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屠杀？·第十一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几秒钟后，美好的旋律被爆发在营地后面的一连串炮火的轰鸣声所掩盖。罗德里戈兹能听见人们的尖叫。

　　子弹透过了泥巴的茅草屋顶，钻进远处的墙里。火箭弹在咆哮，机关枪在演奏。

　　但是歌声却没有停歇——透过窗格，他看着雨。

　　 在1944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卡巴纳端继续作为一个日军的中转站膨胀着。在某些晚上会有更多的日本兵睡在那里，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的犯人。如此多的人在同一个营地里睡觉、吃饭和便溺，卫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尤其是人们不得不再次与硕大的苍蝇展开斗争。几个月来苍蝇本来已经被控制住了，但现在这些害虫却无处不在：像云一样聚集在厕所里，在杂物箱和工具箱里嗡鸣，在垃圾堆上爬动。医生们以前曾经走过这条黑色通路，他们要求立刻就此事进行处理。作为达克沃斯上校的副官，希布斯医生发送了一个备忘录到多个美国人的营房：

　　备忘录

　　给所有相关人士：

　　很有必要开展一次消灭苍蝇的运动。每个人都应被要求随时随地地利用手头的苍蝇拍杀死所有的苍蝇。没有常规任务的所有囚犯必须至少每天杀死20只。

　　指挥官

(代签：)拉尔夫·E·希布斯

　　 不仅是在营里睡觉的日本人越发多了；而且他们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断地进出大门。卡巴纳端成为了部分营舍和部分物资仓库。不断驶来驶去的坦克加上引擎发生意外的卡车，把美国战俘推向了疯狂的边缘。已经习惯这样生活的生物们，像在大多数监狱的大多数同住者一样，发现这连续不断的混乱真的很伤脑筋。他们在噪音中不能入睡——他们只能永远地处于警戒的状态了。他们不得不调查每一种异常情形和每一种异常声音。

　　 但是这种使人烦恼的情况却依然在铁丝网外面发生着。仅仅在距营地东北一英里的地方，数百名帝国士兵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营地。囚犯们甚至能看见他们为了煮饭，而在早晨及下午在卡布河上生起的炊烟。日军部队沿着河岸在竹林里隐藏着，他们的水源就是旁边的河流——他们也许就是希望隐蔽在河畔的草丛中吧。不时的，囚犯们还会看见有些日本兵出来打探周围地区的情况，甚至有时会走到了营地的边界。很显然，他们是在搜寻可以吃的食物。希布斯开始担心这些觅食的探险队员们会不会引发一场不小的冲突。“我们被围在这里，完全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希布斯说，“我们并没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任何野蛮的未受训练的日本人加上他们的装备都能轻易消灭我们——易如反掌——为了日本天皇。”由于担心这些野蛮的日本兵可能会掠夺美国人相对丰富的储备，尤其是大量的炼乳，达克沃斯上校命令医生希布斯火速给营里的全体成员再发送一篇备忘录：

　　备忘录

　　给所有相关人士：

　　紧急要求你们不要随便丢弃空的或者满的牛奶罐头瓶，尤其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牛奶储备的话，他们会疯狂掠夺。大家务必密切留心距这里东边1英里处的野蛮的日本兵的营地，而且四周都是日本兵的探子。请大家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想，小心处之。

　　 除了沿着卡布河的新建日军的营地外，有消息称(来源于隔着铁丝网与菲律宾人的对话)同样还有8000人的部队在卡巴纳端附近的要塞驻扎。得知在附近有如此众多的日军部队，囚犯们的担忧又加重了一层：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可能在中央平原爆发。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准备就在卡巴纳端的稻田里与美军一决雌雄。“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在战俘营里挖散兵坑，”拉尔夫·罗德里戈兹说，“如果美军开始在向我们的方向打炮，我们只能成为被击中的鸭子，我们无路可逃了。此外，那些泥巴做的棚屋真跟纸一样薄！”然而，当1月慢慢来临之后，这些担心逐渐消退了。通过收音机，身边的小道消息，或者不时可以听到的从营地西方传来的遥远的爆炸声，囚犯开始意识到第6军主攻方向原来是马尼拉。“看来美军的战线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鲍勃·博迪说，“他们刚好越过我们，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这个情况比被卷入战争更令人担心，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被彻底遗忘了。

