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队·第七
作者：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七十四战斗中队，不但其指挥官的变动十分频繁，甚至它的基层情报作业，也变化很大。情报工作已演变得极为形式化。不断地举行简报，并须于飞行员出击归来后，进行询问，以汇集作战情报。
在最初，大多数情况下，出击任务都是由领队计划的。他只须在地图上指出目标，并且 对飞行员们宣布：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去毁掉它。”
有时领队也会在地图上划一条线，决定飞行路线，研究上几分钟，以加深他们对路线的印象。
这时便时常会听到飞行员们的此类谈话：
“对于敌人在机场南方的防空炮火，你知道多少？”
“上次在启德机场（九龙），高射炮把我那匹驴打坏了。”
“香港的天气怎么样，我们能不能飞到足够的高度，来俯冲扫射？”
“既然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起飞，到那儿去打，那一定是没问题的了。”
“在那个机场上空，我们需要往返扫射多少次？”
“当我们在那里轰炸扫射时，是由那一个在上空掩护我们？”
“乔伊，如果我们在空中被打中了，我们应该往那里跑？在启德机场南边，便是大海了！”
在此时期，飞行员们对于许多目标区的上空，敌人的防空设备如何，知道的非常之少。他们对目标上空的天气也缺乏精确的预报，当然更不知道日军方面，对他们的空袭，将会采取何种反应。至于万一飞机被击中了，他们被迫降落或跳伞于敌人占领区内时，他们将如何逃生，以免被敌人所俘之颊的知识，已经对飞行员作过一些讲解。同时，对于万一他们成为日方的战俘时，他们应该怎么做？也都对飞行员们解释过了。不过最多的讲解，还是在与日机遭遇时，应该采取何种技术及战略，将日机击落。这种讲习非常有用。飞行员在将他们在讲习中所学到的战术，加以应用，常能在空战中获胜。
凯伊此时也已成为一个对日本空军的战术研究，颇有心得的人了。他认为：
“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战斗中，如果你对你的敌人，以及敌方的行动，具有充分的了解，你便能想出对策，以获致胜利。”
如果本身虽为空军人员，但只是个地勤人员，而并不是驾驶员，却要去告诉一个每天都在飞行的驾驶员，应该如何去和日本飞机作战，那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由于每天的不断讲解，以及在黑板上图解，凯伊也帮助了许多飞行员，开始运用新的战术，并且还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空战的情况，永远都在不停的变化中，由于飞机的构造与形式，日新月异，一直在不断进步，所以空军在攻击时所能发挥的威力，在空战中所采的战术，以及针对此种战术而应采取的对策，也在随时变化中。
对于一个地勤人员而言，如果要对飞行员们讲解其出击任务，及其应采的作战方式，往往不易为飞行员们所接受。他在送飞行员们登机出发之后，便只能自己留在地面上，焦虑地直到飞行员们安全归来时，才不再为他们提心吊胆。凯伊少尉本身便曾在许多不同方式下，受到他的中队的飞行员们的诘难。
有一天早晨，班奈少尉（1st．Lt．Thomas Bennet），在机场遇见了凯伊。他说：
“嗨，双枪陆克！我看你老是带着两支枪，可是我敢打赌，你连一支也不会用。敢跟我作一次比赛吗？”
“好啊！”凯伊回答道。
于是，就在防空哨的旁边，那个排球场中，展开了一次射击比赛。
他们在排球场的网柱上面，放了一个茶杯，两个人向外走了三十步，就在这三十步的距离，举枪来打这个作为枪靶的茶杯。
凯伊身上永远都带着两支枪，一支是史密斯·威森牌的0.45口径左轮枪（Smith and Wesson .45 Caliber Revolver），以及一支军用卡宾枪（Carbine）。这两支枪，系分别使用于两种用途。在近距离发射时，使用左轮枪；卡宾枪则用于射击远距离的目标。
班奈少尉所用的手枪，则是空军发给每一个飞行员使用的那种制式手枪，0.45口径的自动手枪 [ 译者注：这是一种由Colt厂制造的八发手枪，使用的枪弹，与美军所用的Tommy gun相同，故子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天下午，都可看到飞行员在手枪靶场作射击练习，命中率非常之高。四五左轮，也是用相同的枪弹。译者任翻译官时，亦曾参加过几次此种练习 ] 。
听说要举行二人射击比赛，许多军官和驾驶员们纷纷跑来参观。班奈少尉先打第一枪，没有打中那个茶杯。
现在轮到凯伊射击了。前些时他还在招待所表演过手枪打老鼠。这时他也很想露两手给大家瞧瞧。于是也像西部片中的枪手似地，从枪套中快速的拔出左轮，也不瞄准，朝着茶杯就放了一枪。
结果是：也没有打着。
这两下的确不太高明，旁观者中不乏神枪手，随即传出一阵笑声。
