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行军·第三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每天我们都走向死亡，没有思想，没有渴望，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死亡。他们的离去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个接一个。

　　 清凉透彻的山泉从山腰流出，好像拔起了一个天然的塞子。

　　 艾比·亚伯拉罕和他周围的几个美国人都饥渴地盯着它，但是他们都在午后的阳光下站立着，一动不动。

　　 日本的警卫在距离山泉只有几码的地方放下了通往东部公路的栏杆，但是他不允许他们去喝水。军士亚伯拉罕起初并不能判断日本兵不让他喝水是真的有规定还是故意对他的一种折磨，但这确实是一种折磨。干净的泉水经过石头的过滤，汇入丛林间的小河中，并拍打起浪花。这样的情景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想得到它，却又无法得到它。亚伯拉罕试图避免对泉水的凝视，但是难以做到。他的嘴像一团棉花，嘴唇已经干裂，舌头厚厚地耷拉在牙齿上。1942年4月10日下午，亚伯拉罕和他伙伴们就这样眼巴巴地度过了5分钟。

　　 艾比·亚伯拉罕是31步兵团第一营的一名职业军士，与拉尔夫·希布斯医生在一个军团里服役。作为一名叙利亚裔美国人，亚伯拉罕在钢铁城市宾夕法尼亚长大，他1939年来到菲律宾以前曾经驻防巴拿马。亚伯拉罕的手臂下面有道刺青，那是他出没于黑白两道，混迹江湖的标记，他在战前还曾经是军队的拳击冠军。他说话很快，性格刚烈，喜欢打架斗殴，是个在哪里都能插上一道的家伙。

　　 亚伯拉罕在背后中了一小块弹片，一粒子弹也曾经在他的大腿里穿过，如今伤口正在慢慢愈合。但是这些痛楚对他并不重要，现在他的最大问题就是干渴。从早上开始他就没有得到任何水。而他所在的组则像往常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出丛林，来到主路上。在令人窒息的炎热天气下，日本人围绕在他们周围，监视着他们的行动。警卫则在囚犯的身边走来走去，寻找着任何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火柴、香烟、小刀、水壶——在战争中都是宝贝。一个囚犯的牙就曾经被一位日本兵拔出，原因是他在里面镶了金子。另一个警卫则贪婪地相中了一名军官的西点军校戒指。日本兵打手势要军官把戒指除掉，但是因为他患了脚气病，因此手指肿大，戒指无法退下。他试图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的警卫以为他在说谎，就亲自动手。经过多次挫折，警卫还是不能把戒指取下。他最后就抓起美国人的手贴在一棵树上。然后挥舞军刀把全部手指都砍了下来。这位军官一边啜泣着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小心保护着他伤残的手。

　　 但是对于多数情况而言，警卫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残酷。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显示出礼貌和克制。巴丹半岛的战斗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亚伯拉罕能看到他们也是精疲力尽，疾病缠身，并且饿着肚子。他们的大多数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自日本种植水稻的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受了惊吓，因为尽管他们有枪，但是他们还是被敌人在数量上超过并且身陷包围。他们在外国的土地上接受外国敌人的投降，结果会突然发现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舞台之上，而自己却不知道台词。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最明显并且给人印象最深的事实是日本人正在被卷入一个被他们这些战俘所搅动起来的巨大的漩涡之中。警卫们在囚犯行列的外面不断地叫喊；“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显然，他们的上级已经制定了计划，要求他们在黄昏前把X数目的战俘驱赶前行X英里。他们全神贯注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但是显然推动如此之大的战俘队伍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移动的战俘队伍，他们挥舞着临时用红汞在床单上涂抹而成的太阳旗，希望这面毫无生气的旗帜能够帮他们摆脱困境。

　　 囚犯们不断壮大的队伍整天沿着东方公路行进，4个人一排并肩而行，每列大约有100人。但是日本人正远远落后于他们的截止日期。亚伯拉罕能够看见他们的着急的脸，能够听见他们由于受挫面经常呲牙的声音。美国人不能足够快地移动。由于已近正午，他们在战斗中留下的创伤和体弱多病已经开始展现出长期累积的效果，甚至开始不断有人跌倒。“我们像喝醉的人一样蹒跚而行，”亚伯拉罕后来写道，“我们的身体似乎已经被切碎，我们的眼睛从外面看上去像烧焦了的电源插座。我们成了稻草人。”日本人逐渐被囚犯们的停步不前而激怒。他们的训斥声变得更大，甚至更多成为尖叫。

　　 4月天是炎热、明亮并且干燥的，冒烟的空气与无人认领的腐尸交相辉映，恶臭充斥了整个战场。在亚伯拉罕身边的一组人一瘸一拐地走着，残废的拄著丁字拐，身体强壮的扶着身体虚弱的，弱者则扶着更弱的。亚伯拉罕回忆说：“我们在慢吞吞、机械般地挪动着；目光呆滞地笔直向前，只听见在我们脚下的卵石在嘎吱嘎吱地响，听见生病的人在咳嗽。”通向马里韦莱斯的狭窄而弯曲的道路已经被车辆堵塞，满天的尘土和云烟令人窒息。

　　 在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向北行进到战俘营的同时，日本的部队向南行军以便对科雷吉多尔发动水陆袭击。同时，大炮、弹药，和其他供应物资汇成了一股向南而去的溪流，这些都提醒囚犯们，他们是正在道路左边行进的很不幸的难民，在战争中落入敌人的牙齿中。坦克和步兵车辆不断通过人群。当卡车在战俘身边过去时，上面许多日本兵向美国人微笑并挥动着手，有的人还举着竹竿不时地在囚犯头上猛击，或用他们手中的步枪把子快速地在囚犯们身上刮过。“我们不能预见到他们将要如何做，”亚伯拉罕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我们很好，而他们另一些则想要复仇。”

　　 当他们通过卡布卡本、拉茂和利迈等地时，加重的混乱变得更具有爆炸性。军队的秩序正在迅速变坏。官方的命令和指令，无论内容是什么，都不能有效地在徒步而行的战士中间传达。复仇像发烧一样在沿途传播。作为面对面的敌人，双方已经战斗了近4个月，日本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显示出对美国人的蔑视。他们有理由仇恨这样长时间坚持下去的美国人(因为东京预期可以更早地拿下巴丹半岛)，并且他们有理由仇恨美国人这么快就投降(根据武士道精神，投降对于一位真正的战士来说有失身份)。这些灰头土脸的战俘现在一个接一个地排出数英里，每个押解的士兵都认识到现在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了。亚伯拉罕认为那个站在泉眼旁的日本兵的意图是监视战俘队伍，这个士兵，他感到正在被自己新获得的权力而陶醉，除此之外，亚伯拉罕不能找到任何理由解释一个人如何会变得这样邪恶。这些人就要死于干渴，而水源就在身边。水是丰富的，并且是免费的，每个人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喝它。然而警卫就是让囚犯站在那里听着泉水叮咚作响。

