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备战·第九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1939年9月重新回到军队任职时，美国军队加上预备役人员，总人数在世界各国武装部队中居第十九位，列在葡萄牙之后，比利时之前。按军人占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在世界上居第四十五位。军队现役人员十七万四千人，不到1920年国会法批准的和平时期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美军只有三个编制齐全的师，但兵员都不足百分之五十，所属部队分驻在不同地点，由于缺乏车辆，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师一级的训练。此外还有六个编制不全的师和两个骑兵师，但没有一个装甲师。没有军、集团军和统帅部直属部队编制。作为野战部队，美军的训练是不充分的，它的装备在1919年还算是现代化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由于缺乏经费，只能每隔四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仅进行五天的“非常有限的军事活动”。军队新任首脑马歇尔将军说，由于国会不断削减拨款，美军已经降为“三流国家的军队”，战备程度甚至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容许这种状况存在的一种理论是：军队是只用于保卫美国的最后的和未必可靠的手段，不管怎样，美国周围的海洋毕竟起着很好的保护作用。美国的军事政策未考虑再派遣远征军到北美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作战。在上次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后，举国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再这样干了”。马歇尔眼前的目标是使军队满员和在训练与装备方面做好应付现代战争的准备。西点军校之父西尔韦纳斯·塞耶将军训示说：“为了用好材料造就出优秀军人，必须任用能胜任的人来从事训练工作。要想把最优秀的人训练成精锐部队，得要三年的时间。”且不谈说服国会提供经费这个主要困难，光这项任务本身就够艰巨的了。
史迪威准将被委任指挥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第二师第三旅。在上任前，他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在假期中，他到西点军校作了关于中日战争的专题演讲。那次演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位骑兵军官问到马匹在中国战斗中的作用。史迪威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说：“如果你饿的话，你就会猛吃一气。”他随后前往华盛顿，一则是为了汇报中国的情况，二则是想顺便“找麦凯布论个输赢”，好出一口气。现在他的军阶比麦凯布高了。那是个令人得意的时刻：当这位新将军大步从走廊走过时，每个门口都有人探出头来看他。史迪威在同麦凯布谈话时故意敞着房门，好让别人听见他们说什么。不幸的是他没有把他们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作为将军，史迪威现在有资格用一名副官。这多少反而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副官同拐杖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摆阔气的浪费，史迪威对这种做法是十分恼火的。副官的差使是替人“开门和挂衣帽”，但是，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了志趣相投的弗兰克·多恩上尉。多恩在中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四年，是西点军校1923年的毕业生。他有“粉红色人物”的绰号，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而是因为他的肤色。多恩那年三十八岁，是位英俊、幽默的单身汉。他富有教养、多才多艺，有艺术家的天赋，天性高傲和好学。他作为一个伴侣会起激励作用。史迪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感到有些为难。他对多恩说：“我知道你对当副官是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对将军有什么看法。我是向你提出建议。我会是名新型将军，你也会成为新型副官。你现在不要答复我。好好想一想，然后给我拍份电报。”多恩接受了他的建议。
虽然晋升为将军消除了史迪威个人的不满，但是，他仍对美国的政策感到愤怒和不耐烦。他认为，看来华盛顿不了解远东局势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因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同其他所有办事认真的外事官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报告没有送到决策班子手里，甚至看都没人看过 [ 注：1936年曾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任参赞的威利·佩克写道：“(我们有时感到)我们寄到华盛顾的报告如石沉大海。”美国驻云南领事林沃尔特也发过同样的怨言：“特别是在象这样的偏远边境地区，大家的感觉是，写报告不过是为了消遣，报告收到后就会归档，谁也不会看其内容。” ] 。他认为，美国主要关注的对象将转向亚洲，美国在日本出兵前处在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中，因而忽视了一种从长远说比欧洲更重要的局势。他相信美日不久会爆发战争，认为由于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美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凡是刚从中国日占区回国的人，凡是目睹过日军逮捕、枪戳和故意侮辱外国人的人，都感到失望，不想再把日本危险的现实性告诉华盛顿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了。
史迪威向马歇尔诉说了自己的意见。马歇尔要他放心，说他写的报告全看过了，当局了解局势，尽管还远没有采取对策。马歇尔对他说：“乔，你现在的任务是到萨姆豪斯顿堡去，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史威迪于9月24日到达得克萨斯州。作为旅长，他是该师协助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的副指挥官。陆军为了提高速度和机动性，选择第二师进行试点，试行精减人员，改成三三制，即把原来的有两万两千人的四四制的师改成共有一万一千人，下辖三个团的三三制师。在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的刺激下，第二师和第三集团军的其他部队进入了紧张的冬季训练。他们风餐露宿，长途行军，常常是风雨无阻。在1月份举行的野外演习中，克鲁格将军命令史迪威指挥来犯的“敌”军。由于史迪威干劲十足，他在演习中经常担任这一角色。美军的训练宗旨是击退入侵军。据一位同事说，由于让史迪威率领“入侵军”，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没有一刻是不紧张的”。马歇尔1月份到该地视察，他亲眼看到，由于史迪威想出了主意和采取了惊人的行动和出人预料的战术，成规老套全被打乱了。照多恩的话说就是：“他想的是打赢一场战斗，而不仅仅是演习。”
虽然华盛顿的决策机构不打算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但是，陆军部制订了一项保护性动员计划，打算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动员五十万军队，而且打算最后要使军队兵力达到一百二十万人。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动员全国各行业为这样一支军队提供武器补给。罗斯福避而不谈这种必要性，生怕又激起公众指责他搞经济“独裁”。他也不愿要求国会满足马歇尔提出的拨款要求，怕激起国会的反对，因为当时他正极力说服国会同意修改中立法案。罗斯福认为，由于欧洲危机的温度日益升高，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取消禁运武器规定，以便及时援助盟国迅速打赢战争，避免使自己被拖进冲突。美国政府看得很清楚，美国的安全显然最终要仰赖于英国舰队，虽然孤立主义者们并不很明白这一点。英国是否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下去，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而中国则没有这么重要。
美国恪守中立，一心梦想尽可能避开东半球的争吵。后来，到了1939年9月，德军令人胆寒地出动五十六个师和一千四百架飞机，一举击垮了波兰，这使美国国会大为震惊。于是，国会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在11月份取消了禁运武器条例，虽然孤立主义分子们设法保留了现购自运条款。
