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系统·第二十五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7月27日，就在突进的前夕，巴顿对他将在这场战争中担任什么角色仍一无所知，他的新闻官肯特·亨特上校在内乌附近的记者营地偶然听到了一则消息。一个记者私下向他透露，马歇尔将军在评论诺曼底指挥情况时曾坦率地说：
“布雷德利将领导这次登陆。但他是个只着眼于有限目标的将领。我们一旦行动起来，巴顿才是那种有魄力、有创造性、迅速果断、敢于迎着危险上的人。”
亨特马上把这些听到的褒奖之词告诉了巴顿，但巴顿这时正陷于无法摆脱的忧郁之中。他仅仅说一句：“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好了。”一个集团军司令官手下没有集团军可指挥而且又不允许他对这场气壮山河的战役的历史性阶段作出任何建设性的贡献，他当时只好去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琐事。
马歇尔的话不管是真还是假，因为话只是那位不知姓名的记者说的，却触及到“霸王”战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归根结底，决定8月份战役演变的是指挥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问题。
在战争中指挥问题是一个神秘的值。它包含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因素，那些因素是从人这个方程式升华出来的系数产生的。长期以来，战争的胜利往往被看作是某位奇特的英雄人物、军事天才变出来的奇迹。他高屋建瓴，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战斗。凯撒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他具有当机立断、使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艺术才华。拿破仑自视为一代战争英豪。兰科说伟大的军队首领必然是军队的灵魂，他实际上肯定了凯撒－拿破仑的主张的正确性。
艾森豪威尔将军却倾向于认为常胜将军有一半是靠运气。但毛奇的话也许更接近于真理：“运气到头来只会给那些能力胜任的人。”以巴顿为例就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战争不仅经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还经历了管理上的革命。正如汉森·鲍尔温所说，现代战争是许多人心血的产物。他写道，“拿破仑再也不能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在现代战场上进行视察，选择有利时机下令骑兵冲锋。今天的战争是个管理过程。”艾尔弗雷德·瓦格茨说，“战争的发展，除了要求金字塔尖式地作出最终决定和政治上的授权之外，已经没有孤独的军事天才的用武之地了。这种天才已经被专业的管理幕僚所取代，对于这种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愿意承认的。”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格哈德·雷特于1944年在纳粹统治的限制条件下写了以下的话，可以被看作是对希特勒的一种微妙的警告。他说：“如今不经过严格的军事教育要想精通战略指挥，那已经不可能了。”
巴顿对这种新的秩序是否适应呢？
巴顿以行动证明，甚至对于最普遍、最合理的指挥规则来说也有例外。一个有才华的个人的心理因素对现代化的机构(当然包括军事机构在内)，至少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个人认为，巴顿所具有的勇猛大胆的素质和高超的专业技巧与见识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他有资格甚至担任最高指挥。只是由于他的上级未能认识到和正确估价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内在的巨大价值，巴顿最终未能获得这种指挥权。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授予巴顿与他的才华相称的职位，不能完全怪巴顿的上级，不应为此而进行过分严厉的责备；当然，如果巴顿被授予这种职权，他会当之无愧的。当他于1944年1月到达英国参加“霸王”战役的筹划时，他就已经受到了几次打击。在最高决策集团内，他被认为是极端讨厌和惹事生非的人物，但同时又无可佘何地不得不承认他是不可缺少的。
尽管如此，尽管巴顿的上司真正反对和讨厌巴顿的粗暴和轻率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摒弃他。甚至连巴顿在西西里医院里打两个士兵耳光这件事，最初也被看作是他稀奇古怪的指挥方法所不可避免引起的枝节问题，并归因于他对本职工作的高度献身精神。只是后来当此事发展成为一桩丑闻时，人们才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他在纳兹福德的即席谈话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经过报纸歪曲喧染才引起了义愤和严厉的惩戒行动。