　　 最后，亚伯拉罕组的一个人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从自己的队列中跑出，整个人扑向泉眼。泉水激起的浪花打在他的脸上，他咂咂作响地吮吸起来。然后警卫过来了，如亚伯拉罕形容的那样，“像一只鹅般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他用日本话呼喊了一些东西，美国人感觉到了，就离开了溪流。亚伯拉罕看到警卫拨出军刀。随着“快速地一扫”，他的刀就劈了过来，干净利落地斩断了美国人的头。人头顺着泉水漂到下游，水面上浮起了一缕混浊的血迹。尸体则继续保持直立的姿势，片刻才倒向泉眼，在水流的冲击下手舞足蹈起来。亚伯拉罕注意到了人手上的神经还在起作用，使手指一张一合，像螃蟹的铁钳一样。

　　 在魔鬼们面前感到无助和无能为力，绝对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对于他们来说，血腥的场面还不是无法处理。4个月来，他们一直离死神很近。他们看到死亡，并且许多人自己也杀死了人。但是战争中的心理状态与被监禁完全不同。战斗，甚至打败仗，也是一项忙碌但仁慈的工作。人们总是有事情可做，并且总有一些事情是上天安排的。它使人们远离蛮荒，一心一意为尚武精神和个人生存而奋斗。不能采取行动去保存自己或伙伴，不能拣起一件武器进行反击，完全是一种可怕而奇异的感觉。躲避和退缩违背了他们作为战士的宗旨。“它在我们身上发生，”亚伯拉罕说，“但是又很难描述。”“我们被暴露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做出反应。我们只能看着事态的变化，但不能有任何怨言。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愤怒在我们体内燃烧。”

　　 这些决不是1932年亚伯拉罕加入军旅生涯时所能想象得到的。不同于大多数新近参军的各种肤色的士兵，亚伯拉罕把他自己奉献给了军队；那是他的事业，他的全部生活。他热爱马尼拉和菲律宾人，热爱关于这片热带土地的任何事情。他的妻子南希和他们的3个年轻的女儿没能及时逃出。他们都被日本侵略者抓住，现在大概被关在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平民战俘营里，尽管他不知道在哪儿。他每分钟都牵挂着他们和担心着他们的安全。亚伯拉罕是叙利亚移民的儿子。他的父母来自离大马士革不远的一个叫做马兹拉的小村庄，他们在世纪之初就通过埃利斯岛移民美国。他的父亲在宾夕法尼亚的林朵拉找到了一份铸造厂的工作，那里是匹兹堡北部工厂区的一座小镇。他们家住在被称为“红排区”的移民区，那里有成片的枪支店，他们的棚屋则紧挨着一家生产手推车、汽车和火车轮轴的工厂。亚伯拉罕是家里的11个孩子之一。他的父母决定给他起一个比较繁琐但很响亮的名字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阿布拉哈姆在早年就证明了他的毅力。当他16岁时，就打破了在一棵树里坐的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在20年代，坐树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一种运动时尚，流行程度就像后来的生吃金鱼或塞满电话亭那样令人吃惊。亚伯拉罕家境贫寒，以至于他们买不起一台收音机，并且他们家里惟一的一台取暖器就是厨房里的一个老式煤油炉。虽然如此，亚伯拉罕的童年记忆还是幸福和丰富多彩的。

　　 成人后他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拳击。1932年他参军，之后就以运动成绩出色而闻名。在巴拿马驻防时，他参加的60场比赛赢了54场，与他比赛的一些人包括基德·比亚西、弗朗基·康支那和乔·格瑞拉等。他是运动部的次中量级拳击冠军，以后又在巴拿马成为军队的头号拳击教头。之后他又来到菲律宾，这次调动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悠闲的旅游。

　　 出于各种原因，亚伯拉罕对日本人非常愤恨，但是在众多原因之中首要的是日本人来到菲律宾破坏了这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什么日本人要破坏我们的天堂？”亚伯拉罕说，“在小岛上的生活是最伟大的。”他从来没有比在战前的岁月更高兴的了。他在后院养鸭子，在巴丹半岛打野猪。他是夜总会和斗鸡场常客。他成为菲律宾人最近称呼菲律宾化的美国人的一个“多比”公民。他热爱菲律宾人，热爱他们的友好，和他们轻松的生活方式。他曾经生活在巴拿马，因此对于热带气候已经感到像在家一样适应了。所有在岛上生长的东西——木芙蓉、九重葛、茉莉、小兰花等都在他房前的墙上生长，充满异国情调的小鸟，也在他家附近的芒果树上做窝。“在菲律宾没有东西可以难到我，”亚伯拉罕在他的传记中说，“我喜爱慵懒、温暖的日子，喜爱棕榈滩，美丽的蝴蝶，稠密的丛林和绿色。”

　　 在太平的日子与亚伯拉罕在马尼拉巡游的一位士兵是阿瑟·豪格赫特比，31团的一名一等军士。由于他们都是士官，都在一起训练，因此在战前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现在，他们又一起走出巴丹半岛，肩并着肩，互相给对方鼓励。

　　 军士霍特比早些时候就开始有了麻烦。疟疾和痢疾一起与他作对，使他无法跟上行进的步伐。他明显地蹒跚和摇摆。日本警卫逐渐以恼怒的神情看着他。他们能看到这个问题正在不断恶化。

　　 亚伯拉罕对自己的朋友极其担心。他们已经目睹了那些发高烧或掉队太远的人所得到的下场。有时一个囚犯跌倒后会爬起来，然后再跌倒，但这次他爬起来会不够快。这时警卫就会痛苦地看自己的手表，脖颈上甚至会因焦躁而抽动。在激怒中，他们认识到自己手里已经掌握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有时，警卫会相对比较心慈手软，只是用枪托给因病倒下者几下痛击，然后就离开，这时，患病者往往人事不醒，只好靠自己的同胞用毛毯把他挂在简易担架上抬着走。

