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风云急·第二

作者：吉川猛夫·日本

出自————《潜伏珍珠港》

出自————《战争通史》

　　 1、在海军军令部

　　 军令部是一个二层楼的红砖房建筑。同海军省设在一起。海军军令部在性质上本来同陆军的参谋本部是相同的，但许多人对这一点却不大清楚，误认为军令部和海军省是一回事，或把军令部看成是海军省的一个部门。

　　 实际上，海军省是行政机关，而军    令部则是统帅机关。军令部的主要任务是执掌国防用兵事务。军令部下设四个部：第一部负责作战；第二部负责军备；第三部负责情报；第四部负责通讯。军令部的最高领导是军令部总长，由海军的最高长官任命，军衔为中将或大将级。各部部长为少将级，下属各科科长为大佐级，科员多为中、少佐级，这些人员都是担任实际工作的人，除此以外，各科还配备副官和翻译官等。

　　 我在军令部第三部第八科就职。

　　 第三部设有四个科：五、六、七、八科。第五科分管有关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军事情报；第六科分管有关中国的情报；第七科分管有关苏联和欧洲各国的情报；第八科分管英国及其所属领国的情报。

　　 各科包括科长在内，共有五名参谋，这些人的胸前都挂着闪闪发光的参谋饰带，态度严肃地在默默工作，而我却穿着一身便服，给这些人打下手，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别扭和拘束。

　　 我在科里的主要工作是编纂“兵要地志”和“兵要地图”以及保管有关英国舰队动向的调查资料。

　　 昭和十二年(1937)以来，日本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急欲向世界扩展。当时国家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军部手里，政治家在这种非常时期几乎是束手无策。而陆军又因被拖在中国大陆上自顾不暇，这样，海军就要承担起责任，以倡导南进政策来发展国力。为了发展国力，必须使军需生产有飞跃的发展，因而也就需要有足够的原料和资材(铁、橡胶、锡、棉花和铅等)。军令部第八科负责调查南洋各地区的资源，并为将来把这些殖民地和半独立国划归到日本的统治之下做准备，另外还要在这些地区查明和确保将来可成为日本的进攻据点。

　　 许多企业界的老板和谋士常常到第八科来。有个叫大谷光瑞 [ 注：大谷光瑞(1876－1948)：京都人，法号镜如，西本愿寺的门主．曾率领探险队到中亚考古。 ] 的，就常找科长谈话，并提出了他的所谓“大谷构想。”按照这个构想，就是要把连结马来半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一线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并以此来策划雄心勃勃的军事和经济政策。

　　 科长常常发牢骚：“日本的政治家和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些石头脑瓜，竟然把日本海军的活跃舞台看成仅仅能达到东中国海，真不象话！”

　　 过了不久，即到了下一任堀内科长的时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给这一生命线内的太平洋各个区域起个什么名字为好？想出了不少名称，有：“大东亚圈”、“大东亚生活圈”、“大东亚经济圈”等等，最后在报上发表的名称则是“大东亚共荣圈”。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以积压的未加整理的缅甸、马来、婆罗洲的兵要资料为基础，着手制作了南洋海域的兵要图。

　　 在这个兵要图中主要记载了下列事项：

　　 1、外国的航线(包括民用机场可转为军用者)。

　　 2、外国派驻的兵力(分海、陆、空军记载，其中对空军的记载尤详)。

　　 3、商船队。

　　 4、船坞及港湾等设施。

　　 5、可做临时着陆或迫降的地点。

　　 6、主要的城镇。

　　 由于这一地区的地图陈旧，缩尺也不准，海图又不可靠，所以曾参照了英国海军部的海图。

　　 然后，又请军令部的水路部绘制了地图，并加上了各种彩色数据，印出后作为“秘件”或“极秘件”，分发到全舰队。虽然用了约半年的时间才制成了这份兵要图，还不够完善准确，不过，在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的情况下，它对掌握南洋各地的概况，可算是个绝好的资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靠这张唯一的地图而进驻婆罗洲的舰队曾对军令部提出批评，说地图上所记载的婆罗洲古晋机场是在左岸，而不是在右岸，使我们感到很惭愧。

　　 军令部从大正末期(1925)就开始通过船员、旅游者和居住在南洋的日本人来搜集这个地区的情报(从积压文件附记日期判明)，但多半是些片断的资料，再加上根本没有整理，白白地搁置在积满灰尘的档案库里。

　　 不过，有关新加坡的资料却比较详细，这可能是因为那里停泊着英国的远东舰队特别引人注目的关系。当时，对于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的情况(海军非常重视这里的石油资源)一无所知。因此，有许多日本商行，假借栽培棉花的名义，不断地到这些地方开拓种植园。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和军令部通着气。

　　 只靠包括科长在内的四、五名正规参谋来搜索如此广阔地区的情报，当然忙不过来。再加上当时在海军内部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没有在海上服勤几年的经历，就晋不了级”，所以这些参谋人员，在科内工作两年或三年，就以“荣转”的名义回到海上去服勤了。