班奈自己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在打第二枪时，他格外用心瞄准，瞄了半天，才发出第二枪，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击中目标。
凯伊偏不服气。他仍将左轮放入枪套中，然后快速拔枪发射。真巧，这一枪竟打中了，茶杯立即被打碎。
旁观的人群，随即传出了笑声与掌声。这次比赛的结果，对凯伊身价之提高，颇有稗益。因为飞行员们这时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只会动笔的人了。其后凯伊便不时表演他的左轮枪速射特技，而且还曾在三百码的远距离，只发了一枪，便击中了一只鹅。
在第七十四中队的第二组中，对于军用地图的绘制，空战的记录，轰炸战术之决策，在出发作战前的简报和空战归来后的战绩查证……等项工作，都已作了极大的改进。凯伊在中国工作期间，曾有一个很优秀的士官帮助他一同工作，那便是贝琪曼上士（Sgt．John Bachman）。在凯伊到七十四中队就职四个月之后，曾请求上级颁赠殊功勋章（Legion of Merit） [ 译者注：此种勋章系由美国总统颁赠给建立了特殊功勋的美国或外国官兵 ] ，用以酬劳他的优异工作表现。因为他对于贮存在印度、缅甸，及中国各地的美国军用飞机汽油、弹药，以及一切有关补给品的存量及消耗情形，都搜集了极为详尽而精确的统计资料，对于空军作战计划，有极大帮助。此次建议，深获陈纳德将军赞同，因为他本身也认为颁给这种勋章是应该的。因此乃使贝琪曼上士获得了此项荣誉。
此项荣誉勋章的颁赠，无疑也使驻华美军的士气，为之提高了很多。
对于简报室的安全措施，一直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几乎每次机场遭受轰炸时，跑道两侧的建筑，都会受到损伤。而在防空警戒哨的中国卫兵，却只有一个。但简报室有两个门和几个敞开的窗户。尤其是在夜间，室内灯光明亮，房中的人们，一举一动，在外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凯伊深感有加强防护措施，保障在简报室听取简报的飞行员之必要。
凯伊发现日本飞机来到机场上空，实施轰炸时，竟然能够在空中以扩大器喊出美国飞行员们的姓名，真令人惊诧莫名。这使美国飞行员的士气，因此而受到重大的打击。更有甚者，在飞机上的收音机频道中，居然时常会在寂静中突然传出敌人的广播，一个讲英语的日本女人的声音，她会直接地叫出美国飞行员的姓名，以甜言蜜语瓦解军心，并以恐吓言词使美国飞行员们发生畏怯之心。这种广播大多出现于战斗中队的机群，掩护着轰炸中队的B－29轰炸机，到香港、广州、汉口等地，实施轰炸的途中。这使凯伊感到，一定有人在桂林地区，泄露了战斗中队的人员和行动的情报。于是他立即在七十四中队，开始了一项积极的调查。
按照当时的规定，七十四中队每天要出击的飞行员，在事前都会接到待命出发的通知。这种通知有一份是贴在战斗机跑道旁边的驾驶员待命室中，另一份则贴在餐厅的布告牌上。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在使飞行员们在进餐时，便已知道何人将要驾机出击，而不必再跑到机场的待命室中，去看那份通知单。
于是，凯伊立即断定，日本人的间谍，取得飞行员名单的地方，若非军官餐厅，定系驾驶员待命室。
凯伊所作的对策，是要作战指挥室的值勤军官，仍照规定打出两张待命通知单。不过上面的姓名和军衔，全都是假的。轮到待命出击的飞行员，必须由作战官亲自以口头去通知他们。
结果，怪事随之而发生，在其后的一次掩护B－25到汉口出击的途中，日本女人在广播呼叫的美国飞行员名单上，竟然出现了“罗斯福中尉”、“邱吉尔上尉”的名字。其它的名字，也全都是布告牌上所写的那些揑造的假名字。
所以在出击归来之后，战斗机的飞行员们，一直都在大笑不已，并纷纷互相称呼着他们的“新”名字……全都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人物了。
但无论如何，根据经验，每一人都了解在这个空军基地中，中国和美国在安全工作方面，的确太薄弱了。现在必须立即设法积极改善，以求任务的成功，并避免生命的损失。因为日本人对于桂林基地中的渗透工作，真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了。
为了进行此项肃清间谍的任务，凯伊在开始的第一个星期的工作，还包括了和大队部的特派人员，访问六十八混合联队的官兵们。
二十三大队指挥官文森上校，似乎对凯伊的调查工作，采取反对的态度，至少对于凯伊所建议的出击计划，及拟定轰炸目标的方式，表示怀疑。
当然，像凯伊这样一个少尉军衔的情报官，只不过是一个地勤人员，既不会驾战斗机，而且对中国战区的情况，也还不够了解，现在却对出击计划，提出建议，自难免会令人对其实用性，发生怀疑。
然而凯伊却认为，昔者他自己在“陆军航空队情报学校”受训时，已曾在一些英国及日本专家那里，获得许多有关知识，那都是以他们本身的实际经验为依据，而不是纯理论。专家们都认为对付日本人最佳途径，便是出其不意的予以突袭。因此，凯伊本人也深信应该采取这种手段来突击敌人。为了使日本间谍不可能再自基地取得情报，他们就要在几天之内将情报语汇及作业程序，加以改变。
