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革命的来访者·第二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上海是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港口，也是这种口岸的缩影。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外国军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和一艘美国的——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停泊在上海港咖啡色的水面上。中国这座由外国企业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和商业首府大体上已经成了外国控制的租界。上海市处在中国的大动脉和亚洲最繁忙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中国的一半工业都集中在上海地区，一半贸易都是通过上海的码头进行的。史迪威在吴淞口第一次见到了黄包车，看到了江面上的舢板和行驶着的小帆船。进入上海市区以后，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大吃一惊”。大多数外国人抵达上海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本来下意识地预期能看一看东方的异国风光，而看到的却是一座西方式城市的高大旅馆、银行、宽阔的马路和公园。从旅馆的窗口眺望，史迪威认为上海很象美国的费城。在公共租界的马路上，他诧异地看到了从英属印度雇来当警察的裹着头巾、个子高大的锡克人。

　　  革命只是使史迪威增加了一点兴奋，而没有给他造成很大不便，因为这次革命也象大多数重大剧变一样，目击者不会十分注意，但在历史上是显著的。他到中国地界游览了一次，看到了飘扬着革命旗帜的叛乱势力募兵站。旗帜上的帝国黄龙已经换成了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色太阳。他同一些军人交谈时注意到他们背着中国造的毛瑟枪，看上去都是“品德很好的小伙子”。他看到贫民窟里躺满了象蚊蝇一样密密麻麻、衣衫褴褛的乞丐，那里堆满了垃圾，有肮脏得令人作呕的水沟，有一个苦力为了三十美分脚力钱扛着一大摞箱子从码头送往旅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在卖桔子瓣，一座寺院里有一批身穿白色丧服的哀悼者，“一些贵妇人站在门廊的灯光下，她们穿着华丽，配戴珠宝，但是每一张脸都显得呆板、没精打采。”他走进一家明代开设的茶馆，注意到通向茶馆的小桥是之字形的。中国人认为之字形可以避邪，因为鬼魂行走不能拐弯，到拐角处就会跌落水中。他又在别处看了各家各户供奉的佛和神位之后说，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主要目的“看来是为了吓跑不断企图伤人的魔鬼”。

　　 由于偶然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敏锐的观察，他抓住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况——惧怕给人带来灾祸的那些妖魔鬼怪。外国人被称为“洋鬼子”，有时加上“长鼻子”或“长毛”一类的形容词，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总是与魔鬼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本能一直是不让外国人玷污她。1898年以前，清王朝没有负责处理同别国关系的外交部，因为他们不希望也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关系。要求通商、传教或者建立联系的外国人一直与理藩院打交道。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它是中央王国(世界的中心)，它的皇帝是秉承天意的天子。中国人由于深信自己的道德准则优越，认为中国之所以把中国理想化，使之适应西方某个时代的理论。

　　 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当西方军舰和商人涌向中国海岸购买茶叶、丝绸和棉花时，他们发现对方毫无通商的热情。由于有优越感而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不希望叫做英国、法国、荷兰的这些原始岛屿的异国人不断进来消耗掉中央王国的财富，而带来交换的只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们长着丑陋的大鼻子，举止粗野，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紧袖管、瘦裤腿、紧领口、后面有尾巴前面却敞开着的礼服。这些都不是通情达理的人穿的服装。

　　 一个只有与世隔绝才自感安全的守旧社会感觉到了纠缠不休的西方构成的威胁。于是中华帝国政府采取了拒绝、回避、推迟、禁止等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洋人入境、定居或建立正式关系。躲在北京紫禁城异常幽静的“大内”的朝廷，对外国人前来敲中国大门的声音置若罔闻。前来要求签订通商条约的外国使节只有按照三跪九卯的礼仪晋见天子方可入境。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才到达北京的一批英国使节，由于不肯磕头结果空手回国。

　　 西方商人由于是用银子购买中国货的，所以没有完全被禁止。根据一套旨在防止他们的人闯进来而不是禁止他们的钱流入的规章，商人们被限制在距首都北京尽可能远的、最南部的广州港，并且只能同设在城外的“商馆”——包括住所、办公室和库房在内的设施——做生意。为了打消他们长期定居的念头，不允许他们带妻子来。为了不让他们学习中文，朝廷宣布给外国人当教师是违法的。