　　 而这些空缺，就只好由我们这些非正规的“嘱托”来填补，并作为军令部的一个忠诚的护家“白鼠”，长期地留在那里。

　　 我们科的主要工作，是不断地更新兵要地志和探知英国舰队的动向。舰队经常活动，一刻也不停顿，要想掌握它的动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关于英国舰队的编制表，通过英国海军每年年初发行的“海军一览表”，基本上能够掌握。这种书籍，每年都要由驻英大使馆武官寄回来。他可能是通过某种手段才弄到手的，有时送晚了，军令部就发出催令。对驻外武官来说，军令部的要求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必须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地把东西弄到手。当然，还有由谍报员寄来的有关军舰、商船和飞机等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弄清英国舰队的编制。至于更详细的情况，就只有靠其他情报来补充和订正了。例如有关修理、入坞、派遣和新建造舰艇的下水等等，都需要随时订正。但是任何国家对兵力的调动都是保密的，所以要弄到这方面的情报，比较困难。

　　 关于军舰的装甲、备炮口径和炮弹的性能等情报，要和公开发表的数字多少有些出入，这在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要想知道确切的情况，就只能委托驻外技术军官来提供。

　　 当时，关于英国水上舰艇的舰体和兵器等方面的情况，估计并没有什么划时代的改良和进步，但飞机的产量却在突飞猛进，所以弄清英国配备在中近东和印度的飞机数字，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要弄清一国的军备情况，还必须经常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国际关系、经济力量特别是贸易情况以及资源等等，每天集中到各科的新闻电报、驻外使馆的公务电报以及由谍报员和驻外商行寄回来的情报，摞起来约有一尺多厚，要从这些大量的情报中，筛选出有用的资料，分门别类装订存档。

　　 另外，关于英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军队指挥官的姓名、经历和职务等，也需要一一加以记载，每有一次更动，都要随时加以更改。

　　 我在军令部第三部第八科从事这项工作约五年。昭和十五年(1940)五月的一天，科长堀内大佐对我说：

　　 “吉川君，你到第五科科长山口大佐那里去一下，他有事要对你说。”

　　 我颇感诧异地来到了第五科科长的办公室。五科和八科是在同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所以我对山口大佐也很熟悉。

　　 山口大佐对我说：

　　 “吉川君，准备派你去夏威夷，你看怎么样？”

　　 我摸不清头脑，不知去干什么，心想可能是信使之类的差事，去联系联系就回来。便回答说：

　　 “行，我去。……”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学习有关美国舰船的知识吧！……过些天我们和外务省联系好……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甚至对父母，兄弟……”

　　 “是。”

　　 “你家里还有什么挂心的事吗？”

　　 “没有。”

　　 “嗯，那好。”

　　 我行礼退了出来。这时我已意识到：此行可能要去担当某项重大任务，但还没有去当间谍的实感。因为从广义上来说，军令部本身就是间谍的大本营，我们每天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间谍行为，我每天就是处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之中，自然对本身的危险也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一定要大干一场，取回有价值的情报！”一种斗志昂扬的内心鼓励，竟使得我脸上阵阵发烧。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结束了这天的会见。

　　 几天后，山口大佐又把我叫去，命令我到外务省去接受指示。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吉川君，要你去当檀香山总领事馆的馆员，在那里住一个时期。手续由外务省办理。按指示行动吧！要你扮装一个外务省的官员，这是为了身分能得到保证……你也很清楚，现在日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再加上我们派驻美国的谍报官已在西海岸被捕，对于珍珠港的情况不太了解。你的任务，就是要摸清那里的动态。如果你被FBI(联邦调查局)抓住了，不仅要引起日美之间的重大交涉，而且你本身的安全也很难保证，你一定要小心从事。外务省方面也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你的真实身分。你要谨言慎行，处好同事关系，不要引起磨擦。你要知道，外务省在接受你去的态度上，始终不是那么爽快的。俗语说得好：要蒙骗敌人，必须先蒙蔽自己嘛，你留心去干吧……”

　　 我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科长的嘱咐。

　　 “噢，对啦，你还是光头呢。把发留起来吧！……”

　　 大佐边说边掰着手指算日期，“到年底，就可以留起来了吧？”

　　 这是昭和十五年(1940)五月的事。

　　 2、青春

　　 我自从在东京住下后，一直过着独身的公寓生活，由于没有什么牵累，曾换了好几个住处。只要在一个地方住上一年，为了自己的方便或因他人的劝诱等等原因，就想换换住处。在当时来说，找个住处并不象今天那么困难。总之，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命运，我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昭和十四年(1939)夏，我又搬到了靠近首相官邸的一个安静的公寓——永田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离自己上班的地点既近，环境又安静，便于学习。上级原打算派我到新加坡去，我也正在为这方面的工作做准备，但后来考虑到我在远洋航海时，曾到过新加坡、巴达维亚和马尼拉，深恐遇到熟人而暴露身分，从而改派了其他人。