在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巴顿本人也承认，如果没有艾克强有力的干预，让他参加了“火炬”战役，他就会被留在后方做平庸无聊的国内工作而自作自受。然而，当艾森豪威尔发现在纳兹福德危机期间巴顿在给他制造麻烦并对他个人的职位和前途都成了不可容忍的负担时，他也一度愿意将巴顿甩掉。
尽管到头来实际的需要战胜了种种忧虑，而且巴顿还是留在集团军以便发挥他的干劲和技能，但他一直被埋没，故意不让他出头露面。分派给他的尽是一些上级认为不会给他们招惹麻烦的任务。一般人都认为，高级指挥部一方面相信巴顿出众的战术能力，一方面又的确害怕他的“鲁莽”。因此，布雷德利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约束他，有时下命令，有时则采用把给养、部队转移给其他集团军的办法。
尽管巴顿就这样被严加约束，他仍不断克服极为不利局面，表现十分出色。在平常一些他是外行的事情中，他的举止常带有卖弄的味道，但一旦需要，他却总是以一个非凡的职业军人而出现。
在第3集团军于诺曼底展开战斗的二十四小时内，他即大显身手。尽管他到达诺曼底一事没有公开，布雷德利的管制又令人窒息，他在8月间对战役的指挥仍令人惊叹不已。这是一种随时由他在现场当机立断运筹指挥的大规模奇袭。
对他的最高评价来自他的受害者——德国人。按传统和经验来讲，他们是最有资格识别战争奇才的。著名历史学家、德国最高统帅部战事日志纂写人之一的珀西·厄恩斯特·施拉姆在评论突进及其后果时说：“突进为新局面的展现铺平了道路。到目前为止的战斗很象1918年的情形，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运动战，可能的话，其速度已超过了1940年(德国人发动的)的战役。”施拉姆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详述了他在战时所说过的话，高度赞扬了巴顿在这件事情中所起的作用。
西格弗里德·威斯特法尔将军(在西线任冯·龙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当年曾使用浑身解数来对待巴顿)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就巴顿将军而言，我在那时就认为他是(敌军)阵营中最杰出的将领。他在行动的果断、大胆方面尤其突出。这恰恰与蒙哥马利相反。自北非战役以来我就了解他，蒙哥马利总是极端小心谨慎，不愿冒任何风险。”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威斯特法尔之前担任冯·龙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写道：“我们对巴顿将军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盟军中最敢做敢为的‘装甲兵将军’，一个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和雷厉风行的人。他和我们自己的‘装甲兵将军’古德利安很相似。大概是由于他最接近于我们对古典军事统帅的概念，因而他的作战指挥给我们的印象尤其深刻。他甚至进一步提高了拿破仑的基本教义——兵贵神速。”
赫尔曼·巴尔克将军(一位精明而寡言的军人，指挥G集团军群，后来在齐格菲防线对付第3集团军)坦率地总结道：“巴顿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战术天才。我至今认为我曾与他对抗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难忘的经历。”
那位冯·龙德施泰特亲口说过：“蒙哥马利和巴顿是我所遇见的两个最能干的人。蒙哥马利元帅非常有条理……如果有充足的兵力和时间，那倒不错。”他在与《星条旗报》驻德记者帕特里克·米切尔的一次谈话中毫不含糊地说：“巴顿才是出类拔萃的呢！”
蒙哥马利在列举杰出的将领作为典范时，很露骨地连一个美国将军都未提到。但当他举出战争中伟大将领的主要特点和资历时，他终于描绘起巴顿，尽管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按照他的说法：“渴望晋升到高级指挥官地位的人要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用他所需要的全部专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一旦时机出现，他便应付自如了。”
蒙哥马利接着说，他必须是个坚决果断、敢做敢为的人。他必须临危不惧，行动果断。他必须知人善任。在处理战争中不称职事件时，必须有铁石心肠，毫不留情。他必须了解自己的士兵，为他们所爱戴。蒙哥马利总结道：“他必须准备在局势有利于大胆行动时抓住战机。”上述一系列优秀品质显然很可能是无意谈及的，但却维肖维妙地勾画出巴顿其人。
