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战役中的配角·第十六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
这一年会不会以盟国的胜利为标志，成为富有成果的、不朽的一年呢？丘吉尔希望盟国的胜利能为未来开辟广阔的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不这样认为。
他确信1944年将会毫不留情地结束盟国企图在相互争夺的大陆心脏与他决一雌雄的黄粱美梦。
1月28日，他在新的一年中威风凛凛地第一次在沃尔夫斯昌泽的司令部召集了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共同审议战争形势。
战争大局使他未可乐观。红军正在广阔的东线全面向西推进；在意大利，美国第5集团军也刚好到达拉皮多河。
但是，元首对大局不感兴趣。他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中看到了胜利的可靠把握。
他正设法坚守阵线，只要再稍稍多坚持一些时候，神秘武器——他的火箭和吸气式潜艇这类神秘武器——就能准备就绪来扭转局势。尽管有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仍不失为一次融洽和充满信心的会议。
据空军参谋长贡特尔·柯尔登将军报告，英国皇家空军承认在前一天夜间对柏林的空袭中损失了三十四架轰炸机。他又说，“可是我们声称只打下了二十三架。”
“真晦气！”希特勒敲着桌子叫道：“你负责，柯尔登，明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差额补上。”
约德尔将军报告在意大利的战况。
盟军已于1月22日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但是这一有希望的冒险行动似乎正陷入困境。
“他们不再得意洋洋了，我的元首，”约德尔说。“很明显，他们没有估计到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投入我们的部队去对付他们。”
“哈，”希特勒沾沾自喜地微笑着。“我设法在他们冒泡的香槟酒中倒了点水。”接着，他又开始了一场他那为人熟悉的说教：“他们总是干一些雄心勃勃的大事——但是到了决定胜负之际，他们总是逃不出彻底失败的下场。他们遇到德国人的顽强抵抗而临阵畏缩。”
希特勒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罗斯福的选举。离总统选举的日期越近，他们就越焦虑不安。但是，如果我们在南方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的这次行动，他们绝不敢在任何地方再试图登陆了。”
约德尔说，“沿着整个法国海岸，防御工事的修筑又重新开始加紧进行，我的元首。”“这项工程在1943年早些时候进展非常缓慢——事实上，到4月份工程进度已经降到了十七万三千立方米。但到11月份我们又达到五十万立方米。”
“你们瞧，诸位先生，”希特勒目中无人地说，“他们是不敢轻易对这个大陆发起正面进攻的。”
但是在伦敦，负责发起这场正面进攻的人开始陆续到达。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将军带着一飞机的桔子于1月2日抵达。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两星期之后到达。
巴顿是在1月26日，在一个寒冷多雾的星期三早上到达的。
在巴勒莫，他只用了一天时间来结束工作，举行告别和整理行装。他奉命只能带一名随从参谋，因此他挑选了查尔斯·科德曼中校。在那些阴暗的岁月里，科德曼中校成为巴顿的知己。
科德曼是地道的波士顿人，他具有性格开朗而老练的波希米亚人血统，在知名人士中交游甚广。他的那种四海一家的气派和见识，正如他的冷静和精明的意见一样，在打人丑闻达到高潮时，对巴顿是颇有助益的。他不仅是一个随从参谋——他也是巴顿的大管家、礼宾官、上酒的招待员、名胜古迹的向导、社交活动中的指导人、知识顾问和患难时期分忧解愁的人。科德曼成为巴顿最可靠的心腹。现在，科德曼的任务就是在米克斯中士的帮助下整理巴顿的行装，特别是挑选将要运到英国去的私人文件。这些东西的数量增长很快，已经重达一百五十磅，装满了三个大黑箱，箱上标明“G．S．小巴顿中将”，通讯地址写的是“麻省波士顿国会街811号科德曼公司”。
在阿尔及尔停留了一下，使巴顿能向盟军总部的雅各布·德弗斯将军致意。接着，他抵达马拉喀什换飞机。巴顿旧地重游，在泰勒别墅呆了几个小时，缅怀他当摩洛哥总督的日子。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他曾以东道主的身分接待过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
1月25日午夜，巴顿在踏上非洲这块土地参加战争的一年零两个月加十七天又十个半小时之后，乘坐一架C－54民航飞机离开了非洲。
