“已转请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参战；二、设法劝蒋介石和平；三、决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假如美国参战，日本也立刻参战。将此作为松冈个人的备忘录，请其电告罗斯福总统。”此外，他又告诉许泰哈尔特大使，德国必胜，促请美国首脑部应当慎重。他自己还宣称要亲自出马赴美，改善日美关系。因为松冈自己长在美国，为日美两国邦交倾其全力并不为奇，这也是他自己应尽的义务，他甚至认为除去自己毫无办法。然而，现在和美国的谈判，在自己离开日本期间已经开始。他最初以为这次在美国的谈判，也是自己播下种子所生的芽，但仔细调查后才知道谈判是由一些完全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所主持，近卫首相及军部也从中发动。这个日美谈判方案和他想的以三国同盟为基础，强迫美国不参加战争相去太远。尤其是关于将来近卫和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的建议，他更不能同意。
松冈认为现在进行的谈判无论从一般国际形势来看，还是从日本目前的政策来看，实际上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松冈无法解决：如何能使日美谈判与他访问的德意同盟之间的矛盾相调和。关于这一点，近卫因为已经忘掉了三国同盟的高潮，因而并不感到痛苦。
近卫与军部认为岩畔大佐起草的原案，是美国政府的提案，主张根据此案举行近卫、罗斯福会谈。他们认为不能丧失这个日美邦交的最好机会。但是，松冈不同意。针对美国的提案，他自己另外草拟了一个方案。
接到赫尔国务卿提案以后，因为松冈回电需要两个星期的考虑才能答复，使野村大使的立场愈感困难，他向本国政府如箭似的电催早日答复。
日本这时早已脱离了轨道。五月三日联席会议上又决定作为正式回答的中间措施，命令野村大使将日美间的中立条约提出来，就说是野村个人的见解，或者将松冈外相访欧后德意必胜的谈话，设法传到美国首脑部，并说明美国参战无益，日本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决不动摇，以期牵制美国的积极政策。可是美国毫无反应。同时，日美谈判之事也被透露，五月四日松冈外相秘密地将赫尔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的大要通告了德、意两国，所以德、意爆发了激烈反对运动。松冈接到了驻德大岛大使的反对及里宾特洛甫的抗议。他严肃保证日本决定以三国同盟为中心，运用国策到底，并声明绝对不改变方针。这样，松冈外相表示了意见：日美谈判是在三国同盟范围之内，其意义仅是我们轴心外交的辅助手段。五月九日，松冈电令野村：以强硬的态度促使美国反省，美国不能参加欧战，并要停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美国五月六日已决定中国适用军火租借法），以缓和日美关系，如果美国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日本也必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即日本进攻美国）。
尽管松冈的态度如此，而德国又对日本加以明显的压力，奥特大使还是于五月十七日在东京又向松冈提出德国政府的训令：
“德国政府认为阻止美国参战之最佳方法，是日本必须拒绝对美国提案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在答复美国政府前，未征求德国政府的意见，诚属遗憾。去年，三国条约之缔结，是德、意、日三国的政治的、道德的结合，其最大目标，在于阻止第三国参加战争。”
三国同盟条约确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松冈外相也尊重这项义务。德国的压力又通过驻德大岛大使直接反映给日本核心势力的军部。由此可见，日美谈判的开始，使三国同盟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日本方面的反提案 五月十二日，松冈外相完成了日本政府对赫尔提出的《日美谅解案》的反提案，其大致内容是：三国同盟的宗旨是防止欧战扩大，希望美国不要介入欧战，提议日、美两国在欧洲重建和平，关于中国问题，希望美国出面调解，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应停止对中国援助；日本对菲律宾的安全保障及经济均等主义。反提案对罗斯福总统和近卫的会谈，只字未提。美国所得到的答复与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松冈外相又训令野村大使，提出答复时“可向赫尔国务卿提两个条件：一、美国不参战；二、美国应劝告中国政府和平”。但野村大使并未照办。显然关于日美谈判，松冈和野村从开始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美国认为是否参加欧战是美国的自卫权力。美国想通过谈判试探日本是否能改变其轴心政策，承认美国可以运用自卫权。松冈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如果美国参加欧战，日本为了三国同盟的友谊，也必不得已而参战，所以最好双方均不参战，即可解决许多的悬案。这个答复使美国颇为失望。松冈不承认美国为援助英国而参战是美国自卫权的运用。最后，美国知道松冈和德国企图阻止美国发动自卫战争，更断定妨碍日美谈判的人就是松冈。
美国政府的口头备忘录 关于日美谈判，日本政府内部的分裂已无法掩盖，无论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支持日美谈判的人都指责松冈。野村曾暗示美国政府，这次日美谈判，除松冈外，已得到日本军部及天皇本人的支持。因此日美两国排斥松冈的呼声日益强烈。松冈和野村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不能调和。
针对五月十二日的日本提案，五月三十一日赫尔国务卿也将美国的反提案面交野村大使，但野村并没将此案报告日本就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得到驻美武官的报告后，才知道此事。政府与驻外使节的关系更加疏远。野村大使六月二十一日把从赫尔手里得到的美国对五月三十一日提案的进一步修正案，作为五月十二日对日本提案的美国政府答复案，正式报告给政府。