美国人民的情绪比较乐于偏向远东，而不怎么偏向欧洲，这一则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二则是因为国内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孤立主义者又是抗日主义者。那些老式的大喊大叫的人物，如参议员博拉和海勒姆·约翰逊等人，一方面大吵大闹地反对打仗，另一方面又激烈地反对日本，而他们居然在国内没遇到任何留难。1939年7月，罗斯福轻而易举地使国会同意按规定提前半年通知日本打算中止现行的贸易条约，从而为可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这一姿态是对日本过份刁难美国特别是英国驻华人员的一种回敬，目的是表明美国不会撤出中国，是为了让日本收敛一点。
孤立主义派领导人范登堡参议员已经向国会提出一项要求废除贸易条约的提案，另两名参议员也提出议案，主张对日本实行某种形式的武器禁运(美国没有对远东运用中立法)。格鲁大使从东京回华盛顿述职时对国内的情绪感到吃惊，认为“要求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的压力将增大……国会有可能提出这种要求”。到1940年1月，新国会共收到五项要求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禁止同日本进行贸易的议案或提案，有待议决。这表明，自两年前“帕奈号”事件一发生勒德洛就匆匆忙忙地向国会提出提案以来，舆论有了很大变化。日军对中国城镇狂轰滥炸，特别是人们意识到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助长了日本的气焰，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兼行医的传教士周以德博士谈及他在山西行医时如何从中国伤员身上取出“这些东西”，生动地说明了事情间的联系。他的听众可以想象到日本人在用美国提供的烂汽车制造炸弹。虽然教会组织从整体来说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因为这样做就有可能引起战争，但是，许多传教士却积极鼓动实行禁运，主张“必要时派海军坚决支持”禁运。从公民投票的结果看，百分之七十的公众支持实行禁运。美国大使格鲁在东京发表了一次不寻常的公开演讲，他说：“美国人民”反对日本试图在亚洲建立“封闭的经济”，反对“轰炸、侮辱和以种种方式妨碍美国的权利”。他的这番话是对日本的再次警告。
在远东问题上，由于一些迫不得已的战略原因，罗斯福落在舆论后边了。由于陆军部和国务院强烈提出意见，他不敢实行禁运，唯恐促使靠从美国进口石油的日本向南扩张，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东南亚地区拥有日本所需要的资源：东印度群岛盛产石油，马来亚盛产橡胶，印度支那盛产大米。欧洲战争使东南亚出现力量真空，为日本提供了良机。日本军阀依仗帝国之威，力主出兵冒险。日本若那样干，就会促使除俄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对日宣战，因为那样会给西方国家在从香港到新加坡(包括菲律宾)甚至印度的所有地区的地位构成威胁。那意味着要爆发一场两大洋之战。但是，英国舰队无力应付这样一场大战，美国也还没做好准备。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爆发这种战争，无论如何也得推迟战争的爆发。
美国仍然不打算派军队到海外作战。弗兰克·诺克斯上校1940年4月3日在讲话中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会再派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到海外远征。”诺克斯并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关心国际事务的《芝加哥日报》的发行人。他虽然警告说盟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打胜并敦促加强美国海军力量，但是，他对“使举国参战、把数百万军队投入战场的庞大计划”不以为然“……认为那对我国的国防来说是不必要的”。六天之后，德军向挪威和丹麦发动进攻，“虚假战争”的平静时期就此结束了。
这时，美国军队已达到二十四万一千人，但其中只有五个师的编制适于作战，虽然装备不齐全。计划筹建的五十万应急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还连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一百二十万军队所需要的装备了。陆军部告诉总统，生产供更大数量的军队使用的装备得要整整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德军已经席卷低地国家 [ 译注：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 ] ，直指法国。罗斯福要求国会再拨给十亿美元国防经费，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这个惊人的数字比过去提出的任何数目都要高许多倍，使全国目瞪口呆。
5月10日，即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那一天，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开始举行历史上首次真正军一级的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是第三集团军的七万部队，指挥进犯的“红”军的史迪威在演习中一举成名，成了美国步兵作战部队指挥官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使他在获得第一颗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获得了第二颗星。由于即将决定是否将各师改成三三制和借机会看看第三集团军的闪电战术表演，陆军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到场观看了这场演习。演习计划的设想是：“红色”国家出动三万军队进攻美国，从得克萨斯州向东越过界河萨拜因河，进入路易斯安那，朝“蓝色”国家首都亚历山德里亚进逼。“蓝”方的四万军队(守方的兵力按规定比攻方多)驻扎在七百英里以外的本宁堡。担任“红”军的第六军(包括第二师)出乎预料地打破规则提前开始行动。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史迪威出的主意。这反映了他的理论：进攻制胜的办法就是“打乱计划好的东西”。
“红”方空军发起有力进攻，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从而击退“蓝”军，占据了几个关键据点，然后迅速朝前推进。史迪威擅长在夜间远距离调动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包围，然后从侧翼和后方予以打击。据报上刊登的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说，他的部队先“发动了堪称美军历史上最惊人的包围战”，然后朝纳齐托齐斯发起进攻。凌晨三点钟，史迪威的侦察车从萨拜因河起点出发，两辆一排地从桥上迅猛冲过，然后派遣爆破队将所有的桥梁和交叉路口统统炸毁，以使“蓝”军无法占领侧翼阵地。到天亮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一鼓作气地推进了七十英里，“这次进军犹如一场闹剧中的一连串危机事件……史迪威的进攻是其高潮时的闪电战。”夜幕降临后，部队的行踪消失在“战雾”中，到处都在问：“第二师在什么地方？”
随着战斗的扩大，史迪威继续表现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特点。早晨，他会出现在不该去的地方，即人们估计不到的地方。他占领了当时由乔纳森·韦恩赖特指挥的第一骑兵师的师部，而且很快又在巴丹使韦恩赖特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这使克鲁格将军感到恼怒。演习裁判们裁决这一行动是许可的。观看演习的人都感到印象深刻，因为史迪威在向前挺进，而且总的来说是打赢了，虽然大多数军官看来内心还想最后再较量一番。
正当美军在举行这场军事演习的时候，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潘策尔的部队打垮了荷兰和比利时。德军的进攻突出了路易斯安那演习中的许多缺陷。除侦察环节薄弱、部队之间缺少联络和“极其”缺乏炮火支援外，演习裁判长还指出“部队极不愿意离开卡车”，而卡车又极不愿意离开公路开到田野里去。卡车在公路上就象等着挨揍的死靶子一样，极易被打中，步兵坐住卡车上“完全无能为力”。史迪威也远未感到满意。他指出，“欧洲已经出现了有根本改革的进攻形式。侦察飞行、侦察车、俯冲式轰炸机、重型坦克、摩托化步兵、轰炸飞行和伞兵等等，配合使用，发动进攻，展开扇形攻势。设法使敌军后方瘫痪。我们注意这些方面了吗？没有。”
存在的困难是，许多军官同大多数公众一样，仍没有产生史迪威在中国抗战两年后所产生的那种急迫感。当德军挺进到法国北部，把盟军逼到英吉利海峡岸边的时候，一位美军师长竟然还象谈论明天的天气似地漫不经心地同人打赌说，如果法国陷落，大不列颠连六个星期都支持不住。
到6月中，法国的陷落已经成了可怕的现实。德军已经确实打进了巴黎。他们在六个星期里得到了他们在1914至1918年经过四年的大搏斗所没有得到的东西。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突然间显得软弱得惊人。英国决定从敦刻尔克撤退之举拯救了自己的军队，但所有的重型武器统统抛弃了。他们缺少步枪和弹药，飞机几乎损失殆尽，他们只能依靠英吉利海峡和温斯顿·丘吉尔了。丘吉尔当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要展开巷战……我们决不投降……”
