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进与南进·第三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广田内阁
广田内阁的性质 在“二·二六”叛乱的重压下成立的广田内阁，事实上只不过是军部的工具。虽说是工具，但不是军部自造的，而是借用的，所以即使是军部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
广田首相原是玄洋社右翼出身，在外务省里算是一个异端分子，但他不是承认军部方针而衷心与其协力的。他的议论，有时听起来反动，并且他本身还是主张军部内阁的人。但其宗旨是：以实力来推动国政，让它负起表面上的责任，并使一般国民批判它，为防止背后的谋策，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注重责任并使其明朗，而不致经常成为谋略的牺牲品。他个人的性格，已经领会到禅宗的思想，与其自己积极进取，毋宁顺着周围形势的发展，来处理一切。
他的外交政策绝不是好战的，相反却是希望和世界各国维持和平，不使日本硬干。他自一九三三年继内田为外相以后，所表现的成绩，可以明示他的主张。元老也认为，为收拾“二·二六”叛乱的混乱的政局，顺应世界大势，诱导军部，使内外政策不致发生错误，以广田为最适当，因此被选组阁。
广田内阁决不是军部能自由自在使用的工具，但是在叛乱后军部重压及突变的社会形势下，事实上对军部策划也是非常无力的。若槻、币原政党内阁对军部是反抗的，斋藤、冈田的海军内阁对军部是旁观的，至于广田、林的软弱内阁，对军部是无能的。于是，接着推进到近卫和军部协力的内阁。
军部大臣的现役制 广田内阁以“庶政一新”为标榜，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根据军部的要求，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制。这是一件非常不如意的事。
军事专家的职业军人在保有军人资格时干预政治，进入内阁，这是除了德国威廉二世时期以外，在近世所不常见的例子。特别是近代国家，政治应以国民的代议机关为中心，由政治家来担任，通常是不允军人来干涉的。但在日本，除模仿德国的军国主义之外，加上八百年来的武士政治的流弊，在统帅权独立的观念下，有关军事的问题由军人处理已成定例，并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但随着国民舆论的开展，接着是政党的发达，对这种封建制度的残余开始表示不满了。
本来，这种制度不仅从正面违背了明治天皇诏书上讲的“军人不得参与政治”的意旨，而且不可思议地一直被默认，并作为藩阀的遗产，成了军部政治势力的源泉。第一次山本内阁时期，终于扩大范围，可以任命预备军人为陆海军大臣。这只不过是说不仅限于现役军人，也包含预备军人。但这已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了。因为预备军人已经被置于军队的普通组织之外，除必要时有应征的义务外，和普通国民没有不同。还有，原政友会内阁时，殖民地总督也采用文官制。
广田内阁根据陆海军一致的意见，由寺内陆相要求，推翻了山本内阁时期的改革，改为陆海军大臣只限于现役军人。海军也利用了这个制度。其表面的理由是，“二·二六”事件之后被列入预备役的大将、中将，一旦再任大臣时，恐怕会扰乱军部的统制。事实上，这是统制派防备被赶走的皇道派复活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被恢复的制度本身，不言而喻的是如何使军部的政治势力变成为铁腕。
以统帅权独立为挡箭牌、身居特权地位的军人越来越向政治方向进展，逼使政治家步步后退。对政治无论有怎样密切关系，事关军事，除军人外，他人没有议论的资格。因有这考虑，所以军部思想上的观念和政治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成了国家观念和国策了。一般国民对这点毫不感到奇怪，而有识之士对这种重压也渐渐驯服起来了。
军事预算的膨胀 广田内阁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军事预算的膨胀。虽说是军事预算，也是属于政府预算的一部分，应在政府立案，需要议会通过的。政府可以抑制军部行动的唯一手段，是编制军事预算。一直到冈田内阁时，历代的大藏大臣注重预算的平衡，对军部的巨额预算要求，每每予以反对。然而，军部要求预算的态度，每i9C都是极其强硬的。陆军方面要防备占领满洲后的大陆，海军方面要准备废除海军条约后的国防，都要求巨额军事费。因国粹主义的宣传，抽象的国体明征与危机说，所以军部提出了充实国防的口号，主张具体地扩大陆海军备。马场藏相放弃了过去冈田内阁藤井藏相死争的态度，对军部的预算要求，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
满洲事变后，因废除裁军条约以及华盛顿体制破裂而进行充实军备当然是国家的重大问题。就是说，日本退出国联之后，进入了微妙的国际关系时期，所以充实军备的军事预算问题，应当作为国家最高度的政治问题来处理才对。然而，这重要的问题尽照军部的意图来做，对国家是相当危险的。
本来，因军事方面的极度压迫，日本军事预算与一般预算的比例，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比任何国家都高。要想维持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军事预算如再超过现状增加，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因此，为增加军事费，要进行种种宣传。而且，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从现在起，国家财政可以用无限制地增发纸币来维持，只要采取适当收回发行的纸币的办法就是可行的。他们引用德国财政为实例，认为这种办法可以不断地进行。
为了达到增加军事费的目的，陆海军言论放肆，有关政策的主张很露骨。而且，这种倾向在满洲事变以及废除裁军条约后更加明显，陆海军为分配预算的竞争也上升到了新的阶段。
二 北进与南进
军备与预算 在日本的政治上，统帅权是独立的，但这个统帅权复被陆海军瓜分，这是国家的致命灾厄。因满洲事变，承认了军部的直接行动，因退出国联与废除裁军条约，军部不受国际制约之后，陆海军国防当局遂立即开始无限制扩充军备。同时，牵制此种行动的国内政治力量已经消耗尽了。
满洲事变发生后，陆军预算急速地膨胀。海军因废除裁军条约后无限制地建造军舰，因此与陆军保持着均衡的势力。陆军在“满洲国”建立后，不得不明确地以苏联为假想敌国。海军在这一点上又必须与陆军对抗，满洲问题以来突然反英美思想盛行，认为不仅仅是满洲问题。陆海军的扩军竞争，甚至出现奇怪的现象：军部预算压倒了一般预算，并急剧增加，而军部预算又一分为二，以保持均势。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太平洋中一个小岛国的日本，竟以世界最大陆军国和海军国为目标。双方争取势力，因此造成可怜的日本因陆海军势力争夺自身已向南北分裂了。
海军无论对满洲事变，还是对华北工作，都是加以反对的，而陆军则认为南进政策既危险又蠢笨。象近卫那样的政治家百般苦心以海军牵制陆军，其结果是事实上不得不向陆军主张和海军的要求屈服。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与上海 北方的日中冲突立即影响到上海，这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战争已经得到证明。陆军与海军作战的共同地点，就是上海。