　　 就在这一时期，我认识了一个女人。

　　 有一次，我正靠着窗缘观看枝叶伸展到窗下的葫芦花时，忽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阵泰国留学生夫妻的吵嚷声，接着又听到楼下的一位熟人——松尾君跑上了楼梯的声音。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喂，吉川君，我的隔邻搬来了一对大美人，还不下来看看……”

　　 松尾君是个出名的色鬼。厚厚的嘴唇，再加上他那浓重的大阪口音，说起话来可真叫人恶心。

　　 “我怎么没看见呀！那女人是什么时候搬来的？”

　　 “有一个星期了吧！”

　　 “你怎么一直没说呀？这可不够朋友！”

　　 “这不是请你来了吗？我邀请她们姐妹来听电唱机，你也来吧，我一个人怪不好意思的。”

　　 “你可得讲信用，听说饭馆来送饭菜的女人，都叫你给划拉啦。肯拿出点好吃的吗？”

　　 松尾边笑着边答应说：“行，行！”说完便急急忙忙跑了下去。

　　 松尾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电唱机和点心也摆好了，甚至坐垫的位置也定下来了。

　　 “那么，我就去叫啦？”

　　 “不知她们是不是在家？”

　　 “在，我都看准啦！”

　　 “你简直象在逮兔子！”

　　 他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了。

　　 “怎么样啊？”我急不可耐地问。他只说了一个字：

　　 “来！”显然露出了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

　　 来了三位女客。不知怎的，男人一碰到这种散发着香气的美貌女人，尽管自己的年龄比她们大，也好象有些神不守舍。开始时，三个人似乎还有些拘束，可是马上就熟了，又给大家倒茶，又嘻嘻哈哈地说笑起来。

　　 姐姐名叫千加，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妹妹叫美加；另一个女友叫美知。好象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是两个字的名字，而且音调也很和谐，甚至令人感到是不是她们有意用来挑逗人。

　　 千加是一身纯日本式的打扮，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显得很庄重，但又处处照顾得很周到。她长着一双理智的眼睛，口齿伶俐，看来在三个人当中算个“头儿”，不，她那柔媚庄重、十分得体的举止，简直象个女王。

　　 美知是个圆脸，长得十分美丽。她的身段丰满，肌肤白皙而又带有魅力，穿着一件薄薄的西装，说起话来娇娇滴滴，加上那柔软蓬散的秀发，足以使男人为之神魂颠倒。

　　 妹妹美加是个现代女性，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红润润的嘴唇，煞是惹人喜爱，唯独举止有些拘束，大概在姐姐跟前不敢放肆的缘故吧。

　　 三个人虽各有姿色，但在我的眼里却唯觉得姐姐千加最美。从她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姐妹俩是赤坂某高级饭馆老板的女儿，因家庭原因，暂且寄居在永田庄。

　　 当我知道了在这个社会上竟有这样一些美貌而风流的女性可以陪着尽情地跳舞、听音乐、看电影、看戏时，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我当时显得很死板，难怪她们都说我“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或“是个总带有某些沉闷的人”，这是因为当时我已被接受艰巨任务的责任感夺去了整个灵魂。当然，那时我已接触过女性，谈过几次恋爱，而且还见到过世界各国的女人。我已不是一个完全的童贞……

　　 但是，我从来没有象见到千加这样感到神魂颠倒。从那次以后，我们两人就常常找些借口见面。当然，千加以女人的直感也察觉到我对她的好感，但在我没有先开口提出什么积极要求之前，她也就似乎不好表示自己的心意。

　　 有一天，我想向她要一张照片。

　　 “你要我的照片有什么用呀？”她半开玩笑地微微歪着脑袋观察我的反应。

　　 “这是因为住在乡间的老母亲一再来信催我成亲，我想找个拒绝的理由……我这样说也许不合适……请你务必给我一张，什么样的都可以。”我认真地向她要求。

　　 “这么说，你已经有了心上人啦？”

　　 “有，那就是你！”

　　 “净撒谎！”她放声笑起来。因为松尾君和美知也坐在旁边，她可能认为我同她开玩笑，但我的话却出自内心。其实，在她的内心中也在希望我能提出婚姻问题。当时我的父母对我的命运是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担心一个单身的年轻人呆在大城市里会堕落下去，所以一再来信催促我成家，以便安心工作。随之便提出什么某家姑娘你也认识呀，某家姑娘可是个好姑娘呀……并要我做出决定。

　　 在我来说，一方面觉得这些女人同我并没有什么姻缘，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前途反正是个灰色的人生，生死难卜，与其沉溺于一个小市民的欢乐之中，还不如到天涯海角去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所以并不急于成婚。

　　 松尾是个追逐女性的能手。既对妹妹美加下了手，又对美知垂涎三尺。夏季的傍晚，他们几个人总是要结伴出去闲逛，这已成了每天的日程。有时在山王庙的森林中谈心，有时步行越过赤坂见附一直走到四谷，累了就到茶馆里去歇歇脚，高兴了就到清水谷公园的树荫下去跳舞，有时流连忘返直到深夜。

