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长中的第七十四战斗中队·第八
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七十四中队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衡阳回到它的老家，桂林基地，继续负起了桂林的防空，及掩护轰炸机攻击香港及广州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新年，七十四中队又开始派遣了一些飞行员，到遂川基地，去练习飞行P－51A型的新式战斗机。
这些飞行员很快 便可适应这种新飞机，并被认为合格的驾驶员了。于是总部立即决定，七十四中队将全部淘汰P－40鲨鱼式战斗机，换用此种航程较远，飞得更快、更高的P－51型飞机。
消息传来，七十四中队的士气，登时便提高到百分之百。
自衡阳归来后，凯伊也换了他的同房伙伴。过去他本是和夏皮鲁少校住在同一间宿舍中。但夏皮鲁是二十三大队的医官，所以凯伊认为还是和一个七十四队的人住在一起比较好。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新伙伴丹尼少尉（2nd Lt．Chester Denny）和他同住在一起。
丹尼是一个非常安静、镇定、年轻的飞行员。然而他的飞行技术却极为精练。在他第一次（或第二次）出击时，是在希尔上校率领下，掩护B－29轰炸机，去轰炸香港的启德机场。在机场上空，他们和至少五架奥斯卡马克Ⅱ型日本战斗机，展开了一场激战。丹尼本身受到两架日机的围攻，他作了一个半圈翻滚，企图摆脱敌机的纠缠，但仍被敌机击中，幸亏受伤不重，在其它友机的掩护下，飞到大湾（Tawan）机场，加油后，才继续飞回桂林基地。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七十四中队的六架P－40，在高空掩护B－25轰炸机，再次飞往香港轰炸。这次却遭遇到日本军机的第一次顽抗。大约有二十架日本海军的“黑龙”（Black Dragon）队的汉普（Hamp），及奥斯卡马克Ⅱ型战斗机，已在香港的启德机场东南二哩的上空21,000呎处，严阵以待。这批日机，浑身漆成黑色，既没有那个红色的球徽，也没有那个白环，它们以六点钟的方向，向美机进攻。
它们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显然是领队肯赛中尉（Lt．Saumel Kinsey）的座机。另外的一些日本零式战斗机，则仍保持着原来的高度，在21,000呎的空中，伺机进攻。
美机随即列阵迎战；他们将P－40所带的附加油箱丢掉，以减轻重量，迎击日机。
日方的零式机，此时已自西北方向的21,000呎高空，向美机突击。当其中的一架零式机正在爬升，以争取优势的开火高度时，黎中尉（Lt．Gorge Lee）和吉柏特中尉（Lt．Robert Gibeault）的座机，已在二百码处，向它开火射击，并且冲到距它只有五十码处。日机随即中弹起火，坠入海中。
据吉柏特宣称，这架日机是由他击落，而且也已由照片予以证实。
日机并没有对美方的B－25进行攻击。激烈的空战，继续在日方的“黑龙”与美方的P－40之间进行。当双方飞机已脱离日军占领区，进入中国国军区域后，空战仍在继续中。
黎中尉及贝悌斯中尉（Oren Bates）都在混战中，因飞机中弹而跳机，于一周之后，才回到基地，并对凯伊提供了许多更为详尽的空战情报。二人都是在日军占领区以外数哩处跳机。所幸降落地点都是友军区域，所以在降落后数分钟，即为英国空军地面救援队（British Air Aid Ground）所拯救。
黎中尉在日机第一波攻击时，便被射中了腿部。他在极端痛苦及大量流血中，仍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并在近距离开火，目睹两架日机都起火爆炸，并坠入海中。
但他本身的伤口却在大量出血，当他感到他的靴中已充满了热血时，他开始准备跳机。
不久之后，他已感到一阵眩晕，而且机油也已开始流进机舱，他只好跳出机外。但他仍感到日机在追击他。为了迅速下降，他延迟张开他的降落伞。他的飞机随之也着火爆炸了。
他在着地之后，立即被一个中国苦力发现，并将他送到一位中国陆军的郝将军（General H．C．How）那里去了。
贝悌斯中尉的飞机被击中后，他也被迫跳伞。当他的降落伞下降时，日本飞机仍不肯放过他，曾两度俯冲向他射击。但他却技巧地操纵他的降落伞绳索，廻避日机的追击，所以并未被击中。他在着陆后，也立即被一个中国农夫所救，并将他送到英国空军救援队那里去了。
这次的空战，是发生于号称日本最精锐的海军黑龙战斗机队，与美国空军中，被称为“学习中队”的七十四战斗机中队之间，所以也格外令人注意。更令人惊异的是，那天为B－25轰炸机护航的美方P－40战斗机，只有六架，但在香港上空列阵拦截的日本“黑龙”战斗机群，为数竟有二十架之多，真所谓众寡悬殊，难以匹敌。但一场鏖战结果，P－40击落日机三架，而日方也击落P－40两架，但两位飞行员跳伞获救，幸未丧生。双方损失接近，惟由于日方是以众多的空军精锐，来和少数的美国“学习中队”的飞行员交锋，战果如此，双方飞行员素质之优劣，于此可见。而此一光荣战役，遂也成为七十四中队战史中，最值得纪念之页。