　　 即使有这么多的限制，贸易还是扩大了——货款是用致命的鸦片偿付的。欧洲和美国对茶叶和中国工艺品的需求使商人们大有发财的希望，可是用钱购货的单方面交易不能扩大和有利可图。在把印度和波斯出产的鸦片引进中国市场以前，外国人拿不出什么中国人愿意要的东西。随着中国人对鸦片需求的扩大，这种东西后来成了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许可的运货人和接踵而来的美国趸船贸易商运来的主要货物。从此商人发了财，贸易扩大了许多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开始依赖这方面的收入。

　　 中国人尽管嘴里说这种贸易是非法的，实际上也靠它发了财。交易人和经纪人拿到了佣钱，各级官员则苦心进行朝廷会视而不见的欺诈。他们包抄走私船，虚张声势地追捕一番，追赶那些趸船，但保持安全距离，打一阵炮，然后冠冕堂皇地向远在北京的皇帝报功。由于东方风气是重形式而不重实质，这种作法满足了中国人讲求面子的心理需要。迅速发展起来的鸦片贸易加剧了清朝政权日益严重的腐败。西方人不时也感到羞耻，但是他们算算贩卖鸦片的收益，也就逐渐心安理得了。对双方来说，这个大规模的假面舞会不是相互尊重的好做法。

　　 这种局面终于酿成了1839至42年和1856至60年的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决定了以后中国同西方交往的性质。由于海关收入受到了损失，吸毒在人民中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果，担心挡住外国人的封锁线行将瓦解，中华帝国政府决定必须结束鸦片贸易。而渴望推销棉花和其他制成品的英国人则强烈要求开放其他港口和用条约形式把贸易权肯定下来。从根本上说，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鸦片，而是中国人要限制交往，西方人则要扩大双方的交往。结果是西方占了上风。

　　 中国那些由于清朝政府漫不经心任其生了锈的老式海岸炮根本对付不了英国的快速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了，为以后的外国入侵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除了长久割让香港以外，还从广州到上海开放了后来称为通商口岸的五座沿海城镇。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可以携带妻子居住，可以建立领事馆，设立依据英国法律审判触犯英国法律的人的法庭，还可以按照百分之五的固定关税通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长矛作武器的中华帝国军队被英法两国远征军击败于北京城外，结果是承认和扩大了治外法权原则。外国人得到了出入十个新的通商口岸、在长江航行以及在全中国旅行的权利。他们甚至获得了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和居住的权利以及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拥有财产的权利。随着中国的最后屈服，贩卖鸦片就合法化了。美国和俄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也都参加了签订条约的谈判。在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美国始终跟在英国人后面；英国人在前面打开一道门，美国人就跟着进去，这样既没有参加侵略又得到了好处。

　　 中华帝国政府过去是靠着声威进行统治的，但是由于被野蛮入打败了，这种声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年代里，灾难激增。对农民的税收增加了，执政的官吏贪污腐化成风，权威下降了，权力分散了，土匪活动猖獗，国家主权的根基开始倒塌。1850年，一切腐朽现象和人民的不满终于发展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称为太平天国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十五年之久，在使两千万人付出了生命之后才结束。太平军依靠被压迫人民的力量，成功地在南京建立起一个与北京对峙的首都。“天意”已经不再授予不可信赖的王朝，朝代的交替看来已近在眼前。但是，外国人为了确保通过条约夺得的特权，支持了中国政府。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收复了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中国这次没有成功的“法国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

　　 从此以后，在中国靠着外国帮助维持下来的相当于“波旁皇族”的宫廷开始依赖入侵者。依赖的一个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岁入。在革命造成的混乱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替中国政府征收关税。由于他们工作效率高，渎职现象少，因而使北京从这个来源得到的收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双方通过协定把这种制度推广到所有的通商口岸，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永久性办法，由一名英国人担任监督，下属海关人员都换成了外国人。

　　 许多中国人开始形成一种想法，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想对付西方的威胁，必须在保持本国观念的同时用西方的技术武装自己。要么改良，要么灭亡。似乎西方的办法可以不顾各种联系地单独拿过来用于中国。这次“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引进了西方训练陆军和海军的教程，兴建了制造西方武器的兵工厂，不顾保守派的激烈抵制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学校，除了一成不变地学习中国教育之本的经书以外还增设了西洋课程。作为一个陆路运输基本上依赖手推车的国家的第一要素，他们主张兴修铁路，此外还主张架设电报线，开工厂，造机器，建立邮政系统，特别是革新学制。但是反动势力反对得很厉害，加上缺少一个象当时的日本明治天皇那样果断的倡导者，这个现代化计划没有发动机，不能产生动力。以思想狭隘又十分威严的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朝廷设法使改良派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慈禧主宰下的政府依靠的是一个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贵族集团和一支松松垮垮、办事效率很低的官吏队伍。变革的动力是外国人。铁路是外国资本和影响渗透的渠道。中国政府把修建铁路的权利出卖给争相得到这种权利的外国人。雇用的外国顾问越来越多；传教士的队伍也膨胀起来，他们的到来表明中国需要救助；外国棉花和其他产品输往中国，造成了手工业的衰颓。中国对外国的依赖愈大，中国人的不满情绪愈甚，最后酿成了“事件”。但是，每一次事件的结果都是无可奈何地又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丧失了主权，外国人又增加了治外法权，他们一脚又踢开了一个通商口岸的大门。外国人开发了中国的资源，但是却渐渐削弱了它利用这些资源的意志和能力。

