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和平·第三十一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出自————《战争通史》
一
美军在冲绳登陆时，刚好也是第三帝国进入最后挣扎的时候。
在欧洲，为了通过盖世太保头子海因利希·希姆莱安排和平事宜，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出出进进。
还有些瑞典人则通过各种途径——有些是私下的——设法结束太平洋战争 。
小矶内阁外相重光葵同瑞典驻日本公使维德·巴耶进行了接触，建议由瑞典替日本向美国说情。这个建议由于遭到重光的继任人东乡茂德的反对而一事无成。东乡相信他能找到一个影响比瑞典大得多的中间人。
另一个贝纳多特，即瑞典国王的侄孙卡尔亲王，还有同日本有生意往来的船舶掮客埃里克·埃里克松也在暗中努力。他们二人劝日本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信少将，通过瑞典去求和。而在卡尔亲王方面，他会请求国王“秘密地、友好地致函日本天皇，建议尽早和谈。”
卡尔亲王还将这个计划透露给了瑞典的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京特。由于该计划绕过正常的途径巴耶，京特很不高兴，他对日本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提出了抗议。此后不久，小野将军便收到东京发来的一份命令式的电报：
日本的政策是打到底，但我们获悉有人在北欧为和谈斡旋。务必对此进行调查，并将结果报来。
在瑞士也有两股和平力量，而且更加强有力。这两股力量都与艾伦·杜勒斯有牵连。杜勒斯是战略情报局负责德国、东南欧、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代表，总部设在伯尔尼。第一股力量是德国人费里茨·哈克博士发起的，此人可说是间谍小说里塑造出来的神秘人物。他是日本的朋友，认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实在“愚蠢”。他得到日本驻伯尔尼的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的支持。藤村已经认识到，日本是没有希望打胜的，觉得为实现和平出力是自己的责任，不管自身会有多大的危险。与他们一起干的还有两个日本人——大阪航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和《朝日新闻》驻欧洲记者笠信太郎。
这四位密谋者与杜勒斯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晤，并使代表们相信他们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另外，他们还能利用海军94型密码机，不通过外交渠道直接与日本海军省联系。五月三日，杜勒斯办公室通知哈克博士，美国国务院同意直接与藤村等人开始和谈。
这些毛遂自荐的寻求和平者绞尽脑汁草拟了一份致海相米内光政和新任军令部总长丰田辅武大将的电报，告诉他们杜勒斯已提出愿意充当调停人，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出色的政界人士，长期与李普曼和斯退丁纽斯有联系，尤其是他得到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并与总统有直接联系”。虽然，他们把他与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相混淆；却也准确无误地称，杜勒斯长期以来“以瑞士为基地，一直领导着美国在几乎整个欧洲的政治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主要是通过他的努力，与意大利北部的单独媾和才得于在五月初实现。”他们要求“立即指示”。
五月八日午夜前后，即德国投降的当晚，藤村与津山二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漆黑的公使馆大楼，打着手电筒，爬上三楼的密码室。津山首先在机器上调好日期和时间，然后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日文开始发报，这架机器便自动将电报用密码发了出去。
在接着的八天中，他们又秘密发了六份电报，报告德国投降情况和英美军队准备从欧洲调至远东的情报，并告诫要尽早寻求和平，切勿错过时机。海军省沉默了十三天，密谋者又给米内和丰田发了急电，要求对第一份电报尽早作出答复，因为美国“紧催着”他们要回音。复电于两天后抵达，由海军军务局长署名。
……你与杜勒斯先生之谈判要旨已详悉，但有若干点表明这是敌人的阴谋。因此，你等势必万分小心行事。
藤村等人不相信这是个阴谋，认为这个答复纯属托词。他们要求拿出证明“敌人阴谋”的具体证据，并坚持说杜勒斯的机构是个可靠的政治机关，与总统有直接联系。
杜勒斯先生等人正期待日本做出真诚回答。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这是敌人的阴谋，那么，避免象德国那样丧失一切的惨境难道对日本不是有利一些吗？在目前，还能找到比这个更能为日本提供较好的条件的办法吗？
海军省并没有作答，甚至也不答复表示已收到一再请求行动的电报。他们不是不理睬瑞士来的大量电报。事实上，这些电报在海军领导层中引起了激烈分歧。有三个人强烈主张接受杜勒斯的建议——海军作战部长、军务局长和高木（上物下心）吉海军少将（以前曾企图谋杀东条）。他们自告奋勇，愿意飞到瑞士去谈判。然而，丰田军令部总长以及其他幕僚却强烈反对。杜勒斯的建议“要么是想探测日本的战斗精神的试探气球，要么是要降低士气的阴谋”。
东京的沉默迫使藤村采取断然措施。他主动提出飞返日本，亲身去解说在两个交战国间建立高级接触中杜勒斯所处地位的重要性。然而，杜勒斯担心这样一个行动会损害谈判，建议日本派全权代表前来瑞士，美国将保证飞行安全。藤村将这个有希望的建议，用强烈到近乎污辱的语言，直接发给了米内。
在这样的敦促下，米内终于采取行动。他把这个建议转给外相。东乡——他对杜勒斯了解很少——提心吊胆，要求米内对这个建议进行比较透彻的研究。于是，米内便给伯尔尼发了一个电报，似乎表示同意。电云：
