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事变·第四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近卫文麿
西元寺与天皇学 元老西园寺公爵十分了解立宪自由主义。藩阀政治由民主的政党政治所取代，而政党政治又将逐步发展到英美诸国的各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这是大势所趋。
因此，藩阀元老衰落后，就出现了政友、民政两党的兴盛时期。经常代表西园寺公爵的牧 野仲显伯爵以及继他之后的一木、汤浅两人，均唯元老的马首是瞻。西园寺公爵年事己高，从他的晚年开始，近卫文麿公爵和木户侯爵掌握了实权，并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西园寺曾把这两位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事实上现已成为西园寺的继承者了。然而，新一代的近卫、木户在政治见解上与西园寺不同，他们知道要排挤军部是不可能的，倒不如与之齐心协力，尽量少发生冲突。尤其是近卫公爵，他和西园寺公爵志趣各异，与英美诸国的民主政治缺乏共鸣。
明治天皇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藩阀政治走向立宪政治。明治的开国元勋虽少，但有天皇的睿智领导作靠山。完成日本立宪后，国家机器靠宪法运转。西园寺认为，在立宪政治下，天皇的工作应由领导集团来辅佐。他把这一想法作为天皇学的主要内容向明治天皇的继承者——昭和天皇进言。昭和天皇聪明睿智，从摄政时起就悉心研究内外政务，由于他胸怀开阔，政务常由领导集团来辅佐进行。这里说的领导集团，指的是内阁和统帅部。
昭和天皇通过群臣和政务了解国内外形势，多年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在他继位后，群臣很少向他提出可能被他认为是愚蠢的主张和建议。另外，天皇对当今的领导集团提出批评虽是常有的事，但他并没忘记他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执政的。
当然，昭和天皇也曾当机立断地亲自处理政务，那就是在政府平定“二·二六”叛乱和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终战的时候。在日本宣布终战时，所有的领导人包括陆相在内都在终战的诏书上署名，他们只是在形式上起了辅助作用。
近卫文麿 在昭和政坛上，最重要的人物是与西园寺同为公卿出身的近卫公爵。他天资聪颖，伶俐机敏，深受众人钦佩。其政治见解广博而开明，不喜好军阀政治，但又不敢完全排斥右翼思想或完全反对左翼见解，他在政治活动中或在个人趣味上都有四通八达的通融性，尤其对于政治非常感兴趣，以经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为乐趣。由于他出身于皇室最亲近的公卿家族，因而上下左右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才能救国。从他的个性来看，他不是充当军部傀儡的适当人选，他自己也不期望成为军部的傀儡，而是要担负重任。
在平定“二·二六”叛乱时，近卫受命组阁。虽然推辞了，但不久由于西园寺的举荐，成了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或当贵族院议员，或任枢密院议长，集昭和天皇的信赖于一身。他和深得明治天皇信任的伊藤博文在政治见解上不同，他是在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第一次近卫内阁除了陆相杉山、海相米内留任外，前外相广田以及政界、实业界、官僚和出身于军部的有势者中，多以阁僚或内阁参议而入阁。众望所归的近卫内阁成立后，军部内外均利用内阁加紧开展工作。
二 芦沟桥事变
陆军内部的对苏派和对华派 由于“二·二六”叛乱，陆军内部的皇道派的主要力量遭到打击而销声匿迹。那以后，陆军内部引人瞩目的问题是随着华北工作的展开，出现了对苏派和对华派的对立。
陆军统帅系统的人们从国防上考虑，当然更重视对苏关系。当时，如何布置对苏军备是主要问题，因而参谋本部的人多数是对苏派。他们认可从满洲事变到华北的全部工作并予以协助，但却强烈反对把华北工作扩展到华南。他们认为华北工作只是为了保卫满洲国和防范苏联的势力渗透到整个中国。在参谋本部内，石原第一部长和多田参谋次长是这一派的代表。
然而，军部内那些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的人们，则把华北工作、进而把整个中国问题的处理，放在重要位置上。那些一向关注中国问题的将校也赞同这一观点。很多人想通过第二次满洲事变，建立“功勋”，成就功名心。对华派以陆军省为根据地，陆军省里有杉山陆相、矶谷中将以及后宫军务局长等人。当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不仅在军事政策上意见相左，就是在私人感情上也多有不和。军部内的派系斗争，已病入膏肓。
以陆军省为代表的对华派的意见非常强硬，其急先锋当然是那些当时在华北问题上很激进的幕僚将校们。如前所述，政府认为陆相的意见是代表了军方的意见的，尊重其强硬态度的军部各派，也都热心主张日德提携。
华北工作和排日 自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以来，华北工作加快了步伐，京奉铁路沿线的满铁势力也增强了。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发华北资源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各界极为愤慨，为向民众宣传抗日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满洲事变后公开敌视日德两国的共产国际，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其敌视活动更加高涨。中共军队已公然对日宣战，华北地区的抗日战线已非常巩固。有人认为，要缓解由于《日德防共协定》引起的来自苏联的压力，扩大华北事变是唯一的办法。加剧日中冲突，使中国陷入混乱，这是东方赤化的捷径。
军部的华北工作已形成不把日中冲突引向全面战争誓不罢休的形势。
西安事变 张学良从满洲逃至北平，迫于日本的压力，又离开北平转移到陕西省，北平由宋哲元接管。陕西省是毛泽东、朱德以及贺龙等中共军队的根据地，张学良与中共军队妥协并结盟，形成抗日战线的一股力量。换言之，他被日军赶出满洲后，陷入了非联共便没有出路的窘境。当时的中共军队，作为军队来说还不强大，但党的活动非常活跃。他们发动农民运动，不断壮大力量，其地下工作遍及华北一带，提出解放中华民族的口号，抗日之势异常迅猛。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宣传，得到了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同情。
一九三六年底，蒋介石为了视察抵抗日军的傅作义部队，在飞往绥远的途中在西安停留，并会见了张学良。
张学良热心地向蒋介石游说：国内各派应一致抗击外敌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则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深知共产党之患的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讨伐共产党，甚至不顾满洲事变的爆发，仍然先行考虑消灭共产党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发动兵变监禁了蒋介石。
蒋介石生命危在旦夕，但他和南京政府仍然持强硬态度。于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顾问后又成为蒋介石顾问的澳洲人端纳急忙从中斡旋，使蒋介石得以平安回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但是，从这时起，南京方面、共产党方面和张学良的军队终于组成了抗日战线，确立一致抗日的原则。日中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声明国共合作；九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也声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张学良当时随蒋介石回南京负荆请罪，那以后他长期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满洲事变迫使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得不抗日。张学良在西安采用非常手段铺好桥梁，从此国共两党开始了合作。
被日本占领华北所激起的中国举国一致抗日的形势，大大影响了日中关系。进入一九三七年以后，随着日本更加积极地实行华北政策，中国的抗日形势日趋明朗，对峙中的日中两国军队的冲突日趋白热化。在北平附近的丰台首先发生了冲突，紧接着，一部分日军在靠近平汉铁路起点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时候，又发生了冲突。虽经交涉暂时停战了，但不久又是炮火相接，日中战争终于爆发，这时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在此，有必要对抗击日本的中国之近代史做一番回顾和研究。
三 中国革命简史
中国解放运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的传统。人们一般都认为，王朝政权维持了几代之后就渐渐丧失民心而衰落，与此同时涌现出的英雄豪杰奋力将其推翻，又建立起新的王朝，正所谓知天命而得人心者得天下。
如前所述，从秦始皇统一天下时起，经文化昌盛的汉、唐，直至宋、元、明、清各王朝，中国一直是革命不停之国，群雄争霸之地。拥有辽阔土地，丰富资源和众多人口的中国，这许多因素使它长久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战场。然而，由于长年饱受自然和战争灾难的锻炼，中国人不论在体力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人类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因此，尽管中国常有祸乱，但中华民族仍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发展壮大。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辽、元、清都是北方的通古斯族，他们虽然统治着汉民族，但却接受了中国文化。清朝产生了康熙、乾隆等历史上罕见的英明君主，因而使其政权得以维持了三个世纪。尽管如此，清朝也无法避免受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产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的侵略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不仅仅是源于王朝兴亡的权力之争，而是建立在受欧洲自由思想影响而兴起的要求人类进步的自由解放运动之基础上的。
