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兵遣将·第六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枪声会像打雷般爆响，子弹来回划破夜空，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混战。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时刻已经在战斗之前就已经精心策划好了，这次奇袭的主要行动将不超过30分钟。

　　 普拉特罗是个令人愉悦的错落有致的小村落，它由几排设在稻田里的草屋组成，位于邦板牙河的冲积平原上。这个村镇与突击队们经过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只有一个细节与众不同：战俘营就在两英里以外，最快需要步行半个小时。透过山间的阴霾和河流的薄雾，普拉特罗的村民能直接看到南方警卫的了望塔。

　　 因为它距离目标最近，穆西决定把这里作为突击队的中间站和野营地。他将在这里建立指挥部并且让手下通过野外电台与总部建立联系。营部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菲希尔将在这里建立一个紧急治疗所，以便应付战斗中的伤亡。如果突击队员能够成功地把战俘救出，普拉特罗也将作为他们获得自由之后第一个休息场所。尽管这里只是一个小地方，食物也很短缺，但是这里的居民人数很快就会翻一番：美国突击队员将会住在这里。

　　 在午后落日的余辉下，穆西和普林斯到达普拉特罗的边缘，他们很高兴地听到村里的狗都保持沉默，这正是帕胡塔刚才向他们保证的。狗的嘴都被竹笼套住使它们无法发出声来。吠叫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但是突击队员们一进镇，队伍又突然停了下来。事情有点古怪：一种大大的嘈杂的声音交替出现。队伍慢慢推进几英尺，然后再一次停住了。

　　 普林斯上尉紧张地伸长了脖子看一看是什么阻止了他的部队前进。他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像是一支合唱团在黎明时轻柔地歌唱。这个调子最初很难辨认，但是后来普林斯找到了它——“上帝祝福美国”，这个熟悉的节奏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唱出，在平淡无奇中透出一种迷人的旋律。在镇的入口处，几十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衣裙用伤感、甜美的声音正在唱歌。就像匆忙安排的美丽庆典一样。本地校长看来从普拉特罗和周围农村找来了最漂亮的年轻女子来欢迎他们。几个女孩还给突击队员的头上戴上花环，并且向他们献上了欢迎的吻。

　　 在歌手的后面，村庄里一片繁忙，好像家家都在煮饭。这个小镇正在筹备宴席。人们杀鸡宰牛，生火，用大桶做饭。村民准备了一个典型的菲律宾式的欢迎礼，表现出了所有的欢乐和慷慨，即便它不够真诚，几乎每个人也能感到温暖。许多突击队员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普拉特罗的人民处在战争的不幸的中央，他们这样的接待，这样的慷慨，使突击队战士决心为他们做得更多。

　　 穆西上校也像其他人一样被这个欢迎仪式感动了，但是他对于由此发出的声音感到特别担心。他紧张的向南方望去，观察战俘营的动静。当帝国军队的方阵近在咫尺时，是没有心情加入欢乐的聚会的。穆西告诉乔森和帕胡塔，让他们带人在村周围构筑严密的警戒圈以便防备敌人的偷袭。当一位女子在他的颈上挂了一个花环时，他尴尬地笑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想唱歌的话就要轻声地唱，”穆西说。“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在半黑的天色下，一起歌唱上帝祝福菲律宾。”

　　 菲律宾人的宴席在这种情况下是丰盛的——大米、糖果、土豆、新鲜的番木瓜、整只鸡由香蕉叶子包了在炭火上烤熟。他们倒了整杯的棒子酒。饥饿的突击队员们围坐在火堆边开心地与当地人谈话。偶尔几个小孩胆怯地伸出手去触摸突击队员，看一看美国人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当地人用旧报纸卷纸烟抽，他们谈论战争、日本人和麦克阿瑟。他们似乎特别爱戴麦克阿瑟，热爱他的帝国风范、他的狂妄自大和夸张之言。他们常常引经据典，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问题，看起来不像美国士兵那样搪塞。对于菲律宾人来说，他们对西班牙天主教有空前高涨的热情，他们喜欢一切事情由上帝决定。