美国政府早已料到德苏战争必将爆发，遂在德苏开战的当日即六月二十一日对日本提出的提案中又附加了交换公文及美国政府的质问函（野村大使对交换公文书，表示不能代为传递，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意志）。这个方案也可说是自从四月十六日日美有志者所草拟的日美谅解案以后，美国政府的最初提案，其内容与日美谅解方案相差甚大：坚持美国可以发动自卫权，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一般通商问题等，全是美国历来主张。对日本最重视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仅表示应由日中两国间友好地谈判解决。对日本所希望的答案，似乎置之不理。在这个提案中还附有一份备忘录。
六月二十一日，赫尔国务卿面交野村大使备忘录一份，其内容如下（六月二十三日野村大使电报第四六二号）：
“国务卿认为，日本大使及其同僚因欲达成日美两国间更进一步的良好了解及在太平洋地区树立和平所表现出的真诚努力甚大，尤其在多次会谈中，国务卿认为几位态度甚为恳切。
“本国政府对于谋求美日两国间达成更好之关系及太平洋地区维持和平形势的愿望，不次于各位，而且本人基于以上精神，对日本提案中之各项观点均审慎加以研究。
“国务卿相信日本的领导者与日本大使及其同僚的见解完全相同，同时也相信日本领导者支持为达到这个崇高目标的行动。不幸的是，日本政府有力的领导者中，有人已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订约，支持其征服政策。本国政府从世界各地不断得到报告，其中包括多年来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他们说日本与美国谅解的唯一方式是美国仍实行目前的自卫政策，如卷入欧洲战争时，日本势必加入希特勒方面的战争。
“最近日本政府发言人发表的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强调三国同盟日本的誓约及方针的官方声明，是不可忽视的一例。面对这种领导者公然表明、且公开地煽动日本舆论的态度，如果还期待目前讨论的提案得到具体的结果，岂不是幻想？
“日本提案中尤令人怀疑的是，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条件中和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希望以抵抗共产运动作为协助中国的措施，并承认日本可以在内蒙古及华北的一定区域内驻兵。
“本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提案已经过审慎的研究，虽然对提案的实质不愿加以批评，但对日本大使及其同僚一再说明，美国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各种政策决不允许美国步入任何与此政策相违背的方向。如果是只对本国有影响的事，那么在权利的决定上还有商量的余地，但现在所讨论的是影响第三国主权的事，本国政府认为，处理这样的事应当更加慎重。
“因此，国务卿和本国政府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日本政府如希望达成谅解方案的目的，似应明确地表示。本国政府确实希望日本政府表明这种态度。”
赫尔口头备忘录的意义 美国政府的口头备忘录不但是对松冈外相的警告，也是对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任何人从文件中都可以看出：松冈在职一日，谈判就不会得到结果，而日本不根本改变过去的主张，谈判也无希望。
这件口头备忘录表明日美谈判已触暗礁，所以这是关于谈判前途的一份重要文献。但当时日本的领导者似乎认为这仅是排斥松冈的文件。
以此看来，美国政府已经断定，松冈对美国恫吓威胁的言论，仅是松冈个人的，日本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所以不但不理会松冈的威胁，并暗示为继续举行美日谈判必须将松冈外相踢开，甚而要求日本政府，对于美日谈判的政策全面加以改变。
松冈外相七月十日在政府大本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认为赫尔国务卿的口头备忘录简直是干涉日本政府的内政，无视独立国的尊严，我方必须予以拒绝。至于谅解案，如以日本五月提出的方案为基础，恐无达成协议的希望，如果决定停止谈判的话，应审慎地考虑其时间及方法。当即电令野村大使将口头备忘录退回。在十二日的联席会议上，海军提议最好将谈判拖延到占领越南为止。
日美谈判急转直下，日趋恶化。如果日美之间无论发生任何事件都足以发展至影响两国的邦交，那么也就无法再维持目前的局势。
美国认为希特勒是侵略者，是和平安全的敌人。美国虽未参战，但对英国已予以援助。一九四一年初，获悉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确切情报，欧战胜败谁属就要见分晓的时候，日美谈判实际上已到了除非日本全面的让步，否则决不能成功的地步。
近卫虽然也是缔结三国同盟的负责人，但不象松冈把三国同盟看得那么重要，仍想将日美的关系在华盛顿以谈判的方式加以调整。于是，近卫为排挤松冈，决心自己指导日美谈判，遂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呈请总辞职。天皇再命近卫组阁。这是天皇希望日美谈判继续进行并使其成功的旨意。
七月十八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将松冈逐出，任命原任商相的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希望丰田外相能与海军出身的野村大使合作，负责日美谈判，并由近卫亲自指导。其他阁员均未更动。对于陆军所主张的三国同盟，海军一向有采取反对态度的迹象，尤其是在海军的稳健派中始终有此主张。近卫首相过去曾支持陆军的主张而缔结三国同盟，这次企图利用反对三国同盟的海军稳健派的势力，早日使日美谈判获得成功。近卫的想法是，三国同盟的存在和日美关系的调整并不矛盾。这也是近卫急于寻找和平方法的挣扎，但仍不能改变军部所坚持的轴心政策。
十二 御前会议（一）