　　 我和千加总是预先约好，或去看电影，或去吃饭。有时坐在四谷外壕公园的长凳上，默默地望着街灯，看着映在外壕水中的电车光亮划过水面而流逝。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向她表达求爱的心意，结果，这种一旦迸发出的热情象被决堤的洪水冲走一样，只给她留下了痛苦的伤痕。因为我想，以自己今后的命运看，对她应该停留在现有的一点点友情上，不能再加深，这才是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应采取的态度。

　　 她也有她的苦衷。她一直期待我的一句话始终没有得到，自己又不好开口，显然也想从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摆脱出去。

　　 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常常见面，尽管也被伙伴们耍笑过，但我还是愿意同她见面，也常到人多的地方去看戏、听音乐，我从内心深处爱着她。可是，过了夏天，到了秋末冬初刮起寒风的时候，她突然不见了。

　　 后来妹妹美加告诉我：

　　 “姐姐已经结婚啦！”

　　 3、熟悉美国情况

　　 在军令部的铁制档案柜里，堆放着从明治四十年(1907}以来以美国为假想敌国、经过前人的知识结晶所研究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在一九三四年出现了日美关系危机以后，对美国的研究就更加紧了。由关根少将等人倾注心血而编纂的机密文件，深深地藏在军令部的档案库中。这些文件上面都盖有“军机”印章，并用红色的封皮装订起来。如果把这些文件资料摞起来，可达两米多高。当时美国海军的兵力部署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夏威夷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一是以守卫美国大陆东海岸为主的大西洋舰队。而连结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则被视为保卫美国的生命线。两洋舰队的舰只和兵力配备虽因形势的变化多少有所不同，但大致的比率是三比一，显然把主力放在了太平洋舰队。当时军令部还判断：一旦太平洋上风云告急，不出旬日，美国就可把大西洋舰队也集中到太平洋。

　　 关于美国海军的全貌，通过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寄回的资料——总统的国情咨文、海军预算草案、海军军官名簿、海军制度、海军检阅和海军站等公开出版的书籍及军事专门杂志……已能较详细地掌握。例如，关于美国海军舰队的编制，主要指挥官的姓名、部署以及正在建造中舰船的进展情况等都一清二楚，甚至可以推测出两三年以后的情况。例如一艘什么型号的舰船将于某年某月下水等。

　　 还有那号称“攻不破、摧不垮”的珍珠港的防备情况——有关守备士兵、港湾设施和要塞炮的口径等也一清二楚(当然多少会有点误差)。除此之外，有关以夏威夷群岛为中心，北自荷兰港、基斯卡岛，南至马尼拉、关岛以及其本国的圣迭戈、圣佩德罗、皮吉特湾、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等地的兵要地志也都调查完毕，并达到根据情况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的程度。然而，对军令部来说，为了能适应目前不断变化的情况指挥作战，最最关心的问题要算出入珍珠港的美国舰艇和飞机的移动及其任务了。

　　 但是，关于兵力的移动，不论任何国家，也不论平时或战时，都作为军事机密严加控制。如果能查明对方有多少兵力、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就会轻而易举地查明其企图。所以，各国都在通过驻外使馆、间谍、报纸、广播、通讯谍报等各种手段，拼命地去搜集兵力移动的情报。因此，搜索情报的工作，不仅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甚至要连续进行几十年。

　　 中国的兵法家孙子曾经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大概是主张要从各个方面去搜集敌军情报的意思。但反过来讲，敌方也是要极力保密的，所以要达到能“知彼”的目的，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条流 [ 注：北条流：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4)由甲州流出身的北条安房守氏长所创作的兵法流派。 ] 的兵法上也有：“以视、观、察，为知敌之要谛”的句子。视，就是要用眼去看；观，就是要运用五感 [ 注：五感：指视、听、嗅、味、触，五种感觉。 ] 去仔细研究，察，就是要焦思苦虑地去察觉和推测。

　　 我在军令部，把保存在五种的机密资料逐件地进行了阅读。这对于我这个已具有若干军事素养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且还感到很有兴趣。通过几年的体验，我已深深被军令部这个鬼地方所震惊——它千真万确是个由那些日日夜夜专门考虑战争的人们所盘踞的巢窟。

　　 我在出发以前，必须把美国海军舰艇的舰种和舰型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并要达到一眼就能认出舰艇名称的熟练程度。在这方面，伦敦发行的一本《列国军舰一览表》帮了我很大的忙。当然，不仅要从各种舰艇的剪影中熟悉某某舰艇的特征、装炮、速度和续航力，还要能识别出这些舰艇与姊妹舰的差异和行动范围等等。

　　 在这期间，我上了大学，重点学习了英语和国际法，另外，还学习了外交官的一套教养学科，并通过了外务省的考试。

　　 当时，午前我到外务省上班，用的是森村的名字；午后到军令部办公，用的又是吉川的名字。我之所以在外务省使用森村(Morimura)，是考虑到出国后这个名字对外国人来说既不容易发音，又不容易记住。为了“要欺骗外人，必先蒙蔽自己人”，在外务省的职员登记表上，我用的就是森村这个名字。同时，也是为了训练自己的耳朵能习惯这种叫法。