法国的陷落使美国大为震惊，突然间似乎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再满有把握地以为美国不会遭到进攻了。总统私下承认，如果英国被打败，美国就会生活在“纳粹的枪口下”。军方的看法也不乐观。作战计划处处长乔治·斯特朗将军6月17日预言“盟军将在近期内被打败”。斯特朗是麦凯布主管军事情报处时期史迪威最讨厌的人物之一。在“虚假战争”时期，公众自在地设想盟军一定会胜利，他们现在截然相反，开始对美国虚弱的防务感到惊恐不安。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都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想使罗斯福所说的悲观论者们镇定下来，想对人们的担心情绪加以引导，以达到有益的目的。胡佛说：“没有必要惊慌失措。需要的是加速干。”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全国鼎沸，围绕防务计划展开了激烈辩论，陆军部拟定出计划，打算到1941年10月把陆军扩大到一百万人，一年后再扩大到二百万人。这项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能通过法案(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在和平时期实行不合美国人心意的、令人厌恶的义务兵役制。总统采取了一项惊人措施，即任命前部长，现己七十三岁高龄的史汀生和诺克斯上校分别担任他内阁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都是共和党人，都直言不讳地主张实行征兵制。同时，国会也急急忙忙地表决批准扩大陆军编制和增加海军舰只吨位，增拨了十五亿美元款项。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7月份，总统向国会提出一项“总体防御”计划，要求拨给近五十亿美元经费，以生产军需品，装备一百二十万陆军、一支力量同这支陆军相适应的空军和一支足以对付任何联合势力的两洋海军。国会愿意批准任何国防要求，唯独不同意用实行义务兵役制手段来增强国防。美国还不愿意领会这样一个含义：历史已再次要它到国外作战。全国整个夏季一直围绕着征兵问题激烈地辩论不休。
为了制止日本利用欧洲危机，美国决定让太平洋舰队留驻在夏威夷。太平洋舰队是4月份从旧金山开到夏威夷的。现在，制止日本已经成了美国仅次于本国战备工作的当务之急。这项任务本身包含着这样一个固有的、无法解决的难题：任何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扩张的行动都势必会促使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势必会激起本来打算制止的侵略行动。在以后的局势发展中，美国始终无法摆脱这个难题。
日本政府尚不愿卤莽行事，因此到目前为止一直顶住军方要求加入轴心国的压力。军国主义分子们认为，如果同耀武扬威的德意志帝国结成联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德国会使俄国继续保持中立，日本从而可以向南扩张，而在北方无后顾之忧。他们认为，德日联盟还可以制止美国积极支持中国，从而使日本能够最后结束“事变”。放肆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将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我们越能有效地约束美国，就越能尽快结束中日冲突。”日军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在上海国际租界进行挑衅和施加压力，袭击美国的财产，对长江上的另一艘美国炮艇进行“低空”轰炸，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证明民主国家软弱无力，从而打消政府对加入轴心国联盟的疑虑。
德军战胜法国对日本来说也是个转折点，它证明这好象的确是未来的趋势。日本开始同德国举行秘密谈判。日本外务省现在公开宣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是它同军国主义分子共同制订的，并同意“这些地区的联合”是民族定数的说法。日本想趁同盟国在欧洲陷于困境的机会，封锁中国从西方得到补给的最后一条通道，压中国达成和解。
三年过去了，日本人还没有办法结束这场“事变”。他们进一步向纵深推进，进行轰炸，推行恐怖政策，作出各种表示，收买通日分子，但始终没有获得成功。他们曾想用强行合作的办法控制中国，但是，只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实行军事占领。现在，在法国濒临崩溃的最后时刻，日本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法国关闭河内通往中国境内的铁路和同意让日本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个军事基地进行监视。同时，日本一面以战争相威胁，一面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要英国关闭香港边界和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并不通畅，而且管理不当，中国经由这条公路运进的补给不很多。但是，这条二十万男女劳工和童工用双手在崇山峻岭中开凿出来的公路现在是中国通往西方的最后一条通道。如果一个友好国家关闭这条公路，肯定会使中国对民主国家产生反感，而且会给那些主张同日本达成和解的人提供新的论据。
大英帝国和美国顶不住日本的这一要求。英国现在正在单独抵抗轴心国，它要求美国在它一旦拒绝日本的这一要求而同日本爆发战争时能同它采取联合行动。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美国已把武器库收刮一空，把武器全部运往英国应急了。美国目前的状况远不能参战，无论如何还不能投入战争，虽然日本袭击欧洲帝国的财产提供了宣战的理由。因此，它无法答应采取联合行动。英国向日本届屈服了，7月12日关闭了滇缅公路，虽然也提出了一项条件，说该公路关闭时间为三个月，以便让日本和中国进一步努力媾和。
确实有一股悲观的浪潮冲击着整个重庆，但还不足以使重庆接受同日本媾和的条件。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和反西方的主调投合许多中国人的心意，但是，由于发起者是日本人，结果还是遭到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民的拒绝。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没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因为日本的幕后操纵太明显了，而且，日军用武力“抚慰”农民的举动丝毫没有使大东亚共荣圈具有吸引力。
蒋介石没有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密使传递的建议。他行事时始终相信，西方列强投入对日战争势不可免，到那时他就能摆脱困境。而且，他是个从不改变主意的人，即使是在民主国家的事业看上去前景险恶的时候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此外，正如他的一位同胞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同日本来往，“他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在这以后，他向美国提出越来越多的紧急要求，要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同时向美国暗示：由于中国的斗志已降到完全丧失的边缘和可能无法继续坚持抗战，他可能不得不同日本妥协。中国毫不掩饰它对列强没有帮助中国和没有更积极地约束日本耿耿于怀。中国不断地要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飞机，要求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对日宣战，委员长也不断地向华盛顿提出其他劝告，这些听起来仿佛是在绝望地质问美国为什么还没认识到现在该是制止日本的时候了。史迪威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总统担心对日本实行禁运会促使日本象纷传的那样加入轴心国联盟，从而加剧英国的危机。但是，美国必须作出某种姿态鼓励中国，警告日本。7月26日，美国宣布有限地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和某几类航空燃料，但没敢禁运石油，生怕促使日本向东印度群岛推进。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实现了每个军官梦寐以求的目标——指挥一个师。他被任命为第七师及其基地的将级司令官。第七师的基地设在蒙特雷的奥德营，离他的家乡卡梅尔不远。该师是个新成立的三三制师，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训练。奥德营不久改名为奥德堡，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大批新兵——如果征兵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估计新兵10月份就能到来。士兵们都住在帐篷里，兵营、食堂、行政管理楼和一万五千名士兵的营房将在几周内建成。
史迪威每天忙碌十六个小时，他制订计划、监督、视察以及训练士兵、训练军官和教会军官训练士兵。他立即建立了一所学校，派托马斯·阿姆斯上校负责，专门训练从后备队和国民警卫队调来的连级军官。他对阿姆斯说：“从今天算起，准备在一周后开课”，每天上下午各上一节课，时间不长，讲授战术、示范和实习并讲解战场问题。史迪威每周抽出三、四天的时间观看学校的班排操练，常常亲自用进攻问题指导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他常常认真、耐心地解释五条野战命令和按固定顺序排列的原因，以便让大家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连一条也忘不掉。他常常喜欢从后面的一堆树丛里突然钻出来，当场提出批评。谁也摸不准他会从什么地方出现。他不断催促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工作。他给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但期望他们具有自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象自己那样工作。阿姆斯说：“如果你不卖力气干，你就呆不长。他铁面无情，丝毫不讲情面。”史迪威的领导作风是令人振奋的，因为他从不“死搬书本”。但是，他对军官们非常严厉。有些人对他很反感，但大多数军官赞赏他，有的甚至崇拜他。据第七师的一位上校说：“他具备的，你也得具备。”