巴顿的这次赴英之行是“保密”的——而这并不是由于纯粹的军事原因。实际上，他到英国一事最不需要向敌人隐瞒。巴顿在国内仍然是一个涉嫌很大的人物，艾森豪威尔觉得在这个时候公布他的新的任命将会引起“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英国的新闻界的批评”。最高司令官的新闻助理和心理战“专家”，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卢尔准将的卖劲讨好上司的人，给最高司令官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麦克卢尔是前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陆军武官，自命熟悉周围情况并了解公众舆论。他极力劝告艾克不要让巴顿指挥一个集团军。他说，“英国人对巴顿在西西里的作为非常恼火，一些美国记者甚至认为任命巴顿会毁了你。”
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触及了艾克个人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最高司令官不准备按表而价值接受麦克卢尔的悲观论调。他知道巴顿的战术天才对眼前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他个人来说，有巴顿在他麾下是多么重要。然而，他还是很不放心，并当艾伯特·魏德迈少将——这位少将和他一样也是马歇尔将军的一位“宠儿”——从中－印－缅战区指挥部回华盛顿途中在伦敦拜访他时向他倾吐了这方面的忧虑。但是，魏德迈却悄悄地对他说，“你要清醒些，艾克。是你更需要乔治，而不是乔治需要你。”
艾森豪威尔指示埃弗雷特·休斯少将去各处打听麦克卢尔的担心是否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休斯是他的亲信，也是巴顿的朋友。“可是，说老实话，埃弗雷特，”他告诉休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已决心把第3集团军交给乔治指挥，而且最多再过几天或一个星期就公布他的任命。”
但是反对巴顿的潮流在美国仍很强大。直至3月，史汀生部长才宣布，国防部认为这次打耳光的事件已告结束。
就天气而论，1944年1月26日对一个秘密到达的人来说是个好天。天空阴云密布，巴顿的C－47飞机不得不靠仪表在黄色的浓雾中从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克(拂晓时他曾在那里着陆)往伦敦西北约三十五英里的切丁顿机场摸索着飞行。英伦三岛被笼罩在浓雾中。
当巴顿从飞机上下来，在切丁顿透过雾霭张望时，他很高兴地看到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约翰·克里福德·李少将为首的一个欢迎委员会正在等候着他。但巴顿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怒，不知艾克为什么挑选约翰·李来迎接他。众所周知，巴顿对李是不能忍受的，但艾克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他选派他的副手来迎接巴顿是想表明他对巴顿是多么重视。
最高指挥部副司令比巴顿小两岁，但他们俩于1909年一起毕业于西点军校，李的成绩在一百○三名学员的班里名列十二，巴顿远不如他，是第四十六名。毕业之后，他们的经历只有一点相同——两人都给有声有色的伦纳德·伍德将军当过随从参谋，巴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后来参加了富有魅力的骑兵部队，而李则担任一些工程兵的职务。
李在机场的出现对巴顿的新任命来说，不是一个祥兆。但是和李在一起迎候巴顿的还有艾森豪威尔的爱交际的海军随从参谋布彻中校。巴顿喜欢他，并感激艾克考虑周到，能把布彻派到机场来迎接他。然而，布彻到机场来是负有双重使命的。诚然，他带来了艾克对巴顿的问候，但是他在此等候飞机也是为了欢迎另一位旅客——艾森豪威尔的一条爱犬小卡奇亚。
穿过伦敦的浓雾，李驱车送巴顿到他自己的寓所；接着，巴顿直接去向艾森豪威尔报到。
“乔治，我猜想你知道你要干什么，”艾克带点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艾克，我确实不知道，”巴顿说。
“乔治，就是我自己的老部队，第3集团军，”艾森豪威尔态度严肃地对他说。“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军队，乔治。霍奇斯即将离任去华盛顿等待新的任命。计划还在拟定之中，到适当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你的主要任务的。顺便说一句，据我了解，第3集团军的一文先遣部队已乘玛丽皇后号在前来英国的途中。该部队预计在明天或后天到达，李少将会通知你的。部队主力稍迟一点，将在2月或3月初到达。”
