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我将本书最后清稿送出版商后，确信本书揭露的事将会起抛砖引玉作用，会带来进一步的揭发。这里有几个新的材料，应对历史学家及研究这桩错综复杂的珍珠港案件的学者有用。

        1、一份在阿留申群岛服役的人写的关于“机动部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航空母舰编队)在北太平洋活动的报告。

　　 罗伯特·E·伊斯雷尔是驻荷兰港陆军部队连长。他用静电复印机复制了报告原件(在他手里)并寄给了我。报告是阿拉斯加防御司令部发给第37步兵司令部的，收文时间是1941年12月6日上午1时5分。报告如下：

无线电报：

海军报告

日本船在

荷兰港东南270英里

        以前我曾从一等兵Z处获悉，荷兰港有一个无线电测向站，1944年测向站有个军官告诉Z，他们也在追踪“机动部队”在北太平洋的行踪，Z想不起此人的姓名了，但说，如果我给他一份在荷兰港服役过的人员名单，他相信能回忆起来。我请求美国海军提供一份所有在荷兰港服役过的情报军官和通信军官的花名册。结果一个也找不到。有个研究员，叫戈登·海德·埃文斯，自从读了《可耻》之后，一直努力从美国海军历史中心和国家档案馆里寻找“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的日志和记录，未果。“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1941年是从菲律宾的甲米地，经中途岛和夏威夷一直延伸到荷兰港，这些记录如果还没有被销毁，现在就应该公开，再不解密就没有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了。

        2、卡尔顿·G·凯彻姆上校的信札。凯彻姆是匹兹堡大名鼎鼎的居民，他的信说明了·埃德加·胡佛掌握了日本航空母舰舰队向珍珠港开进的情报。凯彻姆被阿诺德将军看中，负责为空军在超过服役年龄的人中，物色具备特定条件和经历的人员充当军官。这是一顷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工程，1942年秋天结束。凯彻姆说早在1942年他应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本德邀请，参加了在华盛顿陆－海军俱乐部召开的特别会议，与会人员是几个经严格挑选的议员和政府官员。据凯彻姆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在国会开会期间每两周聚会一次，吃饭，打牌，以及自由讨论那些在其他场合属于机密的问题。本德告诉凯彻姆，胡佛(他是这个小组成员)对他们讲，总统及其最亲密的顾问门对日本进攻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胡佛(仍据凯彻姆说)与小组里他非常熟悉的人(凯彻姆除外)随便闲谈，不拿任何稿子。他讲话之前提醒小组成员遵守小组的保密规定。

　　 “我将在那里听到的一切看成是一种特权，不可对任何人重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凯彻姆写道。但是现在看了《可耻》上的材料与他听到的不约而同，他感到不应再受那个保密要求的约束了。“当然我不能逐字逐句地引用，但我对当时听到的话印象极深，肯定我这里送给你的材料原则上准确无误。胡佛先生说，从1941年秋初到偷袭珍珠港前几天，他从几个来源频频收到情报，要袭击我们了，情报一次比一次具体。他说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在这期间也从许多来源得到情报，除了胡佛先生送给他的以外，他提到的情报来源有荷兰使馆和荷兰在远东的秘密情报部门。他提到一个英国商人，后来又提到香港的英国秘密情报机关。他说罗斯福先生还从在日本的某政府机关收到一份情报，但我记不起是谁了。他至少还提到一个情报来源，只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胡佛先生说，除罗斯福总统外，知道这些情报的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亨利·霍普金斯、诺克斯部长，我想还有史汀生部长。不过，我没有多大把握。他说，他非常肯定情报没有传到马歇尔将军，没有传到太平洋的指挥官肖特将军和金梅尔将军。总统对胡佛说不要向任何人提及这些情报。不要扩散到联邦调查局去，也不要让他们那时派驻太平洋地区的人知道，只由总统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胡佛说最后一份或几份情报是夏威夷某个监听站报务员发来的。胡佛说这些情报表明日本舰队在逼进，并说这些情报是攻击(珍珠港)之前几天收到的。据我记忆，(小组)对下述事实曾作过某些讨论：大约攻击前三天电台便停止了工作，小组对下面情况也作了一些讨论：陆、海军指挥官事先应该能够得到通报的，他们应该能将舰队和军营里的士兵疏散，使伤亡减到最小程度的。对总统的领导也说了一些尖刻的话，时至今日我就不去援引了。”

