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地狱·第二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现在所能听到的每个声音——土布摩擦的沙沙声，枪支的碰撞声，以及他们自己的心跳声——似乎都被放大了一百倍。

　　 黎明的光线穿过了夜晚的浓雾，像是板球在草地上无目地的滚动。一只公鸡正在附近小镇里呜叫，来自林加延湾的微风搅动着芭蕉树的叶片。

　　 现在是1945年1月28日星期天早晨4点半，天色仍然太黑无法看清景物，但是在卡拉肖的突击队营地却是一片忙碌——吉普车引擎加快了，发电机嗡嗡叫了，大锅在混乱的帐篷内丝丝作响了。突击队员们穿着战斗靴和丛林绿军服，喝着雀巢咖啡，随时要保持警醒。他们一些人携带着古怪的武器，另一些人则六个人一组地登上布满尘土的美军卡车。当这些人在微弱的光线下工作时，他们靴子底下的沙土周期性地发出震颤，它们来自于远处炮击的爆炸。

　　 在营地中还可以听见一只繁忙的猴子在喋喋不休地吵闹，它不停地在别人遗弃的玉米、牛肉、回锅肉丁等废罐头堆上扒寻食物。来自威斯康星的F连的突击队员尤金·迪凯斯发现这只猴子是在新几内亚的芬斯哈芬。迪凯斯把这只猴子取名为基泽尔，现在是与他形影不离的宠物。基泽尔是一只蜘蛛猴，有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和紧张的小手。迪凯斯计划带着他一起进行偷袭——也许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穆西似乎并不介意。由于这只猴子很安静稳重，就成为突击队员的吉祥物，它是在新几内亚长期训练中雾气蒸腾和烂泥恶臭的见证。迪凯斯把一根皮带系在基泽尔的脖子上。每次他要战斗时——也就是当大炮弹在远处爆炸时——这只猴子就会拉住迪凯斯的衣领，直到把他的衬衣拽下去。

　　 紧张的不止是基泽尔——所有人在那天早上都极度紧张。集体肾上腺素剧增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安然入睡。对于许多突击队员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执行真实的任务，第一次参加战斗。他们所有人在莫尔斯比港进行训练时并没有对现在的心情有所准备。这些人都是既害怕又激动，甚至有某种慷慨赴死的感觉。这样一种使命感是极其罕见的。人们总是认为突击队员通常处理突发的危机事件，但是其实他们很少真正这样做。通常他们所作的工作是极其平常的。一个排的突击队员可能会被派到敌占区，带回对方阵地部署的第一手情报。或者，在一个晚上，一些人摸到日本弹药库旁把它炸成碎片。

　　 去解救一批遭到厄运的战俘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是一次真正的劫狱。这里并不是一般的监狱，而是充满了特殊人的监狱——是那些报纸、朋友、表亲和兄弟等希望了解下落的人，是邻家母亲所痛悼的人。是那些命中注定要义无反顾的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殖民地，向羊羔一样牺牲自己的人。

　　 在罗伯特·普林斯上尉之前已经有两个朋友被派到菲律宾，他们与普林斯一起受训，关系非比寻常。他们在巴丹半岛陷入困境，并从此失去下落。普林斯想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在卡巴纳端的营地里。“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普林斯回忆说。他们之中有一个被称为“芦苇”舒特莱夫，是个“高大悠闲来自犹他大学的人，我的一个好朋友。”“另一个是炮手，来自圣特克莱拉大学，这个年轻人名叫凡·盖尔代姆。”“作为一个恶作剧，”普林斯说，“他的朋友把他的名字写在那些自愿到菲律宾去的人的告示牌上。凡·盖尔代姆否认了它。他说，‘我不是志愿者，我没有签署这份文件。’但是名单已经定下，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因此他踏上去菲律宾的行程。命运是反复无常的——我们无力把握。”

　　 这些来自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的人看来已经承受了太多他们无法理解的艰难困苦。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逃离菲律宾的战俘营并且设法到达澳洲。最后，美国报纸披露了他们饱受折磨的可怕故事，其中包括死亡行军和战俘营内幕，这样，突击队员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非常了解囚犯们的艰辛。当穆西上校提出日本人极有可能已经制订好了计划，把所有战俘都杀死并投入万人坑时，突击队员都义愤填膺，决心抗击日军暴行。“我们都被这个消息激怒了，”普林斯说，“我们不能够坐视不管。”