　　 西方资本主义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了猖獗的地步。大清帝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毫无成效，结果于1885年被西方抢去了两个属国——法国夺去了东京和安南，英国夺去了北缅。同一年英国还取得了十个通商口岸。在这十年之内，另一帮野蛮人(中国人习惯地称为“倭奴”或“倭寇”的近邻)又夺去了第三个属国。1895年日本突然强大起来，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迫使它放弃了高丽(委婉的说法是让它“独立”)、福摩萨、佩斯卡多尔列岛 [ 译注：福摩萨、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我国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 ，付出一大笔赔款，最严重的损失是割让了大陆上的战略要地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满洲的门户和控制了经海路去华北的要道。

　　 对这一敌手的出现感到惊愕的欧洲列强，在想独占满洲的俄国的怂恿下，匆忙地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然后它们自己又赶忙分别从仍然因败北而胆战心惊的中国手里夺得了各种租借地、特许和特权。俄国赶走了日本，自己却取而代之，夺取了辽东半岛上的租界，在旅顺港为自己修建了海军基地，在大连修建了一个商港和铁路车站。英国夺取了旅顺口对面的山东半岛上的威海卫，在该市北部为自己修建了海军基地。德国在山东半岛上的黄海岸边的青岛市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和铁路车站，还获得了开矿权。在南方，英国夺得了香港对面大陆上的九龙市，法国在与印度支那相连的广州湾海岸上取得了一个海军基地，还获得了修建从印度支那通往华南的云南省的一条铁路的特许。

　　 接着，这几个国家为了向中国提供它对日赔款所需要的贷款而争吵起来。贷款是仅次于兴修铁路的最好的渗透方式。竞争助长了贪婪，于是列强坐下来划分“利益范围”了。它们都拿到了得到认可的开发资源优先权和将来万一瓜分中国时可以进一步并吞地盘的立足点。这时掠夺气势日盛，瓜分中国的议论日增，使垂涎三尺但又碍于原则的美国十分苦恼。

　　 南北战争之后刚刚繁荣起来的美国，在未侵占别国领土从而不受良心责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开拓中国的活动。1898年，这种既谋取利润又照顾原则的办法被海约翰奉为一种对外政策原则。称为门户开放(虽然不是他去开放)的这一原则听起来是厚道的、高尚的、是保护中国的，其真意却是要渗透之门一视同仁地向大家却开放。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渗透是商业与宗教双管齐下。为每户人家的油灯供应煤油的美孚油公司的代理商可能找到了较多愿意购买的顾客，但是对两国关系有更大影响的还是那些传教士。

　　 中国的辽阔国土引起了传教士们的兴趣。中国似乎是未来的理想之乡。其民众一旦皈衣，基督教，甚至讲英语的民族就有了主宰世界的希望。传教士们不顾中国人感到适宜的社会和伦理结构，硬是要他们改换成个人神圣和民主原则支配一切的社会和伦理结构，不论这些主张是否适合中国的生活方式。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苦恼的传教士们必然以为中国不能自理，他们的问题只有在外国帮助下才能解决。狂热的、无孔不入的美国传教士把“美国援助东方”看作自己的使命，把它变成了向国内教友大会作报告时的口头禅。他们由于都需要依赖国内的赞助者提供经济支持，就得能说服人们相信从事这项事业是值得的。美国各地的教友大会都听取了回国的传教士用幻灯片讲述的中国人民的长处和未来的基督教徒的巨大泉源。在公众的印象中是美国通过门户开放主张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再加上传教士的宣传，人们就觉得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从而自然感到有一种施恩义务。
1898年，中国一度出现了一线希望，它力图维新。被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一向轻视的这个邻国变成现代军事强国的事实使它大为震动，使维新派再次振作起来。在年青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他们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计划，其中包括发展运输和工业，兴办学堂和报纸，改革行政机构，还有一项最激烈的主张，即废除以书法和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旧的考试制度。光绪皇帝发出了圣旨。旧制度动摇了，中国为获得新生而奋斗了一百天。但是守旧派控制着最强大的武装部队。西太后发动了势不可挡的政变，逮捕了维新派领导人，处决了其中的六个人，把她的侄子囚禁在紫禁城内一个湖心宫殿里，她自己又登上了王位。这个周围是宦官的锦衣粉面暴君当政后，危机四伏的清王朝不数年终于灭亡了。