十九世纪中叶，信奉基督教的洪秀全在长江流域 [ 译者注：原文如此。——译者注 ] 发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于受到自由解放思想的影响，从而成为反抗外国侵略、摆脱异族清朝的统治的中国解放运动的先驱。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不外是以下三种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三种思想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发生在王朝衰亡时期的改朝换代思想，摆脱异民族的统治从而解放汉民族的思想和反抗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从而解放中国的思想。同时，中国近代还产生了阶级斗争思想，兴起了把无产阶级大众从封建特权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的局势。
孙中山的思想 号称中国解放运动之父的孙文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及后来的反清志士影响下崛起的。孙文在香港学医时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后来他在广东一边行医一边组织同志会，发起革命运动，企图夺取广东地区的政权。行动失败后，他只身逃往国外，许多战友被处决。孙文在流亡期间多次奔走于日本及欧美各国，招募同志，制订计划和筹集资金。
他早期的思想是使中国强大以防外侮，就象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他坚持以实现政治现代化为目的的富国强兵主义，不认为非推翻清朝不可。因此，他的思想同康有为等旨在复兴清朝的革新运动没多大差别。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终于同维护清朝的革新运动不能相容。孙文认识到，革命的第一步应是推翻清朝，恢复汉民族的自由统治（即“灭清兴汉”），建立民主主义的新国家。他和战友一起组织兴中会，站在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立场上，公然主张颠覆清朝的革命。这是孙文领导之革命的第二个时期。
孙文长期流亡国外，这以后他建立了国民党，献身于革命事业。
袁世凯 一九一一年，兴中会的黄兴等人在武汉发起辛亥革命 [ 译者注：原文如此。——译者注 ] ，终于推翻了清朝。武汉的革命行动以破竹之势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于是定都南京，宣告成立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并在南京召开国民议会，制定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国民宪法（约法），定五色旗为国旗，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在北京的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国民党，决定起用被罢官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怪杰袁世凯曾因企图推翻清朝自立为帝，建立新王朝，被清朝罢免直隶总督的官职。他这时正隐居在河南，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当接到重新起用他的诏书时，他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进军北京，乘机逼宣统皇帝退位。他表面上与革命党达成妥协，迫使孙文让位，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着手在北京建立新王朝。他暗杀了反对他这一企图的国民党急先锋宋教仁，镇压了黄兴、李烈均发起的二次革命，导致与孙文的国民党的正面冲突。袁世凯见形势危急，郁闷而死（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皇帝梦终于破灭。那以后，袁世凯手下的武将纷纷仿效他，争夺中央权力，而当时国民党力量薄弱，因而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军阀斗争时代。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北洋军阀”。
护法运动与排外运动 推翻清朝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国民革命党建立民主主义政府的主张，却因军阀混战无法实现。在袁世凯露出称帝野心的同时，国民党在南京掀起了护宪（国民约法）运动。护法运动在袁世凯死后，主要是针对各地掌握实权的军阀的。
在孙文的领导下，国民党声言通过护法运动打击军阀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时借此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打倒军阀和打倒列强应同时进行，这一观点已为知识分子和一般国民所接受。各国列强不断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的军阀进行交涉，事实上是在援助军阀，后者则从列强中寻找靠山。因此，他们认为收回列强在华权力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使排外热潮更加高涨。
国民党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解放运动不但得到了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美国民主主义者的声援和同情，而美国政府本身始终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的。自十九世纪末海约翰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保持这种同情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排外运动日趋明朗而激烈。
本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排外运动主要是针对以英国为首的那些在中国获得利益的列强的，但自从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提出实行所谓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五月）、寺内内阁向段祺瑞安福系政府提出“西原借款”（一九一七年七月）和田中内阁时期两次出兵山东以来，日本就被中国视为帝国主义的代表者而遭排斥和攻击。这一切，成了那以后日中冲突的导火线。
在共产党的煽动下，中国的排外思想越来越明显。苏联十月革命后，中国受其影响，也开始采取行动收回外国在华的权力。
中国军阀的盛衰 拥有武力、处于群雄割据状态的军阀也不能扭转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势，中国的解放运动顺应时势，谁也不能与之抗衡。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时也不得不利用民众的排外运动。如上所述，在中国，民族国家思想和爱国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一九一七年的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以巨大影响，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活动也很有成效。苏联在与国民党联系之前，就已经与中国军阀的实权派建立了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二十多年兴亡盛衰的军阀的势力已从旧式军阀转到新式军阀手里。清朝覆没后，中央政权维持着民国政体，树起了代表五族的五色旗。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等各届中央政府虽徒有其名，但各国仍不断向北京派遣使臣，并与之维持外交关系。这期间，一九二二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发生了张勋复辟，张勋解散了国会。孙文于是在广东建立了国民政府。张勋复辟很快就被曹锟、段棋瑞推翻，但各地又陷入军阀割据局面。特别是在满洲，依靠日本的张作霖大权在握，宣称东北三省独立（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因冯玉祥倒戈使得吴佩孚败北，张作霖获胜。但依靠苏联而又自称是基督徒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势不两立，张作霖于是又联合吴佩孚挟击冯玉祥（即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最后把军队撤到张家口，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张作霖派张学良的部下郭松龄入关讨阀赤色军阀冯玉祥，结果郭松龄在冯玉祥的说服下倒戈率部反攻满洲，奉天（沈阳）处于危险之中。张作霖在日本的援助下击败了郭松龄，并乘胜侵入关内。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后，张作霖在北京自立为大元帅，并派军沿津浦线南下，直至与占领南京的蒋介石的国民军相遇。张作霖留守关内与国民军对峙的时候，华北治安很乱，如果张作霖败退回满洲的话，满洲就将沦为战场，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田中大将认为，中国本土可以由国民军去统一，但满洲这个特殊地区必须置于张作霖的势力之下，使之与日本保持密切联系，这是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因此，田中首相竭力奉劝张作霖撤回满洲，避免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张作霖最后听从了日本的劝告，撤离北京。
冯玉祥打算依靠苏联并利用共产国际的势力，乘内乱之机控制华北和与苏联接壤的地区，所以背叛了吴佩孚，不久又取而代之，完全变成了左倾的赤色军阀。他把部下鹿钟麟调驻北京，自己则占据张家口，通过外蒙古与苏联联系，并在自己的地盘内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训练抗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军队。他亲自去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张作霖则反苏反共，敢于废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为了讨伐依靠苏联的冯玉祥，便派张学良的部下郭松龄进军关内。郭松龄认为当时日本是反对张作霖的，便利用这个机会与冯玉祥策划反叛张作霖，回师攻入满洲，结果大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这在前面已叙述过。这样一来，冯玉祥企图占领华北、蒙古以及满洲等与苏联国境接壤的广大地区的计划，也随郭松龄部队的被消灭而告失败。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后，冯玉祥与阎锡山一起仍占据着北方地区。不久，在陇海线一带开战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和阎锡山战败，双双向蒋介石投降，并以此达成妥协。从此，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计划终于实现，军阀混战时代终于结束。
