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第十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美国的耻辱》

出自————《战争通史》

　　 1

　　 当委员会在1945年的最后一天再度开会时，一名新的首席律师已被最后挑选出来，以代替米切尔在1946年1月15日上任。

　　 大家一致选择的是北达科他州一名强硬的共和党人塞思·理查森，他在现政府中任颠覆行动控制委员会主席。

　　 他长期与同他一个州的两个孤立主义分子参    议员杰拉尔德·P·  奈和威廉·兰格有联系，他本人一直对罗斯福持批评态度，但多数党之所以同意挑选他、是想给听证会输入一种至今缺乏的公正气氛。其老高尔夫球伙伴卢卡斯认为，理查森不会对多数党的事业构成伤害。

　　 挑选他在华盛顿的圈子里造成了一种轻微的秘密气氛，这是否是他的律师事务所同政府打交道与他同米切尔是老友之间的一种巧合？赫伯特·胡佛曾挑选他在米切尔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而那位将辞职的首席律师已经为他的继任者准备了一份“经过修改的作证顺序和证人名单及说明备忘录”。这表明了米切尔自己对尚未讯问的证人的判断和还不完全的证据的态度，在一次会议上他批评了金梅尔，在另一次会议上他几近肯定地说从未收到过“风”指令。还有一次会议讨论的是少数党一直急于得到的白宫的罗斯福文件之事。米切尔要求前总统的秘书格雷斯·塔利从1941年的档案中挑出所有有关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危险及整个远东形势的文件。“本律师尚未，也没有具体要求过接触这些档案”，米切尔写道，“但相信以上提到的根据广泛的听证会的需要让塔利小姐精选出的文件。”并没有检查罗斯福的所有档案，“但当然审阅了那些考虑到可能包括与这次调查有关的档案。”依靠一位对总统忠心耿耿的秘书去挑选可能使总统难堪的文件是最天真不过的了。

　　 为使自己易于接手此任，理查森这位6英尺高的大块头，准备去观看12月31日米切尔一班人对斯塔克的调查。被金根据福莱斯特尔的命令解除了职务的斯塔克这次又让里奇蒙上尉当他的辩护人。他力劝这位上将在公开发言中“效仿”马歇尔。理查森很生气，因为这位前参谋长“这样干时看起来象是一位英雄，而他却觉得不值得那样，我真想好好敲打他一顿”。但斯塔克拒绝这么做。“我知道你和乔治是好友”，里奇蒙说，“但我们在这里干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好了，戴夫”，斯塔克说，“把有关我的事实告诉我，如果有谁想用手指头戳其他某个人的话，就让他们去戳吧，但被戳的人不是我，”他拒绝发表对马歇尔、罗斯福、赫尔、金梅尔等人不利的评论。他让委员会去作评价。在发言中，斯塔克的确讲出了有关他自己在1941年写的许多信的档案，其中许多是个人信件，有些信太多了，他建议收信人将它们烧掉。他在一封信中说，他曾在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告诉罗斯福，“我认为我们参战越晚越危险，再拖延下去英国的生存就危如累卵了。”

　　 在下午的会议上，不久将接替首席律师米切尔的塞思·理查森坐在弗格森和格里夫斯中间，以便能多少知道一点委员会会议桌上的情况。后来格里夫斯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基夫对这位新首席律师很热情，但吉尔哈特非常反对，“而且认为假如他做了反对政府的事情，他作为华盛顿的一位律师，其主要收入来源将被断绝。弗格森认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样他们也可能把事情尽力办好。”格里夫斯提到，理查森对弗格森的友好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曾忘了介绍他。“由于理查森尚未决定让谁来当助手，我不知道是否做了认真努力去争取少数党的帮助，卢卡斯就把理查森说成是一位共和党人。”

　　 三天多来，斯塔克被迫回答尖刻的提问。同马歇尔不同，他被民主党人视为一名与金梅尔和肖特一样有罪过的被告。而后，一名共和党人(吉尔哈特)就他记不起12月6日晚上的情况之事询问了他。“从事实看，参谋长记不得那天晚上他在哪里，有无可能那天晚上你和他都在彼此的公司里？”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此种密谋，先生，”斯塔克答道，他使用“密谋”一词引起一阵骚动。