在其后的一个月中，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有一次很大的人事调动。所有新来的驾驶员，都必须认真地学习陈纳德将军的空战技术。在最初，凡是派到十四航空队的驾驶员，陈纳德将军都要与他作一次单独谈话。但到后来，由于随着战局的进展，陈纳德将军的部属也越来越多，他也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和每一个新人单独谈话了。不过他的意见，依然会被转达给每一个新进人员。他要使他的部属知道，在中国战区的飞行和过去所受到的训练，有所不同。过去的训练，固然是很完善的，不过还有许多战术，需要学习。因此，在他们准备升空作战之前，至少还要再接受二十－三十小时的训练。
首先，他们必须对中国的地形有所认识。在中国上空飞行，迷途是常有的事。所有的地形，看起来几乎都是一样的。要想将某一个山脉与另外的山脉加以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江河、稻田，以及乡村，也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地图上认出来的为数不多。公路和铁路都很少。天气的变化，尤其迅速而剧烈。几乎很难飞行一百哩的距离，而没有遭遇天气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领航是不可能的。所以许多飞行便必须倚赖仪器，飞行员只能倚赖他们的罗盘和无线电来飞行。
所有的飞行员都已接受教导，当飞机迷途时，切勿再为了直线飞行而浪费汽油。在飞行发生问题后，首先要环飞五分钟，这时便会由一个无线电报告系统，侦测到他的位置，并且告诉他，可以使他降落的最近机场。这个无线电网已密布在中国所有的地区，他们同时还报告天气和发出空袭警报。操纵这个情报网的中国工作人员，都曾受到良好的训练。许多年来，一直都发挥了极大的功能。所以当飞机遇到困难时，便可倚赖这个无线电系统来拯救他。陈纳德将军告诉这些新进的飞行员们：
“我们的飞机，已经有几十架，在迷途中得到他们的指引，而安返基地。有些飞行员因飞机受损，或汽油耗尽而迫降，也会被这些无线电操作人员发现，到失事地点去援救他们。无线电台会报告他们的所在，派遣中国地面部队去寻找他们。”
陈纳德将军同时还告诉他们：
“在空战中，你只是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切勿忘记。团队的合作，是我们的战术的基础，而且这也正是我们能够在空战中，损失较少的主要理由。在空战中，我们的战术，是奠基于此一事实：“两架战斗机的密切合作，所发挥的战斗力量，可高于三架，乃至四架，各自作战，互不相关的战斗机。”采用了此一战略，我们的战斗机，曾经迭次以寡敌众，以一比五，甚至一比十的悬殊比率，与敌机作战，而仅遭受极小的损失。我们的队员们，已将此种战术加以实验，并已证明了它的成功。这也正是最使日本人困扰的一种战术。
“在我们执行轰炸任务时，尤其需要团队合作，精确，与空军的纪律。在白天，永远不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而单独出击。我们已发展出一种对轰炸机的掩护制度，使日本飞机在向我们的轰炸机进攻之前，首先会遇到我们的战斗机，在我们的战斗机掩护缠斗之下，根本不能接近我们的轰炸机。如此我们的轰炸机便可以获得充分时间，对目标实施从容的、精确的轰炸。结果是，我们的轰炸机便可命中目标，而本身却很少损失。
“你们必须善于运用你们的装备方面优点，同时也需要制止日本人运用他们的装备的优点。每一种飞机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缺点。飞行员只要利用自己的优点，去打击敌人的缺点，他自然便可在空战中获胜。你的飞机具有较高速度，较快的俯冲，以及强大的火力。而日本的飞机则爬升较快，飞得更高，而且转弯半径也较小。
“日本飞机的设计，是利于在空战中迅速转弯，以攻击对方的死角，如果他们能使你陷入他们的射击位置，便可以精确的命中。遇到这种情况时，你便必须立即运用你的飞机的快速飞行和俯冲的优势，冲向敌机，开火之后，立即快速的飞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是已处于胜负边缘的紧要关头。你必须善用你的优点，来打击敌人的弱点。因此，千万不要和敌人进行一种消耗时间的廻旋缠斗。
“在开枪射击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于你的目标。卓越的枪手，究竟不多。你发射的第一排枪，击落的日机越多，则你本身被击落的机会也越少。精确的命中率，可以节省许多枪弹。不要忘记，你所携带的枪弹是有限的。在空战中，最恶的情况，是在你对准敌人，要发射枪弹时，但却发现你的枪弹已经没有了。