陆海军统帅部每年制订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且每到年度末上奏天皇请其裁决，秘密决定了这一年的作战准备。这是陆海军共同的计划，成案自然是陆海军两统帅部的一致要求。
作战计划是以各国为对象分别订立的，只是应付国家紧急时候的准备行为。这是专属军部的腹案，纯粹属于统帅处理的事项。但是，其中当然也反映了陆海军的政治意向。两统帅部各自向海外派遣武官，组织情报机构，调查研究设计有关的重要局部问题，因此常有独自的见解，产生他们独自的对外政策，这一点包含着很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每年也订立作战计划。在制订昭和十一年和十二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海军鉴于第一次上海战争，认为需要有华中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上海的用兵计划，主张将此项内容插入计划中，但陆军则加以反对。陆军的观点，向来只是重视苏联问题，而不重视对中国本土的作战，对中国的用兵，认为除对华北之小规模作战外，其余绝不需要。海军的意见则重视南方，认为一旦日中冲突，只出兵华北尚欠充分，必须出兵上海。每年制订作战计划时，海军早就知道陆军的反对意见，鉴于陆军向华北工作，认为需要及早地得到许诺。对海军来说上海被认为是重要的地区。
因为统帅部内对作战计划上的意见冲突包含了陆海军在国策上的意见分歧，所以双方不容易妥协，以致每次计划都赶不及年度末上奏天皇的期限。陆军采用了“必要时得向上海出兵”的妥协提议，从而完成了上奏。然而，参谋本部的真意却认为不需要向上海派兵。陆海军这种意见不同，不止在年度的作战计划问题上。由卢沟桥事变引起的日中战争，战事逐步向南进展，这是说明陆海军主张的一个重要关键。后来，对陆海军立场的说明，尽管也有重要的资料，但只因关系到对统帅部间的统帅事项，连首相也无权过问，对其间的消息也就无从探知了。
基本国策纲要 广田内阁时期举行过五相会议。除首相外，有外务、陆海军及大藏大臣参加，讨论有关对外问题的重要国策。对军部的大多数提案，均以原案形式予以讨论，并由陆海军军务局及外务省东亚局为中心进行工作。当时东京中央部所关心的事，是尽可能限制满洲事变以来过于强大的关东军的权力和活动，让它在“满洲国”国内，不向华北发展，专心从事对苏国防。对于这一点，不仅是外务省，陆军与海军均无异议。外务省对中国本土，企图以南京政府为对象，用外交方式进行处理。但是，陆军的态度，如前所述，认为对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更无外务省活动的余地，所以对所谓大使馆升格问题强烈反对，虽然对关东军不向华北发展这一问题上，同外务省一致，但认为华北问题应由日本在华北的天津驻军处理。海军在决定一般国策基调时，一心想将年末的南进方针作为日本国策。基于以上的各自立场，决定了由陆海两军务局及外务省东亚局设计的协议案，作为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或称之日《国策基准》，又称曰《国策大纲》。当时的潮流是，政府的事务当局与军部一起，经常为了推进“作业”，在许多这种场合下设计草拟有关国策，因此常常留下了后患，这个《国策大纲》就是最好的例子。
根据这个决定而制订的日本基本国策是使日本名副其实地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明确表明“在外交与国防密切配合之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并指出将大陆政策与南进政策两个方面作为手段。对大陆政策的基本点，是“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完成并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而在执行上述政策时，应注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而对于南进政策，则决定“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外南洋（指荷属印尼）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它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并同‘满洲国’的建设相配合，充实国力，加强国防。”至于以整备国防作为实现这个方针的手段，陆军决定“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出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并明确写明“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充实足够兵力。”这个国策纲要对外交工作予以期待，并要求刷新内政及确立经济政策。它是以建设一个真正的超国防国家为目的的。
五相会议所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使海军方面从“二·二六”事件广田内阁成立后而一直计划着的南进政策正式被采用为国策，与满洲事变以来的陆军的北进政策并肩而进。这是海军方面的成功。
这个文件在有关者中得到谅解的宗旨是以北进来解决北方问题，以南进来伸张日本的权益。它的非常重大的内容在于决定以南进与北进作为对外政策。这个南进北进的决定是陆海军妥协的结果，它也为陆海军均分预算埋下了伏笔。也就是在议会上的说明，仅仅是预算上的措施。在内阁方面，马场藏相所表明的方针是在此之际不得不增加军费，而外务相有田强调的方针的宗旨是为使与列强诸国顺利开展邦交，当尽一切努力，故极力赞成此决定。
比五相会议还重要的是它的后面的陆海两军部间所达成的一致，但更为麻烦的是要在编制对华作战计划及年度方案时充分地加以体现。陆军固执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各部内的激进派都强硬地坚持各自的立场，首脑部对此也做不出决定。经陆海军妥协，采用北进与南进并用的决定，其结果得到了一个极不合理的结论：陆海军同额均分预算。但是内阁不确实探究内幕，而摆出了务必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陆海军的妥协意见，从而决定了这一重大的国策。从此，陆军更从事北进，海军也急速南进。
当时正在交涉防共协定的驻德武官大岛接到参谋本部发来的这个基本国策纲要，曾向中央部询问：“其中北进南进并用的决定，不符合防共协定交涉的宗旨，今后对德国方面应如何进行交涉？”对此，陆军答复大岛武官说：“陆军向来注重北方即北进方针，并未考虑到南进，防共协定的交涉应按既定方针进行。”但是，陆军的意见绝不能够丝毫制止海军的南进政策。
三 华北工作
华北工作的开始 满洲事变如果只限于满洲，事态也不会闹到在国际上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日本当初举国一致有计划地发动满洲事变，也是可有计划地将事变结束的。但是，满洲事变只是病态的日本的对内对外革新运动的一个大波动，而产生波动的根本病源是有区别的。
满洲问题如果照政府的意图，只限于长城以北的话，相信解决满洲及中国本土问题的外交方针可以得到相当的效果。进行华北工作，终于诱发了日中战争，变成了引导日本破裂的导火线。