　　 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 [ 注：三国同盟：即由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的《三国军事同盟》，也叫《三国轴心协定》，企图以此进一步互相勾结，称霸世界。 ] 。这个同盟主要是由陆军在幕后操纵的，海军根本就不赞成。所以，在发表公告的当天，军令部的第三部内就有所议论：

　　 “他们到底还是干了！真不知同那么遥远的德国握起手来会起什么作用？”

　　 “德国是个陆军国，不但帮不了我们海军的忙，反而会给海军带来负担。这群混蛋们！”

　　 美英班的参谋们，一有机会就破口大骂。

　　 德国班的参谋们，则极力为德国的优越性辩护：

　　 “不，不见得不好。通过交换情报，可以获得德国的优良机器和武器，这对日本是有利的。现在德国正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日本不应误了这班‘公共汽车’。特别是德国的空军和潜艇都是了不起的。”

　　 军令部第三部的德国班、美国班和英国班的年轻参谋们，同在一个大厅里桌挨桌地办公，可以随便表示自己的意见，但这件事一旦作为国家的政策决定下来，所有的人都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不久，德国的第一号情报到达了。这份情报是有关美国舰队在大西洋水域部署的情况。这种情报我们早已知道了，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付之以轻蔑的看法——德国终究是个陆军国，海军还是很弱，对美国情况了解的也不多。所以对他们的情报并不感兴趣。但对方既已报之以李，我们也不得不还之以桃，于是便按三比一的次数做了回报。我曾看到德国班的参谋冢田少佐常常在请英美班的参谋们提供有关英美军事情报时说：

　　 “不管什么情报都可以，如果我方不给对方点什么，就得不到德国的武器和机器。”

　　 在这种要求下，无可奈何地也通报了一些有关远东、地中海方面英国舰队的情报。尽管不是假情报，但都是些过时的、实用价值不大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互相应付着，日本方面的心肠固然阴险，德国方面的心肠也决非善良。

　　 但就在这时候，一件使希特勒非常高兴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我从澳洲广播里截获的一条消息中，发现了一个运输船队离开弗里曼特尔开往英国的情报。当时，在军令部里既有靠长波和短波截获有关澳洲电台的大量情报，又有来自驻外使馆的例行电报和军用电报。对于如此大量的电报，那管只看一眼，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对截获的这份情报进行了仔细研究——从船队的离港日期、航速，算出了它通过非洲西海岸的日期和时间。于是，我便立即写成如下电文，交给了冢田少佐。

　　“特急密电：由二十四艘组成的运输船队，已离弗里曼特尔开往英国，估计将于×月×日到达非洲西岸。”

　　 在发出这封特急密电后不久，即收到了对方的回电：

　　“根据贵方××号特急电，已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将该船队捕捉击沉。希继续提供此类情报。”

　　 在缔结三国同盟后不久的昭和十五年(1940)末，军令部为了加强太平洋沿岸的情报网，决定向西雅图派遣常驻海军军官，军令部三科有个K少佐，本来我们常见面，后来忽然不见了，我估计可能是派他去了。在洛杉矶早就派驻了Y中佐，这样，日本海军就有了两个现役军官常驻美国西海岸，担当搜集情报的任务。

　　 夏威夷地区则由我来担任。这时，我的头发已经留起来，一切准备停当，只等一声令下，就可以随时出发，但命令却迟迟未见下达。

　　 昭和十六年(1941)新正刚过，德国电告日本，作为交换情报的友好标志，已向日本提供了一批机床，并由陆路运到了西班牙。为了装运这批机床，三井船舶公司的“浅香丸”被编入海军舰籍，改名为“特务舰浅香”，在海军军官的指挥下正在加速驶往西班牙。为了取捷径尽快驶达，日本海军要求美国政府给予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谅解。但美国政府以保证通过运河时的安全为理由，提出了要派武装士兵登船监视航行的条件。而日方则不同意由外国武装监视航行，认为这侵犯国际间公认的军舰特权，并有损于一个国家的尊严，主张自由通行，但未获准。最后交涉的结果，决定“由日方主动邀请美国武装士兵登船”的形式通过了运河。

　　 其实，并不需要费那么多麻烦去通过巴拿马运河。但在当时的日本来说，想利用一切机会去侦查美国的战略要地巴拿马运河的情况，才这样坚持的。当时，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也以联系为名早早飞到了巴拿马。

　　 接着，就发生了一月二十日在旧金山靠岸的“日新丸”的《密码本》被美国官员抢夺的事件——美国官员以检疫的名义登船，又以需要仔细检查是否藏有可卡因等禁品为由，要求船长打开所有保险柜。当船长毫不隐讳地打开保险柜时，美方搜查人员一见到严密保存在保险柜中的《船舶密码本》等机密文件，便不顾船长的拼命阻拦，抢了这些东西急忙下了船。驻旧金山武藤总领事接到船长的这一紧急报告后，立即向美方提出了抗议。密码本虽然在几小时后又回到了船上，但密码本的内容已毫无疑问地完全被美方拍成照片盗走了，不仅这本密码本失掉了作用，而且还为美国海军提供了破译日本密码的研究资料。军令部对美国的这一卑鄙行径，感到非常愤怒。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走马上任了。社会上对野村的出任驻美大使寄予很大希望。因为在罗斯福总统任海军次官时期，野村正出任驻美海军武官，和总统是老相识，并在美国有许多朋友，从而认为他一定能为日美之间带来和平。