　　 如果说美国军队有情感的话，这次使命就充满了情感。突击队员已经认识到，对卡巴纳端的袭击从感情上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其战略价值。以最浅显的军事眼光分析，每个人都会对这次行动的意义提出疑问：动用这么多的人，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执行一个带有太多罗曼蒂克色彩的任务，究竟值不值得？这是不是一个会把许多生龙活虎的年轻人陷入绝境的决定？如果情报错误，日本人本来就不打算屠杀战俘，那怎么办？在一场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里，大多数军队都不会感情用事，投入太多的筹码进行这场等同赌博的营救行动——日本人肯定不会这样的，他们甚至用自己的同胞来进行自杀性的攻击。一些指挥官完全可以硬下心肠大搞数字游戏：这些战俘的死亡尽可以归入战场上的伤亡数字，难道不是吗？把这些精英战士派出去搞营救行动难道能削弱山下部队的力量吗？所有这些都值得三思。

　　 也许这笔账在突击队员头脑里都不值一提。穆西手下的人只认准了一个道理：这些人必须被营救。上校的努力使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以生命所追求和维护的就是光荣和信誉。正如普林斯上尉的一个军士罗伯特·安德森所说的那样：“这是我曾经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并且使我死而无憾。”

　　 1月28日早上大约5点钟，121名突击队员——和一只喋喋不休的猴子——爬进了运送他们的美军卡车内，里面有帆布床可以供他们在旅途中休息，车队从卡拉肖开出，迎着东方的朝阳行驶。穆西上校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前排，他的随身枪套中装着自己的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显得很有气派，他取出烟斗，塞上烟叶，悠闲地吸着烟。穆西今天看上去总有些古怪，直到注视良久才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他已经把自己精心照料的铅笔型胡须剃掉。“对于这项任务有太多的抱怨和麻烦。”他告诉身边一个人。剃掉胡子可以使上校感到少一些事情烦心。

　　 短短几分钟后，车队就到了达古潘附近的第6军司令部。司令部是用瓦楞铁预制构件搭成的半圆形活动房屋，沿着仁牙因海湾望去，这些绿色的帆布棚屋活像散落在那里的巨大蜂房，而海湾中也塞满了灰色的战舰。仁牙因只是突击队员的一个歇脚点。在那里他们装载了防坦克手榴弹和火箭筒，以及一支由4个人组成的军方摄影队，之后，全体人员又继续前行了。新加入的几个年轻人是832信号服务营的，他们接到命令要在袭击期间加入突击队作战。他们装备有出色的摄影器材——4X5图形加速摄像机，双子星的“罗雷斯”镜头，一只35mm贝尔豪维尔电影摄影机，再加上一堆三脚架、电缆和无数的胶卷。突击队员们以前曾见过信号团的摄影师，但是当他们听说这四个扛着沉重、贵重的摄影器材的家伙将要与他们一起行动，还是吓了一跳。

　　 带上摄影师是穆西的主意。这位上校一直喜欢充分利用公关部门的影响，他注意到这次任务无疑将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因此，尽管记录这次袭击会冒一些凤险，但是他感到很值得去做。因此，4位来自战地摄影队的年轻专家就来到这里，他们由一级中尉约翰·柳代凯率领。

　　 听说要与突击队员们一起行动，信号团的摄影师们立即就对这次任务发生了兴趣。因为他们都想要去，柳代凯就干脆决定采取摸彩票的方法来确定参加者名单，这样可以做到公平合理。他让手下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团上投入他的钢盔，他再从中抓出3个幸运者——罗伯特·劳特曼、威尔博·戈恩以及弗兰克·格兹梅尔。现在他们与121名突击队员一起上路，期望能够拍到菲律宾战役的精彩胶片。

　　 15分钟后，车队从达古潘出发了，他们向东南穿越中央平原。这些人在布满弹坑的纤细的公路上行驶，这是通往马尼拉的必经之路。他们在锯齿状山脉的边缘疾行，两边都是盛产蔗糖的地区——右面是三描礼示，左面是中科迪耶拉。突击队员们试图在卡车上把沿途帕尼亚加尼班省的田园风光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尼巴椰子小屋、甘蔗地、刺破晨雾的葱绿的锥形火山等。早先几个小时，这条空旷的道路上还有三三两两坐着二轮敞篷小马车的难民赶路，他们希望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当突击队员们渡过阿格诺河时，天空已经布满了美国战机。在地平线上，半打羽毛状的烟雾一根一根地向粉红色的天边卷去——那是在晚间受到飞机轰炸的余烟。

