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的证实·第十一
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在一九四四年末，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钳形攻势，已接近完成的阶段。十四航空队的出击基地，也已大部分为日军所攻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日本人又对最后的两个重要基地——柳州和南宁，开始进攻。
这个在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区的一次最大的防守战中，中国的地面部队与美 国的空军，都已竭尽了他们的全力来作战。自一九四四年五月，以至十一月中间，十四航空队也已将它的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驾驶员，每一地勤人员，都投入这场大战。然而日军依然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区，北自扬子江、洞庭湖，南至越南，开辟了一条走廊地带。于是日本人的交通线，至此已能将极北的中国东北与南面的马来西亚，全部完整的连接起来了。如果日本人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则这条交通线的完整，便必须保持。——在此时期，日本人的海上交通，已发生了问题。因为美国的海军舰队，正活跃于太平洋地区，自澳洲以至日本的海上交通线，都已受到了威胁。
日本人在陆上的交通连贯完成后，在一九四四年秋，美国空军在华东所拥有的基地，便只有江西省的遂川和赣州了。而这两个孤立在敌后的基地，也只有藉助于飞越日本占领区的上空，才能和西面的自由地区，取得联络了。此时驻在遂川机场的美国空军，计有一一八战术侦察中队、十一轰炸中队（11th Bomber Squadron）的一部分，以及六十八混合联队的前进指挥部。七十四中队则仍驻在赣州。
这时在欧洲的大战，则已接近尾声，眼看胜利就要到来。美国的高级军事领袖们，也早已预见到这个结果，因此他们已决定对中国战区提供更多的补给品了。虽然他们对于日军的大规模钳形攻势的防止，似乎已经失之太晚了，而在孤立状态下的七十四中队，则在此新的发展之下，也许最好只保持它的游击行动。因为他们这时的后勤补给，极为困难，他们所有的汽油，经常只有装在飞机油箱中的那些了。
在九月十六日，派培曾与卡普曼一同作了一次视察飞行。卡普曼少校的座机被击中，被迫跳伞，在前一章中已予述及。陈纳德将军认为他的脱逃报告，是“十四航空队所有最卓越出击任务”的故事之一。
卡普曼少校是派培少校的继任人选，他即将接长七十四中队的队长。他那次的跳伞脱逃的故事是：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卡普曼少校（Philip G．Chapman，0－389284，Major，Air Corps），于他的522号P－51战斗机被击毁后跳伞。地点是在浙江省的诸暨西南十哩处。在此次出击中，曾有许多飞机被日方的地面炮火所击中。
“这是那天对诸暨西南五哩左右的一座浦阳江桥，实行两次俯冲轰炸中的一次。当我作了一次俯冲投弹之后，却并没有看见我那枚五百磅炸弹命中目标后所引起的爆炸。我想那一定是我的飞机上的投弹机关发生了障碍所致。于是我又连续俯冲了两次，并且放弃电动，改以手操作来投弹。结果仍未看到目标的爆炸，而且也没有发现地面上有任何防空枪炮对空射击。
“在每次俯冲之前，我都曾仔细检查过我的投弹保险开关都已接通。
“在我第三次投弹失败后，我将座机升高，重又加入在高空掩护的其它P－51战斗机的行列。在我升高时，我发现我的座机引擎，动力不够。于是开始查视我的引擎仪器，同时也看到了在我的右翼上，已出现了枪洞。
“此时我的座机的冷却系统失效，温度迅速上升。我还以为这是由于机上的自动系统受损所致，于是便以手操作，企图打开机上的散热片。同时我也以无线电告诉赫尔斯特少校，我的座机已被击伤，我要向西飞到中国国军地区。
