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任”的限度·第十九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蒋介石迄今仅仅是口头上表示接受而已，他向美国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得到满足。赫尔利9月8日与蒋介石开始谈判时新的争论出现了。委员长要求在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向南面的八莫发动进攻，把龙陵的日军吸引过去。史迪威反对这个要求，理由是密支那军队需要休息，而自从5月份参战以来没有得到兵员补充的Y部队，如果补足兵员，是可以拿下龙陵的。史迪威估计，不论怎样，日军不需从龙陵调动部队就能顶住对八莫的进攻。按正式的关系，史迪威的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蒋介石无权向蒙巴顿的战区发布作战命令。但是史迪威这样藐视蒋介石的见解，就成了蒋介石痛恨他的一个新起因，这个痛恨不久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关于共产党军队的问题，蒋介石重申了他的条件：他们必须合编到国军中去，必须完全归他管辖，然后史迪威才能指挥他们。作为国家元首，蒋介石的要求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这个条件不大可能实现。英国政府这时询问它的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英国是否应该出面促使国共两党达成一个妥协，西摩大使认为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他认为，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深知国民党这一状况并且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共产党人肯定不会对中央政府作重大让步。连霍勒斯爵士都明白这一点了，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没有觉察出来的。按照他的这个条件，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事肯定要告吹，且莫说其他什么条件了。
谈到租借法案援助时，宋子文明确表示租借法案援助必须由委员长掌握。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要他“在记录中着重写上双方‘意见不一致’……蒋介石想得到的是：美国给他处理物资的全权。现在我们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了。”由于史迪威在缅甸北部取得的胜利，这种全权现在比以前更有油水了。夺取密支那使空军运输队可以在更靠南面的航线上飞行，不用担心日军战斗机的攻击，因而大大缩短了喜马拉雅航线的距离，降低了飞机飞行的高度。空运物资6月份增加到一万八千吨，7月增加到二万五千吨，8月达到二万九千吨，后来，9月几乎达到三万吨，10月达到三万五千吨，11月达到三万九千吨。实际上，拿下密支那以后，喜马拉雅航线就不再使用了。到1945年1月滇缅公路重新打通时，空军运输队每个月的运输量高出地面的运输量，这使得史迪威的对手们幸灾乐祸地以此来证明，史迪威坚持要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是多么愚蠢和陈腐。但是喜马拉雅航线上飞行高度的降低是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而起作用的正是地面作战部队。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军队的糟糕状况使蒋介石不能再不去注意了。起初，蒋介石根本不相信生病挨饿的新兵在重庆闹市转运站奄奄一息的消息，他派他的儿子前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是事实。据几小时之后重庆全市流传的消息说，蒋介石亲自到重庆街头视察，发现情况确如所报，看到墙角躺着两具饿死的新兵，顿时火冒三丈，用他的手杖朝着征兵部门头目的脸上抽去，下令逮捕他。蒋介石任命另一人来担任征兵部门的头目，但是征兵部门的情况并未好转。整个8月间，共有一百三十八个士兵倒毙于昆明街头。据说蒋介石终于考虑采纳史迪威两年前建议采取的加强各部队的措施。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蒋介石极需掌握军事物资的分配权，尤其是务使军事物资不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在9月12日与赫尔利举行的第二次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非常难办”。他坚持，要控制租借法案援助，他说史迪威“在中国握有的真正权力”比他大，这大概是由于史迪威控制着租借法案援助的缘故。根据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租借法案援助的分配工作由设在重庆的一个美国委员会负责，中国派一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并不保险。高思清楚地看出并说出了蒋介石的心事：随着战争向中国沿海逼近，“看来我们势必要决定是否给同日军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供应美国武器装备的问题。”高思指出，由于这样做可能会违背蒋介石的意愿，这个决定就会使蒋介石政权倒台。
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接和坦率地陈述了他对共产党人的立场。“将使用(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误解。可以在他们不会同中央军发生冲突的地区使用他们，但是应当同意他们是危机期间的伙伴。”
上面这个见解未必就象后来在歇斯底里式反共时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阴谋家利用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的秘密阴谋。后来参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反共歇斯底里的赫尔利当时接受了史迪威的主张，并没有提出异议。史迪威也同样向马歇尔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如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控制供应物资，你知道谁会得到供应物资。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供应物资。我们必须设法把武器交给愿意打仗的共产党人。”“愿意打仗”这几个字是史迪威的兴趣所在。
史迪威于9月13日接见了共产党的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向史迪威转达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史迪威没有记录他同两位共产党使者讨论了什么问题，只是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转告我，愿意在我的指挥下打仗，但是不接受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军官指挥。”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他告诉这两位使者，他愿意去延安访问，两位使者离开的时候很高兴。
共产党人在延安同谢伟思举行的讨论中，对中央政府的某种反对态度比史迪威更强烈。他们在谈话中似乎小心翼翼，不愿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他们显然不指望立即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极为谨慎。周恩来说，任何“积极合作”的行动肯定都会遭到国民党强烈而顽固的抵制。谢伟思问到延安的军队是否愿意在美国人指挥下打仗，周恩来说是的，“如果中央政府同意的话”，但是这个问题要等到美国的人员和物资大批进入中国和向日军发动的反攻确实已在望的时候才能定下来。周恩来认为，在目前，可以慢慢来，谨慎行事，实现“适当的合作”。谢伟思的报告建议，这种合作可以采用向共产党提供它“奇缺”的基本军事物资的形式，并帮助共产党军队训练如何使用这些装备，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合作能够成为“实际的战术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亲”共产党的人，任何其他人也都会主张美国同延安政权建立联系，向它提供援助或是进行战术合作。这是一种显然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和华北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军事权宜。日本令人畏惧的关东军在满洲和华北地区虎踞龙盘，如何对付估计日军要进行的长期抵抗的问题是美国作战计划制订人伤脑筋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正式目的是想探明共产党的军事潜力。在设想派观察组时共产党并未插手，在美国政府中的特工人员也未协助。在史迪威主张派观察组时以及在陈纳德主张派观察组时——这是很怪的事——都同样是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陈纳德9月份认为妥当的办法是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谈谈他不愿对他的保护人蒋介石说的事，他在信中说非常有必要支持“在重庆实行彻底的改组，然后使重庆和延安实现真正的统一”，这件事必须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优先于所有其他军事或政治目标”。陈纳德所说的“真正统一”与他的要打垮日本的大话一样是痴人说梦，但是并不能因此而称陈纳德是亲共产党分子。