“你所面对的日本飞行员，在飞行技术方面，都已经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已经过数百小时的精确编队飞行，并且对所有在空战中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已反复演习，并已熟悉应付各种情况的战术。日本的飞行员们，对于书本上的飞行理论，知道得很多。他们有很大的胆量，但却缺乏主动力及判断力。他们的缺点是在作战时，总是严格地遵守他们的战术计划。他们的轰炸机，永远编成非常严整的队形飞行，即使在对方的驱逐机的强力攻击下，也不会散乱队形。就好像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东京上空，表演编队飞行似的。他们的驱逐机也是如此。所以，美国空军必须首先了解日本人的战术，然后再找出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
“我们的战术的要点，是首先要将他们的整齐的编队打散，迫使他们按照对我们有利的方式来作战。日本人一旦发现他们的战术计划已经不能实施时，便会立即张皇失措，不知所措了。他们没有能力来改进他们的战术计划，也没有采取主动的反应，来对付新的情况的能力。他们对于本身的纪律，刻板地严格遵守，也正好是我们可以予以利用的有力武器，可以用来击败他们。
“日本人都是优越的射手，他们善于修正其发射的偏差，而精确地命中敌人。虽然，他们的枪弹却没有美国的机枪那样强大的破坏力，射程也不如美国机枪射程那样远。他们的空军所用的20mm口径的加农炮，论口径，的确比我们在这里所用的任何机枪口径都大。但由于初速太低，所以射程却不如我们的0.50机枪那样远。在200码以外，日本的枪炮便不如我们有效。
“日本人的飞机所采的原料，都是很好的。但他们的制造技术，却并未能达到很高的水准。他们所采用的轻金属及其它较轻的原料所制造的飞机，自然可以飞得较高，转弯半径也较小，所以运用比较灵活，但相对的也发生了一种缺点，他们的飞机很不耐用，维护非常困难。轻而薄的机件，都不能修补，即使是很轻的损害，也难以修复，只好全部报废。在强烈的枪炮攻击下，这种飞机根本就不适用，很小的轻伤，便会坠毁，而我们的飞机则在受伤之后，大多仍可予以补救，继续飞行作战。也正是由于我们的飞机，制造时都是采用了比较厚重的材料，所以才使它能坚固耐用，并可一再修补，继续升空作战。
“中国抗战迄今，已历时六年之久，而中国的空军，自战争一开始，便已参加了空战。有些中国的资深飞行员，正在驾驶着美国的飞机，和你们一同作战。也有一部分中国空军，是在美国的飞行学校，和你们接受同样的训练。他们都是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也都善于在空中作战。
“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的最初一个阶段中，中国的空军在攻击日本的轰炸机时，极为勇敢善战，总是一直打到本身的汽油和枪弹耗尽时，才会退出。也正是凭了他们的精神和技能，所以才能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在南京，于两周之内，便击落日本轰炸机四十二架，而他们本身的损失，才只有六架。结果是迫使日本轰炸机，不敢在白天飞行，只好实行夜袭。但中国的空军，却能在接受了为期只一周的夜间飞行作战的训练，便能在夜间飞行作战，使日本的轰炸机，在夜间空袭的行动，也因之而中止。有一位中国空军在最初的两夜空战中，便击落了三架日本轰炸机。
“第一次飞临日本上空的，是中国的空军。而第一次空袭台湾的，也是中国的空军。他们在是一九三八年，驾驶了Martin B－10型轰炸机，去空袭台湾的。中国空军反应灵活而迅速，在个人作战时，是优于日本人的。在遇到战斗情况迅速转变时，他们能够立即作成判断，并决定因应的手段。而日本人则长于在保持队形的情况下作战。
“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在中国人的心中，业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除非日本人全都被逐出中国的领土，中国人对日本的战争，便绝对不会停止。中国人之所以要坚决的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其原因之一，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他有一些必须为之而战的理由存在。即使是一个最穷困的苦力，只拥有一间用泥土做成的小茅屋，他也会为了拥有它而作战到底。
“像这样的国家，任何人都别想征服它！”
陈纳德将军对于上述的教导，还时常作成一个结论说：
“这些事你们必须切记在心里。”
而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在将他们的老长官，积许多年的经验，所发展出来的这些飞行技术与空战技巧，在与日本人空战时，予以实施之际，的确也都会永远都记起陈纳德将军这些谆谆教诲与叮咛。他们一致认为陈纳德将军在空战方面的才能，是天生的，而且也是随机应变，用之不竭的。
作为第七十四战斗中队的情报官，凯伊的职责所在，便是密切注意日本人的最近技术发展和应用。这种知识对于美国空军，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具有充分了解之后，在训练美国空军时，才能针对日本人在空中及地面作战时所呈现之弱点，加以利用，而在战争中获胜。七十四中队的驾驶员们，必须在空战中吸取经验，不断的锻炼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所向无敌的空中战士。