赤色军阀冯玉祥的立场始终站在苏联一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蒋介石齐心协力对日作战，但二战结束后，他见蒋介石不与共产党合作，便到美国去进行反蒋宣传，并与在香港的李济深等反蒋的广西派联系，企图排除蒋介石。为了等待时机与共产党合作，便打算经苏联回国。一九四九年初，他从纽约出发，乘苏联船只经海路到敖德萨，但途经黑海时死于船中。当时的局势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加紧对满洲和华北进攻并计划占据这一地区，赤色军阀作为过渡时期的产物，他的存在不论是对苏联还是对中共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言归正传，我继续来讲孙文的护法运动和中国的国民党革命。
孙文的三民主义和容共政策 孙文从一九○○年开始提倡三民主义，同年八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华革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辛亥革命至倒袁运动以来的十几年中，孙文常流亡海外，此后的国民党运动全都表现为权势之争，中国的一般民众看不出这与军阀间的权势之争有什么差别。孙文的思想逐步发展，直到他明确提出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思想从而指明了国内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时，三民主义才深入人心。
直接起因于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五四”运动是以处于当时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圣殿地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把工人、农民和商人都卷了进去。
正当“五四”运动之火熊熊燃烧的时候，苏联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罕发表声明：废除帝俄时代所取得的一切在华特权，愿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恢复邦交（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翌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东亚部长维辛斯基来到中国，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于是，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宣告正式成立。陈独秀、陈公博、邵力子、周佛海、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维辛斯基和马林列席了大会。
然后，苏联政府派越飞到中国。他在会见孙文时说：革命至今尚未成功是因为忽视了民众的力量，国民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还必须是社会革命，必须以工农为友，以地主、资本家为敌，用武力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因此，国民党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团结民众，进行革命斗争，这才是革命成功的捷径。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年）上，通过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纲领，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些战略措施很适用于中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以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同时，从根本上改组国民党。这次大会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等有威望的共产党已经加入国民党）。结果在共产党员中，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等要职，国民党几乎被共产党员控制了。
孙中山等在广东借助旧军阀陈炯明的力量建立了广东军政府（一九二三年），苏联根据托洛茨基、契切林的政策，派遣在美国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鲍罗廷任广东军政府的政治顾问，远东军总司令布留赫尔任军事顾问，并指示他们同驻中国大使卡拉罕一起协助工作。鲍罗廷作为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党务最高领导者握有实权，加伦则负责军事计划和组织训练，在军事学校推行苏式军事教育（一九二四年）。广东国民党政府完全按照苏联顾问的指导进行工作。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在全国开始了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参加的大革命运动，大有一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势头。这时的中国革命运动与过去完全不同，从要求政治解放走向要求社会解放，直到再次爆发了过火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的北伐和汉口政权 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接受北京临时政府首脑段祺瑞的邀请，经神户到北京与之会谈，不久在京因病逝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广东政府根据孙中山的遗嘱改称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举兵北伐（一九二六年），这就是著名的“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出身于政学系，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在广东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是从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国民党领袖。
孙中山死后，在广东国民党政府内部，国民党系的人同以共产党员身份新加入的人之间不断倾轧；对苏联顾问的专横，国民党人也开始反感。蒋介石虽然曾在一九二三年访问过苏联，但他和宋子文、何应钦等的立场都站在国民党元老一边，密谋驱逐共产党分子。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廖仲恺这时被暗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就是在内部已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开始的。北伐完全采用了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打倒土豪劣绅，到处开展民众革命运动。由于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民众斗争声势浩大，国民革命军乘此东风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地向长江流域推进，控制着唐继尧云南军的共产党分子率先占领汉口，并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汉口政权。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领导下，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胡霖、陈独秀等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宋庆龄、孙科等国民党左派也在这个政权中任职。
北伐结束和南京政府 另一方面，蒋介石等国民党系分子攻入江西的南昌，继而沿长江占领南京。这时（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南京事件”，各国领事馆被洗劫，导致外国军舰炮击南京。据说日本军舰没有出动。由于北伐军采用的是共产党的暴力战略战术，所以到处引起恐慌。上海在青洪帮头子杜月笙的协助下，才阻止了共产党的暴乱。杜月笙与蒋介石部队妥协，并与何应钦合作清洗赤化分子，因此那以后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蒋介石曾一度下野，这期间他访问了日本，窥视朝野动向，回南京后东山再起，终于发兵北伐。但他的军队在济南与日军发生冲突，这在前面已叙述过。北伐军的主力离开济南后直扑天津，张作霖在日本政府的劝说下撤军返回满洲，蒋介石由此平定了北方。
北伐完成后，南京政府把孙中山的遗体从北平运到南京，并改组了政府，重新开始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处在创建初期，但已放弃联苏容共的方针而与日本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上海为中心的财界和经济界即所谓江浙财阀，都是极力排斥共产党的，南京政府依靠他们的势力作为支柱。这些财阀与农村的地主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都非常憎恨江浙及其它江南地区的共产党。蒋介石利用这些资本家地主的势力，以南京为大本营来巩固其政权，实行稳健的政策，这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这时已十分清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组织。