巴顿也醉心于研究指挥问题，他既关心带普遍性的问题，也关心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他曾经给《骑兵杂志》撰写过整整一篇文章，专门阐述他对领导艺术的见解。
作为指挥官而言，他对自己的心理结构不抱任何幻想，他的看法甚至还稍带些苛刻。他后来写道：“根据我的经验，所有非常成功的指挥官都是戏的主角，必须这样来对待他们。有些军官需要督促，另一些需要有人提供建议。但没有几个人应当受到限制。”
当然，巴顿并不是赢得1944年夏天那些惊人胜利的唯一缔造者。这些胜利是由能力和个性很好结合的产物，是在一场艰难的联合作战中取得的，而不同的民族特性和坚强的个性在这艰难的联合作战中不断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密切与和谐的合作是让步和妥协的产物。这种联盟使一些善于控制自己的偏见并愿意进行必要的调节、具有出众人品的指挥官崭露头角。
在“霸王”战役过程中，最高指挥机构的演变恰恰说明了明智的妥协所引起的关键影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反攻作为打败德国人的潜在捷径这一基本设想得到了在马歇尔将军坚强领导下的美国人最坚定的支持。但英国人在布鲁克元帅的影响下，对此却从来没有多少热情。当布鲁克下令草拟这次反攻的初步计划时，他只简短地对被挑选出来搞计划的军官说：“嗯，这就是计划。它行不通，但你还得把它好好地搞出来！”尽管英国人忧心忡忡，他们还是忠实、勇敢、无私地支持了“霸王”战役，并在一段长时间沉闷但后来证明是出色的运筹过程中承担了拟订计划的主要责任。
卡萨布兰卡会议刚一结束，便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名为盟军最高司令总参谋部的专门机构。根据“参谋部成员将作为未来最高司令部的核心”这一设想，英国的摩根将军被任命领导该参谋部。摩根是按照传统的、经受过考验的英军参谋体系来扩展盟军最高司令总参谋部的(顺便说一句，马歇尔将军无限钦佩英国的参谋体系)。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承认英国人在拟定计划方面比较高明，且英军有更多的实战经验，他们从一开始就同意任命一名英国军官担任“霸王”战役的最高司令。直到1943年4月以前，布鲁克一直被内定为担任此职的人选。但随后考虑到美军在“霸王”战役中将起主要作用，最高司令应由美国人担任——具体地说就是马歇尔将军。
尽管布鲁克宽宏大量地顺从了这一决定，但如果他对任命一个美国人毫无反感的话，那就太不合乎人之常情了。他于1943年3月15日在魁北克获悉这一决定，他把那个星期日描绘成一个黑暗的日子。据他说，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心头就象“乌云压顶”。
虽然马歇尔是担任此职的合适人选，但由于华盛顿认为参谋总长马歇尔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且无人可以接替他的职务，于是最后由艾森豪威尔充任最高司令官。从来没有考虑让巴顿来出任这一最高职务，连他自己以及那些与他最为接近、对他的才华无限敬佩的人也都没有考虑过。甚至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战役之后，巴顿即使并非完全是个未知数，也仍然是个未能尽如人意的人材，他有一些触目的大错和偶尔考虑不周的安排，使他的卓越成就黯然失色，他的武断和看起来鲁莽的行动使之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在1942年和1943年的表现是有污点的。艾森豪威尔是慧眼识英豪，并且有勇气继续栽培巴顿，以备不时之需，并且最终给巴顿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1944年7月至8月，在战争的关键时期，盟军这场宏伟的战役的命运掌握在五个人手中。其中有四人是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霍奇斯和巴顿。只有蒙哥马利一人是英国人。就象巧克力麦乳精的配料一样，这五个具有非凡天赋的指挥官的性格特征在一个无形的搅拌器里飞速旋转，创作出这场大战。这五人组成了历史上最伟大战役之一的最高指挥部，他们把技巧和才干、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巧妙地结合起来，浑然一体，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是五人中的战略大才，完全适合担任最高指挥职务。同样，巴顿是杰出的战术天才，最善于把最高司令部的意图和计划变成战场上大胆和果断的行动。
布雷德利精明地置身于两者之间，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之间的一座完美的桥梁。但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无论是对维护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概念，还是对管制巴顿的眼界广泛、爱标新立异打破常规的战术意图，他都感到不能得心应手。尽管他有专门知识和组织才能，尽管他通晓军事科学技术，尽管他精通战争和善于运筹，但布雷德利在最高指挥岗位上仍颇不自在。他感觉没有把握，且稍有踌躇，当然绝不是对他统率的百万大军而言，而是指他与乔治·巴顿这一个人的关系和对巴顿的态度。