要求同延安建立关系的主张是在1944年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有些人看到的也许不只是军事上的得策，他们希望美国给延安援助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垮台。这些人抱这样的希望也许是相信这样做完全对中国有利。据认为取代国民党政权的不会是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不会是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呢？原因就在于谁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否定的假设是从下面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虽然共产主义据认为是一件坏事，但是在中国它则多方面起到了好事的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罗斯福总统和卡尔森上尉当时在来往信件中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的共产党人” [ 注：1944年11月15日，罗斯福总统写信感谢卡尔森转给他周恩来的一封有关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信件，罗斯福说，“我希望并祈求能同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真正解决问题。” ] ，这就解决了如何称呼中国共产党的难办问题。这个称法后来就成了官方函件中的习惯用语。史迪威一贯称共产党人为“赤色分子”，他在国民党初期也称国民党为赤色分子(在1911年间也用“造反分子”一词)，他用这个词是表示他认为他们是革命者。在得过邦克希尔战役英雄称号的史迪威看来，革命这件事没有任何本质上不合美国传统的地方。中国长时期以来就一直需要开展革命。在大多数认为有此需要的美国人看来，共产党人好象是现代的太平军。共产党人被认为是一批精神饱满的进步分子，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土地改革者”(史迪威曾经称他们是“农业自由主义者”)。这也不一定是天真的看法。
毛泽东和他那一批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农民运动方面取得的胜利的象征。对于列宁关于党的作用及党夺取政权的教条，他们则使它像座冰山，只露出不那么显眼的尖端。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有益于中国农民的手段而不是以马克思所开列的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那些手段来争取中国的主要力量——农民。实际上，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开始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主要关心的问题。在1944年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往后在国际事务中与谁结盟未必已成定局。如果美国同它建立联系，中国共产党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这个问题由于错过机会已经永远也无法解答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事情不可能弄得糟糕。
史迪威关于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的设想应具体地包括他原先想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他把这个设想写进了由他起草的蒋介石在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战地地面部队和空军司令的同时发出的一项指示之中。这个指示授权史迪威立即着手准备对日军发动反攻，改组和调动中国军队，其中包括有权“越过地方和战区司令”的管辖权，成立新部队，解散旧部队，在部队之间调动人员或是从某地方或指挥官那里调出部队，调到另一个地方或指挥官那里。在这方面，这个草案除了含蓄地留有余地之外，只字未提共产党军队。这个草案还进一步授权史迪威“立即制订出改善官兵生活状况的计划……以便至少达到与后方人民相当的生活水平”。
由于这个指示草案中承认中国军队的生活条件差，要指望蒋介石签发这个指示是不现实的，这个草案也许代表了史迪威的最大愿望。史迪威甚至可能相信，由于他得到他以为现在为他撑腰的美国政府的支持，可以迫使蒋介石接受这个指示草案。赫尔利自然没有反对意见，就把拟就的委任书和指示呈交给蒋介石过目。在通常的等待批准的期间内，史迪威同何应钦就Y部队补充兵员问题发生了争论，Y部队的有效战斗能力现在已下降到一万四千人。史迪威想方设法以一批加拿大制布朗式轻机枪换取了何应钦给Y部队补充一万兵员的保证。“他们在河南损失三十万兵力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要一万人补充战斗减员却累断了脊梁骨。”
在中国东部地带，美国的第二个空军基地陷落了，日军正向中国南方素有巴黎之称的桂林推进。一切迹象表明，桂林的陷落就在眼前。东部地带守卫部队疲乏而缺乏组织，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军队缺乏计划和粮秣弹药的状况一样。部队用的是陈旧的武器，有时还不能每人一支步枪，或是有枪没有子弹。虽然一般说部队配备的机枪不少，但是配备的火炮很少，炮弹不足。即使有的师有足够的野战炮，这些炮也被一门一门地分散到下面部队。由于前线指挥官同重庆之间的争吵，由于总参谋部摇摆不定的战略和极不称职，由于蒋介石举棋不定和他对南方诸指挥官不信任，协调行动成了一句空话。结果，给南方前线指挥官们的军需品供应和增援部队不是数量极少就是时间拖得太久。蒋介石竟然以为，桂林以北七十英里的山区防线可以坚守三个月，但是日军只用了三天就打通了道路。蒋介石有一种嗜好，在使用一支部队的同时保留一支部队，以免双双遭损失。由于蒋介石的这一嗜好，薛岳和桂林地区战区司令张发奎想把军队集中到一处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在这同时，瘦骨嶙嶙、衣衫褴褛的士兵们冒着酷暑爬上山顶，坚守他们孤独无援的阵地，结果都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中。
就在日军进击广西的同时，蒋介石为了封锁共产党而部署在华北的十六个军却按兵不动。中央政府派往桂林解围的第九十三军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打仗的时间还没有抢劫的时候多。据随军采访的白修德报道，第九十三军的军长“不知道他的侧翼在哪里，不知道同其他部队的距离有多远，不知道日军占领了哪些村庄”，没有打一枪就把他应该守住的阵地丢弃了。背井离乡的老百姓堵塞路上，而为日军效劳的第五纵队则趁机放火制造惊慌。
史迪威于9月14日飞到桂林同张发奎磋商，并决定对大批美国空军设施如何处置。张发奎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命令他带着唯一剩下的几个师退到桂林城里，在城内守住桂林，这种主张是张发奎所不同意的。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是要把桂林变成“又一个鼠夹”。张发奎说他可以坚守桂林两个月，但是除了动用不可靠的第九十三军以外，他没有力量保护桂林机场。在同陈纳德磋商以后，史迪威狠心下了一道命令：撤退美国人员和装备，破坏机场所有的跑道，只留一条跑道，以便在最后时刻为被围困的桂林守军运送武器弹药。史迪威离开桂林以后，空军运输队的运输机就飞到桂林，把当初经过喜马拉雅航线付出高昂代价一吨一吨运来的炸弹、汽油、零配件、卡车以及修配所设备运走。空军运输队留下五百五十桶汽油，供爆破队烧毁有关设施时使用。这就是蒋介石1943年“亲自”向罗斯福作出的他的军队定能保卫空军基地的保证的价值。
两个月以后，即11月底，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在桂林以西二百英里的贵州省独山附近的一座山洞里发现了一批秘密贮藏的武器。在大约二十座每座约有二百英尺长的仓库里，一共贮藏了五万吨武器弹药，其中有五十门崭新的野战炮和许多炮弹，这批武器弹药是中央政府近年来储存以便在华东局势需要时使用的。到后来，桂林和柳州陷落了，日军向贵州挺进，重庆战战栗栗，而这批武器弹药仍然放在那里准备对付危机呢！
史迪威到桂林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奉召回重庆同委员长举行会议。对日军的突破感到惊恐不已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等于是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么命令在缅甸的军队于一个星期之内向八莫发动进攻，解除在龙陵的中国军队的压力，要么他就命令Y部队撤回萨尔温江以北，保护昆明。他担心龙陵失守以后，日军会向昆明发动进攻。由于昆明和重庆同处在一条内线上，日军可能向昆明发动进攻的前景一直使蒋介石最为担忧。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实际上就是结束在缅甸北部的战役，当时这个战役眼看就要取得最后胜利了，而拿下缅甸北部就完全打通了通往中国的公路。
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这个发疯的小杂种，利多公路的小事被忘却了。整个战线上我们唯一没有控制的地方是龙陵，而他却要把它放弃掉，破坏我们整个的艰难计划——使两年半来我们为帮助中国所花费的人力、金钱、物资、时间和汗水付诸东流。真不可思议。他的榆木脑袋根本想不到这个……常常是一些荒诞的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概念。他这个人叫人无法容忍。”正在这个时候，Y部队拿下了有城墙的腾冲，腾冲控制着一条通往缅甸的小路。由于何应钦保证给史迪威派去一万名补充兵员，拿下龙陵看来大有希望。