同时，在过去，七十四中队的外号，所谓“学习中队”事实上也决不能将所有的人全都包括在内。此一外号无疑将会降低整个中队的士气。实则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也全都是与七十五、七十六中队的飞行员们，由相同的美国飞行学校中，训练出来的，而且在实际上他们也一直都在和七十五，七十六中队的同班同学们，一起飞行和作战，其表现也一样的优异。只不过七十五与七十六中队的飞行员们，由于驻在另外的基地，他们也都负起各该地区的防空任务，与日本人的空战机会，比较频繁而已。日本人的空袭，多来自与日本本土接近的中国东北地区。他们的空军基地，也大多集中于东北地区，所以当他们空袭桂林及昆明时，自然便必须穿越中国东北部的防空网。由此而使七十五中队，获得第一线的拦截机会，七十六中队则获得第二线的拦截机会。日本人必须首先通过他们，或者以少量飞机绕过七十五和七十六中队的防区，才能和以桂林为基地的七十四中队，发生接触。
因此，七十五与七十六中队，自然会获得较多的空战机会，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可以选择的攻击目标。他们都不需移驻于其他中队的基地，以缩短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然后才能出击敌人。
在飞行员们之间的谈论中，时常会公开的讨论到上述的情况。在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只要他们驻在桂林基地，他们便是处于第六十八混合联队，及二十三战斗大队的翼护之下。当凯伊提出建议，以低空飞行，避过日本人的雷达侦察，以袭击敌方目标时，第六十八混合联队，及二十三战斗大队的人们，似乎根本就不曾重视过他的意见。如果他的情报是正确的——凯伊认为这些情报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是通过了英国设于香港及广州的雷达网，而取得此类情报——则此种以低空飞行以袭击日本人的目标的行动，实属简而易举，稳操胜算。凯伊估计，只要他们计划周密，便一定可以摧毁许多日本人的地面上的飞机。
因此，凯伊本身也对于使七十四中队，负起飞行学校的任务，是一件令人憎恨之事了。他和七十四中队所有的飞行员们，都一致认为，只要得到适当机会，他们一定会竭尽一切努力，击溃敌人，以洗雪他们的不雅外号所带给他们的耻辱，他们要提高他们的地位，由“学习中队”改变为优秀的资深飞行员。
虽然，这时的凯伊，论军衔也只不过才是一个空军中尉而已，他自己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委实也没有力量来改变七十四中队的职务与环境。
在一九四四年二月间，空军又发展了一项新的空战武器。上级选择了七十四中队，担任一项实验的工作，这时美国正计划要在美国空军的飞机上，添设一种火箭炮，以强化其攻击力量，其原始的火箭发射筒，正在进行实验的阶段，因此便指定七十四中队，来进行此项实验的工作。
于是，一批特殊的专业人员，乃由美国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七十四中队的P－40战斗机上面，装设T－30火箭发射器，以装载及发射M－9火箭弹。
这种火箭发射器，每组含有塑胶制成的发射筒三个，长度为十呎，直径为五吋。它们是被装设于机翼中部的下方。在每一个机翼下面，都装设一组。也就是说，每一架P－40战斗机，可增加六支火箭的强力武器。每支火箭的重量，约为五十磅，尾部附有定向扇叶。
这些火箭弹永远需要实地射击训练，才能使飞行员对火箭的性能，具有充分的了解。凯伊本身，对于这些火箭弹的发射，及其命中之精确性，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六十八混合联队的指挥官文森上校，命令凯伊中尉负责进行此项实验工作，实验场所也指定设于战斗机的机场跑道东南。文森上校要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都参加实习，共发射火箭弹五十发。
自美国来到桂林的这批火箭专家们，就只管将火箭发射筒安装在P－40战斗机上，并且教导地面工作人员，如何将M－9火箭弹，装进火箭发射器；然而在这个专家的团队中，却没有人志愿地担任实验报告的工作。
于是凯伊乃自告奋勇，他志愿地担任了火箭试射的报告员。他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洞，上面作了一个盖，他要在火箭发射实验时，自己蹲在这个洞里，实地观察命中的情形。
凯伊同时也请中国地勤人员，给他作了一个8×10呎的木架，外面罩了白布，作为火箭射击的目标。
他所要报告的内容，是飞行员在发射时，所采用的角度，以及在发射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飞弹飞行的性能；以及每次发射时所获得的一切有关资料。