　　 然而，在另外的情况中，警卫会愤怒地爆发，给那个人一刺刀。由于子弹是宝贵的物品，日本人会非常熟练地使用刺刀来杀人。他们热心地演练刺杀技巧，通常会把刺刀定位于腹部。日本兵会用刀深深地刺进去，然后以锯齿状搅动内脏，划出一个“之”字形的伤口。牺牲品的腿将在紧张的痉挛中踢动。日本兵会一脚踏在垂死之人的胸口，兴高采烈地把刺刀拔出。他会花掉几分钟时间用雪白的手绢擦去刺刀上的血迹——大和武士很期望使他们的刺刀保持纯洁。然后卫兵会给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叫战俘们继续向前移动，只留下那具死尸孤单地在后面。在第一个这样的事例发生后，一个无言的规则就很清楚的形成了：不能坚持走路就会成为死人。当亚伯拉罕行进时，他不断看见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尸体，它们被扔到路旁的沟里腐烂掉。亚伯拉罕抓住霍特比的右臂，然后把它拉上了自己的肩膀，两个人一起前行。但是，霍特比变得越来越虚弱。

　　 “让我躺下，”霍特比说，“我的腿太沉重了。”

　　 “他们会杀死你的，”亚伯拉罕说。“你想要那样吗？”另有一个美国人跟上来，扶住了霍特比的左臂，然后他们开始继续蹒跚而行。霍特比的腿滑稽地迈动着，但是实际上这不能帮助他的身体向前移动。警卫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霍特比由于得到帮助而没有停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知道霍特比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掌握真是一件奇怪并且让他感到害怕的事情。“死神与我们同步，”亚伯拉罕说，“像一只秃鹫一样看着我们。”

　　 霍特比最需要的东西，当然是一杯水，但是他的水壶是空的，并且紧张的行进不允许有任何停顿。然而，在下午时分，有一个警卫换岗。亚伯拉罕几乎立刻察觉到新战士对他的组更客气并且同情更多。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默默地放慢了脚步。使亚伯拉罕感到惊奇的是，他给了一个显然在痛苦挣扎的囚犯一块糖果，并且怜悯地轻拍他的肩膀。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几乎枯竭的一条小河边。在溪流的中心有一个深水池，里面满溢着一潭黑黑的死水，一头老水牛正在里面打滚。水池上面漂浮着一团绿色的泡沫，蓝头苍蝇成群地在天空飞舞。“即便这样，”亚伯拉罕说，“那毕竟是水。”亚伯拉罕请求警卫的赞同。尽管显然怀疑池水的卫生，他理解了这些人的困境，并且乐意地点头默认。亚伯拉罕帮助霍特比来到水潭旁。他们跪了下来，用手掠开泡沫。然后他们把脸浸在暗黑的液体里，并且在水坑里像野生的动物一样喝着。“我们品尝的水好像来自天堂，”亚伯拉罕回忆道。“当我们再次在道路上行走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感到好受一点了，尽管我们知道，那些没有患痢疾的人这次肯定也会得病。”

　　 对于将军战士而言，到奥唐奈营的北方之旅大约需要一个星期。但是由于数以万计的战俘身体状况普遍不佳，以及他们出发的地点不同，需要花费比日本人原定计划多3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转移。这次令人惊愕的大转移，后来被令人惊愕的大屠杀所盖过。据粗略统计，只是折中的估计就有750名美国人和5000名菲律宾人死于疲劳、疾病、野蛮对待、疏忽或直接屠杀。尽管多数杀戮只是一两个人被打死，但是仍然有一起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屠杀，有350名菲律宾91步兵师的士兵被用电话线捆在一起，被有组织地用刀剑砍头。数目不详的美国人被科雷吉多尔发射的炮弹炸死，因为日本人故意决定用囚犯作为“屏障”来保护他们在巴丹半岛的阵地，希望美军在打死自己人后不得不停止炮击(科雷吉多尔确实停止了炮击，但这种克制并不是无止境的)。沿着道路前进的囚犯被给了一些水，并且有时还获得一只棒球大小的饭团。由于人太多，这些补给根本就不够让他们继续行进——对于一个不能前行的人，就意味着他必死无疑。如果全部死亡的人在这条75英里长的公路上被平均摆放，那么人们可以每隔20码看到一具尸体。

　　 然而，对于所有的恐惧来说，行军所带来的暴行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多数情况下，暴行发生在行为混乱和种族仇恨急剧升级的时候。失误，情报错误，文化误解，暑热，以及帝国军纪等因素都可以导致悲剧事件的发生。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正如媒体所起的这个名字一样(多数囚犯用轻描淡写的“步行”来描述它的特征)，没有根据计划进行，而是导致混乱和有组织的屠杀。一旦转移行动超出了原计划的设想，日本人就不会去修改它以适应新的情况了。他们对于战俘的估计数字是不可变更的，大约是6万人，而对于他们的健康的评价和美菲联军的耐力也同样依据不足。

　　 认识到这一点，日本人本应该立即开始考虑调整后勤供应。安排更多车辆、更多食物、更多医院。显然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足够的时间使战俘们能够完成这次行程。但是日本的军队也许是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负，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由于深受僵硬的儒家文化影响，日本人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是最高智慧的表现，他们的战争规划者在行动上是大胆的，但是经常缺乏即兴的变通技巧，以便对突发事件快速做出反应。由于本间将军没有能够指示对巴丹半岛发生的紧急事件做出改进，重新制定时间表。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无论什么原因，日本人都选择了拒绝金将军的提议，不同意美军动用自己的车辆来把战俘运送到指定的战俘营中。实际上，有的卡车已经无法挽回地被美国兵自己所捣毁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投降时，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许多美军的车辆被用作军事目的，后来人们看到日军用美国车辆把大炮拖向巴丹半岛南部。日本的军队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它仍然保留了一支庞大的徒步军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缺少足够的石油来发动汽车。日本对石油的极端缺乏，从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列强在战前进行石油禁运而加重，这样就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因此获取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油井在战争之初就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因为每滴汽油都很宝贵，所以日军在军用卡车、吉普车和地面运输车辆的投入很少。即便是很少的汽油，也首先被用于发动飞机、轮船和坦克。战士们期望能步行很长的距离——按照常规，25或30英里一天。这样的行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种训练，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徒步而行却是痛苦的体验。日本的部队通常能够行进得更远、更持久，并且速度比美国人更快，而美国人则偏重于依靠车辆，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大量便宜的汽油。这两支军队的主要差别就是他们在一天之内能够行军的距离不同。日本人非常不现实地希望饥饿和生病的菲律宾人和美国人能够以皇军的标准行军——结果就导致悲剧的发生。

　　 还有一个主要的文化差异影响日本人和他们的俘虏的关系：这两支军队对于体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打人在日军中已经成为一条可以接受的军纪和惯例。军人可以不经请示、没有正当理由就殴打他的下属。在军衔上的微小差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意味着谁能够打谁的差别，通常条件下人们总是会挨上司几下。这种制度化的野蛮行径使底层的人备受折磨。因此，当一个新兵从一入伍起就受到上司的体罚，然后他又突然被投入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大批令人厌恶、无助的外国俘虏成为他的下属时，完全可以想象，他倾向于使用暴力。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殴打仅仅是开始。