就年龄和永久军衔来说，艾森豪威尔都低于巴顿，他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同情而又严峻地望着他的朋友说：“我想，乔治，我们应该聊一聊。”巴顿一边把身子移到椅子边上，一边说：
“说吧，艾克，可是要客气点，老伙计。我的伤疤还没长好呢。”
“我这儿有你的信，乔治，”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就是你从西西里给我寄来的那封。我要告诉你，我珍爱这封信，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因为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给了我一切，为了你我将万死不辞。’”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艾克。”
“我相信，乔治。可是你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反对你的，但在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你自己。我并不想当一个唠里唠叨训人的人，但是我不知跟你讲过多少次，要你三思而行。你却总不听从我的劝告，现在我的话已经不再仅仅是劝告了。从现在起，它就是命令。要暴跳之前先思考一下，乔治，不然对于你的鲁莽所引起的后果，只能怪你自己，不能责怪别人。我希望你珍惜我们的友谊，并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处境也考虑在内。”
巴顿深受感动。他喜欢艾森豪威尔，他对于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凌驾于他之上并无怨言。现在巴顿开口回答艾克的一番严词斥责，尽管巴顿讲的话是真心实意的，艾克却认为这些话纯属过分的恭维。
巴顿保证今后将步步小心，并说：“艾克，我们遭遇的历史事件简直是惊天动地的。我真诚地相信，你即将成为历代最伟大的将领，包括拿破仑在内。”
艾森豪威尔脸红了，坐在椅子上有点局促不安，但是巴顿很快就消除了他的困窘。巴顿诡秘地向他挤了一下眼，对最高司令官说，“艾克，拿我来说，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傻瓜，真该死，我常常给自己招来麻烦。但是你不用担心，艾克。以后我要发脾气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小心，肯定决不会再在医院里发脾气了。”
艾克发出了他那含有原谅意思的大笑，然后转向巴顿，似乎表明谈话中不愉快的部分已告结束，他问道：
“顺便问一句，乔治。今晚请你吃饭，有空吗？”
巴顿马上成为在伦敦迅速制订宏图大业班子中的一员，在这里，艾森豪威尔将军象是这个班于的老板一样地主持工作。
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不仅是因为今后的军事任务困难空前巨大。打回欧洲大陆是作为一项联合行动来计划的，而对职业军人来说，联合作战向来不受欢迎。在联合作战方面，美国只有一次经验，那是1917到1918年在欧洲，那一次作战既不十分愉快也不令人满意。
幸运的是，美国军队在三十年代没有染上国外一些侵略主义的参谋总部所特有的那种传统的沙文主义。计划工作在美国缓缓地进行，然而却是明智的和客观的，从地区范围到合作协同，预见到美国参加联合战争的可能性。1939年6月，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表示需要有一个大轮廓的战略计划，大胆地设想“美、英、法(将)反对德、意、日，美国最大限度地参与这次作战，尤其是为欧洲的作战部队提供人员。”
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同盟国合作奠定了基础，马歇尔将军在1939年开始在此基础上建立军事上层建筑，于是联合作战的基本设想就体现在“彩虹4号”，特别是“彩虹6号”作战计划之中。然而，纳粹在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取得的惊人胜利在美国总参谋部造成了一种感情危机。德国力量使他们感到迷惘，总参谋部认为法国的崩溃和英国的被围困是十足的、无法挽救的灾难。这些事件使计划人员确信联合王国的局势已经绝望，因此，美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安排，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罗斯福总统反对这种失败主义。即使在1940年6月的阴暗日子里，他仍明确地表示，美国和美国军队不应该单纯地为应付最坏的情况制定计划。他自己就打算根据以下这种假设行动，即英国政府和英伦三岛大概可以顶得住，军事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同西部一样继续维持下去。