　　 “好，你完全排除了那天晚上你和他可能在对方公司里的可能？”

　　 斯塔克承认并非一点可能也没有，“但我想没有。”一个“想”字引起某些观众的议论。1月5日，弗格森就1941年初同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的有争议的会谈询问了他，那次会谈导致了直接针对日本人的《联合基本作战计划》。斯塔克最初的陈述表明，这项计划得到了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及总统的批准。斯塔克采取了一种经由“和依靠总统”的方针。

　　 “我想知道”，弗格森说，“您是何时在那里提出那项计划的，这是否是您个人的观点，是否得到了总统的批准？”

　　 “是的”，斯塔克答道，“他同意我把它发送出去，虽然他没有正式批准。”

　　 这次会议不仅结束了对斯塔克的盘问，而且还是首席律师米切尔最后一次在听证会上露面。十天之后，这次调查就由理查森掌握了，他正打算着是否准备生病。

　　 2

　　 听证会休会是为了使理查森有时间研究此案。他在1月15日的第一个证人是金梅尔。现在至少这位上将得在法庭上度过一天了，检察官们对金梅尔和斯塔克俩人关心的是，这两位上将之间的感情不融洽，斯塔克已写信给金梅尔，要他提供档案中的任何东西，他还邀请金梅尔去他家中吃午饭，但都为金梅尔所拒绝。即使如此，斯塔克对戴维·里奇蒙说，他自己仍将把金梅尔的律师看成就象自己的律师一样重要。“我想把真相搞清楚，不要对我有任何宽容。”

　　 在第一次同金梅尔的律师们碰头时，里奇蒙评论说，两位委托人如此不和是件让人感到非常羞愧的事情。“对斯塔克来说要做金梅尔的好朋友不怎么费事，他并没对他恼火。”答复是，他们的伙计对斯塔克相当恼火。里奇蒙建议他们做做工作，他们的努力起了作用。金梅尔和斯塔克那天上午握了手并当着别人的面互致了问候。

　　 身着黑色西服系着浅蓝色领带的63岁的金梅尔开始念一份25000字的陈述，他宣称华盛顿否决了他通报的可能使珍珠港成为日本人的一个伏击地点的情报。他说话有力，并伸着手指以加强其观点。他不是低着头而是斗志旺盛地来的，他对委员会事先把他和肖特在前面的调查中所作的证词在新闻界发表很生气。“这样做无疑是想在我念我的陈述时减小其影响。”

　　 第二天，金梅尔讲了罗伯茨报告使他受到的辱骂和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威胁。当理查森问珍珠港事件之前他与斯塔克是否私交甚笃时，金梅尔说他对斯塔克怀有最高的敬意。“我信赖他，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这么想的，但我忘不掉这个事实”——他停了一下，好象克制了一下自己——“从那以后发生的事件”。

　　 在理查森和副主席库珀4个半小时的提问过程中，这位上将的回答既迅速又可信。他说，“如果他们把那些我最为关心的电报交给我——在华盛顿的人们有其他事情要做——我本可以挽救舰队。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那些电报将大大改变我的想法。我的参谋们现在依然这么认为。我们当时在那里——在现场。”

　　 星期五(1月18日)对于金梅尔来说是折磨人的一天，卢卡斯提出的尖锐问题使他很烦恼。他几次抗议说他是个聋子，什么也听不见。这种无力的反应与这位参议员地区检察官的作风混合在一起，为了使他的盘问上紧发条，卢卡斯象谴责一样地问，“从11月24日直到进攻珍珠港之时，当您知道战争实际上迫在眉睫时，您是否做出了与您的军衔或职位相符合的判断？”

　　 “是的，我做了。”

　　 “换句话说，将军，您在神圣的誓言之下对委员会说，从11月24日到12月7日，您在做出判断时没有犯任何错误或出任何差错？”

　　 “我要说那个结论是合理的，是由三位由海军部长挑选的将军组成的海军调查法庭将其报告呈送海军部长后做出的。”

　　 星期六，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墨菲继续对金梅尔进行民主党人那种咄咄逼人的盘问。但是，由于墨菲和基夫之间发生的一次争论，这位上将受到的压力减缓了，听证会一开始，这俩爱尔兰人就本性难改地开始争论，但后来言辞变得尖刻了。