日美两国的立场日趋背离 欧战爆发后两年，英国尚未脱离险境前，张伯伦首相曾企图诱使德国东进攻击苏联，但未能成功。两年后，英国才完成了这个东西两面包围德国的态势，使自己获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确实是战争胜败的转折点。英国趁此毫不迟疑地与苏联妥协，签订了不单独媾和的协定（即七月十二日《莫斯科协定》），又进一步缔结同盟条约（一九四二年五月），规定了各项的援助。同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经过波斯湾、摩尔曼斯克及西伯利亚各地，也对苏联予以大规模的援助。
由于苏联参战，英国的负担迅速减轻，同时在英国背后的美国支配世界政局的地位也日益加强，美国的世界政策更日渐进展。在远东方面，美国不但对于日本毫无一丝让步，甚而认为其从满洲事变以来所坚持的政策可以实行的机会来到了，遂对日美谈判的态度更强硬了。当初谈判时，赫尔国务卿提出的日美民间有志者的方案，完全被提高了。
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期的日美谈判虽然屡次遇到挫折，但近卫内阁的末期，日本政府的国策又给这次谈判以致命的打击。第二次近卫内阁表示决不改变成为日美谈判主题的三国同盟和南进政策，不改变过去的方针。所以，六月十五日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提出的新提案，对五月十二日所提出的方案并无变更。
日美谈判和日军的南进 军部的南进政策不顾日本对外关系是否调整仍继续进行。占领越南北部以后，日本陆海军已经感到这不是单纯的中国问题。而且英美的态度，不但援助中国继续抗日，而且为着直接对日本施加压力，已经准备开始经济战。
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使日本屈服的目的，美国首先实行贸易方面的限制，禁止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一九三九年七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英国也追随此政策，在南洋方面拥有领土的各国也相继仿效美国，日益加强对日本进行所谓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诸国的政治经济的包围政策。针对这种形势，军部认为需要下大的决心，除了需要作战外，在经济方面来讲，为防备紧急事件的发生，必须将南洋的石油及其它重要资源控制在手。所以，陆海军都同意日军由越南北部开始侵占越南南部。据近卫事后对笔者说：“当时日本首脑部认为，即使实行这个计划，对日美谈判也不致有何影响。”另一方面，在华盛顿的谈判，美国虽然一再说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但东京却毫无反应。
由于军部过于相信德国的实力，即使在六月二十二日德苏开战的时候，也完全相信它的宣传。当时德国曾梦想一举即可粉碎集结国境的苏军，三个星期可占领莫斯科，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整个苏联。
日本军部的北方派人士主张，德国大胜以后必将其实力向西伯利亚方面推进，如果在海参崴成立根据地，那时日本所受的威胁，或许较苏联更大，所以必须研究对策。因此，动员了百万大军，送往满洲，以防万一。对外则宣称举行关东军特别演习。松冈外相回答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的询问时说，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两者之中，日本宁愿尊重三国同盟。
可是，德军的进攻并不顺利，在满洲的形势也随之变化，军部又将集结满洲的军队输送往南方。于是，开始实行陆海军主张的南进政策。
七月二日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时做出了重大的决定，这就是：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并为缓和北方派的主张另补充决定：“北方问题在适当的时机给予解决。”这次会议决定南进，而为了缓和北方派的主张，插入了在适当时机解决北方问题的词句。看得出来，近卫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满洲增兵的时候，非常害怕北方派的主张，而现在他说：“因为七月二日的决定，对北方已经不但心了。”这次御前会议的决定终于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日本决定南进以后，如果英美不让步，冲突就不可避免。但是近卫仍希望日美谈判能成功，如果谈判能成功，他想军部方面他有办法予以控制。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解释，但只能这样解释。然而，一方面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随随便便地决定了这样重大的国策，如果不是恫吓，便是疯狂，等于右手做的事，用左手去破坏一样。虽然是善意的，可是充满了紊乱与矛盾。御前会议的秘密决定，立刻被美国方面获悉。美国知道日本南进的态度以后，断定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谈判的形势极度地恶化了。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达到日美谈判的目的，近卫排斥了松冈，组成了第三次内阁。
七月二日御前会议的结果，决定了新的海军作战计划，由永野军令部总长于七月三十一日面呈天皇。天皇看到其中的对美作战计划时非常惊讶，责问永野，“敢与美国作战么？”永野答复说：“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由此可知，日美战争是日个首脑部所不愿意的。
十三 回国与进言
与松冈的会谈 笔者离开伦敦，途经里斯本到达华盛顿，已是六月下旬了。在华盛顿首先从野村大使那里听说了日美谈判之事。忽然联想起在伦敦英国政府内的朋友说过日美之间似乎开始对话，所以回国途中在华盛顿和美国方面接触了一下。由此深感达成日美谈判非常必要。无论在对欧洲问题上，还是在对美国问题上，笔者都下决心说服松冈外相，遂赶忙回国并准备辞去大使职务。
从圣佛兰西斯克出发，经夏威夷乘船到东京已是七月下旬。日本政界形势已发生变化，松冈已经下台，而第三次近卫内阁是日美谈判的内阁，丰田海军大将任外相。尽管如此，笔者仍去拜访卧病中的松冈，向他陈述笔者的见解。