史迪威立即把蒋介石的意图报告给马歇尔，史迪威说他对委员长的意图“感到吃惊”，并且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使蒋介石信服，因为他“根本不听任何道理……。我现在确信，他认为华南的灾难性局势没有什么了不起，相信日本鬼子不会在华南地区进一步找他的麻烦，他觉得他可以撤到萨尔温江阵地以北，在那里坐等美国打完这场战争。”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作战理论发生根本思想冲突的原因就在这里。在史迪威整个任职期间，委员长的每个行动和决定都是从保存人力物力以待夷人打败夷人的这一原则出发的。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是明智而有道理的。在提供财力并相信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左右命运的美国人看来，这样做是不可接受和没有道理的。这种看法上的分歧是永远也无法弥合的。
史迪威决心设法同宋子文进行一些“坦率的交谈”，希望通过宋子文把看法传给蒋介石。由于宋子文受过西方教育并熟知西方想法，他是最有可能成为史迪威同蒋介石联系的桥梁，但是此人办事非常圆滑，有些时候靠不住。宋子文的坦率和友好态度对外国人非常起作用：赫尔利给他迷住了，纳尔逊向他作出保证。由于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不在国内，宋子文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人们谣传说蒋介石拒绝把他的一个姨太太赶出家门。谣言传出几个月之后，蒋夫人于7月1日离开中国去看望住在巴西的孔祥熙夫人。委员长在为夫人饯行的宴会上公开否认他有外遇。蒋夫人9月间抵达美国时，关于蒋介石夫妇婚姻纠葛的传闻非常多，中国大使馆不得不出来予以否认。蒋夫人在国外呆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45年9月才回国。
史迪威同宋子文进行的坦率交谈不仅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把双方分歧彻底暴露出来了。双方都对分歧之大感到吃惊。据史迪威事先记下的笔记，他打算告诉宋子文，委员长必须打定主意“做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就是任命一位享有全权的总司令——如果他不愿这样做，史迪威要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就是“完全从中国和印度撤出，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史迪威还打算要求任命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替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当史迪威讲了这些以及在他的指示草案中提出过的条件，宋子文“对于我们关于战地司令的想法同委员长的想法分歧之大感到吃惊”。宋子文反过来向史迪威解释委员长关于这个职位的想法时，史迪威十分愤慨，他把蒋介石的想法加以概括，说这就是要别人当一个“地道的傀儡”。
史迪威告诉宋子文，他并不想担任那个“像上帝那样威风的职务”，但是如果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力，否则他不担任这个职务。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委员长就不得染指我的事务。”史迪威说他四十四年来一直渴望着能有机会指挥美国军队，如果他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的话，他的希望可能早就如愿以偿了。
同任何处于进退维谷的人一样，史迪威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当初确实放弃了指挥美国海外作战部队的机会而来到中国，但是当初交给他执行的“体育家’行动计划的艰苦条件也可能促使他作出了到中国的决定。按常理，他确实不想在中国担任日前仍然有争议的这个职务，然而同时他又想担任这个职务并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它。他对中国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史迪威同白崇禧就桂林局势举行磋商以后，拟定了一项比委员长“特别鼠夹”计划有效得多的防守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并不是要求留守部队在桂林城里受围困，而是要求这些部队在特定的阵地和带着特定的目标灵活作战。一旦作战失利，这些部队不至于全部损失，至少可以撤出来同史迪威打算在贵州集结以便最终向沿海发动进攻的部队会合。这个计划于9月18日呈交给了委员长。
史迪威向马歇尔汇报时所说的蒋介石扬言要把Y部队撤回萨尔温江以北的威胁点燃了最后的“爆竹”。史迪威给马歇尔的电报是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发出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次会议上就今后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就战略和计划方面的新旧问题展开了争论。不管双方的语言多么刻薄，所有这些争论至少都表明事情有了进展。中国问题是会议感到严重失望和不知所措的领域，无论是两位政治家还是指挥官们都没有就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达成一致或调和的意见。
罗斯福任总统，从萧条时期到战争年代，已经有十二个年头。最近的三年中，他每天至少要花十六个小时作决定、解决危机。他实在被纠缠得精疲力竭，不想提出任何新的思想或作新的努力。在军事上，形势已表明中国是盘输棋，到现在为止，除了把中国继续作为牵制性战区以外，已不十分需要它了。在这次魁北克会议上形成的战略目的就是继续使中国参战，只此而已。美国不打算向中缅印战区派遣任何部队；马歇尔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尽量把在缅甸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任务留给英国，这样美国就不会卷入收复英帝国殖民地的行动——也可以说美国是有意避开的。
现在，除中国东部一带不断陷落以外，蒋介石又傲慢地拒绝或是威胁地拒绝继续参加为打破他自己遭到的封锁的努力。在9月16日的会议上，马歇尔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面把史迪威电报的要点报告给与会人员。马歇尔来时显然已拟好了答复蒋介石的文件，因为会议记录中以许多含蓄的用语记载着如下的话，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去了一份“函件”，指出委员长必须为他的行动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这份六百字的“函件”是由随同马歇尔出席魁北克会议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上面还有马歇尔亲笔给罗斯福写的建议：“我建议你把如下所拟电文发致委员长。”罗斯福在文末大笔一挥签了名。
美英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外政策都是在军方左右下的各次重要联盟会议上制定的，在这类会议上，军事参谋人员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至于文职官员，除了两国的元首以外，即使有人出席会议也是为数极少。身着壮丽军服的人把持着会议，每个人都显得比穿便服时威风得多。人是容易犯错误的，但这却被满胸的勋表和笔挺的服装掩盖起来了。从他们建议发给蒋介石的函件的性质来看，军界在执行对外政策，但是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史迪威在陆军部里的同事们与他一样愤怒，并且准备持强硬态度——不能说其中没有白人优越感的因素；美英两国恐怕不会向欧洲其他国家的首脑发出内容相似的函件。罗斯福不考虑蒋介石的尊严，或者说他漫不经心地在马歇尔的函件文本上签了名——但这两者是一码事。
函件电文的口吻就象一位校长对待一位迟钝而又无可救药的笨拙学生那样。电文重复了史迪威曾经设法塞进“榆木脑袋”的所有论点：如果不增援和支持Y部队，让它继续完成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Y部队的英勇牺牲就全部白费了；把Y部队撤到萨尔温江以北正是日军所希望出现的后果；如果蒋介石打断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就会失去打通同中国陆路联系的一切机会，并且会立即危及喜马拉雅空运线。对于这种结果，你本人必须准备承担一切后果，承担个人责任。”电报接着说：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积极采取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发动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中没有任何一点站不住脚的地方；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仔细考虑到它的影响。除非人们准备停止支持一个国家的元首，要不然向他发出字里行间说他不能胜任治国重任的函件就是毫无意义的了。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这份电报就成了一份不中用的最后通牒，发电报的人必然要退却。