　　 当然，他们对于日本人有一种来源于信仰不同的鄙视。在稻产区有一些日本合作者，但不是很多——他们只是希望新的占领军能够保护他们的家人和生计。在战争开始时，日本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认为这样他们就能很容易在农村赢得支持。他们声明：我们来到这里是把你们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加入我们就会获得新的一天。但是这一个新鲜的口号甚至最天真的菲律宾人听起来都是假模假样，令人发笑。

　　 许多肯贝傣族人由于不帮助日本军警而被后者关入马尼拉的土牢。皇军来了以后，皮条客都没有了生意，因为日本人把年轻漂亮的菲律宾女孩抓到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螃蟹”妓院里充当“慰安妇”。

　　 这些只是臭名昭著的几个例子，而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被每天日本人更恶劣的侮辱行径所败坏了。日本兵以打耳光而闻名。他们打人是为了维持纪律、为了恐吓甚至为了传达信息。打耳光似乎是通讯的一个主要的方式，甚至在自己人之中也一样。早先，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陷落后，一个日本军官就闯入过一个像普拉特罗那样的小镇，他起先谦恭地和村民打招呼，他的目的显然是想赢得人民的拥护，使他们相信日本的亲善政策，可是几分钟后他就打了别人。也许他这样做是挑衅，也许他不是，但是耳光从本质上不符合菲律宾人礼节的基本原则。“侮辱一个菲律宾人最重的方法就是打他的脸，”新怡施夏地区的美国游击队员领导人罗伯特·拉法姆说，“如果你那样对待一个菲律宾人，那么你将获得一个死敌。”在充满死亡和凶险的全面战争中，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它不是。日本人从没有意识到通常爱好和平的菲律宾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毒辣手段来反对他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菲律宾人有一颗沸腾的、豪迈的心，以及充分的西班牙男子气概来使他们为了荣誉想方设法进行报复。

　　 晚饭以后，卡巴纳端市长出现了，并带来丁一瓶乔赫尼·瓦尔克·布莱克酒。“它是非常好的苏格兰威士忌，”穆西回忆道。“我们把酒在队伍中传了一圈，以便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小口，哪怕只是尝一下也可以。”上校然后与市长进行了交谈，尽管他很好客，但上校还是逐渐对这个人产生了怀疑。“我看他是相当可疑的，”穆西后来写道，“因为他能成为市长完全是靠日本人的占领。”穆西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他甚至想到了景遥远的可能性，即这个人是一个日本合作者，一个“菲奸”。上校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他首先感谢了市长赐给威士忌的好意，然后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突击队员将把他软禁起来，在行动期间将有一个武装战士看管。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穆西向他保证说，一旦使命结束，这位好市长将被允许回到卡巴纳端。

　　 当夜幕降临时，突击队员们分成了更小的小组，跟随不同的菲律宾人到他的家过夜。少许几个幸运的突击队员还被邀请到真正的床上睡觉，但是那个棚屋是谷仓，并且乱堆着工具，还有大批的虱子出没。穆西指示他的人必须穿着靴子睡觉，以防万一，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晚上很快起来做出反应。

　　 当突击队员们睡觉时，“白杨”侦察队则到南方一英里外的阴影里蹲点观察，记录经过营地前方的公路上的日本车辆。之后，他们返回普拉特罗向穆西报告。冷静的月光更加坚定了上校推迟袭击的决定。日本人把所有的晚上都充分利用起来——坦克，卡车，以及几千名步兵——一支长长的人和物资的河流汹涌地向北方的朋阿邦流动。撤退的日本人，为了避免美国空军发动的致命的攻击，成了夜行动物，白天则躲在地洞和丛林中休息。

　　 在其他方面，侦察队员则密切监视着任何迫在眉睫的大屠杀的迹象。处理500名美国人对日本人来说将是非常麻烦的事，因此警卫们需要增派一些皇军士兵来帮助他们完成屠杀和掩埋的任务。营中已经有一些军队驻守，但是具体人数还不清楚。这些卫兵可能要招募一些新人来执行他们的可怕的任务。然而高速公路上出现的日本士兵似乎对战俘营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在北部的吕宋岛有更紧迫的使命，山下将军在头脑中对他们也有其他的战略目的。侦察员们看到整个晚上战俘营的大门一直关着，不由得松了口气。到了黎明时分，川流不息的车辆终于枯竭，路面又恢复了平静。日军已经利用晚上通过了。