松冈那时正患病，他用了几个小时慢慢地向笔者说明形势后，最后说：“自己曾以调解与美国的邦交为最终目的而奋斗，可是这事终于不可能了。南北恐怕都将要点燃战火。我认为日本如果这样，一旦落入无底深渊，国民仍不会表现出自觉来。”他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生气。笔者不了解国内重大形势，感到松冈历来采取的政策，和今天说的有许多矛盾之处，所以他那自暴自弃的言词并不疯狂。笔者从松冈家出来，一路在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避免日本参加大战。可是从今天来看，不能怀疑松冈以上的言论：明显地担心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军队的行动。甩开缰绳，在众人的喊声中疯狂地奔驰的烈马，这正是日本的形象。
笔者的进言 笔者无论是在宫中御前讲演，还是在联席会议上，或者对近卫首相及丰田外相，都从各方面陈述笔者的观察和意见。也去军部的参谋本部向全体将校做了讲演。在其它场合也向各种人披露所见的大同小异的内容。我深深感到这是笔者的义务。
其要点如下：
首先阐述笔者居住过的英国的国情。“英国国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已经成为传统。英国人忍耐性很强，越遇到困难，意志就越坚强。领导英国的丘吉尔是位少有的斗志，有铁血的决心，统率着战时的英国国民。他动员了英帝国的一切力量，并和其它参战国密切联系，又完全将美国作为伙伴。在海上英国的优势自不必说，在空中、陆上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不断接近德国。德国的海上封锁失败了，相反，英国的大陆封锁却日益显示出其威力。”
其次，论述对欧洲战势的判断。“德国已经不得不放弃一九四○年夏天对英登陆作战，但它在陆战仍维持长久的优势地位。然而，这是就欧洲大陆而言，英国在殖民地富有经验的军队是出色的。英国海上的优越不可动摇。对苏作战，如德国所说的几个月内结束，是不可能的，就象我们对中国的战争，必然成为无限消耗德国武力的战争。战争不可能是短期的，而要经过很长时间。英国完成准备，美国实现预期的公开参战时，就同上次大战一样，是决定德国命运的时刻。”
进而对国际关系发表看法。“英国和其它参战国的团结日益巩固，法国国民也团结在戴高乐周围，他们对最后的胜利已充满了信心。美国的动向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在罗斯福领导下，事实已经与参战一样。美国现在巩固了在南北美的军事基地，并声称以英国本土为国防前哨。英美的国防已结合在一起，美国形式上的参战只是时间和机会问题。英国已对殖民地战争具有自信，而且德国在占领地的困难也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因此，英、苏、美对德的包围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战争已经越过险期。”这种对战争的一般观察，驻英陆军武官辰已少将也表示同意。他通过笔者，向中央军事当局提出了意见书。
笔者的结论：“日本不要介入欧洲战争。日本坚持绝不介入战争能使现在进行的日美谈判成功，进而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清算日中关系。如果日本不介入战争，依靠外交途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针，日本的地位在欧战后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提高。”
笔者长期在海外工作，对日本政府的方针和国内情况没接到过任何通告，根本不知道军部和御前会议的决定，但是我一直认为，日本人加入眼看着要失败的战争难道不是愚蠢的吗？
推动日美谈判 在宫中御前讲演时，详细地阐述了离开伦敦时和丘吉尔首相会谈——丘吉尔所表示出的英国的决心，英国皇室的动向，空袭下的英国人的沉着态度。天皇陛下而后命令笔者对皇后陛下也进行了同样的御前讲演。在参谋本部笔者的演讲是对数百名将校级以上的人进行的，重点讲战争大势，说明英国的不败和经过长期战争能取得胜利。不少有心的将校将此铭记住了，然而也有人认为笔者是英美派，在进行恶毒宣传。笔者也因此受到宪兵的盯梢。军部还认为胜利是属于德国的。舆论一直以压倒的优势盲目地歌颂轴心。
近卫、丰田外相都对笔者的说明产生共鸣，特别是对日美谈判表示了热情，如近卫向天皇表示决心，即使死也要为其成功而努力。笔者当时接触的多数有识者中，不少人鼓励笔者。笔者对近卫的日美谈判，也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可是，国内的形势已经很困难了。
十四 日美谈判（二）
日本的南进和美国的冻结令 排除松冈外相后的近卫抱着决死的决心第三次组阁。他仍继续进行日美谈判，但是前内阁时期七月二日御前会议所决定的关于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不但并未取消，而且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这是何等的矛盾啊？日军占领西贡，海军又占领了日俄战争时的俄国舰队所停泊的金兰湾，并在附近建筑一大飞机场。这个计划于七月二十日开始实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表示，只有武力才能使他们屈服。近卫又致电法国维希政府，保证尊重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力劝对日本的军事要求予以应允，并通知德国政府设法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维希政府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曾呼吁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可是在最后的时刻，法属印度支那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卫法属印度支那的协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加藤大使在维希政府所在地签订了《日法议定书》）。
