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华盛顿开脱”·第十二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1

　　 林肯诞辰日那天，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证人亨利·C·克劳森中校。他面对调查委员会及其律师组的气势毫不畏惧。他本人就是一名律师，在受盘诘时神态怡然、自信异常。当有人问他史汀生和陆军部是否曾要他那独家调查“有所倾向”时，他昂首傲然答道：“先生，没有那回事儿。如果他们提了中我也决不会那样干的。”有人问，是否有过要他千方百计让某个证人推翻证词的指示？他坦然答道：“先生， 没有什么指示。

　　 弗格森向他询问有关战前美国与英国、中国和德国的协定问题。这是要泄露秘密的。克劳森说，这种性质的调查“要找白宫；而我被告知，那已超越了我调查权限的范围”。

　　 翌日，克劳森坦陈了与史汀生的关系，说十分仰慕其人。弗格森问道：“你调查时翻阅过他的日记吗？”

　　 “先生，没有。”

　　 “为什么不看一看呢？”

　　 “您是要我调查审查人吗？这就像是大陪审团调查大陪审团了。您已让他进行调查工作；如果您要别人再去调查史汀生，就得依法行事。”

　　 2月14日，克劳森向吉尔哈特保证：他“在揭露事实真相方面自由如轻风，我行犹我素。吉尔哈特先生，我的意思是说，请您相信，不存在任何强制，也不存在任何限制，除我自己的决定外，什么也影响不了我。”

那天，参议员卢卡斯宣读了基夫去年11月在众议院所作的发言，基夫说，克劳森“在陆军部及其部长的唆使下”公然威逼布拉顿上校签署一份宣誓书，推翻先前的证词。

　　 卢卡斯接着对中等身材的克劳森说：“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威逼过这位225磅重的上校提供了与他同时想法相反的证词。”

　　 就体格而言，这种说法是可笑的。

　　 “先生，我没有干过那种事。”

　　 下一个证人是健壮的布拉顿。他起初向陆军调查委员会说：他曾向比德尔·史密斯和杰罗将军发送过那电报的前13部分。而这会儿，他在杰罗将军私人律师塞缪尔·考夫曼的严厉盘问下却竭力解释他在克劳森面前推翻证词的原因：“这会儿我的记忆有点失常了。我这会儿的确说不清那天夜里是否发送过电报了。……在我向格鲁纳特委员会作证时，我没有记起来，或者说，我记不得杜森伯里上校那天夜里是否同我一道在办公室工作了。”他向陆军调查委员会作证后，克劳森给他看了比德尔·史密斯和杰罗的宣誓书，他们一致否认那个星期六的夜里曾收到过电报的前13部分。布拉顿说：“我了解他们。我丝毫也不怀疑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诚实和正直。如果他们说我那天夜里没有给他们送过邮袋，那就是我的记忆失灵了。”

　　 奇怪的是，他在甘愿受此屈辱后却向马歇尔本人提出了责难。他在离开柏林回国出席听证会作证前，曾信誓旦旦地对他的朋友海姆利希上校说：他将“揭开那个调查的盖子！”

　　 他作证时一开始就说：马歇尔曾于1941年8月的某天命令他不要向海外战区发送“魔术”电报。但后来收到的“魔术”电报使他确信战争即将爆发，所以他就自行决定利用一次机会向夏威夷发去了警报。

　　 然后他出示了一叠仔细包好的文件复制材料。这些材料是从柏林带回来的，是1937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根据罗斯福的要求整理的有关日本和德国的备战情况的备忘录。布拉顿曾于1943年同耶顿上校谈起过这些材料。耶顿建议他立即复制一份，收藏在一个稳妥的地方。

　　 最后，他大胆地揭露道：马歇尔亲自删去了备忘录中的关键部分。弗格森高声宣读了1937年书写、后来被删除的一段文字：

　　 “‘英国一旦卷入欧战，日本即欲在东方采取反英军事行动，意在占领香港和新加坡，最后攫取荷兰人的油田和控制通往东方的贸易航路。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有其可能性。……这就可能迫使我国援引中立法，并最终卷入战争。’”

　　 弗格森问道：“是谁删除了这段文字？”

　　 “就我所知，是马歇尔将军亲自删除的。“

　　 “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们，这是你后来夹进去的一份假报告，还是原来就有的真东西呢？”