　　 山下将军看起来打算不战而放弃中央平原。日本人现在正在惊慌逃命，朝北方的碧瑶方向撤退，现在那里是山下的司令部。美国正在把他们压垮，来自匹兹堡、底特律的工业力量和新世界的霸权正在他们身边崛起。由于日军排除了投降的可能性，所以他们除了向吕宋岛北部的山区和丛林撤退别无选择，那里是在菲律宾难以渗透的地带，有食人生番居住，据说他们经常狩猎人头和用飞镖射杀野猪。这里是高地雨林区，山下和他的25万筋疲力尽的部队必须依靠勇气和机智在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的处境正好是巴丹半岛战役的翻版，与当时的美国人一样，他们绝望地负隅顽抗：利用每一个有利的地形进行战斗，在饥饿中坚持，然后等待着自己不可避免的厄运。

　　 尽管山下正在打算让出中央平原，但是他还没打算让撤退转为溃败。一次大规模的、井然有序的退却也许是在战斗中最难以把握的行动；每一个军事学院的教授都知道，当一支军队向后移动时，它几乎不可能很好地保卫自己。但是，指挥这次撤退行动的是山下有行[c原书如此，应为山下奉文。]，他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意图，这个从不畏缩的司令被给与了“马来亚之虎”的称号，因为他曾在新加坡以闪电战歼灭了英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取得了胜利。山下没有在中央平原布设一条大规模的防线，他的计划仅仅是推迟美军不可避免地向马尼拉的挺进，从而使自己的军队有时间沿着两条交通要道——黎刹和圣何塞公路撤退。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山下打算在这些战略要道的一些主要地段集中部队，以便控制疏散线路，使日军撤到北部山区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战略要地之一是省会卡巴纳端。卡巴纳端(意思是“岩石之地”)有5万人口，它是新怡施夏省的最大并且最重要的城镇。这个城市位于战俘营以西4英里处。甚至现在，当突击队向他们的目标奔袭时，卡巴纳端附近还聚集了7000余人的日本军队。多数日本人住在城里，但是也有一部分日军把战俘营作为晚上的一个好去处，他们可以在空兵营里睡觉，给自己的伤口敷药，然后再返回前线。这个营地已经成为敌人的一个中转站。突击队在早晨7点15分左右到达金巴。作为新怡施夏省西北的大米之国，金巴是一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前哨，位于美军战线的边缘。对于突击队员来说，它才是任务的真正起点。从这里开始，他们将徒步行走30英里——如果顺利的话，还要再步行30英里到卡巴纳端。如果穆西需要第6军的紧急帮助，他们就会建立一台野外电台，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保持无线电缄默，以免日军电台操作员找到他们的行踪。

　　 车辆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听到穆西上校喊：“所有人出来！”打着呵欠的突击队员从卡车下来，注视着这个热带的早晨。但当他们看到东方的一排排房屋时，不由得感到紧张起来。陆地一望无际。稻田里袭起一片热浪，里面有收获后的稻垛，一块一块整齐地摆放着，远远看去几乎望不到边。向南看去，远方巨大而独立的阿拉亚特火山从平原上拔地而出，大约有4000英尺。

　　 战俘营就位于30英里之外铁丝网环绕的无人区内。突击队员需要经过12小时的跋涉，沿着有日本坦克巡逻的道路行进，跨越日军守卫的桥梁，穿过日军碉堡林立的封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到达那里听起来很危险，但这还只是旅程中最容易的部分。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如何返回。他们如何能够带领500多名残废人士安全地退出敌人的领土？如果日本兵和坦克从后面跟过来怎么办？如果一个村庄隐藏着一个特务又怎么办？这些人都希望事情不要变得完全一塌糊涂。他们必须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战俘上面。穆西和普林斯一想到这些细节就直冒冷汗——他们只好祈祷自己好运当头、吉星高照了。