　　 当时，军令部的山口大佐曾暗暗告诉我，准备随大使一道前往，但最后还是延缓了我的行期。因为考虑到我的身分一旦被发现，就会给大使的使命带来很大麻烦，因而在军令部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踌躇。

　　 三月二十日，我终于乘坐“新田丸”驶离横滨码头，于二十七日到达檀香山。从这一天起直到偷袭珍珠港为止的这一期间，我在珍珠港一直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当然我对走后的军令部以及有关在太平洋西岸派遣常驻海军军官的情况，便一无所知了。

　　 后来听说：一进四月，驻华盛顿武官处就受到了FBI(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T兵工大尉还曾被美国警察和海军军官以虚构的借口进行过调查。进入六月，前面提过的那位驻洛杉矶的Y海军中佐，在利用美国太平洋舰队旗舰“宾西法尼亚号”上的一名下级军官递交情报时，落入美国双重间谍的圈套而被逮捕。后来，经过野村大使的特别要求，美国政府终于在要对其进行审判的前一天，以立即出境的条件，释放了Y中佐。海军武官处以这一事件为戒，立即把与Y中佐保持联系的K少佐也招回了华盛顿。这样一来，派驻在美国太平洋西岸的日本海军军官已被连根拔除，驻华盛顿海军武官处在搜集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上陷入了困境。

　　 就在这时，一个更名换姓的森村书记生，作为军令部唯一的一个间谍，被投放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的漩涡中。

　　 4．　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长，我对潜入珍珠港这一秘密使命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有所了解。一方面我为自己生死难卜的命运而自认倒霉，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能去揭开蒙在美国海军头上的面纱，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而感到激动。同时我也认识到，在行动中哪怕出现些小的差错，不仅会给自身带来危险，还会有损于日本政府的声誉，也会给我国立足于国际信义的外交关系带来很大麻烦。

　　 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把我叫去再三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他这番叮咛嘱咐的含义。

　　 不过，我感到日本的外交当局对美国似乎有些太慎重了。当然，在日本的外交上，为了应付实力比自己强大的美国，不得不极力避免一切可能有损于对方感情的事情，特别是自从发表了《李顿报告书》 [ 注：《李顿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以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的由英人李顿(1876－1947)任团长的调查团。1932年2月来华“调查”，同年10月发表了《李顿报告书》。报告书认为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边界，而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主张日本撤出东北，同时又主张东北脱离中国管辖，实现国际共管。因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成为一纸空文。 ] 以来，英美的对日感情急剧恶化，日中之间的战火，大有延烧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危险。面对这种险恶形势，如果发现日本驻美使馆人员中混有军事间谍，就会给当前正在华盛顿进行的外交谈判带来麻烦，甚至会使谈判决裂。看来，外务省对这一点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谨慎对待的。

　　 但是，担任作战指导的军令部则认为，即使冒些风险也要想方设法去干。于是，便由军令部逼迫着外务省策划了这场化名外交官的把戏，这就要求我这个担任主要角色的人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务求万无一失。

　　 在选派潜伏外国的间谍时，必须考虑到下列一些问题：

　　 第一、是否能将侦察的情报及时报告本国；

　　 第二、是否能很好地接受本国的指令；

　　 第三、是否具有专门知识，并能运用这种知识判断情况；

　　 第四、是否具有单独行动的能力，以免因组织性活动而遭连锁式落网的危险；

　　 第五、是否具有能抗过连续刑讯的精神力，以便同敌方反间谍组织对抗。

　　 问题看来很多，但我认为一切都在于“人”。也就是说，要从充当间谍的人究竟是为了金钱还是为了信念来定其价值，至于成败，我看那只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我已经读了几本有关东西方间谍故事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他知道他所从事的间谍工作是多么危险，而且也知道他的下场不是壮烈的死，就是悲惨的死。但他为了祖国，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认为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生平大志。我现在受到了上司的器重和赏识，应该引以为荣，奋发向前，决不能退缩。“士为知己者死”，况且我是个军人，应把一切奉献给祖国，以尽军人的天职。

　　 我为使命的重大，常常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睡。但转念一想，为了出色地完成任务，不能只是兴奋；而是必须要沉下心去，在思想上做好一切准备。

　　 尽管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却没有一个可与之商量的人，这件事对亲属也是守口如瓶、秘而未宣的。

　　 我认为我的生命不会有多长了，因而便想把老母亲接来一起生活一个时期，哪怕一个短期也好。于是我租到了一间小房。

　　 母亲来到东京后，满以为儿子可能要准备结婚了，显得特别高兴。可是，有一天我却对她说：

　　 “妈妈，我想请您同我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大约半年左右，您是不是可以向爸爸说一说，请他暂且自己照料一下。以后我很可能被调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工作……”