　　 “就我所知，我也确信，这份报告是真的，是我们根据从各方面获取的情报写成的。……就我所知，我也确信，从现在仍存放在情报官档案室的文件中可以找到所有从这份材料中删除的内容。……我敢肯定，我的上司迈尔斯将军已多次提及这份文件。他在作证时曾数次提请委员会清查这份文件，但似乎谁也不感兴趣。”他提醒人们注意，情报官档案室里的远东卷不是一卷，而是根据原件复制成的十余卷。

　　 理查森讥讽道：“这是珍珠港事件两年后某人作的回顾。这并不比《华盛顿邮报》或是《芝加哥论坛报》所作的评论重要到哪里。”他将根据大量秘密情报拟就的陆军部正式报告与报纸评论相提并论，实在可笑。他同样故意小觑了删除材料的严重性。要知道，这些材料是从1937年就开始收集整理的，是要供总统批阅，预测同日本发生战争用的。布拉顿曾对耶顿说，陆军参谋长删节材料是在掩盖事实真相。

　　 首席律师面有愠色，指责说文件中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位证人根据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作的推断。这些东西被提到过多少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过是某个史学家对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时局的一种事后认识，而我们现在正要朝前看，要深思远虑。我作为律师，真不明白调查委员会要在这种事后认识上纠缠到什么时候。”

　　 一直对着干的墨菲和弗格森同声要求继续追查此事。墨菲提出让布拉顿宣读一封信，说明被删除的材料的重要性。上校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陆军情报首脑乔治·斯特朗将军1943年8月26日写的：

　　附件中除了MA的报告外，还有许多其他材料。这不符合指令的要求。参谋长要求作一修改，只保留MA的报告。

　　根据参谋长指示

(签名)W·T·塞克斯顿上校

参谋部秘书

参谋部

　　 弗格森问道：“就是说，除了MA的报告外，其他材料都被删除了？MA是什么意思？是陆军武官吗？”

　　 布拉顿答道：“先生，是陆军武官。那份材料被参谋长划得一塌糊涂，除了陆军武官和MO的报告外，其他材料都被删掉了，MO指的是军事观察员。”

        要他举例说明时，他读了一份材料中的几段话。这份材料是他给陆军军事学院的教官和学员们作的内部演说。他宣读的那几段文字陈述了远东处关于战争即将爆发的意见。接着，他又出示了其他一些例证，包括部分和全部被删除的材料。他说这些都是马歇尔本人的笔迹：“那份材料的页旁有许多旁注。我认为，斯特朗将军也认为，旁注是马歇尔本人写的。”他说，这是1943年斯特朗以参谋部的名义向他退还材料时对他说的。

　　 委员会没人再提问了。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问题就这样搁下了。布拉顿也销声匿迹、隐退无闻了。 [ 注：他1952年退役，一直是名上校。他退役后搬到了夏威夷，他抑郁不平，六年后在特里普勒陆军医院去世。 ]

　　 2

　　 下一个证人是萨德勒上校。他同布拉顿一样，觉得不应该说假话，要正直，决心抗争。他推翻了他当初向陆军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这使国会调查委员会大吃一惊。他说，他确实是在12月5日将“风”指令电报告诉了杰罗，并对他说这无疑就是日本要同英国和美国交战了。而后，他又去见了比德尔·史密斯，并说：“我说‘监听到了风电报’。我记得是这么说的。”

　　 弗格森说：“就是说，你告诉他监听到了‘风’电报。那么，你让他转告给马歇尔将军了吗？”

　　 “我记得，他问我都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说已告诉了迈尔斯将军和杰罗将军。……他说，他不想多说什么了。”

　　 “他说，他不想多说什么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能做的事都做了，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他说没说要把电报转给马歇尔将军？”

　　 “先生，没有说。”

　 “我想，你将监听到的‘风’电报向他们报告后，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对吗？”

　　 “我认为连向杰罗将军和比德尔·史密斯上校报告都有点儿多余。”

　　 萨德勒认为“风”电报可靠吗？他认为是可靠的。“你认为‘风’电报被监听到了，战争即将爆发。”

　　 他说：“先生，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还说，在告诉杰罗和史密斯两人之前，他还草拟了一封示警电报，准备发往夏威夷、巴拿马和菲律宾。电报内容是：

　　根据可靠情报，与日本的战争即将爆发。望采取一切防预措施，以避免重蹈阿瑟港 [ 译者注：旅顺港 ] 之覆辙。通知海军。马歇尔。

　　 弗格森问道：“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当时收集到了包括‘风’指令在内的大量情报，看出局势日趋严重，是吗？”

　　 “是的；但电报根本就没有发出去。他说：“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那份电报。我不知道电报现在何处。我当时没有留复制件。”

