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辗转而来的信·第一
作者：吉川猛夫·日本
出自————《潜伏珍珠港》
出自————《战争通史》
1、在古光庵
清晨在古光庵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核桃树影已照上拉窗，大概已过十点了。
“今天看来是个好天气，该练练功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一骨碌爬起来。两三天来一直下雨没能练功，手腕直发痒。
我的所谓练功，就是“撒手剑”——象投棒球那样，使尽全力，把剑投出去而已。
我所用的标靶是一个用厚木板块拼起来的靶板，宽二米，高三米，上面敷草席，中间画着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同心圆标，从十步或十五步远的地方向它投掷。剑锋的威力可以穿透两张旧塌塌咪 [ 注：塌塌咪：日本式房间里铺的草席，厚约五厘米。 ] ，足以把人刺死。所用的剑是两头磨成锋利尖的、象是一根粗火筷子。根据不同的距离，可使任何一个尖头命中标靶。
要问我为什么对“撒手剑”抱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所有需要技巧的体育运动，其功夫之高低，皆取决于出手的一瞬间。因此，运动员为了掌握这一瞬间的技巧，不惜长年累月地苦练功夫。特别是“撒手剑”，尽管它属于原始性技巧，可它更含有必须在一瞬间决定命中与否的要素。
庭院里长满了苔藓，吸饱露水，翠绿如菌。枫树已吐出略带红色的嫩芽，胡枝子芽则闪着银光。我用左手大把抓着十根剑，顺着庭院的点景石向练功场走去。在距离靶板十五步的地方站稳脚步，面对标的，沉心静气，进入万念俱空的意境。
然后，右手拿过一只剑，摆开架势，刷地投过去，只听剑在靶板上“咚”地一声，正中标的中心。不论从准劲还是从势头来看，都很满意。因为第一剑命中得好，接连投出的第二、第三剑……也会顺利地命中，在靶心上排起了剑束。
“今天早晨的势头真不错！”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本领的长进而高兴。
一般说来，撒手剑命中率的高低取决于当天的精神状态。通常在十五步的距离上，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命中率，距离越远，命中率越低。因剑是旋转着飞去，有时投掷不准，剑身碰到靶板而不入，便吧嗒一声落下来，有时因碰撞的角度不够，尽管命中了标的，但剑身也会无力地耷拉着。
这种无聊的游戏，说起来也只能算是中学生的兴趣。因此，当初妻子就常皱着眉头说：
“你总是闹些孩子玩艺儿……太危险，算了吧！”
可我仍旧是一本正经地练，而且还锻出剑来，用心加工研磨，已经秘藏了几十根。日子久了，正在上中学三年级的儿子也跟我一起练起来。
前面提过，“撒手剑”的中与不中取决于剑离开手掌的一瞬间。剑一旦离开了手，再也无法纠正，不管你如何想命中也无济于事。这种出手的微妙功夫既无法用理论来说明，又无法用口头来传授，只有在距离的测定、撒剑的速度、旋转运动和方向等方面的技能齐备而凝聚到一点时，才有可能命中。恐怕电子计算机对于这种计算也无能为力吧？但是，人的灵性，就能在这一瞬间计算完毕，并有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我就是要通过“撒手剑”，来开拓出这种灵性。
投出去拔回来；拔回来再投出去。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挥身冒汗，才能进入佳境。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正在练功，突然听到妻子的喊声：“他爸，来信啦！”
“哪儿来的？”我仍旧凝视着靶标，回问了一句。
“谁来的可不知道，好象是从美国来的。”
我想把手中剩下的剑全部投完，可是心一散，一只也没命中。
我把露出的一只膀臂的袖子穿上，回到庵内喝起热茶来。
“是影迷的来信吧？”
“好象是。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简直叫人看不懂。”
也有外国的影迷给我来信，也算了不起了吧。哈哈哈……”
“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出了名，反倒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前些日子有个来灌汽油的客人，说什么：‘太太，你是夏威夷出生的第二代 [ 注：第二代：指美籍日裔的年轻人。 ] 吧？你是和你家的主人在那边结的婚吗？’真叫人……”
“那有什么关系？谁叫你的脸相不象日本人啦！”
“不嘛，都怪你写些无聊的东西。”
妻子的脸相的确不象日本人，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生了一脑袋烦人的疖子，到小学要毕业的时候，头发的颜色都变成了茶色。这样一来，妻子就更被人看作是混血儿了。这种望风扑影的说法一旦传开，就很难消除。每当我带着家属出门的时候，总是被人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尽管附近没有人怀疑我和我的妻子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可是由别处来的人，往往会把我在夏威夷呆过的事和带有异国情调的妻子的脸联系起来，武断地认为她是混血儿。
“你好好看看这封信吧！”
妻子一直在旁边望着，可能因为看也看不懂而死了心，把打开的信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2、一封美国士兵的来信