共产党军队的长征 国民党在汉口建立了政府，占领了外国租界，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其势力颇为强大，但得不到附近的地主和实力派的支持，因而粮食紧张，经济陷于全面瘫痪，完全暴露了共产党政府的真面目。由于产生内讧，汪精卫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汉口政府于是衰落下去。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彻底破裂，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此后的几年间，蒋介石倾全力讨伐共产党军队，推行全面反共的政策。
这样，托洛茨基派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随着汉口政府的衰落，鲍罗廷、加伦等被召回莫斯科。握有实权的斯大林同理论家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已形成尖锐对立，托洛茨基派的卡拉罕、加伦都被判刑，鲍罗廷也失宠了。
汉口政府瓦解后，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在毛泽东、贺龙、朱德等的率领下，在湖南一带与蒋介石进行了数年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六月，共产党占领了汉口附近的嘉鱼，并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于十一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一九三三年，共产党声言与国民党合作，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讨伐。共产党见形势危急，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始向与苏联联系方便的西北地区转移。他们经西藏附近北上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其间行程达二万五千里，这就是著名的红军长征。由于这次长征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北时，红军由原来的七万人减至一万人。红军以陕西地区为根据地，又在延安建立了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其势力又强大起来，并开展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共产党军队竟能发展到百万大军，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依靠贫民，消灭地主和一切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并在西北地区直接与日军作战。当时，共产党军队已完全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并已对日宣战。而日本也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和镇压。
逃到西北的共产党军队同蒋介石的中央军之间，由于地理条件没有交战。但蒋介石始终是持反共态度的，国共之间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产生的隔阂并没有消除，直至西安事变，敌对关系仍没有改变。
在上海进行抗日宣传的李立三于一九三零年逃到苏联。李立三领导的共产党以工人为基础，主要是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则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其势力主要在农村。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零年，李立三领导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积极进行斗争，此时恰好是托洛茨基派领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势力兴盛时期，也是以上海、天津为中心不断发生排外罢工的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仍然学习斯大林的实干精神，其领导的农民运动，与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成功地夺取了满洲、华北和华中等地区，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并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战后，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了满洲。
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大多数城市都归属于国民党，因而共产党在城市的势力逐渐衰弱，但其在农村的势力却急剧增强。美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军队，不过是土地改革主义者，这一宣传蒙蔽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以陕西省延安为根据地，不断在农村发展势力。他们感到自豪的是，这场战争不是靠正规军而是靠游击战来进行的。他们的分田分地共产主义政策和对民众的深切关怀态度，是其势力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他们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而从北平转移到陕西省西安，能够同共产党军队合作并不奇怪。华北一带是共产党军队和被赶出满洲的张学良军队齐心协力、共同抗战的地方。西安事变中，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不是张学良，而是周恩来。张学良完全听从并接受共产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半年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导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张学良随蒋介石回南京后又迁至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又重新开始，结果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和张学良只得逃往台湾。一九五零年，毛泽东访问莫期科，缔结了中苏同盟，确定了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
中国革命的未来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从富国强兵的革新运动开始，发展到推翻清朝，进而又进行了反对军阀的护法运动。其最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依靠民众的力量，实行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领导北伐一举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统一。但不久，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以西安事变为转折而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暂时得到缓和。因两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其斗争即使在对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对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党终于爆发了全面内战。
中国革命运动同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一样，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解放运动。它从反抗专制暴政开始，发展到把汉民族从满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进而发展到把人民从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历程，中国革命的基础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坚实。唤起广大民众，调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恐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在依靠民众之前，不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军，还是军阀的军队，其性质大同小异。即使是在对日战争中胜利的蒋介石，也抵挡不住动员了民众力量的共产党的进攻而陷入悲惨境地。
今后即使共产党统一中国，中国革命的种子也将依然存在。
四 日中战争爆发
“膺惩中国” 日本应极力隐忍自重，不该插手满洲以外的地区，但由于政府的无能和军部的鲁莽，在华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满洲事变发展到卢沟桥事变，进而扩大成日中全面战争。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机构遭到破坏，而这又是因为日本国民政治力量不足。以卢沟桥事变作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导致日本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利欲熏心的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在华北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地区活动，不仅国际上无此前例而且极其危险。
由于排日事件接连不断发生，虽然导因于日本守备军夜间演习的卢沟桥小规模冲突，经交涉后平静一时，但不久廊坊又起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根据何梅协定从河北撤退的国民军，又和来自中央的援军同时北上，直接与日军对抗。由于冲突迭生，就好象各处放火，随风助势，形成火灾一样，小冲突渐次变成了大冲突。日军人数虽少，但他们立功心切，一旦出兵，如离弦之箭，其势迅猛。
刚成立不久的近卫内阁为了应付这一紧急事态，便根据统帅部的要求，立即决定增援三个师团，而后又增至五个师团。内阁发言人没经深思熟虑，再三表露日本的强硬态度，声言这次不是“事件”而是“事变”。政府一边决定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一边又不断把事态扩大。结果，政府和军部最后都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近卫首相也在呼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样一来，战争的扩大便势不可挡。结果是华北战争并没局限于永定河一带，日中战争全面展开了。