　　 萨德勒在向陆军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就是这样说的。后来杰罗和史密斯发表书面声明，否认他的说法时，他又向克劳森推翻了他的证词，基夫要他澄清一下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混乱状况。萨德勒现在是不是要“明确、无疑地”向本调查委员会表明，他是在对杰罗和史密斯的声明提出异议呢？

　　 萨德勒说：“我的确向他们报告过。”这一毋庸置疑的陈述不仅是对杰罗和史密斯的声明可信性的质疑，也是萨德勒的一种暗示。他暗示：由于担心陆军领导层会反对，所以向克劳森推翻了原先的证词。

　　 他还宣称，监听到的“风”电报“是我一生中处理过的最重要的电报。”墨菲否认电报的重要性。在“风”电报之前截获过许许多多电报，这份电报到底重要在哪里呢？萨德勒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电报。”

　　 “何以见得？”

　　 “这是明摆着的。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现在除了‘风’电报外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了。我们现在都在竭力寻找这份电报，都在谈论这份电报。我们在使所有的人关注、倾听着这份电报的故事。”

        布拉顿和萨德勒的证词够吸引人的了，而在他们之后突然出现的一个证人又作了更引人注目的揭露，这位证人来自海军，就是莱斯特·罗怕特·舒尔茨中校。他曾于1941年12月6日给罗斯福送过一份电报。

　　 1945年11月底，弗格森要求传讯曾在白宫服务过的证人，以约翰·福特·贝彻中校为首的海军珍珠港联络组随即请求让美国军舰“印第安纳”号(正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皮吉特海湾海军修造厂检修)轮机长舒尔茨受命立即与国会调查委员会联系。由于舒尔茨在布雷默顿一时走不开，决定让他先呆在西海岸，等待委员会的传讯。一星期后，贝彻中校给舒尔茨打了个电话，获悉他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正在白宫值班，晚上9点30分收到了克雷默发来的那电报的前13部分，舒尔茨透露，是他亲自把电报送交总统的，总统看电报时他就站在旁边。

　　 2月14日夜间，舒尔茨乘一架海军运输机飞往华盛顿，在机上没有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上午9点钟，他飞抵首都，一位海军军官到机场接他，并将他带到了海军部，同贝彻中校交谈了几句。舒尔茨翻阅了听证材料，根本不同意有关总统事先知道日本人要进攻的说法。他认为，在没有弄清这些密码电报的重要性之前，他不能出席作证。

　　 当舒尔茨进入听证会大厅时，基夫对萨德勒的询问快结东了，弗格森得知舒尔茨来到时，急忙陪他走进司法委员会接待室，同他作了一次短时间的交谈。弗格森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弓身向前面的格里夫斯悄声说：“一切正常！”

　　 舒尔茨那时还不认识理查森，在会见他以后，被领进听证会大厅。这位神秘证人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闪光灯闪个不停，这位年轻的中校甚为诧异。

　　 理查森问舒尔茨是否记得克雷默上校曾于12月6日晚到白宫送过什么文件。

　　 舒尔茨答道：“他把文件交给了我。文件是装在一只密封的邮袋里的。……我从设在办公楼里的邮件室取出邮袋，径直奔向白宫，获准登上二楼，交给总统审阅。”引导人员报告了舒尔茨的到来后就走了。“总统坐在办公桌前，霍普金斯先生当时也在。……我向总统报告说收到了一份材料，是克雷默上校送来的。然后我从邮袋中取出了材料。”舒尔茨记得，罗斯福总统当时急着要看这份材料；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舒尔茨看上去坦诚豁达、直率无隐；他的话令人难以置疑。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在凝神静听。他说：“总统阅览了一遍材料，大约花了十分钟。”然后，他把材料递给正在来回慢慢踱步的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先生看了一遍，又把材料还给了总统。总统对霍普金斯先生说，我记不得原话了，大概的意思是说‘这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

　　 大厅里一阵骚动，人们窃窃私语，座椅移动声频频，一些摄影记者挪近舒尔茨，快速抢拍镜头。闪光灯闪个不停，舒尔茨直发毛，心想这是怎么了。摄影记者们受到了告诫，被严禁在证人作证时拍照。墨菲叫舒尔茨不要紧张。

　　 舒尔茨继续说：“霍普金斯表示同意总统的看法。他们接着讨论了日本的兵力状况，谈了大约五分钟。他们谈了军队的部署和——”

　　 理查森问：“你还记得他们俩都说了些什么吗？”

　　 “大致还记得。他们的原话记不全了。大概的意思是，我记得，霍普金斯先生首先说：战争已迫在眉睫，日本人准备好了就想动手；他们在等待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时机——”