这份电报发给史迪威，由他转交蒋介石。史迪威当然认为这份电报表明华盛顿采取了果断的坚定立场。在他看来，“罗斯福终于醒悟了……。经过很长的时间，他终于坦率地说了话，在每一句里都有许多充满了火药味的用语……火药味非常浓。”作为驻重庆的美国高级军官，史迪威有义务亲自把罗斯福的电报转交给委员长。假如他想避免做得罪一位国家元首(他需要得到这位元首的同意才能办事，并且必须同他合作)的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出个办法，让赫尔利把电报转交给蒋介石。但是以罗斯福总统名义发来的、对蒋介石显然表示不尊敬的电报中的尖锐措词，激励史迪威不再自制。况且电报是发给他史迪威的，不是发给赫尔利的，也没有同时发来指示要(也无迹象表明希望)他缓和一下电文的冲击力。以前，蒋介石坚决不作战，这使史迪威的工作和使命两年半来无法完成，史迪威痛恨他，蔑视他。当蒋介石宣布打算撤离龙陵时，史迪威所积累起来的愤怒和蔑视情绪一下都爆发出来了。史迪威看到罗斯福总统电报中要求让他对所有中国军队有“不受限制的指挥权”，他欣然抓住这个机会，狠刺小人物的要害。
史迪威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然后带着中文文本前往黄山公馆，蒋介石正在那里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就史迪威拟任中国军队总指挥的条件举行会议。进入会议室以前，史迪威派人把赫尔利叫出来，把电报的内容给他看。赫尔利出于外交家的本能，主张缓和。他建议把电文的大意口头转告给蒋介石。这正是宋子文、蒋夫人等人过去转递信件时的一贯做法，史迪威亲自递交函件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做法。他不同意向蒋介石口头转达电文大意，他亲自进会议室把电报呈交蒋介石。史迪威后来极其得意地写道，他“把这束辣椒交给了小人物，然后坐到椅子上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一下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毫无表情地看了一下电报的中文译文，然后看看史迪威说“我知道”。蒋介石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轻轻地晃动一条腿，然后宣布散会。史迪威后来写道，他当时心里想“怎么回事！没有发脾气？没有，只是镇静地沉默一会儿。我立即走出会议室，返回重庆的住处。长江对岸景色美丽，重庆已是万家灯火。”
史迪威后来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用诗详细表达了他的心情，他曾用这种诗来写那位“王八大使”。这首诗本来不应发表，但是尽管有不足之处，现在还是发表出来，以飨读者。
我等待复仇已良久，
机会终于来到。
我瞪眼怒视小人物，
朝他腿上飞去一脚。
旧有的鱼叉在手，
我掌握好目标和时机。
一股劲地刺下去，
刺他个前后心穿透。
小杂种哆哆嗦嗦，
呀！已无讲话之力。
他面色铁青肌肉抽动，
还竭力克制想不呼叫。
我劳累地征讨，
历经悲痛的时刻。
但我终于交好运，
今朝大煞小人物威风。
我深知自己还会受煎熬，
仍须艰难跋涉。
但是，啊，多么幸运、愉快！
我已使小人物丢尽了脸。
罗斯福的电报对蒋介石无疑是晴天霹雳。据说蒋介石这次会后狂怒不已。他很快就意识到罗斯福电报的含意。他知道，他要是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只能使自己被抛弃。如果美国人成功地不顾他的意志而把史迪威强加给他，他们就有可能在共产党问题上也照此办理。高思并不是唯一能看出这可能会导致国民党倒台的人。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在宋子文现实建议的引导下，蒋介石认为美国绝不会抛弃他，他准备来考验美国一下。罗斯福9月18日的电报给蒋介石找到了长期求之不得的借口。据宋子文透露，罗斯福的电报使蒋介石取消了让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保证。
蒋介石和宋子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取消对史迪威的任命而又不显得怪罪于罗斯福总统，他们不能疏远罗斯福，怕失掉美国的租借法案援助。就在宋子文施展他的技能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蒋介石却一反常态，镇定地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防守桂林的计划。白崇禧被派去监督桂林防卫计划的执行。白崇禧9月20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史迪威，并且提到另一个积极的迹象，第九十三军军长已被处决，史迪威用伏尔泰 [ 译注：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 ] 的话说这是为了“鼓励其他的人。”
史迪威这个时候已经听说蒋介石发怒的事，但是他和赫尔利(尽管他事后曾解释)两人当时都没有觉得这是决定性的。桂林的情况看来令人鼓舞。史迪威认为他的地位加强了，因为他断定华盛顿已给予他非常有力的支持。为了打破在他任职问题上的僵局，史迪威于9月23日提出了一整套新建议，建议的内容是由他负责去延安同共产党人谈判他们承认中央政府权力以及接受通过他本人进行的军事指挥的问题。根据史迪威提出的建议，共产党军队部署在黄河以北，与中央军脱离接触。美国只向共产党军队的五个师提供装器装备。“这个建议肯定会取得成功！”赫尔利满有把握地说，并把建议呈交给蒋介石。
赫尔利大吃一惊。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的不仅是拒绝让史迪威担任指挥中国军队的职务，而且还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将军召回去。
在争取达到一个目的方面，蒋介石与史迪威一样是始终不渝的。蒋介石已决心要除掉继续与他本人和他的政权作对的一股力量。如果说他是压在史迪威身上的沉重负担，那么史迪威就是抽在他身上的鞭子。他们两人过去以及未来的关系都处在危急关头，而其中的根本问题是陈纳德计划和史迪威计划争议中包含的原则。因为一个是建议用美国空军为中国打仗，另一个是主张使中国人能够自己去打仗。如果蒋介石有魄力懂哲理因而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他原会有力量抵抗日军1944年攻势的，并且非常有可能在后来同共产党发生的磨擦中打败共产党人。那样的机会现在已经过去了，蒋介石既不大可能承认有过这样的机会，也不会为失去这个机会感到惋惜。他所关心的问题就是除掉给他带来不可忍受的压力的根子。
蒋介石现在觉得他能冒风险来干件事了，因为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的来到使他感到放心，美国会继续支持他。中国人很喜欢赫尔利，他们发现赫尔利与他们情投意合，通情达理，并且成了蒋介石的一条可以不必经过史迪威和高思而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意见和希望的渠道。此外，纳尔逊起草了一项美国支持中国战后经济恢复的庞大计划，并且向委员长保证让他掌管租借法案援助物资，或者是由于交谈时译员译得很糟糕和听对方讲话时所怀的主观愿望使蒋介石产生了一种印象——好象纳尔逊已答应由他控制租借法案援助物资了。这的确是当时事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注：纳尔逊受到了大肆吹捧。蒋介石要他再到中国负责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他如果接受这个要求将是给中国以最大希望的“历史性事件”。“假如您不来，那么中国就似乎毫无希望了……。我把您当作一位中国公民，希望把恢复中国经济的全部责任都委托给您……。我将无条件地把中国的全部经济大权交给您。” ]
蒋介石在白天举行的两次长时间会议上都提出了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竭力劝说蒋介石改变上述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意味着赫尔利自己的使命已部分失败。但是蒋介石觉得自己并非无所恃，他坚决不退让，就像他在西安被扣时一样的顽固。蒋介石把所有的罪过全部推到了史迪威身上。据蒋介石说，史迪威亲自向他递交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是把他放在史迪威的下级地位。委员长说史迪威拒不执行他的命令，拒绝下令进攻八莫，如果他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就会搞兵变来反抗他。蒋介石在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理由。他指责“史迪威无意同我合作，而是认为他实际上是奉命来指挥我的”，史迪威“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任命史迪威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备忘录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蒋介石仍然愿意任命一位美国人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并愿意进行有助于中美“协调”行动的其他重要改革。史迪威说，“这个文件毫无疑问出自宋子文之手。”
从这个时候起，在又持续了三个星期的谈判中，能确知谈判结果的只是蒋介石一人。蒋介石的地位虽然软弱，但他意志坚定，美国虽有各种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坚定的意志。在当时参加谈判的人看来，当时的事情并没有这么清楚。一心想当大使的赫尔利倾向于接受宋子文和蒋介石的论点：史迪威递交电报的做法是事情的起因，该予责备，并于9月25日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讲了这个看法。赫尔利还很入耳地听了宋子文的一番话。宋子文表示，他本人和蒋介石都认为，那份横蛮无礼的电报是出自史迪威之手，根据这个说法，电文内容是由史迪威向华盛顿提出的，然后安排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把电报再发到中国。要是史迪威真有这种无限权力，他倒是会感到高兴的。