　　 1975年匹兹堡的哈特书屋出版了凯彻姆的自传《一位再度服役的上校的回忆，1942－1945》。凯彻姆在书中记载了这次小组会议情况。“吃饭时的谈话”，他写道，“是极其有趣的，主要是因为话题是关于华盛顿在珍珠港遭受袭击之前，早就知道此事非常可能发生，轰炸菲律宾克拉克机场也极有可能。我想他们不准引用谈话的规定早就失效了，那是三十几年前订的，但是今天我仍遵守。”

        3、追踪开往夏威夷的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踪迹的进一步证明材料。1941年11月中旬，“机动部队”从日本内海出发时，南云将军命令各舰关闭电台，严格执行，这是历史事实。日本电视台为纪念袭击珍珠港41周年，播放了一个2小时的特别节目：《寻找珍珠港之谜的答案》。节目导演及制片人绀野采访了罗伯特·哈斯拉赫。哈斯拉赫是荷兰驻华盛顿使馆雇员，眼下正在撰写1932－1942年期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密码和情报史，他展示一封信，是一个名叫汉宁的荷兰海军上校战后写的。汉宁，据说是位为人严谨的军官，决不报告道听途说的材料，而只报告他知道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汉宁的信是写给荷兰皇家海军参谋部的。信中说，从分析日本无线电台通讯联络情况看，可以断定在1941年11月最后一周里日本舰队在千岛群岛附近实施大规模集结。换句话说，荷兰人由于截获了日本无线电信号，在1941年11月就查到“机动部队”北上千岛群岛单冠湾的踪影。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就是为突袭珍珠港而在千岛群岛集结的。如果不是特遣舰队里某个或某几个舰艇违反禁止使用无线电的命令，查到舰队踪迹又怎么可能呢？

　　 绀野为日本电视台制作特别节目时，也从日本自卫队战史办公室编写的官方历史(《夏威夷之战》世事书屋出版社出版)中发现，随同“机动部队”行动的有两艘潜艇，其中一艘I－23，1941年11月30日(东京时间)报告发动机发生故障，最大航速减至有效能力的80％。潜艇掉队了，很快便落后很远，无法用灯光信号或旗语联系。《夏威夷之战》一书中再无I－23，12月6日(东京时间)前活动的记载。12月6日发现I－23终于修好发动机加入主力部队，这艘潜艇并未装备测向器，它怎样找到特遣舰队位置的书里没有交待。

　　 需要进一步研究I－23，研究与无线电台关机有关的问题，这也许是有益的。1941年11月末荷兰人发现“机动部队”行踪这个新材料证明威尔金森将军和一等兵Z的报告是正确的。这两个人都在12月2日发现了特遣舰队的踪迹。当时气候十分恶劣，“机动部队”两天未能加油。小舰的舰长面临紧急情况时，可能使用小功率发报机与其他舰艇联系。当时小功率发报机通联范围据信不超过50英里。大家知道，今天这种小功率发报机在一定气候条件下可发射到很远距离。绀野在研究过程中采访了当时“机动部队”舰艇上的报务员。他们所有人发誓说他们从未违反电台关机的命令，即使小功率发报机也未使用。然而有几人承认他们确曾跃跃欲试，因为雾实在太浓，风浪太大，不用发报机就无法与其他舰联系。

　　 绀野还挖掘出其他重要材料。他在檀香山找到伯恩斯中尉警官的两个部属。一个是威廉·凯纳，一个叫理查德·米勒。凯纳说他这位后来当了夏威夷州长的前上司，曾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天和他谈起过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希弗斯关于珍珠港将遭攻击的情报。米勒说，希弗斯本人对他说起珍珠港将遭袭击。关于那个南斯拉夫双重间谍波波夫，绀野也找到了新的材料，并对其他尚需进一步探讨的事件提出了若干绕有兴趣的问题。据绀野讲，所有这些资料将提供给研究人员。