布雷德利要使自己在心理上适应新的重任，培养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所需要的灵活性，是不那么容易的。当他发觉突然面临诺曼底战斗所产生的两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时，他一度感到震惊不安。他所指挥的这场战争并不按照书本上的规律进行，而他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指挥官——那个捉摸不定、刚愎自用的乔治·巴顿——却原来是他最不愿意与之共事的将领。
布雷德利和巴顿在这一阶段的不正常关系对最有效地展开这场战役是个明显的障碍。艾森豪威尔在这场冲突中渐渐地倒向布雷德利一边，尽管他自己的想法与巴顿的主意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战略直觉告诉他，正确的是巴顿，而不是布雷德利，但他还是愈来愈倾向于接受布雷德刊的建议和主张，这就使布雷德利和巴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布雷德利与巴顿之间在8月前两周的令人不快的关系影响了战役，从而导致战机的丧失。这并非指挥人员个性问题的唯一事例。另一事例是由蒙哥马利将军和英军在诺曼底指挥造成的。
8月1日，“霸王”战役在法国的指挥机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美国)第12集团军群的建立，布雷德利自己一跃成为集团军群的司令，统率美国第1集团军(由霍奇斯指挥)和第3集团军(由巴顿指挥)。英国人的第21集团军群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当，该集团军群由蒙哥马利任司令，统率英国第2集团军(由迈尔斯·邓普西中将指挥)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由克里勒中将指挥)。
蒙哥马利还有另一个头衔。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驻法部队总指挥之前，蒙哥马利仍然留任地面作战总指挥。据传，蒙哥马利曾竭力推迟移交日期。所以从名义上讲，布雷德利(还有巴顿)仍属于蒙哥马利管辖，如何作战由蒙哥马利说了算。
巴顿预料，他一旦行动起来，蒙哥马利将成为他难对付的一个上司，他认为蒙哥马利会出自自私的心理来找岔儿。巴顿考虑过领导层中的矛盾，从未把布雷德利当作对手。他把蒙哥马利当作盟军中唯一他必须与之竞争并值得与之竞争的将军。他欣然承认，蒙哥马利是个优秀而足智多谋的指挥官，除谨慎之外倒有些象他自己。但巴顿反复提到，由于那个人虚荣心极重，其目的是突出自己，所以他怀疑这个英国人别有用心。
但事实表明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确有大将风度。当然，他那时正忙于应付自己遇到的麻烦。德国人普遍认为，久经锻炼的英国老兵比起那些没有经验、笨头笨脑的美国兵来，是厉害和危险得多的敌人。于是，他们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这两个英国集团军，这使蒙哥马利后来得以声称，他的本意一直就是如此，即“在卡昂一带周旋，”从而将德军吸引到自己一方，使美国人面临微弱得多的德军抵抗，在战役中得到大显身手的一切大好机会。
蒙哥马利以毫不掩饰的赞赏眼光注视着巴顿随心所欲的作战行动，他甚至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对他自己宏伟计划的完美的具体实施。他巧妙而谨慎地行使他的最高指挥权，从不干涉布雷德利的战术安排，默默地支持布雷德利的谨慎指挥。但与此同时，他丝毫也未约束巴顿。事实上，当布雷德利设法阻止或减缓巴顿的行动时，他仍让巴顿放手去干。
在与他的参谋长和战场上最亲密的知己德吉恩甘德将军的谈话中，以及在给布鲁克元帅的信件中(他与布鲁克几乎天天都有书信来往)，蒙哥马利极尽美言称赞巴顿，对巴顿所做的一切都或明或暗地表示赞同。他个人的赞慕之情在一些特别能表露他的感情的一些小事上发现出来。比如，在他给布雷德利的信中，他很少忽略向乔治·巴顿问候，专门提到巴顿是唯一值得他个人赏识的美国将领。
蒙哥马利未能象预期的那样在他自己的战区干得那么出色，成了战役中使人恼火的因素，给整个“霸王”作战计划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认为他干得更糟，就连德军负隅顽抗这一点也不能为他提供遁词。英军战区的攻势进展缓慢，不仅使最高司令，甚至连丘吉尔也大失所望。丘吉尔不象布鲁克元帅那样容易按表面价值接受蒙哥马利所作的娓娓动听的解释。归根结底，在卡昂以南战役进展缓慢是蒙哥马利的过失，但这仅仅在于他承担了摩根将军称为“霸王总计划”的责任。正如巴顿所预料的，这个计划提出的任务要比蒙哥马利在本能上、组织上和物质上所能完成的大得多，快得多。实际上，英军在完成基本任务方面并未失败，他们表现得和人们所期待(而且通常也应当是这样期待)的那样出色。