“在通话时，我的P－51还没有升到其他P－51的高度，赫尔斯特听说我的飞机受伤，便飞下来伴送我向西飞行。这时温度继续迅速升高，油压已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引擎也开始停止，使我已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保持高度了。
“我知道我非得跳伞不可了。于是便打开了我的机舱盖，不过我并未立即跳伞，仍尽可能地留在飞机上面。
“在跳伞之前，我将速度减到110哩左右，并向左转弯。然后，由右边跳出，并未发生任何困难。就在我跳伞下降时，飞机左飞撞上一个山峰，立即引起一次巨大的爆炸，可知那枚五百磅炸弹，始终未能投下，依然挂在那里。……
“我仔细地观察，是否有地面部队走了过来，不过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我开始计划我的脱逃路线。我是降落在一个山坡上。这个山坡非常险峻，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没有落到峭壁下面。不过我在这个陡坡上，立足不住，开始向下翻滚，这时我已用尽一切努力，企图拉住任何东西，以免滚下峭壁。最后终于成功地停在山坡上了。
“我立即将那个蛮荒救生箱打开，迅速地将里面所有的东西装在我的背包中，随即尽快向山坡上跑。
“我沿着山路向西跑，有时是在灌木丛中爬行或隐藏休息，因为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上山的道路是非常峻峭的。我必须爬着用手扳住岩石，用力向上拉，才能往上走。
“就在我隐藏时，曾听到有几个人正走向我降落的地点，他们还带了几条狗，显然是正在找我。这些狗并没有将我找着，我猜想这些都不是受过军队训练过的狗，而且外表也不像军犬。那几个人穿的都是中国苦力们的衣服。
“不久便有两个人发现了我，并向我的方向走过来。他们用双手向我做手势，要我就停在那里不要动。在他们走近时，我举起双手，并给他看我衣服上那面『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救护”的中国字。
“他们的行动很快，立即领我到另外一个山谷的农舍中。领队在那里派了一个人去送信，然后又带我通过一个山谷，走进一个小村庄中。但在这里的人，全都不会讲英语，只有一个小女孩，会讲很少的几个单字，也帮不了什么忙。本来美国空军有一种定向无线电话机，在这种场合下，正好派上用场，可惜在我不久以前调到七十四中队来的时候，队上已经没有多余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个讲英语的人叫醒了。他是一个姓关（Paul Kam）的天主教的牧师。他是连夜由另外一个村庄赶来的。
“第二天晚上是住在浦江，该区的区长便是住在这里。我想我的脱逃经过的详情，便是在这里发出去的。这里的人们，工作效率极高，地方也非常洁净。在山顶上，有中国的国军驻扎着。
“第三个晚上是住在由浦江到建德（Kienteh）之间的山路上一个偏僻的小店中。在这里我一连住了两夜。每到一处，我都被当地的中国人民敬为上宾，并且都说我是这个山区中所见到的唯一白种人。不论走到那里，都会有一大堆人围过来看我。这显然是由于关牧师已经告诉他们，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作了重大的贡献之故。总之，因此我才会受到最崇高的敬重。在后来所到的另一个区中，我也同样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
“其后，我乘坐舢板沿着一条富春江（Fuchan Kiang）航行。第五及第六夜，都是在江边小村中度过。第六夜所住的村庄的名字是康国（Kong Kuo）村，这个村庄的村长，在招待我时，其隆重的情形，显然已超过了他本身所有的力量。他陪着我步行绕村一周，接受全体村民的欢迎。甚至还走在前面为我燃放鞭炮。
“在第七天，我到达了修南（Shunan），这是三个区的总部所在地。在这里我也接受了盛大的接待。
“第八天我是搭乘一辆旅行车前进。这是一部福特旅行车，车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的七个旅客，一直坐到上饶（Shangjao），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陆空救护服务站。
“由建德至修南，与我同行的翻译人员是一位徐先生（Whttinston T．Hsu），他也是同样的尽了一切努力，使我在路上更为舒适一些。