这封信的寄信人是个陌生的美国人。在一个小型信封上，写着没有把握的收信人地址，而且信封已经弄得有些脏了。它给人一种象是经过了各地的辗转转递才送到这里的感觉。这五张信纸的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在另一张纸上还用钢笔画了两个士兵的肖像，甚至连绿色的背景都着了色，其中的一个，就是这封信的寄信人。
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袭击珍珠港当天的一个侧面，所以我愿忠实地将全文译出。
吉川先生：
我在这封信里所要谈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一九四一年夏季时，我是夏威夷希卡姆机场的一个空军飞行员。有一天，我曾同我的亲密战友得克萨斯州出生的霍纳中士一起。在约翰罗杰斯机场进行了十五分钟的飞行训练。训练完毕后霍纳中士因有事先走了，我一个人信步走进了机场食堂。我记得，就是在那个食堂里遇见了你——当时，我看见一个日本人(至今我还相信那个人就是你)坐在柜台东角的一个餐桌正在吃午饭，我也坐到那里了。
我和那个人(就是你)谈过有关轻型飞机和飞行的问题。我还记得那个人的肩上挎着一个带皮盒的“莱卡”牌照相机。吃完饭后那个人还在食堂外面给我照了相。
你还记得这些细小的事吗？当时我曾对你说过：我的战友是个高个子得克萨斯人，长着一副结实的四方脸，有一双大手，他为人开朗，就象个孩子。他信奉基督教，不论走在哪里，身上总是带着《圣经》，今天因有事没来。我还说过我驾驶的是一架“卡彭特号”教练机，在多勒的菠萝工厂上空做了盘旋飞行的训练。
一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原《檀香山明星报》编辑利雷先生给我寄来了剪报，在这张剪报的报道中有下面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空袭珍珠港时的日本副领事森村正的间谍事件”
我读完这篇报道便想起了你。我清楚地记得曾在机场碰见过你两三次。
我现在已经四十二岁了，霍纳中士已在空袭的第二天即八日死在皇后医院。空袭那天，他是在希卡姆机场的第十一和第三飞机库之间遭到轰炸的，手脚都被炸掉了。我虽然幸免于难，但在八点左右，却目睹了兵营西北角的士兵食堂遭到轰炸的情景。
时到今日，我并不想因你在珍珠港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对你发什么怨言，但我不能理解，在当时(在现在也是一样)，怎么会允许一个穿便服的人，进入“严禁入内”的军事禁区，随便从陆上或空中进行摄影，并从地方报纸或其他方面搜集所需要的情报呢？更何况你是个日本人，竟然跑进机场随便摄取各种照片，而美国军事当局又怎么竟视若无睹呢？
归根到底，我们太愚蠢了，军官和士兵也太麻木不仁了。那天早晨，我发现了从珍珠港的港口侵入的零式战斗机。尽管我拼命地喊：“是日本飞机！”并指出了飞向军官俱乐部上空的飞机翼下的“太阳”标记，可大家却充耳不闻，仍然是若无其事似的……
吉川先生，我愿向你献上一个“间谍先生”的称号。我说你干得好！
空袭中，上校命令我去除掉平房前面司令部的牌子。在此伏彼起的爆炸声和滚滚浓烟中，请你想象一下，我是如何艰难地爬过去的。当时，我刚二十三岁，与霍纳中士是同岁。霍纳是在第十一飞机库的前面为B－18轰炸机更换轮带时被炸的。我们都是中型轰炸机第十八轰炸机队的第十一轰炸中队的飞行员。
回想起来，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我们虽然做了战争的准备，但到了十二月，却传说不会发生战争，从而放松了警惕。
我正在为如何能说服苏联、美国和美国海军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英国政府放弃战争而伤着脑筋。
我认为，如果美国和莫斯科妥协了，肯定还会发生一次“珍珠港事件”。那就意味着又是一场世界大战……
在偷袭珍珠港那天，还有几件使我难忘的事：
八点五分，我正和中尉军官、中士和士兵们隐蔽在希卡姆新兵营北侧的兵营里时，遭到了一架零式战斗机的机枪扫射。由于该机射手没有瞄准好，子弹偏离了约一米，打在珊瑚礁上掀起了股股土烟，所以没有打着我们任何人。但在飞机飞走时，驾驶员却冲着我们，在他的鼻子前竖起了大拇指，我们也以同样的动作回答了他(表示挑战和蔑视)。
八点三十分，我参加了撤退住在希卡姆军官宿舍的妇女和儿童的工作。
九点三十分左右，出现了大批死伤者，必须运往檀香山或福特岛。那样一个宽广的机场乱成了一团，我奉命担任疏导卡车的工作。
吉川先生，我始终认为你在这场作战中，称得上是干得漂亮的人。
可是，我每当回忆起一九四一年，我总觉得不论是你也好，还是美军也好，都不过是干了一场孩子们的间谍游戏或打仗游戏罢了。
这是因为，美军根本就不认为会有战争，而你就趁机大摇大摆地挎着照相机到处游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你的间谍任务。
你在珍珠港的确干了一场卑鄙的欺骗勾当。
但是，我们完全失败了。
我在前面提过的那个战友杰姆斯·霍纳，据说在皇后医院曾说过这样的话：
“查尔斯！我已经见不到你了。因为上帝告诉我：‘现在轮到你了’……”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想当年，你出色地完成了你应该干的事，而我也尽力干了我应该干的事，而且还得了勋章。现在，我深信日美两国为了建设自由世界，会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做出贡献。
美国密苏里州圣约瑟夫街六号
查尔斯·梅森