华北战争 日本军部的态度极其强硬。华北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在卢沟桥事变时已病，不久死去。作为华北军的统帅，军部认为与其选用阿部大将，不如起用寺内大将。寺内是积极鼓动对华战争的急先锋。不幸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竟与军方的预测背道而驰，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战线终于从平津地区向内地各方延伸。
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及世界形势稍有了解的人均可做出判断，但日本却不予理睬。日本之所以不能防止第二次满洲事变发生，不论怎么说都是政治上的失败和国家的不幸。军部轻举妄动，声言数月便可收拾局面，悍然突进。近卫内阁鉴于满洲事变的惨痛教训，试图把对事变的领导权从军部手中收回，因而对军部的主张，先行表示了强硬态度。
华北的日中冲突立即反映到华中，回顾满洲事变时的上海战争，按理政府应竭力防止在上海发生事端，因为上海一旦发生事端，就不会仅止于此，走错一步，战争就会波及华中和华南，成为海军南进的开端。但卢沟桥事变后几个月，上海竟然真燃起战火，实在是不幸之至。
第二次上海战争的爆发 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华北的日中冲突，敏感地反映于上海，排日侮日的风潮立即在那里泛滥。日本从大局着想，该如何容忍这一切，是个大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缔结的淞沪战争的停战协定规定，为了确保列强军队所共卫的上海和平，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一定的地区。中国方面却认为这一协定是为暂时停战而订的，并没有限制中国主权，便不顾日本方面的抗议，挥军直入。驻沪的中国军队很左倾，现在驻的是张发奎的第二十九路军。卢沟桥冲突发生后，这支军队排日气氛很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
冲突终于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成了事件之开端，随后中国军队同日本海军接火，出现了如前次上海战争开始时同样的形势。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在上海的海军也必然要挑起某些事端，其责任属谁姑且不论，这样的日中冲突不是海军一手能处理的，这是在第一次上海战争时就已显露出的性质。
出兵上海与反对出兵论 米内海军大臣坚持要求陆军出兵，过去在统帅部年度作战计划中，曾形成陆海军妥协的方案——必要时应向上海派兵。而且第一次上海战争发生时，陆军就曾马上派兵前往上海。海军在不能单独处理陆上战斗时又要求陆军出兵，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以石原第一部长、多田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对此则坚决反对。代表北方派的参谋本部，认为把日中事变扩大到华中及华南，会分散日本的战斗力，削弱了北方的防御使之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家国防尚未完善的今天，用兵应尽量加以限制，对华北以外的事件，宁可牺牲亦不应出兵。这是北方派的意见，也是负有统帅责任者最有理由的意见。
但是，上海战争已经开始，现已无暇问及战争发生的原因了。数万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濒临危险。在感情上与参谋本部相对立的陆军部里，杉山陆相和后宫军务局长认为在责任上必须由陆军出兵。政府在与陆海军协商之后，决定最小限度地出兵，仅以三个师团编成上海登陆军，由预备役的松井大将指挥，与抗日情绪高涨的中国军队开战。
由于日本内部意见不一致，其结果，第二次上海战争只不过是把五年前第一次上海战争的过失扩大和重演一次而已。在吴淞登陆的日军由于连续苦战而难以前进，蒙受重大损失而被拖住在上海。由于这是以国际城市为中心不宣而战的战斗，所以事故百出，引起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恶感与日俱增。日本政府不顾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再增派由数师编成的柳川部队，从杭州方面登陆，冲到中国军队的背后进军南京。因此，上海的中国军队退却了。上海日军与杭州登陆军相呼应，突袭南京，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中国首都。
攻入南京后，以中岛师团为主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在南京强奸妇女等）被张扬于世成了国际问题，遂使日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
占领中国南北各地 日军攻陷南京后，蒋介石把政府移到汉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移至重庆，丝毫没有求和的表示。日中战争完全出乎军部的预料，事态不断扩大。在华北，被免去陆军大臣之职的杉山大将继寺内大将任华北日军司令官，在华中，由畑大将接替松井大将。华北日军在济南、徐州苦战后北进至山西省，华中日军则沿着长江进攻汉口。另外，还有在台湾组织的古庄司令官率领的南方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东。这样，到一九三八年底，日军已夺取汉口和广州。在广阔的中国领土上，日军占领了北有平绥线、中有平汉、津浦、陇海等铁路线以及长江沿岸各要地。日军只有保住这些点和线，才能维持对中国这片广阔领土的统治。而在这一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非常活跃。
日中事变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正向全中国扩展的时候，又发生了另一起重大国际事变。这就是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有关张鼓峰归属的日苏纠纷。
占领地的统治 随着华北方面军事行动的推进，满铁势力也拥入华北。军部为了直接运用北平、天津、山海关、奉天（沈阳）的铁路，不得不借重满铁的力量，把在满洲取得的宝贵经营经验直接应用于华北，开始实行对华北地区的经济计划。
但是，华北的“满洲化”将关东军的势力引进华北，进而使前此独霸满洲的关东军势力再延伸到全中国，这对日本中央军部、政府、民间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中央所有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先恐后地进入华北。
政府和军部都采取将华北和满洲划分开管理的方针，中央军部的意思是把包括华北的中国本土的经营与关东军、满洲脱离开，因此应新设一个特别机构来管理。象原来对满洲的经营已设对满事务局一样，对中国本土的经营，也应设立同样性质的规模更大的机构。这就是后来引起争议的兴亚院。随着华中、华南方面的战事日益推进，兴亚院终于成为统管日本在中国除军事以外的全部工作的机构。
五 和平工作
日中和平斡旋 日中关系从华北问题扩至全面冲突，战火从上海蔓延到长江沿线。日本政府发表“膺惩中国”的宣言，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实际上，日本政府原本制订的是使事变控制在局部地区的方针，试图再次恢复日中之间的和平。而且在军部中，以石原少将为中心的缺乏侵华信心的参谋本部，也不愿把战祸波及到华中地区，热切希望尽早实现和平，并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整个军部来看，也不是完全反对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部曾在战地单独向蒋介石试探和平，但中国方面对日军部早就不信任了，对此置之不理。军部还企图希望德国居中调停，以解决日中争端。近卫组阁初始，杉山陆相代表的侵华派势力强大，但听到参谋本部的和平论也表示赞同，近卫便想利用参谋本部的势力来牵制陆军省。因此，石原第一部长对近卫的影响力急剧增大。
当时英美两国曾向广田外相建议由他们来调停日中纠纷。英、美两国不论是为保护自己在华贸易及权益，还是为防止东亚战争的扩大，站出来调停日中纠纷，毕竟是上策。以广田外相为首的外务省知道中国问题的解决非依靠英、美力量不可，更知道单靠德国来调停，从德国在华权益来看，根本不能使调停获得成功。但是，军部当时对英、美非常反感，自满洲事变以来，英美一直反对日本军队的行动，因而在感情上日军与英、美发生激烈冲突。而今天若依靠英美来调停日中纠纷，认为无疑是把日本的命运交给敌人，因此竭力反对。近卫对与军部接近的德国参加调停一事也没有异议。有识之士都知道：接受英美提议，请他们调停日中纠纷，是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并打开未来局面的唯一途径。但是，日本实权掌握在军部手中，在这个时候依靠英美，就意味着改变日本过去政策的方向，与军部唱反调，这在当时是绝对行不通的。
德国的调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中国商业上苦心经营，战后虽然废除了原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仍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政府从德国招聘军事顾问，从德国购入在别国买不到的武器。德国在中国的地盘，是希特勒政权以前的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占据的。他们在商业上，是站在与日本竞争的立场上，而且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抱有反感。到了希特勒时代，这种情况也未改变。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也强烈希望结束日中纠纷。希特勒也认为日中纠纷持续下去，不过是把中国一味赶向苏联的怀抱，故极力劝告日本军部结束战争。德国的这种态度与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北方派的看法完全一致，所以他们让德国调停，尽力解决日中纠纷。当时，参谋本部与德国大使馆奥德武官间的联络员，是第二部员马奈木中佐，马奈木后又在石原第一部长之下兼职，石原部长因此派马奈木中佐和奥德武官联络，进行日中和平的交涉。根据德国方面的记录，早在一九三六年底，就开始进行以全面解决日中问题为目的的交涉，中国方面以如下两点为条件同意和平，即（一）同意内蒙古自治，（二）承认满洲的中国主权，建立亲日政权。日中战争爆发以后，奥德武官在马奈木中佐的陪同下，到上海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磋商日中斡旋。同德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的参谋本部，对日中和平非常热心，其意见被政府采纳，陆军省对此也表示赞同，这些已在前面叙述过了。