“在这次的旅行中，我在所有的地方受到的中国人民的热情而隆重的接待，简直不是言语之所能形容的。我可以试以关先生为例，……他曾在加拿大住过许多年，在那里成为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在与我同行的期间内，不论大事小事，他都为我安排得非常周到。……当他听说游击队已经救起来一个美国空军时，他半夜中从床上爬起来，在黑暗的夜里，步行通过了七哩之遥的崎岖山路，跑来帮助我，并为我担任译员。他的热诚真使我感动到极点，以至于在告别时，我感到非常难过。他的住址是中国的浙江省，丽水县，天主教堂。
“在最后，我要特别提到陆空救护服务站所给予我的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衣服，香烟、牙刷、浴室用品之类，对于一个跳伞脱逃的人而言，这些都是极端必需的。这位服务站的主管，也和其它的人们一样，对我的接待，也热诚到极点。我知道他站上的物资也有限得很，但却也非常慷慨的为我提供了他所有可能供应的物品了。
“我同时也建议战斗机的驾驶员们，在每次出动之前，都将所有个人需要的物品都带好。当你迫降在一个与敌人占领区毗连的地方——就像我这次便是降落在敌区的边缘地带——你不会有时间去仔细检点你所携带的东西的。比如说，这次我便是因为在救生箱里有些东西绑的太紧，我解不开，便只好丢掉它，因为我没有时间将它装进背包里。我曾预先在我的救生箱中，放了两双厚袜子，后来用起来很方便。我以为额外的袜子是绝对需要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阿普却尔琪中尉（Lt．Upchurch）在沿着湘江攻击由零陵到祈阳之间的船舶时，不幸牺牲了。由于天气恶劣，使他的飞机撞上山峰而毁坏了。九月七日，丹尼中尉率领了四架P－40，出击九江机场和江上的船只。他们击毁了货船两只，可能击毁奥斯卡战斗机五架。又在九江上空，投下了传单五千张。上书：
“所有的日本猴子和傀儡狗们，最好立刻投降，你们的末日已经来临，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这是最役一个为你们自己赎罪的机会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告示。”
十月八日，寇克上尉率领P－40四架，攻击彭泽至九江之间的船只，在湖口上空，遭遇五架东条及零式机的截击。寇克上尉及布朗上尉俯冲炸沉100呎轮船一艘。安吉尔中尉与盖济巴拉中尉（Lt．Gazibara），俯冲炸毁停在机场上的日机四架。盖济巴拉被一架零式机追逐射击达100哩之遥，先后向其射击十二次，以致其P－40受伤迫降时撞到树上，机翼损坏，又因着陆轮未能放下，以机腹着地，幸未受到重伤，被救回赣州基地。
十月九日，寇克上尉率领P－40四架、P－51三架，轰炸安庆码头。所有炸弹均未能炸中。但在附近机场上空，发现在停机坪上有日机十八架，经俯冲扫射结果，击毁日机十一机，并击毁运油驳船多艘。
在同一天，丹尼中尉率P－40四架，攻击厦门以南的海面上密集的船只，派培也驾驶他的P－51座机同行，他在厦门机场上空发现日方零式机一架，正要起飞，立即投弹轰炸，并俯冲扫射。零式机被击毁于机场东南的公路上。不过据情报所称的密集船只，在海上并未发现，只好将所有炸弹全都投在机场上。
十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凯伊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中国东南海岸及汕头地区，进行侦察。他的吉普车司机是一个名叫马凯（Mar Kay）的福建人，同时也充任他的翻译。凯伊此行，具有多种目的。他在事前获得通知，由中国的成都空军基地起飞的B－29超级空中堡垒的首次出动，将对菲律宾实施为期一周的轰炸，将该地目标摧毁，以利美国部队进攻菲律宾的登陆战争。这些B－29将进行七天日夜不停地穿梭轰炸，在此时期内，所有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将全部停飞，目的是使日本人感到困惑，不能判断美国人将会采取何种行动。