完全了解你的用意。与此有关的电报均已转给了外务大臣，请你与外相及你处其他有关人员紧密合作，妥善处理。
尽管电报措词含糊，并且还表明和谈事宜现在应由外务省处理，它却是密谋者们首次收到的东京的鼓励。但是，日复一日，他们仍得不到东乡或米内关于如何进行工作的具体指示，他们的热情也就慢慢冷了下来。拖延对美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这似乎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要么是他们在瑞士与之打交道的人没有什么影响，要么是东京对通过杜勒斯进行谈判没有兴趣。然而，东乡的沉默却是另有原因的。海军的保留意见太强烈了，丰田大将比任何时候都深信，藤村（“不过是海军中佐而已”）是美国两面手法的受害者。另外，日本的领导人已开始考虑通过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渠道进行谈判。
当日本在寻求和平方面举棋不定时，它的城市却一个个化为灰烬。李梅的旨在破坏日本本土工业中心的战役象洪水猛兽一样达到了高峰。名古屋已成废墟，在四次破坏性的空袭中东京有三十四点二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焚。在这些空袭之后，朋友们见面时的寒喧话离不了“还没有被烧坏吧？”——其它好象什么也无关紧要。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百六十二架B－29轰炸机再次飞来，将包括工业区和居民区在内的东京港西侧地带炸成废墟。飞行员们曾得到指示，要避免轰炸皇宫，“因为，日本天皇目前还不算是累赘，将来还可能有用”。当晚又有五平方英里面积被毁。三十六小时后，五百零二架“超级空中堡垒’又飞来轰炸东京的心脏，投下三千二百六十二吨烧夷弹。
首都又一次发生大火。到凌晨，十六点八平方英里的金融、商业和政府部门所在地的区域被烧毁，包括东京陆军监狱的拘留所在内。在成千上万被烧死的受害者中，有六十二个被关押的盟军飞行员。无法控制的烈火竟烧到皇宫。大火的余烬劈啪乱飞，跃过护城河，烧着了灌木林，蔓延至几座建筑物，包括宫殿本身。宫内二十八名职员身死，天皇和皇后转入地下防空洞。他们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此时住进御文库（皇室图书馆），这是一长列平房建筑，位于离皇宫约半英里的御花园内，库前是一排雄壮的柱子。御文库与其附属的地下结构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地道相连。在皇宫围墙外，皇太后、皇太子以及其他皇族的邸宅全部被毁，外务省、首相官邸以及海军省和大东亚省的大楼也全部被毁。
这个占地很大的城市一半以上只剩下断垣残壁，象名古屋－样成了废墟。
在空袭期间，“蜜蜂”肆无忌惮地在东京的上空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因为高射炮早已停止了射击。“雷鸣般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这一回，烧夷弹“嘶叫着一串串地”掉下来，烧着了三岛的房子。房内装满了书，火烧得很慢。在用拨火棍拨余烬时，三岛太太发现“一层层不同颜色的灰烬。纸质柔软，木刻印刷得很漂亮的中国宋明两代的书，已经成了闪闪发亮的雪白灰烬，灰质好极了……现代书的灰很粗，呈现出深浅不同的暗灰色。”她用一个破罐子把白灰盛起来，家里人说，这是“最清洁的牙粉”。
四天以后，李梅把矛头转向日本的第五大城市横滨；当五百一十七架前来空袭的飞机飞走后，该市百分之八十五的地方已成一片火海。把东京——横滨地区炸成废墟后，B－29轰炸机又集中炸大阪和神户两市，不到两个星期这两个城市便被消灭。在各主要城市中，有一百多平方英里面积被夷为平地，李梅的轰炸都市地域计划的第一阶段算是完成了。两百万座建筑物——几乎占全部建筑物的三分之一——被削平，至少一千三百万人无家可归。
二
早在东京第二次灾难性大火前，铃木内阁就曾指示内阁书记官长迫水秘密对日本资源情况作一番调查，看看日本是否可能继续把仗打下去。于是，便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人员包括内阁计划局、外务省、大藏省、军需省以及海陆两军的军职和文职专家。
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十万吨，比官方的估计少三分之二，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三分之一。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削减百分之五十。船舶总吨位也只有一百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迫水的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将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为了想尽办法补充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从松树身上给航空油找到代用品 [ 作者注：从松树根炼出油来，需要数百万个劳力去挖松树根和三万七千多个小蒸馏器，每天的产量才三到四如仑原油。月产量最终达到了七万桶，但由于炼油很困难，到战争结束时，只不过生产了三千万桶航空油， ] 。同时，由于国民面临饥饿的恐怖——稻米产量是一九○五年以来最低的——政府制订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要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者要完成收集五百万石（每石等于五点二蒲式耳）橡子的目标。”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如果能弄到手的话——已降至一千五百卡路里以下，只有日本人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二。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物品，跑到乡下去换白薯、蔬菜和水果。