　　 “我们从美军向吕宋岛推进的过程可以逐渐看出，他们已经拿下了克拉克，菲尔德和塔弗莱克，”伯特·邦克说，“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没派人来东边救我们，他们看起来像要一路直奔马尼拉后才会搭理我们。而那时恐怕日军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转移，或者干脆把我们都干掉。”虽然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因走错了方向而失之交臂，但至少美国的飞机到处都可看见。每当飞机经过营地的上空执行任务的时候，战俘们都会感到更多的兴奋和悲伤。1月19号星期五那天，如同一个囚犯在一本未署名的日记里写道，“贵客来了，午餐后不久两架美军侦察飞机飞过上空。他们一次又一次穿过营地，几乎是挨着房顶飞行，”这个战俘记录道，“我们都站在外面并且咧着嘴笑，还向飞行员招手，他们也冲我们咧着嘴笑和招手。他们似乎极度不情愿把自己也卷入战事里去。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正在拍摄营地的侦察照片。”“他们飞得如此之低，”鲍勃·博迪回忆道，“你几乎能看见飞行员手腕上的手表。”赫伯特·奥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实际上在空气中停止了。”

　　 其中的一架飞机在营地上空穿梭过之后，又抛下一个长条形的小物体，但是不巧它落在了最不该落到的地方，不偏不倚，它正好掉在日军警卫室旁边。十几个美国人本来可以找回那个物体，但是由于害怕日本卫兵，所以他们不敢到警卫室低低的屋檐下。“我们开始了呼喊并且打手势说美国战俘无法得到那个东西，飞行员则盘旋着等待某个人拣起那东西。他看来正在纳闷为什么我们不去拣起它，”日记继续道，“最后他飞走了，我们灰心丧气地想，一定是日本人出来把那个物件没收了。”

　　 囚犯们无从得知飞机里抛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可以去想象——也许是鼓励我们活下去的印刷品或者是装满香烟的一个包裹。更重要的是，飞机的到来显示了他们试图寻找我们的事实。而且它逗留了这么久，飞行员当然知道卡巴纳端是一个关押美国人的战俘营。在侦察飞机消失了20分钟之后，6架看起来神气十足的P－38战斗机像是冲日军示威一样飞过营地。“他们闪电般在我们的头上咆哮而过，”日记作者激动地写道，“留下瑟瑟的草和震撼的房顶。”“经过这次的低空飞行，日本的警卫变得更加愤怒。”日记的作者写道。最后他们告诉了囚犯：“如此的飞行表演我们将不能容忍，如果再有飞机飞过时你们只能看着屋里的墙壁。”在营地上空如此的飞行，他们说，是高度不适当的，并且说他们能够“击落所有的飞机和杀死所有的犯人”，但是他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同情心”。

　　 第二天，希布斯医生又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开始酝酿又一篇将要下达给营地所有人的备忘录了：

　　备忘录

　　给所有相关人士：

　　现在看守这里的日本人对大批在他们营房外观看并向飞机招手的犯人表示了不满。下列命令将会由日本人下达：无论何时飞机在营地上空飞行，特别是低飞时，每个人必须在他们各自的兵营内，不得在屋檐外徘徊；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挥舞动作或示意。他们允许的惟一例外是站岗的警卫。日军强调说不服从命令的人将被严惩。我们建议：现在，在这就要胜利的时刻，让我们不要因为不必要的行为而失去了自己未来的自由。

　　 1月末的时候，日军已经越发表现得忧虑和善变了。每天不仅有美国人的飞机折磨他们，而且有新怡施夏的游击队员促使他们更加焦虑。在田野那边，持续的枪炮声和微弱的爆炸声隐隐传来，以至于它们开始变成让人无法忍受的噪音了。临时驻扎在卡巴纳端和附近的日军清楚地知道绞索正在收紧。尽管臭名昭著的皇军最高指挥部向来以善于掩藏自己军队的低落士气闻名。但是即使是最低层的新兵，也能看到日本在菲律宾的部队无论如何垂死挣扎，也注定要灭亡。他们都明白在巴丹半岛的长期抵抗的惟一目的，实际上是以牺牲为代价来为本土防卫赢得时间。显然，对整个形势的绝望正在把他们抛向谷底，他们的行为很能说明问题。