　　 每次突击队行动时都会有天真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且表现出某种即兴的大胆行动，这次穆西和他的人也不例外。尽管这些人借用了美国历史上其他“突击队”的名义和遗产——比较有名的是在法印战争期间的罗伯特·罗杰突击队，以及德克萨斯突击队等，但是“陆军突击队”则是一个崭新的产物，它创始于战争爆发初期，是对著名的“不列颠小分队”的克隆。这个小分队被设计成由能够实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专家组成，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突击队员们被寄予很大厚望，希望这些超人能快速积累美军在敌后作战的声誉。但是在实际环境中，这样的精英步兵分队，或“特种部队”还是新生事物，陆军高层还没有完全确定该如何训练和使用他们——甚至不知道创造他们是否是一个好主意。在欧洲，突击队通常作为前线步兵部队使用，这样，灾难性的后果时有发生。几乎就在一年前的1944年1月30日，第一和第三突击营就尝试进行了一次过分大胆而结果极为糟糕的侦察行动，当时选择的地点在意大利安齐奥附近的一个叫做西斯特纳的地方，那里已经被德军包围。西斯特纳最后导致了一次可怕的溃败，大批人投降，几百人阵亡。仅仅8个人得以返回己方战线。一年以后，突击队的这次行动看来仍然会卷入大祸。穆西的第6突击营是太平洋战场上惟一活跃的突击部队；他们究竟在实战中效果如何还很难说，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就可以打开目前的胶合状态，并为他们今后的行动带来很多特权。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穆西的人都是新手。突击行动还处于它的幼年期，战士们需要演练更多的技巧，和赋予自己的人生更多的传奇经历。他们的训练，尽管极具挑战性，却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袭击战俘营的需要，更不用说让他们独自完成救助任务了。他们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

　　 这正是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事情：惊险刺激，直到最后一分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他们必须每一秒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坚持下去。它还具有宝贵而有趣的优点——永远与脆弱、紧张、疑虑结合在一起，稍不留意就会满盘皆输。整个行动还要随时处于日本高倍望远镜的侦察之下。如果有一个菲律宾人成了内奸，那么这次营救行动就会变成战争中一场巨大的屠杀。

　　 这些人在一片芒果树林中躺下来，试图在激战前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在享用了热午餐以后，他们又选择了两天的卡路里供应量——小盒的罐头食品，两个小甜饼，若干香烟，以及一小卷卫生纸。他们还准备了一些牛奶巧克力给战俘们，一伺袭击成功后，他们就能够补充能量后冲出监狱并逃出卡巴纳端。

　　 两点钟整，穆西上校向外面的突击队员发出信号，继续开始向东徒步行进，他们排成一行，由两个菲律宾游击队员作向导。不久，突击队的队伍就排出了100码，走在前面的是向导和普林斯上尉，穆西殿后。他们沿着一条道路走了10分钟，然后在一个叫做康斯薇洛的地方转向南方，又走了几英里，穿过铺满干草的田野。

　　 当亨利·穆西接到任务时曾感到狂喜，因为他们将近3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仁牙因海湾虚度光阴。可是现在当他前行时，这位上校却感到一阵紧张，使他对自己移动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穆西曾经把自己的脾气描述为“地中海”。他可以很快就被触怒，可是一旦消了气，他又像一个突击队员所说的那样“平和得像一条垃圾场上的狗”。有时，回到司令部，他还喜欢在帐篷里和一些战士玩扑克。有一天晚上他手气特别糟糕，结果恼羞成怒把全部的纸牌都扔到了外面。穆西在训练上非常严厉。“一旦你做错，他就能毫不含糊地告诉你。”鲍勃·普林斯说。普林斯记得在新几内亚曾经发生了一次小事情，一次上校“准时起床却发现我还没有起，就当着我的面斥责了半个钟头，尽管事实上我可能仅仅耽搁了一分钟。”老实说，他确实能把你整得七荤八素、哭笑不得，但是一旦完事，穆西就会很快忘掉，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穆西另一大魅力是他很难让人捉摸透。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俊之人。他只有五英尺高，头发稀疏，鼻子很大，因此在学校他的一些朋友常常叫他的外号“赛拉诺”来奚落他。他学习东西很快，但当然不是个天才。他经过两次尝试才被西点军校所接受，在他们班的276名学员中，他的毕业成绩排在第264名。在1936年版的豪威泽尔西点军校年鉴中，提到一位来自布里奇波特的军校学员“放弃了在校任教的机会，而甘愿当野战指挥官。他是那种用脚考虑问题的人，他的亲身行动更具有说服力。”他喜爱拳击、游泳和打篮球。他是一个神射手，并且是一名“极具杀伤力”的曲棍球员。他在班内经常爆出新闻，说他“喜欢把美丽的女孩带到西点军校……”总之，很多人都知道学校有一位“亨利王子”。

　　 1944年，突击队员在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训练，最初几天里，他们十分憎恨穆西。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吹牛大王，他为突击队员制订的身体训练目标看起来远远超过了极限，在这种酷热的地方根本无法实现。然而上校不久就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处事公平，很有幽默感，并且他让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徒手格斗训练、丛林行军、器械训练等——他都要亲自示范。在他的眼中的火焰甚至可以传染，激励周围的人去奋斗。