　　 “好，主席先生”，墨菲说，“左边的这位先生在我开始发问之前就已讲了活，他这是想打断我。”虽然他比基夫矮一头，但他的舌头和吉米·卡格尼一样锋利、灵活。作为助理地区检察官，他审过45个谋杀案而无一失手。“我们都是男人。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了。我希望进行公平的审查，我不想被打断。”

　　 在布鲁斯特最后代表共和党人接着提问之前，墨菲又对金梅尔进行了一个小时尖锐的、有争议的盘问。金梅尔终于有了一位盟友。“我很欣赏您那些也许在过去几天里、本周一直十分需要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在大大延长了的审查中已经重复过，我不想用不恰当的说法找出我的任何一位同僚，但我的确想说，墨菲先生(他也许是最好斗的那种人)已经以他惯有的方式向您提了问题。”他笑了笑，“当我有一次作为一位证人先于他进入众议院时，他要把我扔出那间房子。”屋子里一片笑声。

　　 “我能够欣赏这种好斗性”，金梅尔说，“我自己有时可能沉迷于这种好斗性，我对此不反对。”他私下里反对的是从记录中删掉他讲的某些话。

　　 布鲁斯特继续提金梅尔高兴回答的问题。直到那时委员会仅仅被告知了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的防御任务，现在要他列举该舰队所担负的相当大的进攻责任，包括：通过把敌人的兵力转离马来海峡而在远东支援盟国；保护太平洋地区盟国的海上交通；在赤道以南地区支援英国海军；“通过摧毁敌人的远征军及通过提供地面和空中支援，不让敌人使用东半球的陆上港口”以保卫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

　　 “那些命令权限更广，是不是？”布鲁斯特说。

　　 “是的，先生”，金梅尔说，并指责说，拉格曾两度向米切尔和格塞尔指出，一直未向委员会提供有关金梅尔所负的进攻责任的真实情况。

　　 布鲁斯特问，格塞尔是怎么就此回答拉格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但他对此什么也没做。”

　　 许多包括太平洋作战计划的文件曾送到委员会，但只有一份文件有用。它太厚了，谁也没时间看，米切米把它放在档案之外。现在多亏了布鲁斯特，塞思·理查森终于让它进来了。“它包括有关那份所谓的‘战争警告’电报给金梅尔上将所下命令的第一个不太明显的迹象，罗伯茨报告最先提到此迹象”，格里夫斯回忆说，“不幸的是，直到整个记录被打印出来好几个月之后，报界才得到了一些文件。” [ 注：这份重要文件被藏在联合委员会听证会文件第18卷第2882－2883页的物证中。 ]

　　 “墨菲占去了今天大部分时间，但却一事无成”，格里夫斯向专栏作家约翰·T·弗林转述说，弗林把他的许多工作时间花在了珍珠港事件上。格里夫斯谈到了布鲁斯特成功地使金梅尔说出了他所负的进攻性任务。“米切尔和格塞尔两人都试图将此排除在外，但现在已很明显……布鲁斯特表达得很清楚，没有谁能判断金梅尔在不知道其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是否执行了任务，一直有人试图不让说出他的全部责任。拉格似乎对迄今为止的结果非常热心。”

　　 第二周的星期一，金梅尔结束了作证，此次听证会最突出的是吉尔哈特对11月27日对战争提出警告的电文罗罗唆唆的批评。他说，“位居其上的每一个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作战都部长、陆军参谋长都坚持说他们感到吃惊，”怎么能谴责金梅尔只顾惊讶呢。

　　 对金梅尔来说，这种结局是令人满意的。他写信给他的弟弟曼宁·金梅尔上校说，虽然迄今为止提供的证据只起了非常小的一点作用，但他最后有机会完全讲述了他自己与珍珠港事件有关的经历；要不是为了这次调查，他“相信海军部是永远不会允许他讲出这段情节的。他们会对此保密，借口是泄露出去会损害我们破译密码的工作，而且会使我一夜之间被吊死。因此我想应感谢所受到的小小欢迎，而且当众坚定地讲述我的经历使我的心得到宽慰，并大大降低了我的血压。”