此外，凯伊的出差，也使他和那个充任日本间谍的中国上校王某，暂时断绝了联络。在启行之前，他曾告诉王某，由于缺乏汽油，七十四中队即将停飞一星期，他本身也将利用此一机会，出去作一次休假旅行。这两件事都是事实，王某自然可以调查出来。不过凯伊并没有告诉王某，他本身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连他自己也还未能确定。他的目的是要在B－29出击菲律宾的任务中，飞越中国东南沿海时，如被日机击落，他将设法拯救B－29机上的生还人员，同时也企图将汕头地区的情报网，予以加强。
因此，在此次出差中，便必须与沿路的战略服务处及十四航空队的情报人员合作，如何进行，此时他也难以预定。
凯伊与马凯在第一天晚上到达了长汀（Changting）。在黑暗的夜里，开吉普车走在中国边远地区的荒僻小径上，的确是一件很富于刺激的事，但他们的旅行，仍需在尽可能的掩蔽下进行。凯伊在车上带了一些军粮，不过吃得不多，因为他的司机只喜欢吃中国饭，于是他也和司机一起用筷子吃中国热食。
次日早晨七时，他们离开昌定，中午在新泉（Sinchuan）与一位中国将军共进午餐。晚上住在银箭城（Yentsiencheng）的一位美国牧师家中，他是一位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在梅县（Meihsien），空军技术联络官鲁尔上尉（Capt．Andrew Loehr）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过去，凯伊已经认识鲁尔，因为他也是要走同一方向，凯伊乃与他同行，在路上也许会对他有所帮助。在离开梅县，尚未到达淙口（Tsung Kow）之前，他们听说在广东与福建之间的地带，土匪非常活跃。当地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在这天晚上，土匪可能会到此一地区中的某些小村庄抢劫。凯伊和鲁尔担心他们如果再往前走，则他们的吉普可能会被偷走。可是他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他们的吉普呢？
淙口是在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那天下午到达那里之后，在各处查看了一下，实在找不出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住，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藏起他们的吉普，使其不致被偷走。
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们找到了一个大院子，用十二呎长的木柱做成围墙，有武装卫兵们把守着门口，询问之下，才知道一个德国传教士住在里面。因为他是个德国人，而德国正在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交战，所以中国当局乃将他逮捕，就囚禁在他自己的教堂中。中国人都不可能和他发生任何接触，当然也没有机会偷他的东西。
这时天已渐晚，凯伊和鲁尔决定作一次尝试，看看是不是可以到里面住宿一夜。于是便向卫兵队长宣称，他们要到这个教堂查看一下，并且还要查询这个德国人。队长也准许了。
这个德国人态度很和善，不过不会讲英文，只会德语，也会讲流利的中国话。所幸鲁尔精通德文，所以在这天晚上，一直都由他来和这位德国人交谈。据这个德国人说，他已有七年没有回过家，最后一次回德国，是在一九三七年，连他也不知道希特勒这个人究竟在捣什么鬼。
于是，一幕非常荒谬可笑的场面，使出现在这个教堂中，请看：——
两个美国空军军官，一个中国司机，向一个被囚禁的德国人的住所求宿，门外有中国武装部队看守，戒备森严，目的不是怕德国人逃走，而是防范中国强盗进来抢劫。当中国、美国和德国正在交战时，两个美国军官，和一个中国驾驶兵，却接受了一个战俘的招待，大家在一间房子中住宿，十分亲善地侃侃而谈。
政治、战争，偶然的机会，造成了这个荒谬可笑的场面！
牧师的佣人们给烹调了一顿很考究的晚餐，鲁尔又和德国人谈论了许久，大家才去睡眠，同时也在祈祷，希望土匪们不知道今晚在这个教堂里住了些什么人，不要打到这里来。
不过这个村庄在拂晓时分，却当真被土匪抢劫了。当地驻军还和这批土匪打了一仗。枪声大作，子弹飞舞。情况十分严重，村民受害非浅，住在教堂里的美国军官，也为之提心吊胆。所幸这个教堂似乎的确受到神的保佑，土匪并没有打进来，只不过使大家受了一场虚惊，夜间没有睡好觉而已。