　　 突击队员所从事的最令人筋疲力尽的训练科目就是攀登离他们营地不远处的一座陡峭的小山，这座山头后来被称为“痛苦小山”。穆西在山顶建造了一个平台，站在那里吹他的哨子或吼出命令。这些人必须爬上山顶两次，仅仅使用一条腿和一只手臂攀爬到顶部。当他们到达山顶后，穆西就会叫喊，“现在把你们身边的人都打下山去！”在其他时间，他会单独展示他的刀法，或是向周围的人介绍如何快速把敌人缴械。他教他们两栖作战知识，在晚上进行演练，还讲解丛林生存技巧。他亲身指导射击和刺刀训练，并与他的士兵一起跑步和游泳。阿尔维·罗宾斯来自亚拉巴马北部的一个小采矿镇，是一名突击队员，他评价穆西说：“身体的耐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回事，他总是把自己的体力发挥到极限。”“他不是那种你可以称之为淡而无味的人”，他说，“如果你想成为突击队员，那么你要么做鱼钩，要么做诱饵。”

　　 现在，当这些人越过吕宋岛的平原时，这几个月在穆西手下进行的训练都派上了用场。“我们对于翻越‘痛苦小山’所花的每一分钟努力都感到高兴，”罗宾说，“我们生活在生命中最好的状态，通过这个任务使我们理解了他为什么要使我们过得这样艰苦。”

　　 就在突击队员行进的同时，美军发射的炮弹也偶尔越过他们的头顶，在日本阵地的纵深爆炸，掀起一片一片壮丽的尘烟。美国兵的火力够猛，穆西想，这样猛烈的炮火真的让人望而生畏。事实上，上校几乎已经担心当他们到达日本人阵地后，这些友军的炮火会不会对自己的小分队构成威胁。在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的前线，第6军极有可能把突击队员错当成日军，这样很可能在紧张时刻把炮弹向突击队的人中间发射。

　　 他们执行的是一项秘密使命，这一任务甚至对于敌我双方都是秘密的。除了克鲁格将军本人和他的G－2人员，第6军中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突击队员已经被派出。也许最为麻烦的是，没有人对空军提到过小分队要发动这次对卡巴纳端的奇袭。这就意味着不断会有美国飞行员在他们头顶盘旋——不安分的有扣扳机癖的飞行员可辨不清自己下面的是美国突击队。穆西和他的人进入敌人领土越深，他们就越发感到不断加深的恐惧，他们本身也会越发容易受到攻击。

　　 绿色的田野上种植着一片接一片的面积广阔的水稻，这些棋盘状的土地偶尔会被蜿蜒流淌的溪水以及拔地而出的竹林所切断。突击队员发现以他们的节奏很难超越这片土地的极限。他们试图沿着干燥的稻田行走，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做很困难，那里布满着各种食草动物留下的深深的蹄印，这样走在上面就像是在鹅卵石上走一样。他们又试着沿着田野的湿地走，但是他们的靴子又都被吸在烂泥里了。他们试着到田埂上漫步，可是那样也根本做不到。天然的土埂在太阳的暴晒下已经坍塌，而保存下来的土埂在一个人重量的压迫下也被弄碎了。

　　 结果这一道几英里的路程使人很烦躁，突击队员们跌跌撞撞地在枯萎的水稻上面行走，极力躲避陷入泥沼，计算每一个田埂的距离后才继续行走，直到进入下一个恼人的周期。这真是行进在蛮荒之地。大约几英里过后，许多人开始发水泡。普林斯上尉——他的脚已经是十足的“丛林腐烂”症的典型病例，其实他得这种病的时间已经很久，早在新几内亚时他的脚跟就开始发炎——现在他正在一瘸一拐地走着，新鲜的水泡灼烧着他的脚底。虽然现在并不是行军的好时候，但是中央平原上的新怡施夏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

　　 水稻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收割了，现在它们被码放在地里无精打采地在旱季的天气下睡觉。褐色的田野静悄悄地吞噬着突击队员们。

　　 在如此开阔的一个国家里，突击队员不可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但是他们还是不鲁莽从事，每个人都默默走着，看上去像一条绿线穿越田地。他们不佩戴戒指或珠宝，或是其他可能在太阳下闪烁的东西。他们个个都穿退了色的服装，摘掉任何代表军衔或等级的徽章。穆西希望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服装颜色改成土褐色，上面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可能抓住日军狙击手注意力的东西——他们通常喜欢最先射击军官和士官。同样，突击队员也戴着不起跟的帽子。穆西规定执行任务时不许在脑袋上戴钢盔：金属头盔太重，会发出太多的噪音，并且当太阳照射时，会有微弱的反光。

