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狂欢·第九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四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食物。

　　有的人拿着烟灰缸，有的人抢走了食盐瓶，这可是三年半以来得到的第一份调味盐啊。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未经许可批准的抢劫，他们在黑暗中藏来藏去，像搞恶作剧的小孩子在那儿吹口哨、大笑。

　　 1月初的一个夜晚，当战俘营的 囚犯们聚集在兵营周围欣赏夜空，享受着凉爽的天气时，在天空西北部突然涌上了暴风雨的云头，而在南中国海某个地方的上空像燃起了烈火，桔黄色的火焰划破了地平线。如果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北部或者在亚热带呆过，可能会认为那就是极光。奇异的光亮充斥着天空，它时而变大，时而发出隆隆的响声，有时还伴有不稳定的搏动，有时它变得较为微弱，但从未完全消失过。这些红红的火浪中时而进发出淡黄色的浪潮，而微弱的闪电点缀着地平线。五六十英里开外的地方肯定有一场暴风雨，由于太远，囚犯们无法估计出暴风雨的强度和它的位置。他们虽然听不到，但是脚下却能感受到不知来自何方的微弱震动。

　　 那晚汤姆·托马斯站在外面努力地回忆着自己想象着在大瀑布那里建造的房子。他用泥刀轻轻拍了拍灰泥，闻到一股浸泡过甘蔗汁的菲律宾烟草味。他赤着脚丫，身上仅穿着一件草裙。

　　 天空突然亮了起来，把沉浸在建房梦想中的托马斯唤了回来。红色亮光令他震惊。眼前的景象太迷人了，因为日本人为了防备美军的空袭，兵营四周全是障碍物，没有电灯、油灯，也没有户外篝火，这通常使得夜空显得格外黑暗。他和他的朋友都不十分清楚这一盛景是怎么回事。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如果那个暴风雨不带电，那肯定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最奇怪的一个。

　　 有的囚犯由于营养不良而患有严重的夜盲症或其他的眼科疾病，他们看不到这一奇异景观。即使他们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拿波特·班克和托马斯来说吧，班克根本看不到地平线上的任何东西，而托马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将意味着有什么异常事情要发生，对此他需要有更好的解释。他在兵营周围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反复思考着，直到找到一位海军专家。

　　 “那是林加延湾”，一个人兴奋的说，他的脸上泛着玫瑰色的红润，“空中闪烁的是流星。盟军就要从北方登陆了”。

　　 托马斯一想到美军将再次登陆吕宋岛，就激动不已。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已经逼近了，这并不让人吃惊。在兵营里有一位法官偷偷组装了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给囚犯们带来了第6军从新几内亚开始跳跃式挺进的消息。他们还收听了有关莱特湾战役的报道，这是一场历史上最大的海上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日军被尼米兹海军上将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还得知麦克阿瑟将军正向菲律宾的莱特岛逼近，已到达离他们四百英里左右的东南方。

　　 但是，最近，战俘营里不再需要通过收音机来了解最新战况了。他们直接从头顶上方就可以获得有关美军的第一手信息。渐渐地，他们可以在战俘营上空看到美日双方的飞机所展开的激烈战斗，他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声。他们目睹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将战俘营中的临时机场摧毁，这个临时机场是战俘营中的囚犯们用双手修筑而成的。鲍伯·博迪曾在临时机场修筑中做过几周的苦力，他回忆道：“我想，日本人没有一架飞机曾在这个机场起飞。当一架飞机驶过后，这儿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坑，我们5511人透过有倒钩的铁丝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我无法向你描述，看着自己的劳动结果化为一股青烟，我们有多么地欣喜若狂。”

　　 然而，摧毁机场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根据一本监狱日记所记载的，有一架海军飞机的飞行员在扫射机场时，飞机上的机关枪在错误的时间开了火。子弹穿过战俘营的一个营房的屋顶，正好打中一个囚犯的屁股，损伤了一条主要神经，导致他麻痹瘫痪。当然，战俘营里的囚犯们都知道，在空中作战时，这类不幸总会发生。同怕日军空袭一样，他们也害怕美军的空袭。有的时候，他们都怀疑陆军和空军情报处是否知道卡巴纳端是一个美国战俘营。然而，跟飞机空袭一样危险的是，一些战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当有飞机驶过，许多战俘总要急急忙忙地冲到外面向飞行员挥手致意，有时向他们打出粗制滥造的条幅，上面用木炭在白色床单上歪歪扭扭地写着SOS，还半开玩笑地在上面写着“给点烟草”。