占领越南南部在军事上的意义是很明显的。金兰湾隔海与马尼拉、新加坡相望，陆上与泰国相毗连。英美在东亚的根据地，都已在日军进攻的范围内。英、美、荷三国发觉了日本的企图，日美谈判几乎中断。美国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对日本实施冻结令，冻结日本商社在美国的资金，停止对日本的全部贸易，展开了真正的经济战争。随着美国对日经济战的激烈，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此，为养活八千万人口所必需的海外贸易，除日军占领区以外，不论东西洋各地，都完全失去了市场。美国在经济上，掌握了日本生死存亡的大权。自此以后的日美谈判的中心便离开了主题，开始讨论恢复日美经济贸易，归结到日本从美国输入石油、日本需要让步到何种程度等问题。
这时日本军部仍盲信德国的全胜，还在做他们的美梦，计划德国胜利后，日本因为参战应分得何种重大的果实。
谈判继续进行 近卫首相对军部的判断也感觉怀疑，但奇怪的是对世界形势仍很乐观，以他周围的智囊团为中心继续进行谈判。共产党员尾崎秀实也是他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谈判在近卫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丰田外相，由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进行。然而问题复杂多端，非常混乱。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野村大使不但未充分了解美国的主张，连日本的提案也未弄清楚。”日本内部，对谈判的方针没有达到一致。日军占领越南后，谈判曾一时陷于停顿，而美国仍认为继续谈判是上策。罗斯福于七月二十四日特别召见日本大使，提出一个方案，将越南（以后又包括泰国）划为中立地区，作为日军由越南撤兵的条件。日本于八月六日由野村提出的新提案中，竟提议恢复贸易，而对罗斯福的提案，从中国及越南撤兵等问题并未答复。顾左右而言它更伤害了美国的感情。谈判仍然毫无进展，近卫焦急苦虑，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提议与罗斯福直接谈判，解决两国的悬案。
日美当初谈判时，由民间代表所拟的提案中，就预定了近卫和罗斯福总统会谈。
近卫、罗斯福会谈问题 美国原则上并不反对此提议，而日本对这次会谈抱有更大的期待，近卫已内定了外交、陆海军首脑为随员，只待出发。海军方面对此无异议，陆军则提出了一个条件后才答应参加会议，其条件是：在八月四日举行海上会谈时，日本方案所包含的基本政策不容变更，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明日本的真意，继续推行其美国政策，日本必须立刻表示开战的决心，停止会谈。
日美谈判自五月开始以来，实际上没有丝毫进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三国同盟问题，即改变日本国策的问题，如从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问题。四月十六日根据民间人士提案开始谈判以来，日美双方的主张距离甚远，感情上恶劣的痕迹也日渐加深。国内日本军部的意见不但毫无缓和，而且在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召开后更为跋扈强硬，已不可挽救。近卫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美会谈，即使日本承认谈判的成果，日本也仍背着国内巨大困难的包袱。近卫想，如果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能达成协议的话，就得以天皇的命令强迫陆军就范。他把这种想法也透露给笔者，笔者表示赞成，并鼓励他这样做。军部的态度虽然毫无道理地表示出强硬，可是一般朝野人士大都希望日美谈判成功，这是一种力量。
美国对此海上会谈表示欢迎，罗斯福总统指定阿拉斯加的朱诺市为会谈地点，但是国务院检讨过去谈判的结果，认为在两巨头举行会谈以前，有必要对一般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协议。特别鉴于近卫的经历及性格，在一般问题尚未解决前而举行会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反而会使日美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结果失去商讨的余地。所以，日本虽然一再催促（八月二十八日近卫又通过野村大使送给罗斯福一封亲笔信，说明此次会谈并非讨论细节问题，强调两国首脑直接谈判的目的是就重要的问题达成原则上的解决办法，请决定会谈的日期），但美国九月三日的答复是：继续进行政府间的谈判，应将主要的各问题先达成协议。
日本于九月六日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说明近卫承认赫尔的四原则，希望美国速予答复，但是美国认为这个新提案与日本过去的主张并未缓和一步。谈判仍无进展。日本于九月二十七日再次提出一新方案，可是美国仍不感兴趣。当时情形是日本越急，美国越表示冷淡不理。
十五 左尔格间谍团
德国反对日美谈判和左尔格事件 日美谈判开始时，德国曾按到松冈外相关于此事的通告，而德国认为谈判会削弱三国同盟的力量，所以表示强烈的反对。德国除松冈的通告外，驻东京的奥特大使也从左尔格那里知道了日美谈判的情况。
苏联也通过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地的组织破坏日美谈判。它的目的是削弱日本对苏联的压力，煽动日中间发生冲突，使日本的北进政策转为南进，更进一步引诱日美之间爆发战争。为达到此目的，不仅是中共分子，而且在日本或欧美各国第五纵队的共产党势力，也被有效地加以利用。
在反对日美谈判这点上，当时正在交战的德国和苏联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在这时，暴露共产国际活动的重大间谍案——左尔格间谍案发生了。这件事更证实日本政治组织是怎样的脆弱，日本领导者如何的缺乏国际知识，以及日本人对重要政治计划及国家机密的保密多么疏忽。左尔格事件一九四二年已由日本司法机构公布，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国也根据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调查报告给予发表，内容大致相同。
