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本书的主题写的是美中关系，从广义上说，也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阐述这个主题的资料是史迪威将军的毕生经历。

　　 为什么偏要借重史迪威呢，因为他集下列两者于一身，即既有以中国为活动中心的经历，又有美国人教养背景和性格的典型性；也因为他同中国的联系之长竟长达决定现代中国的整个时期，即从激动人心的1911年革命开始的时刻起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衰弱的年头止；又因为他在下列各个时期的服役是反映时代特征的棱镜：1920年到1923年军阀时代他曾充任语言教官，1926年到1929年蒋介石逐渐得势上台时期他曾任美国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的军官，1935年到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他曾任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是战区司令官；还因为在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几年间，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暴躁、尖酸刻薄而又有勇无谋的“醋性子乔” [ 译注：“醋性子乔”(Vinegar Joe)是史迪威的绰号。又译“尖酸刻薄的丘八”。 ] 本来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理想人物。但是由于他通晓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人民友好，对自己的任务满怀信心，办事坚韧不拔，加上官职地位和权力，在他身上体现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作的最大努力，而且体现了后经事实证明的他的国家在亚洲的经验的悲剧性限度。

　　 我深知贸然去探讨美国对华政策领域所具有的危险性；因为在共产党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使美国所作的巨大努力落空后，美国对华政策就成为众矢之的，激起了近代公众生活中一场最令人恼火而且危害最大的攻讦诋毁。尽管如此，但中国是使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所以为探讨这一政策而冒一番风险是值得的，即使问题是不易对付的。我还有相当的理由补充说一句，本书叙事截至1946年止，但着重于溯本追源，达到遥远的往昔。1945年，史迪威将军曾写信给西点军校毕业班的学员指出：“你们将听到许多议论，说这代人或那一代人惹出乱子，把我们拖入了战争。全是胡言乱语。所有尚在人间的各代人物对我们所干的事情都是负责的，而已经不在人世的各代人物也是如此。”

        我想对史迪威将军的日记稍加说明，因为他的日记自然是他的传记作者的主要资料。但我这样做未免胆大妄为了，因为他的日记本来就不让别人看的。他在1906年的一本袖珍日记本扉页上题有明确的警语：“这个小日记本干你屁事！”出于尊重私生活不容侵犯的权利，我并不抱有某些人的观点，即认为后代人有某种“权利”了解一位知名人物的私事，即使他本人并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但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已经逾越私事秘而不宣的成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让史迪威说过的原话来澄清关于他的指挥权的争议已经成为重要和必要的事情了。征得他的家属同意后，前驻华记者白修德把史迪威1942至44年这一时期写的战时日记和信件汇编成集，以《史迪威文件》的书名在1948年出版。他的家属还把这些文件的原稿连同其他战时文件也交给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官方陆军史作者查尔斯·罗曼诺斯和赖利·森德兰使用，最后这批文件又赠送给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供公众使用。既然决定了上述做法，那么让一个传记作者接触史迪威的其他档案，包括有关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经历乃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了。史迪威夫人把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发表的全部日记、信件、文件、剪贴资料合订本、家庭像册等材料都供我使用。这些材料在这部传记中将进一步叙述。

　　 《史迪威文件》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问世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从中引述极其宝贵的历史事实和引用生动引语的作品。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即便情况如此，但本人的日记并不能表现其人的真面目，或者说，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表现其人的真面目。如果只读史迪威的日记，人们只能得到片面的印象；用史迪威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有意识地用日记发泄“暴躁脾气”。脾气暴躁是他本人的主要天性，而特殊的使人深感挫折的局面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他愈益暴躁。他对日记中记载的内容感到不满足，后来又在更大本的笔记本或活页纸上重写，并充实了记载的内容。全部记录他都妥加保存。有时他连重写时的情景也加以记录：“写呀，写呀，真不得了。”或者：“我奋笔疾书，潦草不堪，为的是不向暖气片发泄怒气。”在别人身上可能转瞬即逝的一切烦躁忿怒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他的尖酸刻薄在他有生之年得到别的品质的弥补，然而确实一直是有些过份的。

　　 最后，我明知道本书就其问题的性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因为本书，尤其是后半部分集中叙述中国历史的困难时期和军事活动能力问题，而后者在中国历来是没有好的声誉的；因而本书的消极面过于突出了。使中国人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居于前列的美德、艺术想象力、哲学思想、骨气道义力量、聪明智慧、善良性格和吃苦耐劳等的品质，本书也没有作应有的记叙，对此作者只能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