凯伊等的旅程，已到达公路的终站，必须要改沿水路前进时，他们只好将吉普车交给当地的中国军队代为保管，他们由高陂（Kopi）乘船向东南航行。然后弃舟登陆，经山区前往饶平（Jaoping）。在路上他们遇见了数以百计的妇女，每人都扛着一根电线竿，很长、很重，看样子两个美国人还抬不动，却不料一个女人便能扛着在山上走，真令人惊讶不已。这些电线竿都是运到汕头四周，去建立一个空袭警报网的。
下午七点钟，天色已晚，已不能在这个曲折、险峻的山路上继续行走了。三个人只好在一个小学中过夜，就睡在教室中的地上，打开了一些军粮作为晚餐。凯伊在山路上奔走了一天，早已筋疲力尽，等不及吃完他那份军粮，便已入睡了。
十月十七日早晨四点半，凯伊突然被一阵熟悉的引擎声音所惊醒。他甚至都用不着打开门来看，就知道那是日本的贝蒂轰炸机，正在他的头上低空飞行。他知道在附近并没有日本的飞机场，最近的汕头机场，在东南方，也还距此二十五哩之遥。这时天还未亮，能见度低，浓云笼罩着峻高的山峰。这架日本飞机可能正在寻找汕头的机场。凯伊知道在七十四中队最近的一次出击中，已经将日方的雷达站及无线电台，全都炸毁了。这架飞机显然已不能借助于无线电及雷达的引导找到机场，因此不停地在这里上空徘徊着。
对于这种情况，凯伊和鲁尔都极为惊讶，他们知道这架飞机一定发生什么毛病了，一直过了三、四十分钟，引擎的声音才消逝了，大概已经飞到汕头机场去了。
在山道上继续向饶平走，进入一个小的山谷，在中午时分，到达了饶平。他们发现当地的民众在看到他们时，似乎都很惊奇，几个人堆在一起谈论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待马凯探听回来，才知道那架日本贝蒂轰炸机，就在附近迫降了。飞机并没有毁坏，机上的日本人已经被俘了。
这架飞机的迫降，使凯伊和鲁尔都非常兴奋。这时凯伊早已忘记他到这里来，本是准备要拯救失事的B－29机上的人员的，现在他所想到的，只有这架日本轰炸机了。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恰好又是一个技术情报员。二人都知道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说不定日本军队很快便会到来，破坏飞机和抢救他们的驾驶员了。
凯伊和鲁尔急忙登上飞机，将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文件及物品，全都取出，放在一个中国人的米筐中。鲁尔拉出一挺机关枪，拍了许多照片。一个年轻的美国地面无线电军官，帮助处理那几个日本战俘，这几个人正在交平由中国军队看守着。
这时凯伊所注意的，是要使这几个日本人活着，以便搜集情报，因为在中国战场上，一直都没有找到活着的日本战俘。但中国军队根本就不相信凯伊所说的理由。为了将这些战俘和文件带走，凯伊和中国军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凯伊这一生从来也没有生过这样大的气。
一直争执到下午快要天黑的时候，凯伊告诉中国军队，如果日本人这时候还没有夹，他们也许今天晚上不会来了，那么他也许可以安全地将这几个战俘带走。凯伊猜想，也许日本人还不知道这架飞机已在此迫降，他们的雷达站，显然还没有修复。或者，也许由于云层太低，使他们不能在崇高的山峰间飞行搜查之故。
凯伊终于通过了他的翻译，说服了中国军队，准许他们将日本战俘带走。他雇了六部人力车，拉了这几个战俘，在山路上行走。由中国人拉了日本人走路，对凯伊来说，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花了许多钱才雇到了人。中国军队的那位将军对这个办法，倒也相当赞同，他也认为这样做也许比较安全一些。如果日本人要在中途逃走，则车夫必然会立即发现。