　　 许多日本士兵本人也真正绝望地遭受饥饿和他们的俘虏的一样的疾病的蹂躏。尽管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严重，许多日本兵也表现出憔悴和对战斗的厌倦。“我们都正在忍饥挨饿，”一位巴丹半岛上第14军的战士史朗麻田回忆说。“我们吃的都是干鱼和腌菜。像有的美国人所享用的罐头食品到我们那里都是奢侈品。与我们相比，美国人似乎营养过剩。”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日军对于给自己部队充足的补给表现得很勉强。军需部仅仅供应最少量的大宗物品，如大米等，而士兵们则只能指望靠偷窃来满足热量的不足。这样，克扣美国战俘的定量供应不仅是一种以强凌弱的行为，而且对于帝国士兵的生存也是必要的。美国人已经皮包骨头了，这样的状况将会使他们更加恶化，但是一支军队连自己都吃不饱，又如何能保证提供78000名敌囚足够的食品呢？

　　 本间正春将军专注于他的袭击科雷吉多尔的计划，但是他显然忽略了每天都经过他在巴兰加的司令部的巨大的灾难。当然，本间将军正在来自东京的庞大压力下工作；他的事业和荣誉对他同等重要。作为帝国军队的首领，杉山将军曾经多次威胁说要解除本间的职务。在杉山的评价中，本间太软弱，太优柔寡断，并且对待敌人太“仁慈”。根据本间的原计划，应在两个月内拿下菲律宾，但是战争一直拖延到了4月，并且科雷吉多尔仍然没有拿下。杉山并没有先考虑原定计划的现实性，而认为延期是不可原谅的并且把所有的责备都推在本间头上。事实上，参谋长就对本间在国外留学存有疑忌。他在战前就认为本间具有潜在的亲英态度，并且很勉强地交给本间攻占菲律宾的任务，因为这位将军诗人具有战略家的智慧。

　　 在包围巴丹半岛的最后几星期，杉山越来越对本间的拖后腿表示不满，于是就给一个他信任的在吕宋岛的大佐送信，要他监视本间的命令。这个奇怪的间谍工作很出色，他名叫津路方言[c似乎是辻政信]。方言大佐是一位戴眼镜的激进好战分子，他在军中拥有比自己职衔更大的神秘影响力。无论何时杉山遇到麻烦，他都会派出方言作为自己的私人耳目，并且有时还是自己的暗杀工具。方言宣称自己拥有了各种法术，从疾役到死亡无所不包，他鄙视像本间那样的绅士武士，并且在军队中培植了自己的党羽，这些年轻军官都对他有绝对的忠诚，可以做任何他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称呼他为“行动之神”。他强烈地主张控制全部东方是日本的命运——正如口号所说的那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也许比其他任何军官都激进，方言煽动更为猛烈的种族仇恨的烈火，主张大和民族具有纯粹的种族优势。他无论走到哪里，凶恶似乎都跟在后面。他说自己对5000个死亡的中国人负责。方言还倡导吃敌人的肉，说这样可以铸造战斗精神——他在一个场合就说自己吃了一个飞行员的肝脏。

　　 尽管关于方言的许多故事都有神话色彩，但是不可否认他的作为一个武士的天才。因为他具有神奇的能力，他几乎总是正确的。因此方言享受了与他军衔不相称的罕见的尊重，似乎是那种不受惩罚的军官。野战指挥官的心中也对他充满恐惧，因为他的后台是杉山；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参谋长对这里人的不满。

　　 自从方言来到吕宋岛后不久，麻烦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他向东京发送了众多的电报，诋毁本间的命令。“本间缺乏能力，”他告诉杉山，“他的职员都是迟钝并且愚蠢的。”方言设法说服一些野战军官，说菲律宾的冲突是一场绝对的无情的种族战争，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但本间将军太虚弱，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完成任务。当死亡行军中的惨案发生时，方言也被人看到在巴丹半岛上，并且一份未确证实的报告说他已经单独杀死了几十个囚犯。当然，他还直接煽动其他军官对美国人和菲律宾囚犯采取残酷的行为。

　　 那次投降的几天后，今井藤下，一位忠于本间的司令官，就通过野战电话接到一个“神秘人物”打来的电话。线路那头的人很含糊地自称为一个“师参谋官”，他命令今井立刻“杀死所有的囚犯和提出投降的那些人”。今井肯定地回答说，本间从没有给他下这样的命令，并说他想知道这个命令来源于何处。那个声音坚持说命令直接发自帝国的司令部，并且必须要严格服从。在愤怒之中，今井把电话挂了。由于害怕可能发生不测，他采取了一些非常的预防措施。他告诉手下军官释放1000名美国人和最近自己投降了的菲律宾战俘。囚犯被释放进丛林，并且付给一笔路费，使他们逃离巴丹半岛日本控制区。

　　 同一个神秘军官然后又传送相同的“杀死所有人”的命令给生田少将。生田同样忽略了命令，肯定它不可能发自本间的司令部。整个一天，这道假命令在野战军中被广泛传播。方言被普遍认为就是那个神秘人物的始作俑者，但是迫于他的势力，没有证据表明他假传命令的行为成立。无论如何，对生田的怀疑错不了：那是一道流氓命令。本间不会与它有关。“不幸的是，”英国的战争历史学家阿瑟·辛森爵士写道，“另外的一些军官，却辨不清真伪，对于方言神秘的性格并不熟悉，因此按照他们被告知的要求做了。”

　　 上尉伯特·邦克见证了一些最糟糕的恐怖。有天他由于对一辆过往卡车说了一句话就几乎被疯狂的日本兵斩首。一天他看见一个男子的尸体，阴茎被砍下来塞进嘴里。他在枪口下还被迫埋葬受重伤的菲律宾人——那些人仍然活着，他看见他们的身体在土里不断抽动着。

　　 巴丹半岛上有一位牧师叫卡明斯神父，他有一句名言：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当然这个格言与伯特·邦克产生了共鸣。他不是一个特别地信仰宗教的人，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前往奥唐奈营的五个晚上不断地祈祷。尽管他是一个俄罗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定居于亚拉巴马山的红色山顶上，但他并没有坚守犹太教传统，没有对于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恳求得到神的昭示。“你不能为结果而祈祷”，邦克说，“但是那正是我所做的。我没有任何祈祷的习惯。但当时我只是为我自己、我的朋友祈祷。我从不为上帝而生气。但是我发现在神学方面很糊涂。”