　　 骚动声又起，巴克利没有听清舒尔茨的话，问道：“他们在等待什么时机？”

　　 “他们在等待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时机。也就是说，他们在调动兵力，进行部署，等他们占有优势再动手。霍普金斯特别提到了印度支那，因为日本军队已在那儿登陆，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已很清楚。总统说他已给日本天皇去了电报，谈了日本军队出现在印度支那的事，并要求日本军队撤出印度支那。霍普金斯先生接着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日本人肯定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发动战争，我们如果不先发制人、不采取防范措施，是要吃苦头的。总统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说：‘不行，我们不能先动手。我们酷爱民主与和平。’然后他提高嗓门说：‘我们有着优良的传统。’这一点我记得真真切切。我从他的话中得到的印象是，我们必须保持这优良传统，我们不能先下手，我们必须等到战争爆发了再行动。”

　　 舒尔茨没有提及珍珠港事件。他说：“他们没有谈论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但从他们当时谈论的神态看，第二天不会有事。我是带着这一印象离开总统办公室的，所以当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事我十分惊诧。”

　　 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都没有提出要给海外驻军发送警报。舒尔茨接着说：“他们一致的结论是战争将在日本人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时机爆发。总统接着说，他认为应该同斯塔克海军上将谈一谈。他立即给斯塔克打电话。”舒尔茨记得，话务员对总统说，斯塔克在国家剧院看戏，可以打电话到那儿找他。舒尔茨说：“总统放下电话说，大意是，他要等会儿再找斯塔克，他不想惊动观众，当众呼唤上将的名字不妥。我记得，总统说斯塔克有个包厢，如果他突然离开，肯定是要被人们发现的。而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他的行动可能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惊慌。总统不愿发生这种事，他可以等半个小时再找他。”

　　 “除斯塔克外，他们还说要给其他人打电话了吗？”

　　 “先生，没有。”

　　 “他是怎么称呼斯塔克上将的？”

　　 “在他开头说要找他时，称呼他为‘贝蒂’。”

　　 舒尔茨给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和旁听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人怀疑他所说的一切。他离开大厅时，没有一个记者和摄影记者跟着他。他们在注视着下一个证人的出场。他独自走出大厅，但不一会儿诺伊斯海军上将就过来邀他一起乘车返回海军大楼了。严厉的盘问结束了，舒尔茨很高兴，但他还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他一路上心神不宁。他有点儿怕诺伊斯，跟他交谈时很不自然。舒尔茨对自己刚才所作的证词也有点儿担心。调查委员会真正了解罗斯福吗？要知道，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和等着战争爆发袭击珍珠港这两者之间相去十万八千里啦。这从他讲话的声调中是可以听出来的。譬如，总统在说“这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时，镇静自若，情绪恬淡。他是不是会无意伤害了总统呢？要知道，他是非常仰慕、崇敬总统的！

　　 3

　　 五天后，听证会中止。在这五天里，有11个证人提供了证词，但均平淡无奇。和事佬巴克利在闭会时说：“调查委员会在程序问题上有点分歧；然而，这些分歧是难免的，并不十分严重。……我可以说，调查委员会和律师组在我们写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下一阶段的工作。我祝听证会圆满成功。“2月20日下午5点15分，主席宣布散会。调查委员会6月1日开始评议所收集到的证据，准备写报告。

　　 三个月零五天里，公开听证会举行了67个白天和3个晚上。39个证人的证词写满了大约14000页。而许多少数党人认为很重要的证人还没有被传讯，他们中有比德尔·史密斯、福莱斯特尔、指使克劳森和休伊特进行调查的陆军和海军军法官们、马歜尔的传令兵和两名国务院远东问题高级顾问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与斯坦利·霍恩贝克。霍恩贝克不久前被派往荷兰任大使了，根据理查森上将提供的证词，此人对太平洋舰队的了解比海军本身还详细。赫尔健康状况欠佳，未被传召接受共和党人的盘问；陆军部长史汀生被传唤出席作证的那天心脏病突发。

　　 《纽约时报》的威廉·S·怀特评论说：“国会对珍珠港事件的调查这个星期结束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其历史上时间最长、特别离奇的调查之一；然而，一直笼罩着那个悲惨事件的疑云恶雾只被驱散了一部分。”