　　 3

　　 第二天轮到肖特了。现在为他当代理人的是一位年轻的陆军上尉；他前一个代理人格林将军——金梅尔和拉格都怀疑他同马歇尔有默契——现在是军法署署长。肖特宣称陆军部对他不公正。“我是作为一个例子，作为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挑出来的。我敢肯定，从长远甚至从现在看，陆军部参谋长要是老老实实承认他们没能预见到令人震惊的袭击，是会得到公众的理解的，而他们却‘把责任推卸’给了我，我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向我提供了这次站在讲台上公开讲话的机会。”

　　 审查的担子转到副总律师塞缪尔·考夫曼肩上。在格里夫斯看来，显然考夫曼已相信肖特有罪，他在通过略去由马歇尔负全部责任的关于那份战争警告电报的办法来转移这位参谋长给肖特发的错误警报所引起的责难。“他甚至试图忽视华盛顿关于提防敌人破坏活动的指示。他完全省略了让这位将军退休的蹩脚方式。你可以从询问他的过程中看出，这位夏威夷指挥官是一个笨伯，而华盛顿的那些人则是聪明人。”

　　 肖特站在证人席上的第四天最有戏剧性，最动人。在其儿子沃尔特·迪安·肖特少校在场的情况下，他把罗伯茨委员会的听证会描述成和“星座法院”一样，他在会上没有任何机会听其他证人的证词，也不能为了保护自己去检查这些证词。他说话的声音由于最近患病仍然很弱：“当在1942年1月25日的报纸上看到罗伯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时，我完全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忠心耿耿地干了近40年且干得不错之后，竟被指责玩忽职守。“我立即打电话找到了马歇尔将军。”

　　 当讲述他39年的老朋友是怎样说他直到那一刻还没看过罗伯茨报告时，肖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问他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想着国家和那场战争，我是否该退役？他说‘你干你的，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把这次谈话作为官方谈话。’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判断和忠诚，我自己就完全交给他了。”可是第二天，马歇尔给史汀生送了一份备忘录，称“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同意肖特将军今天提出的退役申请……”肖特用手绢轻轻地迅速擦了擦眼睛；坐在他后面的儿子也擦了擦眼睛。肖特继续说，“……当时未作任何宣布我就很快退役了。”

　　 布鲁斯特问，马歇尔给史汀生的那份备忘录是否表明了一种与这位参谋长此前所持的基本不同的态度。“是的，先生”，肖特说。他看起来伤心多于气愤。“而就在前一天他还告诉我只管干我的。”

　　 后来当被要求对1942年归入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办公室档案的一份备忘录中可能开列的对他的指责发表意见时，他的确显得非常气愤，肖特斗志很高地回答说，对于每一条指责，他都“没有罪！”而后陈述了理由。他在结束时说，他“无论何时从未试图把责任推卸给一个下属”，他也许想过加上“像陆军部这样的”几个字，但他没这么做。

　　 下一个证人该是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了。他很不情愿来，而且对少数党的纠缠感到恼火，显然对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居然不得不忍受如此侮辱这一事实大为不满。当布鲁斯特问罗伯茨他的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否提到过“风”电报时，他草率地回答说，“我对此类事情一点也记不得了。我想你要寻找任何涉及它的证词都是徒劳的。”

　　 弗格森捡起一份在罗伯茨委员会所作证词的副本。“您是主席，这是您说的话。”这位参议员说，并且引用其中的话说：“‘有人向我报告，大约在进攻珍珠港十天之前，截获了一份密码电报未能破译，但很快送到华盛顿让陆军部破译，而陆军部认为它可以破译并的确破译了，从电报中发现了三处明显带有信号的字眼儿，它们表明将进攻珍珠港，而且随后陆军部从电台中截获了上述三种带有信号的字眼儿，便将其送给军事权力机关，以表明那份密码电报又出现了，进攻已策划就绪。’”弗格森把此文件放在罗伯茨面前，“希望您看一看。”

　　 “你不必让我看这个”，这位法官烦躁地说。弗格森问他在那段引言中谈的是什么东西。“我谈的是珍珠港附近某一地点给我的某个情报。来我这里的人一直在对我说流传着某某谣言，你知道我说的是‘有人向我报告。’”

　　 “那谣言说的不会是‘风’密码电报？”

　　 “很可能是”，这位法官承认，“很可能。”