国会9月份通过义务兵役制法案(规定年满21周岁到35周岁的男子必须服役，年满35周岁的人不需要到西半球以外地区服役，而且服役时间不超过一年)，在这之后，第七师补充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新兵。坦克、卡车、迫击炮、枪支、车辆、弹药……凡是军人需要的东西都不足。士兵们用木制步枪操练，把TNT炸药充作炮弹练习开炮。真正的作战训练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公众和士兵们都还没有认识到战争迫在眉睫这一事实。报界和家长们都反对让新兵经受艰苦锻炼。“十月越山”运动 [ 译注：“越山”是军队中的暗语，意思是开小差。“十月越山”的意思是等到10月份征兵满期，大家便可恢复自由。 ] 反映了这种情绪，影响了入伍一年的士兵。史迪威制订出计划，很快消除了这种情绪，他举行战斗演习和阅兵，以树立第七师的自豪感，而且，他常常亲自走在队列的最前头，以提高士气。在他的培训和战术指导下，他指挥的第七师在1941年的大演习中表现得最为出色。
史迪威把培训士兵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常随便地坐在士兵中间，同大家讨论战术问题，不时迅速地扭动着头(这是他特有的习惯动作)，嘴角掠过微笑。这位将军头戴一顶旧帽子，脚穿旅行靴，身穿伐木工人的厚运动衫，几乎同驻地周围的普通工人没什么区别。人们很快就称呼他“乔大叔”或“飞毛腿乔”，以称誉他走路的本领。他徒步走遍了奥德堡政府保留地的大大小小的山岗。从他的住宅到师部有十二英里，他常常徒步走一半路程。1940年9月，史迪威晋升为少将的消息公布后，多恩布置大炮在驻地排列成行以便鸣礼炮十三响，此外还组织了一支配有乐队的骑兵仪仗队，并召集了大批参谋准备向史迪威表示祝贺，结果闯了祸。史迪威从汽车里钻出来看到这种场面非常窘困，不禁大发雷霆，咆哮道：“这到底是哪个家伙搞的？”
他在向集合的部队讲话时，故意讲得很简短。他说：“猴子爬竿爬得越高，屁股暴露得越清楚”，因此他不主张在晋升的时候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这期间，史迪威在旧金山记者俱乐部发表非正式谈话时说：美国同日本开战是肯定无疑的；如果再发生“帕奈号”那样的事件，美国应该狠狠地打击他们；拖延下去只会使日本有机会选择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他说，如果让他率领装备齐全的中国军队并以两师美军作为先头部队，他能在半年内把日军赶出中国，因为日军虽然有战斗力，但缺乏想象力，作风死板，墨守成规，非正规的战术会使他们不知所措。
在中国亲眼目睹过日军作战情况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对日军的评价也都很低。法尔肯豪森和其他德国顾问经常到前线去，史迪威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日军战术的情况。他们常常对史迪威说，日军军官很容易辨认出来，因为他们总是举着望远镜了望，或观看地图，或佩着指挥刀。要是碰到神枪手，许多日本军官准会遭殃。卡尔森上尉1937年目睹上海战役后写道：日本的战争机器“显得象支三流军队”。他说日军缺乏主动性和智谋，训练机械死板，事事墨守成规，行不通时也不知道另外选择办法。由于依赖重型装备和飞机大炮支援，日军“行军不便，而且要花很多经费维持”。卡尔森在1938年进一步观察后报告说：“日军的攻击力差，运输系统不协调，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不好，武器质量低劣，炮火射向不准，指挥官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意味深长的是，他承认，“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过的许多错误，他们今后不会再重犯了”。
史迪威和卡尔森等人对日军抱有反感，他们的评价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就在中国的情况而言，他们的评价并非站不住脚，而且后来确实造成了不幸影响。这种评价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倾向，就是认为，由于日本人完全是模仿他人，因而没什么好怕的。美国首席武官本特利·莫特上校1937年说：“在兵器或军事发明方面，日本没多少长处可学。在战略战术方面可供学习的就更少了。”他自鸣得意地评价日本说，在这些方面，日本只不过是抄袭西方，而且“今后要继续仿效西方的进步”。不醒悟甚至会更难办。
1940年9月，即在史迪威晋升为少将的那个月里，日本加入了轴心国，用格鲁大使的话说是正式加入了“掠夺国”的行列。按史汀生部长的记录，在这之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认为美国“总有一天要被拖进战争”，因而更加相信必须向英国提供援助和设法援助中国。9月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两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不到两个月，即11月份又很快批准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此外，英美两国商定好11月中总统选举一结束就马上举行联合参谋长会议。
这时，也就是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一年多以前，美国作出了一项带动其他一切的根本决定。总统在同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将军举行的会议中商定了这样一种基本战略：一旦美国被拖进战争，它将主要是在欧洲战场作战，在太平洋地区则保持守势。这种“欧洲第一”的战略反映出美国认识到谁控制欧洲谁就控制全世界，而且相信永远会是如此。这种战略后来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打法，其中包括史迪威的作用，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依据美军在准备好之前不能采取进攻行动的谅解，英美两国1941年1月开始举行联合参谋长会议。4月间，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参谋长在新加坡就远东合作问题举行会谈。由于美国不能答应参加联合行动，会谈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结果。
英国一再询问如果日本进攻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美国人无法作出答复。美国同英国一样，也认为如果日本攻打某个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已在同德国作战的欧洲国家。马歇尔和斯塔克12月份同陆海军部长举行会议，“四人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战争就打不赢。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会促使美国参战。日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所说，日本海军断定，“除非摧毁夏威夷海域的美国舰队，否则我们就毫无打赢的希望”。因此，日本从那年冬天起就开始制订袭击珍珠港的行动计划了。
1940年10月，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一项新要求，这项要求后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要求向中国派遣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有五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美国飞行员作为中国空军驾驶这些飞机，同时还要提供一笔巨额贷款，以作为这个计划的经费。蒋介石是把这项要求作为燃眉之急提出来的，他还采取引诱的办法，许诺将来重重酬谢。他在谈到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上校的想法时说，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国飞机能把日本海军摧毁在其基地里，从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远程轰炸机能“把战争扩大到日本本土”，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能袭扰日本的海上航道，从而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使日军无法控制中国沿海地区和无法轰炸英国不久前刚刚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蒋介石说，中国的经济和士气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些飞机不赶快运来，等到日本开始轰炸滇缅公路和占领新加坡从而封锁海上航道之后再派飞机来，“那就迟了，到那时，中国的处境即使不是毫无希望，也会是危如累卵”。