　　 现在是1月30日星期二的早上，侦查员们完成了一系列复杂而又困难的任务。在几小时内，他们必须提供绝对可靠的侦察数据，穆西和普林斯拼命想要获得它以便最后完成袭击的计划。袭击被定在黄昏进行。搞到这些详细资料并不比24小时之前更容易。尽管来自卡巴纳端的日军部队暂时离去了，但是仍然有大约75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在院子里值班，或许还有200或300名呆在兵营中的士兵。院子里还有坚固的碉堡和观察塔加强警戒。而营内的空旷地区则完全是一场噩梦——平坦干燥，一览无余。

　　 侦察兵能够通过菲律宾游击队员观察得到的琐碎细节来搜集情报，因为菲律宾人可以很自然的带上稻草帽子，伪装成种稻的农民和和附近的平民在营地周围活动。帕胡塔的情报助手托姆博中尉就让他的人在整个地区刺探情况，通过踱步丈量距离，以及统计日本人的数量。托姆博甚至还招募了小孩骑在一头水牛上，沿着铁丝网慢慢地走动，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情况都向他汇报。但是仍然有许多重要情报无法获得，到了上午，侦查员们开始对于能否得到情报感到绝望了。

　　 然后中尉比尔·内利斯特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侦察员不能够接近营地，那么也许他们至少可以找一个制高点。早先，内利斯特曾经看到战俘营北面的稻田里有一个孤零零的棚屋。这是一间似乎被遗弃的棚屋，距离营地院子只有一百码的距离，它正好与大门排列在一条线上。既然这是一个高脚屋，那么在它上面侦查员们就可以窥视到战俘营的全貌。尽管它可能视野有限，但是它毕竟高踞于茅草之上，完全可以改善人们的观察范围。

　　 如何爬到高脚屋是个问题。如果他们穿着侦查员制服被发现肯定会遭到射击。因此内利斯特命令一个菲律宾人跑步取回两顶宽沿草帽和一些农夫的衣服；他们将扮作当地人。内利斯特决定派军士鲁夫·瓦区莱尔协助自己到棚屋执行任务，碰巧他是白杨侦察队的一个菲裔美国人。不久跑步者就拿来农民的“制服”，两位侦察战士很快穿戴着新衣帽显形了。

　　 内利斯特把他的M－1步枪藏在裤筒里，枪管朝着地面。他将必须侧身走路，好像他的腿上正绑着一幅夹板。这一举动十分可疑，但是至少他可以把武器隐藏起来躲避高塔上的警卫。然后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走了出来。他们沿着公路走了几百码的距离，然后出现在战俘营前面的开阔地里。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100码的距离，慢慢地向小棚屋前进——这时已经完全进入日本人的视野之内。“我们假装悠闲地爬到小棚屋内，就像是正在观察地里水稻的长势。”内利斯特后来说。两个侦察员紧张地爬上旧竹梯，棚屋里面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闷热。他们感到自己的小伎俩肯定引起了日本卫兵的注意。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躺在竹地板上休息了几分钟，焦急地倾听可能的长距离步枪开火的声音或是日本人接近时大喊大叫的声音。打开的窗户边有一张破旧的摇椅。内利斯特从他的裤筒中拿出了自己的M－1步枪，然后爬到椅子上。在把身子放低后，他坐下来开始偷偷窥视监狱铁丝网里面的情景。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里。营地是安静的。日本人肯定采取了伪装。受到鼓励的内利斯特中尉又一次透过窗户进行偷窥，这一次他获得了所有的东西。微笑开始在他的脸上浮现。这里的优势比他预想的还要大。全部营地在他面前展开，像是一个等待被破解的难题。他和瓦区莱尔能看见囚犯们在院子内缓缓而行，甚至可以数清高塔上有多少警卫。他能够辨认出这个地方的基本组成部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条道路的布局。那些以前在侦察中仅仅靠猜测的详细资料现在都明显地层现在面前，他现在像是一个英国篱笆迷宫的设计师，站在梯子上，可以把在地面上无法知道的情形一览无余。