　　 听证会闭会那天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惨案，一名重要证人死了。那天上午，前海军情报首脑西奥多·威尔金森海军中将驾驶着一辆借用的卡迪亚牌轿车驶出诺福克港的“西点”渡口。轿车向岸边疾驶，车速达每小时廿英里。一名叫卢克·派兰德的水手大叫：“喂，停车，你开得太快了！”派兰德向轿车轮下掷了一根木头，但轿车冲过阻碍物，撞开铁链和铁门，一下载进了伊丽莎白河。派兰德看到威尔金森伏在车轮上。(他后来作证说：“我想他是在打开车门，向外跳，但他再也没有直起身。”)

　　 当轿车冲至水面时，威尔金森叫他妻子打开车窗。她打开下车窗，刚探出一半身子，轿车就沉下去了。她浮出水面，被救上岸；但一名潜水员下去看到威尔金森的尸体被车轮绊住了。他仍紧握着方向盘。他边上的车窗是打开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说：“他事业心极强，其成就正熠熠生辉，却撒手西归了。人们会由衷地赞美他。他虽死犹荣。”

　　 这一事故十分反常，谣言四起，说他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冒犯了军事当局，所以自杀了。人们记得，他曾坚持说是有过那几份电报的，这些电报是在破译了日本人的“紫心”密码后监收到的；但马歇尔等人作证时说没有过这类东西。

　　 萨福德的一些支持者认为，威尔金森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有关“风”指令的真实性得不到证实，是会痛不欲生的。萨福德本人也这样认为。他在提及1941年10月二楼上发生的兵变时写道：“威尔金森是那群人中最正派的，只有他一个人悔恨不已。”威尔金森夫妇是萨福德夫妇的好朋友。诺福克惨案发生后，威尔金森的遗孀走访了萨福德夫人，指责萨福德在珍珠港事件论战中冥顽不化，从而。导致了威尔金森的死亡”。

　　 一海军调查委员会经过全面调查后作出结论：威尔金森溺水身亡完全是个偶然事件，“并不是由于他本人有什么不当行为。他的死亡与海军机构中的任何人均无干系。海军中没有人要他去死；没有人对他的死亡负责；他的死亡也不是由于任何人的玩忽职守和漠不关心造成的。”

3月底，贝彻向福莱斯特尔报告说，塞思·理查森已提交了一份计划中的报告草稿，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华盛顿必须对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事负绝大部分责任。”然而，他的助手萨姆·考夫曼 [ 注：考夫曼在初审阿尔杰·希思时，进一步表明了他亲政府的立场。 ] 将提出一份“与民主党人的观点比较一致的”报告草稿，“这份草稿将把珍珠港惨案的主要责任推在夏威夷司令部的头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收到战争警告电报后没有进行侦察和采取其他行动。”

　　 几天后，事态又有了意外的发展。最近刚从中国回国的乔治·马歇尔被传唤到听证会大厅出席听证会。他和斯塔克4月11日上午抵达大厅。虽然有证词说斯塔克12月6日晚在国家剧院观看《见习王子》的演出，但他还是记不起来那天晚上是在哪儿了。他说：“我想不起来那天晚上是在哪儿了；但我想，从舒尔茨中校的证词看来，从当时力图同我联系的人的证词看来，从我记得曾观看过演出看来，我可能是在剧院里来着”。他也记不得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是否按到过总统的电话了。

　　 5月23日，调查委员会收到了赫尔和史汀生就少数党人提出的问题所作的书面回答，并将其收入了听证会记录。史汀生仅就他认为不值得回答的问题作了回答。12点15分工作结束；巴克利宣布调查记录正式封存。《纽约时报》的社论说：调查“结束了，共和党人怀疑的调门同调查开始时一个样”，看来，“多数党人和少数党人将要严格按照各自的方针分别写出报告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诚然，这次调查过程中意外的事件屡屡发生，这最后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意外事件是：5月25日，哈罗德·克里克夫妇同老朋友斯塔克夫妇共进晚餐。克里克曾当过斯塔克的副官，斯塔克夫妇待克里克的孩子们如同自己的孙子孙女。斯塔克切肉时，随口说道；听证会终于结束了，他真高兴；但有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那就是他一直未能向调查委员会说出12月6日那天晚上到底是在哪儿了。

　　 克里克说：“噢，我知道。我们同您那天共进晚餐来着。然后我们陪您去了国家剧院。”克里克夫妇提醒斯塔克：看完戏后，总统是给他打电话来着。他们记得一清二楚。

　　 斯塔克倒是想起那天的晚餐会和看戏的事了；然而他穷思竭想，就是记不起来总统打电话给他的事，他越想他先前的证词，就越认为“调查委员会应该知道这件事；记录应该改正。我清晨2、3点钟就起床了，又想了一遍。……”他给巴克利写了一封信，说他想把这一新情况陈述给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中有5名委员不在华盛顿；然而由于斯塔克要在5月31日到伦敦受勋，所以巴克利那天上午10点钟在参议院办公大楼312号房间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只有巴克利、乔治和卢卡斯三人到会；基夫说要晚到一会儿；其他人均通知不到。