在蒋介石正式要求美国把他召回的情况下，史迪威还继续争取得到指挥中国军队的职务，由此可以看出史迪威低估了蒋介石。他要得到这个职务不是为了提高他个人地位，而是作为严惩敌人的一种手段。在同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进行的战争当中，打败日本是他关注的头等问题。他一心要获得上述权力是为了能够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久已计划好的反攻。同以往一样，史迪威头脑里不愿承认有些事办不到，虽然他知道事实上是存在办不到的事情。他于9月26日明确地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无意继续努力进行这场战争，“任何人迫使他采取行动必将受到阻挠或排斥。”但史迪威却继续迫使蒋介石采取行动。蒋介石过去在这类问题上曾经多次反复，因而有理由认为他这一次也可能有反复。据史迪威了解，蒋介石没有把他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事告知全国军事委员会，甚至连何应钦也没有告诉，这表明他为自己依据华盛顿的反应再采取行动留有回旋余地。蒋介石显然在焦急地等待着华盛顿的反应，宋子文“极为紧张和心绪不安的状况”表明了这一点。
9月28日，按林蔚的建议，史迪威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林蔚并不知道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是认为如果抛却指挥共产党军队参加战争的这一争议，蒋介石就会同意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把他的折衷方案交给了何应钦，表示愿意暂不讨论共产党军队的作用问题，集中精力建立一支由北部战区部队、Y部队和Z部队组成的一支大军，使这支军队“能在六个月之内发动进攻”。史迪威知道，这正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压力，但是史迪威不得不提出这个要求，因为在他看来，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办法打败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呢？
在华盛顿，蒋介石又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行动直接击中了美国立场中的薄弱环节。这是因为马歇尔促使罗斯福采取了罗斯福本来就不真正认为会行得通的态度。罗斯福之所以接受马歇尔的意见，一部分原因是自开罗会议以来他对蒋介石感到幻灭以及对蒋介石长期以来拒绝动用Y部队感到恼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史迪威已经用行动证明是有才干的人；最后一个原因是罗斯福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想。在战争时期盟国不听话是最难办的事。但是罗斯福现在还不准备违背一位国家元首的明白意愿把一位美国指挥官强加给他。那样做同他本人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主权所作的努力是无法调和的。由于蒋介石公言愿意任命另一位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罗斯福非常愿意在史迪威问题上退却。马歇尔坚决反对，就在两人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霍普金斯非正式地在一次晚宴上向孔祥熙谈了总统的态度，孔祥熙立即于10月1日打电报把罗斯福的态度告诉了宋子文。
无论霍普金斯可能说了什么，孔祥熙发回去的结论是，由于此事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问题，罗斯福总统打算同意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一俟他同马歇尔讨论此事并解决接替史迪威的人选问题，他就回答蒋介石。这正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一直等待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蒋介石立即不再为他自己留退路了，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宣布他打算撤销史迪威的职务。该委员会定期于每个星期一下午开会，会议情况极为保密，通常要等二天以后才会传出会议的一些内容。但是10月2日的会议内容当天就透漏给了高思，无疑是让高思把会议内容报告给华盛顿，因而堵死了其他退路。
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动，拍桌大怒，坚持要史迪威将军“必须走”，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必须全部由他分配。蒋介石说，今后的美国指挥官，如果有的话，只能同蒋介石拨给他指挥的中国军队接触。虽然他感激美国取消了排外法和排华法案，但是美国人现在以另一种方式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新帝国主义，我们只能做傀儡；我们也可能要倒向汪精卫。”蒋介石重申他决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妥协。他抱怨史迪威不遵从他的命令，拒不进攻八莫，并说史迪威吹嘘说他如果去延安，就能争取到红军的合作，但是他决不允许史迪威去延安，“除非共产党服从我的命令。”蒋介石在会议上说不必担心美国现在撤销援助。“没有他们我们也行……我们仍然能够在四个省坚持下去。”
虽然常务委员会的人员议论纷纷，但是只有一个人敢于站起来讲话。他说，史迪威可能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最好的人，若换一位新人就可能很糟，“因为美国人一般都考虑欠周，也许新来的人比史迪威更想迅速地解决问题，也可能比史迪威更唐突”。这番话至少是对史迪威的唯一赞颂。
史迪威一听到蒋介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以及霍普金斯向孔祥熙透露了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宋子文特地告诉赫尔利的)，他知道这场斗争已经接近尾声，虽然美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来。那一天，史迪威给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中国军队高级司令官们写了告别信，并且告诫他的夫人他们准备“把我扔上垃圾堆”。史迪威认为，罗斯福总统的让步是决定性因素。“如果老软弱(指罗斯福)像他显然已经做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小人物从现在起就无法加以控制了。”
那天晚上，梅里尔出席魁北克会议后来到重庆，他向史迪威概括谈了魁北克会议对中国战区不感兴趣的事，他这次就好象是来证实史迪威的地位已靠不住了。梅里尔汇报说，尼米兹海军上将等人认为需要在中国沿海确立基地的谈话纯粹是为了掩护“我们真正的军事行动”(指即将对菲律宾发动的进攻)；在所有对日作战计划中，除了要牵制住在中国大陆的某些日军以外，并未设想在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不打算“使大批美国军队陷在中国大陆的战斗中”；表明事情已无可挽回的最后迹象是作战处的汉迪将军承认，到现在为止，“史迪威的使命主要是政治性的，并没有希望中国人采取许多真正的行动。”这句话是承认史迪威的使命的确结束了；召回史迪威已是定局，只存在方式问题了。
这出戏并未完全演完。引起这场指挥职务危机的马歇尔拒绝默认召回史迪威，因为这既涉及史迪威是否忠实的问题，同样也涉及马歇尔本人的政策。马歇尔针对蒋介石的指责起草了一个“激烈的答辩”，这一次罗斯福拒绝签发。
史迪威本人认为，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作战。史迪威一再向马歇尔强调，如果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能为所欲为，那就无法指望中国在战争中再采取什么行动，美国今后在中国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如果蒋介石既能撤掉史迪威的职务又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那就是承认他若采取倔犟态度就会得逞。由于丧失了选择余地，美国只得不管好歹把自己拴在蒋介石的战车上。这是事实，但困难是在史迪威指挥权——由于同中国的主权有抵触——的问题上，理由不充分，难以给予支持。
美国几乎采取了停止支持中国的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了放弃喜马拉雅航线的选择方案，正如史汀生记载的那样，还考虑暂时不再“援助中国”。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普遍对中国的不满，而不是出于有远见的政策。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样做会给中国的士气产生非常坏的影响，并且给日本人许多话题，因此美国不能那么干。决定是极难作的，因为感到经喜马拉雅航线给陈纳德运送物资的长期努力全部白费了，而且如史汀生所写，很可能要在“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再受一冬的艰难困苦”。由于缺少空军运输力量，从法国瑟堡到荷兰阿纳姆的整个前线的盟军先头部队的攻势缓慢下来了。史汀生特别感到愤慨。虽然陈纳德“经喜马拉雅航线”得到了“几乎两倍于他所要求的武器装备”，但是他却没有能够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事实已证明“在整个中缅印战区取得唯一胜利”的史迪威却成了牺牲品。