　　 由于屡遭挫折和侮辱，1899至1900年的大危机——义和拳叛乱爆发了。灭洋即使不是全部宗旨至少也是他们的口号。鼓动者是一批称为“义和拳(Harmonious Fists)”(外国记者将其译为“Boxers”) [ 译注：义和拳的两种英文译文。 ] 的秘密社团。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些迷信狂，认为中国的一切弊端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因而煽动民众热衷于屠杀，并自称有蔽弹之术。他们相当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纯亚美利加党党徒(Know－Nothings) [ 译注：1853年出现于美国的秘密团体，其正式名称为American Party。该党以剥夺所有外国人和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为目的。该党党员被称为Know－Nothings(直译为无知狂)，是因为他们宣称对该党的活动一无所知。 ] 。义和拳运动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叛乱，而是一场野蛮、残忍的滑稽剧。这个运动燃遍北方，其目的并不是反抗满族人，反而打着皇帝和清朝的旗号。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依赖政府支持的，因为政府既想借义和拳运动把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一只替罪羊头上，又把统统赶走外国人的最后梦想寄托在它身上。义和拳运动首先是在整个华北地区分散爆发的，屠杀了二百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屠杀了至少两万名“二鬼子”，也就是皈依的中国人。他们随后聚集到北京，包围了外国公使馆。积六十年仇恨而气得发抖的清朝廷，尽管意见不一，终于向西方列强宣战了。

　　 六个国家的派遣队组成的一支外国军队从沿海登陆杀向北京，去解救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营救部队为了对义和拳的袭击进行报复，一路上肆意烧杀掠夺，以示惩罚。一位目击者、老报人托马斯·米勒写道：“部队对沿途每座市镇、每个村庄和每幢农舍都先掠后焚。”他的结论是，外国派遣队经过的道路“将给世界未来的许多代人留下道义上的污点”。在北京，据美国公使说，外国军人和文职人员，从将军到列兵，从公使到随员，从主教到教士都曾“偷盗、抢劫、掠夺，普遍干下了玷污自己名誉的事情”。胜利者强加给中国的条件十分苛刻。十二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宣布中国犯有“践踏文明”罪和践踏国际法罪。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成了外国驻军控制的治外法权区。两年内不准中国从外国进口武器。从北京到海滨的要塞被拆除而授权外国军队维持通往北京的道路畅通。向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并以海关岁入作为保证金。中华帝国的四名官员被处决，一些人被革职或处以终身流放。

　　 外国企业不论多么可恨却把中国拖进了二十世纪，发展了它的经济，唤起了民众的政治觉悟，打破了它的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显然需要维新，想铲除满族压迫者的愿望日趋广泛。受过西方教育的二十八岁的基督教徒孙中山博士于1894年组织了第一个致力推翻清王朝的秘密社团“兴中会”。他出生于受西方影响时间最久的广州地区，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在香港学过西医。追随他的人是一部分维新派。当时维新运动正在以多种形式出现——大胆的学生剪去了象征着顺从满人的那条长辫子；文艺复兴正在冲破经书僵硬的模式。甚至清朝官吏(他们并非都是顽固分子)也开始动了起来，于1904年兴办了第一批本国的公立学校。1905年9月，帝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告示，废除了公元前一世纪就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这就拆去了中国的文化长城。清朝廷为了维持王权，愿意树立新的门面，答应五年以后制订宪法，还答应经过一个适当时期对人民进行教育之后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学校课程中采纳了西方学科，教会学校作为获得新学问的源泉而扩大了。进步的中国人象日本人一样为西方的做法所吸引，因为他们认为，对付西方挑战的办法就在其中。
日本在1904至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惊人胜利激励了“自强派”。日本的榜样看来是值得效仿的。希望得到适合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学生去东京留学了。美国在1904年制订的排华法案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美国人激烈反对靠进口廉价“苦力”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而制订的这个法案专门规定永远禁止雇用中国工人，而别的阶级例外。1905年，中国人的不满情绪爆发成为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蔓延到从北京到广州的二十五座城市，并且带有反清的革命情绪。这时敌人被结合在一起了；剥削者和外国人将在一场彻底解除对中国的一切束缚的大革命中都被抛却。然而抵制美货运动没有扩大到抵制西方思想；具有新思想的中国人仍然认为西方化是革新的必要手段。