如前所述，对华北工作可以说是自满洲建国后不久即开始的，在斋藤、冈田内阁时期已由关东军积极地进行了。外务省在当时虽努力探听华北工作真相，但未能得到实况，只是对形势推移忧虑而已。也如前所述，当时政府首脑部把满洲问题委给陆军，不仅不干预，而且宁可躲避满洲问题。
关东军之着手对华北工作，其宗旨在巩固“满洲国”的国防，而参谋本部赞同此工作的理由，是为了进一步建设国防国家，需要利用华北的资源这一附带的宗旨。日本华北驻军所表示出的热望，是为了同关东军对抗，把华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华北工作的危险性 主张热河省是“满洲国”的理由是因为该省在长城以北。日本政府在满洲建国时，已经承认了此项主张，同时禁止关东军向长城以南进展。但是，关东军不顾政府的意旨，只是在军中央部的默认下，已向接近“满洲国”的长城南北地区，即河北、察哈尔两省，进行了所谓政治工作。对华北工作分为两项，一是内蒙工作，二是华北工作。其目的是在这些地区排除敌视“满洲国”的政权，而建立友好的政权。
满洲建国后，根据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协定，中国方面与关东军之间，以长城为界划定了停战线；讨伐热河之后，关东军从长城以南的蓟河方面撤出，奉天与平津问的交通、邮政也恢复了，秩序也渐渐恢复旧观，但关东军进一步着手华北工作后，形势再次逆转了。
对华北、内蒙的工作，因威胁张学良军队生存，不仅要受到张学良军队的反抗，而且逐渐会发生与刚统一中国本土的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国民军冲突的危险，再有河北及内蒙古都是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势力的地区。不仅如此，因为平津地区是欧美各国神经错综复杂的国际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在此地区施展政治工作，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困难事。如前所述满洲事变以来，共产国际为扩大中国本土的祸乱，已经在秘密地寻找机会，所以日本军部在华北进行工作，正是给了他们一个良好的机会。
土肥原少将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资格再度出现于平津地区着手华北工作。这时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之间，发生了管辖权限的争执。
华北驻屯军 满洲事变发生后，关东军一直在加强，变成庞大组织的大陆军队，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势力很弱，以两个大队为其主力（北平和天津各驻屯一个大队），塘沽协定成立后，在一九三三年底增派了一混成旅团，从而加强了势力。此后，华北驻屯军对顿然增强势力的关东军把特务机关派到华北，着手政治工作，提出了抗议，认为是越权，有碍华北驻屯军的面子。因此，关东军不得已做了妥协，让土肥原少将兼任华北驻屯军幕僚，有关华北的工作，由华北驻屯军直接指挥。酒井参谋长是抱积极态度的人，他坚决地表示决心，自己动手进行华北工作。当时，驻华大使馆辅佐武官高桥旦大佐也在北平活动，与土肥原特务机关长、酒井参谋长协力合作。
洒井少将曾回到日本和中央部接洽。这时东京有人说，已经预感到华北什么时候一定要出事。酒井少将是同僚中至今唯一没有得到勋章的人，诚实人对此感到忧虑。
何应钦、梅津协定 当时，对中国问题，围绕着日本在华北的工作，有人在喧嚷。驻华使馆矶谷武官屡次在报上发表激烈的声明，俨然是日本政府发言人的样子。中国方面认为，日本的工作是进行华北独立运动，其目的是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为对抗起见，让国民军北上，并派许多国民党宣传人员及CC分子等进入平津地区。共产党也发挥全部机能反抗日本军。由于分不清国民党反抗与共产党策动的配合与联系，因此华北的日中军事冲突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了。
酒井参谋长为挽救这种危险事态向驻天津的中国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要求，让国民军、国民党抗日宣传机关及CC团等的直接行动队由平津地区撤退。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为了向在满洲视察的陆军大臣林报告军情，前往奉天；起程之时，口头批准酒井参谋长用恳谈方式向何应钦提出这个要求。但酒井少将提出要求时，并没有照司令官意旨，而采用了类似胁迫的粗暴手段。中国方面被迫接受了酒井参谋长的要求，将国民军撤离华北。这被称之为何梅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事实上这个协定就是把中国中央军势力驱出河北省，很明显地伤害了国民军及何应钦上将的面子。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逮捕了酒井参谋长，并处以死刑。
南京政府的势力在华北消失之后，马上就开始树立军部所希望的政权。最初建立了冀察、冀东两个政权。在北平的中国方面的实权者，是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他和日本军方面及土肥原机关联络，组织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省平津地区及察哈尔省。“满洲国”与平津地区之间的河北省东部（包括港口），在关东军支持下建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北平东约十英里的通州为首府，由殷汝耕管理。这个政权被谴责为满洲与华北间的走私机构。
冀东、冀察两个政权在以后几年与王克敏为首领的在北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合并。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是后来汪精卫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
内蒙工作 内蒙工作完全是经关东军之手进行的。最初，关东军以武力从热河向绥远进展的时候，被受中央援助的张学良方面的傅作义军队所阻止。
内蒙古位于长城以北，以察哈尔为中心，在外蒙古、“满洲国”、华北之间，西望新疆的广大地区，有北平至包头的铁路贯通其间。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是蒙古人，与在外蒙古、“满洲国”西部以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居住的伯里德蒙古族是同种，都是成吉思汗时代统治欧亚大陆蒙古人的子孙。他们的理想，是重新在亚洲中部建立一个蒙古人的国家，当时在内蒙古最有势力的蒙古人就是德王。
如上所述，很明显，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在这一地区培植新的势力，当然要受到有关国家的极力阻挠的。特别是以苏联为背景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同苏联联系，需要维护内蒙古的地盘，当然全力反对日本在内蒙的工作。