迫水的报告呈给了新近成立的“核心内阁”。这个“核心内阁”的正式名称叫“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因为它是由首相、外相和军方四个首脑组成的，所以通称为“六巨头”。迫水报告的含义是无可辩驳的。在五月十二日举行的一次“六巨头”会议上，米内提出一项建议，这个建议若是一个星期前提出，可能会使他被开除出内阁。他提议请俄国出面调停，结束战争。虽然东乡求和的心情比室内其他人都迫切，但是他厉声说，如果米内认为俄国真的会帮助日本，那么说明他对俄国不够了解。然而，铃木却认为没有理由不能去探探苏联人的口风。
和平这个禁忌的话题，现在终于公开了。然而，有位军人却忧心忡忡地建议，他们只限于在这里讨论——免得“严重动摇”军队士气。在密谋般的气氛中，他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请瑞士、瑞典、中国或者梵蒂冈出面调停的可能。结论是，通过这些渠道必然导致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认为，苏联的力量和威望使它可能成为日本最好的中间人。陆相阿南惟几将军同意下述看法：苏联希望日本战后能强大起来，成为苏联亚洲领土与美国之间的缓冲国。
不会拐弯抹角的东乡指责他们不切实际。“日本问题必然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他说，“所以，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一边来，很可能没有希望。从俄国过去的作为来看（不久前，他曾对迫水说过“苏联不可信”），我认为，要使它不参战恐怕都难办到。我看，最好还是与美国直接进行停火谈判。”
但是，仍然在玩“腹功”的铃木，却支持军人。“斯大林有点象西乡 [ 作者注：西乡是九州的武士英雄，一八六七年与幕府军做出安排把江户和平移交。 ] ，如果我们请他，相信他会代表日本做出一切努力的。”来自九州的东乡，看不出斯大林同西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当陆军明显地表现出只愿意通过俄国进行谈判时，他便同意草拟一个有关的备忘录。五月十四日，他把这个草案提交给“六巨头”：
应该向俄国讲清楚，它是靠了日本才战胜德国的，因为我们保持了中立，帮助日本保持其国际地位将对苏联有利，因为在将来，美国可能变成苏联的敌人。
备忘录警告说，战胜了德国的俄国提出的价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日本要准备放弃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和千岛群岛北半部。
要放弃大片土地，东乡原认为军方会反对的，不料，“六巨头”竟一致批准这个草案，并指示他开始交涉。东乡估计，通向莫斯科的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以前担任过首相和外相的广田弘毅，因为他与苏联的外交人员有过许多关系，东乡让他去探探苏联驻日大使雅可夫·马立克的口风，当时马立克正呆在箱根地区的疗养胜地强罗，离东京只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
广田的任务是要尽量说服马立克，让苏联改变新近做出的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决定 [ 作者注：一九四五年四月，苏联府宣布不再展延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因为自该条约签订以来，形势已起了“根本变化”。《苏联简史》说，这个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失效”。事实上它应该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才失效。根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不希望延长，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由于不知道雅尔塔协议的秘密条款，日本便认为还有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们或许能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苏联的历史学家们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是试图抹煞这个事实，即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对日宣战时是违反这个条约的。 ] ，并请它帮助结束战争。五月二十五日东京挨炸起火，广田的出发受到耽搁，直到六月三日才抵达强罗。当晚，他象其他度假者一样在这个山村散步，并装作无意的样子在强罗饭店前停住脚步，走进这个欧式建筑，与马立克交谈起来。
“庆幸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和苏联没有打起来，”广田亲切地说，并向马立克祝贺苏联战胜希特勒。他向马立克保证，日本人民真诚希望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马立克却有所戒备——他暗示，在日本有人对苏联表现出相当大的敌对情绪——但却邀请广田于次晚来饭店共进晚餐。
吃饭时，广田集中谈到日本要复活中立条约的愿望。“日本希望甚至不等条约终止就增进与苏联的关系。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设想如何处理这个条约。”
马立克回答说，苏联一贯奉行和平政策，苏联对日本的不信任是基于日本过去多次的好战行动以及反苏情绪。
广田指出，“现在开始了解苏联的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日本希望找到与苏联长期和平相处的途径。”马立克问这是不是广田个人的意见，广田回答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刚才说的，不但反映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态度。”