　　 从美国和欧洲归来的留学生与那些身着绸缎长袍的清朝官吏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前者获得了工程学、农学或政治学的学位，穿西服戴眼镜，表情庄重，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后者头戴瓜皮帽，上面有表示官级的帽顶，留着长长的胡须，看上去似乎拖到了胸前。

　　 由于不久前获得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而刚刚转向亚洲的美国，此时被在东亚的企业机会和向远东出口商品的销路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了。中国十分重要，看来是美国将来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据说海约翰说过，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5年曾经断言：“我国今后的历史主要将取决于我们在与中国相邻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与欧洲相邻的大西洋上的地位。”1908年，他免除了义和拳运动后该给美国的那部分赔款，将尚未支付的部分拨作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教育经费。这个明显的姿态是个起广泛宣传作用的英明之举。很久以来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列举这件事作为表明两国特殊关系的象征。
美元外交就不那么无私了，而是同其他国家一道疯狂地迫使中国接受用于修建铁路的利率很高的贷款。中国人举目四望，总是可以看到祖国部分国土、主权和一些重要事业设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外国人的轮船依据条约权利航行于中国内河。外国人的银行为中国工业和贸易提供资金，控制着中国海关收入和外债利息的支付。外国人还为中国的富有公民提供了可靠的存款处。外国法庭实行治外法权法，外国邮政局分发享有治外法权的邮件。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中国居民要纳税，但是不能参加选举，还不能进入某些公园，他们可能遭到警察逮捕。

　　 在那些通商口岸(其中很多通商口岸在内河)，身穿制服的外国海关人员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附近开辟一个治外法权区供外国人经商和居住。在中国人居住区，人群拥挤，一片喧嚣，气味难闻，呼叫、争吵、大笑声汇成了无休无止的嘈杂声音。在码头上，轮船冲撞帆船和小舢板，船夫尖声叫着，乘客们在一包包货物中间穿行。大街上到处是小摊贩、黄包车、手推车，富人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保镖们吆喝行人让路，苦力们用竹扁担挑着沉重的担子，瘦狗钻到脚下寻找残渣剩食，男人们蹲在露天阴沟边上。

　　 到了一桥横架的运河，这一切都突然中止了。在运河的另一侧是一个平静而整洁的世界。干净的街道两侧绿树成荫，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卫坐在椅子里打盹儿，一艘配有闪亮的铜部件的白色小炮艇停泊在沿江公路附近，住宅区外面有一个通常称为维多利亚公园的娱乐区，里面有网球场、板球场和俱乐部。英国人管理的任何俱乐部不准中国人入内，而绝大部分俱乐部又是英国人管理的。每到下午，租界的上层人物便乘着轿子到这个公园游览。中国轿夫穿着各领事馆和商号的不同的制服，英国使馆的服装是白底红边，庞大的英国贸易公司怡和洋行的服装是蓝底白边。在发生暴乱、土匪抢劫或其他威胁时，那艘炮艇上的身穿蓝色制服的一小队军人就会上岸在沿江公路上操练以显示力量。在这些“外港”——处于广阔而动荡不定的中国大陆上的孤立飞地——的外国人没有这种小炮艇的光临生命是很危险的。这些小炮艇都是以鸟类命名的，例如“鹬”、“野鸭”、“矶鹞”、“山鹬”。