　　 当第一次看到闪光，第一次感受到海军轰炸过后的震动，托马斯的心底就再未平静过。他想，既然有那么多的迹象表明美军就要杀回来了，那么，陆军总有一天会在吕宋岛登陆。想到此，他热泪盈眶。

　　 那天晚上，战俘们开始讨论他们将如何被解放，那伟大的一天将如何到来，营救会采用何种方式和形式等等。他们早就对麦克阿瑟将军的风格有所了解，知道他的行动总富有戏剧性效果。他们猜想陆军登陆的场面肯定非常宏大。波特·班克说：“我们有的人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在某个中午亲自骑着轻型摩托车到战俘营来；有的人则认为，他会坐在有折篷的车上在大批随从的前呼后拥中到来。但是，我认为他会骑着高头大马，而且不会在那儿逗留。”

　　 然而，像许多战俘一样，托马斯和班克对于麦克阿瑟的反攻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美军离他们越近，他们越担心日本人会屠杀战俘。他们隐隐地感到走上穷途末路的日本皇军会不择手段地垂死挣扎。

　　 战俘们知道，日本人有着好战的天性，加上封建武士时代遗留下来的作风，想让日本人心慈手软简直是痴心妄想。托马斯说：“整个战俘营都弥漫着对大屠杀的恐惧。虽然我们有着较大的希望，但是我们非常害怕，几近极度恐惧。有关他们如何以及何时对我们采取行动的谣言传遍了整个战俘营。我们知道那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猜想行动的时间正逐渐逼近。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怎样处置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想象着任何可能会引发它的事情。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每当我们走进营房时，我们都格外小心以便随时跳进路边的沟里。”

　　 拉尔夫·罗德里戈兹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医生，他曾经在巴丹半岛第200海岸炮兵团作战。他说：“我们就像一场巨大的象棋比赛中的棋子。我们一直在思考，一旦美军挺进卡巴纳端市，受困的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所能预见的就是我们是他们的障碍物，是他们的累赘，但又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战俘们除了用晦涩的语句谈一谈外，他们很少提及这个，他们可能会说像“到最后”或“当他们除掉我们”，但是，大部分战俘都非常怀疑日本皇军是否会把这么多的活着的战俘留下。虽然大部分人都害怕日本人会将战俘全部肃清，但是有的人的噩梦更可怕。他们想象着日本人会在晚上用小船偷偷地把他们运到台湾，或者把他们带到吕宋岛北部的山区，用他们做人质，或者用他们做人墙来抵抗美军的炮击。

　　 因此，相对于大家所想象的，日军疏散战俘的计划还算是较为完美的。出于日本前线的崩溃，以及东京方面对本国后方安全的考虑，他们决定将所有相对健全、健康的美国士兵，包括那些在尾翼丸遭遇不幸的人，用船运回日本。其余的伤残人员留在卡巴纳端，并留下足够的美国医生、医务兵和工程师来维持管理这个地方。现在，卡巴纳端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医院，到处是神志不清、或患有痢疾、或感染结核病的人。吉姆斯·达克沃斯医生成为卡巴纳端新的美国长官，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满头白发，并且暴躁易怒的家伙。达克沃斯让赫伯斯做他的副官，也就是私人助手。自从达克沃斯接管之后，人员急剧减少。仅仅几个月过后，战俘营中的战俘人数从6000减少到500。过去战俘营为了鼓舞士气所提供的歌曲、电影等服务项目统统被取消。他们把篱笆挪了进来，取消了特派的工程小队，加固了营房。渐渐地，日本人结束了这里的一切活动。

　　 就日军而言，这里的结核病人和残疾人一方面都是耻辱，这是战俘的共同特征。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人。首先，这些人大部分都患有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很容易蔓延进皇军队伍中来。其次，这些人不能再继续工作了，他们除了不停地消费之外，对于日本作战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占据着空间和床位，他们要消耗药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正消耗着日本军队所需要的食物。而且，日军会看到，如果今天放过这些残兵败将，日后他们修养生息会卷土重来，甚至可能会参加攻打日本本土的战争，这可是日军最为担心害怕的。那么，日军怎么会允许今天的战俘变成明天的侵略者呢？战俘们都猜测，日本人是不会允许，如果美国最终在战争中获胜，会有500个或更多的目击者在战争罪犯审判中一块站出来指控他们的罪恶行径。正如鲍伯·博迪所说的：“我们猜想，他们不会留着我们，让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所作所为的。”