蒋介石认为，虽然他一再坚持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但美国却把东西提供给了英国。他坚决认为，中国在英国还在推行姑息方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抗战，因此，美国在开始慷慨恩赐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中国。陈纳德做的是炸沉日本海军的美梦，而蒋介石希望的却是有一支空军及其全部作战物资以使他个人的地位得到加强。他向约翰逊大使承认，他对共产党人的担心大于对日本的担心，他说共产党人正在“利用”时局。
实际上，近几个月来，共产党人确实又开始采取行动打击侵略军。抗日战争既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自己和对付国民党的手段，也为他们提供了投合民众心意的途径。他们需要这场战争。由于怕法国沦陷引起失败主义情绪和怕蒋介石同日本达成一项肯定会包含剿共内容的解决办法，他们出动八路军，在河北和山西发动了“百团大战”，目的是使战争继续打下去。游击队的袭击活动促使日本发明了“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和抢光的政策，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报复行动，使一些省份变成一片焦土，平民遭到集体大屠杀。 [ 注：“三光政策”就是包围某个地区，摧毁那里的一切，使之变成无人区。根据日本的记载，日本曾在河北省某县“扫荡”两个月，屠杀了四千五百人，焚烧了一万五千座房屋，把一万七千人押解到满洲。 ]
同日本一样，蒋介石也不欢迎共产党恢复活动，而且很快就对共产党采取了行动。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呆在长江以南尤其感到不悦。1941年1月，他命令新四军撤回江北。在新四军北撤的途中，他向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使人回想起了他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政变。在这之后，统一战线完全变成了一种掩饰根本对立的门面。
陈纳德上校亲自回华盛顿同特使宋子文一起积极要求美国派遣一支空军部队赴华作战。宋子文的任务是敦请美国满足中国的要求。第一个主张向美国提出这种要求的陈纳德是根据自己的性情，自己选择当战斗机飞行员的，他热衷航空事业，透彻地研究了自己的科目，运用想象力和勇敢精神，创造出了新的飞行技术、飞行机动性和飞行能力。1940年他整五十岁。他初踏入生活征途是在得克萨斯州一所中学任教。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接受了军官训练，后调到步兵预备队服役，不久又调到信号部队航空兵服役。在那场战争期间，他从没有到过国外。1920年以后，他加入陆军航空兵。他在飞行学校和空军战术学校试验了自己创造的战术并向学员传授。他撰写了一本题为《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教科书。他向空军炫耀他自己的关于追击飞行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战斗机护航的必要性的理论。但是，由于空军采纳的是相反的杜赫特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付追击的自卫措施是连续轮番出动轰炸机)，陈纳德不受欢迎。他由于耳聋不能再飞行，而且他感到一个人在负有使命而别人又不听他的话的时候简直等于是遭受迫害，于是，他1936年便退役了。他的一些为中国开飞机的学生向中国推荐他，蒋介石次年急不可待地把他聘请到了中国。
陈纳德跟史迪威一样，也是个严厉无情、性格坚强和饱经风霜的人，他和史迪威个子差不多高，脸上有激战中落下的伤疤。陈纳德具有高深的专业技术，但有点狂妄自大。他在中国受到过高的待遇。他1937年同蒋介石夫人的会晤“就象是一场使他从此一蹶不振的遭遇战”。当她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轻盈地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完全给迷住了”。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对我来说，她将永远是个女王。”在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的时候，他曾对他的继母产生过类似的迷恋。后来，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另外任何一个如此值得我赞叹、尊敬和热爱的同伴”。陈纳德关心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空军力量。他经常驾驶着飞机去汉口、重庆和昆明，但他对大地上的河流、独轮车小道、垒着围墙的村庄、散布着坟头的农村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了解甚少。他同委员长的随从人员一道工作，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因而并不因背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和同这个专制政权搞在一起而感到不自在，即使他知道这一点。
尽管陈纳德和兰州的俄国人尽了努力，他还是未能从1937年起的短时期内为中国训练出一批在数量上和战斗力方面足以象英国皇家空军那样同敌人争夺天空的战斗机飞行员。他的重大贡献是派遣一批侦探潜入敌占区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防空预报系统。这个系统的工作很有成效，常常是在日军轰炸机刚在基地上发动、准备起飞的时候，中国总部就收到空袭的警报，从而使一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没有做到给敌人以还击。由于中国未准备在地面发动攻势(史迪威常常抱怨中国人脑子里想不到这一点)，陈纳德提出的美国派遣一支配有驾驶员的空军部队赴华作战的建议提供了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的神奇手段。空军力量是点金石，是可以使愿望变成现实的阿拉廷神灯 [ 译注：阿拉廷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阿拉廷神灯比喻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 ] 。按陈纳德的设想，这样就能使蒋介石奇迹般地找到一条捷径，不费气力就掌握到一支力量，他手里的作战物资会增多，同时可以掌握一柄打击日军的利剑。作为干这件事的阿拉廷，陈纳德成了深受赏识的宠儿。
宋子文带到华盛顿的清单上包括要美国派遣地勤人员，提供教练机、零件和地勤设备以及提供贷款，购买武器与飞机，互派军事代表团等各种各样的要求。中国要求的经济援助现在已经扩大到要英美两国共同提供二到三亿美元贷款。陈纳德制订的计划除了要求美国派遣B－17重型轰炸机轰沉日本的整个海军外，还以蒋介石的名义要求提供适当数量的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以组建一支空军，“支持我正在准备发动的旨在收复广州和汉口的反攻”。陈纳德的建议从一开始起就是想入非非。
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五百架飞机就“象是要五百颗星星”。摩根索在这段时期主管向美国的盟国提供资金和武器事宜。美国现在手头的飞机还不足以满足本国的最低需要。据陆军部9月份的调查报告说，各种物资都非常短缺，以致陆军最多只能让做好战斗准备的五万五千部队投入战场和维持作战，而且还得动用余下的教练装备。从目前的生产速度来看，只有到1942年4月份之后才有希望在满足英国需要的同时为本国扩大的陆海空军提供装备。即使这一目标也得靠提高生产率和延长劳动时间才能达到。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总统、摩根索、史汀生、赫尔和武装部队联席委员会，都赞成向中国提供飞机，这主要倒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使美国能够赢得时间武装自己。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日本至少在1942年4月以前不要向南扩张从而挑起冲突。陈纳德提出的用美国人员和物资冒充中国空军发动进攻的计划可能有这种效用。据信，如果空军飞机飞临日本海上航线上空，就能阻止日本向南发动决定性进攻。
战略目标是第一位的，但是，人们出于本能的同情和良心，也是愿意帮助中国的。亨培克写道，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陆军、海军和其他机构里，都有一批同情中国的人“提建议，立誓言，力陈自己的主张，又推又拉又敲打，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促使美国援助中国。正如史汀生部长后来有次所说的那样，“这些可怜的人已经艰苦地奋战了四年，我愿意把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全都给他们”。但罗斯福的心肠却很硬。在中美两国就提供飞机问题举行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一份电报，罗斯福问道：“他还愿意打仗吗？”当他得知这正是电报的主要内容时，他惊叫道：“好极啦！对此我已经谈论四年了！”中国崩溃的危险也引起了罗斯福的深刻关注。他对萨默·韦尔斯说：“我确实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自由中国国内的局势怕会恶化。”