　　 突然有一天，4个日本兵带着装好刺刀的步枪，暴跳如雷地闯进了美国人的营房。“他们一个个对我们来说像刽子手，”希布斯医生回忆道，“他们扫视着美国人住的棚屋，翻箱倒柜，然后一边喊叫一边打着手势比划，并指了指小路。”看来他们正疯狂地寻找着某些东西或者某个人。终于在漫长的猜手势游戏结束之后，犯人们开始弄清原来日本人是在寻找一位菲律宾游击队员。“整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谜，”希布斯说，“一个游击队员怎么会来我们的营地里冒险？”

　　 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地变得紧张并且有时有一点神秘。一天，一个看起来像负责人的日本军官走到美国犯人这边来，奇怪地询问了几个具有潜在危险的问题：他想要知道多少美国人能独立行走还有多少不能独立行走。“很显然，他们打算转移我们了。”伯特·邦克想。

　　 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日军少尉苛刻地要求一位美国医生提供服务，并且疯狂地在医疗处叫嚷。一个头部严重受伤的不省人事的日本士兵被放在一张裸露的木头桌子上。希布斯医生和一个名叫默尔·马塞尔曼的同事对病人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他只有18岁，一个可怜因打盹而从坦克车上失足摔伤的年轻人。马塞尔曼医生把一根针插入到了病人的脊骨里，鲜红的血在足够大的压力下面喷了出来。医生作出了诊断：他得了严重脑出血，原因当然是颅骨断裂，而且这个人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小。

　　 希布斯医生对日本的军官说：“我们无能为力。”他尴尬地摇头和笨拙地做着手势，但是军官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必须挽救这个人——否则的话没有好果子吃。”

　　 希布斯和马塞尔曼观察了病人一整夜，“我们当然要履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希布斯说。“尽管他们是敌人，但我们的思想里从来就没有过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他。我们确实想挽救他。”日本军官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怒容满面。希布斯和马塞尔曼告诉他，由于病情严重，病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受震动。但是不以为然的日本军官却蛮横地命令几个士兵把这个年轻人抬出了病房。他们把他放在一辆坦克上，简单地用带子系住他，然后就出发了。这条路后面将有一段颠簸不平的路面。“我们都对那个小伙子感到悲伤，”希布斯写到，“他活不过后面的半公里，这是最好的估计。”

　　 希布斯被日军奇怪的冷酷行为弄糊涂了。作为典型的理智的美国人，他还遇到了更多日军不可理喻的事情。对犯人们来说，周围的日军正慢慢地进入疯狂的境地，并且交替地由无理智的失败主义者变成自我毁灭的自大狂。战犯们从来不能预感他们将会做出什么。很明显日军好像遇到了鬼一样，他们甚至开始疯狂地寻找逃窜的路线了。正如一位战俘所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了：困兽犹斗。”

　　 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新的警告开始了，那就是关于可能要来的大屠杀。谣言变得更加厉害，更加耸人听闻，更加具体了。有一种说法是日军准备挖一个从路后面延伸几百码的万人坑。他们将命令美国人走到壕沟的边缘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近日军总是询问关于囚犯行走的状况)，这样机关枪刽子手将把他们的牺牲品一拨接一拨地赶进万人坑。在卡巴纳端城里的菲律宾人得知了这个血腥计划，他们是通过驻扎在那里的日军嘴里听到的。据说在日军司令部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有人看到了签署过的屠杀命令，而且上面还通过图表的形式，完整地显示了屠杀的细节。

　　 还有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日军的坦克将会横冲直撞闯过营地，碾死营内所有的人。“我们很强烈的感觉到了，”鲍勃·博迪回忆道，“他们肯定会杀死我们。”“就在营地里有3到4辆坦克车，而且我们根据秘密情报得知：他们立刻就要用那些该死的坦克对付我们了——他们将轧过我们的身体，用机关枪扫射我们，用炸弹炸掉我们的营地。从菲律宾人那里得到的秘密情报也告诉我那种事通常是会发生的。”