　　 如果这些推理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其他战俘营的日军开始撤离菲律宾的不可辩驳的事实足可以说明一切。12月14日，在巴拉望岛的普林塞萨战俘营发生了大屠杀。数周之后，卡巴纳端通过竹子电报对这一残忍暴行获得了一点风声。赫伯斯医生回忆说，“这个消息是分成好几部分一点一点地送来的。到1月初，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这一屠杀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恐惧，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我们。”

　　 巴拉望岛的悲剧在不同程度上牵动着人们的心。普林塞萨是卡巴纳端的一个有名的港口。过去三年时间内，卡巴纳端战俘中的许多特派工程队员多次被送往巴拉望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他们的音信。在卡巴纳端战俘营里有许多人都有朋友或熟人可能在巴拉望岛上。波特·班克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名叫卡尔·蒙哥的朋友，他也是普林塞萨战俘营被烧死或枪杀而死的141名美国人中的一个。

　　 就在人们观看林加延海湾上空那奇异的红光的那个晚上，他们很难不去考虑游戏的结局，很难不去关心巴拉望岛上的同志的安危。拉尔夫·罗德里戈兹说：“我们猜想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是下一个巴拉望岛。日军正在撤离，他们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交还美方。”

　　 接下来的早上，林加延海湾开始了海军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如阿比·亚伯拉罕描绘说：“整个早上和白天，人们为一时的乐观景象所窒息，到处是一片欢呼声和叫喊声。”亚伯拉罕回忆道：“日军看着蘑菇云和平地上飞起的残骸，开始警觉起来。看着受惊的日军频频对视，焦躁地四处乱跑，口中语无伦次，我们心里高兴无比。从他们的眼神中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惶恐。”

　　 空中布满了灰尘，没有一丝云彩，空气非常地燥热。吕宋岛早已进入干旱季节。几周以来，空气里飞着细小的褐色滑石，使人呼吸困难，弄脏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最近，日军又关闭了农场。日军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由于空袭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卡巴纳端里的健康战俘越来越少，根本就没人来照料庄稼。现在农场也变成了一片废墟。田地里散布着发育不良的西红柿、惨遭小鸟蹂躏的辣椒和扭曲在残株上的茄子。本来这块农场是惟一的绿色生命地带。在农场周围是干旱、枯黄的高草、稻谷和番石榴树，树上的叶子也被营地的医生给摘光用来治疗阿米巴性痢疾了。三年艰难困苦的日子过后，这个营地像是被人遗弃了一般。

　　 那天中午，达克沃斯陆军上校让赫伯斯陪着他去日军司令部。这位长官急着去见日本司令官。哨兵传唤的口气比以前更粗鲁、不耐烦了。不知要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两位医生搭伴穿过日军的营地。他们仍然可以听到林加延海湾弹壳的呼啸声，他们揣摩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否要讨论战争的新趋势呢。几周以来，他们就觉得日军的行为有些异常。他们焦躁不安、心烦意乱，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赫伯斯医生回忆说：“他们的统治开始溃败。军队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虽然哨楼上始终有人把守，但是角楼上却很少有人。甚至连司令官也在频频更换。”

　　 达克沃斯和赫伯斯在只给日方打开的紧锁的大门前，被一个哨兵带到司令部大楼里一间空空的小房间里。营地司令官和他的翻译在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上沉重地走过，然后在斯巴达式直椅上坐了下来。达克沃斯和赫伯斯并不认识他。他的胡子像乱草一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闪烁着紧张的神情，看起来严重缺乏睡眠。

　　 司令官趴在桌子上，向前探着前半身，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两天之内就要撤离，这儿不留一个官兵。但是，你们必须留在这儿。只要有人逃跑，所有人都格杀勿论。”达克沃斯问：“那我们的食物怎么办？”

　　 司令官说：“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月的大米。”就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一架美国飞机突然袭击了营地，然后一个急转弯，向东面的马德雷山脉飞去。他和翻译一同探出窗户四处张望，接下来紧张地看了看彼此。