这些记录下来的资料，都要直接送交远在华盛顿的陆军航空队参谋长阿诺德将军（General“Hap” Arnold）。
于是，凯伊中尉便弄得像一个场拨鼠（Prairiedog）似的，藏身在他自己挖的那个洞穴里面，将头伸出洞外，在每一枚火箭发射时，都仔细观察其结果，并将各项资料，予以记录。这种工作当然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他的洞穴，就在目标附近，每一枚发射的火箭，就好像正对准了他飞来似的。以至于每次他一到放射时，便必须赶快缩进洞中，耳边只听到飞行中的火箭弹，呼啸着自他的头顶上掠过。
由于他的洞穴，距离目标只不过两百呎之遥，所以当每一枚火箭爆炸时，他都能非常清晰地看到爆炸的过程及其威力。最近的一次火箭爆炸时，离他的洞穴才只有二十呎。
有些火箭的飞行，非常不稳定，其中有一个，竟然作了一个180°的向上飞升，然后又转回来飞向发射它的那架飞机的方向。
也有少数飞弹，不是翻身向下坠落，就是在发射后，不肯作直线飞行，而是由左侧或右侧飞向目标。其中性能良好，准确击中目标者，约有百分之四十五。这种飞弹的设计，本来是为了要摧毁航行河面上的船舶、排列在机场上的飞机，以及小型的建筑及仓库之类。在攻击此种目标时，的确不失为一种威力强大的良好武器。而它们的燃烧能力，却不若它们的爆炸能力那样的强大。
在一周之内，这种火箭发射实验，便已经完成。凯伊中尉随即撰写了三份报告，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呈交在华盛顿的陆军航空队参谋长。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由飞机上发射M－9火箭以攻击敌人的行动，便是在这天进行的。根据参加这次战役的飞行员报告，这天有七架P－40战斗机，空袭海南岛日本空军基地，摧毁日本飞机二十架、机棚两座，以及一个雷达站。除了使用机枪扫射外，一共发射了M－9火箭二十八枚。其中只有三枚未能射出，可能是由于线路不良所致。所有出勤的七架P－40，全部安返基地。
另外的两次，是出击长江沿岸的沙阳（Shayang）与咸宁（Sienning），时间是在三月十日及十一日。出击的战果，是由七十五中队的情报官戈拉斯（Lt．Glass）作的报告。在沙阳，一共发射火箭二十七枚，当时因为天气转劣，没有发现在河面上的船只，不过火箭曾击中几座巨大的建筑物，将其摧毁。在空袭威宁时，共发射火箭四十七枚，七十五中队的战斗机，摧毁了三座营房，一个大工厂，一个骑兵队，可以看清的马，计有十五匹，以及一座桥梁。
在理想的情况之下，使用这种火箭，来攻击长江水面上的船只，是十分有效的。虽然，在遇到日机的攻击时，则这种火箭发射器，便必须丢掉，因为它可以使P－40的飞行速度，每小时降低十五－二十五哩。在某些情况下，当P－40俯冲时，必须按下机钮，将火箭发射器的开关松开，以便将它丢掉，但它在松开后，由于飞机正在高速俯冲，它们不但不下坠，反而紧贴在飞机的翼下，很容易造成意外事件，所以七十四中队便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才使用这种火箭。
七十四中队的总队部和队上的飞行员们，曾为了他们的队徽图案设计的建议，而引起一场毫无意义的意见分歧。队上的飞行员们，有意要设计一种新的队徽，为的是给予他人一种新的印象，以提高七十四中队的地位。当时所提议的队徽图案，是一个衣冠不整的游击队员，穿着一张老虎皮，坐在一片云上。
文森上校曾告诉七十四中队，他要使“泰瑞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泰瑞黎”（Terry Lee）的真实生活，重现于七十四中队，而这个队徽恰好可以显示出此一计划将可在七十四中队实现。
因为队徽的图案设计，涉及中队部的行政问题，于是便将狄斯奈公司设计的一个图案，连同该公司寄到纽约军邮430转交二十三大队，七十四中队的麦隆（Barry Melloan）的一封信，一同送到中队部。
狄斯奈的来信内容是：
April 18，1944
Barry E．Melloan
23rd Fighter Group
74th Fighter Squadron
AFO 430 C\O Postmaster
New York，New York
敬启者：
兹将敝公司为贵队所设计之队徽图案，随函奉上，敬祈查照。
此一图案业经作战部（陆军部）批准，由美国政府授权，准许敝公司独家使用此一版权所有之“表情凶悍的猿猴，坐在一朵云上面的漫画”作为贵队队徽之用。
作战部所批准之正式使用执照，亦随函奉上。
敞公司得以为贵队设计此一图案，深感荣幸，尚祈惠予赞同为荷。
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对这个图案设计，表示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同时也要求中队部致函狄斯奈公司，要求授予七十四中队自由使用此一图案之权。
不料中队部的行政人员却造成了一个错误，他们竟将“Guerrilla”这个字，误书为“Gorilla”。 [ 译者注：七十四中队基地，系处于敌后地区，属于“游击队”活动范围，所以七十四中队，乃自称为“游击队”（Guerrilla），该队队长则自称为“游击队长”（Guerrilla One），亦即本书原文命名之由来。若将“Guerrilla”写成“Gorilla”，则“游击队”乃变成“猿猴”了。 ]