　　 当时罗伯茨追问这件事了吗？弗格森问。

　　 “是的，先生。我们要求提供所有关于破译了密码的电报，但被告知除了这件‘魔术’东西外已都在我们手上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成您没有得到‘魔术’？”

　　 “不，从未有人让我们看过那怕是一封‘魔术’电报”，罗伯茨说，而后又承认陆军或海军一直在破解日本人的一个绝密密码，“他们没有让我们看过任何一封这样的电报，我没有要求他们那样做。”

　　 “那倒是真的”，弗格森说，“此调查结果有多大可能……”

　　 罗伯茨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好啦，参议员，这是调查罗伯茨委员会还是调查珍珠港事件？”

　　 弗格森多少有点软。“我是在弄清事实。”

　　 “当您问‘此调查结果有多大可能？’时，我发现您一点也不是在批评我，”罗伯茨挖苦地反驳道。

　　 “我那不是批评您”，弗格森说，“我想知道您所掌握的事实……”

　　 “我们多少能弄出个肯定的结果吧，”罗伯茨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

　　 “我想那是批评。”

　　 虽然底气有点不足，弗格森还是转而又开始了进攻。他从另一份文件中念道，国务卿已经尽到了他的职责，他使陆军部和海军部在国际局势方面保持密切接触，建议它们充分重视同日本谈判的进程和可能出现的结局。他转向罗伯茨问其委员会如果不掌握那些事实，怎能得出结果。

　　 罗伯茨答道，他在赫尔的办公室里呆了整整一天。“……赫尔国务卿让我看了他的个人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特别提到，有那么一天，他曾告诉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样、那样和其它的事情，以及他是从哪里得到的那个情报。我没有问他，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委员会也相信我给他们的报告中他向我提供的证言，赫尔国务卿那段时间天天都在警告陆军部和海军部，不知哪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局势在恶化，等等。”

　　 “很好”，弗格森说，“那么，大法官，有关此证言的那一部分不在提供给我们的证言里，对吗？”

　　 “当然不在，他们有一堆国务院高级人物或赫尔的个人备忘录，而且是为了简要说明是我要他写的那封信，此信在我们的案卷里。”他解释说，他的委员会没有提任何有关赫尔或总统的政策的问题，而是仅限于陆军和海军。

　　 “很好”，弗格森说，“那我们来看你们所作结论中的下一个调查结果。”他念道：

　　 “‘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他们经常与国务卿而且彼此之间经常交换意见，一直向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通报同日本谈判的进展情况及其重要含义。’”

　　 “好”，弗格森继续说，“你们没有看到那些‘魔术’电报就得出了上述结果？我会这么看的。”

　　 “噢，当然了。参谋长和斯塔克上将告诉我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也对我们说，赫尔每次给他们的警告他们都去向参谋长和上将重复一遍。我不必去看任何电报以查明马歇尔和斯塔克得到了足够的预先通知。我只对此感兴趣。”

　　 但是，弗格森问，他是否知道给诺克斯、史汀生、赫尔、斯塔克和马歇尔都提供过“魔术”？

　　 “我不知道，而且不会对此感兴趣”，罗伯茨说。

　　 弗格森和某些观众都吃了一惊。

　　 罗伯茨又开始挖苦了。“来调查罗伯茨委员会吧。我不会对此感兴趣的，参议员。我想知道的是军方的人是否得到了完全的警告以及他们是否由于掌握情报的人更加警觉了。我得到的一致说法是他们得到了完全的警告，也更加警觉了。”

　　 “好，那么法官，假如没有向您的委员会提供所有我们在华盛顿掌握的材料，你们怎么能够就他们是否对夏威夷的形势更加警觉且知悉全部情况作出调查结果了”

　　 这位法官顿时显出一副好战的样子。他重申他没有看到过“魔术”，“如果让我们看的话，我是不会讨厌的。我只想知道是否向指挥官们(金梅尔和肖特)提出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从给他们的电报中发现，他们得到了充分的警告且收到了司令部的命令。“当然了，本可以送给他们更多的电报”，他带着嘲笑说，“本来是可以每两小时给他们一份电报的。”

　　 弗格森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那好，别忙。如果每两小时来一封电报，而且所获情报给了他们更多的警告的话，那么不就疏忽了没有发电报的人了吗？”

　　 “您是想让我给您写报告吗？”罗伯茨发脾气了。

　　 “不是。”