　　 赫伯斯问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鲁莽的问题：“战争走势如何？局势有利吗？”

　　 司令官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林加延海湾爆炸的呼啸声是不能被忽略的。赫伯斯记得这个年轻军官表情奇怪，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司令官忧郁地说：“有利局势很渺茫，很渺茫啊。”

　　 他向达克沃斯和赫伯斯反复重申他的告诫，强调绝对不许任何战俘撤离营地。“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他说，“我们就杀了你们两个。”

　　 正如司令官所承诺的，两天后，刚过黄昏，日本哨兵从哨楼和角楼走出来，集合在他们司令部前的一个小土墩上。让所有人惊异的是，一个日本兵降下了太阳旗。多少年来，它一直刺痛着人们的心。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人打开前门，并且离开了。司令官带着他养的女人在坦克和摩托车的护送下也离开了，几名军官骑马跟随在他的左右。其余的官兵步行前进。赫伯斯医生看着日军向卡巴撤退，没有歌声，没有奏乐，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快乐。战俘们不知道日军最终要撤往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要去与其他的日本皇军汇合，要到吕宋岛的其他地方作战。显然，有一天，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会登陆的。

　　 最后一名日本哨兵离开后，达克沃斯陆军上校传唤了督察长官汤米·托马斯。托马斯原来负责管理白色肩章军，他们要在美军边界巡逻，一天24小时对篱笆墙进行监控，以防战俘逃跑。达克沃斯说：“好像现在根本没有看管我们。趁着天还亮着，你带着几个人去查看一下。”

　　 托马斯带领一小队美国士兵把整个篱笆墙仔细地勘察了一遍。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日军的营地，检查了每一幢楼房。然后他们赶回来向达克沃斯汇报说，日军的确撤离了这儿，千真万确，这儿就只剩下战俘们了。而且，藏在仓房里那么多食物，日本人也没有带走。听到这个令达克沃斯激动万分。农场颗粒无收，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足够多的食物，供大家生存。他高声叫到：“棒极了，清晨时分，我们去抢仓库。”

　　 战俘营里的人并不太懂得应该如何利用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自由还是事实上的那种自由吗？目前这种尴尬境地让人困惑。能安全离开吗？就在他们刚逃出这没有看守的监狱时他们会不会被机枪射死？有的人认为这种局势是个精心策划的骗局，以诱惑战俘营外的人来营救，那时，日军就可以把他们统统射死。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要集体逃跑，还必须三思而后行。透过篱笆墙，可以看到公路上尘土飞扬，一片乌烟瘴气。日本骑兵和装甲兵分两个方向前进。突然，战俘们意识到，有日军在会更安全；现在，在他们周围是饥饿的、混乱的庞大军队，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伯特·班克说，“他们说知道的魔鬼要比不知道的魔鬼更好一些。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在我们周围那么多士兵在疯狂地找吃的。如果他们来到营地，发现了食物，那他们会做些什么自不用多说。”

　　 在第一个准自由的晚上，达克沃斯陆军上校还必须竭力维持营地的秩序。他特别担心会有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会在这个时候逃跑，在整个营地的解放即将到来之即，这种逃跑行动只能将大家逼入更危险的境地。他命令汤米·托马斯和他的巡逻兵要竭尽全力保护大家的安全。他咆哮道：“每个人都要原地待命，不许任何人擅自逃跑，不许耍任何诡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保持冷静。”

　　 达克沃斯的担忧绝对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战俘早就开始谈论起逃跑的事情。三年来头一次没有看守，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逃跑好机会。战俘营里的人甚至还收到了来自外面的鼓励：一个战俘在一间破旧的小木屋里发现了一支箭，箭上插着一张非常友好的纸条，上面写着如果美军决定突围的话当地西班牙区保证会给予支持。班克说：“我们整宿整宿地谈论逃跑的事情，可能我们都已忘记我们大部分人的身体状况及其恶劣。像我，视力非常差，我不知道那时如果逃跑是否会成功。”赫伯斯医生也曾有过逃跑的想法，但是很快就意识到逃跑根本就行不通。“我在脑子里想象着自己穿过草地，跑进稻谷田，一直走道新怡施夏山脚下。但是，我突然警醒过来，我必须忍耐，必须再等一段时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我们跑出去，那我们去哪里？”拉尔夫·罗德里戈兹说，“在我们周围是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路上到处是坦克和摩托车。我们所能期望的就是快乐地死去。”