我读完了这封长长的来信，觉得好象被揭了疮疤。寄信人说他现在是四十二岁，要说四十几岁的人，那可是代表美国中坚市民的一代。我认为他坦率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信的文体看，这个人不象有什么高深的素养，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市民而已。他在信中竟自以为是地断定当时的那个人就是我，也够可笑的了。因为尽管是在那种警惕性不高的时代，恐怕也没有明目张胆地敢于挎着照相机到军事禁区去游逛的间谍吧。但我能理解他要说的是什么。
截至目前为止，我也顺应人们的劝说写了一些手记，也被邀请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露过面，但从我的心情来讲，一次也没有想过对自己的间谍行为进行夸耀，只是如实地讲述了自己作为肩负历史一环的人所尽到的责任。
但是，每当我反省由于自己的间谍行为而引起的杀戮，破坏，想到为挽救祖国反而导致了祖国的惨败时，天理良心使我羞惭得无地自容。尽管我是个受命者，但我提醒自己决不能逃脱这个责任。我一直在想：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珍珠港向阵亡者、向遭受过战争灾难的人们去谢罪。
我是货真价实的在珍珠港进行间谍活动的森村正。我是在日本决心开战的两年前就开始准备潜入夏威夷的，并于昭和十六年(1941)三月末假借驻檀香山总领事馆馆员的名义潜伏下来，直到十二月八日日本向珍珠港投下炸弹之日，一直不分昼夜地用电报向东京报告美国舰队的动态，用以引导日本航空舰队进行奇袭的“幕后人”。当时我是个二十八岁的退役海军军官，可是，为什么非要由我去承担这决定日本命运的任务呢？我在执行这项重大任务时，又是怎样活动、怎样绞尽了脑汁的呢？我之所以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忆，也许是因为从决定日本国家命运之日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沧桑岁月的缘故吧！
3、我的童年和成长
一个人的出生地是值得重视的。在国外，出生地不仅关系到国籍的取得，而且还影响性格的形成。所以，在出国护照、履历书和身世调查表一类的书面上，都要求必需写明出生地。在我与外国人谈话时，也常常遇到一再地寻问我出生地的情况。
“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或“你的出生地是农村还是城镇？离山近，还是离海近？”
有时，问话的人正巧同你出生在同样的环境时，就会特别高兴。每当有人问到我：“离山近还是离海近？”，我都要思索一番。在那些住惯了大陆的人的标准来说，也许认为日本这个地方既近山又近海，但是，出生在山梨县或飞(马＋单)地方的人，固然应该回答“近山”，可我出生在爱嫒县松山市，却不好回答。因为坐公共汽车走三十分钟既可到海，而步行十公里又可到达四国的山系。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都要回答：“是个离海很近的小城市。”
我这样一说，好象正中他们的心意。他们会接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你善于游泳，而且从小就憧憬大海，所以才参加了海军的吧？”
实际上，我不过是个乡村孩子，在少年时代，每年也只不过去一两次大海洗洗海水浴。要说山，也只是去采点虎杖呀、茱萸呀的果实罢了。尽管我对大海不大了解，也算是个生长在海岸的人。
我的出生地是松山市，祖籍是爱嫒县温泉郡重信町的农村小镇。从我祖父的年代就住在这里。据说我的祖父抛弃了正在怀孕中的祖母，同另一个情人如同私奔似的手拉着手来到这里定居下来。不过，他为人憨厚、愿意照顾别人，所以深受人们的信任，生意做得也不错。
父亲出生后，由祖母抚养，五岁时改由继母收养，帮助家里干活，但与继母和异母弟妹们处得不睦，到了青年时，便离家外出苦学。不久，日俄战争爆发，父亲被征入伍，在中国东北的东鸡冠山受了伤。后来谋得了一个下层官吏的职务，在松山市工作。我就是在那一时期出生的。母亲是松山市近郊的一个农家女儿，比父亲小十一岁，但脾气很急躁。他们的夫妇关系不算太好，不过，也生了四个孩子，结束了一生。我的父母亲都是耿直胆小的老百姓，而我则好象继承了父亲的体质和母亲的气质。
我出生在明治末年——四十五年(1912年)三月七日，但我是个笨娃，连母乳也不会吸，是靠牛乳和米汤等代用乳喂大的，因而患了肠胃病，成了营养不良的儿童。据说曾多次被医生推手不管，连父母也忧伤地认为：反正这孩子是养不活了。
父亲抱着我这个苍白瘦弱的幼儿，凝视着我的脸，突然冒出了一个冒险的想法：“反正也养不活了，干脆让你锻炼一下看看。如果方法不对头，提前死了，那么，孩子，你也应该瞑目！”
父亲下定决心后，就断了医生和药物的医治，让我开始了剧烈的锻炼。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路时，脚步还有些摇摇晃晃，但我父亲却让我爬附近的山冈，到学校院里去跑步或给我一把退了刃的镰刀让我到河堤去割草等等，边引导着我的兴趣，边加强锻炼。
我跟着父亲一起跑步。尽管我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脸也发白了，我还是坚持跟着跑。当时我父亲年刚三十，年轻、精力充沛，而且还受过军事训练，而我才两三岁，他用军队的一套训练方法热心地来教我，想起来也真够残酷的了。用现在的观点来说，父亲所采取的方法，可能是把锻炼和自然疗法揉合在一起，要把我造就成一个粗野的孩子。
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段时间，父亲说是到什么远地方出差，一直没在家。回来时，作为礼品，他给我买来一个白铁皮做的玩具——日本船。记得姐姐也很高兴，看来给家里每个人都带回了礼品。因为我们很少能得到玩具，所以高兴得不得了。这个玩具船，闪烁着金黄色的光亮，显得那么豪华。我给船系上一条棉线，把它放在水渠里，稍微一拉线，它就迎浪前进。那轻轻摆动的金黄色船体实在美妙极了。我看到船体能如此轻轻地在水面上滑动，感到不可思议，便来来回回地从这边的岸上拉到那边，又从那边拉回到这边……我一再地捉摸：船为什么能漂起来？又为什么能那样轻飘飘地前进呢？轻拉就划开小的波浪，使劲儿拉就划开大的波浪，而且都出现同样的波浪，这又是为什么呢？后来，我突然想把船带到稍远处的小河里去漂浮一下，但母亲不准许去，于是我便把船挟在腋下，偷偷地跑出去了。