除此之外，还另有枝节问题发生。第十航空队已派“泰瑞黎”在该队所辖之印缅战区服务，而不是在中国，所以七十四中队也难以分享其荣誉，此一队徽的建议，也由此而搁置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间，一一八战术侦察中队（118th Tactical Reconnaissance Squadron）亦配属于二十三战斗大队。而七十四中队，也再次负起“学校”的训练之责。一一八中队被指定由二塘（Erh Tong）机场起落，并在桂林基地的七十四中队实习战斗机的驾驶技术。这两个中队在事实上经常一同出勤，目的在于有必要时，便使一一八战术侦察中队的驾驶员，迅速地转变为战斗机驾驶员。
一一八中队来到桂林，对凯伊而言，也是一种巧合。在三年以前，一一八侦察中队，原为“爱荷华空军国防中队”（Iowa Air National Guard Squadron），而“堪萨斯空军国防中队”（Kansas Air National Guard），在最初是在堪萨斯州的黎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Kansas），也与该队同用一个机场和营房。在爱荷华空军国防中队改编为一一八战术侦察中队之后，三年以来，当初的队员们，大多都已离开，只有队长麦克科马（Maj．Edward O．Mc Komas），仍任该队队长，而他所约会的女孩，恰好是凯伊的堪萨斯同乡。也就是基于这种关系，使他和凯伊之间，显得格外亲近，因此也使他在中国战区进入一个新的中队，学习战斗技术时，也由凯伊处得到不少帮助。不过对七十四中队的其它队员们而言，他们在解答新人们的各种问题，以及带着新人一同出勤时，也已都感到工作之相当繁重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末，六月初，日军又开始在汉口－岳州－宜昌之间的三角地带，大肆活跃。其用意到底是为了抢收稻麦，抑或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尚难以预料。
根据中国军方的情报，日军这次的军事行动，规模特大，目标似尚不限于抢粮而已。因为在沿长江各重要据点，每到夜间，都有装甲部队及骑兵自轮船卸下。日军显然是要对此次的大规模调动，保持高度机密，因此所有的分析家都一致认为，日军即将采取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七十四中队匆忙地由桂林移驻衡阳，以纾解七十五中队的繁重负担。其时日军正在大量向南移动。这使七十四中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不断出击，将他们的作战能力，大大表现一番。
自此以后，七十四中队便开始了他们的忙碌生活，每天自拂晓至黄昏，不停的袭击南移的日军，以阻止日军向长沙进攻。被七十四中队的战斗机轰射而死的日军及马匹，数以千计，装满了补给品的舢板，多被炸沉或起火燃烧，营房多被炸毁，卡车、公路、桥梁，也多被摧毁，但日军的地面部队，仍在缓慢地自三角地带南进，以及由广州地区北调。
六月十日，清晨七时，七十四中队的P－40战斗机十四架，出发攻击自孙桥至平江（Sunkiao to Ping Kiang）公路上的车辆。虽然，在长沙的地面无线电台，却要求对长沙迤北的江边桥头地带，立即施以轰炸。于是，在麦隆领导下的七十四中队，飞往该地，摧毁了二十六个舢板，三艘两层甲板的轮船，一个快艇，上面全都装满了日本军队。
一小时之后，由中国军方传来情报称，此次出击，共击沉江船二十三艘，击毙约一千余人。这便是被称为学习中队的七十四中队清晨出猎的收获。
在这天，七十四中队又连续出击许多次，对日军的行军及船队运输，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六月十一日，清晨五时，九架P－40自衡阳起飞，攻击长沙以东的捞刀河（Laoddao River）畔的四个小村庄。日军设于该地的一个司令部被炸毁。沿岸的日军也遭到扫射。在飞机上可以看到那些军队还裹着毯子，在河畔睡眠。
其后又在这天八点、十一点五分和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继续出击三次，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在长达十哩左右的江面上，共有各型船只约三百艘之多，一直蜿蜒到湘江口，经过三番炸射之后，大多已被击沉或起火燃烧。
在这天下午，衡阳曾发出空袭警报。于是七十四中队的柏尔中尉（Lt．Bear），七十五中队的斯卡维尔上尉（Capt．Scoville），以及当时尚隶属七十六中队的赫尔斯特上尉，相率起飞截击。由于在前次的出击中，曾经与日本飞机发生过一次空战，现在日机显然是追踪而来到衡阳。
这是凯伊首次与赫尔斯特相遇。在作空战报告时，赫尔斯特对此次空战的经过，叙述甚为详尽，为凯伊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赫尔斯特具有一对尖锐的鹰眼，从来不曾错过一个攻击敌机的机会。