　　 然而，当突击队员全副武装向卡巴纳端行进时，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保持静寂。几乎每名突击队员都有两副子弹带挂在他们的肩膀上，此外它们还携带两枚手榴弹和在腿旁的皮带上塞着一把肉搏小刀。每个人都带着自己选择的枪。大多数突击队员，像普林斯上尉一样，挑选了M－1突击步枪，这是一支标准的半自动步枪——一支轻型的武器，使用装弹八发的弹夹。穆西上校和军医詹姆士·菲希尔医生，仅仅携带点45口径手枪，而卫生员则装备卡宾枪，它是M－1的更轻版本。一些军士比较喜欢汤普森轻机枪，这种被称为“汤米”的武器尽管对远距离目标射击名声不佳，但对近距离射杀则再合适不过了。摄影师们选择携带布朗宁自动步枪(BAR)，它的重量就像一个小杠铃，但是射程超过1000码。扳机一按，枪膛里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吐出550发子弹。

　　 队伍中还有火箭筒手，当他们行进时，就把身上背的大炮管子折叠合拢。火箭筒是一种相貌丑陋、使用电子点火装置、让人呼吸骤停的武器，这种新奇的火箭弹发射器在巴丹半岛被围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没有人会梦想得到。穆西曾经对于是否需要火箭筒手犹豫不决，但是如果日本人派出坦克来对付他们，那么火箭筒无疑是最好的反击武器。

　　 穆西一边看着他的队伍前进，一边盘算着，这里复杂的地形为使用某些战术提供了有利的场所。日本人在这里不可能动用车辆追赶他们。甚至坦克在这样的地里也会放慢下来。当突击队员完全暴露时，至少他们能看到来袭的日本人；并且遭到伏击的危险也很小。自从美国人摧毁了在吕宋岛之上几乎全部的日本空军后，从空中发动袭击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只要突击队员坚持在田野中行进，穆西感到，他们就会安然无恙。日本的军队控制了道路和主要的城镇，但是乡村是他们的。

　　 经过几英里后他们来到了利卡布河，那是一条支流丰富的河流，但是在旱季水深仅仅没膝。他们快速趟过溪流，然后通过岸边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分开后，人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片田野。他们咯吱咯吱地穿过这片被水浸泡过的干草地，前方的区域是洛邦。在村寨外围，人们可以看见几只慵懒的猪正在凉爽的阴影下打盹，狗则在高脚屋周围狂吠不已。就在小镇外面，穆西叫他的队员停下来。

　　 “乔森上尉？”他惊呼道。

　　 在他们前面站着的是埃杜瓦尔多·乔森，是将伴随他们一起参加袭击的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洛邦，乔森的司令部，指定约会点。从这里，乔森和他的人带领突击队员到下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们将遇见另一股，并且甚至更大的游击队。

　　 “玛布嘿(喂)？”乔森呼唤道。“你是穆西上校吗？”

　　 穆西露出了警觉的微笑。

　　 “欢迎光临洛邦。”上尉说。然后他做了一个直率的手势。

　　 “我的人……”

　　 在他后面，游击队员们很随便地戴着他们的稻草帽子并且咧着嘴笑。他们中有衣衫褴褛的农民，腰里别着菲律宾大砍刀；有跨骑小马的少年；还有几个老者，骑着布满烂泥的水牛。许多人都没有武器，并且打着赤脚，身穿粗布农民衣服，他们的牙齿被烟熏成了枯叶的颜色。在他们之中有60到70名受过很好训练的战士，他们在过去的3年间使日本人闻风丧胆。他们身穿的黄褐色的制服破旧并且褪色，他们还携带着旧式的从巴丹半岛战场搞到的拉栓步枪。

　　 乔森是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30多岁的男人，聪明但是没有上过几年学。他天生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伶牙俐齿，具有说服力，并且时常带着宽容的微笑。美国游击队领导人拉帕姆少校总是认为手下最有能力的军官非他莫属。乔森数不清在过去3年里他与日本人周旋过多少次了——侦察、伏击和夜袭。乔森听到攻击卡巴纳端的主意非常激动。昨晚他的探子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和他的中尉已经到农村探查，动员周围各村寨尽可能多的壮年男子加入游击队，现在他们已经被召集在一起，并且随时准备加入这次行动。