　　 理查森说：“上将，假定那天晚上你是跟总统谈过话，那么，如果他对你说他认为那份13部分电报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他对电报重要性的评估必将使你有所触动，根据你的职业习惯，面对那份情报你当时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先生，我不知道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已没有什么情况好提供的了。我想，我会立即同英格索尔和特纳联系的。……我想，总统了解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我们已给他送去了所有有关战争迫在眉睫的情报。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了，我说不好。“

　　 基夫后来赶到了。他对紧急通知很恼火，很不高兴。巴克利向他解释说，上将晚上就要去伦敦，总不能把他的信就这样存入委员会的案卷吧。基夫说：“我有话说。我认为，委员会已决定听证会结束了，证人作证也就停止了。我希望在同事们缺席的情况下记录做得清楚一点；要知道，他们今天上午都没有在这儿。”

　　 克里克在主席引导下作了必要的宣誓后，谈了有关晚餐、剧院和回到斯塔克家的情况。

　　 理查森问：“你们进屋后发生了什么事？”

　　 “上将家的一名仆人对上将说——”

　　 “他说什么？。

　　 “他说，晚上白宫来过一次电话。……上将说声对不起后，就上二楼进他的书房了；然后又下楼来回到客厅。”

　　 “他在上面呆了多久？“

　　 “我想大致5至10分钟吧。”然后他就下楼来了。

　　 “他对你说了什么吗？”

　　 “只说了太平洋的形势严峻问题。这是谈话的主要内容。他说同日本的关系已处于危机状态。先生，就谈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就你所能记得起来的，他对你说过他在二楼接到了电话通报吗？”

　　 “我推想他是接到了。先生，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不记得原话了。我不记得他说过‘我已同美国总统通过话了’这样的说法了。但我肯定听到仆人说白宫曾来过电话。上将听说后立即就上楼了。他可能说是要去给白宫打电话。我认为，毫无疑问，他是同白宫通了话的”。他是否记得斯塔克海军上将下楼来曾说过同白宫通了话吗？克里克说：“我记得他说过。先生，不错，他说过。” [ 注：作者在采访他妻子时，她也是这么说的。 ]

　　 卢卡斯问了几个问题后就没有人再提问题了；上午11点15分委员会散会，这次真是散会了。这一揭露在几个月前可能是要引起轰动的，但这会儿被恼怒冲淡了；这一揭露在几个月前也可能会引起某些企望的，但这会儿被想尽快了结此案的各方看淡了，听证会就这样结束了，人们不是情绪亢奋，而是牢骚满腹。

　　 4

　　 除了理查森和考夫曼提交的两份备忘录外，还有另外两份意欲影响调查委员会草拟报告的备忘录。一份是助理律师约翰·马斯顿提交的，侧重在外交方面，重复了民主党人的意见；另一份是另一助理律师爱德华·P·摩根 [ 注：摩根后来撰写了泰丁斯委员会调查报告，共和党说他写的报告是为国务院涂脂抹粉。 ] 提交的，同样反映了政府的观点。

　　 四位共和党人委员对这后两份备忘录大为不满。7月6日的一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议后，巴克利对记者们说：“……我希望我们能写出一份意见完全一致的报告”；而这时基夫宣称，他确信会有几份报告的。

　　 不到一个星期，多数党委员们就草拟出了他们的报告。报告是根据摩根的备忘录拟就的，但作了几处重大修改。摩根写道：“国务卿敏锐地看出了日本人的狡诈和残暴，如果其他人也能看出这一点的话，众所周知的珍珠港惨剧就决不会发生了。”这段话改成：“总统、国务卿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在不损及我们国家尊严和危及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

　　 摩根写道：珍珠港惨剧是“驻守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的疏忽所致。这句话说得太绝对了，修改时把“驻守夏威夷的”几个字勾掉了。摩根指摘说，金梅尔和肖特“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报告最后改为“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

　　 7月16日，激烈反对政府的专栏作家约翰·T·弗林接到一名驻华盛顿记者打来的惊人的电话；众议员吉尔哈特打算同意多数党人的报告。

　　 弗林立即写信给吉尔哈特，说他非常震惊：

　　我间接听到了这则谣传；我真不希望那会是真的。光这谣传就够使我震惊、悲怆的了。回想起您在听证会期间所说的那些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则谣传。……那帮家伙是受命来写报告的，他们显然是快要写完了。如果事实使我相信，您在讲了那么多记录在案的话后的确改变了初衷，要同那帮家伙合作的话，我的震惊将是难以形容的。