六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艾丹上尉率领P－40十架，沿福隆林铺（Flenglinpu）至浏阳的公路上，实施轰炸扫射。敌军被击毙击伤者，约两千人，载运补给品的马匹，被击毙者约五百匹。
由于这条山路十分狭窄，所以敌方只能以单行纵队行军，人马蜿蜒连接在这条约长十二哩的窄路上。
十架P－40，每架都往返炸射了两次。这次的空袭，显然完全出于日军的意料之外。在路上根本没有设立任何掩蔽工事。P－40所投下的杀伤弹，系集中于载运补给品的马队，以及发现日军驻扎的四个村庄中。在路上行进中的敌军，似乎还不曾有过遭受空袭的经验，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得张皇失措，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突然而来的空袭，也没有方法来保护他们自己。所以死伤枕藉，尸体横陈在整条道路上。地面上的高射枪炮却十分密集，有三架友机曾被击中，在机身上留下了九个弹孔。
翌日，六月十五日，克律申克少校（Maj．Cruikshank）以及晖勒尔中尉（Lt．Wheeler），在飞到滁州实施炸射时，却遇到了准确而且密集的高射炮火的攻击。克律申克少校座机中弹，被迫跳伞，晖勒尔中尉目击他的飞机已经起火，而克律申克少校的降落伞又被挂在树枝上。但他很快便落在地面，站了起来，准备步行返回基地。
克律申克的飞机中弹跳伞，也创造了一项纪录。因为他仅在十一天之内，便弃机跳伞两次——在十一天后，六月二十六日，他又再次跳伞。
也是在六月十五日这天，数分钟之后，七十四中队的队长麦隆少校，在滁州东北方铁路上空实施炸射时，被高射炮所击中。其时出击的P－40都正在返回基地途中。凯吉上尉（Capt．Cage）在飞机上听到麦隆少校在无线电中声称，他已身受重伤。一分钟以后，有一架飞机突然上升，冲入云层中，大家都猜想这一定是麦隆少校的飞机。其后不久，欧沃润中尉看见一道浓烟升起，接着又看见在一个地面上的大洞附近，看到一个降落伞和一些飞机碎片。
麦隆少校的遗体，其后由中国人发现，由他的七十四中队副官班琪上尉，运回七十四中队部。
对于驻在衡阳基地的七十四战斗中队而言，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可以说是个不幸运的黑道日。在这天，中队长麦隆，不幸为国捐躯，而克律申克上尉，也因座机在空中被击毁，被迫弃机跳伞。
六月十六日，艾丹上尉与七十五战斗中队的队长卢柏儒少校，由衡阳基地起飞，到长沙地区的一个孤立的无线电台，空投汽油。艾丹上尉的P－40战斗机的腹部下方，附挂了一个七十五加仑的油箱，其中装了四十五加仑的汽油，另外还有两夸特的机油，上面系了一个降落伞，卢柏儒少校则驾了一架P－51野马式战斗机，在上面负责掩护空投。
艾丹上尉找到了那个山的第三个山峰，那便是无线电台的台址所在，于是便将汽油箱投了下去。不过看起来在油箱急遽下降时，降落伞突然张开，降落伞的绳索，似乎不胜此种强大的拉力似的。在油箱的两端，都套上了一个轮胎，以减轻落地时的撞击力。但却不知道在落地之后，是否仍能保持完整，不致破碎。
在七月十六日夜间，衡阳受到了一次日机的夜袭。不过在事前，却并未接到及时的警报。虽然日机只是在夜间偷袭，但在过去十天中，多次领导由衡阳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对日机实施炸射任务的希尔上校，却深知在没有完善的警报系统的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衡阳基地，实属极端危险的不智之举。他宣称：
“没有一个警报网向我们提供敌机来袭的警报，我们要想侥幸生存，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立即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将七十五中队，以及七十四中队的一部分，移驻于零陵基地。其余的七十四中队战斗机，则仍返回桂林基地。
在衡阳基地的三周不停奋战中，希尔上校曾经每天都加以仔细的观察，最后他终于也发现了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们，事实上也正如二十三大队的另外两个中队一样的精于空战。
由于日军显然正在进行其大规模的“一号攻势”，所以在中国的空军单位，必然都将受到一次严重的考验。这时中国的重要防卫据点长沙，业已在日军包围下，陷于孤立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克律申克少校于跳伞后重又回到基地，再次率领七十五中队的P－40战斗机五架，七十四中队的三架P－40，以及一一八战术侦察机中队的P－40一架，飞往衡阳以北，进行空袭。在空中担任掩护者，是七十六中队的P－51野马式战斗机。
在贺家山（Hokiashan）以南，担任高空掩护的七十六中队野马式战斗机，向下俯冲轰炸一些江面上的船只。其时欧沃润中尉，由于在俯冲后，拉起得太猛，将座机的尾部切断了。他的飞机随即急遽下坠，撞在地面上焚毁了。不久之后，克律申克少校的座机也被击中，他在无线电中声称，要飞回基地，但未及到达基地之前，飞机便已不能再飞，他只好再次弃机跳伞，因此也创下了他的在十一天内，两次跳伞的纪录。