　　 没有他们的帮助，袭击几乎不可能成功。游击队员对于自己周边的地形十分熟悉，并且知道每个日本兵营的大小和位置。他们知道哪种蛇有毒，并且知道哪个水池的水可以饮用。他们知道所有最容易渡过的河流。乔森和他的人将协助美国人到达卡巴纳端，然后与他们一起回来。他们将与突击队员承担一样的风险，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风险更大：如果敌人知道了游击队员是谁，那么日本人会毁灭整个村庄进行报复。这不是虚拟的威胁。日本人在过去三年中已经扫荡了整个中央平原的各个村寨。

　　 对于突击队员来说，像乔森和他的游击队员一样的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忠诚使美国人既感动又难以理解。不错，他们正共同对付一样的敌人——并且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菲律宾人比美国人更恨日本。但是菲律宾人凭什么会为500名美国囚犯牵肠挂肚呢？实际上他们自己有比美国战俘多得多的痛苦经历，因为他们的国家正遭受着战火的浩劫。此外，在这块土地上真正打仗的是两个远离菲律宾的海洋之外的国家，菲律宾人完全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像历史上的继子一样，菲律宾人再三承受着任人摆布的命运。

　　 美国与菲律宾人的友谊是建立在美国式家长制作风和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的基础上的。美国由于美西战争的胜利而在1898年“赢得”这个西属岛屿，然后美国人又继续战斗，镇压了当地菲律宾人的反抗，这就是著名的菲律宾大起义。最后，两万名菲律宾人在美国兵的手下惨死，美军把他们的亚洲对手称为“古古人”，并且把这场屠杀看作是对印地安人战争的延续。随着“起义”被镇压，美国成为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殖民大国，它采取了与欧洲人不同的殖民主义——更富于同情心、更具进步性、更少些强夺。带着理想主义的平等信条，威廉·霍沃德·塔夫特，身材肥胖的美国驻菲律宾第一任总督，宣布说美国必须使“我们的棕色皮肤的小兄弟”受到民主的熏陶。相对在亚洲的其他部分的西方列强，美国人想证明自己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体面的主人。他们建造了学校、桥梁和道路，他们引进了自由企业制度和民主的基础。美国的影响，如美国的歌，美国的电影，美国的汽车等等在菲律宾无处不在，像是在皮肤上进行纹身一样永不会磨灭。到处都能听到英语。除了在马尼拉的上层贵族社会，西班牙的影响已经大大褪色。然而直到1930年代，美国才开始严肃地对自己的“启蒙殖民主义”试验提出质疑。华盛顿许诺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但事实上这个诺言被本间的部队在菲律宾登陆所打乱。

　　 日本人对菲律宾人的残酷虐待与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人们可能要问，对于一个在中央平原生活的农民来说，他只知道大米、生育和死亡，而美国又代表什么呢？设身处地考虑，他们为什么会有对外国列强的忠诚呢？有人认为乔森和他的人可能会怨恨美国，因为正是美国佬使他们在如此长的时期蒙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或者至少他们在帮助美国兵时会因为担心日本人报复而对自己的行动三思而后行。但是游击队员似乎对突击队的行动很是激动。因为无论何种原因，或是多种原因混合在一起，他们仍然对美国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之情。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而死。

　　 突击队员在洛邦呆了几个小时，下午的天气格外炎热。在吃过定量的晚餐后，这些人就开始讨论晚上行军的具体细节，之后，大约在6点30分，他们拿起武器开始步行向东方，他们的后面则是落日。距离天黑只有一个小时了，洛邦西边的天空被披上了一层红色和橙色的霞衣。穆西的部队现在有200名战士——121位和80名游击队员。乔森的入主动到外面警卫，以防敌人从突击队后面偷袭。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们借着微光默默前行。蝙蝠在他们头顶追逐着昆虫，两架美国飞机在天空盘旋，不安分地寻找着袭击的目标。不久脚下的小道拐进了一个稠密的森林。突击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行走着，不时被树藤绊倒。他们跟随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大约走了数英里，终于穿过了黑暗的森林。没有一个人说话了；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在辨认森林中东倒西歪的各种东西，只听见靴子在苔藓地上沙沙地、沉重地行走。