在分派“霸王”战役的任务时，计划制者们忽略了一些难以捉摸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决定战争的进程方面却经常起着特别的和惊人的巨大作用。他们漫不经心地回避了民族特点对人的行动所起的影响问题，而且没有考虑到英军士兵日益疲惫、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体力严重消耗，由于这场可怕的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士兵的精力已经有衰退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英国人为盟国远征军提供了较有经验的部队的设想，计划制者们便给他们分配了比较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事实上，那时人们对美军是有些疑虑的。人们坦率地预期，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不如英国士兵。计划制订者们当然对他们寄予最大的希望，但并不认为美国人有何才干，并且做了相应的安排。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可以理解，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但这毕竟是个错误，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看起来隆美尔元帅还了解得深透一些。他写道：“在突尼斯，美国人为他们取得的经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收益不小。美国将领在那时就已经显示出他们在战术调遣方面是很先进的了，虽然我们直到在法国才目睹巴顿集团军在运动战中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
隆美尔在结束语中发表了一点意见，这点意见现在看来特别中肯：“公正地说，美国人在非洲的经历中比英国获益要多得多。这就进一步证实这条公理：受教育比受再教育容易。”
制订计划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切望和睦共事，往往冲淡民族差别，以避免某种奇特的任人唯亲之嫌。但其结果是制定了一项总计划，使英国人无意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宁愿假定他们是无意的——既害了他们自己，又损害了横跨欧洲大陆的远征。
低估美国普通男子汉军事上的大无畏气概就已经够糟的了，但恐怕更糟的是计划制订者们对美国将才的错误估计。到1944年6月盟军大规模进攻开始之日，仅有两名美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和巴顿——才桩看作是表现突出，能在这一伟大联盟中发挥潜力的人。所有其他的将领都给打上了问号。一些人被认为还可以，另一些则被认为是能力平平。一些人被料定在战斗中会表现相当拙劣。作出这种估价无疑是因为对美军在卡塞林隘口和安齐奥两地的表现记忆犹新。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将才几乎个个都是优秀的，在某些战例中则是出众的。
英国人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以所谓滑头的城市人对待乡巴佬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来对待美国人的。这种情形决不是单方面的，美国人也带着怀疑和某种同样屈尊俯就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英国同事。一次，在两端都有一些人倾听的横跨大西洋的电话会议上，五角大楼那边的讲话人在结束一通长篇大论时嚷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告诉英国人！”当讲话人生气地询问为什么伦敦那一端对他报以一阵哄笑时，他才被告知有两位英国陆军将军和一位英国海军将军一直在监听他的讲话。
这些就是“霸王”作战计划诞生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过失。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后，这些事情和过失的后果马上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了指挥结构，而且引起战场上的严重问题。
人们可能会禁不住去思问，如果“霸王”战役的指挥是另一些人——比如说，亚历山大将军任地面部队总指挥，蒙哥马利指挥英军，巴顿指挥美国集团军群，而布雷德利则在巴顿领导之下指挥第3集团军，那又会怎样呢？但是思考过去那些富于偶然性的问题是荒谬有害的，而且也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历史事件和重大决策都能合乎逻辑和体统的话，历史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人的罪孽和蠢事的记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