人们等了很久，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答复于10月5日发出，复函对蒋介石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只满足了一半。马歇尔成功地制订出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将解除史迪威担任的蒋介石参谋长的职务以及负责租借法案援助的职务，但是仍然担任在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司令的职务。复函通知蒋介石，美国不指派其他人担任中国军队的司令，因为中国的战局形势自原来提出建议以来已大大恶化了，美国政府“不应来承担责任”。这当然不会给蒋介石造成任何损失。复函措词也是严厉的，但是其中并没有蒋介石所害怕的东西——停止提供军需品。相反，蒋介石得到保证，要继续经过喜马拉雅航线提供物资，因为那对“你的政府的稳定极为重要”。美国也是注意保全面子的。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律师出身的史汀生“相当肯定”蒋介石不愿接受这个折衷方案——他过去也没有接受过折衷方案。蒋介石抓住主权问题做文章，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再次要求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只要我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我觉得毫无疑问我有权要求你们把我不再信任的军官召回。”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说明理由的长篇声明，想推卸他对中国军事形势的责任，把史迪威描绘成罪魁祸首。
蒋介石的眼睛把实际情况看反了，一切事物都被颠倒过来。他的声明就好象出自《透过镜子》中的红色女王之手似的。他刚刚采纳了史迪威制订的防守桂林的计划，现在却又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累赘的同义词宣布“我不仅对史迪威将军这个人没有信心，而且对他的军事判断力也没有信心。”缅甸战役是问题的根源。蒋介石指责说，缅甸战役不仅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消耗掉了中国大部分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后备军队”(闭口不提是谁训练和装备了这些后备部队)，“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空运吨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样就使得中国无力抗击日军的进攻。因此，史迪威将军对于华东的丢失负有“严重责任”。三年来蒋介石一直叫喊中国马上就要崩溃，现在他终于来了一个转变，不同意说中国局势“恶化到罗斯福总统认为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也未“预期会有任何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作战能力的灾难”——虽然美国的继续援助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委员长要求召回史迪威的理由由赫尔利于10月11日转告给罗斯福总统。赫尔利表示赞同委员长的理由，他的基本根据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根本互不相容”。这完全是实际情况，也很有道理。赫尔利接着奉劝罗斯福总统，“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可能会失掉蒋介石，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赫尔利在此事中的作用对于事情的结局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虽然与这件事有关的人似乎并不这么看。
史迪威立即抓住这种谬论，他电告马歇尔“这并不是在甩掉我或是失掉蒋介石从而可能失掉中国这两者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如果现在让蒋介石支配一切，就会使中国失掉潜在努力”的问题。史迪威又提出了最后一刻的折衷方案，他主张成立中美委员会。他想以这种折衷方案来照顾蒋介石的面子，同时使他本人居于能确保各项命令得到执行的地位。真令人难以置信，史迪威在现在为时已晚的时刻仍然在尽力而为。史迪威是个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10月14日，史迪威到桂林以南的柳州同张发奎、白崇禧等人磋商反攻计划。
10月6日至15日，马歇尔在法国；他回华盛顿以后立即去白宫，准备再次为史迪威力争，但是已经没有用了。罗斯福深信蒋介石决不能容忍史迪威，他下达了“直接和积极”的指示，立即把史迪威从中国调出来。不论罗斯福的指示是对是错，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就不可能作出其他决定。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别的办法——或者说在政府的最高一级寻求一个办法——来支持国民党，人们很久以来一致的见解是只有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因而美国的政策是据此来制订的，影响美国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国会倒退到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现在新的意见认为，虽然蒋介石依赖我们，但我们不一定依赖他；正如戴维斯有一次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没有必要无限期地保证支持一个政治上已破产的政权。”但是象美国这样一个曾经是勇敢无畏的年轻共和国现在都变成了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倾向于支持另一个甚至已破产的当权者。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难办和有风险的。在中国，就会导致同共产党人打交道，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生气勃勃组织得很好的集体，足以构成一种现实的挑战力量。美国要转而支持延安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办法是努力使国共两党合作，美国的政策已经在积极促成这种合作。
“斧头砍下来了。”史迪威于10月19日得到了要召他回国的消息，马歇尔给他发来电报预先告诉了他。罗斯福总统随即作了正式答复，他通知蒋介石，他已发布指示“立即把史迪威将军从中缅印战区召回。”罗斯福的这份答复是所有信件中用词最冷淡的，复信提醒蒋介石注意，发动缅甸战役的决定不是史迪威作出的，而是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的，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批准的，由于要支援中国，就必须发动这个战役。复信明白地要蒋介石注意这样一点：由于进行了缅甸战役，低空飞行线开辟成功了，于9月27日修通了到密支那的输油管道。由于召回史迪威必须随之作某些调整，罗斯福的答复宣布解散中缅印战区，把它划分为两个战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萨尔坦将军接替史迪威在缅印战区的职务，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 [ 注：史迪威担任的东南亚部队副司令的职务由惠勒将军接任。 ] ①罗斯福表示希望拉姆加尔部队的训练活动继续下去，“否则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将必然迅速衰退。”罗斯福还希望Y部队继续在缅甸作战。
这场指挥危机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了。在霍普金斯透露消息问题上、或是在赫尔利作用问题上、或是在史迪威转交信件的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抓住关键；这些问题并不是起因，而是方法问题。由于中国依赖美国和缺乏主动精神，美国就设想可以把美国人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中国，这次召回史迪威正是这个设想的必然结果。对此马歇尔有责任，因为他首先主张这么干，罗斯福也有责任，因为他授权这么干，史迪威本人也有责任，因为他赞同这个主意并促其实现。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讲，表面上看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势不两立，根本上说，是两种目标水火不相容。
史迪威接到回国的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史迪威匆匆离去以及秘而不宣都是马歇尔将军的命令中提出的要求，因为马歇尔担心史迪威心直口快，急于要在宣布这一消息和报界大肆报道他之前就把他从中国战区召回华盛顿。当时正值美国总统竞选运动达到双方互相诋毁的白热程度，马歇尔希望避免出现史迪威大发一通脾气的情况，那样可能就难于再任命史迪威担任重要职务了。
史迪威很想说明他这一方的情况，他的这种苦恼在日记中有所表露：“是否要就解除我的职务的事发表一项声明？”“是否允许我发表声明？”他召见白修德和阿特金森两人，秘密地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把情况作为历史事实记载下来。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个消息足以最终引起极大的愤怒，但是要从重庆发出上述消息是办不到的。原定一个月内离开中国的阿特金森决定立即回国，迫使报界发表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这个行动很快就引起了强烈的爆炸性反应。