马立克沉思片刻后说，他要考虑几天，然后才能回答。广田大受鼓舞，他曾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生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他向东乡报告说，“会谈气氛友好，俄国方面反应令人满意，这次交谈看来有希望。”
然而，企图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希望第二天上午便成了泡影。那天是六月六日，“六巨头”再次开会。有人递给东乡一份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编写的题为《今后指导战争之基本大纲》的文件。文件要求正式再确认把战争进行到底：
感于忠贞不渝之信念，加之地利与人和，必能为发扬我国体、保护皇土、实现征服之目标而殊死战斗到底。
接着，该文件便列举了一系列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全面准备保卫本土和组织国民义勇军。东乡一边读，一边发愣。这，谁也没有跟他商量过。如果接受它，日本就肯定要覆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迫水的报告也被作为附件附了上去，还断章取义地摘了几条，目的显然在于给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见解增加分量。
东乡痛苦地站起来——他害恶性贫血症已有五年。“读了这个文件后，”他挥动着迫水的报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进行战争。依我看，你们的建议草案与提出的具体条目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讥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理论，包括所谓战场越接近日本便越有利的说法。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那又该怎么办？
至此，丰田将军再也按捺不住了。“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阿南将军大怒。“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他喊道，“我们就应切腹，真诚谢罪！”
又过了一个小时。因为孤立无援，东乡无法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打到底的决议就此通过了。离开会议室时，东乡走到米内将军面前。“今天我原指望你的支持，”他抱怨说，“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两天以后，即六月八日，召开了御前会议，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议呈天皇裁可。由于宫殿被焚受损，这次会议是在宫内省召开的。出席会议的除天皇外，有“六巨头”、枢密院议长平沼、军需大臣、农林大臣以及包括迫水在内的四个书记官长。
天皇对他听到的东西毫无思想准备，“板着脸孔”默默地坐在御座上。只有东乡发表保留意见，但是轻描淡写，显然是顾及到天皇陛下的在场，而在这场拘谨的讨论结束时，即使是他也没有应铃木的要求对新政策发表简短意见。“那好吧，”铃木首相说，“我就认为大家对这个计划没有什么特别反对意见。”
十三名与会者随即起身，向天皇鞠躬，退出会议室。当天皇从会议室出来时，天皇脸上的不安神情使木户不解，并且道知道是为什么。“他们作了这个决议，”天皇回答说，并把一份新政策的文本拿给木户看。如同东乡一样，木户感到非常吃惊，这个新政策使他失去对铃木的信任。现在事情已很明显，即使有东乡的支持，他也不能再依赖这位年迈的首相主动谋求和平了。作为天皇的心腹，传统要求他不得过问政治，过去，他曾间接地规避这个限制，现在呢，他却不得不设法采取积极行动了。
看来，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整个下午乃至深夜，木户都在寻求解决办法。最理想的办法是由陆军采取主动，因为陆军的力量足以阻止其它谋求和平的行动。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一个谁也不能反对的人——皇上。木户决定开诚布公地向天皇陈述利害。他觉得，遇到危机时，有必要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办法劝说天皇陛下出面干预以结束战争。想着想着，这位内大臣终于睡着了。
次日上午，他把他的论点整理成一个题名为《收拾时局初探》的论文。下午一时三十分，他晋谒天皇。“在目前情势下，”他说，“我认为，任何求和的行动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陛下恩允，我将亲自出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想法。”
天皇研究了这篇论文。开头四段总结了时局，关于生产的报告表明，战争不大可能支持到年底；另外，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再加缺乏粮食，会在全国引起严重动乱。
5．基于以上所述，我认为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坚决采取行动恢复和平。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是需要谨慎研究的问题。
6．从敌人在和平攻势中发表的公告、讲演和文章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敌人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所谓的军阀，就是说军人集团。