　　 达克沃斯决心要严格封锁发现日军粮仓的消息，至少要保守到明天派出搜寻小队之前。当然，在卡巴纳端拥有一个装满食物的仓房的事根本不可能会成为一个绝对秘密，肯定会走漏风声。

　　 整个晚上，一群一群的战俘零零散散地跑到日军营地去看一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炼乳、一堆堆的罐装食品、一袋袋的蔗糖和大米、一小群家禽，还有几头猪。另外，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和干货，如药品、蚊帐、鞋子、内衣、毛毯等。四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食物。在仓房里，人们开始了疯狂的抢劫行动。

　　 “凡是能找到的，凡是比较轻便易于拿走的，我们都拿着。”约翰·麦卡迪回忆说。约翰·麦卡迪是从德克萨斯来的医务兵，他也曾与第200海岸线炮兵作战，是拉尔夫·罗德里戈兹的好朋友。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拼命冲进仓房，“我看见，有的人拿着烟灰缸，有的人抢走了食盐瓶，这可是三年半以来得到的第一份调味盐啊。”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未经许可批准的抢劫，他们在黑暗中藏来藏去，像搞恶作剧的小孩子在那儿吹口哨、大笑。其中有个抢劫犯不是别人，正是赫伯斯医生这位高级官员。赫伯斯写道：“我根本无法管好别人，因为我的手也正死死地抓着同一个饼干盒。后来，我打开一罐炼乳，喝了一口。油腻得让我作呕。我的肠胃已经适应了清淡无味的食物，我不得不使劲咽了三次才把这口炼乳咽下去。”

　　 正当约翰·麦卡迪在仓房里翻来翻去的时候，一只活鸭子撞进了他的臂弯里。他的一个朋友找到一把杀猪刀，割断鸭子的喉咙放了起来。他们计划过后炖鸭汤喝。

　　 没过一会儿，两个神情慌张的战俘冲了进来，大叫，“谁看见一只鸭子跑进来了吗？”麦卡迪问，“是只活鸭子吗？”

　　 “见鬼，如果是死的，我们追它干吗？”

　　 “那不是这一只，”麦卡迪答道，“我们这只是死的。”

　　 这只鸭子的原有主人一直铁青着脸，气呼呼地到处乱翻，直到在厨房的炉子上发现了一头烤全猪。可见，日本人走得是如此匆忙，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烤猪。麦卡迪垂涎欲滴地望着两个幸运的战俘。用他们的脏手把猪肉大块大块地扯下来填进嘴里。我们试着用我们的鸭子与他们换半个猪。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只是告诉我们把鸭子钉在那里烤。”第二天早上，刚刚点完名后，“官方”搜索开始了。达克沃斯让所有能走动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派工程队，去抢日军的仓房，然后把食物运回美军营地。他们的行动无人阻拦，一路畅通。一看见这么多的食物，士兵们的活力倍增。他们在过道和走廊上拼命地追赶着鹅呀，鸡呀，猪呀，等等。很快，日军营地里到处是狗叫鸡鸣，乱作一团。一个战俘回忆说，“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上苍的赐品。”“我们就像走进玩具王国的小孩子，”伯特·班克说，“一袋袋的大米，成千上万的美国牛奶，还有足够烧几周的木柴。一切真让人难以置信。”

　　 同时，战俘们不忘让几个人在大门口站岗放哨，以防日军的偷袭。战俘们整个一天都在忙着用水桶、木箱、独轮车搬运食物。他们把最重的物品放在牛车上也运到了美军营地。他们决定把食物藏起来，而不是大模大样地放在厨房里，以防日军到卡巴纳端来找食物时偷走。到黄昏时分，快乐的抢夺者们已经把日军的仓房洗劫一空。“所有的人都毫无怨言地拼命干，”汤米·托马斯说，“甚至日本人也无法使我们如此拼命。”

　　 从日军仓房中缴获最多的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子，一共有好几垛。人们把他们搬回营地，期盼着多年来的第一个舒服觉。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发现这些棉垫太柔软，根本无法入睡。“这是我自从1941年以来第一次躺在床上，”约翰·麦卡迪后来在他与人合写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是，躺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根本睡不着。”最后，麦卡迪把他的棉垫扔了出去，然后很快在他那普普通通的竹席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他发现不只他一个人把棉垫扔了出去。在兵营外的地面上四处散落着棉垫。