史迪威这时还命令谢伟思返回华盛顿力陈同共产党人建立关系的理由，谢伟思在延安提出的报告已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陈述，他这次回华盛顿引起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包瑞德上校前不久曾写信给史迪威，“共产党人愿意同日军打仗，他们的军队有战斗力……。他们愿意在你的指挥下打仗。”虽然现在要成为局外人了，但是史迪威时刻想到的仍然是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四个师的军队，他认为必须安排使共产党军队采取某些军事行动打击日军。毫无疑问，史迪威也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友善的态度感到鼓舞。在要派谢伟思回国问题上，史迪威征得了谢伟思的上司高思大使的同意，高思长久以来就对史迪威司令部挖走他最得力的人员感到不满。高思完全了解史迪威的动机，因此他向国务院解释说，“我们的一些军官，很可能包括史迪威本人都赞成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就是派遣谢伟思回华盛顿的原因。谢伟思这次返回华盛顿的使命导致了后来对于在美国驻华外事机构中供职的军官们的悲剧性和毁灭性打击。
史迪威在临行前的几小时里写了一些告别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陈纳德的非常好的信，信中对陈纳德所取得的成就引以自豪，承认陈纳德受到中国人的钦佩。另一封信是写给延安的朱德，史迪威在信中对于他无法“同你及你”在与日军作战中“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非常失望”。唯一收到史迪威一封并非正式告别信的英国人是奥金莱克将军，史迪威在信中说，他把奥金莱克“作为朋友”加以怀念，他希望奥金莱克也能如此对待自己。史迪威临别时还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孙夫人流了泪，希望她自己能有机会去美国把事实真相告诉罗斯福总统。史迪威还同高思正式道别，并得悉高思不久也要离任回国。高思被所有特别使节撇在一边(其中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对他是最后的致命打击)，蒋介石也对高思不理不睬，因为高思没有什么影响力，高思自己也知道白宫不会听取他的意见，加之已对毫无希望的任务感到厌倦，所以，他拿定主意在罗斯福总统本届任期结束时辞职。
还有一个最后的告别仪式。蒋介石派人给史迪威授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外国人能够得到的中国最高一级奖赏。史迪威拒绝接受勋章是意料之中的事 [ 注：中国政府最初于1944年3月建议给史迪威授青天白日勋章。史迪威告诉陆军部，为了保持他完全的行动自由，他既不想接受中国的勋章，也不愿接受英国的勋章，如果无法“平安无事地”做到这一点，他就以陆军部关于禁止掌管租借法案物资的人员接受外国勋章的规定来打掩护。陆军部以此为理由代表史迪威最后拒绝了青天白日勋章。 ] ，但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出席茶会的邀请。蒋介石显得很和蔼，宋子文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对所发生的这一切表示非常惋惜，说这只是由于性格不同造成的，希望史迪威继续做中国的友人。他请史迪威对中国的局势，尤其对柳州的局势提出批评和意见，当他知道史迪威已经亲自去过柳州时感到非常惊讶。史迪威的讲话非常简短。他要求蒋介石记住的只是他的动机是为中国好，他说了一句“最后胜利”，随即就起身告辞了。
10月21日，凉风习习，云层密布，天空灰暗，史迪威登上了他的飞机。陪同人员有伯金将军，伯金一再坚持，如果要他的上司走，他坚决不留下来。陪同人员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利上校，他在中缅印战区呆过两年，同伯金有同样的心情。赫尔利本人也显得不悦。他向史迪威承认这件事是他“弄糟的”，史迪威倾向于同意他这个说法。史迪威认为，自己除了是“蒋介石逐出的”以外，也是“被赫尔利弄出中国的”。由于史迪威奉召回国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两人到机场为史迪威送行。阿特金森随机离开中国。在最后时刻，何应钦乘车赶到机场，何应钦从车中钻出来，举手向史迪威行礼，史迪威回了礼，然后环顾四周问道，“我们还在等什么？”随即飞机就起动了。史迪威途中只有三天时间可在昆明、在Y部队总部所在地包山、在密支那、在拉姆加尔等地停留，私下同他的老同事们话别。没有让史迪威向在他指挥下打回缅甸的部队、筑路工人以及空军人员正式发表告别讲话，“这使我感到伤心”。史迪威于10月24日抵达德里，两天以后，即在为最难以实现美国的作战目标作了两年又八个月的不懈努力以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对他的使命最后记载是：“离别啦——这是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日。”
曾经同史迪威一起作战的美国人和许多中国人觉得，召回史迪威将军是一次清算，是一次巨大努力已经完结的明白信号。对召回史迪威的消息感到兴高采烈的第十四航空队人员当然不这样看。的确已经作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觉得的那样，这次努力是白费了。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曾经给这次努力以鼓励和指导的人现在已经离去，而且临走时既没有举行礼仪也没有受到表彰，那么留下来也完全是无益的。多恩从萨尔温江前线写给伯金的信概括地表达了这种情绪。多恩在信中解释说，他无法离开前线，因为他觉得在战役胜负未定的时候丢下他指挥的中国和美国军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写道，“越是想到这一点，我越是觉得前途没有希望。过去一切事情总指望‘将来’，现在却没有什么‘将来’可言……过去我一直相信，就是在通常的混乱时期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取得一些成就，现在我却不相信了……”
在华盛顿，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最后一个星期，华盛顿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史迪威的归来。史汀生写道，“我预见到会有很多的麻烦，史迪威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美国人民中间很孚众望。”用罗斯福的话来说，这次的总统竞选是“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在这个时候把一位深孚众望的英雄召回国会使人提出搞诡计的指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吹起了冷战前夕的凉风，他在最后时刻的演说中声称，共产党人取得了对新政的控制权。尽管罗斯福总统的一帮人毫不怀疑总统能击败杜威，但是报界却预计两人的票数将不相上下，而罗斯福是希望他能尽量取得选民的强有力支持的。史迪威召回国的消息迄今未宣布，并且采取了特别预防措施，使报界无法找到史迪威。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早已把史迪威召回的报道写好，他在史迪威动身之前离开了德里。在开罗机场，一位宪兵要求旅客把公文包打开，对其中一切文件和东西进行检查，阿特金森的那篇报道幸好放在衣服口袋里。阿特金森把稿子带到突尼斯，在那里他把稿子交给了在旅行方面有更大优先权的谢伟思，要谢伟思直接把稿子交到《纽约时报》，他自己则尽量乘下一趟班机。谢伟思安然把稿子交到《纽约时报》，但是由于战争时期的新闻检查制度，这篇报道没有获准发表。《纽约时报》力争发表这条消息，斗争了三天，与此同时，阿特金森到达美国，这就躲过了消息来源的问题。这个争执提交给罗斯福，罗斯福决定，由于其中讲的事实有足够的根据，《纽约时报》有权发表。在史迪威回到美国之前，《纽约时报》于10月31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则消息。
这篇报道说，史迪威将军被从中国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并使美国对于“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府至少必须给予消极的支持。这篇报道说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这篇报道还嘲笑指派另一位美国人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决定，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堪称我们好盟的中国人民。”消息称史迪威是自“中国的”戈登之后在中国最能干的战场指挥官，他“个人无法会对蒋介石采取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但即使他不是这样，也没有任何外交天才能克服蒋介石的“根本不愿意”冒风险把他的军队派去同日军打仗的这种态度。