7．虽然，开始谈判时习惯上是由军方提出和平提案来，然后由政府去进行谈判，但在目前阶段日本的现实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如果我们要等待比较有利的机会，可能会为时过晚。这样，日本便会遭到德国同样的命运，甚至日本的最低要求——保持皇室安泰，维持我国国体——也可能得不到满足。
8．必须采取例外的、空前未有的措施——我等确实诚惶诚恐——但我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请陛下为万民着想出面干预，用以下的方式结束敌对行动：
9．由陛下亲函某一调停国开始谈判……
10．信中应引用宣战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诏敕”，强调陛下历来的和平愿望以及陛下以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的决定——鉴于我们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损失，忍受不住也得忍。
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是：
体面的和平（这点，必不可免地会成为最低条件）
如果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国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其占领权，放弃对所有占领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将主动撤出在这些地区的日本武装力量……。
11．至于限制军备问题，日本必须准备接受相当大量削减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国防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武装为满足。
这是我坦率地发表的个人意见，所谈只是主要之点。
天皇读完后似乎“深为满意”，木户请求允许他与首相及其他领导人讨论此建议，在天皇陛下公开出面干预之前，他需要得到内阁关键人物的支持。天皇陛下允准“请立即着手。”
然而，木户觉得比较明智的做法还是再等几天。国会正在开会，全体阁僚也都介入了政治活动。六月十三日上午，即国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木户在铃木赴国会大厦的途中把他拦住。他简单扼要地将和平计划向他概述了一遍。铃木答应国会一休会就回来。
与此同时，木户与米内将军谈了这个问题。在四个军方首脑中，木户只能确信米内不会出卖这个和平计划。他请米内看一看他的建议。米内的反应与通常一样小心谨慎。“当然，这个意见很好，”他克制住自己的热情说，“不过，我不知道首相对战争到底怎么看？”木户也不知道。他们猜测的目标——铃木——此时正从位子上站起来，对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讲话。铃木求和之心比对木户表白的要迫切得多，他要当众证明这一点。他一开始讲话，就提到二十七年前当他指挥正在受训的海军舰队时，在旧金山发表的一篇讲话。原准备听任这位老人回忆往事的听众，不禁为他提出的论点大吃一惊。
“我那篇讲话总的精神是：‘日本并不好战。它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它和美国没有理由要打仗，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战争将打得很长，结局也是很惨的。太平洋，顾名思义应该是太平之洋，不允许在它的洋面上运送军队。然而，如果这样一个不幸事件果然发生，双方都会受到神明的惩罚。’” [ 作者注：两天前，铃木就把讲稿提交给内阁，有人建议他删去‘大平之洋’四字，以及关于惩罚的提法，只有美国人才应受到神呀的惩罚。但铃木对这两个建议置之不理。就在国会开会前，她对他的儿子说，如果把这些都删掉，作这个讲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希望美国能把他的话理解成试探和平的敏感触角。 ]
整个大厅一片愤怒。“和平”这个词以及实现和平是可取的这句话已经公开从政府首脑的口中说出来了。虽然，在结束讲话时，铃木告诫说，应该举国一致打到底，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民族的毁灭，但是，他讲话的后果却没有因此减弱。当他转身走下讲台时，敌对情绪顿时爆发出来：轻蔑的嘘声，威胁的拳头和“打倒铃木内阁！”的呐喊声。然而，有个国会议员却推开人群，挤到内阁书记官长迫水面前。“现在，我算了解首相的心事了，”他含着泪说，“请继续下去！”
铃木对这些讥笑声置之不理——如果他听到的话，只心不在焉地向听众挥挥手。他推开挤上来的人群，前往宫内省按照传统去向天皇汇报。然后，他沿着走廊来到木户的办公室，看了内大臣的独特的计划全文。铃木答应尽一切努力实现其目标，但，和米内一样，他似乎也有一些保留：“我想知道米内将军对此怎么想？”
“米内也是这样说起你的，”木户对他说。这位铃木觉得好笑，但木户却感到痛心。在战争如此危急的关头，怎么首相和海相连对方的“心事”都不知道？
铃木保证支持木户一事并没有改变他公开的立场。在次日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铃木的讲话就象军国主义者一样。“如果我一亿国民决心战斗，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相信要实现保持我日本国体的伟大目标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皇军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有一支这样大的军队的德国不能坚持到底。就武器和物资之数量而言，我们可能比不上敌人，但是我们在火线上的决心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用这个强大的力量，万众一心，战斗到底。”