左尔格和尾崎秀实 一九三九年来，做过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伊藤律师被捕，他供出日本共产党曾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通过美国共产党而转送到苏联，从美国回来的日侨北林共子与该组织有联系。政府马上逮捕了北林共子，再由北林共子的线索，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将与此案有关的冲绳人、曾任美共支部部长的画家宫城与德逮捕。这佯，就发现了在日本有这么一个大情报网，而且知道了此间谍团的核心人物是德国驻日奥特大使的顾问里哈尔德·左尔格和近卫身边的尾崎秀实，不久这两个人便被逮捕了。
左尔格之父是高加索的德国人经营的一个石油公司的技师，祖父是卡尔·马克思的秘书。左尔格一八五九年生于巴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德军，曾三次负伤。他后来在德国大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作为新闻记者进行活动。后来他成了苏联共产党党员，作为国际共产党的干部当了红军第四本部（苏联最高谍报机关）的情报员，一九三二年来到日本。他能用日语自由交谈，被最富有国际知识的佛兰克佛尔德·察尊报社聘为特约通讯记者。在德国他是纳粹党员，故无人发觉他是共产党。红军第四本部对他的训令是：一、表面上与日本共产党无关系；二、派一助手，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个白种人；三、介绍与日本政府要人认识；四、表面尽可能不与苏联大使馆发生关系。在抵日前路经上海时，由美国共产党员介绍，与朝日新闻社尾崎秀实见面，商谈有关间谍活动之计划。
左尔格惊人的手法 左尔格最惊人的本领是，他除了是共产党大本营克里姆林宫的直属人员外，又是纳粹党员，来到东京立刻能与德国大使馆武官奥特（后为大使）接近，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他从尾崎手中得到有关日本的秘密，取得奥特最大的信任，作为奥特大使的情报顾问兼秘书，参与了最高机密。他也利用奥特，得到了德国方面的机密，自然取得了克里姆林宫的重视。他所得的情报，是经他的合作者米克·克劳尊（波共党员、德国新闻社驻日特派员），用短波直接送到苏联。他的助手克力齐以法国阿巴斯通讯员的名义被派到东京。
共产党对日本的工作大多通过美国共产党进行，左尔格谍报团也是以美国共产党情报机关为主体。当时日本及东亚各地最容易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活动舞台。
尾崎秀实及其活动 尾崎秀实是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的特约通讯记者，也从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满洲事变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对日的策动。他于一九三四年回到日本，与左尔格和宫城二人取得联系。他们曾宣誓，无论谁被捕务必设法自杀。宫城被捕后自杀未遂。
尾崎最初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后调往东京。他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也是朝日新闻社的社论委员，所以立刻为各界所知，也有机会接近近卫。第一次近卫内阁产生后，被聘为内阁专员，直接协助风见书记官长工作，成为近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通过国家各机构，实质上参与政府最高的计划决策。到第三次近卫内阁倒台被捕为止，他一直为近卫所器重。近卫有些疏忽，甚至国家的最高秘密，也随便与人讨论，所以对尾崎来说，利用他的地位，为完成其任务，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与宫城将最重要的情报提供给左尔格。日本政府尚不知在政治中枢养了一个最危险的间谍。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为改变日本的政策也绞尽了脑汁，他们实际上是完全达到了目的的成功者。
从没有任何一个情报团能象左尔格间谍团组织得这样巧妙，运用得这样得法，收到得成果这样大。尾崎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后，左尔格和克劳尊也都感到处境危险，准备逃跑。十八日在逃跑途中被捕。
左尔格的活跃 左尔格间谍团的工作从满洲事变后开始，直到日美谈判的末期。根据尾崎的口供，我们知道他们工作的目标及计划包括中国及日本。
在中国，从马林、鲍罗廷时期以后，以赤化中国为目的的共产党最害怕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所以极力阻止这种事件发生。共产党竭尽全力攻击日本的武力扩张主义。随着形势发展，日军占领满洲、侵入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公开对日宣战。在中国，共产党极力避免日本的矛头对准苏联，竭力使其对准其它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对准英国。也就是说，他们计划以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其它帝国主义势力，并使两者同归于尽。因此，随着日中战争爆发，他们费尽心血以使日本武力停止北进，转向南方与美国发生冲突。
他们对日本国内的计划是明确的：利用日本国内对立势力的激烈斗争，设法使日本内部更加混乱。正如从巴黎苏联大使馆逃走的前苏联驻日代表贝世德斯基所说：“日本的对立势力，在政治上就是吸收旧藩阀势力的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立，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对立，在经济方面是三菱财阀海洋霸权和三井财阀的大陆侵略对立。这些敌对力量斗争的激化，必然互伤锐气，引起日本国内的混乱。日本共产党认为，这样革命方能成功。”
难波大助的虎门事件发生以来，政府更加严格取缔日本共产党及危险思想，所以共产党员潜入地下活动，只有少数人向政府自首，但自此共产党的活动反而渗入了政府各个部门，使日本局势更加恶化。