在凯伊到达桂林之后未久，文森上校便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去了。而且在他离开之后，凯伊本身也由二十三大队调到七十四中队。迄至十一月间，希尔上校接任了二十三大队的队长。
十一月间，文森上校自美国归来，他和希尔上校仔细检视了那些由驻于桂林基地的二十一摄影侦查中队（21st Photo－Reconnaissance Squadron）在侦察台湾时，所拍摄的在台湾的新竹（Shinchiku）的照片。由这些在前一天所拍摄的照片上，发现了在新竹有大批的新型贝蒂中型轰炸机（Bettey Medium Bomber），密集地排列着。那正好是一个理想的轰炸目标。
于是文森上校立即拟订了一个计划，在感恩节这天，由希尔上校驾驶一架P－51野马机领队，率领一个由B－25、P－38和P－51的混合机群，到新竹去轰炸这批飞机。
这次的出击任务，极为成功。有些出击归来的B－25轰炸机，以及希尔上校的座机，都是在桂林的阳塘（Yang Tong）的轰炸机跑道上降落。而考柏尔特中校（Lt．Colbert）所驾的P－51战斗机，则由于飞得太低，撞到树枝，使机身受了一些轻伤，他的飞机系降落于桂林的战斗机跑道上。
根据当时所实施的作业程序，每一架飞机于出动任务归来之后，便须由驻在该基地的情报官来查询任务执行经过情形，并予以记录。如果该地没有情报官，则改在一个有情报官的基地，去进行此项查证工作。所以每一个飞行员出动归来后，都必须经过查询，并作成报告。
在这次出击归来后，凯伊少校 [ cdhyy注：少尉？ ] 便在黄昏时分，访问了考柏尔特，并且写成了报告。但因时间已晚，他准备在第二天再送往大队及联队的总部去。当时凯伊还曾想过，先将报告置于保险柜中，然后再和七十四中队的军官们，去参加七点钟在军官餐厅举行的感恩节火鸡大餐。
他刚换上了一套整洁的制服，就要去参加晚餐时，一位值日官跑来告诉他：
“文森上校要马上见你，快走！”
凯伊向一位值勤官那里，取过了吉普的车钥匙，立即开车赶到文森上校的办公室，当他跑进房中时，上校问他：
“你写的轰炸台湾的报告在那里？”
文森上校显然已忘记了这时的凯伊中尉 [ cdhyy注：？ ] ，已经不在大队部，就在文森上校返美期间，他已被调到七十四中队去了。而且希尔上校及其领导的轰炸机群，也全都是降于阳塘的轰炸机场，而不是七十四中队的战斗机场。按照规定，希尔上校应该向文森总部的情报官简报，或是向驻在阳塘机场的第十一轰炸中队（11th Bomber Squadron）的情报官简报，而不是接受凯伊的查询。
但凯伊少校仍回答道：
“我在几分钟内可以送来。”
凯伊将油门踏板尽力踩下去，一路飞车往同赶，通过了两个岗哨，在基地的警卫室前面急刹车停下来，匆忙地讲了几句中国话，推开了卫兵挡在他面前的刺刀，冲进办公室，打开保险柜，取出考柏尔特中校的报告的副本，在汽车头灯的照射下，看清楚那正是那个报告后，又匆匆地关上保险柜，将密码转盘转了一下，接着又打电话给十一轰炸大队和六十八混合联队的第二组，告诉他们，文森上校要他们的出击报告。然后跳上吉普，在飞机跑道上开快车冲出机场，在群山之间迂廻赶路，再次回到文森上校的办公室。卫兵想拦他没拦住，所幸没有放枪——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枪弹。
凯伊将他的报告和十一轰炸大队，以及六十八混合联队的报告，一同放在文森上校的桌子上。折腾了半天，一直到晚上九点，凯伊才想到他还没有吃到他那个感恩节火鸡大餐。
凯伊猜想在希尔上校归来后，一定早已将出击台湾的经过，向文森上校当面报告过了。而现在他只不过要阅读一下凯伊的查询报告而已。因为文森上校根本没有向他提出问题，也没有要他作任何解释，便叫他走了。
当凯伊回到餐厅，去享用他的大餐时，餐厅早已关门了。他的感恩节火鸡也飞掉了！
凯伊在桂林驻留的时间很短，因为在不久之后，日军即已由洞庭湖区域，发动了它们的秋季攻势，他是在十一月三日，开始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对飞行员的空战查询工作。迄至十二月四日，由于七十四中队的部分飞行员和其他选出来的驾驶员们，被调到衡阳基地，去舒解七十五中队的繁重任务，该中队自十一月中旬便由于日军的秋季攻势而忙于出击，迄今未能获得喘息机会。所以，在十二月四日这天，凯伊的空战报告，是他在衡阳发出的，内容是八架P－40在洞庭湖地区巡逻作战的经过。
十二月十日清早五时，当七十四及七十五中队正在进早餐时，突然警报响了，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立即赶到机场报到。五点十分，他们奉令起飞。由于所有的飞机都是停于疏散坪上，所以在起飞时，曾陷于一阵混乱。在飞机的外面，已结满了冰，加以此时天还不很亮，能见度低，所以在排成队形时，也感到非常困难。以至在他们起飞之际，日本的俯冲轰炸机和萨雷轰炸机（Sally bomber），在至少有五架的零式战斗机掩护之下，业已飞临机场上空1,500呎处。