　　 小分队随后来到了一条水牛小道，这条道通过长满了高高的蒿草的田野，然后延伸到南方一个名叫八禄的村镇。这里他们将面对第一个真正的——并且具有潜在危险的——障碍。穆西和乔森在一片竹林前停下来商议对策。再往前去，就要穿过一大片开阔的稻田，这是他们将要穿越的第一条国家公路。这条路是日本人向北撤退的交通要道。突击队员能够看见坦克排成长队在道路上徐徐前进，各种车辆像一条流动的金属河流绵延几英里。现在前面还不时听到爆裂声响，那是日本人使用酒精和椰油燃料燃烧不充分造成的，由于油料供应紧张，日本人被迫使用各种替代品来发动汽车，结果这些爆裂声就像枪声一样此起彼伏。

　　 这条公路从圣何塞一直通到卡巴纳端，是日军实现战略撤退计划的重要动脉。撤退的部队为了躲避美国空军的袭击，只好晚上出来赶路。卡车的状态很好，但时速也只能达到30英里，这样整个长龙看起来无穷无尽。

　　 于是突击队战士们不禁私下里交头接耳：“我们怎样才能通过？”

　　 “看起来所有的日军都要走这里！”

　　 在阴影里，穆西审视着他的人，思考着进一步计划。“一旦这里有任何空隙”他说，“我想你们就要匍匐前进，迅速穿越公路，一次通过。然后快速离开这个鬼地方。”

　　 穆西的计划远远不够周密，因为要想让200人一次通过这个公路至少要花半个小时，但是此时公路如此繁忙，很难找到这样长的空隙。那么，如何选择时机呢？30分钟以后，日本的车队终于消失了。至少现在道路是空旷和沉寂的。穆西发出信号，一干人等开始匍匐爬行。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满月悬挂在东边的天际，这样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夜光下一览无余——当然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有日军到来，突击队员们也会立刻发现。突击队员们一个人或两个人一组爬行穿过公路，很快就消失在对面田地的阴影。这样的行动要花一段时间，但穆西的计划似乎执行得很顺利。

　　 但是不久，穆西就发现自己真的遇到了麻烦。向北一百码之处，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移动。

　　 “上帝呀，那是一辆坦克。”

　　 “天哪，它正好在向我们瞄准。”

　　 突击队员们不由得蹲伏在草从里。每个人都试图屏住呼吸。一辆坦克？他们刚才怎么没注意呢？它一直都在那里，还是刚刚开过来呢？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那辆坦克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奇怪的是它并没有做任何移动。

　　 也许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普林斯上尉取出一幅军用地图，借着月光仔细研读着。“那里看起来好像有一道沟壑，上面有一座桥，”普林斯说。他眯起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坦克停在公路上的位置，并试着对比地图上的资料。

　　 一个突击队员提议充分利用路沟来隐蔽自己。日本坦克的士兵员会沿着公路观察搜索，但是他们不可能看到坦克车下面的路沟。突击队员则可以安全地沿着沟壑爬行接近坦克。然后他们可以溜到桥下，不发出一点声响，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穿越公路。这样的步骤就像是在针眼里穿线，必须极其小心——危险程度与穿越地狱不相上下——但是穆西批准了这个提议。

　　 突击队员朝向阴沟爬了下去，幸运的是那里并没有水。大家尽量蹲伏在地沟底下，沿着沟底向东爬行。日本坦克仍然在那里，偶尔在桥上巡行。借助明亮的月光，突击队员能够看清战车的轮廓以及炮筒的闪烁。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坦克车下方的黑影里躲藏。这辆坦克的引擎肯定刚刚熄火，因为坦克车的点火装置突然爆发出一阵轰鸣。突击队员可以听见两个日本人的声音——包裹在金属外壳里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坦克的驾驶舱内交谈。这些声音听起来如此接近，以至于突击队员们觉得他们也在坦克车里。

　　 半小时后，这条长蛇终于通过了阴沟，一个接一个地撤离。突击队员们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在行进中从不耳语，就连他们的呼吸也被吞到了肚里。他们似乎仍然处于一种极度敏感的状态，因此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现在所能听到的每个声音——土布摩擦的沙沙声，枪支的碰撞声，以及他们自己的心跳声——似乎都被放大了一百倍。

　　 当最后一个士兵从桥下溜出来后，他们都快速穿过原野，然后在稻田边的一片灌木林内汇合。现在是大约9点钟，月亮爬得很高，把地面涂上了一层乳白色。远处隐隐传来一阵狗叫声。

　　 突击队员们在高高的大树下面的草丛里四肢张开，尽情休息，有的人还与菲律宾游击队员们开玩笑，比比谁的鼻子大。到达金巴还有12英里，估计不会再发生意外。当穆西上校把肩章重新戴好时，大家都回头凝望着自己刚刚穿越的公路，嘴角不由得流露出欺骗得逞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