　　 “好，我已经作出了结论。我的委员会成员同我一同作出的结论。如果您得到不同的结论，那当然是您的特权，不要让我检验您的结论。”

　　 这位参议员也许有点胆小了，但他指出，罗伯茨委员会的口头证词用打字机打出来有1887页，而影印出来的只有1862页，少25页。他要这位法官去看一下与此情况有关的页码。

　　 “我不需要那么做，先生。”

　　 “您能说您是否需要看那页证词？”

　　 “是的，我可以这么回答。我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

　　 显然感到不自在的弗格森再逼一步。“您和总统在一起呆了约两个小时的那一天，即您作出报告的那一天，你们讨论那些事实了吗？”

　　 没有，罗伯茨说。

　　 “那好，您愿意不愿意给我们讲一讲那里发生的情况并回答问题？”

　　 “好吧，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合适的事情，但如果你们要求，我想我一定得回答，”罗伯茨很不情愿地讲了会见总统的情况，没有任何惊人的东西。

　　 “好吧，大法官，我问您的问题有什么错，告诉我总统说了些什么？”

　　 “好吧，参议员”，罗伯茨模仿弗格森的样子说，“我不想表示弗格森参议员是否错了。我们一直询问的是罗伯茨如何错了。我们不要离开这条线。”

　　 “我真不明白作为一个委员会，我们为什么不应掌握那些证据。”

　　 “好啦，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参议员。我说的是我将争取回答你的问题。”

　　 弗格森表情沮丧地转问格里夫斯。“我个人的反应是”，后者回忆说，“这位参议员对如此举动大为震惊，他自己的法官背景使得他想推翻所有最高法院法官。”弗格森放下格里夫斯列的提问题的单子，把战场留给了布鲁斯特。在确定没有谁受到恐吓之后，他饶有兴致地接过了此项任务。“我想继续谈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大法官，我想您会明白，我们非常难得有机会审查一位最高法院前法官。”

　　 “好，希望他们和我一样有趣。”

　　 “我们很难想到，一名证人会过于敏感，尽管没有明确的——”

　　 “噢，不”，罗伯茨打断他说，“我现在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约翰先生；您心里很明白。我没有您现在那么显赫的地位。”

　　 布鲁斯特希望这位法官正确对待委员会面临的困难：而后问为什么马歇尔将军作证时说，罗伯茨报告的有些部分出于军事安全的原因被压了下来。

　　 罗伯茨刚才一度表现出的好脾气不见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好，我已经就这些事实作过证了。现在如果你们想让我说(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合适的事情)马歇尔将军错了的话，我会说马歇尔将军完全错了。我已经向你们提供了事实，它们都被打在了纸上，那些不是我针对马歇尔将军说的话。”

　　 布鲁斯特是不会向罗伯茨的暴躁低头的。他提高嗓门，严厉地反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对马歇尔将军的诚实提出疑问，也不是让您注意马歌尔将军在该委员会作证时对您提出的批评，这是要您注意您作为审查人和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多年的法官而想作的评论，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您可能发现这种情况会重复许多次的。”

　　 罗伯茨弓着腰挖苦地反击说，“谢谢您说了那种话。”几分钟之后，巴克利企图从下午的窘迫气氛中开一个玩笑。“法官先生，委员会谢谢您的合作。遗憾的是，硬把你从霍勒斯在其‘奥德斯’中所说的地方带出来的是一个赛宾农场。”

　　 罗伯茨笑了。“我不能按时回去挤奶了，主席先生。”

　　 “我倒想要一张您正在挤奶的照片，”巴克利说。

　　 “我想那是与委员会所要求我的最不相干的事情了。”然后是一阵哈哈大笑，法官罗伯茨也被饶了过去。

　　 星期一(1月28日)证明虽对拥挤、烟雾弥漫的屋里的记者和观众们来说有点遗憾，但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场面，对一些人来说，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竟遭此粗暴对待是一种凌辱。对另一些人来说，罗伯茨的行为是对那个法庭大肆吹捧的目的重重的一击。但一出更好的戏随着几天后劳伦斯·萨福德上校的登场就要上演了。可以预料到，他和克雷默非常紧张的作证将耗去一个多星期，其作证无论如何将解决关键的“风”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