嘉尔芒中尉（Lt．Altheus B．Jarmon）的飞机，在起飞时，日本飞机的炸弹已经投下来，他的飞机在地面上被炸中起火，人机同归于尽。
凯基（Lt．Cage）中尉的飞机在起飞时，与考瑞（Lt．Koray）的飞机相撞在一起，两架飞机都受了伤。茅润中尉（Lt．Morin）的飞机由于机械失灵，滑行轮架收不回去。这几架飞机都受命到零陵机场降落。茅润的飞机的滑行轮所以受损，是因为正当他起飞时，恰好有一个中国卫兵在他的飞机前面跑过去，他深恐撞到这个卫兵，他在躲避时，飞机滑出了跑道，所以才使右边的滑行轮架受到损伤。
这天早晨，日本人的突袭，差一点将七十四、七十五中队所有的战斗机，全部炸毁在地面上。这是日本人在中国战区所进行的最大一次突袭。奇怪的是，何以中国防空系统，事先并未及早发出空袭警报，以致我方的飞机未获得充分时间，升空作战，理由何在？一直令人难解。
为了要对日方的十二月十日偷袭，一项反击日机的计划也随之而实施了。在事后，凯伊所作的报告如下：
飞行情报报告表
七十四战斗中队。
衡阳，中国。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出动飞机：由衡阳起飞，七架P－40。
由零陵起飞，两架P－40。
出击任务：截击衡阳东南及南昌西南之日方飞机。
起飞时间：0955。
降落时间：1130。
驾驶员：姜斯上尉，仑第上尉
茅瑞森、梅依尔、史密斯、白特、吉柏特、雷图瑞尔、米尔克斯中尉等。
路线与高度。机场上空23,000呎。
能见度及天气：CAVU（高度及能见度无限）。
弹药：口径.50机枪弹5,383发。
我方损伤：仑第上尉在衡阳西方跳机，飞机坠毁。
敌方损伤：十四架奥斯卡马克Ⅱ（Oscar Mark Ⅱ）飞机被击毁或击伤。
在将击中敌机的驾驶员姓名予以罗列之后，凯伊继续撰写空战简略经过。
作战经过：七架P－40自衡阳出发，其时仑第上尉及茅瑞森中尉由零陵飞回，也在衡阳机场，参加了出击的行列。
在空中共进行空战两次，一次是在衡阳机场东南，另一次是在日机返归南昌基地途中，为我机截击而发生空战。
在1,200呎高度，发现Oscar Mark Ⅱ机十五架。我方P－40机由23,000呎高空俯冲截击。
开战不久，即击落日方Oscar机一架，而仑第上尉的座机也被日机击中，引擎停止，他被迫跳出飞机。
在仑第的降落伞下降途中，一架日方零式机曾飞向仑第，企图将他射死。幸有一架P－40飞来，日机始仓皇逃走。
仑第安全降落在地面上，并于当天下午，返回机场。
就在我方战斗机与敌方零式机空战时，敌方的Sally轰炸机以4,000呎高度飞临衡阳机场上空，投下炸弹，但我方损失轻微。
我方七十五中队的战斗机遂即向这批轰炸机，展开攻击。
我方另一批战斗机则在南昌西南方的长江上空，向一批日方零式机进攻，与三架Oscar MarkⅡ式机，发生空战。姜斯、茅瑞森、与吉柏特击伤日机两架。
日方飞机在受到攻击时，显然深感意外，它们的零式机都是使用不同的颜色，予以伪装。其中有一架日机，漆上黄色条纹，其它的飞机则打扮成P－40的形状。
除了仑第上尉外，所有出击飞机，均已安全返回基地。
肯赛上尉击落的第十架飞机，业经中国军方，及姜斯上尉，予以证实。
上面这个报告，是凯伊在七十四战斗中队工作期间，所作的数百份报告中的典型格式。在每一次出动之后，情报官都必须将其经过，谨慎地详加记载，然后再送到空军总部，予以分析。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起，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止，可以说是由衡阳基地起飞，被称为“学习中队”的七十四中队，最活跃的时期。为了支援中国盟军地面部队，他们出勤三十三次。共击毁敌机十三架；可能击毁十架；击伤二十三架。而七十四中队的损失，则为贝尔上尉在十二月四日跳机时，折断一腿。嘉尔芒则在衡阳机场的地面上，尚未起飞，即遭日机轰炸逝世。
在其后的六个月中，七十四中队的出击次数，依然非常频繁，他们依然是驻在衡阳基地，在该地区作战。其时恰值敌方正发动它们的“一号”攻势（Ichigo offensive），志在将华东地区的所有我方空军基地，全部炸毁，或予以占领。
在上文中，很少提到那些日夜不息，在机场对飞机进行修护保养工作，以维持这些“鸟儿”们可以升空作战的地勤机工人员，以及他们的勤劳，寂寞的生活概况。在一个战斗中队中，最受重视的，自然是飞行员，因为他们不但要会驾驶飞机，同时还要具有精湛的空战技巧和大无畏的精神，才能驾驶战机，凌空作战。然而，整个的战斗大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团体，任何一部分的工作人员的服务，都不容漠视，否则飞机根本就飞不起来。
但在事实上，其它部门的地勤人员的贡献，却大多被低估，忽略了。
在一个战斗中队里，有几个部门的地勤人员，都是密不可分，极端重要的，例如：弹药补给、雷达探测、飞机修护、档案保存、通讯、交通、雷达、飞机等之操作维护；文书、木匠、炊事、机械、情报、空战专家、医疗……等，也全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缺一不可。