　　如果我证实传到我耳朵里的这则谣言不是谣传的话，对过去十余年间这个国家及共和党所发生的一切就会认识得更清楚了。我开始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了。

　　 就这则谣传问题，弗林给基夫写了封信。信中说：“事实证明了您本人对我所说的话。我倍感不安，给吉尔哈特去了一封信，当然，我没有提及您曾同我谈过话的事。”

　　 有关吉尔哈特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基夫在多数党人的报告上签了名。他是在多数党人答应对摩根的某些提法作进一步的修改后才签的字。摩根断言，已“将11月27日的警报及时严肃地通知了”夏威夷方面；而多数党人则应允将其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机构和作战计划部门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多数党人还同意将其最后结论定为：“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一个接着一个闪现，而陆军部和海军部却没有引起充分注意。”

　　 华盛顿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吉尔哈特受到了胁迫。1934年以来，他在竞选中一直得到民主党及共和党两党的一致支持；而1946年6月的初选中却失去了民主党的支持。民主党政府在得知他是加州一个反日情绪强烈的选区的代表后，向他发起了攻击，指责他是亲日派，说他甚至爱穿和服，这一来，他就失去了民主党的支持。为了保证11月份能够再度当选，他倒向了民主党人一边。

　　 弗兰克·基夫的情况大不相同。他在给弗林写的一封信中，对他在多数党人起草的报告上签名的理由作了充分的说明：

　　通过对行文的修改，我成功地使我的许多想法写进了报告，而且根据我的意见还增加了一段结束语，……然而，在我看来，报告的大方向有问题，所以我单独另拟了一个报告，用以陈述我自己的观点。我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上签名是有保留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吉尔哈特却毫无保留地在报告上签了名。他虽然完全同意我在单独草拟的报告中所陈述的观点，但由于他本人心里有数的同样的原因，没能在我写的报告上签字。(即将举行的选举与他有关这件事可能同他的决定有些关系。)

　　 基夫写了一份题名为《附加观点》的报告，共24页；报告不仅谴责了马歇尔和政府，而且指摘了多数党人报告的倾向性，他写道：“我认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评估华盛顿和夏威夷指挥官们的责任问题上没有使用同一个标准。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要说，委员会的报告在竭力为华盛顿开脱。”拉格和哈尼菲帮基夫草拟了《附加观点》。反政府的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认为，基夫的报告“是对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数月间处理事务的指控，许多方面比弗格森先生和布鲁斯特先生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所提‘建议’的调子要高。少数党人主要是提出了一些历史性的结论，而基夫的报告在措辞上比较起来更象是一份起诉书。……”

　　 令基夫遗憾的是，新闻界耸人听闻地报道了他在多数党委员报告上签名的事实，但几乎没有提及他的《附加观点》报告；一直到第二天才发表了这份报告。

　　 弗林不象比尔德，他难以原谅基夫，并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痛责了他一顿：

　　你信中说并不同意那报告中的许多内容，那你为什么还要签名呢？你为什么不能象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那样，拒绝在报告上签名，提出你自己的报告来呢？而你不是说过要自己写一份的吗？

　　当然，我知道，你生弗格森参议员的气了，你对他进行调查的方式不满意； [ 注：珀西·梅里夫斯写道：“调查委员会条例规定，其他成员得以优先向每个证人质询。”基夫在整个听证过程中都受到了这一规定的困扰。“在该他提问时，他准备要提的许多问题都被弗格森提过了；他一次次眼看着弗格森由于揭露了许多重大问题而抢了头功；可这些问题正是他自己已准备好要揭露的。这种事令他十分恼火，所以他决定不在弗林森提出的报告上签名。” ] 你也恼恨布鲁斯特参议员，你对他不积极配合很恼火。然而，那份文件中包含有为总统和赫尔彻底开脱罪责、并断言他们“为了避免同日本开战尽了一切努力。的内容；你有什么理由要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字？你是知道的，他们并没有尽一切努力避免同日本开战。你不仅仅跟我讲过，也同其他许多人讲过，他们并没有那样干过。当你看到全国各报的报道和它们如何利用了你那愚蠢之极的行为时，你就会发现你已大大损害了共和党在调查中所处的地位。