但是，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17型轰炸机确实能轰炸日本的前景比战略和同情更具有吸引力。委员长提出建议，主张对日军进行空袭，他的理论根据是，让日本人民尝尝挨炸的滋味能促使他们“要求结束侵略”。他本人实际上可能也不相信这种荒诞的理论，他可能是认为它投合美国人的心意，实际上也确实是投合了美国人民的心意。这为人们要给敌手当头一棒的本能提供了理论根据，而美国的内阁成员们也是不可能没有这种本能的。由于在“帕奈号”被日军炸沉之后还必须文质彬彬地忍受日军的挑衅，人们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人肆意蹂躏中国，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的城市，而中国却不能对日本进行报复，这使美国人无法感到宽慰。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务卿赫尔对轰炸日本的计划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热情和气魄”。他周身的田纳西山区人的血液沸腾了。他对摩根索说：“亨利，我们要做的是搞到五百架飞机，让它们从阿留申群岛起飞，只要飞越日本上空一次……就会给他们一个教训……要是我们能设法让它们在东京丢几颗炸弹，那就好了……”。他的这番话使摩根索哑口无言。这位财政部长也给这项建议迷住了。他认为，“这样做能一下子改变远东的整个局势”。宋子文说服他相信了委员长的理论：“这样做会对日本人民产生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宋子文本人很积极。摩根索问轰炸日本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遭到报复轰炸的危险，他回答说：“他们反正已经在轰炸中国了……这样做能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回击。”甚至连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对这项建议也很热心。摩根索告诉洛西恩，他正设法向中国派遣一批四引擎的轰炸机和飞行员，“条件是必须用这批轰炸机轰炸东京和日本其他大城市”。洛西恩表示赞同，他说：“这样做能使局势全然改观。”
中美两国立即开始讨论实施这项计划的办法和方式，但是，在谨慎的史汀生那里却遇到了障碍。史汀生认为，这个建议“相当不周全”，与其说体现了美国的战略，不如说是体现了中国的战略。当这项计划正式提交给马歇尔将军时，马歇尔说，这项向中国派遣包括重型轰炸机在内的五百架飞机的整个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美国为中国搜罗飞机的办法是从原定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一百架P－40型战斗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在这些人以及总统和武装部队的支持下，陈纳德的计划的核心部分取得了进展。
宋子文和从美国政府聘用的一批伙伴筹组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负责为中国借用的空军部队采购物资和筹措资金。总统认为该公司是向一个被围困的民主国家提供帮助的手段，因此，他对该公司提供帮助并表示赞许。总统让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汤姆·科科伦开业当律师，宋子文马上聘请他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同白宫的联系人。在总统的建议下，该采购公司聘请政府的另一位律师、卸去联邦电力委员会职务的威廉·扬曼担任负责人。从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招募一百名飞行员的工作，由于答应给以优厚待遇而取得了进展——每月发给军饷七百五十美元，而且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还发给五百美元奖金。美国总统1941年4月颁布法令，允许飞行员离职去中国当雇佣兵。尽管官方予以支持，但是由于存在种种困难，由于工作拖拉和人员不足，这一工作还是进展缓慢。美国志愿团一直拖到1941年11月才到达缅甸开始实施陈纳德的严格训练计划，这已经为时太晚，对日军起不到威慑作用了，尽管从作战角度来说还不算晚。
美国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援助了。在这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成了一种投资，由于需要加以保护，美国又增加了援助，最后它成了一根将美国同国民党政府拴在一起的银索。最使人困扰的关系莫过于向穷朋友提供援助。
为了补偿耗用掉的援英贷款，罗斯福要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允许政府“向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的政府”租借武器和物资。这项计划提供了这样一种希望，就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因此，这项计划对孤立主义者们产生了吸引力。国会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而且第一次就提供了价值七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美国立即宣布中国有资格享受租借法案的待遇。从此，租借法案成了核心和基础，而且，从中国的观点来说，它成了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再也用不着乞求，现在向中国提供物资以满足中国需要已成了美国的义务。中国的胃口变得大极了。他们不断要求得到军队所需用的一切，如步枪、榴弹炮、迫击炮、机枪、野战炮、反坦克炮、坦克、弹药、车辆以及购买这些东西的贷款等等。于是，出现了史迪威同冯玉祥打交道时所遇到的类似问题：他们要的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不符合实际需要。如他们要十三吨重的坦克，而中国的桥梁根本经不住。他们提出的清单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根本无法使用的武器。
通过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用租借的办法做的生意比其他大多数军火采购活动都更有油水。参加该公司的美国人大发横财，宋子文也更富了。宋子文过去在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时就已经弄到了大量财富。他同他的妹夫孔祥熙勾心斗角，争相取得蒋介石的宠爱，他时而得宠，时而失宠。孔祥熙由于得到了联合起来的宋霭龄和宋美龄的支持，现在夺得了财政部长的美差。宋子文虽然暂时失宠，但他从没有失去权势。他有爱国热忱，同样也精通生意经和具有政治敏感，他为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组织了一帮人马，他们都很有能力，而且有熟人和门路，特别是能接近哈里·霍普金斯和主管援华租借物资事务的官员劳克林·柯里。
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军事上实现自立”，依据的设想是，如果美国提供武器和装备并派顾问帮助改编和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住日军，从而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这个目标本身也包含着不切实际的成份，宋子文提出一项计划，要求美国帮助中国武装三十个师(中国共约有三百个师)，一切装备全部由美国提供。一旦委员长和全国军事委员会商定好选择哪些师，一旦美国提供大炮和其他武器并派军官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被选中的三十个师就会成为特种攻击师。由于师和更高的部队都是司令官的财产，由于中国政治的整个结构取决于掌握兵权的人之间的关系和取决于委员长能否在他们之间保持复杂的平衡，选择问题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棘手而且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为了组织和监督整个租借工作，为了实施装备三十个师和组织美国志愿团的计划，美国任命了一个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是约翰·马格鲁德将军。马格鲁德曾是史迪威的前任驻华武官，后来又曾接替史迪威再次担任驻华武官。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过去在中国担任过语言教官。一旦发生战争，该军事代表团还将起联络处作用，沟通两国间的战略计划和协调合作，一般说来，它还有提高中国政府斗志的任务。
这项计划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其宗旨是为了能使中国拖住日军。后来虽然情况和局势变化不定，但这始终是美国援助中国的目的，而且始终保留着一开始就有的缺陷：美国的目标同中国的目标不一致。中国的主要意图不是积极地拖住日军，让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而不去从背后骚扰美国。国民党政府想从美国得到资金和武器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重庆同只有外敌的英国不一样，它可能始终觉得内敌正迅速地从背后逼近自己。地道的贪得无厌也是个因素。拥有武器即使不用，也会使人感到有力量，使人心里感到踏实。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1941年10月到中国工作，他们很快对这一点就看得一清二楚。该代表团的炮兵专家乔治·斯利奈伊上校到一些地方视察后证实了史迪威任武官期间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这就是“中国军队现在还无意”打进攻战。他们要求提供作战物资并不是“为了推进抗日战争，而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等别国把日军赶出中国后“能万无一失地对付叛乱活动”。他发现，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打得日军不能前进和取得许多辉煌胜利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美国政策的核心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中国有力量打击日本人，但它是以上述错觉为依据的，尽管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告诫。佛蒙特州参议员奥斯汀发表讲话，敦促美国加倍努力向中国运送武器，说这是打击轴心国的最快手段。驻重庆海军武官舒伊尔海军上校读了他的讲话后很有感触，他写道：知名人士最近发表的这类讲话表明，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可能成为打垮日军的一个积极的军事因素。他警告说：“如果制订最高战略的人也当真抱有这种想法，那将会犯致命的错误。”