克律申克的第二次跳伞，真是一个充满了惊险紧张的戏剧化行动。由于降落伞突然张开时的强大拉力，使他的颈部受到扭伤，同时也拉伤了他的筋骨韧带（后来经过医官检查，发现他的肾脏也同时受到了伤害）。他降落的地点，是在衡山以西，距离一条小路约半哩之遥的稻田中。
他当时立即企图在道路东面的山区中，寻觅一个藏身之所。但就在此时，有两个穿着苦力服装的人走过来。
克律申克少校随即以手势代言语，向这两个人问路，但这两个人却指向北方。他对这两个人所指的方向，感到不解，同时对二人的衣着表情，也十分怀疑。后来他说，他相信这两个人是日本人化装成苦力的，在过去他便已听说，这些日本人的便衣队，已在日本正规军尚未到来以前，先到此一地区活动了。
这两个人见克律申克少校迟疑不决，不肯向北面走，便捉住了他，要带他往北面走。这时少校乃更肯定的知道这两个人全是敌人了。他只好采取自卫手段，拔出他的刺刀，杀死了其中的一个人，另一个人却乘机逃走了。
于是他乃向西走进较高的山区，一则易于寻觅藏身之所，再则也可逃离敌人的地区。
当他走近一个山岗时，他发现十个日本骑兵。他连忙藏身于岩石的后面，一直等到日本人走过去以后，他才敢再走出来。然后在附近寻找援救他的人。但一直寻找了两个小时之久，仍未能找到。有一次他曾看到一股约有两百来人的队伍，到处搜索，显然是在找他的。有时近到离他只有几呎远，但却并未发现藏在岩石堆后的他。当这批人走开以后，他才在山的西边，继续向南走。
在路上他又看到一批中国人，他又藏身于稻田之内，过了一小时后，才继续向南走。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伤兵，在胸部被刺刀刺伤，这个伤兵对他向南指，告诉他一条最安全的道路。
他向南走了一会儿，在路上又遇到三个伤兵。他们走路甚感困难，但仍陪他走了一段路。
少校于是派其中的一个伤兵，走在前面，作为他们的哨兵。由于有人为伴，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最后他们到达了衡阳西北西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有些人正在抢掠一个小村庄，然后逃跑了。
少校和三个伤兵继续往南走。路上行人很少，不过又有两个中国军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大家向南一直走到次日清晨四点钟，才走到一个小的农庄，在那里他们才得到了一些米、菜和水，供他们进食。这个农庄的主人，非常善良，很热诚地招待他们。
克律申克在这里休息了两小时，由他的救生袋中，取出一些消炎片服下，然后再离开农庄，开始赶路。他和那几个中国军人又走了几小时之后，又来到一个农舍，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五点三十分离开这个人家，又走了一会儿，却遇到了以前的衡阳市长郝将军，他为少校安排了一个座椅，使人抬着他走。第二天中午，克律申克少校在一个中国少校及四个士兵陪送下，继续向南方走。但那四个伤兵却不能再跟他一同走了。于是克律申克少校便每人发给了他们一千元中国法币，以便他们在路上购买食物之用。
当他们来到桂林陆军军官学校时，克律申克少校才得接受一次盛宴招待。他曾企图致电零陵基地，派一架吉普车来接他，但因电文不够清晰，以致未能成功。他本来是要求派一部吉普车到开阳（Kiyang）来接他，可是等到他到达那里时，却发现当地驻军正在开往前方，而居民们则纷纷搭船逃往他处。
所幸他在河的南岸，发现了一辆卡车，此时正要开往零陵。他只好就搭乘这部车子，于五点钟左右，抵达零陵。然后再于六月三十日，由零陵驾驶一架P－40，飞回桂林基地。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七十四中队的P－40十架，以及一一八中队的P－40三架，由桂林基地起飞，对于衡阳地区的中国地面部队，给予空中支援。
但在起飞后不久，艾斯敦中尉的座机，便在1,200呎高空，由于引擎停止而下坠，他曾弃机跳伞，不幸伞只张开一半，他便已撞在离开跑道仅400呎的山峰上，不幸丧生了。
六月三十日，一一八中队的情报官柏尔特中尉，对于前往益阳（Yiyang）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归来的八架P－40驾驶员，查证战绩。这是七十四中队的新任队长赫尔斯特第一次率队出击。
由于这时日军正在展开一次大规模的钳形攻势，日本的地面部队，已自南、北两方，同时进兵。一次大规模的决战，已迫在眉睫。因此，每一个飞行员都已预料到，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他们的空中出击及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必将会格外忙碌起来。在此情况下，七十四中队自然也必须每日往返出动不已，再也没有时间去训练新人，他们的“学校”的时代，已成过去了。在他们的新队长的领导下，已经由学生时代而成为身怀绝技的毕业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