　　 弗林说对了。《太平洋邮报》写道：“多数党人的报告为已故总统开脱了在那次惨剧中应负的责任；而有两名共和党人同六名民主党人一道在报告上签了名。那些党派观念强的人再说什么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调查在‘掩盖真相’之类的话就站不住脚了。”

　　 党派观念不那么强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这样认为。多数党人的报告平息了所有广为流传的谣言，消除了所有深为扰人的怀疑，“而就连弗格森和布鲁斯特两位参议员提出的少数党人的报告也没有对政府政策的基本走向提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批评。故事说得人眼花缭乱，而现在各方面又都大体上取得了一致，我们被耍弄了一通，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四年半以前的那个出发点。”现在公众有的是记录在案的事实，但却没有了将来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正确指导原则。“调查委员会未能作出一些人所希望的那种严肃的评断和全面深入的综述。对一种政治性的调查来说，这种希望也许是过奢了，调查的结果不可避免是要引起党派之争的。”

　　 尽管两份报告差异颇大，然而战时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争论至此显然是结束了。苛责罗斯福的人们虽然仍在不断发表意见，但珍珠港事件已不再是党派之争的政治问题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了。

　　 这场争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并未完全踏实下来，例如，肖特认为自己已有一部分冤屈得到了洗雪。金梅尔拒绝向记者们发表看法，但他和拉格私下认为他们已达到了目的。他们已使大量有关资料记录在案；史学家们将来可以客观地研究这些资料，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俩来说，保存这些资料就是胜利。

　　 然而，金梅尔的许多同事仍然愤愤不平。珍珠港海军基地前司令哈里·亚内尔说：“这件事最不光彩的一点是华盛顿方面公然决定将罪过加在夏威夷的指挥官们头上。不完善的、单方面的罗伯茨报告，金梅尔和肖特退役的境遇，海军部和陆军部拒绝海军调查法庭和陆军调查委员会查阅监听到的电报的做法，指派个人继续进行秘密调查，还有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未能查阅到有关的档案，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

　　 劳伦斯·萨福德上校的命运可能是最不济的了。尽管有许多反证，但人们仍认为他在“风”指令问题上弄错了。就连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也认为没有什么“风”电报，他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岁月里件件事都干得很出色；他曾筹建一情报组织，收集到了大量可靠的情报，对后来中途岛之战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认为，他拼着自己的事业和前程茫然追查什么“风”指令真是一大悲剧。这会儿，他的成就无人再提了；人们都把他看成是一大怪人，说他是沉迷于密码术，昏了头，得了幻觉症。其他那些曾经看到过“风”指令的人作证回答时都含含糊糊，闪闪烁烁；最后人们普遍认为确曾见过电报者只是萨福德一人而已。

　　 国会联合报告公布不到一个月，萨福德走访了一位老朋友、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察看一台密码书写机。弗里德曼操作机器示范后，拿出一份萨福德提交给调查委员会的有关“风”指令的声明，请他在上面签名留念。弗里德曼问萨福德这会儿对“风”指令有什么看法。

　　 萨福德凝视着他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当时要证实一下电报的存在就好了。”他自己当时已草拟了一份警报战争的电报，万一高层当局不想发报，他就要发了。

　　 弗里德曼说：“可你的根据也许是份错误的、或是假的‘风’指令电报哩。”

　　 萨福德反驳道：“只要绕过高层当局，事实肯定会被证明的。”他不但草拟了警告电报，还将其译成了电码。无疑，将其译成电码的人是记得电文的。

　　 弗里德曼问，听证会上提出这一点来作证了吗？萨福德说：没有提出来，听证会期间那个译电员不在国内，无法请他作证。萨福德由于未能找着确证者，所以当时没有提出这事儿来。萨福德说：“如果再调查这一问题，我相信是能说服他来谈一谈译电的事的。”

　　 弗里德曼后来在萨福德签了名的那份声明的背面写道：“显然，萨福德坚信确实有份‘风’指令电报；这份电报是监听到的，破译了出来，一些人还传阅过——可现在消失了。”

因此，时至1946年仲夏，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风”指令是杜撰的，是种妄想的产物；金梅尔和肖特应对珍珠港事件担负罪责，乔治·马歇尔受到了恶意的中伤；赫尔、史汀生和罗斯福为了防止同那个由恶棍统治的国家交战，已竭尽了全力。

　　 九次调查中都证明上述结论不能成立；但由于推翻原证词、掩盖真相和公然撒谎，事实就大为失真了，而像拉尔夫·布里格斯那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又被禁止公开发表声明，只有全部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秘密文件通通解密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了；只有完全自由地进行第十次调查，才能弄清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