对于这些日夜勤劳的地勤人员，如何激励他们的士气，使他们为了完成对敌作战任务而分工合作，共同努力，以求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那便要看我们能不能全心全意地善待他们，并且还须使他们对他们的领袖们，具有充分的信心而定了。
在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看来，在中国的生活，既不轻松，也非艰苦。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驻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空军基地，其情况较此为佳者有之，但较此更为艰苦者，为数尤多。来到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们，也许都在幻想着能住在一所古典的中国式房屋中，具有琉璃瓦的飞檐，景观华美，就像他们在中国传统的水彩画，或早年所看到的，由陈查理所演的电影中，中国式建筑那样的多彩多姿。虽然，在来到中国之后，才发现事实与想象中的环境，并不相符。下雨的时候，屋顶便会漏水，泥土堆成的墙壁，时常出现裂隙 [ 译者注：在昆明地区的其军招待所，除了第一招待所（兼为AVG总部）系原来云南农校，嗣为西南联大校舍的几幢楼房，以及“七公里”招待所，原为德国军火商人的豪华别墅外，其它各招待所大多是比较简陋的营房式建筑，队室约为9’×12’，每室帆布床两个，一桌二椅，及小几两个。墙壁多为木板钉成，或以木片为架，外敷泥土做成，屋顶多为沥青纸覆盖。因昆明风大，屋顶常被吹坏，下雨时的确常有漏水情事。三十三年秋，美军供应处曾大量购买锌片，取代沥青纸为屋顶，译者任军械组秘书时，办公室即系采用此种设计，优点是坚固耐用，甚少漏雨，但下大雨时，声势惊人，几乎使人打电话都听不清楚。不过空军基地宿舍，大多接近机场，为兵家必炸之地，事实上也只能建造这种简单房屋。随炸随修，一两天便可恢复原状。 ] 。和飞行员们同住在宿舍中者，还有蜘蛛、跳蚤、翼展两吋的蚊子，以及难以数计的老鼠。
在大战时期的中国，几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往来，不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同时东面的海洋，西边的高耸入云的山岭，辽阔而杳无人烟的蒙古荒原，也都形成了天然的障碍，使中国不能和外界保持联系。中国人民在此孤立时期，所受的苦难，美国人也已充分的领略到了。试以作为精神食粮的书籍和杂志而言，那时所能读到的，只有在加尔各答所印的“美国人”（Yank），以及“时代”（Time）航空版（来得很晚，有时根本就不来）之外，其它杂志，便很少可以看得到了。由美国寄到中国的书信，在路上要经过两周乃至两个月之久，才能到达基地。
在美国派驻海外的基地中，未能获得啤酒配给者，为数不多，而中国战区却是其中之一。将供应品由印度飞越驼峰，运达中国者，只有航空用汽油、枪炮弹药，以及各种重要零件，尚可正常供应。待至一九四三年的耶诞节，美国啤酒才出现于中国的基地中。在那天，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每人都可以在军中福利站买到五罐啤酒。虽然，来到中国已经十六个月，才能得到啤酒，时间未免太久了。
在中国，与大多数的其它地区不同，飞行员们的薪资，很难使他们成为一个富有的人。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昂，使他们的支出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事实上，在战时的中国，任何物品都可以买到——自豪华别克轿车到高价的极品香槟酒，应有尽有，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得到。在每一美元可兑换中国法币二百元的汇率下，在中国的上等餐厅进餐一次，便需2－4元。在美国只须2元美金就可以买到的Brownie简单照相机，在中国购买，需美金12元。一毛钱一个的袋中小发梳，在中国便需2.5美元才能买到。要买一瓶上等Scotch酒，竟需美金250元之多。一瓶Kentucky bourbon（威士忌），价值美金75元。
虽然，美国官兵们，对于这种惊人的物价，也自有其因应之道。例如在PX购买美国香烟一条，所费还不到一元 [ 译者注：那时在昆明只售美金八毛 ] ，但在买来之后，再将它卖给招待所中的工友，便可卖到美金12元，如果拿到桂林街市上，买给当地的家庭，还可卖到15元美金（每条烟可净赚14.2元）。由于每一官兵，在PX买烟，每人每周可买一条，所以，有些行为不检的人，便将他买来的这种军用免税香烟，拿到市场去卖，如此单是香烟一项，便可使他每月赚进60元美金。如果他的野心太大，甚至已经达到不顾一切的程度，他还可以将他的卡宾枪（附两夹枪弹）卖掉，可得750元美金。卖掉一辆吉普车，可得美金一万元 [ 译者注：当时在昆明市上，有人曾以一辆别克八缸轿车，换得吉普一辆。许多人高价购买此车，一则为好奇，二则因为这种车子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有时过关卡也不会受到检查 ] 。以致在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室中，永远都在川流不息地审讯出售军用品及政府财产的案件。如果要想要马上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到Fort Leavenworth监狱去住上一些日子，则售卖军用物资倒不失为一条捷径。