凯伊以手语和这几个日本人交谈，这时他们已经脱去制服，换上了中国的便衣，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凯伊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肯合作，将会受到很好的待遇。日本人似乎也已了解，现在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他们开始向赣州出发之前，凯伊给日本人晚餐时，凡是日本人所喜欢的，凯伊都尽量的供应他们，这时日本人已知道美国人在善待他们了。后来他们又看到六部人力车，他们又知道这是给他们六个人坐的，而美国军官们却要步行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这时似乎比较轻松的多了，甚至还开始和旁边的中国兵谈笑。凯伊教给他们一些英语，除了两个日本人以外，其他的四个人都很顺从。那两个日本人起初仍很倔强而愤怒，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也逐渐能适应这个新的情况了。
鲁尔仍留在饶平，继续对那架日本轰炸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只有凯伊带了这六个日本战俘，以及护送的士兵们，一同上路。一行人中，共有四个中国士兵，两个苦力为凯伊背着由轰炸机上搜出的文件，六个车夫，六个日本人，翻译马凯，以及凯伊本人。凯伊决定仍循原路返回，因为这条路他已熟悉。这时他是带了六个日本战俘同行，他尽量避免经过陌生的地方，以免发生枝节问题。
在下午七点钟，他们已到达高陂，大家享用了一顿很丰富的中－日晚餐。马凯为日本战俘安排了一些萝卜和鲜鱼，日本战俘都吃得很开心。
一行人在夜晚乘船继续前进。到了淙口，马凯便可到岸上取回他们请中国军队代为保管的吉普，开回赣州。四个护送的中国兵，将会由当地的中国军队接管战俘后，仍回到自己的单位。当地驻军将另派军队护送日本战俘至梅县。凯伊相信，梅县机场的地勤人员，一定能为他们找到交通工具，将他们送回赣州。
一行人在上船时，曾购买了大量的食物，而且还买了些瓜子、花生米、红萝卜、炸蚂蚱之类，以备在船上食用。这种船走得很慢，要三天才能航行到梅县，但无论如何，总比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要舒适的多了。凯伊想到，这六个日本战俘，如果要想从船上跳水逃跑，恐怕还很不容易。因为这种小汽船总是在江心行走，离岸还很远，游泳上岸，决非简而易举之事。唯一使人困扰的，是蚊子太多，在船上简直一点防卫的办法也没有。凯伊总是利用白天来小睡，在夜晚则警觉地看守这几个战俘。这个小船逆水航行，速度非常之慢。有好几次凯伊还以为船上的引擎已经坏了。不过当活塞开到底之后，好像还有力量再拉回来，只是听来非常吃力，枯格——哦——枯格地继续缓慢向前航行。
最后，他们总算已到达了梅县。三天的苦难航行，总算熬过了，大家都很高兴。
在十月二十一日，凯伊率领了一批新换的士兵，押着六个日本战俘，乘坐一辆中吉普，后面还带着一个拖车，六个日本兵在拖车的车板上坐下来，两个押运的中国士兵，坐在中吉普车的尾部，面向后方，监视着六个战俘，凯伊则和司机坐在前座上。只有在进餐和休息时，车子才会停下来。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凯伊和押送的六个日本战俘，已经到了赣州。他们将战俘关进县政府的监狱中，以策安全。
在梅县时，凯伊已经电告十四航空队总部，要求总部派遣日文翻译官和调查人员，到赣州来会同他一起处理日俘审讯事宜。凯伊会将日俘及所获的文件交给派来的人们。所以在凯伊尚未到达以前，总部派来的一位凯威尔中尉（Lt．Cadwell）便早已来到赣州了。所以凯伊在将日俘交给县政府监狱之后，回到七十四中队时，派培与凯威尔中尉已在那里等待着他。
由于派培和凯威尔中尉都急于要见到这几个战俘，于是凯伊便立即乘车到县政府的监狱中去看他们。凯威尔中尉会讲流利的日语，通过他的翻译，派培向战俘们问了一些简短的话。
因为在来到赣州的路上，这六个日本人一直都安静顺从，表现良好，堪为战俘模范，为凯伊省了不少麻烦，所以凯伊也通过翻译，对日本人表示了他的感谢。日本人则大鞠其躬，对于他们在飞机迫降之后，并没有受到伤害，被安全地带到这里来，也对凯伊深致谢忱。据凯威尔说，这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便会送到昆明去了。
在回到基地之后，凯伊和凯烕尔立即将那些由日本飞机上取得的地图与文件，加以查阅。据日本战俘说，他们的轰炸机，是由日本起飞，本来预定要飞到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降落，不料克拉克机场正遭受美国的B－29超级堡垒的轰炸，他们只好改变计划，企图在汕头机场降落，但又由于和汕头机场未能取得无线电联络，以致使他们一直未能找到汕头机场在什么地方。后来由于油料耗尽而迫降。