惊人准确的情报 左尔格通过尾崎的协助，从第一次近卫内阁前后开始，得到了日本最高决策的正确详细的情报，并全部报给克里姆林官，同时也将一部分泄漏给奥特大使。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搜集日本对苏政策的情报，防止日本进攻北方和侵占苏联。他工作末期最得意的情报就是探知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御前会议中关于日本南进的政策内容，松冈虽然公开说南方与北方都将爆发战火，但左尔格知道得很准确，他很有把握地报告：日本南进是确定无疑的，而北进只是虚张声势。
关于日美两国谈判经过，左尔格通过在日本内阁工作的尾崎得到了许多详细情报。他竭力破坏谈判，因为德苏两国在这点利害是一致的，所以他的工作相当顺利。美国共产党为煽动美国政府和舆论，也积极进行有效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日美谈判，最终导致日美战争。
左尔格最大的功绩之一，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前后，从奥特大使那获悉德国参谋军官带来的关于德国进攻苏联计划的内容。最惊人的是他将进攻苏联的日期也准确地断定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并报告给克里姆林宫。松冈赴莫斯科交涉中立条约时，斯大林甚至早已知道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
尾崎的追述 尾崎在被捕后，曾坦白地说过这样的话：“因为自己长期需要戴假面具掩护，从事危险的潜伏活动，费了很多心血，所以头发全都白了。”又说：“我们的赤化日本运动，已经达到了目的，日本已经卷入战争，扰乱必起，革命必至，自己的工作已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但不能看到其结果而死，实在遗憾。”
近卫辞职后，有一天对我谈及左尔格事件，说起尾崎在司法当局的口供，一再反复地说；“实在可怕极了。”近卫回忆说：“过去自己有时制订政策方针，表面上也得到了陆海军双方的赞成，然而一旦要实行时，不晓得要发生什么障碍，结果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实行。”左尔格和尾崎于一九四四年被处死刑。克劳尊和中西被判无期徒刑，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以政治犯的身份和其他共产党员同时释放。宫城和克力齐死在狱中。和此案有关的其他被判有期徒刑的人也都在战后被盟军释放。
左尔格事件不过是许多间谍案中被破获的一个。战后世人也都逐渐知道，共产党为达到他们的目的，利用各种手段，通过设在世界各地的组织，在政治、文化、经济各部门，或以第五纵队的身份，或以间谍形式，仍不断地为他们的信念而暗中活动。
十六 御前会议（二）
进攻越南南部 第二次近卫内阁末期，在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英美开战及陆海军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如前所述，这次会议可以说决定了日本的命运。第三次近卫内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英美立即做出反应，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对日本实行冻结令（美国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英国在二十六日），开始全面的经济战争，同时在军事上加强ABCD包围圈。英、美、荷诸国在华盛顿、马尼拉和新加坡等地也不断地召开军事会议。
日军进驻西贡、金兰湾后，与英、美、荷三国的殖民地仅隔咫尺，双方的大军虎视眈眈地互相对立。因此，双方舆论哗然一片。这时日本有一种悲观论调，指责缺乏石油等军需资源，长久下去，空费时间，结果势必投降，日美谈判应当告一段落，和战必须早日决定，否则日本将坐以待毙，自取灭亡。
他们强调，为了防止坐以待毙，应早日促成轴心国家的胜利。就象德国所说，这是日本千载难逢之机，即刻开战是最有利的，所以应早下开战的决心，做积极的准备。赞成这种主张的占绝对多数。不言而喻，其急先锋是统帅部。
统帅部的开战决心 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长一起晋谒天皇陛下，面奏上述统帅部的意见。当时天皇非常忧虑，立刻召见近卫首相，面谕近卫站在旁边，静听统帅部关于军务的报告。
两总长认为，鉴于局势危急，日本军部长期旁观，浪费时间是下策。日美谈判不论是否成功都必须早日结束，若不成就立刻采取战争的手段，速下决心开战。杉山并面陈开战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即可将南洋一带扫荡完毕，达到占领目的。天皇听后表示不悦，斥责陆军所说的不能令人相信。关于中国问题，陆军曾说一个月内可告一段落，而今已有四年之久，尚无解决的希望，而南洋区域广大，比中国又远几倍，三个月岂能解决？永野又婉转地申辩说，如能获得南洋的资源加以利用，培养我方的战斗力量，即使战争拖长，也可继续支持。
天皇陛下不满意统帅部的说明，更踌躇做此重大的决定，命令内阁应审慎地加以考虑，不应完全由统帅部来决定。
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心 近卫首相与军部及其它方面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议决此事，可对日美谈判仍指示照常进行，并期待成功。这是两手政策：一方面决定战争，而另一方面仍想日美继续谈判。这种政策的运用到底可行不可行，希望以御前会议的最高形式予以裁夺。在最高政治方面，虽然发生了这些矛盾，但近卫仍不放弃日美谈判成功的希望。近卫在感情上不知不觉间有一种想法，他认为统帅部是统帅部，政府是政府，政策问题和军事行动可以并行。统帅权的独立，就显示了国家意志的分裂。这对没有处在过去环境中但有常识的后代批评者，是不易理解的。
由于统帅部和内阁的意见一致，九月六日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美谈判到十月上旬仍无结果时即行开战，较之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又前进一步“决心开战”了。而且在这个决议案中，规定了在日美谈判中日方让步的限度。在会议上，由枢密院议长提出各种问题，按照旧例，统帅部负责人都一一予以了答复。