在中国的招待所餐厅进餐，所费并不多。所有的食品，都是当地产品，没有任何食物是由印度飞越驼峰，运到中国来的，虽然，中国由于人口太多，本身也正在感到粮食不足。在若干比较偏僻的基地中，由于美国官兵为数甚少，食物做得非常考究，菜式繁多，味美而量丰。在一般基地的餐厅中，也都可供应牛排、肉饼、鸡蛋、马铃薯、米饭、蔬菜、甜食、咖啡、绿茶等。在前方的基地中，还有维他命丸及盐丸供应 [ 译者注：在昆明第四招待所餐厅，官兵饭后走出时，门口有宪兵监视，每人发给橘子或其它水果一个，维他命一粒，必须在宪兵监视下，当面吞服。但有些人根本不相信这一套，我们办公室有一个上士，每次当面将维他命放入口中，走几步就又吐出来，宪兵也只能摇摇头，瞪他一眼，无可奈何 ] 。
中国的几个繁华都市，如北平、上海、天津、香港、广州、汉口，都拥有整齐宽阔的林荫大道，名胜古迹，电影院，跑马场，西式的大饭店等，但在战时均已陷于日军占领之下。而在此时来到中国的美军官兵们，所能看到的，只能算是中国的后院，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中国的第三、四流都市而已。尤其是在大战时期，到处都充满了难民，饥饿、疾病，与肮脏。有许多自中国归来的美军官兵们，在返美两三年后，还不能忘记在中国时期所嗅到的恶臭，那是中国自古沿用至今，用以生产食粮的肥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康乐节目，一直都非常之少，待至战争末期，才有所改善。其时设立了一些休假营地，有软床、高级食品、登山、游水之类的康乐节目。红十字会已尽其所能，为美国官兵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康乐活动。特勤处也开始供应各种流行杂志的海外版。同时还不时提供一些艺人劳军节目，电影明星宝莲高黛，安秀丽丹 [ 译者注：在昆明尚有李莲庞丝 ] 、乔易布朗，都到中国各基地，作过劳军表演。
凯伊少尉曾敦促文森上校，以B－25“银拖鞋”（Silver Slipper）轰炸机，载运安秀丽丹，通过日军占领区上空，到赣州七十四中队的基地来劳军。他差点答应了。但经过一会儿的思考后，终于说：
“我想这对安秀丽丹而言，所冒的险未免太大了。”
没有人知道这位上校心中所想的冒险太大，是什么意思。是恐怕在中途通过日军占领区上空时，被日方攻击？抑或在日军占领区中的危险地带，与飞虎队员们，作数日盘桓？如果安秀丽丹要来，七十四中队的空军们，当然会在空中善尽保护之责，但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到达基地后，有些人可能还会对这位好莱坞大明星，给予过分的个人保护。
总之，对七十四中队的辛劳工作的驾驶员们而言，这时在中国的生活，是相当凄凉而刻板的。每天所要做的，都是一些刻板的例行工作。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后，七十四中队驻在赣州时期，因为中国的习惯，对女孩的管教，都非常严格，以至于出身良好家庭的女孩们，很少有人会和美国军官外出。即使言语可以沟通，而军官们又郑重地约请她们时，她们也会予以拒绝。那时在蒋经国将军治下的赣州，所有娼妓、舞女、酒吧之类的营业，都是不准许的。由于抗战期间的中国人民，正在惨重的牺牲下，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所以这些严格的规定，当地人民也均乐于遵守。
在自由中国所有的城市中，赣州是唯一可以买到经由医官证明合格的冰激凌的地方。然而只是到冰激凌店中去作一些社交活动，究竟还是不能满足众多的美国官兵们的需要。在中国，很难发现美国女性，只除了极少数陆军女护士，一些红十字女郎，以及在华西地区的一些传教士的家庭外，便很少看到美国女性的踪迹。何况是在敌人后方的地带，美国女性更是早已绝迹了。
在中国的其它西化了的都市中，凡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其附近一定会设立一些有舞女的夜总会。简单的中国乐队，演奏着一些狐步与华尔兹的舞曲。在那里，美国军官可以花费几百元的代价，与舞女共舞一小时，或者和她共饮一些中国酒。在这里，除了一些粗制的水果酒以外，还有一种桑葚酒，那是以桑叶养蚕人家的副产品，味道很像酒精含量甚低的葡萄酒。另外还有一种无色的米酒。大家都称之为“警报酒”，闻起来好像是马铃薯酿造的伏特加酒，但味道却甚似工业用的酒精。