　　 当博迪第一次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某个时间听见了这可怕的谣言时，他很快地想到了一个逃跑计划。“我说，好吧，他们的坦克没法轧过我，因为我不会呆在这里等死的。我盘算着，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不会以这种形式死去。”博迪又说服了两个犯人加入他的计划，这样就在1月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们小心地决定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将在黄昏离去，当塔上的警卫上厕所时，就趁机翻过铁丝网。他们将穿过公路，渡过邦板牙河，一直向北前进，按照他们认为最直的路线跨过美军战线。他们知道计划将要面临的困难，因为他们将要从不只一队的警卫队中溜过：达克沃斯尤其强凋，汤米·托马斯和美国方面要加强周边巡逻以防有人逃走。博迪让步说，“我们没认为计划会很顺利的，我们只是想离开这，就是这样。我们推测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然而，他们的逃跑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令博迪沮丧的是，日军决定向东北方撤离，天黑之后马上开始行动，而且一直持续到黎明。一本监狱日记生动地描述了那场横扫营地的混乱。“日军似乎要撤离到东部的山区。也许成百辆卡车和更多水牛大车还有二轮敞蓬小马车扰乱了黑暗的沉寂。动物们似乎也在向身下的轮子述说着不满而发出大叫声。”

　　 博迪和他的两个同伴摇头示意时间安排出了漏子，但他们发誓会在下一个黄昏再次尝试。第二天，即1月30号，星期二。晚上6点30分，这个时刻正是卡巴纳端的大多数人衣衫褴褛地呆在营房时候，是他们在兵营外面蹲着吸旧香烟的时候，是他们聚在一起享受着黄昏的宁静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是6点30分，因为海军的报时钟正在发出响亮的声音。当当的钟声在四面八方回荡。钟声说明该换岗了，汤米·托马斯戴上宪兵的臂章开始出发，沿着铁丝网巡逻。

　　 隔着路就能听见日本人，他们正疯狂地开动着车辆，搬动粗帆布麻袋，堆积起装满供应品的板条箱。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新来的两排日本兵和3辆轻型坦克悄悄溜进了营地。煮咸鱼和米酒的气味透过铁丝网飘来。举目向东北方望去，星罗棋布的火光像星群般散落在卡布河边缘的矮树丛里。

　　 6点30分的钟声响了之后的瞬间，周边巡逻的一个警卫焦急地报告汤米·托马斯说他好像在草丛中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就在铁丝网以外的几百英尺处。一些东西，或某人，好像在那里爬行着。“那到底像什么东西？”托马斯问道。

　　 “确实不太清楚，”美国巡查员回答，“仅仅看见几秒就消失了。”

　　 托马斯小心地搜索了田野，并没看到任何东西。“我敢打赌它是一条狗，”他说“上星期是有一些狗在那里。在塔里的士兵看见任何东西吗？”

　　 “我觉得没有，”警卫答复了，“那家伙老在打盹。”

　　 几分钟以后，一架飞机越过天空，还开枪射击。它无所不至，好像能在天空中开一扇门似的。就在飞机掠过营地的瞬间，托马斯瞥见了飞机尾翼的形状。那是一种黑色的、很新潮的设计，比托马斯以前见过的任何飞机都光滑。

　　 飞机飞得极其低，低得足以让阿比·亚伯拉罕想到他能轻易用岩石击落它。约翰·库克认为飞机看起来像。巴克·罗杰斯复活”。“飞机看上去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至于他们最初认为看到的是德国飞机，或者可能是俄国飞机。另外的囚犯们把它描述为“一只黑色的谷仓里的燕子”，是“死亡天使。”对卡巴纳端的人而言，这飞机，无论它是什么，似乎显得强大有力——几乎是美国的技术在他们被监禁的3年里突飞猛进的象征。现在的美军无论从机械上、逻辑上还是从概念上讲，都是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在巴丹半岛，他们只能戴着浅薄的金属头盔，用失效和生锈的炮弹进行老式的战斗。30多个月后的今天，他们只须驾驶着这架如同科幻小说里描写的飞机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穿过云层就能展示事情的全部——整个工业社会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他们仿佛正在凝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时代。