　　 “咦，是吗？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这……这个还不太清楚。”我有些吞吞吐吐。

　　 “也许到外国去，也许到南方去……”我用话搪塞着。

　　 母亲听后陷入沉思，脸上显出了失望的神色。但又说道：

　　 “你想去哪里，就按照你的心意去吧。只要是上级的命令，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不过，你可得要注意身体呀。我可以暂时住在你这里，你爸爸那里我写信告诉他一下就可以了。”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说服母亲的这一关是最难过的，没想到很顺利地就解决了。

　　 在日本来说，从昭和十二年(1937)起就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虽然夺取了所谓的点和线，但却无法征服整个中国，结果深深地陷在泥潭里难以自拔，日本政府十分焦急，普遍认识到必须尽快建立起大东亚的新秩序，结束白白消耗兵力而毫无所得的大陆作战，否则就将落后于世界形势。于是，昭和十五年(1940)三月三十一日，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个汪精卫政权，接着于七月十七日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内阁便发表了“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妄图以此结束日中战争。

　　 这时，由于连年战争，生活必需物资短缺，国民生活已受到熬煎，在严格的经济统治下，“黑市”泛滥，有钱的人虽可通过黑市弄到一些东西，而大批劳苦群众却是饥肠辘辘。

　　 我的工资尽管只够维持母亲的生活，但对我来说，这短短的时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我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种了花草，还在篱笆边上栽植了南瓜，开了花、结了果，这使我感到无比喜悦。星期天，有时陪着母亲到东京郊外去游览，近处去过大宫八幡、芦花公园和玉川，远处到过多摩墓地和深大寺。这一时期，我仅买了一件算是值钱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扁柏做的简易澡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美好回忆吧。

　　 在这一年的八月一日，美国突然发表了“对日禁运法”，限制对日本出口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海军的石油贮藏量，对打起仗来需要高速运转的舰队来说，仅仅能维持一年，这样一来，日本海军就只好采取南进攻策，向南方寻找石油资源。军令部一方面向新加坡、夏威夷、巴达维亚派驻谍报员，一方面又派部内职员前往现地视察。

　　 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一连串相应的措施——九月二十三日进驻了北部法属印度支那；接着于二十七日签署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十月十二日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国内外形势顿趋紧张，政局动荡不安，人民只好在不安的风雨中飘摇，忧心忡忡。

　　 到了十月，我的头发已长起来了，本来预定于十一月中旬出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年底也未能成行。

　　 转过年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旧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就日美关系进行和平谈判。在野村大使匆匆到华盛顿赴任后不久，我则接到秘令乘三月二十日由横滨起航的“新田丸”赴美。当时，日本在和平与战争两者之间采取了隐忍自重的态度。但是，从这时起没出十个月，日本终于抛弃和平而走上了战争道路。

　　 我在领取了公务旅行护照和签证后，先到日本邮船公司预约了一张头等舱的船票，接着便开始整理随身携带的行装。为了慎之又慎，所有携往美国的东西都是新做的，旧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带。原因是我原来穿的西服和衬衫上面都缀有名字，唯恐被当地的洗衣房发现而暴露身份。

　　 由于物资缺乏，街面上已经买不到纯毛料的西服，结果只好买了一套人造毛的，皮鞋也是人造革的。不消说，小型提包、大型皮箱上，也都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化名的缩写字头“T·M”。

　　 我到军令部第三部直属T大佐那里去辞行时，他给了我六张一百元一张的崭新美钞，作为暂时的活动费用，并告诉我这是到了夏威夷之后才能用的钱(当时一般人在横滨正金银行用日元兑换美钞，按四日元换一美元的比率，一个人只能换五十美元)。我把这六百元美钞藏在了围腰里。

　　 至此，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就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我提着新买的皮箱，在昏暗的街道上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时，心情格外凄凉。我不知该如何向母亲禀报自己的使命。

　　 结果还是只说了个大概，然后嘱咐母亲在我出发后立即收拾家当赶回家乡。当我沉痛地告诉母亲今后也许不能再通信时，母亲暗暗地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一个驻檀香山总领事馆馆员——“森村正”诞生了，接着“我”这个人也就从东京消失了。

　　 5、搭乘新田丸赴美

　　 新建造的二万吨轮船“新田丸”，已经把它的豪华船体停靠在码头上了。我提前办完乘船手续，便躲进了“新大饭店”等待两点开船的时间，以便在这最后的时刻再领略一下祖国的风情。这也是我的策略之一，考虑到在乘客中肯定会有许多外国人，需要尽量避免让这些人看到我。

　　 我是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到码头的，当然没有任何人来送我，可我并不觉得孤独。一踏上甲板，一股无名勇气便从我的脚底生起，我在心中自言自语地说：“好，看我森村正的吧，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决不给帝国海军军人丢脸！”