古时长城以外的关外是不毛之地，用兵打仗都在关内。长城外的沙漠草原，是难以动员大军的。戈壁沙漠是自然的国境，成了中国遮断俄国势力的防线。但在军队机械化、立体化的今日，关外的草原则变成了机动部队很好的活动场地。不仅在用兵方面形势完全变化，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将不可超越的障碍物变成起联结作用的地区，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化是不能忽视的。
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关东军的势力伸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内蒙古，因地区在长城以北，所以关于此项的交涉，当然由代表关东军的土肥原特务机关长来担任。土肥原少将利用每次日本兵与宋哲元部队小冲突的机会，要求宋哲元军从内蒙古地区的察哈尔撤退。其宗旨是防止日中两军在察哈尔的未然的冲突，结果宋哲元军同意了，这就是秦德纯（宋哲元军参谋长）、土肥原协定，它与何应钦、梅津协定一起成了双胞胎。关东军在内蒙成立了蒙古自治委员会，拥立德王为委员长，并派满洲出身的日本人为顾问管理行政事务。
关东军对内蒙古工作与对华北工作并进，这等于在油田弄火异常危险。这些工作，在斋藤、冈田两届内阁时期，由军部一个接一个地单独进行，日本政府无从知其真相，就是知道也无任何制止的力量。“满洲国”的独立，事实上就意味着关东军的独立。于是，广田内阁继承冈田内阁之后，只是对军部所进行的事当作既成事实加以接受而已。
日本军部对关东军很早就开始华北工作不以为然，认为华北问题应该由天津驻屯军处理。天津驻屯军根据军部的意向，拟订了《处理华北纲要》（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其实质性的企图，是华北五省满洲化，外务省对此加以强烈的反对。当时南京政府在北平组织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得到日本方面了解的黄孚为委员长。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尽可能避免冲突，主张华北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进行分治，作为自治体，施行特殊行政。其结果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处理华北纲要》（第二次），大致参考了中国方面的意向。但是，华北问题的处理，事实在政府及派出机关着手时，军部已进行处理了，因此完全不顾及外务省的意向，事情照旧按军部的要求进行。军部方面拿前定的北进南进并举的基本国策纲要，来作为决定处理华北纲要的前提。
根据形势进展的情况，广田内阁在八月十一日五相会议上，正式决定了完成华北五省的分治，其要点是：“在该地区建设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建立日‘满’华三国互相合作的基础。”这个所谓的《处理华北纲要》的纲要部分明确地表示其宗旨，是以全部华北五省为目标，企图达到事实上的分离，更指出对冀察政权及冀东自治政府的指导方针，还分别规定了对山东、山西及绥远三省的地方政权的指导方针，其目的在于完成华北五省的分治政治及开发经济。
这样，“二·二六”叛乱压力下成立的广田内阁承认了军部在华北的分离活动，这种活动亦在形式上成了政府的方针加以贯彻。
总之，对华北及内蒙的工作成了日中全面冲突的导火线，也是满洲事变未能作为满洲问题解决的原因。
四 防共协定（一）
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问题 满洲建国之后，军部面临着国防的重大责任，变得非常神经过敏，对内要进行国防国家建设，对外也突然注视形势。
俄国横跨欧亚又被封闭在北方，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为向南寻求港口，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或向东或向西反复地扩张。因东进而酿成日俄战争，西进而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革命后，也没有改变俄国本质性的政策。革命刚成功后，向西扩张到波兰及匈牙利，还是如钟摆一样，对东方实行了托洛茨基、齐契林的政策，中国问题成了议论纷纷的问题。
苏联之实行东进或西进，是根据欧洲形势如何而决定的，因此东邻的日本，需要注视并认清苏联西邻各国的形势。这些苏联的西邻各国和苏联东邻的日本在国防安全上感到有共同利害，还是和苏联在国防安全上感到有共同利害，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对抗苏联，而站在与日本同盟的立场，还是对抗日本，同苏联站在共同的立场上，是“满洲国”以至日本本身国防上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前，卑斯麦对帝俄采取了双重保险的善邻政策，使帝俄向东发展，很好地巩固了德国东部国境。威廉二世的亲俄政策，也使俄国东进，建筑西伯利亚铁路，伸进了满洲，终于成了日俄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陆军对苏联陆军的建设给予不少的援助。日本认为，今日苏联的直接国境，虽是与波兰相邻，但将来德国一旦复兴起来，新纳粹德国将采取怎样的对苏政策，这对日本是直接重大的问题。日本军部认为，日本同波兰对苏联感到有共同利害，日本军部对波兰也很重视，原来挟在德苏两大国之间的波兰的国力，绝不足以掣肘苏联的。然而，德国的将来就和波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正在复兴中的纳粹德国的政策如果和威廉二世时代的政策一样，接近苏联以保障西面，并让苏联向东发展，那么日苏冲突早晚是不可免的，日本必须单独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全部武力。反过来，如果日德协同对付苏联的话，那么就可以减轻日本的负担。苏联武力急速增大，同时纳粹德国国力也显著地上升，日本当然更要注视德国今后的东方政策。而且，这个问题不单是国防问题，对日本也是一个有关基本国策的问题。希特勒如何实现《我的奋斗》一书中的构想呢？原来希特勒关于人种问题的思想，是极度侮蔑雅利安以外的人种，颇可以联想起威廉二世的黄祸论。不能预测这种思想如何反映在远东问题上。日本军部当然颇为重视，遂密切观察德国政策，努力使它能和日本取同一步骤。为此目的，在纳粹政权成立不久，军部即派大岛少将到柏林，担任驻德武官。
大岛驻德武官 日本近代陆军是仿效德国的，陆军首脑部也几乎都是德国见习将校出身，纳粹政权成立后陆军也派了许多研究人员。因此，日本陆军有许多德国通，对德国有一种特别亲热感。在陆军德国通中，大岛少将是第一位德国通。他是一位能讲流利德语的明朗豁达的武人。他是山县元帅之下使日本陆军德国化的陆军大臣大岛的儿子，受德国式的教育，并养成和德国人合得来的个性。
大岛武官到德国上任后，立即与德国军部接触，要求交换情报。德国军部对大岛的要求，提出一切有关政治事项，须与国社党外交主任里宾特洛甫的事务所联络。因此，大岛武官通过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总统及纳粹首领表示亲热。
里宾特洛甫系南德莱茵河边的酒商出身，因商业上的关系，曾久居英国及加拿大，是一位英语极其流利的商人，他以纳粹党外交代表的资格，是一个和希特勒对外政策最有关系的人。