         4、如劳伦斯·萨福德上校在证词中一直顽强坚持的一样，两位日本重要海军军官证实，12月4日(或在此前后)在美国东海岸收到了“风”指令电报。实松让上校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海军历史学家。他在自传《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写了他个人对这个有争议的电报所了解的情况。1941年他是中校，任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使馆有两名海军副武官)。使馆办公楼是一座两层楼建筑，武官处在二层，1941年11月19日，报务员从武官处隔壁的收报机里接收到东京发出的电报，那时东京正在建立著名的“风”密码体系。到12月4日晨，武官处工作人员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等候“风”指令的到来。那天下午，报务员荻本剑持上士跑步冲进武官办公室，叫道：“风来了！”荻本公开身份是使馆文职工作人员。两星期来他一直“全神贯注”地搜索信号。实松让闻讯跑进报房，及时听到播音员呼叫“Higa shi no Kaze ame”(东风，有雨)，呼叫连续了多次。谁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他们开始毁掉密码机、秘密文件和电报密码，只留下为处理最后一分钟工作所必需的材料。

　　 另一个海军副武官是寺井吉特少校。他在1982年8月18日一次采访中也证实了上述故事。他回忆他12月4日下午如何回到办公室，见到办公室收到“风”指令后的一片混乱和骚动的情况，在此前一天我也采访了实松让，我告诉他一级准尉拉尔夫·布里格斯作证时，曾说他是上早班时收到“风”指令的。不是下午，实松让说那有可能，东京对这等重要电报需发几次，布里格斯收到的定是12月4日较早时候发的一次。为什么荻本没有听到早发的信号呢？实松让解释道，荻本是使馆唯一的报务员，不能一天24小时监听广播。荻本与实松让同住在附近一座公寓楼里，每天早上9时上班。奇井(现在是退休中将)也说布里格斯听到的可能是早发的信号，而此时荻本还在睡觉。

　　 萨福德作证时，开始说他相信是12月3日晨听到“风”指令的，后来又将日期改为12月4日，布里格斯在正式录音采访时说，他认为是12月4日。战后他从秘密档案卷宗里查阅“风”指令时，能找到的只是1941年12月2日的日志而且是在图片卷宗里找到的。他当时想：这可能是“风”指令吧。结果非也。假如是的话，这些材料也会被销毁的。

        与珍珠港事件有关的人看了《美国的耻辱》后，作了不少评论和建议，他们的评论和建议对研究人员同样是感兴趣的。理查德·E·克拉格少校二战期间在华盛顿海军密码和信号实验室里主管研究和开发。他是劳伦斯·萨福德上校的同事。他提供了有关海军NO．3密码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的许多详细材料。

　　 乔·F·理查森是J·O·理查森将军的儿子。他说《可耻》是反映这个题材的书刊中“最全面、最有见地、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但也指出我有个地方是疏忽大意了。“今天，在我们知道这场悲剧的全部情况后，许许多多人无法相信罗斯福居然故意扣留可以挽救许多生命、舰船和飞机的情报。事后了解的情况使人感到这罪恶太大，使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为此，我对你319页上的总结没有强调所有(接触材料)的人对英国成功袭击(意大利)塔兰托的意义都缺乏认识而感到遗憾。这是整个灾难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而这一环从未得到足够的强调。

　　 “如果罗斯福也像海军一样，相信珍珠港不怕空投鱼雷攻击，当然也知道炸弹对舰队基本上不起作用，那么他决定不命令夏威夷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就更可理解了……”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已改进了他们的鱼雷，装了木制稳定器，因而在珍珠港的浅水中也有很好的浮力。

　　 亨利·克劳森以前是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副录音员，曾被史汀生部长选中，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特别调查，现为马桑尼克公司主要执行经理。他写道：“你潜心撰写《可耻》而揭示了珍珠港悲剧的真相，这一努力令人非常钦佩，……祝你好运，祝你找到更多线索，乘胜前进。”有个线索来自一个读者。他来信中谈到一封信，声称是罗斯福的一个女婿写给金梅尔将军的，内容是关于珍珠港悲剧发生前，我们究竟知道多少。托马斯·金梅尔上校就此追根究底。他记得曾将这封约翰·伯蒂格写的信读给父亲听过。托马斯·金梅尔写信给将军的一个秘书，得到秘书回信如下：

　　 “我与你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是1967年1月到3月，目的是帮助你父亲回复在珍珠港事件25周年之际收到的信件，他在家中向我口述，然后我将信及口述记录拿回家打字。