　　 那天早晨，一小撮人决定再去日军的营地里碰碰运气，看看头一天晚上有没有遗漏下什么好东西，这其中就包括麦卡迪。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背负着更多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钻出了日军的营地。他们绕过一个角落，朝着美军营地的大门走去。正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日本兵，在他们的后面是一辆坦克。接着，出现了一大群步兵，他们手中紧握着来福枪，明晃晃的刺刀让人不寒而栗。麦卡迪惊恐万分，心想这一切原来都是一个圈套，他抱着自己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然而，这些士兵只是迷惘地盯着麦卡迪他们，并以日本人特有的方式从牙缝里抽着气。好像他们根本不清楚这回事，因为他们的确毫无准备。麦卡迪心想，这些日本兵被突然出现的战俘搞懵了。“我猜我们看起来像鬼魂，头发劈头盖脸的垂下来，身上只有皮和骨头。他们肯定没想到在营地会有这样的人。”

　　 麦卡迪和同伴们不知该怎样做更好，他们向日本兵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背着沉重的食物继续往美军营地大门走。当他们拖着重重的脚步绕过日本兵和他们坦克时，他们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他们就应该从日军营地偷食物。麦卡迪和同伴们发现自己正喃喃自语说，“你好，你好，你好，”语气出人意料地异常轻松活泼。战俘们发现在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日军少尉，当他们走过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麦卡迪回忆说，“我看着那位少尉，如果他不向我们说你好，我就诅咒他。”

　　 麦卡迪和他的朋友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美军的营地。他们刚一回来，就受到了一些如释重负的战俘们的热烈欢迎，这些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遭遇，整个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卡巴纳端战俘营的人们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叮嘱，就意识到他们要更好地利用厨房扫荡的战利品。几十个日军悄悄地潜入了卡巴纳端战俘营，但是，他们与两天前撤离的日军有所不同。他们刚刚从前线打仗回来，都遍体鳞伤，衣衫褴褛。许多人身上都缠着绷带，破烂的军服上沾满了血迹。一个战俘把他们称为“行走的伤兵”。兽医赫尔伯特·沃特在他的监狱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就像一群游兵散将；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疲乏不堪，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他们那孤苦无依的神情和动作都说明战争的走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看起来非常焦虑，”麦卡迪回忆说，“但是他们有枪。”

　　 这些新邻居对美军战俘持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他们整日缄默不语，似乎不在意，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美军营地拥有大量的食物。令人诧异的是，他们还给了战俘们一些大米。“他们根本就不像看守我们的那些日军，”托马斯回忆说，“我想他们是惊慌到四处逃窜，他们只能让我们来管理整个营地。”他们没有派战俘们修筑工程。鞭子的抽打声也成为过去。有时，有的日本兵还到美军营地来看医生，或者让卡巴纳端战俘营的鞋匠补鞋，通常他们会送些烟草作为礼物。医务兵拉尔夫·罗德里戈兹就医治好了一个患有严重坏俎病的日本兵。罗德里戈兹说，“没有人愿意给他治病，于是我说，好吧，我来治。在离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士兵感激万分。”约翰·麦卡迪还隔着篱笆墙，与一位日本兵结下了友谊，这个日本兵学过一点英语，“他让我给他介绍美国的城市。”然而除了这种相对令人愉快的遭遇之外，在两个营地之间似乎有着一座无形的墙永远无法逾越。“就我们而言，”一位战俘说，“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1月初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卡巴纳端战俘营里的人还能相安无事，这主要是因为美军战俘已经将日本人的贮备抢劫一空了。他们发现，吃饱之后，可以创造奇迹。他们的生活渐渐地恢复了生气，并且渐渐地恢复了身体。痛痒难忍的脚气病消失了，夜盲症也有了好转，逐渐强健的免疫系统也使得他们摆脱了长期困扰的各种低度感染，热带溃疡减轻了，风湿眼也逐渐清晰了。营地里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口哨声，哼唱声，笑声。沉息已久的兴趣开始萌动。他们开始恢复了性的需求。