陶德曼斡旋和平 广田外相按照政府及统帅部的意见，正式向德国驻东京大使狄根逊提出，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为斡旋日中和平，并提出了共同防共、禁止排日、经济提携以及赔偿损失等为主要内容的妥协案。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认为中国方面目前无法办到，故暂缓提出。热心于和平工作的参谋本部已和驻东京的德国武官奥德少将联络，进行日中和平的秘密工作，表达了对中国不必赔偿损失的意图。多田参谋次长则通过日本驻德武官大岛向在华首席军事顾问法尔根豪森上将进行侧面斡旋。但是参谋本部与德国方面的接洽内容，日本政府一无所知，因此外交上各行其道，不能一致。
陆军省所代表的军部中国派的态度在和平交涉的条件上非常强硬，使之缓和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攻陷南京之后，这种态度日益强硬。在汉口的中国政府，对通过狄根逊大使接到的广田外相提案表示根本怀疑，随即又通过陶德曼大使，要求日本政府对提案做出详细具体的说明。中国对设立华北非武装区的要求，明确表示不予承认的意向。广田外相鉴于这一点，又看到军部的态度这般强硬，遂认为和平交涉没有成功的希望，内阁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军部强硬派所计划的占领中国政策，便迅速地具体化了。
结果，政府公然发表了有名的“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声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另找交涉对象，按自己的意图实行对华政策，并在议会上对此做出说明。广田外相在议会答辩的时候，宣称日本的态度比宣战时还要强硬，博得了一片掌声。于是，为实行占领中国的政策，匆匆设立了兴亚院。
近卫内阁大改组 与近卫关系密切、意见常受近卫重视的石原第一部长等参谋本部的人们，对事态如此发展非常愤慨，期望改组内阁更换陆军省的首脑部，确立新的方针，以挽救此种局势。他们推荐当时正在山西作战的第五师团长板垣中将或多田参谋次长担任陆相，板垣中将是石原部长自满洲事变以来的志同道合者。
近卫首相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国征求板垣中将的意见，同时为处理严重的时局，使内阁能容纳各方面的实力人物，断然进行内阁的大改组。杉山陆相辞职，由板垣中将继任，由宇垣大将继任外相，由荒木大将继任海相；由三井会社首脑池田成彬继任藏相，由末次海军大将继任内相。新外相宇垣接受了陆军的要求，将大岛武官提升为驻德大使，白鸟公使提升为驻意大使。近卫首相本来想让与陆军保持联系的白鸟氏任外务次官，但未能如愿。大岛武官升任大使，德国相应也把驻东京武官奥德升为大使。陆军省见是梅津陆军次官后辈的板垣中将有可能继任新陆相，不等新陆相任命发表，就将梅津先调到华北任司令官了，任命统制派的东条中将为其后任，以阻止石原担任陆军次官。
因此，满洲派的板垣、石原的势力和东条统制派的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在对外方面，统制派的强硬对华政策和满洲派的德日结盟方案，都以整个军部的主张出现。为实现德、意、日三国同盟而任命大岛、白鸟为大使，但近卫首相以皇道派来牵制统制派的企图也因此而失败了。
近卫内阁大改组的主要目标，是将杉山陆相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广田外相以及陆军省的中国派驱逐出内阁，使参谋本部能借此机会致力于日中和平的交涉。近卫发表了以防共、经济提携、善邻友好为主要内容的“近卫三原则”，表示要改变“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的方针；军部也在背后想方设法与蒋介石方面取得联系。这些动向除使汪精卫一派产生脱离重庆中央政府的念头外，在中央政府那里并没有多大实际的反响。和平工作一无进展。中国派的中坚将校如脱缰野马。日中战争在握有实权的军部鼓动之下，进展非常之快。
由德国出面调停日中问题虽没有实现，但因此德日关系更加密切了。军部里不论是哪一派别，都欢迎德日两国接近。在东京有板垣与奥德联系，在柏林有里宾特洛甫与大岛联系，再加上意大利，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逐步有所进展。大岛武官为根据防共协定而建立军事关系回国向军部汇报，但却得到日德关系密切化的训令而再次回柏林任职。不久，他便被升任大使，进行缔结三国同盟的交涉。
六 海军的南进
海军与三国同盟 当时日德关系之所以密切，不论是德国，还是以北方派为中心的日本军部都是因为在对苏关系上有共同语言。然而东亚的日中战争不断向南扩展，在欧洲，德意与英法之间的磨擦也极度恶化。因此在研究日德关系紧密化时，不考虑与英（美）法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日本海军对三国同盟，向来都持反对态度，但因军事行动的逐步南进，其态度也有所变化，并对三国同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海军的南进策略 上海是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接触点，也是联络点。海军对于满洲和华北不但不关心，而且对陆军的积极政策持反对态度。但是，上海战事发生后，海军在束手无策时积极要求陆军出兵，则亦表露绝不后退的积极态度。因此产生了陆海军共同的立场。在上海及长江沿岸一带共同作战，使陆军和海军得以相率南进而不断扩大战事。
上海以南地区受海军管辖。海军成功地让海军现役人员任南洋厅长官，而且在广田内阁时期也把台湾总督控制在海军手中，与陆相的朝鲜总督相抗衡。台湾对面的福建，因与台湾人民有密切联系，所以把设在福州、厦门的总领事馆和兴亚院的联络部，都置于海军的势力之下。后来，在进攻菲律宾时，就是以台湾为基地，此前为进攻广东在大亚湾登陆的古庄部队，也是在台湾组编的。台湾是南进的跳板。
日中战争扩大到华中以后，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的海岸，这时的海军已不再是陆军进攻中国陆的旁观者，而是南进的一个主力军。对满洲事变持反对态度的海军，现在对日中战争已和陆军齐心协力了。
海军的南进和英美的态度 海军是实行南进政策的。以前，海军占领南海的无人岛并插上日本国旗，曾遭到法国的抗议，现在又筹划占领广东南面的海南岛。这是为了实现陆军占领广东后的整个南进战略，使之成为南进的要冲——第二个台湾，并由海军直接占领。占领海南岛，当然会引起越南问题。
第二次上海战争以来，陆军和海军之间或互相携手协力或相互竞争，不断南进。陆海军联合南进政策，决定了日本同英美关系的大势，使日本的国际关系陷入难以拯救的境地。这种形势，更加促进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
七 三国同盟（一）
日、德基于中国问题的结合 让德国出面解决中国问题——军部的这一想法对昭和动乱的全局具有深刻的意义。日本与纳粹德国之间，自一九三六年《防共协定》缔结以来，在柏林有大岛和里宾特洛甫的联络，在东京有奥德武官与日本军部的接触，使两国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军部对英美缺少理解，满洲事变以来更对其有恶感。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兴纳粹德国在各方面都是军部的榜样和合作者。德国向蒋介石派遣有力的军事顾问，日本军部认为，这是想通过这个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有利于实现日中和平。
防共协定签订后，欧洲形势更加紧迫，德国也越来越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并注意两国间的接近。为了利用日本，德国认为上策是必须在中国问题上讨得日本人的欢心，因此希特勒排除保守分子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断然撤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军部要求德国人在华经济活动的特殊待遇。
英、美仍不断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并给中国以更多的支援。与此相反，德国则对日本的政策表示好感，尽量尊重日本军部的情感。这种对比，在日本军部要人的脑中越来越鲜明。
日德和英（美）法的对立 本来，日德关系在《防共协定》缔结过程中已很明显，盖由于苏联对两国均有关系。如果没有对苏问题，两国的关系也不至于会如此密切。然而，在中国的日德之间的利害，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过去的趋向对立想法发生了大变化。一方面，日本随着中国问题的扩大，极力要求请德国来协助解决；另一方面，德国随着欧洲形势的紧张，更加注重和日本军部的关系。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愈加深入，陆海两军齐头并进而南下，一发而不可收。陆军过去以苏联为对象的想法，通过中国问题渐渐发生变化，并逐渐将英美作为其作战对象。德国也由于欧洲形势紧迫，除对苏问题外，对英美法的问题也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这种局面最为共产国际所欢迎。作为共产党的世界性组织，它对此尽量加以利用。左尔格、尾崎在东京频繁活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左尔格曾向苏联密告，日本对苏联构成的危险已消除了，也是因为看到这种形势。通过中国问题而使日、德两国接近，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深入，奠定了日本南进政策的基础。
中国问题对日本来说，最后成了对英、美的问题。在中国，日、德间消除过去的障碍而能齐心协力，这是日、德能够联合起来对付英、美的前提。在这种气氛中，日本军部开始着手于三国同盟的交涉。这种情况和满洲事变后日、德签订《防共军事协定》的情况相似。
军事同盟的对象 在柏林，大岛武官自防共协定签订以来，根据中央军部的意向尽量和德国密切联络，开拓亲善关系。本来，《防共协定》是抵抗共产党搅乱世界工作的，所以感到有这种危险的国家，理应加入这个协定。意大利很早就加入了这一协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后来西班牙及德国各卫星国也陆续加入。在《防共协定》上，日、德、意三国已形成紧密的团结。但从缔结防共协定时各自对苏联在军事上的地位来说，日、德和意大利之间在地理上有根本不同。因此，防共协定的附属密件，只与日、德有关，意大利及其它加入的国家，对此均不知道。
然而，现在正当日、德之间进行强化防共协定以缔结新军事同盟之时，当然不能将意大利除外；同时，从欧洲形势看，军事同盟所对付的对象，也不能只限于苏联了。