　　 比尔·内利斯特20多岁，具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他在狩猎为主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亨博尔特长大，离沿海城市尤里卡不远。他是一个瘦弱、耐心、头脑复杂的人，他很容易对那些大半生都在野外活动的人产生信任感。内利斯特凭借他对狩猎的天然喜好申请加入了美军。那些知道他回到尤里卡的人都叫他“白印第安人。”他喜欢在复杂的地形中掩盖自己的足迹，并细心观察动物和人最细微活动过的痕迹。内利斯特也被认为是“白杨”侦察队中最好的射手。在战前，他就是国家警卫队中的“加利福尼亚步枪射击冠军”。像多数伟大的射手一样，他擅长凭感觉而不是步枪的瞄准器来估计距离。他把M－1步枪放在窗沿上，把枪管指向营地。

　　 内利斯特从衣袋取出一张由美军侦察机拍摄的卡巴纳端营地的大相片。他现在则开始对比照片的细节。然后，他交替地看着照片和枪的瞄准镜，这样可以凭借三角测量的方法准确地算出营地各主要特征物之间的距离。他勾勒出了一幅自己的营地院子的地图，并且在每一个明显的标志物下面记下了丰富的注释——距离、高度、建筑由什么制成、铁丝网在哪里，电话线和电线在哪里等。再把这些新细节与以前侦察员和菲律宾游击队员所获得的情报综合在一起，内利斯特最后就得到一幅完整的图像。

　　 整个营地是一个巨大的矩形，纵深大约800码，横向大约有600码，地面利落地被一条土路所切分，这条路像一把尺子一样笔直的从大门了通到后院。如果一个人站在大门口，朝南面向营地，那么关押美国犯人的兵营将被这条中轴路划归左边，而多数日本人则集中在右边的四个区域里。主要入口由一个累赘的双层木门构成，大约有8英尺高。这两扇大门能够旋转或像大手一样开合，但是现在它们都紧闭着并且上了锁。营内有三个警卫塔和两个碉堡，院子周围有三段铁丝网环绕。第四段铁丝网则标记美国部分的边界。院子周围则环绕着深深的阴沟。整体上看，这块地面几乎是完全平整的，除了后部有一点升高，那里是日本兵营的主要所在。

　　 最后是装甲车的问题。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没有看到停在外面的坦克，但是他们显然被藏在一个大型金属棚内，那里位于中央道路的旁边，距离前门大约有300码。这个巨大的金属建筑物的外罩在正午的阳光下闪亮着，它是营内惟一可以足够作为车库的地方。袭击开始后，普林斯上尉想把这里作为火箭炮队发射的目标。内利斯特圈出了这个地方并在他的图表上大胆地做了标记。

　　 由于所有的详细资料都已经获得，内利斯特感到自己充满信心，现在侦察队已经有穆西和普林斯需要的东西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情报带回普拉特罗。然后，答案自己送上门来。

　　 大约下午1点30分，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透过窗户看见草丛中有几个可疑的东西在移动。“看起来我们有访客，”内利斯特咧着嘴笑着说。三名“白杨”侦察员——富兰克林，福克斯，哈罗德·哈德以及吉尔伯特·考克斯——他们用肚皮贴着草地，慢慢地向棚屋方向爬过来。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安全的迂回的路线到达这里，比如走双倍的路程到邦板牙河，然后从后面溜进来。这3个侦察员来的目的是看看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在上面怎么样了，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内利斯特和他的伙伴后来向历史学家福雷斯特·约翰逊描述了他们见面的细节。

　　 “你认为这符合常规吗？”内利斯特说。当三个侦察进入棚屋后，内利斯特问。“余下人在哪儿？”