此时，木户把第三个阁僚、外交大臣东乡请来，东乡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内大臣没有把书面建议给他看，只是悄悄对他说，最近一次御前会议上的决定使天皇陛下深为不安。东乡指出，在“六巨头”会议上他就反对过陆军的这个自杀性计划。
“我知道，”木户说。“关于和平，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天皇有可能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和平。
东乡愿意尽一切努力，并说，“如果天皇说现在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为结束战争而工作，”他就会感到兴高采烈，“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天皇讲话，更能帮助达到我的目标了。”
木户原不想让另外三位军方领导人过问，一天，出于一时冲动，却把他的建议告诉了陆相阿南。事情是这样的，当阿南离开内大臣的办公室时，他随便问了一句：“听说你要辞职。是真的吗？”
从前他们的关系很亲密——木户当内大臣的首席秘书官时，阿南任天皇的侍从武官——也许是这点才促使木户说：“我不打算辞职，但是，如果我把心事告诉你，你可能会叫我辞职。”
“什么心事？”阿南想知道。
木户把整个和平计划和天皇要在其中起的作用透露了给他。他的直觉是正确的。阿南并没有表示敌意，事实上，他“原则上同意”木户的行动路线。然而，对时机问题，他却有相当大的保留。他指出，“等美国在日本海滩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后”，日本再求和较为有利。
接着木户把集中几千架飞机以对付入侵者的做法贬低了一番。“在飞机出动以后，你怎么办？”既然日本的力量只能消灭三分之一的登陆美军，那还是在入侵前达成协议好。阿南承认木户的战术结论有权威——他有自己的秘密情报 [ 作者注：一个致力于使“六巨头”变成和平团体的有影响的副官们组成的特别小组，常把绝密情报送给木户及其他主和派。这个小组的成员有铃木的首席觅秘书官松谷诚大佐、东乡的秘书官加赖俊一、木户的助手兼秘书官长松平康昌侯爵，以及代表米内的猛将高木。这四人经常会商。为避免宪兵的跟踪，有时改变地点。他们最喜欢会晤的场所是国会大厅里的一个不大有人去的房间。 ] ——虽然他不支持木户的计划，但他答应不在“六巨头”面前“过份强烈地”反对它。
阿南的想法试探出来了。这个意外的机会是“天赐良机”。现在，木户觉得，他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支持，可以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抗衡了。六月二十二日，在内大臣的鼓动下，天皇突然把“六巨头”召至御文库的附属建筑。天皇首先讲话，以示会晤是非正式的。天皇的这种做法是异乎寻常的。“此非朕之命令，”他简单地说，“只是一次讨论。上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采取一项新政策，准备防御本土。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考虑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实现和平的行动。请你们立即采取步骤去实现我的愿望。”事前木户没有征求过意见的梅津将军和丰田将军不禁为之一怔。
天皇问他们是否考虑过和谈。他实际上已经知道回答是什么——东乡已将情况私下向他汇报。铃木吃力地站起来汇报政府是如何考虑和谈问题的，东乡和盘托出广田与马立克对话的情况。
“什么时候把使者派到苏联去？”天皇问，“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东乡估计使者或许能在七月中旬以前抵达莫斯科。但他提醒说，日本无疑将被迫向斯大林做出许多让步。
天皇把头转向那两个一直一言不发的陆军代表。阿南恪守他对木户许下的诺言：他不反对“拯救局势的”任何尝试，但表示担心，如果日本显出急于结束战争的样子，那可能会被解释为日本的软弱。另一方面，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却公开表示沮丧：有关和平的任何建议都将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应该“万分谨慎”。
“对建议‘万分谨慎’是否意味着只能在给敌以另一次打击之后再行动？”天皇问。梅津说，不是。“谨慎当然很好。不过，如果过分谨慎，会坐失良机。”
“噢，那就越早越好，”梅津让步了。
这是走向和平的第一个明显的步骤。
应东乡的请求，广田于六月二十四日再次拜访马立克。这一次，广田抛弃了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要求用新约去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马立克躲躲闪闪，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条约，他说，因为第一个条约现在仍然有效。
在绝望之下，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铅和钨去换苏联的石油。“如果苏联陆军和日本海军联合起来，”他说，“日本与苏联加在一起就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可以理解，马立克对此是不感兴趣的，帝国海军的大部已安息在海底。他回答说，俄国的石油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唐突地说，除非日本拿出“具体计划”来，否则恐怕没有必要再见面。
不到一个星期，广田拿着一个书面的东西又去找马立克：作为换取互不侵犯条约和石油的条件，日本答应让满洲独立，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马立克仍不置可否，他要得到莫斯科的回电后再答复广田。然后他问，日本与美国在瑞典进行和谈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不是，”广田喊了起来。如果日本要搞什么谈判，在开始之前，必定先与苏联商量。