　　 很多人现在认为，要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唯一的道路是革命。虽然外国租界是敌人，但是孙中山本人由于已非常西方化而不会反对外国人；他坚信中国由于对外国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没有外国贷款和技术上的帮助，维新是搞不起来的。他认为，革命的首要目的是反对清朝，因为只要中国不摆脱使它没落的掠夺性朝代的统治，就无法强盛起来，“且其软弱势将引起外族之贪欲，危及世界之和平”。他认为，革命将通过在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新式政体来促进世界和平，革命将欢迎外国援助，而列强由于认识到这种援助的作用肯定愿意提供。他夫人说：“他不是胸怀一个中国，而是胸怀全世界。”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非法的革命团体先是以日本为基地后是依靠国外华侨，逐渐壮大起来，并在大陆上，尤其在南方的广东和广西两省，聚集了革命力量。由于省会广州控制着往来于香港的贸易，广东省当时是中国最富足的一个省。广东人民对革命是同情的，希望国家繁荣。在旅居河内的孙中山指导下，从1907至1909年南方爆发了六次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目标，只是寄希望某一次起义能受到人民的拥护。1910年，当孙中山博士正在欧洲和美国募捐时革命的发展速度加快了。革命党人在广州、汉口、甚至北京都发动了起义，但未获成功。孙博士的副手汪精卫曾去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事情败露，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武器没有运到，领导人错过了约定的时间或其他不幸和疏忽，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使他们的事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吸引了新的参加者，传播了反叛精神。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横跨长江的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又计划发动一次起义。他们在汉阳设立了兵工厂，在武昌的朝廷军队里进行了策反工作。
由于发生了爆炸事故，过早地暴露了准备工作，于是立即作出了进攻总督府和占领兵营的决定。在10月10日那一天(后来一直作为双十节庆祝)，这一冒险行动竟然奇迹般地成功了。驻军哗变，总督和镇统仓惶逃往上海，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了这个中国心脏地区的主人。当他们开会选举领导人时，革命委员会公推了标统 [ 译注：标相当于团，标统即团长；协相当于旅，协统即旅长；镇相当于师，镇统即师长。黎元洪当时任第十二混成协统领。 ] 黎元洪，随即派代表去通知他担任领导。但是这位统领得知有人来找时料想凶多吉少，便匆匆躲到床底下，可是没有藏好的一只脚泄露了机密。他被从床下拖出来时，向他提出的却是彬彬有礼的请求：要么领导革命，要么被枪毙。他作了明智的选择，以革命军都督的身份宣布推翻清王朝。

　　 不出两天，武汉三镇全部落入义军之手。广州的同志奋起响应，这一次终于成功了，他们暗杀了镇统，建立了革命政府。这些事件在中国其他地区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动；省府被焚，总督被杀，军队哗变。一个月之内，九个省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虽然不一定都归顺同一个革命政权。中国开始分裂了。

　　 惊慌失措的清王朝于是起用了铁腕人物袁世凯。此人五短身材，健壮敦实，有一双机灵的眼睛，留一抹小胡子，长得很象克来孟梭， [ 译注：克来孟梭，法国攻治家(1841－1929年)，左派激进党领袖，屡次推翻内阁，绰号是“内阁破坏家”和“老虎”，1917年11月出任内阁总理。 ] 也和他一样特别能干和野心勃勃。袁于10月底收复了汉口，屠杀了所有剪掉辫子的人或者支持过起义的人。革命者这时已将基地移至上海，滑稽的是竟然避难于外国租界，受到了治外法权的保护。一项交易谈妥了，于是拥有金钱、工业．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上海于11月3日接受了共和制。袁世凯估量了这一趋势之后，表示愿意以君主立宪为基础进行谈判。日后事实证明，他提出君主立宪时内心早在盘算自己夺取王位了。十分缺乏巩固的基地又没有一位果断的领袖的革命党人仍然尽力讨价还价。他们坚持要建立民国，但是同意让袁任总统，条件是他要把华北归并于新政权之下。北京则请他出任内阁总理，从而使他处于革命和反革命同时聘请的地位，这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袁接受了满族人提供的总理职位，因而使斗争复起。革命党人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向南京发动了进攻。

　　 在发生这种种大事件的情况下，古老的大厦开始在混乱中解体：地方权贵借机尽量扩充势力，叛军在攻占的城市大肆烧杀，帝国主义者也在他们控制的城市趁火打劫。一无所有的难民成群结队地四处飘泊。农村比以往更苦，因为现在散兵游勇和土匪抢掠粮食和牲畜。此时土匪势力日益强盛，因为拿不到军饷的官兵向他们出售弹药或与他们携手作恶。村民们以锄头、草叉和棍棒为武器各自为战，封闭大门，筑起围墙，来客只好攀绳而入。政府崩溃的日子看来屈指可数了，但是革命势力却没有把握能够取而代之稳定时局。一位美国记者写道，革命的目的虽好，却“由于缺乏团结力量，缺乏资金和缺少一位领袖人物，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这个长期沉睡的伟大民族群情激愤，陷入了恐怖和狂热，他们终于爆发了”。