从军事政治关系来看，意大利所对付的对象是英国。墨索里尼以地中海为中心，正在向建设“大罗马”帝国迈进。一九三六年五月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意大利准备建立包括非洲各地的意属领地在内的规模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在地中海东隅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土耳其接近的地方，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已占有许多岛屿。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北非、巴利亚利群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对象。墨索里尼野心勃勃，做起复兴罗马帝国的美梦。在墨索里尼的指挥下，意大利急速向外扩张。其野心必将与英国的利害发生冲突，因为墨索里尼的这个计划意味着要排除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夺取英国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
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极力反对法西斯意大利的扩张政策；同时为了维护其在欧洲的直接领导权，也不能默认希特勒的东进政策。法国的地位仅次于英国，德、意扩张政策的推行，使英、法的反抗日益加剧。毫无疑问，英、法的政策是为了阻止德、意的这种扩张。在思想上，英、法与法西斯、纳粹根本不一致。德国越是东进，越觉得有必要对付背后的英、法；而意大利越向外扩张，就越需要德国的援助。因此随着英、法的接近，德、意的轴心提携，更感到有加强的必要。也就是说，欧洲的形势是德国已把英、法作为德、意两国共同的对手，因而和日本交涉三国同盟时，若不考虑意大利对英国的关系，同盟就会失去意义。
但是，日本的立场与德意有根本的不同。一般认为，缔结以苏、英、法（最终也包括美国）为对手的军事同盟，把日本引入世界战争，推行毁灭性政策，这种愚蠢的做法并不是日本愿意干的。
日德同盟案的交涉 带着板垣陆相等军部首脑的训令回柏林就职的大岛武官，同里宾特洛甫继续交涉加强防共协定，其宗旨是以苏联为唯一的对手。日本军部最初认为这是防共协定的延续，没有考虑苏联以外的国家，只不过是将过去的思想协定，改为三国间的军事协定，以此加强日、德、意三国的联系罢了。
这个交涉当时除军部知道外，内阁对此事一无所知，就象不知道军队南进计划一样。军部以外的人士并没想到，在与德国的军事协定里会考虑苏联以外的对手。日本传统的思想，是重视与英、美的关系。除了军部以外，这种倾向表现得相当明显。即使中国战争扩大了，也没人认真考虑过与英、美开战。除了海军极端派的故意宣传外，任何人也没谈及此问题。缔结三国同盟，其结果是以英、美为敌。要不产生这种结局，最好是放弃缔结三国同盟的想法，这么认为不能说没道理。
但日本的情况是以军部为中心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军事同盟，忽略了形势已有所变化。请德国调停日中问题失败后，军部丧失了靠自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中国战争日益发展、激化，其原因主要是英、美、法所持的态度。解决日中纠纷的困难，完全是由于英、美的妨碍——他们支援蒋介石，强烈要求对日战争继续下去——所造成的。因此，日本的舆论，渐渐变成“真正敌人并非中国，而是英、美”的调子，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英、美。最能危及日本国家命运的反英、美宣传如此有效，完全超出了理性的判断。
大岛武官在和里宾特洛甫外长交涉时，了解到德国的观点并不象日本那样狭窄，它与双方缔结防共协定时完全不同。德国方面提出的日、德、意同盟方案，是缔结国之任何一国受到其它国家攻击时，其它缔约国应立即给予援助，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大岛武官特派驻德官员笠原少将返回日本，摸清日本中央部的意向，请示有关今后的对策。
同盟交涉的准备 听到笠原少将的报告之后，板垣陆相等军部首脑看到了实现同盟的可能性颇为满意，并当即将此情况在五相会议（近卫首相、宇垣外相，板垣陆相、米内海相和池田藏相）上做了汇报，并做了研究。结果，五相会议一致通过。根据惯例，决定今后的交涉将以此为基础，并从武官转到政府的代表者——驻德大使来进行这项交涉。
笠原少将向大岛武官报告了中央的命令，大岛武官据此将交涉经过报告给东乡大使，并将交涉事宜移交给大使。但不久，大岛武官升任大使，接替东乡继续进行三国同盟的交涉。持同盟论的白鸟公使也被提升为驻意大利大使以替代天羽大使。白鸟大使协助大岛大使，致力于从欧洲向本国政府施加影响。这些都是近卫首相接受板垣陆相的请求所采取的措施。近卫内阁为交涉三国同盟而组成的外交阵容，将会使在柏林的交涉大有进展。这是一九三八年底的事情。东乡大使由柏林调往莫斯科，笔者作为吉田大使的后任，从莫斯科调往伦敦任职。
三国同盟的交涉不久便从近卫内阁转交到平沼内阁。
八 对华问题
设置大本营、新设兴亚院及其活动 日本政府为解决同中国的争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而且，日中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日本事实上不得不对中国全面开战。按过去甲午、日俄战争的先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内分陆军部和海军部，作为指挥战争的中心机关。此后，一般政治也更加依从统帅部的领导了。以石原将军为首的北方派的势力日益衰落，军部完全被中国派势力控制住了。
军部已准备好占领中国的具体措施，想使中国迅速“满洲化”，并使军部势力能控制整个中国。对华问题全部脱离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下组织“兴亚院”，并由其管理中国问题，这个方案也已向内阁提呈。外务省处理国际问题的观念和军部致力于加强同德国联系以及使中国“满洲化”的观念完全相反，这一点已很明显。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设立兴亚院而辞职，外相由有田八郎来继任，这是近卫内阁的第三任外相。新任外相的想法也和军部不一致。可见近卫内阁的外交已经是日暮途穷了。
宇垣外相辞职后，兴亚院成立了。其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管理经济，并在中国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等地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部。在庞大的组织下，指导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并亲自处理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必要的行政事务。厦门、青岛的联络部属海军，北平、汉口、广州的联络部属陆军，上海联络部则属于陆海两军共管的势力。各地的外交机关的存在，不过是应付国际关系的装饰品罢了。
为了统辖经济上的事业，北平有“华北开发会社”，上海有“华中振兴会社”。这些会社都是经议会通过、具有日本法人资格的特殊会社。在这两大会社之下，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生产性会社，以日中合办的形式出现，并合并了原来已有的会社。总会社是在兴亚院联络部指导监督之下，担负经济开发的事务。而且，又在北平设立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在上海设立储备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等价的华北联银券和五点五比一的储备银行券，成为财政上的中心机关。
长江以北的中国本土大体上以徐州为界分为两部分，北部以北平为中心，南部以上海为中心。这个界线是按照华北军和华中军的守备区域来划分的，完全是人为的分界。南北两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象是两个国家，货币不能流通，华北的铁路属于满铁系，而华中则属于日本铁道省的势力范围。总之，北方带有强烈的满洲色彩，而华中则形同日本各官厅各自的派出机构。这样，中国的行政机关，都在兴亚院联络部和日军司令部的双重监督之下。
以上组织的基础，是在近卫内阁时期打下的，以后便迅速完善起来。这些大体相同的组织，是随着日军的南进，从中国向南方不断建立的，并成为军部管理占领地区行政的样板。
《近卫声明》和军部对华工作 后来发表的“近卫三原则”声明虽然使局势有所缓和，但过去日本所声明的“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象”的影响已无法取消，政府虽然采取了种种恢复和平的手段，但蒋介石对日本军部已极不信任，决心对日本军部所提出的任何交涉都不予理睬。因此，日本只有考虑在中国设立“满洲式”的行政机构了。自塘沽协定以来，在华北设立了冀东、冀察两个自治政府，这本是过渡性的，军部却认为有必要设立基础牢固的行政机构。因此，为管理中国内部工作，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特殊委员会”，赋予其在中国的广泛的权限，使之与陆军特务机关相互配合。陆军的特务工作由土肥原中将领导，由设在上海的土肥原机关（后称影佐机关）具体实行。
五相会议所设立的特殊委员会主要由两位“中国通”领导，他们是已退役的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贵族院议员）和预备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其任务是与陆军特务工作保持联系，在中国积极活动。
土肥原中将在华北时打算起用吴佩孚，随后想利用齐燮元等直系军阀，在上海时又想请唐绍仪出山，但这些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由于这个缘故，在华北，让当时在香港的政治家王克敏出马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在华中，扶植属于福建派的梁鸿志在南京组织过渡性的“维新政府”。
不久，日本军部发现移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对立。这就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抗战论，主张与共产党分手的对日妥协论。
而在军部内外，既有反对汪精卫的论调，也有将会影响与蒋介石实现和平的议论，但大多数人认为利用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汪精卫是上策。这项工作由土肥原中将的后任影佐少将来进行。汪精卫逃出重庆，由影佐少将迎接，经河内到上海。等他到东京时，已是平沼内阁时期。但军部的对华工作，素与内阁无关，而是根据军部自己的意思继续进行。
确定临时军费 对给予军部的预算比例，自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政府已明显放宽。日中战争设立大本营，政府中枢处于战时状态后，对军部的预算就变为无限制了。由于日中战争不断扩大，若以普通预算来对待是行不通的，因此采用战时体制的预算。也就是与以往的战争一样，设立“临时军费制度”。军费随着战事的扩大，根据军队的需要，可以无限制地支出，近卫内阁贺屋藏相时便是如此。
因此，日中战争开始后，日本财政已不健全，遂实行通过滥印纸币来弥补战时财政空缺的经济方针。陆军和海军要求巨额开支，互相竞争，但大藏省已无力应付。拥有无限制的军事预算的陆海军，除了战时费用之外，将大部分的费用耗费在国家国防建设和军备扩张上。海军与英、美竞争建造舰艇，陆军则在满洲加紧军备建设，对苏联给予不必要的刺激。