　　 我为什么是个多余的人？我的朋友为什么死了？他们是好人。他们爱自己的家庭。他们是真诚的。你总是问这些问题，但是你从来得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上帝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有时你能感到存在。

　　 由从某种程度上说，伯特·邦克是一个小丑，他是那种玩世不恭的人。他有一个削尖了的鼻子，一双热切的眼睛，每当他说话时，浓密的黑眉毛就会活泼地跳动。他是个完美的南方说书人，一个煽动家，一个淘气鬼——对于这种人，你可以这样形容他，“他总是喜欢做很多愚蠢的事。他说话抑扬顿挫，就像轻快地唱着中西部亚拉巴马的民歌。他只要与任何人说一句话，就会聊个不停。”“他在巴丹半岛从来就没有不相识的人。”一个巴丹半岛生还者谈起他时说。对于伯特·邦克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阴暗的东西；他周围都是明亮的和快乐的事。尽管身陷绝望的境地，他的眼睛里还不可思议地闪着光，他找到了办法可以把自己与世隔绝，那就是不断道高，使他自己随时处于温暖的乐观主义圈子里。

　　 伯特·邦克在亚拉巴马的希勒斯长大，那是一个在塔斯卡卢萨附近的采矿小镇。他的父母从俄波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移民到美国；他的父亲经营一个餐馆，然后又做批发管道生意，但是他在大萧条期间无事可做。但是无沦如何伯特攒了足够的钱进入亚拉巴马的大学学习。他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学生，还是校办报纸的商务经理，并且与保罗·布赖恩特成为酒肉朋友，他后来成为红潮橄榄球队的教练。邦克从来没有考虑参军。他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只是因为他的一位伙伴“认为我穿一件制服会很好看”。他在1940年接到调令，在南海岸的卡罗来纳接受炮兵训练，在那里他与乔治娅小姐艾玛·民科威茨约会，这个可爱的大草原美人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他的新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加入了美国空军的第27轰炸机大队，并且在1941年秋天接到命令驻守菲律宾。他在11月份到达了马尼拉。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度过了从灯红酒绿的生活到“像猫一样”在马尼拉老墙外逡巡的重大转折，他发现战争是如此令他沮丧。

　　 自从空军在12月份几乎被完全破坏，邦克所在的27轰炸机大队的伙伴也被发给老式的普林菲尔德步枪作为步兵送上前线。邦克成为S－2团的一名军官。“我被指派做情报工作，侦察敌人所在的地点，”邦克回忆道，“其实那并不困难——敌人到处都是。”一天，邦克正坐在一辆吉普车上，一架日本零式飞机俯冲下来开始扫射。他左手中弹，结果让他几乎永远失去了这只左手。

　　 以后，当巴丹半岛的食物供应已经无法弥补人们的饥饿时，与邦克同驻一个掩体的伙伴就给了他一个新绰号——垃圾嘴。“我因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嘴而名声在外，即便是采用巴丹半岛最低标准的烹饪方法我也吃得下去，”邦克说，“我除了不能吃自己以外什么都吃得下去。如果我们的团队聚在一起吃东西，有些人就会发现某种他们看起来可疑的食物，难以下咽。这时他们会说把它给垃圾嘴吧，他肯定能吃得下。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吃了。”下面是在3月份的某一时间，邦克给他在塔斯卡卢萨家里的父母写的信。

　　野外

　　巴丹半岛

　　亲爱的家人们，

　　我正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写这封信，因为我知道当你们收到我平安的消息后可能会流下欢乐的眼泪。我知道我会在某一天回家，并且我希望它将不会是很长的。我以前一直说我的母亲为我祈祷，尽管我不能看到，但是我想在战争中我必定能逢凶化吉。我不希望你们为我过分担心。我希望你们在牧到这封信时能知道大家活得都很开心就足够了。我在1942年2月16日被提升为上尉，我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在这个危险的时期，任何事情都不方便。我已经准备度过一段艰巨的日子，但是我希望不久全部的状况就会变好。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与你们团聚之前，我想预先给你们提个醒。我可能要花掉全部的时间吃东西和喝牛奶。因为自从离家后我就没有喝到一杯新鲜的牛奶。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对饮食抱怨什么，我希望回到亚拉巴马后继续吃大米和鱼，我想再没有人可以把我从塔斯卡卢萨拉走了。当我回来时，我保证你们会看到一个改变很多的男孩。我决不会再与你们争吵了，我会在每一个问题上与你们保持一致。

　　你们知道这是我尝试写的最困难的一封信。战争正在使道德败坏。我在这里确实非常糟糕，但是如果我不在这里，其他男孩也将顶替我的位置。我想我现在要启程了，我不能给你们一个回信地址。但是如果你们给我写信而我无法收到信会更坏。

　　爸爸，替我吻洛蒂和母亲。当我回来时，我希望看到妈妈和我离开时一样漂亮。

爱你们所有，

邦克上尉

　　 投降并没有给邦克带来太大震动。由于他一直在研究敌人的兵力部署，因此早就知道防卫是没希望的。尽管他同意了金将军投降的决定——“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军将消灭我们每一个人”——但是邦克对于华盛顿计算出投降不可避免而感到愤怒。“当我开始这次行军时，我是极其痛苦的”他回忆说。“美国在哪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离开这里？我们为什么一直不准备坚持更久？我感到自己是历史上最大失败的见证人之一。”

　　 在行进的整个过程中，邦克一直试图弄明白行进的计划和规则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有什么计划和规则的话。日本警卫的作为通常是随意的。邦克不能预知他们下一步将会做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使用不同的标准，对俘虏提出不同的要求。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被激怒。囚犯在下午很随便的一笑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遭到看守莫名其妙的暴打。暴力的到来颇具有随机性。

　　 然而，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随机的。一些迹象也逐渐在他们面前浮现。人们不得不小心从事。邦克注意到身材高大的人往往更容易遭到刑法。邦克自己幸运地是那种身材不高，骨头突出的人，他经常听到这个在战俘中广泛流传的说法。显然，许多警卫以前从来没遇见过西方人，因此，在战俘中惩治那些高个子会满足他们的某种快感。至少在视觉上突出的人容易在人群中成为警卫发泄愤怒的目标。