　　 不言而喻，如果失败了，就再也看不到这个港口了。但，那也不正是自己的誓愿吗？……

　　 船上有许多撤离日本的外国人，而赴美的日本人却很少。也许由于这种原因，甲板上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外国人，显得那么华贵。这在我这个已看惯了和服和扎腿劳动服的人的眼里，越发觉得他们和她们都是美丽的，因为日本已经忘掉了色彩。

　　 通知开船的锣声响了。“新田丸”的巨大船体静悄悄地驶离了横滨码头。惜别的纸带一条接一条地断了，甲板上到处可以听到抽泣的声音。再看码头上送行的人，都在使劲地挥动着白色的手帕。正在我两手握着船舷的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渐渐离远的“野毛山脉”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森村先生！”

　　 我离别祖国的伤感，被这一喊声蓦地惊飞。我猛地回过头来。

　　 “对不起，您是森村先生吧！”原来是服务员恭恭敬敬地搭着话走了过来，“我给您已经沏好茶了！”

　　 “嗯，谢谢！”我点了点头。

　　 “还有，又给您换了一个房间。请吧！”

　　 “？……”

　　 我尊重服务员的催促，跟他下到了客舱，直到这时我才长吁了一口气。是的，我已经是“森村”了，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叫我“吉川”了，我已以另一个人的面目而诞生了——刚才我不是把一直带在身边舍不得扔掉的“她”的照片扔进波涛里去了吗？

　　 她和我被命运之神捉弄得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呀！今天早晨我坐郊区电车来码头的途中，竟看见千加抱着婴儿站在站台上！一瞬间使我不由得惊呆了，仿佛呼吸都停止了。还没容我思考，电车就开走了。我只好闭上眼睛为她的幸福祈祷……

　　 但这种祈祷马上又从她们母子身上转移到为祖国的幸福而祈祷上来。

　　 我被带进的房间是最高级的。这可能是军令部的哪一位为了给我“饯行”，特地打电话关照过的吧！这种“盛情”我只好默默地接受了，但在内心里却不是滋味，总觉得好象是在打发我去送死似的。

　　 管它呢！转念又想到一句俗语——“奸细切勿沉溺于金钱与女色。”作为一个间谍，如果守不住这条戒律，就要失败，这方面的先例实在是太多了。金钱和美女这个迷人的东西，是难以甩掉的，刚才自己还不是在追忆千加而思想走了神吗？不是险些变成一个傻瓜而忘掉了化名的反应吗？要自我警惕呀，自我警惕呀！……我穿着衣服仰卧在床上陷入沉思。

　　 船可能已经进入了远洋，横向摇动得很厉害。

　　 “Halloo！How are you！”(喂，你好！)

　　 “Halloo！Come down here！”(喂，下来吧！)

　　 “Nice sunshine！”(真好的阳光呀！)

　　 “Yes！”(是啊！)

　　 “You like sea？”(你喜欢大海吗？)

　　 “yes！you are？”(我喜欢，你呢？)

　　 我为了练习英语会话，常到下面的甲板去，那里有从日本撤退的第二代学生，他们坐在缆绳上晒着日光浴，有的在眺望大海，有的在看书。经过一夜的航行，天亮后放眼眺望轮船的四周，海浪滔滔，水天一色，不论看哪个方向都如同一个水平线。也许由于沧海给人们造成的空虚感，而使大家很快地亲热起来。有位姑娘据说是要回内布拉斯加州双亲那里去，她本来正在日本大学上二年级，因怕以后没有船，才不得不中途辍学离开日本。这个女孩子对国际形势很敏感。我问她：

　　 “你喜欢日本吗？”

　　 “我很喜欢。不过，日本是个很不容易抓到机会的地方呀！”

　　 “What kind of chance？”(你指的是什么机会呀？)

　　 她回答说：

　　 “……譬如，找工作……首先，结婚对象就很不容易找到……我不信任他们，我也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在日本，一切机会似乎都有一定的模式……很难摸索到啊！”

　　 看来，这些生在美国的第二代们，在性格上好象同日本的现状有些格格不入。

　　 在我们的舱室内，包括我在内共有四个同伴。一个是银狐公司的老社长(总经理)，其他二人都是公司干部。这位老社长是去阿根廷取滞销的毛皮货款，他担心地说不知此去是否还能回来。我同这位老人在舱室内还下了两三次围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美国传教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都常到甲板上朝着同一方向去散步，起初遇见了只是点点头，一来二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亲近起来了。据说：他在仙台已住了十几年，“后来日本当局硬说我是间谍，把我驱逐出境，这是哪有的事情呢？我真不知最近的日本政府究竟怎么啦！”

　　 我听了他的话，内心里吓得一激灵：暗想莫非我被他盯上了？但看来只是我的疑心，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迹象。相反地，从认识到下船，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打甲板高尔夫球的。

　　 我想起了当时在日本流行的一句话——“间谍就在你的身边！”禁不住独自地苦笑起来。

　　 “新田丸”上的乘客，如同吴越同舟，各怀各的心思，各有各的命运，任凭轮船径直地朝东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