广田机灵的回答是接近于事实的：日本曾两次拒绝在瑞典进行谈判的建议，而伯尔尼的藤村的那条渠道也已放弃。但是，一个新的比较有声望的和平行动正在瑞士进行着。这是日本驻瑞士武官冈本清福中将对两个日本银行家说了一通话后搞起来的。这两个日本人是日本驻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官员，名叫北村考治郎和吉村宽。冈本曾对他们说过，“日本的意图是打到底。但是，它不能长期打下去。如果美国方面有和平的意思，我想跟他们谈判。”
这样的话，从一个身居如此敏感地位的将军口中说出，使这两个日本文职人员感到震惊。毕竟，这也许能使日本免于毁灭？但是，如何才能劝说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们支持这些谈判呢？
“梅津参谋总长同我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冈本自信地说，“在诺门坎事变中（一九三八年发生于满洲边境）他是我所在的军的司令官。所以，他会听我的话的。”
两位银行家同意去“探一探”美国人的口气。但是，在那个地方，谁才有足够的威望可以充当中间人呢？他们最终决定去找佩尔·雅各布松。此人是他们银行的一位董事，以善于在国际争端中排难解纷著称。如同他任董事前的许多瑞典人一样，他有求必应。美国人对雅各布松的印象很好，他轻而易举地与杜勒斯的人进行了直接联系。
雅各布松对两位日本银行家说，美国人对皇室在日本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非常了解，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轰炸皇宫。要进行任何和谈的条件当然是无条件投降。即使就纯军事意义而言，吉村也反对这个条件。雅各布松说，这总要比继续打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好。一九一八年德国皇帝的投降使德国免于象现在这样全部被占领，还保存了德国政府。即使在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的宪法和天皇制度仍有可能保存下来。
七月十日，雅各布松再次与美国人会谈，美国这次出面的是杜勒斯的副手格罗·冯·格韦尼茨。他生于德国，策动在意大利的德军全部投降的就是他。格韦尼茨重新强调无条件投降的必要性，但也给予日本人保留天皇的希望。不行，后边这条不能作明文规定。只有杜鲁门总统和丘吉尔两人有权力这样做。这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
“艾伦·杜勒斯不能谈谈他（自己的）的看法吗2”雅各布松问。
“不会授权他这样做的。”
“你是否做过或说过未授权给你的事情呢？”
格韦尼茨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是，假如艾伦·杜勒斯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而在东京又被泄露出来，其结果将如何？或许美国国务院再也不会用他了。”格韦尼茨提议让雅各布松吹嘘一点，让他告诉日本人说，他“与负责投降谈判的美国人有直接联系”。他又说，以他之见，“谈判只能与在场的美国人谈。不能再跟别的美国人谈。如果日本人去找美国的武官，这只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可能也不愿谈下去。也不能跟瑞士人谈。”
现在，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就要看日本人的了。但是，冈本将军——因为他说了那番话后才有这个密谋——却拒绝把东京卷进去，除非皇室和宪法的命运有所保证。这些条件并没有使雅各布松垂头丧气。他刚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口信，说不出几天他就要与杜勒斯本人在德国会面。他对自己的说服能力深信不疑，觉得有可能说服杜勒斯去消除冈本的顾虑。
在零零星星做出这些努力的同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完成了自杀性的保卫本土的最后计划——“决号行动”。他们集中一万多架飞机——大部分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这些飞机的三分之二将用来保卫九州，其余则用来击退在东京附近登陆的敌军。他们吸取了塔拉瓦和塞班的血的教训，计划用五十三个步兵师团和二十五个旅团的兵力——共计二百三十五万人——在海滩上击溃美国人。支持这些部队的还有近四百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二十五万人的特种卫戍部队和二千八百万民兵。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国民总动员法，规定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和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都得参加义勇兵。二千八百万民兵这支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组织起来的。以激昂的发言使这条法案得以在国会通过的军方发言人，后来请铃木及其阁僚观看了要让这些义勇兵使用的武器：前装式步枪、竹矛以及封建时期沿用下来的弓箭。
三
日本政府自身发起的谈判没有人予以理会。一个星期过去，莫斯科还未对广田的提议做出回答。天皇这回却按捺不住了，七月七日召见了铃木首相。“切勿错过探索苏联真正意图的时机，”他说。不能直截了当地请俄国出来调停吗？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天皇的亲笔信去苏联呢？