　　 “我们散布在整个区域。”富克斯答复说。

　　 “这里，”内利斯特一边说，一边把自己完成的侦察报告递到他手上，“在行动开始前务必要把它交给穆西上校。现在就消失吧——这个该死的地方太过拥挤。”

　　 由于这个小棚屋的位置对于侦查实在太好了，因此比尔·内利斯特和鲁夫·瓦区莱尔决定整天都留在那里。内利斯特认为有必要留一个人观察周围情况，除此以外，两个以上的人在白天从棚屋下来是很危险的事。如果有太多的人员往来，日本人最终会对这里产生怀疑。因此他和瓦区莱尔打算一直藏在这里，直到行动马上开始，然后他们就会跃入田地里，在黎明加入突击队员和其他侦察员的队伍中去。

　　 那至少是内利斯特的计划。但是在4点钟左右，两名侦察员的计划被一个没有预期的意外事件打乱了。

　　 瓦区莱尔首先看到了它。

　　 “看这里，比尔，”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打开的窗户，“她正在那里做什么？”

　　 几百码之外，一名菲律宾女人正缓缓地独自向营地前面走去。

　　 “不知道，”内利斯特困惑地说，“我以为帕胡塔已经命令所有的平民不要到公路上去了。”

　　 这位女士径直走到前门，并且看上去与高塔上的一位日本警卫展开热烈的讨论，好像他们彼此相识一样。在他们谈话的几分钟后，警卫来到下面，并且给了她什么东西——似乎是付了钱。她把得到的东西塞进口袋，然后又立刻若无其事的沿着公路穿过营地的前门恢复了漫步。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女人为什么与日本人如此友好？他们的担心增长了。她会是一个提供消息的人吗？难道这次完全保密的使命已经泄漏了吗？“我以为她告诉他们说美国突击队正在奔袭的路上，”内利斯特向军事作家威廉·姆克拉文解释说。“她把我吓坏了。我想那样我们就全都白费功夫了。”

　　 瓦区莱尔知道现在该是自己出头的时候了。“我要到大门去探个究竟，”他建议道，“如果日本人赶我走，那么这个地方将充满凶险。”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因此瓦区莱尔推断，警卫将把他认为是另一位平民。

　　 内利斯特不喜欢这个提议，但是他也深深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位菲律宾女士究竟有什么魔力？“我不能掩护你，”内利斯特警告说，“如果他们要抓你，我不能开枪射击。那样这次任务就会告吹。”

　　 瓦区莱尔说他明白，但是不管怎样也要走一趟。随身带着两支自动手枪，他下楼跃进了田野。在到达公路之前他又向右走了很远。然后他转向左边，沿着道路走下去，直接向营地靠近。内利斯特留在棚屋里观察瓦区莱尔的一举一动。他本能地抓紧了手中的M－1，尽管他知道自己不能使用它。

　　 当瓦区莱尔到达大门时，他向高塔上站着的警卫看去，并且摘下头上的宽边草帽。警卫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就怒目而视。

　　 内利斯特在棚屋里屏住了呼吸，他心里一阵狂跳。

　　 当他在道路下面闲逛时，瓦区莱尔就偷偷向营地中窥视，寻找任何混乱和不寻常的迹象。他继续沿着道路向前走，直到脱离了警卫视线。然后他穿过道路转换角度回到棚屋，这一次大约花了15分钟。

　　 “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瓦区莱尔一爬进来就开口道，“但是一切情况在那里似乎很正常。”

　　 内利斯特有点被这个消息所鼓励，但是他的害怕并没有被完全消除。他仍然认为这个女人可能确实是一个提供消息的人，日本军官正在评定这条消息的重要性，甚至他们正在冷静地将计就计，制定反击计划。内利斯特默默坐下焦急地扫视了一下营地，他的M－1步枪仍然架在窗台上。

　　 在两英里以北的普拉特罗村，上校穆西和普林斯收到了内利斯特的情报。此时是1月30日下午2点半——晚了，几乎太晚了。但突击队员们终于可以热心工作了。

　　 穆西和普林斯早在黎明时分就已经起身，他们挤在一间小农舍里，围着地图进行讨论。他们焦急地认识到他们所假定的任何情况都是基于无法证实的碎片上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黄昏发动袭击。早餐过去了，上午过去了，午餐过去了，普林斯一直在他的笔记本上勾勒着想法，而穆西则踱着步，吸着烟斗，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无法想象内利斯特中尉和他的侦察员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本应在中午前送到。