纳粹政权初期，外交部长仍然是稳健派的牛赖特男爵，但在外交部之外，还有一个党外交代表的里宾特洛甫事务所，因此两者之间有不少磨擦。里宾特洛甫就任驻英大使，在英国几年，不断地来往于伦敦和柏林之间，以推动国社党的外交，并和日本交涉签订《防共协定》。一九三七年他继牛赖特为外交部长，从此从各方面推动德国的对外政策。过去德国外交部有许多施特莱斯曼系统的人，都抱着和日本外务省同样的意见，认为根据世界形势，日德直接结合的时机还没有到。但里宾特洛甫指导下的纳粹外交部起初就具有独自的见解，撇开两国的外交当局，直接与日本军部开始交易了。无论日本军部还是里宾特洛甫，相互之间都采取了期货交易的形式。
五 纳粹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欧洲大陆的斯拉夫民族（俄国）与条顿民族（德国）之争开始的，终于变成条顿民族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之争。结果，斯拉夫和条顿两民族失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掌握了世界的霸权，使资本帝国主义思想盛行。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革命，于一九一七年在俄国首都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始，也发动起来了。
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意图是赤化全世界，打倒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为达到这个目的，经常采用极端的思想和政策。列宁之后，斯大林的现实政策，和托洛茨基的理论派不同，其目的是注重加强苏维埃共产祖国，以实力为基础赤化世界，日益具有斯拉夫集权主义的特色。共产党为达到目的，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及第五纵队自由活动，更运用了“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战术。
共产党革命运动在苏联力量所及的地方，或第五纵队势力强大的地方，当然是很发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及中欧各国的混乱，变成了共产革命的最好机会。
魏玛宪法与德国国民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气尚未扫清时，国际上出现了凡尔赛体系，德国在战胜国监视之下，根据魏玛民主宪法，建立了共和国。当时战胜国方面，一部分稳健派仍想拥立霍亨索伦系建立德国，以维系德国民族的信念，但这种稳健派的政策未被采用。战胜国直接进行建立理论的民主主义的政府，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组织民主主义政府，以此来维持凡尔赛体系。
德国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参加了罗加诺条约，不仅承认了以维持欧洲现状为前提的安全保障，而且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国际联盟。施特莱斯曼外长在这个国际机构的范围内，实行了中庸渐进主义的民主政策。但是，英法式的民主主义，仅仅是由于战败而强制德国民族接受的，并不适合德国国民性格，也不为德国国民所欢迎。德国的政治还不能无视容克传统的势力，而且德国民族的政治性同以盎格罗萨克逊个性为主的民主主义比较，具有不同的自己的协同体。
战后，德国人的思想非常动摇。国际联盟是根据惩罚和束缚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而成立的，德国政策必须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运用，使德国国民感到永远不能摆脱因战败而遭受的惩罚和负担。支付赔款，就使德国国民感觉到自己已被置于奴隶的地位，而且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安大为增加。
凡尔赛体系后不能轻视的事实，就是因苏联革命而造成的世界动荡局面。当时英国不用说，就是法国也是处于安全状态，使英法各国顽固地不去注意因为布尔什维克赤化世界计划而引起的火一般的东欧形势，以及充满危险的旧敌国的形势。另方面，共产党利用散布在世界的成员，诱导英法美及其舆论对自己有利，并不断地向东（中国）西（东欧及西班牙）扩张自己的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赤化匈牙利的贝拉坤革命终于失败，图哈切夫斯基军向波兰的进军则被皮尔斯茨基等击败。但在德国，由波兰共产党出身的犹太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领导的共产党运动却日益白热化，使德国如同在赤化革命前夕的状态。遵守秩序的德国民族，对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形势感到日益不满，所谓民主主义的魏玛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挽救战败后的德国，感到它只是强制的无用的东西。
此外，战胜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也趁着战后的经济困难急速壮大，使国内发生了混乱。
希特勒掌握政权 在德国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一九二一年凡尔赛条约成立不久，希特勒担任了该党的首领。这时德国在魏玛宪法下民主主义政治运动开始动摇，由于赔偿造成了通货膨胀，经济正处在混乱中，纳粹党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激化，决心立即开始应付的行动。一九二三年纳粹党在慕尼黑的暴动失败，希特勒也被捕入狱，但纳粹的大众国粹主义，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处于混乱状态的国民的感情，势力逐年增大，一九三三年选举，希特勒获大胜，在兴登堡总统之下担任总理掌握了政权。他之所以掌握政权，并不是依照魏玛宪法进行行动，而是无视它而采取的“革命”行动的结果。
纳粹统治德国正如上面所述，它是发生在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十年之后，也是满洲事变之后两年的事。纳粹德国立即以日本为例，退出国际联盟，开始踏上国际性“革命”的第一步。希特勒对于凡尔赛战胜国对德国的压迫开始进行激烈的复仇活动。
西班牙也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现了佛朗哥的右倾势力，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援助下，终于打倒了苏联援助的赤色政权（一九三七年）。这样，欧洲大陆很明显地出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势力与意、德、西法西斯势力的对立，英、法民主主义国家居于其间，采取了仲裁的立场，但其感情表现在处理西班牙问题的伦敦大使级会议上，大致是偏于苏联的。