许多在美国的母亲，或女友们，都时常接到在海外的军人们的来信，要求寄去一些橘子、柠檬、葡萄……之类的粉末，以备他们冲水饮用。这种粉末邮寄也很方便，只须装在信封中，便可以寄出去了。军人们在收到之后和酒精合在一起，再加上些开水，就可以做成他们的鸡尾酒了。
在桂林餐厅中，有一天中午，正当大家进餐之际，突然听到一次爆炸的声音。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日本飞机在白天空袭机场，投下的炸弹所致，大家都急忙卧倒在地面上。
不过声响过去之后，并不曾发生其它情况。在午餐之后，有些人才听说，在他们那个营区里，第二十一摄影侦察中队，那几个具有企业天才的士兵们，就在他们的洗片房中，设立了一个酒精蒸馏厂。中午不知何故，竟发生了爆炸。有三人受伤，其中有一人伤势极为严重，必须送到印度去接受皮肤伤害治疗。他们这个酒厂是用了中国的酒精汽车所用的燃料酒精，再加以精炼，制造饮用酒的。现在他们正拟定作业程序，要生产一批酒，可供士兵五天，军官三天的需要。但在制造过程中，却意外的爆炸了。
这一来，文森上校也气炸了。因为爆炸声如此之大，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任何人都难以隐瞒，他立即下令对这种蒸馏酒精的行为，严加取缔！于是这个165度（165－proof）的酒厂关了门，大家的烈酒的来源也没有了。
谈到那些舞小姐们，认真地说，能具有吸引力的美丽女孩，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有的女孩还可以算得上好看，但其舞技却非常之差，简直不成其为舞女。有些舞女甚至根本就不跳舞，只是陪着寂寞的美国军官们走路。但他们所到的地方，大多是在一些不许美国军官前往的地方。以至于性病因此而十分流行，最令人恐怖的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麻疯的性病。
在中国可以购买的纪念品，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比较普通的，如刺绣及织锦的中国外套，每件只须数百元，中国军官刺刀，只需七元，此外还有一些珠宝，则漫天要价，比较贵重的上品，其价格也贵得惊人。同时也可以买到一些古代或现代的中国画，银质的水烟袋、木刻、象牙、玉石、铜器、石器，以及一些福州漆器之类。
有一位美国海军，有一次居然开了一辆吉普车，穿过了日军占领区，到赣州来看凯伊。他的吉普车后面还拖着一个拖车，上面装载了许多福州名产的嵌金漆器，这是他花了两万元买来的。
由于日本人就在附近，他不能开车再向西走到自由区，所以要求凯伊设法将他连人带车，一并用飞机给运走（一般认为他一定是由中国东海岸以外的美国潜水艇上，进入中国的，可能是战略服务处的人）。凯伊告诉他，他如能活着走出这个地方，就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他一听没有希望了，连忙返身回到他那辆装满汽油桶和漆器的吉普车，重又开回东海岸去了。
在美国军人看来，中国人大多是令人高兴、惊讶的。尽管在战时生活比较困难，但许多中国人依然友善而且慷慨好客。许多因飞机被日方击伤，被迫跳机的十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大队，以及空运队的飞行员们，在回到基地之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叙述中国人民如何热诚的招待他们，供给他们住处、沐浴、佳肴和美酒，所有他们所经过的城市，全都是同样地慷慨地接待他们。有许多跳机飞行员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捡回他们的一条性命。许多中国游击队员，不惜冒了他们个人的生命危险，尽力保护他们，通过日军占领区，将他们送回基地。而在后方，有些中国的地方官长们，还曾大量欢宴美军官兵，有时一次欢宴两百多人，而且还不分军衔，全部都受到诚恳的招待。
中国人不但发明了炮药和印刷术，而且也发明了幽默、友情和亲善。当他们看到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时，总是面带笑容地表示欢迎。而且不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自最穷的贫民，做苦工的工人，光着脚，背着笨重的军用背包，在泥土路上走路的中国士兵，以及身为县长的蒋经国将军，对于驻华美军，都一样地表现了对美军的诚挚友情。
在中国战区中的美国驻军，作战最艰苦的，自然是P－40鲨鱼式战斗机的驾驶员和地勤人员。他们每天的出击任务，常达四－六次之多。二十三大队的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中队，全都包括在内。还有一些负责情报、联络，以及交通的人员，也都在前方与中国军队共同作战。