阿特金森的这篇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高思大使的辞职(这个消息传到了报界，似乎高思的辞职同召回史迪威有关系)使得事情更加轰动一时。所有在中缅印战区采访或者以前曾经在这个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写了他们多年未获准发表的报道。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评论、电台评论员评论构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约瑟夫·C．哈希所谓的“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把中国的丑事抖搂出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在重庆和缅甸呆过很长时间的美联社记者索伯恩·瓦恩特，为什么一直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美国公众，这也是人们必然要问的问题。他说，这是因为华盛顿一直希望能整顿好中国乱七八糟的局面，但是史迪威奉召回国就证明美国是做不到的。蒋介石的热情崇拜者周以德博士却说，任何有自尊感的国家元首都不会接受别人要他办的事。“史迪威没有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就不该采取的立场后退。”
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的罗斯福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和蔼。罗斯福总统说，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只是个性冲突，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发生过“一些争吵——啊，老早的事了——前些日子终于解决了”。他们两人的争吵没有涉及政治，甚至连中国政治都没有涉及；罗斯福在回答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吵不涉及战略，不涉及政策，不涉及租借法案援助，不涉及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吨位，也不涉及赫尔利和纳尔逊，也不涉及高思的辞职，同“所谓的共产党人”也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个性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点明了有关史迪威和高思两人个性的问题。“不可想象，美国派出比较老练圆通的代表(即使史迪威和高思两人都不够老练圆通)，就能消除阻碍中国作战的那种混乱和腐败现象。”
在报界的一片吵嚷声中，史迪威于11月2日星期四，即在大选开始的前五天抵达美国沿海棕榈滩，第二天就被偷偷摸摸地接到华盛顿，对他采取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好象他是刚刚从敌人那里叛逃过来的鲁道夫·赫斯 [ 译注：鲁道夫·赫斯，全名Walther Richard Rudolf Hess，德国政客。1894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1921年加入希特勒的政治组织，曾任希特勒的秘书和卫士。1939年升为第三帝国的第三号人物。1941年单独驾飞机逃到瑞士，1946年以战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 。史迪威战争期间在中国的使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和感谢，他在国内受到的对待也大致相同。史汀生曾经称史迪威担当了“整个战争期间分配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任务”，但是现在对他的欢迎同他担当的困难任务相比很不相称。史迪威是他的上司们感到为难的人物；他确是使他们为难的人物，他一来到他们就得退避。为了转移对史迪威的注意力，白宫和陆军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他露面。大概是怕引起报界的注意，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前去迎接史迪威。事实上，史汀生知道史迪威飞机到达的时间，但是却在史迪威的飞机到达机场以前半小时，乘飞机离开这个机场去家乡度周末。史迪威在机场受到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上校的迎接。麦卡锡上校得到的指示是把史迪威接下飞机，悄悄地把他带出机场，不要让人看到他。史迪威被护送到马歇尔住宅对面的梅耶堡宾馆里，他在宾馆中受到汉迪将军和陆军新闻局长瑟尔斯将军的迎接，两人告诫史迪威不要发表讲话。
夜幕降临后，马歇尔来看史迪威。马歇尔当时觉得对史迪威的最好酬答是让他任负责国内军训工作的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并且答应以后在欧洲或太平洋地区给他某个新职位。史迪威承认，“确实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当时已是四星上将的史迪威要求让他带一个师；马歇尔笑着对他说，先休息一个月再说。史迪威很清楚，他们是想先把他打发开，让他不讲话，等到大选以后再安排他的工作。
这就是史迪威回国后的情况。当初担心史迪威可能发表议论看来是过分了。史迪威愿意遵从不发表议论的命令，尤其是随着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刻，史迪威不希望被闲置在一边。但是史迪威一贯不怕得罪人，这个脾气可能影响了马歇尔。甚至从在本宁堡步校时起，马歇尔就不得不多方保护史迪威，竭力防止他由于这种性格而遭到不幸。在宪兵陪同下，史迪威从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乡，沿途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对公众则采取保密措施，他到家以后仍然保持缄默。史迪威每到一处，都有一群手拿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跟着他，准备记下他要讲的任何话。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有必要讲话，他打电报问瑟尔斯将军，不让他发表讲话的禁令何时解除。史迪威得到的答复是官场遁词：“你说得越少，你的地位就超强有力。”不让他发表议论的借口是不再成立了(如果说还曾经成立的话)，但是谁也不希望史迪威象以前那样坦率陈词，说明这次所发生的事对于美国的努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就个人来说，史迪威是能感到宽慰的——虽然宽慰的时间从来不长久——他在卡梅尔的家中非常愉快，同他心爱的家属团聚在一起，牵着爱犬自由自在地沿海滩散步。中缅印战区传来了他曾经只得丢弃的对他的赞扬。第一个拿下密支那的中国第五十师师长潘将军写信给史迪威说，“我们都觉得是损失”。筑路指挥皮克将军写道，“以前也有司令官离开我的时候，但我从来没有象你离开时那样惋惜，感到那样大的损失。”战区宪兵司令哈里·库珀上校要求派他同史迪威一起工作，“无论你到哪里我都愿意去。”一些美国人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一个人，“是为了给乔大叔争光”，而中国人在他们的信中说，他们觉得史迪威做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中缅印战区简报》在一首题为《致敬》的短诗中表达了对史迪威的怀念之情。这首诗在预测未来的艰难时刻写道：
……一个敏捷的
矮小的身影出现在利多公路上
斜戴着军帽——
坐着吉普车呼喊着向孟拱疾驶
……我们要说
“看见没有，他没有真正离开。”
与史迪威一起打过仗的中国人对史迪威功绩的估计与蒋介石的估计大不一样。萨尔温江前线Y部队司令、“常胜将军”卫立煌回忆说，政府为了表彰他在反共战争中的胜利，把四个县的税金归他所有。卫立煌对多恩说，“象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政府一定至少会给他十个县的税金！”对史迪威的最好和最后评价是曾士奎将军的一封来信。他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就和史迪威一起工作过，他在来信中写道，“至少在有三年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办成了本来不可能办成的事。”
史迪威一贯认为，有关中国局势的欺骗宣传是他的死敌，每当他十分沮丧的时候，他就自问，“美国人民在得知事实真相时会怎样呢？”幸好，没有什么事。美国官方的政策依然顺着它已开辟的渠道前进。赫尔利当然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接替高思的职位，因为赫尔利那时在中国，因为他向往这个职位，也因为他是那个国家元首中意的人，虽然中国的职业军人认为蒋介石有一半是假象，“赫尔利就是”看不上他。另一位圆通和受欢迎的人物魏德迈填补了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位子。
在史迪威离开重庆那一天，美国海军在菲律宾的莱特湾同日本海军打了一仗，战争向中国的方向发展了，但是美国除了因陷入困境无可奈何只得支撑重庆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以外，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兴趣减退了。11月中旬，日军发动的两路攻势(一路从沿海向内地进攻，一路穿过广西南进)在柳州汇合。柳州在桂林陷落几天之后就被日军占领。其后不久，日军的攻势在贵州的冰封的山路上因严寒和战线拉得过长而停下来。自4月份以来，国民党政府丢了八个省，损失了五十万军队，丢掉了一亿人民，通往沿海的最后一个通道也丢失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信誉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蒋介石仍然掌权，深信美国会给他援助。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蒋介石当时的状况是，“你要他治国，他力量太弱，治理不了；但你若要推翻他，他却力量太强，推翻不了。”四年之后，一位给蒋介石撰写赞美性传记的作者转弯抹角地表示，许多大人物如果有头脑早一点离世，那他们就更伟大了，例如拿破仑在滑铁卢大战之前，威尔逊在凡尔赛之战以前，“蒋介石在史迪威将军召回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