天皇对此决定感到不满与悲痛，不久他环顾左右，当众取出一首明治天皇自作的日本歌，高声朗诵道：“当今四海皆兄弟，世界何事起风波！”希望他们以歌中的含意为宗旨，采取措施，再三敦促出席的内阁及统帅部的首脑深深反省。但是，御前会议仍无视天皇意见及通过的限期决议，着手对英美诸国备战，当然若日美谈判成功则立刻停止。此次会议的内容被泄漏出去，驻东京的各国大使馆纷纷将此情况报告本国政府。
十七 近卫内阁的垮台
反待毙论调 九月六日的决定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国内，又反应到全世界。当时的日本政府好象一艘名叫“日本丸”的船，自己已把船舵拆除，却又想航行于波涛万丈的大洋，于是便被船工的机器声震动着，盲目地冲入了大洋。
这时又产生一种悲观论调，就是随着日美谈判的困难，海军更强调贫穷的可怕。他们说：日本这样按兵不动，不能从美国和荷兰输入石油，而且国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输入也不可能了，长此下去，随着时间的消逝，日本的武力日渐萎缩，国民力也更加枯竭，结果只能向英美投降。趁此之际，扭转乾坤，发动进攻，就可夺得南洋的全部资源，把日本需要的资源控制在手，这样又可以长期应战，所以日本必须早日开战，这种见解不仅是海军的主张，也逐渐影响到民间舆论。他们要求日美谈判早日告一段落，即不管成否应立刻决断。在这种气氛中，举行限期谈判，其结果可想而知是必定破裂了。
对这种危险的反待毙的见解，近卫及内阁方面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好象已默许似的，听其发展。日美谈判没达成协议时，就这样等待机会，是不能领导国民的。归根到底，想想谈判能否成功，如果不能成功，就诉诸战争，日本的这个政策是以最高形式决定的。同时国内形势也很紧张。日美谈判到规定的期限十月上旬，仍毫无成功的迹象。
军部又进一步强迫内阁，如到十月底再不成功，就必须停止谈判，进入战争状态。内阁督促野村大使提出九月二十七日的新提案，进入最后谈判阶段。丰田外相也接见格鲁大使，提出附有期限的腹案。然而世界形势、美国的态度都已决定，谈判不可能按预想的进行。美国采取了拖延政策，以避免正面的决裂。
日美谈判的最后努力 关于近卫所主张的日美谈判，笔者可断言是遵照天皇的指示始终有诚意的。尽管缔结了三国同盟，又充满信心地打开日英美关系；尽管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开战，又期望日美谈判成功；而且，不管天皇怎样不满，仍平心静气地与陆海军妥协做出开战的决定，对这些矛盾如果不仔细检讨当时军阀操纵政治及舆论的状态，只凭常识是不能理解的。可是，近卫厌恶战争，希望日美谈判成功，比任何人都理解天皇的和平思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更希望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以强力压制军部。因此，他的随员除陆海军大将外，还准备拉上掌握实力的首脑部即统帅部的两个次长和军务局的两名局长。在外交当局，外务省的首脑部预先定好了随员，由笔者直接协助近卫。
关于近卫与罗斯福的海上会谈，因美国方面提出在会谈前需要达成一致的大纲而中止，但近卫仍热心于日美间继续谈判。近卫和丰田外相想尽办法，最后劝笔者单独赴美，协助野村大使打开僵局，并请格鲁大使代订飞机票。当时笔者提出的先决条件是，日本内部对于谈判的方针必须一致。
军部的强制 军部的态度日渐强硬。统帅部为发动战争正在考虑适当的开战时间。军部认为日美谈判搁浅时，应放弃政治上的措施，马上诉诸战争，为日本考虑应不失时机地开战，如果错失良机，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军事上的失败。杉山参谋总长及东条陆军大臣所指挥的陆军的态度更加强硬，他们认为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表明天皇已经决心开战。
海军主张反待毙说，虽在备战，但并未完成立刻开战的准备。对英美作战主要是海军，如果海军不决心开战仍是无用的，所以陆军曾质问海军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海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因为海军虽对此负有责任，但难以回答。日本的南进主要是根据海军的主张进行的，特别是海军赞成三国同盟以来，已把国家引向悬崖断壁。关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海军虽表同意，但是永野军令部总长和及川海军大臣为首的海军到最后关头却踌躇不敢有所表示，结果竟全部推给近卫去决定。
近卫在苦闷的绝境中对海军说，“过去你们以统帅权的独立为理由，不许我干涉海军的事，现在与海军统帅权有重大关系的是否开战的决定，你们又推到我身上，身为首相的我，也不能负此责任。”并批评了海军不负责的态度，他说：“作为首相，我希望这时听取海军的意见。”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整个形势已到了不是当事者互相推诿责任，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内阁总辞职 十月十二日近卫官邸举行内阁会议时，仍没达成一致意见。要想日美谈判得到成功，日本必须改变以往的大陆政策，同意从中国撤回全部日军。东条坚决反对全面撤兵，并认为对日美谈判必须马上判断有无成功的希望，故质问丰田外相：“十一月上旬前，谈判有没有可能结束？”丰田回答说：“如果能从中国撤兵，并缓和我方的态度，谈判的成功并非无望。”近卫也坚持继续谈判的态度，东条又以陆相的身份强硬地主张谈判必须要有期限，并以此判断谈判能否成功。
近卫曾要求与东条个人面谈，希望改变他的意见，但遭到东条的拒绝。东条说：“国策已经在上次御前会议中决定，再也没必要交换意见了。”近卫、丰田鉴于军部的态度，感到谈判在限期前绝无成功的把握。过去曾宣誓愿以死换取谈判成功的近卫到此绝境，决心将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也就此宣告了总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