　　 另一个给邦克留下深刻印象的规律就是有些囚犯会再三遭到虐待。普罗登斯口述说一个美国战俘会小心研究他所携带的每一件物品，只要哪件与“日本制造”有轻微的关系就要丢掉。因为日本人会自动假设这些东西是从死去的日本兵身上偷窃的。事实上，在巴丹半岛被围期间，美国人就有从阵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搜索“纪念品”的习惯——如太阳旗、相片、女人缝的祈求平安归来的“千针带”等。但是日本兵却对于这类“战利品”和美军在战前马尼拉市场上买回来的小物件不加区别。把战前合理购买的物品说成是“赃物”，比如，一个美国士兵可能在战前在一个马尼拉百货店购买到一面小小的日本镜子。许多美国人这样被打，另外一些人则遭到处决，原因就是他们拥有的一些标有大日本生产印记的物件。

　　 邦克也知道了用别人的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好处。“这样你就总是尽可能与警卫分离开来，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与你发生冲突。”他说。日本人通常让4个囚犯并肩行进，而每个人后面跟着一个大约有一百人的纵队。而麻烦似乎总是发生在那些走在方队边沿的人身上。这些位于周边的人最容易暴露在日本警卫的怒火之下，更容易直接遭到打击。并且他们还会经常被路过的日本帝国部队的乱枪射中。因此每个人都很快掌握了这一规律，因此队伍中的每一个空缺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岗位。“如果可以自由选择，”邦克说，“你就会期望呆在队伍中间的一列。如果中间的某个人放弃了这个位置，其他所有人将会同时冲过来弥补这个空缺。”

　　 其实，一个行进者的位置很可能就决定了他的生死。一个值得回忆的一幕就是有个美国囚犯当他步履蹒跚时只好走到队伍外侧来。当一队日本坦克从后面开到队伍旁边时，他显然由于精神迷糊而不由自主地向队伍外面倾斜。这时第一辆坦克就故意轧过他的身体，后面的坦克也一辆接一辆地从他的尸体上驶过，结果这个被压扁的血肉模糊的人成为一张卡通画，他的衣服被压进了沥青路面。

　　 这次行军从奥里翁开始经过皮拉尔然后穿过整个巴丹省。沿着这条蜿蜒的路线，菲律宾人表现出对美国战俘的同情。作为受到西班牙基督教深刻影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菲律宾人把这次行动看作是一次朝圣，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通过死亡行军，他们又一次经历了基督受难的过程，并从这次悲惨遭遇中得到某种神的暗示。在走廊和半关的窗口旁，人们都能看到女人们公开地哭泣。农民们站在街道两边，打着V字手势并提供整瓶的水或凉爽的湿布。小孩子们则向蹒跚的囚犯扔干芒果或甘蔗糖。一个女人可能拿出成熟的番木瓜和整只的熟鸡突然出现在旁边。有时日本人会允许囚犯接受这些食物和礼品，但是通常他们都不会这样做。警卫往往会勃然大怒，并且轻率地杀死每一个试图向美国人表示虔诚的菲律宾人。

　　 警卫似乎在如何威吓菲律宾人方面有两副头脑。实际上，日本人陷入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困境以至于无法摆脱。一方面，菲律宾人誓死战斗，表明了他们对美国的效忠。日本人必须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如果日本人指望能够稳定和有效地占据菲律宾，他们就必须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宽大和仁慈。只有本间将军一个人认为对菲律宾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而当时的日本高官都不支持他的主张，如本间正彦大佐等，他们倡导通过恐怖政策对人民进行控制，强迫他们切断与美国的友谊。

　　 一个下午，邦克上尉又面对面地遇到了情绪上的变化。当他正在通过一个村落时，一位菲律宾怀孕的妇女出现在路边，并且从外面递了木薯蛋糕给囚犯们吃。这个赤脚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并且表情伤感。在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同情的眼泪。看到了这个慷慨的行为，一个日本卫兵用手臂抓住了这个女人，并且强迫她站在一棵树后面。“我听见了她求饶”邦克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她倒在地上。他拿了刺刀从右侧捅进女人的腹中，并且挖出了她的胎儿。我们能听见她不断地尖叫。”

　　 邦克恢复了行进，他发抖的嘴唇在祷告着。

　　 在圣费尔南多省的一个糖作坊镇中，人们被领进一列闷罐火车中，在狭窄的内部以100人为一组占据一节车皮。这个长条形的铁皮箱子整天在太阳下烘烤，热量已经在闪亮的金属上凝聚成了厚厚的雾状。警卫用他们的刺刀打开车门，并挥动刺刀示意囚犯们爬进去。汤米·托马斯是第一个上车的，现在他意识到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在熬过那次假冒的枪决后，托马斯又基本安全地进行了5天的行军，不过他身上还是留下了一处刺刀的划伤。他感到好像有一位守护神保护自己。“我已经超越了他们所认为的忍耐力的极限，”他说，“一条接一条的道路在远方延伸，我是这样疲倦，以至于我不能移动，甚至不能摆动。但是我还是一步一步地走着。有某种东西正在驾驭着我，它是在我身体以外的某种东西。”当日本兵把整队人带了到了圣费尔南多车站时，他想象囚犯们将乘坐一辆客车去他们的目的地，并且他想如果来得足够早，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个位子。但是一旦这列小小的货车停下来，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出错误。正像卫兵们某种程度上期望的那样，100个人挤进一节车厢。当托马斯爬进去时，就感到了身上受到别人身体的压力，他感到心烦意乱，空气也令他窒息。车箱内没有通气设备。看上去就像进了个锅炉。

　　 日本人不停地又推又戳，试图在里面塞进更多的人。当看起来实在不能塞进更多人的时候，警卫还找来十几个人，用枪托强迫他们钻进去。然后，随着长长的恐怖的尖叫，生锈的铁门滑动起来，并在他们身后关上。在漆黑一团中，人可以听见警卫用一把挂锁锁住车门。

　　 他们就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等候了好几分钟。一股恶臭充斥了车厢，一个百人的身体气味和车内的瘴气混合在一起。他们中大多数好几个星期没有洗澡。他们的身体上的伤口、汗水、脓疮互相摩擦，散发出酸臭气息。他们有许多人患了痢疾，当失去控制时，只有站着排泄。不久，地板上就溅满了沾着血液的腹泻物。托马斯回忆说，一个人挨着我说，“抱歉，伙计，我实在不能控制自己了，我要拉出来了。”他是几乎哭着请求的。然后他整个人开始大便。

　　 火车猛地向前冲去，旅行开始了。车箱内有华氏120度，也许更热。“我认为我们将被烤焦，”托马斯说。他感到自己正在窒息。天花板对于一个6英尺4的人来说实在太矮了。他停在角落里，耳边充斥着呻吟和老旧火车车身的咝咝声，以及人们呕吐的声音。这里的人已经崩溃了，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掉落。这些活着的，半知觉的以及不久就要死的都肉贴着肉站在一起，挤作一团。