欧洲的赤化势力与法西斯势力 纳粹和法西斯在政治上是一个左、右思想的混合体，它的实体是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建立的独裁集权主义。它与共产主义不同之点，是站在国粹主义立场上，与资本主义不同之点，是在努力实行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同之点，是排斥个人的独裁集权主义。
无论纳粹还是法西斯，都是对德意赤化势力而产生的反动，在用稳健的中庸民主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挽救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出现法西斯或纳粹势力的话，恐怕整个欧洲大陆不可避免地被赤化。这一点从当时西班牙的赤化斗争中，可以想象得到的。当时，西班牙已完全陷于赤化，处在赤军包围中，由于佛朗哥方面的阿尔加萨守将，如莫斯加鲁特大佐的英勇奋斗，才得救的。
法西斯与纳粹在防止欧洲赤化以及挽救本国破裂中急速抬头了。民主主义的法国因共产党人的人民阵线战术而出现削弱，英国在鲍尔温及麦唐纳首相领导之下，专心应付着国内问题，无暇顾及欧洲大陆的激烈变化，所有国际问题，都交给了半个左派的宣传机关国际联盟来处理。
《我的奋斗》 纳粹掌握了政权之后，立即恢复征兵制度，重建军队，对魏玛民主宪法及凡尔赛条约，都熟视无睹了。英法已经感觉到纳粹对欧洲现状的威胁了。
希特勒的思想及政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有极明白的叙述。对内要建设集权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对外则实现民族国家的飞跃发展。换言之，就是实行国粹的超国家主义。所以，纳粹思想和中世纪的帝国主义有很多共同点。
希特勒站在这种根本的观念上明确主张：第一，决心先保持“优秀”德国民族的纯洁性，其次集结全体德国民族。为了防止德国民族的堕落，将堕落的根源的犹太人驱逐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外，再进而把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德国人的力量集合起来，着手建立一个大德国。第二、德国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以大国之资格，当然要向外发展，所以德国民族需要一个适当的民族舞台。然而，这个活动舞台必须在德国本土能容易顾及的地方。海外领土因本国不易加以保护，故不希望获得这样的领土。但是，邻国的苏联进行扰乱世界为目的的共产革命时间尚短，人民赤化程度亦低，故它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地区应是德国民族的殖民地，必须作为德国的活动舞台。德国向东扩展系基于天命，任何国家也不应加以阻止。
希特勒主张是东进，其想法是尽量避免与英美冲突，这一点是最初的想法。
纳粹抬头与英美法民主主义国家 独裁的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于欧洲的中部，其本身已被民主国家英法视为危险。而且，希特勒的这种超国主义的发展政策，又和英法的政策绝对不能共存的。因为集合比法国多一倍的民族，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威胁着法国的生存，而且当会和英国对欧洲大陆根本方针的势力均衡政策，发生正面冲突。况且，如希特勒公开宣布的那样，德国要突破其民族界线，征服白俄罗斯及乌克兰，这意味着东欧巴尔干置于德国统治下，其结果全部西欧大陆也将在它的统治下。这种政策不仅对苏联，而且也是对英法的挑战。同时，它如何对待美国也是不言而喻的。
希特勒本人很了解英国的实力，至少要努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因此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与英国签订了海军条约，承认英国海军力量的绝对优势，以证明德国没有对海外领土的野心，努力取得英国的谅解。他对英国的要求是，德国承认英国在海上的优越权，从而英国承认德国在陆上的优越权，并默认德国的东进。根据里宾特洛甫的判断，认定英国会对此予以默认的。但这很明显表示，里宾特洛甫以他对英国经验，做出了对英国根本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很大的关系。在打倒威廉二世不久的时期，英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关于欧洲的势力均衡政策的。
对英国来说，承认德国在陆上的优越权，不仅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势力均衡政策，而且纳粹德国得到了陆上优越权，最后意味着也将得到海上的优越权。因此，希特勒只要不改变所公布的基本政策，德国早晚只得同英（包括美国）、法、苏等大国发生冲突。而且无疑地说，纳粹及法西斯并不止在利害上，而在思想的根本方面，与美英的民主主义也绝难并立的。
希特勒的突进 纳粹德国成立初期，国内还有很多异端分子，民心很不容易一致。在这种情况上，希特勒一口气断然动员德国的人力及物力，向着所期待的目标突进。
独裁者是不允许失败的，为此更加独裁，而且必须向国民经常夸张独裁的成功，讴歌独裁的成就。所以独裁因急于立功，往往无暇顾到对象的立场和四周的环境。特别是国内缺乏基础的独裁者更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因此什么事都变成单方面的，独断的，盲目的。关于国内问题，在其把握着权力时期，也许可以继续或不能继续其方针，但关于国际问题，在实行政策上一旦发生阻碍，就清楚地意味着独裁本身的没落。以前的拿破仑就是如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结局也必然如此。但是希特勒曾向大岛少将说过：“责难实行太急、实行太急，似乎合乎道理。但独裁者有不得不急的情况。在自己的一生中如不一下子将其完成的话，将来说不定要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意志薄弱的继承人，也许就会失败。”这段话里没有从民族百年大计着想，是为过急辩解，也是失败的理由。独裁者单方面必须遵守其自订的时间表，不仅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也是自身失败的根源。
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夺取政权以来，以一泻千里之势急忙从事，五年多的时间即突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过于激烈的步骤。
希特勒的时间表 如前所述，希特勒的行动完全是“革命式”的。他不顾过去一切传统，在国内废除魏玛民主宪法，施行独裁政治，粗暴地排斥犹太人，而高唱德国民族优越论，对外则废除罗迦诺条约的安全保障体系，退出国际联盟，无视凡尔赛条约，断然实行单方面的再武装，令戈林建设庞大空军，重建陆军，也企图复兴海军。希特勒确实把握了国内的一切。随着扩军备战的进行，他的对外方略也如同时钟的针一样，准确地前进。
一九三四年，奥地利发生内乱，首相陶尔菲被暗杀，一九三五年萨尔地区根据人民投票，重归德国，德国势力因之越来越强大；一九三六年对莱茵河一带实行了武装占领。一九三五年是德国恢复征兵制度的第一年，也就是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的一年。