这时正是大雨初霁，碎石路经过大雨的冲刷露出了小石子，我光着的脚被扎得很痛。我捉到一个想逃进路旁草丛中的小螃蟹，把它放进船里，它在白铁皮做的船底上来回爬行的声音，使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快来到河边，我趴在约有三米多宽的土桥上，想把小船放在水上漂一下。雨后的水势很猛，滔滔的茶褐色的浊流沿着岸边奔腾流去。我虽然有些畏缩，但还是要试试我寄予希望的船。只见小船漂在滚滚而去的浪峰上，就象破浪前进的大船似的，我的手紧紧拉着系在船上的线，船在水上颠簸顺线带来一种颤动的快感，我完全陷入了幻觉之中。
我曾在画册上看到过，航行在大洋上开往外国的轮船船长的神气样儿，如今自己也好象当上了船长，那种开心劲儿简直无法形容。这对我来说虽还是初次体验，但我边凝视船体，边用左右手巧妙地操纵着拉线以改变航线的认真样子，好象真地成了一个出类拔萃、有经验的航海家。我对这种游戏感到十分惬意。
我正玩得高兴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喊声，我猛地一回头，手中的拉线突然增加了拉力，船体抵抗不住，拉线一下断了，手中那种颤动的快感骤然消失，船随着浪花漂走了！我急忙倒线，想把船拉回来，但已无济于事，船漂得越来越远了。我傻了眼，一下子泄了气，只觉得一股寒气和失望感一齐浸透全身。
“孩子，这里太危险！河堤要塌！快回去！”
“喂，这……边儿！这……边儿！”
一群穿着蓑衣、草鞋的人，吧唧吧唧趟着积水跑了过去。老百姓们在拼命地加固河堤，而我却不知自己所站的土桥马上就要被冲垮，还直愣愣地望着那越漂越远的船。
这是我第一次对船的认识。
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剧烈的运动，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散漫惯了，所以当进入小学、过起那种有纪律的学校生活时，感到特别别扭。
我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当然也不好，这样一来就越发讨厌学校。早晨从家里一出来便偷偷跑到附近“雄野神社”的宽广森林里，与神龟、神鱼为伍，玩上一天再回家。
有时我在神社的森林里帮助在那里演习的士兵：背着长官给他们买些糕点，或替他们保管各自的带馅面包和糖果。
因此，我常常遭到父亲的责打，甚至被打得背过气去，有时还被绑在柱子上过夜。即使这样，我也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变坏，几乎每天都要拉着我的手亲自把我送进学校，而我则拼命反抗。有一次我曾把母亲的手咬破，但母亲忍着痛，也顾不上擦一擦手上的血，硬把我送进学校。由于父亲工资太低，母亲不得不打些零工来补助家里生活。但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国处于繁荣中的通货膨胀时期，家计仍相当困难。在这一时期，各地发生了米骚动 [ 注：米骚动：1918年7－9月日本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日本政府搜购军粮，米商囤积居奇，米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富山县鱼津町的渔民妇女们首先展开了反对外运粮食和米商抬高米价的斗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愤怒的群众袭击了米商、富豪宅邸和警察署，有些地区还爆发了矿工和农民暴动，前后持续五十七天，参加者达一千万人。寺内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米骚动终于失败了。 ] 。我虽然听到有纵火的、杀人的等等传说，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不能理解。上课时，也心不在焉，心思早就飞到野地里的那些花草或蝴蝶、蜻蜓上面去了，眼前总是浮现着一个来回飞动的大蜻蜓，我的心全都用到如何抓到这只大蜻蜓上了。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对自己的野性感到奇怪，不过，总还是我性格的一个侧面吧。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松山联队的军旗节 [ 注：军旗节：日本的旧陆军，以联队(团)为单位接受天皇所授予的军旗。军旗节即纪念授旗的日子。 ] ，外国人要到练兵场做飞机飞行表演的消息轰动了全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飞机，感到那么新鲜，机身涂得黄黄的，上翼和下翼之间紧紧绷着许多钢索，煞是好看。不多时，即见到一个身着奇怪服装的外国人分开人群走过来。边摇晃着手边登上了飞机，随着一阵猛烈的轰鸣声，飞机吐着黑烟开始滑行了。就在那一刹那，弟弟哇地哭了，一问才知道帽子被飞机发动后带来的大风吹跑了。我俩好容易才在人群中把踩得不象样子的帽子找回来。在我哄着抽泣的弟弟时，飞机已飞到老远老远的高空了。
“哥哥，回去吧！”
看来体质虚弱的弟弟对于这种勇敢和拥挤的热闹表演场面不仅不感兴趣，反而有些胆怯。无可奈何，我只好离开狂热地向飞机欢呼着的人群，扫兴地带着弟弟穿过练兵场回家了。