尽管马歇尔和巴顿都是在潘兴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在这一具体的问题上却从师长的教导中各自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马歇尔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他们伟大的老师的僵硬化的狭隘观念，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在未来的战争中却是行不通的，潘兴的“分别指挥”的原则(这也包括分别草拟计划)将不得不在最高一级被实行合并的原则所代替，以通过统一指挥确保实现统一的目标。
1940年秋，他认识到英国“虽然十分脆弱以致从长远看不能不依靠美国的支持，但还是有力量很好地利用这种支持”；这时他就确定了在高级指挥部进行如此密切合作的态度。
另一方面，巴顿从潘兴那里得到的只是对他自己固有的沙文主义的有力肯定。巴顿的沙文主义是从他无知的曾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同时他祖居南方也助长了这种思想。南方祖先的沙文主义思想一直对巴顿的观点影响很大。对巴顿来说，美国是绝对地完美无缺。尽管他毫不排外——因为他钦佩英国人并热爱法国人，但他坚持约翰·默塞尔·巴顿在将近一百年前阐明的原则，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对美国人实行哪怕是最低程度的控制”。
实际上，巴顿在这个英国人占支配地位的世界里可能最没有理由因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感到不自在，因为他的英国同事们极力表露他们对他的敬意和情谊。那时，在英国高级军官中，以傲慢藐视的态度谈论那些新参战的美国人是相当时髦的。特别是陆军元帅布鲁克，他的优越感表现得最露骨。他于1月24日在伦敦和担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初次会面之后，就毫不客气地在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战略观点。”此外，他还对马歇尔的忠诚老实表示怀疑。1943年12月3日在开罗时，他就曾指责这位美国参谋长的做法是“我在一个时期以来所看到的最刻薄的”。
然而，布鲁克却在英国人中带头对巴顿唱起赞歌。巴顿到达英国几个星期以后，布鲁克就前往设在怀德温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反攻指挥部授予巴顿英国高级爵士勋章(从此以后，巴顿可以自称为乔治·巴顿爵士了)。这位稳重的陆军元帅，平时从不习惯于赞扬一位美国将军或奉承任何人，他告诉巴顿：“我认为你比其他任何将军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爵位。”这位相当生硬傲慢的帝国陆军参谋长对巴顿却一点儿也不拘束，现在甚至跟他开起玩笑来了，这是一种特殊友好的麦示：
“巴顿，别怕，”他对巴顿说，“我不会吻你的。”
巴顿迅速回答道，“那太遗憾了，先生，因为我今早很认真地刮了脸，准备让你来吻我的。”
自然，巴顿觉得在英国比在巴勒莫的小窝棚里要强，但他对艾森豪威尔为他准备的差事却很不满意。他将要指挥的第3集团军仍远在五千英里之外。第3集团军还呆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萨姆休斯顿堡，由一个行将退休的将军指挥的陌生的参谋部和一个参谋长管理，据巴顿所了解的情况，他对这位参谋长没有什么信心。第3集团军的一些零散部队在英国，但他们被派到欧洲战区，自行训练。巴顿变成了布雷德利称之为“艾克的卫兵”式人物，一个光杆司令。分配给他的指挥部异乎常规地在英国中部地区，远离英格兰南部的反攻军事集结中心，离制定“霸王”作战计划的伦敦也有一百八十英里。
还有一些其他的令人扫兴的小事使巴顿感到他只不过是“霸王”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配角而已。到达伦敦后的第二天，1月27日，星期四早上，巴顿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李将军，以及时适应指挥体系。李以一种闲聊的方式告诉巴顿，艾克肯定是在最高一级。他把办公室设在诺福克大厦，这是整个计划的中枢，由沃尔特·史密斯(他刚刚晋升中将，他的恶性溃疡已被控制住了)任他的参谋长。史密斯的副手是一位英国中将，名叫弗雷德克里·摩根，一个殷勤有礼、老练而态度合作的军官，他从一开始就是“霸王”计划的主要设计人，现在正根据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提出的修改建议确定最后的方案。