　　 然而，当普林斯探查内利斯特的报告时，他明白了侦察队并没有闲着。普林斯被报告的详细程度所震惊。穆西要求的所有的关键点——甚至他还没有考虑的众多要素都得到了解答。尽管普林斯已经知道了大致地形，但是这些侦察员能把地形资料收集得如此丰富确实很难得。

　　 这份报告也许比预期的来得要晚，但是这份毫无瑕疵的工作却完全可以打满分。

　　 有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指挥员们迅速把普林斯头脑中的计划拟定成型。整天他们都与各排的领导人讨论行动方案，但是这些都没有现在普林斯所想到的那么清晰。他已经在笔记本上勾画出了一份作战图，并在3点钟把这份计划提交给穆西。

　　 上校没花多少时间就批准了。穆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在4点钟召集了所有没有任务的军官和游击队领导人在村外开会。穆西早先担心菲律宾人偷听的疑虑已经大为减少，因为普拉特罗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鬼镇。多数村民已经奉帕胡塔上尉的命令离开了。几小时前，他就提议不仅普拉特罗要疏散，而且其他村寨也要疏散，以免日本人展开血腥的报复。现在多数女人、孩子以及老人都搬出去了。仅仅身强力壮的男人留了下来。他们中有些人是帕胡塔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员，其它则是被临时招募来收集食物、水牛和赶车的平民。帕胡塔似乎想到了所有的事情。他把所有的排长都派出在各个方向搜集最后一分钟的情报、切断电话线、埋设炸药等。他甚至派了一个年轻女子走向大门跟日本警卫说话，表面上是要卖给他们新鲜的蔬菜，但是实际上则把营前的布局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这就是内利斯特和瓦区莱尔所看到的女人，由于没有得到通知，他们早先还害怕她可能是告密者。)帕胡塔既灵巧又顽固，他完成任务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日本人要想逮住他们，真是比登天还难。在自己的地盘上，这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上尉习惯于独立工作，即使是对于穆西、普林斯和“白杨”侦察队，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尽数告知。

　　 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现在该是给个人分配任务的时候了。突击队要在一个小时内整装完毕，5点钟出发，现在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军士们神情紧张地进行激战之前的例行公事——检查枪械、填充弹药、对表。在树木投下的阴影里，那些不参加偷袭的人员则端着枪，仔细地倾听穆西和普林斯那边的动静。

　　 普林斯上尉的主要计划是很复杂的。他详细地解释了任务，并抓紧了一根棍子，在柔软的土地上画起了示意图。

　　 首先穆西发出信号，突击队员就会从普拉特罗冲出向南朝营地行进，由帕胡塔指挥的200人在一边做侧应，而乔森的80人则在另一边保护。当他们到达邦板牙河以前，由两个游击队员组成的小组就会从突击队中脱离出来。帕胡塔的部队可能会面临来自左侧的强大火力。他们的任务是赶到卡布河桥附近，把营地东北方向1英里以内的公路完全封锁。7：40分整，他们就会与帕胡塔的爆破专家一起将预先埋在桥基上的地雷引爆。即便过了河，还有1000多名日军士兵可能露营在竹林里。帕胡塔的200名游击队战士将埋伏在这里，一旦他们听见突击队在战俘营方向开火，就要加强戒备，用火箭筒摧毁任何来到滩头的敌人坦克。帕胡塔的游击队员将越过道路面向桥梁展开一个张口“V”字形，这样就可以切断任何增援之敌。

　　 乔森上尉的工作则正好与帕胡塔相反。他和他的部队将直接向右走，封锁战俘营南面的公路，以便阻击从卡巴纳端前来增援的日军。在这里，日本人的到来可能相对迟缓一些(距离卡巴纳端4英里)但是潜在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帕胡塔在卡布河桥的一路，因为城中大约有8000名山下的精锐部队驻扎在那里。乔森也将按照需要装备火箭炮和地雷，但是如果日军很早就得到袭击的消息并提早赶来，那么他的人很可能就会全部报销。