但是，这种错觉一旦牢固地形成，再加上中国的朋友和宣传家们的鼓吹，就很难消除。报界也在帮助促进这种错觉，它们在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时往往倾向于刊登一些自己认为公众想听的内容，有位自由撰稿记者想说明关闭通往河内的铁路给中国造成多大损害，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她多次撰写报道，指出不论修筑滇缅公路的人工多么浩大惊人，失去那条铁路仍然是极其严重的。但是，她的报道经过编辑的处理，却变成了对滇缅公路的颂扬。
运输专家、出租汽车公司老板丹尼尔·阿恩斯坦的报告打消了某些错觉。总统全权代表哈里·霍普金斯派阿恩斯坦去调查为什么“滇缅公路连他妈的一件东西也运不了”。根据租借法运去的物资堆积在仰光的码头和同滇缅公路相接的铁路终点站腊戍。按目前的运输速度，把积压的物资全部运走得要八个月的时间。阿恩斯坦发现管理人员腐败无能，工作效率极低，简直造成了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局面。他认为，除非是从政府手里接过管理权，让一些有能力并“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的人来管理，否则，这种局面是无法改善的。
滇缅公路从昆明通往腊戍，路面宽九英尺，全长七百一十五公里，是一条单行公路。公路的情况骇人听闻。在中国境内的起点站昆明，卡车司机得办理八道海关手续才获准通行，有时光是办理这些手续就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此外，公路上还设有十来个检查站，省里的官员对卡车收税后才放行。在中缅边界的畹町，有二百五十辆卡车等着办理海关手续，有的要等上二十四小时，有的甚至要等上两周。有几百辆卡车因汽油耗尽而躺在公路上，司机们显然不懂如何上润滑油，要么就是润滑油太贵。黑市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卖偷来的汽车零件。有十五个官方机构、交通公司和管制机构在公路上活动，它们代表政府各部，并把敲榨到的钱交给这些部门。滇缅公路一个月的运输量为三万吨，但实际上只能勉勉强强地运输六千吨货物。
阿恩斯坦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明显措施，以便一次能让八千辆卡车运行。他的报告译成中文转呈给委员长并编入索引。这给阿恩斯坦带来了乐趣，中国很快就邀请他及他的两名助手接管公路的管理权，让他们把这条公路作为私人租借地，经过的卡车每辆可以收很高的通行费。阿恩斯坦谢绝了。中国又增设了一些委员会和管理局，重新分配了管理权。虽然最上层没多大改变，但是，由于美国根据租借法派去了一个由四十六名技工组成的技术组，公路的交通畅通了。技术组在公路沿线设立了车库和维修站，并向中国人传授润滑技术。
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军俄国，世界局势和整个战局一下子全被打乱了。同那个令人吃惊的怪物——纳粹和苏联1939年签订的条约——一样，这个新逆转也使一切都改观了。德国甘愿陷入两线作战境地，上次它就因陷入这种处境而战败的。俄国则同民主国家结成了联盟。现在的俄国是共产党取代了沙皇，但它仍然是个捣乱的国家。人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战略上的有利条件。相反，马歇尔、史汀生和陆军部的智囊们一致认为不可一世的德军估计“最少一个月、最多三个月”就能打垮俄国。在别的地方前景同样也很暗淡。德军粉碎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抵抗，德国“狼群”潜艇在大西洋袭击英国船舶，隆美尔在北非发动反攻。这种趋势促使日本最后作出致命决定，即南下夺取印度支那南部。7月24日，日本在同维希政权达成协议的合法借口下，获得了金兰湾和西贡的八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从而使它能出击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维希政权当时无力拒绝日本的要求。该协议的内容包括日本可以无限制地把军队开到那里去，美国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开去的军队将用于攻打暹罗。
现在到该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了，这是可采取的最后一种威慑手段。史汀生认为这样做能遏制日本而又不致挑起战争。他的论点是，日本不管怎么恶劣，毕竟还是有理智的，不会同美国开战，自取灭亡。7月26日，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理由是日本进兵印度支那说明日本想“奉行武力征服政策”，以后“还会占领别的领土”。美国的行动实际上等于是实行石油禁运。
同时，美国的战略又多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近五年来一直在菲律宾任职的麦克阿瑟将军7月份建改调足够的兵力去保卫和坚守迄今一直认为无法坚守的菲律宾。B－17型飞机改变了事态。“空中堡垒式”飞机可以从菲律宾的基地起飞，袭击在海上活动的日本舰队。为了争取时间装备基地和制造并运去足够的巨型轰炸机，现在的关键是尽可能推迟爆发冲突的时间。陆军和海军都极力主张拖延时间。国务卿赫尔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几个月前就开始谈判，商讨达成基本解决办法的条件，谈判一直在进行。用赫尔的话说，谈判与其说是真的想达成解决办法，不如说是一场“外交殿后战”。同以往一样，障碍还是中国问题。日本不接受不承认它对中国实行殖民控制的解决办法，而美国则不同意承认日本控制中国的解决办法，双方实际上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
随着10月份的临近和一年制兵役期即将届满，陆军将失去接受过一年训练的士兵和后备役军官。靠每年新训练出来的士兵建立一支有作战准备的部队是不可能的。虽然总统极不愿意考验一下国会的脾气，但马歇尔和史汀生还是坚持要延长兵役期。国会山再次爆发大辩论。马歇尔顶着“军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的指责，谨慎、策略但不屈不挠地施加压力，最后才连哄带劝地使国会以二百零三票比二百零二票的一票多数通过了提案。这个如此微弱的胜利说明，反对认为这场战争也是美国的事的力量非常强大。
1941年夏季，正当国会举行辩论的时候，陆军举行了全国性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共有来自四个集团军的五十余万部队，演习连续进行了四个月。最先开始举行演习的是史迪威的第七师所属的驻扎在西海岸的第四集团军。史迪威的第七师现在称为“加利福尼亚师”。史迪威跟往常一样，这次仍然担任敌军“红”军角色。在第三军的其他部队的支援下，第七师从洛杉矶的基地出发，向北推进，进攻担任“蓝”军的守卫旧金山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加利福尼亚战役”从5月底开始在赫尔斯特牧场区(位于蒙特里以南一百二十英里)的亨特利吉特驻军地区打响，到6月份才结束，共持续了五个星期。
史迪威打算派几个机械化营沿圣安东尼奥河谷发动闪电进攻，那样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突破“蓝”军防线，攻占其总部，打开通往旧金山的道路。史迪威在夜间突然开始行动，但是，就在这时，人数多一倍的“蓝”军对“红”军的两翼发动了进攻，击退了“红”军的攻势。尽管如此，随着演习的继续进行，史迪威还是证明自己不负盛名。他到前线各地视察，亲自弄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责，逐个检查炮位，每天晚上在地上睡三个小时，而且在走路时往往把参谋人员抛在后面。有位参谋抱怨说：“我的上帝，这位长官象个牧羊人似的到处转。”第七师斗志高昂，有的部队甚至丢掉了装着空弹壳的步枪，徒手肉搏。演习结束时，第三十二步兵团仍然精力充沛，为了第一个到达营地，他们竟临时决定进行十七英里的急行军。到最后八英里的时候，史迪威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军行列。
6月30日演习结束，“蓝”军获得胜利。但是，鉴于“红”军第七师的表现，史迪威晋升为第三军军长，史迪威的这次晋升是军队大改组的组成部分之一。马歇尔这次改组军队共涉及到了二十名将军，目的是使高级指挥系统恢复生气和让较年轻的将军代替年迈的将军。即将卸职的第三军军长沃尔特·威尔逊少将认为，史迪威现在是美国陆军四十七名少将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史迪威没有满足于这种荣誉。他在评判这场军事演习时说：“我们的军官们的那副不急不忙和过于自信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谁也不担心这意味着大家坐着不动。”他说，采取这种作风“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由于有长期的经验，到底是哪种情况，由你们自己去判断”。他命令军队再到野外去操练四天，以纠正不足之处。8月份，史迪威在华盛顿的刘易斯堡指挥第三军再次同第六军举行对抗演习，目的是考查指挥大部队的能力和高级指挥部解决演习裁判规定的战术问题的能力。参谋长和陆军部长都前往观看了这场演习。史迪威那次同史汀生相会，虽然史迪威没有记录下自己的看法。