　　 “有一封信是伯蒂格(安娜·罗斯福的前夫)写给你父亲的，说1941年12月6日晚，‘全家’正在白宫吃饭，席间父亲被叫了出去，回来时说战争可能第二天就爆发，他话的意思就是如此。伯蒂格先生的信说，事隔多年，他要‘澄清事实’。真相至今未白，他辗转不安，那时由于与罗斯福家庭的姻缘关系，他感到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你父亲给伯蒂格复信，表示感谢。

　　 “那时信在我手中。我与我丈夫就是否应该复制这封信进行了辩论。我们决定，这封信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无权复制。多少年来我们希望我们当时作的决定不是这样就好了。

　　 “我在1967年这段时间里处理的回信都有复写的副本。来信附在复信的后面。信都归还你父亲了，请他按自己意愿处理。”

　　 沃尔特·迪安·肖特上校——肖特将军的儿子写道，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像金梅尔将军那样为自己冤案昭雪而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他的回答实质上是：他要为战争竭尽全力，所以他去福特公司工作，充当吉普车总装厂(在达拉斯)的交通经理，督促将这些重要的车辆迅速运到部队。他不能既做工作又为自己的案子奔波，而且对他来说，美国利益第一，那时是如此，永远是如此。那时他已知道G·马歇尔不是他的朋友，马歇尔将他在罗斯福政府中的地位置于他的荣誉之上。不过爸爸肯定陆军委员会将宣布他完全无罪。他丝毫不能相信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的荣誉会被践踏。

　　 “国会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后他很伤心，但仍认为历史将最终宣布他无罪，就像你现在已经宣布他无罪一样。国会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后，我特别记得他说过，‘可怜的乔冶·马歇尔，他将是唯一不能写他自己回忆录的高级将领。”’

　　 关于韩基洙问题，托马斯·W·吉勒特——参议员盖伊·吉勒特之侄，提供了更多的情况。1967年他在缅因州的巴斯与他叔父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在那时他才告诉我他与韩基洙接触的情况。叔父并说韩是在1941年11月底同他接触的，告诉他日本航空母舰编队正按战斗序列向东开进，攻打珍珠港或巴拿马运河，而不是向南。

　　 “盖伊叔叔然后说，他亲自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并把情况交给了他。总统的回答是‘谢谢，此事要查一下。’我猜想，那次淡话相当简短。

　　 “几天后，就是(1941年)12月初，盖伊叔叔又打电话给总统，盖伊叔叔对总统副官说，这(电话)与几天前同总统讨论的问题有关。副官去了又回来答称总统很忙，总统说此事已经处理。

　　 “我问盖伊叔叔(他已接近90岁了，几个月后得了中风)为什么他不把这写个回忆录？他的回答是那时他是忠诚的民主党人，战争期间他从不猜测罗斯福总统的意图，他肯定罗斯福是要利用日本进攻达到全国统一行动的目的，舍此别无他途。他感到罗斯福完全错误估计了日本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当我建议说现在把这事弄清楚还为时不晚时，盖伊叔叔相当厌烦地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说也无用了。’”

　　 托马斯·吉勒特和他母亲核对了上述情况。“她说盖伊叔叔要求见总统，由于问题的性质非同一般，他亲自见了总统。同时，(她说)韩来找盖伊叔叔，因为以前盖伊叔叔出面阻止把反日朝鲜学生遣送回朝鲜，因为到了朝鲜他们肯定会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害。”

　　 上述材料及其他材料、录音采访谈话以及关于《可耻》的书札1983年6月以后可以在纽约海德公园弗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我的文件卷里找到。

　　 很久以前，有些人为了国家安全和对军队、对罗斯福总统的忠诚而保持沉默，这些人现在可以揭露珍珠港事件的秘密了。有些人认为此事已经过去40年，不应再抖落出来。其实，把所有材料公开是防止现在和今后的领导人犯类似错误的最好办法。材料保密期已过，希望掌握宝贵材料的人能像凯彻姆上校一样，现在站出来，以免为时太晚，当——如果——盟国也终于向研究人员开放他们所有珍珠港事件的档案时，大家还可以了解到更多事情。

1982年8月21日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