空军上将特德，巴顿正北非时就认识他，是艾克的副手，而蒙哥马利是在英国的全部地面部队的总指挥，并担任反攻的总指挥直至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支美国集团军群。与此同时，布雷德利身兼二职——内定担任反攻的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和美国集团军群司令——并同时管辖两个司令部。
巴顿去看望史密斯将军，发现他很友好，但是不作任何承诺。当他在史密斯的办公室时，布雷德利恰巧也顺便来访，两人一直以复杂的心情盼望着的对抗现在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然而，双方的表现都很大方。
“布雷德！”巴顿满面笑容地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显然是很高兴见到他的上司。
“见到你很高兴，乔治，”布雷德利热情地回答——他们就是这样见了面。如果其中一人心中有任何磨擦的念头的话，并没有在他们伦敦的初次会面中表现出来。
“你计划干什么？”布雷德利问道。
“我现在遣遥自在，”巴顿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妈的。我不喜欢这样，布雷德。你难道不能给我找些事情做吗？”
“我有一个午餐约会，”布雷德利说，“午饭后你来找我，好吗，乔其？我们可以仔细谈谈。”
当巴顿后来独自从走廊出来时，他才想起布雷德利是头一次称呼他为“乔其”。 [ 注：乔其是乔治的爱称。 ]
巴顿和空军上将特德共进午餐，巴顿高兴地注意到，特德“的确”很高兴见到他(相反，英国阵营中的其他人——例如蒙哥马利——巴顿认为就不那么高兴见到他)。接着，他到布雷德利的办公室去看一眼“计划”，他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李有自己的专用火车，他现在让巴顿坐他的专用火车去苏格兰，玛丽皇后号轮船预定将载着第3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于第二天抵苏格兰。火车安排在下午4时驶离尤斯顿车站，因此巴顿只有很少的时间在布雷德利办公室里研究计划。但是，他还是认真地研究了计划，看来他并不特别兴奋，这一点布雷德利很快就察觉到了。
“怎么样，”他问道，“你认为这个计划怎样，乔治？”
“我说不上，布雷德，”巴顿说。“我真的说不上。这个计划就目前来说似乎还可以——但我认为它还考虑不够深远。”
尽管布雷德利很希望巴顿能作进一步的解释，巴顿已没有时间对计划中的显而易见的缺点作任何更深的探讨了。然而，巴顿当时脱口而出的话却继续萦绕在两人的心头。布雷德利在多尔切斯特旅馆的客房里就寝时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当巴顿的专列飞驶过灯火管制区开往苏格兰时，巴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想到深夜。
他一直等到1月28日很晚才见到当时他手下的全部第3集团军的成员——由炮兵专家爱德华·威廉斯上校领队的十三名军官和二十六名士兵组成的一个小组。威廉斯上校率领他们渡海前来。这批精选的第3集团军的官兵是最先得知巴顿代替霍奇斯担任他们司令员的消息的。
早在1月12日，当这个先遣组正从圣安东尼奥出发时，巴顿还在巴勒莫，处在大概是他意志最消沉的阶段，也是强加于他的悠闲时期中最懒散的阶段。他刚从意大利回来，希望能找到些事情以结束他游手好闲的生活。但是他却得不到任何消息，没有任何情况表明事情有什么发展。
然而，就是在那些看起来无聊的日子里，乾坤已经在扭转，他的命运正在接近新的飞黄腾达。第3集团军已经待命，准备转移“到海外欧洲战区去作战”。它的第一支分遣队已经在开赴纽约州的汉米尔顿堡的途中，从那里乘船去苏格兰。而且，霍奇斯将军已经知道，这已不是由他统率横渡海峡去诺曼底的那支部队了。只有巴顿对自己的前途一无所知，第3集团军也不知道巴顿与它的关系。
上午七时，巴顿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到达格林诺克，海浪拍击着港内灰色外壳的船只，玛丽皇后号轮也因天气恶劣而延迟了抵达的时间。他视察了几个仓库和一所医院，下午在李的专列上设正式茶点款待了一伙志同道合的英国陆海军将领。他以这些活动消磨了一天。
晚餐后，他准备就绪，登上玛丽皇后号，船上挤满了前来参加“霸王”战役的几千名美国部队。他感到紧张和好奇，但当“娇孩子”威廉斯率领的小分队向他报到时，他显然是高兴极了。
巴顿同他的士兵们握手，然后向他们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
他说，“我很高兴地欢迎你们来英国。”他在讲话中把惯用的口头禅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但已足以使那些以为沉默寡言、态度拘谨的霍奇斯将军仍是他们上司的士兵们感到震惊。“我是你们的新司令官。要做的事很多，而时间却很少。一列专车正在船坞上等待把你们送往我们的指挥部去。我们再过一小时就要启程。”