我这个弟弟有个奇怪的毛病，他根本不吃米饭和青菜。每天三顿饭，每次只吃一块豆腐。父母亲想方设法要让他吃点米粥和青菜，他总是不肯吃。有时哪怕吃了一片葱叶，也要哭闹着吐出来。如果豆腐上粘有米粒，他也要把米粒一个一个拣出来，只吃豆腐。如果只给他一缺豆腐，他就会高高兴兴地把它吃得干干净净。至于点心更是一口不吃。
由于他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毛病，体质自然很差，在五岁那年的春天，患一场感冒就卧床不起了。一个星期后，医生说他可能患了肺炎。最后两天，他一再喊着：“我肚子疼，哥哥，我肚子疼！……”在凄惨的呼叫声中，弟弟死去了。
家里雇了几辆人力车，把弟弟的棺材运到了山寺的墓地，在那里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长方形的坑。我看到刚挖过的显得邦硬发亮的红土断面，底部还存有一些水。人们把用粗草绳捆着的白木棺材轻轻地放进了坑内，我情不自禁地为弟弟可能会感到阴凉而悲伤。
“来，往上盖土吧！”
我听到大人的这一声督促，刹时一阵悲哀涌上心头，不由得呜咽起来。记得我轻轻地捧起一把土往上撒时，不知怎的，有个大土块掉在棺材上，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就在发出响声的一瞬间，我似乎听到弟弟喊了一声：“哥哥，好疼呀！”
我不由自主地趴在土堆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行啦、行啦、别哭啦，要填土啦！”
大人们用铁锹和镐头开始填起土来。
“嗯，看来这个小淘气也懂得难受！”
“嗯，没想到那个小坏蛋也有眼泪呀？”
许多人都在议论我，但我紧咬嘴唇装作没听见。……不大工夫，我那可爱的弟弟，便变成了一个“一感智英禅童子位”的白木牌位了。
以弟弟之死为转折，我好象一下子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勤奋好学的孩子，再也不淘气了。在三年级的第三学期，我当上了班长，在全县儿童作文比赛中，我以“弟弟之死”为题的作文获了奖。老师也器重我了，父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从此，我一心一意地在学习上用起功来。
父亲性格刚直而又过于认真，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待人接物也不会趋炎附势，因而在四十几岁就引退回乡赋闲，以打猎、钓鱼为乐。由于父亲擅长剑道，所以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练剑术。尽管我还是个孩子，但在练功上他对我却丝毫不留情，我只好拿着竹刀，硬着头皮同他拼。不管隆冬或三伏都要练，即使每天上学前的一小时，也得要被他敲打一阵才能走。我被打倒了，噙着眼泪也得爬起来再扑上去同他厮打。我的不屈精神，可以说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游泳，父亲便领我去学，当水刚没到肚脐的时候，我就害怕起来，赶紧挣脱他的手逃回浅处。父亲说我没有骨气，也不顾我的哭叫，把我抓起来举过头顶，扔进深水里。
我只好豁出命地学游泳，再加上我生来不服气的倔强性格，便下决心要征服水。我不仅在河里练，甚至到澡塘里洗澡时也练，有时还被澡塘老板申斥过，但我还是偷偷地练。冬天，我就用个洗脸盆装满水，把头浸在里面坚持练习憋气。这样一来二去便取得了成效，第二年我就参加了两海里的远游，第三年我又参加了全村青年游泳大会，获得了一等奖。
4、参加海军
我在故乡的小学毕业后，进了县立的松山中学，每天坐着夏目漱石 [ 注：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著名作家，《哥儿》是他的名作。 ] 在《哥儿》一书中所提到的小火车——“哥儿列车”上下学。我在中学虽算不上最优学生，但在田径和游泳方面却是个优秀选手，在学习方面也能认真完成一切作业。我的学习特点是不追求表面分数，力求吃透内容实质，专心为自己培养实力。昭和五年(1930)，我考上了海军兵学校 [ 注：海军兵学校：也叫“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战前日本培养海军各兵科军官的学校，校址在广岛县江田岛。凡日本海军军官从少尉至元师，无不出自此校。 ] 。
父亲非常高兴我去当军人，而我的心里并不那么高兴。我喜欢理科，尤其对矿物学特别感兴趣，本想升入高级矿业专门学校去学习，但拗不过父亲，最后还是遵从了他的意愿。
考海军兵学校不是件简单的事。当时报考海军兵学校的共有四千多人，被录取的只有一百三十人，可以说聚集了全国的英才。每当我回想往事翻开相册看到同学们的合影时，对自己这个才不出众的人也能坐到这济济一堂的英才中间，深感人的命运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校长是战前最后一任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 注：永野修身(1880－1947)：日本海军大将。曾任海军兵学校校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军令部总长等职，战后被列为战犯，在受审中病死。 ] 大将。他把教育方针完全放在启发学员的自学上。教授们讲课都是提纲挈领，一切学科都是培养学员们主动去钻研、体验。这就使我这样一个才智迟钝的人感到很吃力。