　　 然后寒冷开始了。托马斯立刻认识到自己正遭受到疟疾的攻击。他的牙齿就像火车行进一样不断地打着冷战。他的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别人的身体又使他站直。车厢内滚烫的铁皮灼烧着他的皮肤。他已经感染上了疟疾，后来医生确诊为一种疟疾病菌的变形体，如果未能及时治疗，往往会导致死亡。托马斯在黑暗中不住地发抖，徘徊在生死之间，似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终于，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停下来了，门在尖锐刺耳的声音中被打开。“它是我曾经听见的最甜美的声音之一。”托马斯说。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试图找到出口冲出去。托马斯照着日光的方向挤过去，跳跃着到达地面，吮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他又回头向阴暗的车箱内看去。大约有一打人，包括那个在托马斯身边的人，都没有出来，他们也永远不会出来了。他们趴在便溺的污物中停止了呼吸。

　　 阿比·亚伯拉罕和他的朋友阿瑟·豪格赫特比从他们的火车里出来，进入了白天的热浪里。

　　 “我们在哪儿？”豪格赫特比问道，他感到自己头晕眼花，辨不清方向。

　　 “这里是卡帕斯。”亚伯拉罕说。他对这个小镇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它坐落在塔达克省暑热的平原地带，位于圣费尔南多以北25英里的地方。这个小镇在旱季被细腻的粉尘所覆盖。它的西面是绿色的三苗礼示山，它与灼热的皮纳图博火山相连，被火山发出的烟雾所笼罩。

　　 日本人领着亚伯拉罕所在的一组人来到一处距离火车站不远的空旷地方，使囚犯们在灼热的太阳底下暴晒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把这种折磨叫做“太阳处理”。亚伯拉罕的警卫毫不费力地就发现一个阴凉的场所。对于许多囚犯来说，它们已经饱受火车旅途的煎熬，而灼热的太阳则是对他们最后的打击；几十个人在暑热中由于疲劳不堪而倒下。

　　 最后，他们再次被编成纵队向西方前进。行军仍然没有完成。他们顺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走出卡帕斯，路边排列着祝福他们的人。“少女们向我们飞吻，”亚伯拉罕回忆说，“在田里和水牛一起劳作的男人则转过身，向我们挥舞着手，做出V字形手势——象征胜利。”

　　 农村的耕地非常广阔，几座微微滚动的小山丘在松脆的干草覆盖下伫立其中。装着水的容器就被摆放在路边，但是囚犯们几乎无法喝到水，因为日本的警卫总是把它们踢开。经过几小时的行进后，这一队人来到了一座比较平缓的小山下。在那里，他们被热气腾腾的尘土所包围，那里有一个占地600英亩的营地，外面被细细的铁丝网所环绕。举目望去，那里有20间破烂的小棚屋，可以看到几千人在营地中部的大小道路上移动。在前门，日本人建造了一个木制的高塔，在上面的柱子上飘扬着太阳旗——美国人叫它“燃烧的红屁眼”。战前，奥唐奈营是一处训练菲律宾军队的场所。它被设计成能容纳不超过9000人。但是当阿比·亚伯拉罕通过这座大门时，奥唐奈的人口已经扩大到了50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囚犯。

　　 亚伯拉罕所在的队伍被带进检阅场，在那里他们排列在一起，立正站好——又进行“太阳处理”。警卫们又对每一位战俘进行了全面的搜身。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拿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许多是在行军途中没有被搜刮走的物件。

　　 然后，俘虏营的指挥官经义吉雄大尉站在一个箱子上开始通过翻译讲话。他对这些新来者说：“你们都是敌人！你们将永远是敌人！从现在起过几百年后，我们将仍然是敌人！”

　　 吉雄大尉是一个举止夸张的漫画人物式的典狱长。美国人都叫他“小希特勒”。他是个身材矮小，罗圈腿，留着小胡子的男人。穿着宽松的裤子和一双带刺的马靴。一把大武士剑在他的侧面悬挂着。他有一双阴森的、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光秃的头，右脸颊上面有一道疤痕，在下嘴唇处还有一块胎记。“他是我曾经看见过的最丑的家伙之一，”一个囚犯后来写道，“他连呼吸都带着仇恨。”亚伯拉罕描述他“动不动就大吼大叫，常年带着一副妄自尊大的神情”。吉雄的第一次讲话，对于许多新来者来说是种族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谩骂。每次他讲话时，就会控制不住唾沫星子四溅。吉雄显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松开嘴唇的表情活像是一个傻子。”一个囚犯观察道。战俘营的工作对于日军来说决不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岗位，任何有能力的军官都会被调走，执行更重要的军事任务。但是要不是吉雄在战俘营中掌握了生死大权，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他十分滑稽。现在他怒目而视，疯狂地做着手势。他的讲话没完没了：

　　你们对东方的控制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将一直打倒你们，并且打你们100年，直到你们被消灭为止。现在我感到遗憾的就是我不能把你们的每个人都杀死在战场上。现在你们还活着完全是我们开恩。我们不会把你们看作是战俘。你们是劣等种族的成员，我们将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待你们。你们不论生死我们都不关心。如果你们敢违背任何规定，你们很快就会被枪决。你们的国家已经忘记了你们的名字。你们的爱人也不会再为你们哭泣。你们永远是日本的敌人。

　　 训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吉雄大尉对自己的观点很满意，终于从箱子上走下来大摇大摆地向一座小丘上他的指挥所走去。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组人就这样正式进入了奥唐奈营，他们被领进了自己的新营房。

　　 奥唐奈营是一个临时性的歇脚站，是美国人经过长期旅行，到达其他战俘营的中转站。大多数战俘在那里仅仅被关押50天。然而，奥唐奈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战争中最可怕的一次体验。它是巴丹半岛所有饥饿和疾病的发源地。一个囚犯后来写道，“地狱仅仅是一种思维形态；而奥唐奈是一个地方”。

　　 “我没有词汇来描述奥唐奈，”伯特·邦克说，“我不认为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个营地是，用托马斯的话，“一个腐烂的地方”。卫生条件骇人地坏，恶臭到处都是，偶尔几个日本人到营地里面察看时几乎带着外科手术的面具。开放的沟渠是各种寄生虫的滋生地——黑苍蝇，绿头苍蝇，蓝头苍蝇以及各种品种的肠道寄生虫。人吃的是令人作呕的带着汤水的米饭，它的颜色发蓝，并且经常能找出蛆虫。美国人的营地仅仅有两个水龙头供9000名现在关押在那里的战俘使用。每个营房原来设计容纳40人，现在则被一百人填满。睡觉的双层床铺带有“以前的人离去后留下来的人体的酸味”，亚伯拉罕回忆说，“在晚上，成百万的臭虫爬到我们身上去吸取我们皮包骨头的身体里面的血液。”