希特勒先进行收复失地、集结德国民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合并了奥地利，同年九月合并了捷克及苏台德地区。希特勒已经照着时间表，按照预定的计划准确地行动了。希特勒以如同破竹之势威压着欧洲，使世界感到惊讶。结果，反纳粹的势力在国际上急速地联合起来，终于成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希特勒与斯大林 希特勒德国公然反苏的态度和日本进入满洲，当然都直接予苏联以威胁。苏联的情报机关，确实详细知道了纳粹德国与日本军部怎样的腹案与如何进行协议。苏联动员了党与政府的机构计划对策。为此，在共产国际指挥下，各国共产党作为第五纵队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共产国际已在一九二八年预言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动摇，要策动帝国主义互相冲突，更于一九三五年采用了人民战线的战术，在维护和平的名义下，尽全力将英美法等民主主义各国引入自己这方面来。这样，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共产国际都在尽力使德英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互相冲突。
斯大林宣传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一九二八年着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扩充苏联武力，建设苏联的军事国家，为其一切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起用讨好英美的李维诺夫担任外交部长，一九三三年策动罗斯福总统，使美国承认了苏联，进而在日、德、意退出国联不久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国联，担任了常任理事国。在国联会场上，苏联宣传和平主义，李维诺夫高呼“和平有一无二”的口号，完全吸引了参加国联的各个国家。在德意法西斯国家及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不满现状，采取反动政策，不断侵害它国权益，树立很多敌人之期间，苏联利用旧世界的分裂，参加到民主国家中间，利用他们反对轴心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对轴心国家进行包围的体制。
六 防共协定（二）
军部与德国的联系 大岛武官在柏林与里宾特洛甫接触之后，探知希特勒坚决依照《我的奋斗》一书的宗旨，不动摇地执行东进政策，更明确日德需要军事上共同防卫措施，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德国与苏联之间，在当时尚有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介乎其间，因此大岛与里宾特洛甫所交换的意见，无疑地具有相当远大的政治意义。军部毕竟不让政府过问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这问题是在冈田内阁后期发生的，到广田内阁时始由军部以防共问题名义提了出来。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攻击日德两国为侵略国，中国共产党仍以日本军为敌，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开始策动了。因此，防共问题变成日本政策上重大问题，在广田三原则里已经提出了。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军事上的问题了。
政府将这个重大的政治交涉任务从大岛武官移到小路大使之手，认为由该驻国大使一面与日政府联络一面与德接洽比较安全。但是，这个交涉本来是由大岛武官与里宾特洛甫之间进行的，所以在交涉时仍然要靠大岛武官的活动。军部在东京推动内阁，在柏林经过大岛武官推动武者小路大使。至于德国方面，详悉日本最近国内形势的发展，清楚知道军部亲德反英美，而外务省与军部不同而重视美英；并了解满洲事变后军部势力压倒一切，且有日趋增大的倾向，推动日本外交政策的只是军部。德国对于此项交涉，都依靠里宾特洛甫与大岛这条线进行，其原因亦在此。在日本方面，军部对大岛武官的电报报告，当然极为重视，甚至以大岛武官的意见，作为军部判断欧洲形势的基础。军部不明世界形势，而且对其判断不负责任，以自己的理由不假思索地相信大岛情报，结果更加偏倚德国，感情上当然不用说，甚至政策上实际已采取同一步骤了。
军部推动国内政治，并进行轴心外交，结果支配了政府，以致左右了日本。一国政府的意志，在另一个国家这样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没有先例的。’
军部独占外交是其革新手段之一，计划将国家对内对外的指导权移于军部也是统帅权独立观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致。
滥用统帅权 军部坚持统帅权独立，不仅使其彻底，而且将其观念不断扩大。这种统帅权独立不止在一般政治问题上，甚至对于日常生活行动上，军部都要求特权。军人与非军人，乃至与普通人或当地人都有区别，要求优待军人（恩俸制度、宫中待遇只是其中的一例）。军人以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级。德国式的日本军队行军时，是靠右边走，但一般民众是靠左边走，军队以统帅权独立为口实不遵守一般的交通规则，所以军队经过街道时交通发生混乱，使一般交通只好停止。一个士兵无视交通信号，其理由是统帅权独立，结果发生了事故。军部这种毫无常识的傲慢态度，直至战争结束止。由于种种高傲不知发生过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一般民众对军部产生了不可想象的反感。
至于对外国政府交涉，军部也以统帅仅独立为挡箭牌，持有特殊的见解，认为所有属于统帅权事项或与统帅权有关的外国交涉，都不是政府外交机关权限的事，可绕过代表日本的大使、公使等，主张由军部派的武官，直接进行交涉。国外的日本大使、公使馆，因有大公使馆附属陆海军武官制度，在国际惯例上武官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武官（或驻屯军）本来应在大使、公使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所有责任应由大使、公使担负，这是国际的惯例。但只有日本武官除了礼节以外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的工作直接与中央军部联络，也与大使、公使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武官与驻在国政府机关之间进行什么交涉，除了问武官本人或交涉对方之外，大使、公使无法知道。武官认为属军部统帅事项，就任性与对方政府交涉。然而，交涉问题虽只属于军事事项的范围，由军部本身对事情的判断来决定，但经常随着军部力量的扩张，必然有伸展到重要政治问题的倾向。