当时的日本海军实力与美英比，因受“五·五·三协定” [ 注：五·五·三协定：指华盛顿会议(又叫“太平洋会议”)中的协定，这个会议由美国发起，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主要为解决美、英、日各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争霸太平洋，特别是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会议参加国有美、英、日、法、比、意、荷、葡及中国。会议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由美、英、日、法、意缔结的《限制海军协定》(又叫《华盛顿协定》)，规定了美、英、日三国的主力军舰的吨数为5·5·3，用以限制日本的军备。 ] 的限制，显然处于劣势。因此，日本海军只好强调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舰只的劣势。这个口号几乎已成了一种风潮。当然，在学校生活当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起居坐卧都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例如，在体育比赛方面的划船比赛，登山比赛，扳扛子 [ 注：扳杠子：两组互相扳倒对方用人撑着的木杠子，以先扳倒为胜的比赛。 ] 比赛、野外演习、乘舰实习等等，无一不在大力灌输“拼到底”的精神。
海军兵学校的学员，都是从旧制中学的毕业生中经过严格的学科考试和体力测验而录取的。录取人数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定，例如：在大正中期(1918年前后)的八八舰队 [ 注：八八舰队：指大正七年(1874)日本国会通过的海军建舰计划——建造战列舰八艘和巡洋舰八艘为主力的舰队，但因受华盛顿裁军会议的制约而中止。 ] 的建舰时期，每期大约录取三百名，到了昭和初期(1930年前后)，每期则约为一百三十名。志愿报考者以东京、鹿儿岛为最多，而被录取者，实际上每县只能摊上两名。
学员在校的学习期限为三年八个月。江田岛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孤岛，除了暑假和寒假得以返乡省亲外，几乎与社会处于隔绝状态。
学校的生活异常紧张，从起床到就寝，都是以分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所以连读报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课程包括所有必修科目，特别是理科，与大学程度相同。另外，还有航海、鱼雷操作、炮术和无线电等学科，都需要达到理解和熟练的程度。
学校把精神教育放在首位——从陆战的训练到敬礼、行进、举止动作，都有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并重的，还有海军特有的海员精神和教养的训育，要求得也特别严。为了养成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能领会、熟悉上级的意图，由每年级各抽出十名共四十人组成一个内务分队。即按四个年级的上下级生关系编排在一起，通过日常生活来进行训育和锤炼。
有皇族子弟编入的分队，被命名为“殿下分队”，这种分队的学员都感到很自豪。
日本海军的传统，在于旺盛的攻击精神和为国捐躯的精神。可以说正是为了继承这一传统精神，才设置了海军兵学校。为了培养学员以军人职业为天职，一旦国家需要，能自觉、英勇地为保卫国家而献身的觉悟，学校对学员无时无刻不在灌输这种精神。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捧读明治天皇下赐的“军人敕渝” [ 注：军人敕谕：明治十五年(1882)一月四日，日本明治天皇对陆海军颁布的敕谕，共五条，以此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基础。 ] ，以养成忠君爱国的思想。
刚入校时，我对“信奉以军人为天职”这一觉悟极其淡薄，但毕业的时候已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这是因为随着军队生活的延续，巩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并提高了信奉军人天职的矜持。每当我瞻仰供奉在教育展览馆内的先辈遗照和在日清(甲午)、日俄战争以来为国捐躯的“英雄”的遗物时，就肃然起敬，同时也产生了以身殉国的誓愿。但说实在的，我对死还是有所恐惧的，尽管经过了日常的严峻训育或剧烈训练，也未能从内心深处彻底清除我对死的恐怖。我想靠禅道的修心养性来摆脱这一苦恼，因此我研究了许多禅书。这些禅道思想，直到今天还多少影响着我的人生观。
攻击精神，是由古今东西洋的许许多多用兵战术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战斗要素。强调攻击精神并非日本军队所独有，各国军队都如此。而日本海军兵学校则更加强调“先发制人”和“死而后已”的精神。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就在于这种“制其机先”的思想，奇袭珍珠港就是基于这种思想指导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在海军兵学校时所进行的扳扛子训练或以小分队为单位的陆战训练、个人的剑道比赛、划船比赛等等，也无不贯彻着这种思想。
以奇袭珍珠港为开端以及后来在各海域的夜袭、空战，都可以看到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思想，自然而然地在支配着每个指挥官的头脑。
攻击精神和敢斗精神虽不属于日本海军所独具，但日本海军不论对任何事物都要奋发猛进、竭尽全力直至“死而后已”的精神是、比较突出的。