无限制地使用军费使国内经济发生了异常的变动。在日本经济活动的地区内，已不能提供与军费等值的物资。由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结果不得不实行经济管制。再加上世界市场完全被隔断，日本经济活动范围只限于东亚一角，致使日本国内经济不断萎缩，这样一来，日本对占领地区的经济压迫不得不强化。日本为了让军队在占领地区搜集所需物资、原料，不得不在华北、华中滥发联银券和储备银行券。为了补充纸币的实标价值，日本曾将金块和生产成品输往中国，但因数量有限，所输出的物品全被中国商人包购，使被占领的中国地区急速发生通货膨胀，低值的中国纸币按既定的换算率，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后来虽然禁止流入，但更加促进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在日本，就连中国也是物资十分紧缺。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展，日本在东亚的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这些经济政策，在中国及其它的占领地所产生的恶劣的政治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军部有军费而无物资——结果造成有钱无处用的局面。尽管如此，还要把预算用于充实军备上，所以军部无视物资统制法，自行向民间征购物资。日本经济由于无限制的支出于军事而逐渐瘫痪，最终走向崩溃的穷途。
近卫内阁制定临时军费并转向战时财政，这在财政上意味着日本已不是面对“事变”，而是面对“战争”了。从这一点来看，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源匮乏的日本，其经济已面临枯竭的命运。
近卫的责任 近卫内阁对国内的政策一时被日中战争的爆发所压倒，但军部的国防建设计划却在这一时期一步一步地进行着。近卫新设立的私人调查机关昭和研究会及其它各种半公半私的调查机关，和原有的调查机关一起协助军部，提出种种改造国家的新方案，商讨重要国策。这些机关是既有左翼方面的头脑参加，也有军部的中坚分子的直接参与。国家秘密在这里可透露出来，予以自由讨论。
当时近卫智囊团的成员尾崎秀实是苏联间谍，他和苏联共产党员左尔格一起搞间谍活动，从近卫及其周围的人们那儿探听日本最高国家机密，了解到日本由北向南进军路线、日本避免和苏联冲突而将与美、英发生冲突等。
第一次近卫内阁引起日中战争，又由于其松散的政策使日本的内外政治破产，其责任甚大。成为太平洋战争直接起因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也是发端于第一次近卫内阁，而完成于第二次近卫内阁的。
九 张鼓峰事件
“满洲国”的国境地带 满洲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日德签订防共协定，而共产国际则报以把日、德视为共产党的敌人。
“满洲国”为开发边境地区而着手建设军事铁路后，苏联将北满铁路卖给满洲，并将国防力量集结在边境，加速完成西伯利亚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注重建设东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干线东自沿海州，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着“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因此常常发生边境问题。
与苏联边境纠纷 苏联在边境一带建筑碉堡、布置哨兵，凡遇越境者，当即开枪打死。发生在东部边境绥芬河的日本兵被枪杀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本来“满洲国”国境早就由中俄双方在《瑷珲条约》和《晖春条约》中划定。当时，因那里较为偏僻而不受双方重视，因此有很多地段的国境并不明确，当地居民常越过边境自由出入。东部国境的东宁晖春地区，更是如此。举例来说，东宁地区靠近一条河流，当地居民认为河对岸的山峰是国境，所以常常在河里洗东西，并与河对岸的居民自由往来。但苏联方面却主张以河流为国界，以至将过河的居民枪杀。因此，当地居民为避危险，纷纷迁至距国境较远的地区居住了。
“满洲国”与苏联的国境，北面以黑龙江为界，东边较为复杂：兴凯湖以北是乌苏里江，以南是朝鲜国境的山岳地带。国境地区不断发生事端及飞机和间谍越境的问题，多数在当地便可解决，但有时也发生在当地难以解决的重大冲突。一九三七年的乾岔子岛事件便是如此。
乾岔子岛是黑龙江中的一个岛群，位于黑河之东，河源出于该岛之北，也即是在苏联一侧。
苏联方面主张以该岛南侧的水面为国境，并认为这些岛屿属于苏联领土，而“满洲国”则主张该河流为国际河流，应以河流正中为国境，不允许侵犯属于满洲方面的水域。就这个问题，笔者作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曾与苏联政府交涉过。但苏联舰艇仍无视“满洲国”的主张，强行通过“满洲国”一方的水面，所以发生过被击沉的事件。这一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好不容易才得到解决。
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使国界纠纷更加严重起来。
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是靠近朝鲜、满洲以及沿海州的边境，位于图们江北边的间岛地区的一座山峰。它与朝鲜北部相联，并有从罗津至晖春的铁路线绕过。该峰东边有一个被称作长湖的小湖。
事件的起因出于对规定这一地区国境的原《晖春条约》的解释不同。苏联方面根据俄文本，解释国境经过长湖西边的山峰，而日本方面则根据中文文本，解释国界在从图们江边开始，通过山峰经长湖西岸向北延伸的这一条线上。俄中两种文本，都是条约的正文。根据苏联方面的解释，国境应经过张鼓峰之峰巅，而根据日本方面的主张，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的领土，国境在这座山峰的东边。自古以来，满洲人就在张鼓峰上放牧。
苏联对国境的防备逐渐加强。一九三八年夏，苏军突然占领了张鼓峰山顶，并掘战壕，布铁丝网。这刺激了日本和“满洲国”，因为这里被苏军占领，等于让苏军得到一个控制北朝鲜的战略要地。同时，张鼓峰北方草山地带，常有日本士兵被枪杀，这使国境守备队的神经更加紧张。日本政府认为苏军占领张鼓峰是侵犯国境，并训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的笔者就此问题向苏联政府交涉，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否则一切后果由苏联承担。
外交交涉 笔者接到训令后，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涉，但进展非常缓慢。李维诺夫认为：国境经过张鼓峰山顶，所以苏联国境守备队的行动是符合条约规定的。日本不该对此干涉。作为证据，可以看看《晖春条约》的附属地图。笔者当时对此进行了辩驳：现在问题的着眼点是防止日、苏两军发生冲突。日、满方面根据《晖春条约》，相信该地属于“满洲国”领土，日本军队对“满洲国”领土有加以防卫的权力和义务。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在那里单方设防也是不合适的。现在为了避免两军再发生冲突，应将强占山顶的苏军撤出，恢复原状，然后组织联合委员会，这时再来慎重研究条约内容和地图，以最后确定国界。
但苏联方面无论如何也不撤去张鼓峰上的军队。在双方的主张仍坚持对立时，张鼓峰又发生冲突。日军计划以武力夺回该山峰，而苏军则大举动用机械化部队，使用很多坦克、飞机着手破坏日本后方之交通线。发生冲突的是朝鲜军，正是在中村司令官继小矶司令官之任不久。这里的边防军，有从中央被驱逐的中坚将校，都是与满洲事变有密切关系的人。樱花会的长勇（任步兵连队长）是急先锋。日本方面，约出动了一个师团的兵力，也有炮兵参加。但和大规模的苏军对抗，必有一番苦战。这时日本对这个事件是按一般边境冲突处理还是继续扩大战事？如何抉择，形势已相当严重。
板垣陆相奏请天皇为防备苏联的进攻，请允许派遣军队。但天皇认为这有悖于由政府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方针，并叱责了陆相。
莫斯科的外交交涉总算达成协议，决定两军维持现状而停战。具体负责交涉的笔者以及大使馆的武官，对于当地的战事情况，只知道日军完全恢复了张鼓峰的原状，但实际情况如何，并没得到通知。日本政府的态度，对笔者来说，虽然不大容易接受，但笔者在交涉中始终一贯主张停战撤军，公正地确定国界，以结束纷争。实际上，除站在公正立场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外——即提议为避免冲突，双方各退出一定距离而停止战斗，是没有什么办法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的。谈判最后以决定双方军队维持现状、停止战斗而告结束。
苏联军队知道已到达他们所主张的国境线——苏联方面承认了这一点。停战后，日军自动离开战斗地区。而国境，事实上最后还是依照苏联当初的主张来划定了。
张鼓峰冲突的意义 对张鼓峰冲突，战后（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东京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由包括苏联代表在内的十一国代表组成）上，以多数票判定此事为日本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这个判决正确与否，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来研究了。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都认为那里（张鼓峰）没有多少战略上的价值，所以也没计划进行侵略苏联的战争，这确是事实。不仅如此，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以极度的忧虑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在军部方面，当时在中国为攻下武汉已动用不少军队，非常希望在其它地区能不发生冲突，因而绝对不想与苏联发生纠纷。国外有人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试探苏联的实力，这决不可信。因为日本军部对苏联的实力在一九二九年苏联侵入北满时就做了充分的估价，而对自己实力之不足的情况，已在中国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所以，与其说是试探苏军的实力，毋宁说是在偶然的地点发生的偶然的冲突。不过这次冲突，虽然完全起因于国境的不明确，但朝鲜军队将校欠慎重而导致事态恶化，是不能否认的。欠慎重的军事行动，是昭和动乱的一贯作风。
张鼓峰事件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好不容易才得到解决，但因此也在日苏关系上投下了一个阴影。尽管日本更意识到对“满洲国”国境防备的重要性，但其南进的态势一点也没有因此而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