显然，天皇心目中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是近卫。七月十二日，近卫被从他在轻井泽的避暑别墅召到东京。近卫平民打扮，身穿普通的卡叽装——国家文职人员的制服，百感交集地在御文库等候天皇从地下办公室上来。天皇陛下看来心绪不安——他脸色苍白，疲乏不堪，衣着不整。他们免去宫中的礼仪，私下交谈，没有他人在场。木户希望这样做会使近卫直率讲话。近卫对问题的回答，证实了这点。天皇问，近卫作为前首相，对战争一事是怎样想的，“国民厌战，”近卫直言不讳地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尊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境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责。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天皇叫他准备启程赴莫斯科。虽然近卫心下反对依靠俄国调停，但是愿意采取任何步骤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说，在签订三国轴心条约时，天皇曾警告这个步骤将最终导致与英美开战。“那个时候，”他继续说，“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后果是好是坏，我必须与陛下共同分担。现在，如果皇上有令，”——他感情冲动地哽咽起来——“我愿为陛下效劳，万死不辞。”
近卫一走，木户又来见天皇。天皇转身满意地对这位内大臣说：“这回他似乎很坚决。”
天皇还在探听近卫的虚实，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就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近卫公爵即将抵达：
天皇陛下极其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敌对行动继续延长，只能加深交战国国内亿万无辜人民的无比痛苦。天皇对此深为关切。然而，如英美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名誉及祖国生存，日本将被迫全力战斗到底，这只能引起继续流血，使日本遗憾万分。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真诚关怀，希望早日谈判，使和平得以恢复。为此，近卫公将携陛下亲笔信前往莫斯科，请苏联政府为此行提供方便。
佐藤对俄国人是深有了解的。他不相信这种行动能产生什么好结果。他在圣彼得堡曾呆过九年，自一九四二年初以来就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想，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苏联人能从哪一方面捞到好处，莫洛托夫对广田－马立克对话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为什么现在他就会有兴趣呢？当他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要求约见与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时，他的估计得到了证实。莫洛托夫即将启程前往德国去参加盟国的会议，现在忙得很。外交副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行吗？
洛佐夫斯基（真名是A·S·特里索）也与马立克对广田一样不肯合作。佐藤试图让他立刻同意近卫来访，他却彬彬有礼地避而不答。洛佐夫斯基最多也只是说，至少要几天后才能答复。
佐藤用电报向东乡作了汇报，他挖苦地说，近卫如果只是来阐述“以前说过的抽象话而没有具体内容”，那他还是呆在国内好。次日，他又追加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劝告：
……通过谈判的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支持的。归根到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别无他途。
在德国的雅各布松和艾伦·杜勒斯也在设法解决日本投降的问题。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威斯巴登的一家过去向希姆莱供应酒的香槟酒工厂里设立总部。由于臭味太大，雅各布松与杜勒斯只好改在他们的寓所同格韦尼茨会见。寓所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灰泥墙，很舒适。
杜勒斯最关心的是，日本的谈判人员是否真心实意。雅各布松说，这点他是有把握的，日本的求和派在国内正作最大的努力，但杜勒斯却仍疑心重重。“这是不是主战派为了提高士气玩的手法？是不是在向别人表明美国人如何不讲道理？”
这意味着雅各布松与骗子手同流合污。雅各布松对此大为恼火。他冷冷地说，他不象杜勒斯那么有谈判经验，但他却有值得信任的好名声。“在一九三五到三七年间，我甚至说服爱尔兰的瓦勒拉与英国人谈判。”
他们在闷热的天气中争论了几个小时，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早餐时，雅各布松再次请求保留天皇——他觉得，这是谈判的关键所在。天皇的地位如何完全有赖于他本身的行为。他满可以与军方一刀两断，如果那时他能做出某种和平的姿态，某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样美国公众就能把皇室与军阀区分开来。
杜勒斯甚至不能让别人以推断去理解他的政府对这样的政策表态。然而，如果天皇本人率先促成投降，把日本军队从外国土地上撤出，美国人会比较倾向于让他继续统治。这不过是一种意见，但却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的意见。杜勒斯在临别时强调了他的诚意。“你到这里来，我们非常欢迎，”他对雅各布松说，“别以为我们不欢迎。”然后，他给柏林西面的波茨坦打电话。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刚抵达那里，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起举行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