　　 在这个时刻，史迪威于11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中国总共逗留了十七天。他仅仅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没有作出深刻的判断，但是他怀着好奇不已的心情去进行观察并作了记录。他得出的看法揭示了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一个真理——就在可怕的事件的附近，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同往常一样，好象它必须如此。游历了上海之后他乘船前往香港。他的印象是，这座富于进取精神的城市“就象挂在半山腰上一样”，俯瞰着它的宏伟壮观的海港。这里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其他地方一样，英国的国旗插在最高点，显示着大英帝国善于经营的本事。史迪威进港时那里停泊着六艘远洋巨轮。他乘坐的轮船周围拥挤着许多小舢板，每一条舢板上居住着一户人家，连小鸡也养在船上。“妻子掌舵，孩子们划桨，人人都干事。”他在美国人开办的一个家庭客店吃了感恩节午餐，饭后乘坐缆车到了香港最高峰，从那里望下去，海港的世界驰名的风光是在“我记忆中最好的、最美妙的景象”。

　　 他注意到了刚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的怪诞模样，他敬佩英国练兵军士，说他们的“指挥、外观和效果比我们的军官平均要胜过百分之五百”。另一方面，他在后来成了一种历史性偏见的第一份报告书中又断言英国军官“一团糟。至少在香港这里是这样的。他们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闲逛，给士兵树立了坏榜样”。使他恼火的是那根手杖。史迪或一生中每当见到不论哪个国籍的军官用一根散步时带着的短杖拍打靴子时，就产生极大的厌恶情绪。他得出结论，认为在香港，所有的士兵都比他见到的任何一名军官更象个军人。

　　 他在香港期间，报纸上满版是报道广州陷入一片混乱的消息：那里发生了巷战，武装强盗抢劫店铺，旁观者被打死，革命政权完全软弱无力，广州市实际上落到强盗手里，海盗涌入了西江。据说这些海盗切断了梧州与外界的联系，杀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史迪威断定“所有这些事端都是残忍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试图把事情弄到糟糕透顶的地步，以证明他们出面干涉是应该的”，因而他当即出发去广州，准备从那里沿江而上去梧州亲眼看一看。

　　 在广州，中国人生活的格调和活力、各种气味、音响和人的浪潮、古式古风和无限的聪明才智、迷人之处与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使他应接不暇。他看到了一个猫狗市场；猫肉经过烹调，切割开挂着出售；炖烂的狗肉从锅里取出，盛到盘子里。一座水钟是公元1325年制造的，靠滴入一串水盆的水推动钟盘上的指针报时，报得“也很准确”。一座寺庙上装饰着雕刻华美、光彩夺目的龙；两只样子凶猛的巨大的红色石头狮子守在门口。他到迷宫般的狭窄的石头铺成的大街小巷漫步，看到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互相挤撞着，“互相咒骂和训诫，高声叫卖”，或喊或唱，或摇铃或敲打着一段木头。各色货物的买主和卖主使大街上生意兴隆，有的过秤，有的讨价还价，妇女们在篮子里挑拣着鸡头鸡爪，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一个男人在往罐子里填稻草，另一个在称鱼，还有一个在卖头发(“中国人剪下头发，放到报纸上出售”)。他注意到吸鸦片的人、舢板上养着的鸭子、卖唱的姑娘、坟丘、一些人家门口在烧香，一些闲人边聊天边在衣服缝里捉虱子，找到的虱子便用嘴嚼，还看到放在稻草里孵小鸡的鸡蛋、当铺、笼子里养着的可爱的云雀，听到猪的尖叫声、母鸡的咯咯声，嗅到尿和公共厕所发出的气味，公共厕所“只是一排围墙，里面有一条可蹲的木头，有些地方孩子们就在街上大小便”。中国的两极分化很严重，一方面是做装饰品，剪翠鸟羽毛拼成浅蓝色和紫红色的仿制珐琅品，另一方面是“混乱、尘土、污垢、垃圾、破烂衣服，反映出了内在的玄妙”。