有一位来自欧亥奥州的莱克坞（Lakewood，Ohio）的海士官长（Master Sergeant Hayes），曾经历过一次令人惊佩的鏖战。他带着他的空袭警报器材，留在长沙，直到日军已将长沙三面包围时止。他也曾在一个山顶上，指挥七十四中队的战斗机，对日军地面据点，实施轰炸和扫射，一直支持到最后一分钟，然后才通过敌区，返回基地。
茅瑞森上尉曾追述过他所遭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其后在官方档案中，亦曾予以记载和证实。
茅瑞森上尉是一位被派到七十四中队的飞行员，有一次他在可怖的死亡线上，被三位上士救了回来。他们是来自加州的桑豪赛的艾尔文上士（Sgt．Eugene Arvin）、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凯格尔的斯科特上士（Sgt．Ralph Scott）、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申南都瓦市的巴劳斯基上士（Sgt．William Barowsky）。
这一天，茅瑞森上尉驾机巡逻归来，在降落时，发动机突然停止了，飞机随之而坠落。当它撞到地面时，附加油箱起火，飞机立即为烈火所吞没。
艾尔文上士曾描写当时的惊险情况：
“目睹这恐怖的景象，我们都惊骇地怔在那里了。但我们随即迅速地奔向飞机。
“我看到上尉的头，垂下在机身之外，我那时确定他已经死去了。在奔到飞机前面时，斯科特与巴劳斯基毫不犹豫地爬上机翼，尽力地拉住上尉向外拖，但却拖不出来。
“我于是连忙爬上另一边的机翼，将上半身伸入机舱，这才发现上尉的一条腿被卡在座位下面了。我帮助将他的腿拉出来，两位上士又一同将上尉拖出了机舱。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
斯科特与艾尔文在中国驻留达两年之久。有人曾问斯科特，当飞机已经着火，而且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危险情况下，何以他还敢上去救人？他大笑道：
“就好像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似地。”
艾尔文在述及当时经过时说：
“我们是首先到达那里的，当然必须抢先救人，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巴劳斯基上士对此只讲了几个字：
“只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已。”
类此勇敢与牺牲的动人故事，真是多到不可胜计，这是所有曾在中国战区服务的美军官兵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尤其是在赣州基地的最后一段时间，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所表现的坚强和勇敢，真可比美克劳凯特（Crockett）和他的部下们，在阿拉谟（Alamo）时的表现；或是在其最后防卫战中的卡斯特尔（Custer）一样的勇敢。尤其是在缅甸雷多公路上，美国的卡车司机们，也同样表现了他们的坚定无畏精神，驾着他们的车子，冒险驰骋于山崩、土匪、不安全的桥梁、日本飞机的炸射、大炮的轰击……等险象环生的公路上。当他们不幸在上述的种种危险情况下，而为国捐驱，葬身于蛮荒的公路边上时，当然不像那些被列为“在中国战场的空战中失踪”的空军们，听起来那样的雄壮，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价值决不在那些获得飞行十字勋章者之下。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亚洲战区，是由于美军的参战，才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在历史上所站的重要地位，是任何人都不容争辩的。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自私，鞠躬尽瘁的精神，才得以将缅甸及中国上空的日本飞机，全部肃清。
因此，令人称赞的，还不止是他们的过去的成就，同是也是由于他们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永远的模范。伟大的美国官兵们，从来不曾要求过任何补偿，他们当真都是勇敢的人。他们都能无畏地走出帐篷，到战场上去打胜一场战争，恰像七十四中队的官兵们，所表现的那样坚强和勇敢。这些勇土们都是出身于被称之为“学习中队”的第七十四战斗中队，但却变成了精干的空中游击队。在日军占领的敌后地区，他们在卓越的领袖的指挥下，他们勇敢地站起来和日军决战，并征服他们的敌人，那当真是他们在中国的战斗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大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