现在政府不得不正视美国将无法逃避战争这一现实了，以马歇尔和海军上将斯塔克为首的联合委员会9月份正式提出意见，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目前的抗德联盟就无法取胜；如果美国不积极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和荷兰“大概抵挡不住日本对马来亚或东印度群岛的进攻”。因此，美国将同时既要对德国作战又要对日本作战，因而必须制订出相应的生产计划。该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先打垮德国，同时对日本保持强有力的防务安排的战略决策。对日防务安排的主要内容是向中国提供物质支持，以便“让中国军队对日本占领军发动进攻”。
这种战略方案得到英国的赞同，但中国则不同意。由于中国泄漏机密是出名的，它没有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谈，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罗斯福和丘吉尔8月份举行的大西洋高级会议，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恼火。蒋介石早就指望外国列强，结果却发现交战国——不论是英国、荷兰还是俄国——都没有把他当作盟友，没有邀请他参加英国、美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长会议，而且，正如他从对事情的感触所能意识到的那样，他在美国的战略中没有占据第一位。为了加强同华盛顿联系，蒋介石从美国实行租借法起就要求美国象以往那样派遣政治“顾问”。罗斯福至少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愿意对中国尽力而为的。他给蒋介石派去了一位非常受推崇的人物——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从1920年起曾以商人、记者、旅行家和学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国活动，著有几部关于蒙古、满洲和中国其他边远省份的书。海军将军亚内尔说他是美国的中国和满洲问题最高权威。从推崇者的观点看，派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国去是非常合适的，虽然从接受者的观点看并不如此，因为中国要求派一名顾问为的是向他请教美国事宜，而不是为了请教中国问题。拉铁摩尔在大西洋会议期间报告说，中国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很孤立，越来越担心自己在战争结束后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他呼吁美国同中国正式结盟，予以鼓励。但是，不论是拉铁摩尔还是其他任何人，谁都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难题，就是只有发挥同等的影响才能获得同等的地位。
拉铁摩尔的报告说明了中国的不满情绪，他的看法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注意到，英国和美国警告日本不得染指从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到暹罗甚至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但只字不提云南，而日本正大有进攻昆明之势。昆明一旦失守，滇缅公路就不能通行了。中国越来越怀疑西方国家为了争取时间，可能暗中鼓励日本“跟我们打一场小规模战争，因为我们经得起这一着”。他们认为，美国努力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状况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本身，而是为了使中国能同日本继续打下去，这样英美就可以避免同日本开战。“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为我们打了四年仗，现在该我们参战，开始为他们打仗了。”他们憎恨各方面同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签定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并根据这些条约和义务推断出美英在推行“欧洲第一”战略。他们认为这种战略对中国是不吉利的，认为它表明民主国家认为战争能在欧洲打赢，这会使中国在和谈桌上得不到席位，会使大英帝国恢复元气，从而能向外扩张，重建疆域。中国希望先在亚洲打赢战争，因为那样中国就能在盟国还在欧洲争取胜利的时候有时间加强自己参加和谈的地位。
这是1919年的老问题，也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世纪的老问题——这个中央王国在西方居于主宰地位的纪元里软弱无能。恼人的事实是，文化优越感没有变成力量，中国不知为什么总是没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拉铁摩尔的报告说，如果中国加强自信心，他们就会开始用自己的力量争取他们要在东方取得的胜利，就会摒弃现在坚持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游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种自信心。”政治和军事最高指挥部都不相信人民，他们担心的是自己失去对力量的垄断。他们建立政治机器是为了准备等日占区解放后把那些地方控击在自己手里。但是，拉铁摩尔预言，如果中国最后主要是靠大国的力量而不是靠自己在东方取得胜利，他们势必会处于不利地位。
蒋介石不是这样看的。他极力想说服别人，大喊大叫日本大有进攻昆明之势。他现在坚持认为昆明是通往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点，没有空军就守不住。美国志愿团的一百名飞行员和一批P－40型飞机这时刚刚飞抵缅甸境内的一个美国训练基地，还没作好战斗准备。蒋介石紧急要求“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空军提供支援，并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增调一批飞机。他的论点和要求得到马格鲁德将军的支持。蒋介石11月2日致电丘吉尔和罗斯福，大声疾呼地说：如果昆明失守，中国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中国军队的士气和民心就会“根本动摇，这场漫长的抗战就有可能第一次真的垮台”。
赫尔同野村的谈判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由预言危难进而向人们灌输一种担心：中国若崩溃，就会导致亚洲其他国家投降日本。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同日本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放宽对日禁运，就会使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完全被美国牺牲掉了”，结果会招致中国举国民心涣散，会招致“所有亚洲国家丧失信心，实际上会沉重打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仰，致使全世界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因此，中国的抗战如果垮台，那对全世界将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大灾难，我确实不知道未来的历史会如何记载这段插曲”。
这种可能性正是总统最担心不过的。尽管华盛顿从来没弄清应如何认真看待蒋介石的疯狂叫喊。接替约翰逊的高思大使认为“一定不能认为中国继续无限期抵抗下去是毫无问题的。”
对于日本政府的受折磨的顾问班子来说，11月份是要作出决定的最后时刻。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没有出现突破的任何希望，双方不可能就中国问题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日本甚至不可能同美国达成妥协性权宜方案。如果找不到新的石油来源，日本储存的石油最多只够用两年。德国已经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如果日本现在还不采取行动控制亚洲，未来时局的发展就会把它抛在后头。如果推迟到明年春天再行动，美国的准备就会比现在充分得多。10月5日，枢密院举行了五小时御前会议，一致同意一方面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一方面完成军事准备工作。如果到11月底谈判还毫无结果，就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日美双方不断地提出建议和反建议；美国尽力避免不可避免的局面，日本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有人向美国提出告诫，美国自己也破译了“神奇”密码电报 [ cdhyy注：通常译为“魔术”密码。 ] ，彻底了解了日本的意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1月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历史上预兆最明显的一场突然袭击一天天地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