尽管欢迎的气氛十分欢快，接待委员会里高级军官云集(巴顿领头下有两名英国将军、一名空军准将和一名海军将官)，第3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却没有心思特别兴高采烈地来欢庆这一场面。在萨姆休斯顿堡时，他们曾担心在混乱中被人忽视和遗忘，因为在霍奇斯领导他们训练时，并无迹象表明第3集团军是准备担任进攻大陆的。然而，尽管他们跃跃欲试，渴望有一个较强的领导，他们对现在接到的任务却并无准备。
当巴顿出现在玛丽皇后号上欢迎他们时，比尔·帕耶夫斯基中士捅捅萨姆·麦卡锡下士的肋骨。
“伙计，”他带着明显的惊愕低声说，“你也看到了吗？是那个‘赤胆铁心的老家伙’！”
麦卡锡的反应是：在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巴顿到英国才四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却已到过许多地方。他在波维尔厅的新司令部里安顿下来，这个地方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纳兹福德的一个男爵的庄园；他视察了后勤司令部和一所战俘营；并顺便看了一下军械部门，只是去打个照面。他抽出时间同英国的贵族交谈并和前爱德华八世国王的侍从亚历山大·梅特卡夫少校共进午餐。
1月31日，他回到伦敦去接管为他去首都时供他使用的一套公寓，并在那里与亚历山大·帕奇将军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
帕奇是巴顿最老的朋友之一，他从太平洋调去北非路过此间，他将去北非指挥第7集团军。巴顿很想同他谈谈自己留下要归帕奇接管的参谋人员，实际上是想劝他的接班人把他的原班人马留给他，让帕奇自己另找一批人。
在他实行的高度个人统治中，参谋人员起着特别关系重大的作用——他个人的延伸。有一次，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不需要一个才华横溢的参谋班子，我要的是忠诚。”他拥有的正是这么一个忠诚的参谋班子，他们默默无闻地、一贯效率很高地执行他的命令和主意，并完全服从于和适应于他本人，他的一套军纪、规矩和风格。
巴顿一方面要求他的参谋人员象家臣对封建的日本诸侯那样绝对忠诚，另一方面他对部下也同样充分献出自己的忠诚和给予慈父般的保护。一个人是否真正有能力实际上关系不大，只要他表现忠诚就行。
巴顿对他部下那种不动摇的忠诚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忠诚证明了掩盖在巴顿粗鲁和强硬的外人之下的内在的温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桩足以表现巴顿特性的事件：
“他有一次强烈要求我解除他手下八十名军官的职务，因为据他说，他们不称职，胆小怕事近乎懦弱无能。他非常生气，十分坚持，因而我不得不同意，但我要他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的默许显然使他惊讶，他开始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借故推迟提交他的名单。最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已重新考虑，不想撤谁的职了。”
就个人的优缺点来一个个地评价，巴顿的参谋人员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是能力很强的军官，注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会在朝鲜、德国和其他地方飞黄腾达。保罗·哈金斯上校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位波上顿戏剧评论家的儿子，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任巴顿的副参谋长，后来被提升为四星上将，而且终于在1962至1964年成为显赫的驻越南美军司令官。
其他人只是平平而已。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象一架精密仪器，巴顿能够以瑞士钟表匠的技巧来操纵它。就象剧院里的提词员知道每一个演员的台词一样，巴顿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代替他的任何一个助理参谋长的角色——然而没有他们，巴顿却感到空虚和无能。
现在，他希望说服帕奇将军把盖伊和哈金斯、马多克斯、卡明斯、马勒和科克以及曾在非洲和西西里为他工作和同他一起战斗的其他参谋人员放给他。他把这次劝说的会见安排在他本人从未到过的新的套房里秘密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