日本已经有统帅部（参谋本部）与内阁两个并立的政府，而且各有各的独立的对外交涉机关。国家意志不统一，发表国家意志由两个机构讲出来，结果没有所得只有招致国家的毁灭。由日本宪法解释、承认的统帅权独立，其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军部的政治力急速增强，以致其行动自满洲事变后逐步扩张，对外交涉头绪多而且变得严重起来。
签订防共协定 大岛武官根据中央军部的热望，以针对苏联的日德两国防共军事协定为大目标，和德国进行交涉，然后将交涉移到正常的外交渠道上。对此项交涉，德国方面本来并不想将其变成军事政治上协定，而只限于防共为目标。日本外务省也具有同样的意向，交涉顺利达成，缔结了只限于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并签了字。但是，日本军部对此仍不满足，另外和德国交换了关于减轻防苏军事负担的秘密文件。这是因为日本军部始终害怕德国采取驱逐苏联至远东的缘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笔者赴任驻苏大使刚抵达莫斯科之日，日德签订了防共协定，这是广田内阁时期的产物。当时，日本参事官正与苏联远东部长加斯罗夫斯基在莫斯科进行交涉，将要订立日苏渔业条约。苏联政府为了对抗防共协定，中断了渔业条约的交涉。
日本外务省对防共谈判如何开始不十分了解，以为它不外是以防备共产党破坏运动为目的的相互援助协议。依苏联的官方声明，共产国际与苏联并无任何关系，所以大致没有理由妨碍对苏邦交。诸如此类的秘密协定，不过包含极消极的意义，而并无重大政治意义。日本军部对此宁愿偏重于秘密协定，以防共协定为对苏的军事协定。然而，在德国方面也许纯粹偏重于全面利用日本的力量，而把这视为一种外交战术的产物，故于一九三九年欧洲事态紧迫时，也未与日本进行任何协议，就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原委之所在，也就是极端蹂躏防共协定秘密附件的行为。
另一方面，苏联探悉大岛与里宾特洛甫之间交涉经过，却把它解释为对苏夹攻的德日军事联盟并立即采取对策。苏联自此开始，将其工业的中心区选定在领土中央部的乌拉尔及西伯利亚西部，特别着重促进五年计划的实现。
希特勒在兴登堡死后，被选为总统（一九三四年八月）。不久（同年九月），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常任理事国之身份开始活动，日德防共协定订立后，断定日德为侵略国，计划通过国际联盟建立国际共同战线，努力动员国际舆论反对日德。一九三六年，采用了所谓民主主义的宪法，广泛地宣传苏联的民主主义，制定国旗以淡薄党的色彩，集中一切措施于国防，同时，在国际间更努力争取英、法、美等民主主义国家的好感。苏联与共产国际互相呼应，破坏德、意、日的轴心，而不断提高其国际地位。
七 国防国家
新体制运动与广田内阁总辞职 军部幕僚不断宣传改造国家的具体方案，在此之前，依照十年计划所产生的充实国防计划已出现了。“二·二六”事件以后，一般人突然增加了对军部的反感，政党党员则借此在议会攻击军部，策动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政党的旧势力。军部对此加以反击，并不感到困难。军部吸收了左右两翼思想，急速地把国防国家建设腹案加以具体化。他们的方案是，解散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议会，建立站在强有力政党之上的独裁政治，顺利而灵活地运用国政，建设极权主义的国防国家，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新体制运动。
政党在对军部怀着反感的议会上攻击广田内阁，特别谴责防共协定。政党知道军部想通过防共协定推进到日德军事同盟，以此间接地表示对军部的反感，使内阁陷于困境。但是，寺内陆相为了实现军部对内对外的政策，以不惜牺牲广田内阁的态度，不断地以粗暴方式与议会冲突。军部企图达到一举解散议会的目的，寺内陆相屡次强迫广田首相解散议会。首相认为与其解散议会不如决定总辞职。
当时的参谋本部以石原第一部长为中心势力，而左翼斗士浅原健三则带着改造国家的方案进出于参谋本部。此案的意图是以军部拥立林铣十郎大将，建立事实上独裁的军部政府，解散议会，创立一个纳粹式的政党。他们强烈主张对苏以国防为中心，并密切与德意两国的联系。
宇垣内阁的流产 广田内阁总辞职后，元老推荐宇垣大将继任。字垣大将是军人出身，也是政党方面怀有好感的人物，所以被认为适宜于收拾多难的政局。上层部的想法认为，用于收拾时局的方法，应始终尽量避免极端的变动，特别是右翼的变动。
推荐宇垣大将是对改造国家派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极力阻碍其组阁。宇垣大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民政党内阁的陆相，继续前陆相山梨实行裁军，更是断然实行第二次裁军，完全迎合了政党，阻碍了军部的机能，而忽视了国防。当时反对宇垣的空气，弥漫于军部，整个陆军终于不支持宇垣组阁。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首脑部照例一致拒绝陆相的提名。换言之，军部根据现役军部大臣制，使陆相的任命陷于不可能，并劝告宇垣大将中止组阁，于是，字垣大将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念头。这样，元老除推荐军部所希望的林铣十郎大将外，别无可循之道。因为囿于当时的形势，除遴选军人出身者外，再无其它办法。
林内阁成立与纠纷 元老推荐林铣十郎绝非完全屈服于军部的激进派。上层部对林大将的希望在于把稳健分子配为阁员，林大将因此物色杉山为陆相，米内为海相，起用归国途中的佐藤大使为外相，激进派所瞩望的板垣中将与末次海军大将，俱被排于内阁之外。
从艰难成立的林大将内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观之，不仅它的性质与广田前内阁无任何不同，而且甚至连军部也感到不免在开倒车，故主张改造国家派的参谋本部石原部长与浅原建三访问林大将时，对其组阁姿态提出了严重抗议。林内阁组阁伊始，备受军部激进派的重压，他们屡次强调对苏关系有一触即发的危机，期待实现“临战体制”，使建设国防国家的空气更趋浓厚。政府所为也正是军部所期望的：承认了陆军五年实业计划，并新设企划厅作为国防国家的基础设施。
在这种形势下，林新首相的政治极为拙劣，不孚舆论，与议会之间斗争重重。尽管如此，议会最后以妥协的态度，通过了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会期也临到安然终了阶段。然而，政府却抢先解散议会，断然实行总选举。林大将接受军部要求，为了尝试改造国家的新的飞跃步骤，突然解散议会，向政党势力挑战。但是，在政府解散议会之后，建立一个支配日本的政党准备，尚未具体化。
舆论遂激昂，接着压迫、宣传甚至干涉相辅而行。国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诉诸民意来个总选举呢？总选举的结果，表示了国民完全背离林内阁，因而议会势力取得了胜利，政党以旧势力的原有姿态被选出了。关于林大将的政治运用，不仅国民不能理解，而且对这位大将超现实的政纲，如“祭政一致”、“总亲和”等口号，表示了激烈的反感。林内阁进退维谷，成立后仅仅数月，便不得不后退了。
广田内阁以来，发动了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以军部的一部分人为中心势力，主张解散既成政党。这时候已在进行推举近卫公爵为新政党党魁的计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