　　 他同“义军——一伙杂牌军”谈了话。他们中间有些人“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人，但是大多数是地道的盗贼”。他们有一种军装——配有红条装饰、卡叽布肩带和绑腿的浅蓝色军上衣和军裤，还有强盗外套。“许多人背着新的子弹袋，里面有充足的弹药，有些人站在周围，握着手枪，食指放在枪机上……我指着自己的红领带和蓝衬衣表示我也是义军，逗得他们笑起来。所有的人都鞠了躬，说声再见。”他记载广州爆炸队是由三百个立场坚定的人组成的，都宣誓不成功则成仁。他们的武器是自己造的小炸弹，装着用水银、炸药和凡士林制成的引信。他到了外国租界厦门岛，参观了俱乐部，外国人正在那里“开怀痛饮”。他听说，富有的中国人在厦门储藏了价值两百到六百万美元的金银珠宝。他收集了中国的传奇和迷信以及各种各样暴露传教士丑闻的传说。他在一位赞助传教士活动的美国人陪同下旅行了一天。这个人向他大谈基督教徒在为人民做什么事情，还对他说：“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游历了广州之后，史迪威便搭上一艘轮船，由英国的一艘八十五吨的炮艇“矶鹞”号护航，沿西江逆流而上，经过二百英里行程前去梧州。事实证明，关于海盗的传说并不是虚构的，在一次停泊时他们遇到了刚刚同江上盗匪交手后返回的一批“义军”，他们拥有两艘炮艇、三艘汽艇和五六条舢板。他们看到尸体在水中漂过去，听到了两周以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交战的详细情况。梧州驻军袭击了一伙江盗，抓住了六十六个人，第二天砍了他们的头，然后挖出心肝炒了吃。史迪威听说，吃被处决的海盗的心肝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还听说要吃掉整个的人。“他们吃掉他，这样他来世就不会投胎做海盗了。”由于想得多了，当轮船在三水市抛锚时他才突然惊醒。“我以为我们一定是遭到了袭击。从鼾睡中惊起拔出了手枪。”

　　 后来他回到广州，在江上逗留了一个星期，观看了两岸和水上的生活和死亡，领会了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记录了风俗习惯、生活规律和一切东西的价格，听说外国人走近时鸭子就会呱呱叫。他得出结论，认为普通中国人动辄勃然大怒，但是只动嘴不动手。他看到过无数次冲突，但是没有一次打起来。

　　 他还在香港时在日记本中写道：“在南京，一天之内有四百颗人头落地。”这就是11月27日这座南方古都落入义军之手的结果。这次事件成了催化剂。摄政王由于指望保住清王朝的统治宣布辞职，让位给故帝的遗孀，但是南方的革命者宣称，在朝者不彻底让位绝不罢休。于是满族人沿着他们很久以前进关的道路退回满洲。蒙古宣告独立。尽管通商口岸里的人象患了中风似的，很想插手对付义军，但是列强仍然没有介入。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革命势力由于是以西方为榜样的，排外情绪可能比旧政权要小一些。对刚刚过去的义和拳时期还记忆犹新的列强不大愿意维护旧政权。还有一种看法是，中国即将陷入政治大动乱，介入这场动乱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前途十分重要，因而促使一个冷静的人 [ 注：“一个冷静的人”，指美国－亚洲协会秘书长约翰·福特。 ] 说了话：“亚洲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最棘手的问题，对于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被革命势力许下的实行开放、西方化和实行代议制的诺言鼓舞起来的另一类人更为乐观。一位美国商人写道：“我们十分崇敬和珍视中国和它即将进入的新时代。”总的来说，这是美国公众的态度。他们相信传教士们总是会带来希望的，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即将变成他们感到称心和熟悉的国家，一个民主制国家。这四亿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文盲，他们的饮食中没有牛奶，也几乎没有肉类，没有卫生设备，没有自来水，没有不容侵犯的私生活，没有电，没有选举权，他们的工业有百分之九十仍然是手工业，他们的运输基本上还是依靠人力。他们没有考虑到(假如考虑过的话)处于这种状况的中国同民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武汉的一位义军领袖以东方人认为应该讲别人爱听的话的那种礼貌对记者说：“我们起事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政府能象美国政府那样。”这种话美国读者看到时是再顺眼不过了。
史迪威于12月9日离开中国回马尼拉。中国革命继续颠簸着前进。谈判代替了军事解决，其结果是袁世凯正式向他的主子们建议必须同意建立民国。与此同时，孙中山最后于12月25日回到了中国，正式当选为建都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对满洲人来说，不再有人支持他们了，末日到来了。1912年2月12日摄政的隆裕太后代表清王朝宣布逊位。

　　 中国现在是民国了。因此美国国会两院发表了联合决议表示欢迎：“鉴于中华民族已成功地宣告主权属于人民”，鉴于美国人民“历来同情实行代议制政府的一切努力”，因此美国“为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理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向他们表示祝贺”，希望在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取得进步”。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袁世凯仍然控制着华北，不受民国政权的管理。他在施展计谋，等待时机。由于缺乏一致的支持和权威，缺乏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孙中山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又举行了谈判，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结局。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博士辞去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袁在北京建立了政府。中国在求得了这种不稳固也不彻底的解决之后进入了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