一个人具备了“死而后已”的精神，往往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例如，有的同学在入学时不会游泳，可是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也能参加六海里的远游，并能同其他同学一起到达终点，这在一般的娑婆 [ 注：娑婆：海军兵学校学员间的术语，指校外的庸俗社会。 ] 上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再如，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例行的比赛活动——划船航行十五海里，到达宫岛，然后立即攀登弥山(到山顶约有2200米的山路)。在这项活动中，每次在到达山顶后都有几个学员突然倒下去。
我总算熬过了这一严酷的训练，于昭和八年(1933年)十一月毕业，当时正是由于一些青年军官的过激行动而轰动了社会的时期，但我们则遵循校长有关“军人应尽到个人的天职，不要为舆论所惑”的指示，开始了本国和赴中国的航海活动。
在这次航海中，我们除走遍了全国各地外，还远行到“满洲” [ 注：满洲：指伪“满洲国”，我东北地区。 ] 的新京(东北长春)，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满洲”，还谒见了溥仪执政。随后又航行到上海，溯长江而上，参观了刚刚结束的“上海事变” [ 注：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指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略犯上海的事件。 ] 后的战迹，使我们深深感到日本的前途并非一帆风顺。
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由中国返回东京，在谒见了天皇之后，立即又开始了远航巴黎的航海。
我们的军舰在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航行的时速为每小时十二海里左右，正是便于观赏外国情调的速度，但对于我们这些负有测定天体定位、实习驾驶和航海术任务的干部候补生来说，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航海。我们乘的军舰是两艘旧式的巡洋舰——“浅间号”和“磐手号”，燃料是靠煤和重油的混烧，所以在航行的途中，需要在亚丁加煤。
在这里，我们冒着炎夏酷暑，同当地的苦力 [ 注：苦力：帝国主义者把出卖力气干重活的工人叫做苦力。 ] 一起搬运煤炭，整整干了一天。接着，我就感到有些发烧和腹痛，经军医少佐 [ 注：少佐：真相当于我少校。 ] 诊察的结果，断定为阑尾炎。正想一试身手而又无事可干的医生，当天就决定了要给我动手术。这时，军舰已进入红海，在炎热无风和湛蓝的大海中，仍保持着原来的十二海里航速继续前进。船虽然很稳，但在狭窄、闷热的船舱中做手术，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麻药也不大管用，我只听到：
“这个手术刀怎么切不动呀？”
“啊，锈啦！”
“快给我擦擦脸和手上的汗！”
“再加一台扇风机吧！”
“汗顺着手术刀流进去啦，要好好消毒呀！”
我又听到教官在下着命令：
“军医中尉，你把手伸到这里，摸一摸患处！”
站在我身旁的二、三位见习军医军官轮流地把手伸到我出患处，每次都疼得我直喊叫。但我又怕说我一个军人连这点疼痛都忍受不了，也就只好咬着牙忍耐着。但我在心中却想：“割个阑尾炎还要受这样的罪！”万幸，手术后伤口没有化脓，使我避免了葬身海底的厄运。当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我已经能在甲板上走动了。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参观了多尔马巴赫切宫殿的宝石，追忆了往昔近东的文化；在希腊，我们同颇象童话世界的军队——希腊海军进行了联欢；在意大利，我们会见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在巴黎的卢浮宫，接触了绚丽多彩的西欧文化，这些事物都使我们大开眼界。
当时，由于日本已开始向轴心国接近，所以日本海军的动向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但在街道上所遇到的外国人似乎还不了解日本，有时我们竟被误认为中国人，常常被问道：“你们是中国人吗？”由此可见，日本还只被看做是东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或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痛切感到，日本人尽管可以在国内自夸为什么轴心国的盟主、神国日本和无敌海军，但就日本的实力来说，既没有足以制伏世界的经济力，又没有足以指导世界的思想和文化。
在这次远航中，我看到许多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国家都很贫穷。广大殖民地的居民尽管心怀不满，但慑于占领军的武力镇压，而处于无可奈何的现状。总之，通过这次远航，我们的眼界开阔到了面向世界。但我由于这次手术后情况不佳，大大损害了健康，致使我不得不提前退役了。由于我有这段远航的经历，后来当军令部要把我派往新加坡的时候，考虑到我曾到过新加坡恐被人认出，便把我派到了人地生疏的夏威夷。
5、回乡疗养
结束远洋航海后，我于昭和九年(1934年)八月被分配到巡洋舰“由良号”当了密码官。“由良号”是潜水舰队的旗舰。我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所学到的密码编组和翻译工作，竟然在日后夏威夷的工作中起了作用。舰队演习结束后，为了学习术科，我进了横须贺的水雷学校，然后又进了霞浦 [ 注：霞浦：是日本的第二大湖，位于茨城县东南部，是原日本海军的航空基地。 ] 飞行练习队，但因患病，中途住进了东京筑地的海军医院，接着，回到家乡疗养了两年。