　　 当夜幕降临到新怡施夏山上时，飞机消失了，营地似乎异常地安静和阴暗。大约在7：45分的时候，希布斯医生、马塞尔曼医生以及两个亲密的朋友正坐在美军战俘总部的台阶上，进行正餐后的医学研讨会；汤米·托马斯吸着一支香烟；一个英国囚犯，被称为埃德温的耳聋之人正在厕所里与长期的痢疾做斗争；鲍勃和他的两个同谋者，高兴地注意到日军车辆已经通过公路上，于是他们正准备在一小时内越过带倒钩的铁丝。“今天晚上是生死之战，”博迪说，“我将通过那个该死的铁丝网，尽可能的走远，否则就会完蛋。我对其他人说，‘我们就定在今晚8点30分行动。’”

　　 拉尔夫·罗德里戈兹此时正坐在医疗室里他的打字机旁边，一面工作，一面摆弄着那个放在红十字会包裹里的破留声机唱片。“我们只有有限的唱片，因此我们就翻来覆去地播，”罗德里戈兹说，今天他放到留声机里的唱片是一首由“罐子、煎锅、小巷”小组演唱的情歌《等到阳光照耀，内莉》，一曲温馨的音乐飘出了营地：

　　然后她听见他轻柔地说……

　　等到阳光照耀，内莉，浮云飘过天空……

　　我们会很幸福，内莉，请你不要哭泣……

　　 几秒钟后，美好的旋律被爆发在营地后面的一连串炮火的轰鸣声所掩盖。罗德里戈兹能听见人们的尖叫。子弹透过了泥巴的茅草屋顶，钻进远处的墙里。火箭弹在咆哮，机关枪在演奏。但是歌声却没有停歇——透过窗格，他看着雨。在本能的驱使下，囚犯们到处躲避，有的甚至进了厕所。他们在棚屋下面爬行，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希布斯医生和马塞尔曼医生躲进一个灌溉渠里，他们听到的声音像是“在我们头上飞行的燃烧的流星。”当炮火开始时，鲍勃·博迪正和两个将要逃跑的伙伴在一起。“我们就在我们睡觉的营房外面静坐，等待合适离开的时机，”博迪说。“当射击开始时，我说，‘伙计，这么厉害，看起来真要杀死我们了。’”

　　 阿比·亚伯拉罕和另外几人绝望地在营房里商议着——妈妈啊妈妈……我要死了……他们把我们养大，却要把我们谋杀。亚伯拉罕的第一本能是保卫他自己。“他们不会抓到我，”他想，“如果没有一场战斗的话。”亚伯拉罕爬到他的床下，找到一根长长的，带结的短木棍，那是他早些时候在地板下埋的。他回到了床上，发誓要用大头短棒打死敢冒险第一个进门的日本刽子手。

　　 在厨房里，约翰·库克刚洗完盘子，挂在墙上的汤锅就被一颗子弹打得叮当作响。几秒钟以后，他又听见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是另外一个。罗德里戈兹被巨大的爆炸震倒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板之上。“拉尔夫，快把那该死的唱机关掉！我们必须呆在家中，乔？”他哭着说。在厕所，耳聋的埃德温·罗斯仍然在大便，根本没有听到外边的吵闹。“我说关上它，见鬼！”约翰·麦卡锡借助一张椅子跳到他的营房外，撞到了地上。“子弹比蜜蜂群还厚，”他说，“他们这样飞来飞去，使我赤裸的皮肤上都能感到火药的热气。”在营地南端的尽头，托马斯滚进了一个排水沟里，他的心在胸中扑腾扑腾的跳动。“我听见尖叫声和呻吟声萦绕着我们，”他说，“我以为日军的最后屠杀开始了。”

　　 蹲伏在地板之上，罗德里戈兹到了桌边，并摇了摇桌腿，但是唱机并没有停止。“也许我们最好不要漫步，也许我们最好不要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