　　 这部分计划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帕胡塔和乔森不得不扮演门神的角色，把战俘营附近的1英里道路彻底封锁住，以便保证突击队员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攻击营地，解救囚犯，然后立刻返回，消失在夜幕中的稻谷丛中。

　　 对于突击队员来说，如何到达营地将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因为邦板牙以外的1英里内都是光秃秃的平原，他们不得不匍匐而行，以免被敌人发现。当他们接近公路时，F连30名战士将从大队人马中脱离开来，迂回到营地的后面，沿着一条沟爬行，他们希望这条沟能足够深，使他们躲过日本哨兵的监视。这时F连的人将向后卫的塔楼、碉堡和日军兵营开火，营帐内估计住有几百名短期士兵。F连将在太阳升起的7点30分打响第一枪。枪响后，普林斯的C连就要越过公路杀死塔楼上的警卫，同时袭击大门。

　　 一旦大门被突破，第一批人将会涌上营地的中央大道，夺取枢纽，然后冷酷无情地用汤姆自动机枪和其他重武器向日本兵一侧倾倒弹雨，打得他们焦头烂额。然后火箭筒小队将对纵深进行轰击，穿透院子里的金属棚子，捣毁里面停放的坦克车。日本人的抵抗被压制下去后，最后一批人将携带大铁钳进入营地，释放所有的战俘，然后他们与等在门口的突击队员和“白杨”侦察队会合，一起撤退到邦板牙河，在那里会有当地人驾着水牛大车等待他们。

　　 普林斯上尉负责调兵遣将，并站在大门口监督整个行动的进展情况。当所有战俘都离开营地后，他会到每个营房内检查，以确定没有留下人。一旦满意，他就会在营地上空发射一枚红色信号弹——这个信号告诉所有参与者进攻已经结束。而当突击队员和战俘成功地渡过邦板牙河之后，普林斯将发出第2发红色信号弹，告诉其他两个小分队可以撤退。然后是最困难的部分：渡河后，突击队员和战俘将向北方美军战线方向跋涉30英里，途中经过普拉特罗，游击队负责殿后。这肯定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星夜旅程，但是到黎明时分，他们就可以安然脱险，回到美国第六军的怀抱了。

　　 这就是普林斯对于这次袭击的主要计划。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枪声会像打雷般爆响，子弹来回划破夜空，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混战，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时刻已经在战斗之前就已经精心策划好了，这次奇袭的主要行动将不超过30分钟。“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混乱，”普林斯这样描述道，“我们想要把所有的地狱之门都打开一道缝，”他说，“但是裂缝的程度由我们来精心设定。”上尉对于这次大手笔的行动充满信心，惟一使他担心的是这样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协作才能完成。

　　 普林斯和穆西将给排长充分的权利，以便他们可以自由调动人手来完成各自分配的任务。在计划的所有组成部分中，最使排长们担心的是接近营地本身：这样慢慢地在大门前面的光秃秃的平地上爬行无异于随时准备自杀。当突击队员挪动到田地的尽头时，日本人仍然可以借助微弱的月光看见他们。那么这些人如何能够躲避警卫的监视呢？这时帕胡塔上尉发话了。在过去的几星期，他说，他的游击队员们注意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在营地的日本警卫很不寻常地受从头顶飞过的美国飞机的影响而坐立不安。这些咆哮的飞机俯冲下来，尽管什么都没有做这些警卫也会吓得半死。为什么不请一些美国飞机来营地嗡嗡叫几下，这样在袭击开始前一方面可以分散日本卫兵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心解闷，何乐而不为呢？只要能够分散日本足够长的注意力，我们的突击队员就可以安全进入阵地。而卫兵们也会忘记看下面，而全心全意看上面了。

　　 “不费一枪一弹，”帕胡塔报告说，“只是飞一次。”