家乡的疗养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故乡的山河把我这个丧失希望的游子搂进她那温暖的怀抱，使我得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熏陶。同时这两年还给予了我学习兵书和英语的机会。我在图书馆博览了有关伊予 [ 注：伊予：日本旧国名，今之爱媛县。江户时代为松平氏和伊达氏的大藩。 ] 水军的用兵和战斗经过的古书，阅读了从萨拉米 [ 注：萨拉米(Salamis)：希腊阿蒂卡西方海岸的小岛．公元前480年，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率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败波斯舰队。 ] 海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主要海战史，还有有关纳尔逊 [ 注：纳尔逊(H·Neleson)：(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1798年，指挥英国军舰在埃及阿布基尔(Abukir)歼灭运送军队的法国舰队。1799年进军那不勒斯，镇压意大利革命运动，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西联合舰队，自己也在作战中阵亡。 ] 、约翰·帕尔、约输·托格各位海军司令的战斗经历及多格滩 [ 注：多格滩(Dogger Bank)：在欧洲北海中部，西南向东北延伸、长约257公里，宽约112公里，最浅处距海面仅14米。 ] 海战和德国的通商破坏战等等，这些至今还深深印在脑海里。
我的英语是跟教会学校的一位外国教师学了一年。每天我都风雨不误地坐十五公里的火车去上学，结果达到了能看懂多伊尔 [ 注：多伊尔(Doyle)：(1859－1930)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 ] 的侦探小说的程度。
这时，我的姐妹都已出嫁，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父母跟前过着悠闲的疗养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黄金时代，但父亲却为我的前途感到不安。因为经过“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日华事变”(七·七事变)，国内外形势正在急转直下。我虽然已超过了两年的待命暂缓期限，但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再到军舰上服役，终于不得不下决心退出海军现役。为了对海军做最后的服务，我决心到各地去做普及海军思想的工作，于是便开始了对各村的小学生、在乡军人会会员和消防队员等等的巡回演说。
我针对国防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日本社会，所做的有关“如果日美开战”、“日本海军的现状”、“太平洋上风云急”和“海军生活”等为题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我还针对将来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时的情况，做了设想性的讲演——太平洋上乌云密布，美国舰队终于以车轮形阵式向我逼近，我无敌舰队先派出巡逻机，随即摆开应战阵式勇猛迎敌，决心在海上与敌决战，最后由潜艇和高速驱逐舰将敌全部歼灭……这种自以为是的讲演，今天想起来，还觉得汗颜。
有一次，有位四国地方的海军人事部长来到我住的村庄做时局讲话。当时我带领村长及衬里士绅并由我向部长发出了敬礼的号令。那位海军大佐发现我穿着海军制服，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便严厉斥责说：
“如今海军忙得不可开交，人手极端不足，而你一个年轻军官却悠闲自在地呆在乡下，这太不象话了！”
我说明了原委，并请求他在海军方面为我找一个适合于我身体条件的工作。
过了不久，就接到了一封军令部的任免通知——“命令海军少尉吉川猛夫编入预备役，即日以军令部嘱托身分，到第三部报到。”另外还附有一纸，告知我月薪为八十五元，将来的提薪待遇准予与同期毕业的军官相同。
我接受了这个任命，在征途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将来会做间谍。
退出海军现役，在我来说是件悲痛的事情，当我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伙伴，变成一个埋没在市井里的掉队者的时候，就非常苦恼。从海军兵学校毕业后，我的真正愿望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并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的前程。这种心情，直到在被打入市井深渊的今天，也丝毫没有改变。不过，我对这一任命还是满意的，因此我下决心承担海军分配给我的任何任务，并竭尽全力去完成。
于是，我便独身住进了东京郊外的一个公寓里，每天到霞关 [ 注：霞关：在东京千代田区，为官厅街，日本政府机关多设在这里。 ] 的军令部去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