　　 奥唐奈营的死亡人数是灾难性的。每10个囚犯就有一个在那里死亡。在奥唐奈营的两个月里，超过1500名美国人和大约15000名菲律宾人被集体埋葬，没有留下墓碑。“我们常常想知道谁将是下一个，”邦克说，“我们交朋友的速度赶不上朋友离我们而去的速度。死亡人数就像一张常常变化的记分牌。”每天中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或40之间，尸体开始像柴垛似的堆积起来。填写埋葬单不能与死尸处理同步。“我们就像奴隶一样，挖着坟墓，”亚伯拉罕写道，“那些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掉了锤头的榔头。我们是不幸的动物。每天我们都走向死亡，没有思想，没有渴望，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死亡。他们的离去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个接一个。”

　　 危重的疾病总是在一个被称为圣彼得病房的地方结束，叫他这个名字是因为送到那里的病人肯定没有幸存的机会，因此，事实上在营地的这个地方将不会提供治疗。“它不能被称为一所医院，”一位监狱医生后来证明说。“它仅仅是一个让人到那里等死的地方。”

　　 几百名疾病缠身的、半裸的囚犯都躺在外面的草席上。苍蝇在他们的身体上飞舞。他们自己身上沾满了晚上的粪便，他们的柴火棒一样的胳膊腿上覆盖着成片的溃疡。为了简化埋葬记录，卫生人员就用龙胆紫在病人胸口上潦草地写上他们的军队番号。一旦某人去世，他的衣服被扒下来(煮过后继续被别的人使用)，与别的尸体堆作一堆，在病房后面等候埋葬。

　　 奥唐奈与其说是一个监狱不如说是一个疾病的培养器，在当时，研究结果表明，有几千人挨饿，军中的病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那早已经被现代医学征服了的疾病现在又冒出来。传染病的带菌者由于人数太多，无法统计。病原体从人身上到昆虫到野兽再到大便到入传播。饥饿和维生素缺乏降低了每个人的免疫力，而成百上千的病原体则由于抵抗力增加而不会被杀死。病人主要死于疟疾，痢疾，蜀黍红斑，严重的脱水，脚气病或多种疾病的结合。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死亡看起来是一种解脱。每位医生都可以看到。一个病人也许是病了，但是没有很快死去，人们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痛苦的表情，似乎是说：“我不能再忍受片刻了。”那么他将很简单的选择放弃。不出几个小时，也许会是几分钟，他就会死去。

　　 囚犯们叫它“自动放弃”。医生把这种情况叫做“衰竭”，是一种“精神死亡”。“活着就像吊在绳子上一样，”一位军医说，“你完全可以随它而去，然后你就会真的死去。”

　　 有一个很快具有这一特征的人是军士阿瑟·豪格赫特比，阿比·亚伯拉罕的亲密朋友。从巴丹半岛的步行对他来说是太漫长了。“看看豪格赫特比，”一个朋友有天对亚伯拉罕说，“他目光呆滞，状况变糟，我真担心他会做出傻事。”几天以后，亚伯拉罕去病房探望了这位老友。豪格赫特比的脸上已经爬满了苍蝇，他们那天稍候就埋葬了他。

　　 葬礼，事实上是战俘营的一项主要活动，有严格的管理程序。任何人只要足够强壮就会被分派做这方面的事。两个人用竹竿抬起一张毯子，里面裹着尸体。然后他们走到营地指定的埋尸地点，抖动毛毯把死尸滑进坑内。当他们转身离开时，还会听见扔下去的死尸的头骨与其他头骨碰撞的声音。由于他们经常没有足够的力气适当地掩埋死尸，这样会有一只手或一只臂膀从土中伸出来，而被野鸟和野狗在晚上吃掉。

　　 每当季风雨来临时，埋葬就特别成问题，因为坟内有很深的积水，死尸会漂浮起来。“当一个人把尸体扔下去时，另一个人就必须用长竹竿把他压下去，以防尸体浮上表面”，邦克回忆说。有时尸体会完全从坟墓中被冲刷出来。由于公墓的位置有一点高，因此漂出的尸体甚至会回到奥唐奈营。在阴雨蒙蒙的日子里，血水可以在营地中央汇聚成一条红色的小溪。

　　 当处理死了的尸体时，埋葬队员不得不特别小心尸体上脚气病的传染。这种疾病是由于维生素B1不足所引起来的，使整个脚、腿、手和睾丸肿大得像只大象，如果治疗不及时，那么最终就会使自己浑身流脓而死。一些死亡者会由于水肿变得很滑稽可笑，夸张地成为300磅或更重的奇异的胖子，皮肤又黄又流脓。“我们不得不费很大的劲搬运尸体，因为他们太重了，”邦克回忆说。你们在处理他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否则一旦捅破就会在我们面前爆炸。

　　 而在奥唐奈发生的折磨人至死的事件中，人类的残忍本性暴露无遗。在这方面吉雄大尉则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触犯战俘营中各种苛刻的真实或是假想的规定，许多囚犯被打死、射死、斩首、捅死，或者午后被绑在杆子上干渴而死。一个特别恐怖的处死方法是“水处理。”刽子手把一条水龙带塞进犯人的食道内，然后打开水龙头。当水压增加后，人的腹部就会扩张。然后警卫就会跳到犯人身上，直到他的肠子破裂。

　　 对于有些人，折磨甚至在他们死亡以后仍然继续。有一次，日本人在长杆上挂起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士兵的人头，并且一直在战俘营内展示了好几天。这样做显示是为了制止犯人逃跑：因为经常有战俘试图穿过铁丝网逃出去。

　　 就在到达奥唐奈营后的一星期，汤米·托马斯就差一点遭到与那个印第安人相同的命运。那天，托马斯感染了疟疾。他发狂似的跑到铁丝网旁，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引起怀疑。由于发作突然，他在冲入铁丝网之后被铁丝所缠绕。当他终于从发烧中清醒一点时，几个美国人不住向他示意，偷偷喊道：“回来，回来！”这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跑这么远，不由得脸上惊出了冷汗。铁丝和电线这时已经缠上了他的手臂和脚。他转过身来，看见塔楼里的卫兵正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也许他们认为他正试图逃跑。也许他们认为他狂了——正处于神经错乱中。他们枪口直接指向了他。

　　 在他背后凶恶的目光的瞪视下，托马斯终于挣脱开来，胆怯地朝他的营房爬过去。他的守护神再一次保佑了他，这个行为并没有使他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