在飞向克拉克机场时，他们还装载了一些机密地图，其中显示了由日本以至菲律宾群岛之间的海道中业已布雷的地区的详图。也有一些技术书籍和资料，说明日本新发展的空投鱼雷的使用方法，这些飞行员们都已受过使用这种空投鱼雷来攻击美国军舰的训练。有些图表说明了毒气及化学炸弹的构造及使用方法，同时还有一些文件载明日本对菲律宾、台湾、冲绳，以及日本本土的防守计划，其中有许多文件上都注明：“极机密，阅后立即焚毁。”
其后凯伊又听说，这几个日本人，只在昆明停留了几分钟，便被送到了美国，就他们本身所知悉的军事情报，以及在贝蒂轰炸机上所取得的技术性文件，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
对于这件出于意外的遭遇，凯伊也深感有趣。他这次的旅行，其目的本来是要援助被日机击落的B－29上的机员，以及加强汕头四周的情报网。却不料意外地发现了自己送上门来的日本轰炸机，取得了机上的“极机密”文件，而且还带回来日本的战俘。这种奇遇简直是他和鲁尔以及马凯所意料不到的。
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至少他们对于美国登陆菲律宾的战争，多少也有了一些贡献。
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三日，汕头与厦门全都受到了七十四中队连续不断的轰炸。这两个海岸上的海空基地，一直都被日本的船舰及飞机，当作加油和补给的重要基地。同时在遭受美国海军攻击时，还可当作它们的避难所。在日本轰炸机上所取得的地图上，已指出了日本海运的航道，以及加油船的所在地，有些地图也帮助了七十四中队直接找到沿海的航线上的目标，施以轰炸。在一次出击中，曾在厦门击沉了五艘大型的货轮。一艘巡洋舰被炸沉。汕头的电力公司也被炸毁，布亚尔中尉（Lt．Boyard）在厦门上空，击落了两架济克机。
在十一月十一日，菲尔斯汤中尉（Lt．Firestone）在驾驶一架P－51来到中国战区，首次出击，对衡阳机场上的日本飞机扫射时，座机被击中，他在衡阳以东十五哩处跳伞，其后即一直下落不明。
十一月十八日，丹尼中尉率机至九江实施低空轰炸水面船只和机场，由于所投炸弹均超越目标，以致皆未命中，只有两枚炸弹，炸中了九江码头。在九江机场进行轰炸结果，共炸毁（或伤）日本零式与东条机九架。
十一月二十二日，卡普曼少校率倾六架P－51出击安庆机场及江上船只。炸毁日机八架，并对仓库、驳船，及兵营实施炸射。
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十四中队再度出击安庆。凯伊认为这次的任务，实为“游击队长”和他的七十四中队所采取的游击行动的最佳模式。原来在拟订这次的出击起飞时，曾于十六小时前，在安庆上空摄得清晰的照片，而根据中国军方的地面情报，其时安庆江面上目标，与十六小时以前并无变化。再者，这天赣州地区，气候恶劣，不适于飞行，但目标区上空，则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在此情况下，自然会使日本人的戒心，为之松弛，他们会以为七十四中队很难在这种气候下，起飞出击。对于那个为日本作间谍的中国上校王某，凯伊也通知了他七十四中队将会出击安庆的消息，不过并没有讲出准确的起飞时间。只告诉他，将于下午两点，飞抵安庆上空——在三天以前，七十四中队便是在下午二点飞到安庆的。
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十四中队的八架飞机，却提前于十二点十分，飞抵目标区。这八架P－51，是在倾盆大雨中，于十点三十分，由赣州机场起飞的。在抵达安庆后，立即遭受江面的船上、岸上，以及机场上的高射枪炮的密集而精确的射击。伊文斯中尉的飞机被击中，在江面上空跳伞，他的降落伞也已安全地打开了，但下落不明，其后便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结果是，停在港口的四条货轮被炸毁，在空战中又击落了三架日本东条机。
由于赣州大雨，野马机不易降落，已改变路线，降落在遂川基地。
十二月三日，卡普曼率领八架野马机，出击芜湖。瓦森少尉（Second Lt．Watson）在俯冲轰炸一条停泊在离岸一百码左右的货轮时，撞上了岸上的一座货仓，以致机毁人亡。