　　 然而，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体重开始上升了，几乎是一天一磅。体重和体形增长得如此快，听起来简直是不可能。但是，战俘们每天都以鱼罐头和糖浆牛奶为食，不长胖才是不可能呢。拉尔夫·罗德里戈兹一般是150磅重，但是瘦到了90磅，在抢劫了日军仓房后的短短两个周内，他恢复到了120磅。

　　 随着精力的恢复，战俘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一天，几个战俘发现一头布雷厄玛奶牛在篱笆外的草地上吃草。它的菲律宾主人不知去了哪里，隐居在营房中的日军似乎也没有在意，而所有的哨楼和角楼都已人去楼空。奶牛在干枯的草地上静静地啃着，它的皮肤不断地抽搐以驱赶牛虻。由于缺乏蛋白质，他们突然萌生了一种奇怪的恶意，他们走出大门，把绳子套在牛的脖子上，把它牵回了营地。这一步就像普罗米修斯那大胆的一步：以前卡巴纳端战俘营从来没有人敢踏出篱笆半步，也没有人能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奇遇。

　　 沃特医生立刻被传唤过去。这个兽医要负责检查这头牛以防它患有什么疾病。他用锤头把它敲昏过去，然后割断了它的喉咙。他在死牛下面放了一个桶，不浪费一滴牛血。一大群战俘在一旁看着整个牛被肢解开来，有的还与沃特医生一起解牛，并且流下了高兴的眼泪。沃特医生仔细检查着每一个器官，以看看是否有感染或者其他的变异。当切开牛肝时，成百上千的吸虫涌了出来。这些扭动的寄生虫就是肝蛭，这在菲律宾特别常见，但是在肉完全做熟后就没有什么危害了。

　　 这头牛通过了沃特医生的检查，按照计划在营地的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宴席。人们围站在火堆旁，烤着牛肉，几个小时之内就把整头牛一扫而光。他们还准备了一大桶牛肉汤。他们把凝块的牛血煎熟，或者用慢火把它炖成清汤。他们吮吸着骨头中的骨髓。牛蹄子也被炖成汤喝了。他们吃了整整一天，把奶牛的所有部分都吃了个精光。赫伯斯医生写道，“我们无法想象，整头牛供500多人吃，汤上还能漂着牛油。”

　　 大家都享受着胃涨肠满的美妙而奇异的感觉，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开起了晚会。他们尽情地歌唱着，轮流品尝着从日军仓房中缴获的酒水。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向了妇女，他们谈论着女人的形体、味道，以及其他的诱人之处。有的人拿出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收音机，大家倾听着从旧金山传来的电波。卡巴纳端战俘营的人在食物和酒水的安慰和刺激下，又看到了一丝生还的希望。周围的日军对他们似乎没有危害。整个战争局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甚至就在他们聆听家乡的无线电波的同时，庞大的美国军队正向他们进军，美国军队肯定会来接他们的，尽管可能会迟一些。他们喝着一种用他们所讨厌的谷物酿成的酒，一种来自他们更为讨厌的文化的蒸馏水，但是这种酒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他们带来了欢乐。接下来，广播上的一个信息公告节目证实了一个他们两天前就听说的传言。那就是，克鲁格将军的第6陆战军已经在吕宋岛登陆，并且正在向马尼拉挺进。解放已是胜利在望。“人们兴奋地祷告，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阿比·亚伯拉罕写道，“许多人跳起了舞，至少他们试着去跳。就在日军的广播大声喧闹的时候，那些骷髅似的人物站了起来，大胆地袭击日军的障碍物。这个景象看起来真让人为之震惊。”

　　 开完晚会的第二天早晨，卡巴纳端战俘营的生活又多少恢复了正常。令人可喜的是，目前的特赦和幸运并没有冲昏人们的头脑，战俘们依然怀疑这一切。他们感到，战俘营里有利的局势，住在附近的日军的仁慈，至少是漠然，都是短暂的喜悦。这些都可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他们是正确的：1月中旬，情况发生了突变。日军人马突然增多。约有三百多名日本兵从前线打了回来，要在这儿搭建临时住所。坦克大摇大摆地从正门开了进来，不祥地停在了营地中央。全副武装的哨兵重新回到哨楼和堆满沙袋的角楼，开始了全天24小时的警戒工作，这次日军更加密切地注视着一切。他们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战俘们一想到自己现在又成了战俘就怒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