　　 穆西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就像帕胡塔提出的使用水牛大车的建议一样，想法是新鲜的，甚至有点古怪，但是出奇的简单易行：空军掩护不是作为防卫，而是作为一个圈套，一个障眼法。飞机将会在关键时刻出现，盘旋并且嗡嗡作响，不时会来个急转弯，这样就会使警卫感到慌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穆西感觉到此时打破无线电缄默，请求第6军司令部派一架飞机是值得的，它至少可以给突击队员更多的时间接近敌营。但是强大的美国空军可能来不及反应，似乎一架飞机和飞行员不可能在几小时内被及时派出完成此项任务。但是，穆西仍然认为可以一试。他让发报员发出这个请求。

　　 在经过许多疑虑和意外事故之后，穆西不得不得出结论：完成这样一个危险的任务，肯定会有伤亡。穆西已经让吉米·菲希尔医生做好了准备。菲希尔花了一整天时间把普拉特罗的一个乡村校舍改造成一所战地医院。菲希尔与一位本地菲律宾医生卡洛斯·雷乌格是好友，后者同意帮助他施行外科手术，缝合伤口以及做任何需要做的事。今年37岁的雷乌格战前曾经在马尼拉受训，是一位曾经经历过巴丹半岛战场的经验丰富的军医——事实上，他是死亡行军的一个幸存者——在过去三年里他一直为帕胡塔上尉的部队服务。那些年间，他遇到战争所能给一位年轻医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外伤，他奇迹般地在补给不足、设备简陋和没有报酬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当雷乌格治疗病人时，他通常有妻子在一旁伴随，朱莉塔也是一位外科医生，而且是一位很能干很机智的医生。菲希尔医生在雷乌格的家中度过了一个晚上，使他们彼此之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菲希尔正在被菲律宾遇到的极端贫困所困扰，但是他还是愿意与别人一起分享他的技能和药品。例如，在任务开始的10天前，他就在突击队司令部附近接生下一个菲律宾婴儿。他成为了这个新生儿的教父。朱莉塔·雷乌格后来写道：“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就与菲希尔上尉建立了友谊。在所有来到普拉特罗的(美国)军官中，我被他关心游击队员的健康，希望他们能获得医药、设备和其他任何东西的行为感动了。他多么仁慈，多么民主，多么可爱。”

　　 午后，在当地人的协助和慷慨馈赠下，菲希尔和雷乌格夫妇终于完成了从学校到医院的大转变。他们拉了一张教师的讲台作为手术台。他们收集了几十张床上铺的麻布片，并且在窗口上挂了毛毯以防止青蝇和强光入内。这座“医院”像模像样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成包的吗啡、纱布和针管排列在屋侧的桌子上，装着血浆的容器被小心地存放，手术刀则在椰油灯的光亮下闪烁着。

　　 菲希尔决心亲自参加这次突袭，随着别人一起爬进监狱里。这有一点异想天开。其他的外科医生宁可选择呆在医院等待卫生员把伤员抬进来，但这位医生却要跑出去。穆西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建议。“你疯了吗，吉米，”穆西对他说，“这是一次袭击。我们不能让你进去。”穆西认为菲希尔的战术动作根本就不能在前线冒险，一位医生应该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

　　 但是医生的想法与穆西完全不同。菲希尔认为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才需要他出头。他强烈感到自己在袭击一开始、在大门口就应该发挥作用。而且，菲希尔怀疑如果伤亡人数增加了，他的4个人组成的救护队能否及时处理伤员，把他们抬回来。他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于稳定病人和挽救在院子外面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有战俘的问题。“你们在那里有500个囚犯，他们中许多人病得很厉害，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特别的医护措施。”菲希尔告诉穆西。之后，菲希尔又提出当他在外面时，雷乌格医生和他的妻子更适合待在普拉特罗，指挥医院里的工作人员。菲希尔的话语是有说服力的，最终穆西同意了。带着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菲希尔医生把与突击队员同生共死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到这次任务与其他的有什么不同。5点钟很快就要来临了，菲希尔医生把急救药品装进旅行袋里，等待着穆西上校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