在当时卡普曼少校是和瓦森少尉共同攻击这条货轮，卡普曼在投弹后，立即迅速拉起机头飞走，以便瓦森继续投弹。当卡普曼离开江边，飞往城区上空时，突然感觉到一次巨大的爆炸。向间望时，他看到一股红色的火焰和黑烟，冲入云霄，当地的一大片房屋，似乎都在巨大的冲击下粉碎了。他在当地上空，环飞数圈，一直没有瓦森少尉的人或飞机的踪迹。
十二月七日，安庆机场再次遭遇到四架野马机的轰炸，三十分钟后，在空中拍摄的照片显示，四架飞机仍在机场上燃烧，其中三架似已焚毁，另一架也已受伤。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纪念日，七十四中队想送一些纪念品给日本人。派培和凯伊为此一任务，整整计划了十天之久。他们将在南京上空所拍摄的照片，详细地加以研究，并划出了轰炸的目标。最后，终于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
十二月七日，文森将军来到赣州，派培向他报告了出击南京的计划，他当时颇为此一冒险的大计划而震惊，不过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凯伊深恐，甚至七十四中队的人们，也会在宣布此一出击任务时，感到疑虑。但派培却以为这将是七十四中队出击以来，最能收到硕大战果的一次任务。由于此一计划，一直都没有泄露，所以在这天起飞之前的简报中，宣布了将以南京为目标时，所有的驾驶员，都感到意外，有些人显然还有些怀疑，时常听到一些“噢——？”、“呵！”之声。有的人还在问，这个南京，前几年还是中国的首都，现在竟成了驻在赣州的七十四中队的轰炸目标，这件事蒋委员长和陈纳德将军听到了，会高兴吗？
因此，这天清晨六点钟便开始的起飞前的简报，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驾驶员们，全都非常细心的察看那些照片与地图。
在此时期，七十四中队所有的队员们，在派培的督导之下，空战技术都已精进到接近完美的程度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和空战的战术，都已有了非常精湛的表现。现在都已成为资深的，精练的驾驶员了。而现在，这个“游击队”，即将到南京去打一场游击战了。所有的“游击队员”都跃跃欲试的，要为日本的偷袭珍珠港，采取一次严峻的惩罚行动了。
十六架P－51，分别在七点三十分至十点十五分之间，分四批起飞。他们编成了四队，分别担任高空掩护、近距离支援、俯冲轰炸的任务。
最初的两队，是在南城加油，然后在十一点十分，与其他队员会合，先飞向芜湖，然后再转向南京。
到达南京上空之后，他们遭遇到密集的高射枪炮的射击，甚至还有些人在地面上用小型武器对他们射击。起飞截击的日本东条、零式，以及奥斯卡战斗机，共有四十五架之多。
在他们飞往南京途中，他们是先在11,000呎的高空，飞往芜湖。到达南京之后，他们降到8,000呎，然后俯冲投弹。南京的两个机场和火车的渡轮，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渡轮已被八枚俯冲炸弹所严重炸伤，不过全部损失，迄难查证。日本飞机在机场上的空战中被击落及击伤者，共三十九架，其中有二十八架已堕地焚毁。军营、仓库、飞机棚、火车头，也均遭到炸射起火。在七十四中队南飞途中，100哩之外，仍可看到在南京地区冒起的浓烟。
在此次出击途中，七十四中队只损失了P－51一架，马吉尔中尉（Lt．McGill）的飞机螺旋桨被击中，他安全跳伞降落在南京东南二十哩外的一个村庄中。当他跳伞时，芮斯上尉（Capt．Reis）曾在空中盘旋查看，直到他落地后向空中对他挥别，跑进一间房中后，芮斯才飞走。
其它的出击飞机，全部安返赣州，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分。
这次成功的出击，使七十四中队对他们在敌后的游击活动，更增加了无限信心。他们已使日本人知道，中国人决不会忘记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而在赣州的美国人，也使三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罪行，得到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