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受耻辱的常胜将军·第十五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巴顿将军如果在第十五后送医院的接收站里第一次打人之后，能够控制住自己暴躁的脾气的话，那么他打了一名显然是生病的士兵一事决不会闹得尽人皆知。那次打人事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它只在医院里有些一般的议论，并且从来没有传到外面去。医务人员也没有把此事报告上级机关。
列兵库尔是一个机灵而又比较冷静的小伙子，他在一封家信中谈到了这次事件，但他劝家里的人“不要再讲这件事了。”他的双亲和妻子都没有声张，正如他的父亲老库尔说的那样，“我愿意让整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不要再提它了，要继续把仗打下去。我对巴顿将军没有个人的成见。如果他是一个好人，那就把他留下来，我们需要好人！”
但是，在另一所医院里发生的第二次打人事件可就不同了。被巴顿打了耳光的是个职业兵，列兵保罗·贝内特是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二十一岁的纯朴农村青年。珍珠港事件前，他就应征参加了正规军，在北美和西西里的第105野战炮兵营服役时工作相当出色。在他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他就变得焦虑不安，而当他妻子给他寄来她和孩子的合影照片以后，他就开始出现极度的精神紧张的症状。一位前线精神病专家把他的病情诊断为忧郁型神经官能症，——“对于某种不能确定的事情在思想上产生的瞬间的恐慌”——他的病可能是由于“害怕他死前见不到他的新生婴儿所引起的。”
8月6日的战斗中，C炮兵中队他最好的朋友在他身旁受伤，使贝内特的病情趋向恶化。那天夜里他整夜不得安眠，如他自己说的，因为炮弹一直在头上“骚扰”着他。他不断地说，“我总觉得这些炮弹会打中我。”8月7日，他变得越来越紧张，并且对他受伤的朋友表现出病态的关心。后来一位护理人员把他送到后方梯队，在那里给他服了一些镇静剂，但是看来疗效不大，他仍然极度焦虑不安。
在8月10日这倒霉的一天上午，一位医官命令他去第九十三后送医院，可是贝内特不愿离开他的连队，请求不要把他送到后方。这真是一次不幸的巧合，实际上就在贝内特到达第九十三后送医院接收站几分钟后，碰巧巴顿将军也临时决定到这所医院视察。
在这次短暂而激烈的冲突达到高潮时，巴顿似乎已被他自己的行动所震动。他开始啜泣，兜着圈子走来走去，他对柯里尔上校说，“我控制不了自己。看到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又想起一个孬种的胆小鬼被当成婴孩一样照看，真使我受不了。”
不论他本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如何，他认为没有必要向他的顶头上司亚历山大将军或者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告这件事。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他后来对亨利·泰勒说，“我希望整个事情会平息下去。”
可是这一事件并未随着他的离去而被搁置和忘却。它已经引起了极为广泛的注意，它使医生和护士们感到万分震惊，并成为第7集团军整个议论的中心。
此后，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的详尽报告被送到驻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这是阿内斯特上校的备忘录，是由第7集团军军医富兰克林上校转递的。
当阿内斯特看到布雷德利将军不愿转交他的报告时，他便通过另一条途径，把报告送给艾森豪威尔的军医主任弗雷德里克·布莱塞准将。布莱塞又把报告交给副官长托马斯·戴维斯准将，戴维斯就携带报告陪同布莱塞去见艾森豪威尔。
8月17日上午10时30分，正是在这一时刻，巴顿将军作为胜利的英雄进驻了墨西拿城。
乍一看，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感到过分吃惊。他对布莱塞说，“我想我不得不把巴顿将军骂一顿了。”他把军医主任留在办公室里闲聊了一会，艾克称赞了巴顿在西西里“干得漂亮”。但是他不同意巴顿的论点，巴顿认为在第7集团军存在一些落后分子，就这一点来说，艾森豪威尔认为在美军的任何部队里都不存在。布莱塞将军倾向于赞同总司令的观点。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根据他的军医们的报告，情况完全相反，许多美国士兵在崎岖不平的地区行军，确实把脚掌都磨破了。这次会见结束时，艾克指示布莱塞到西西里去，实地调查巴顿打人的事件，然后将结果直接向他汇报。
这样，他就开始行动起来，——弄清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如有必要，就处分巴顿，但是要把事情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里。他把这次事件的盖子捂得紧紧的，其原因，正如他对布莱塞将军说的那样：“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他们就会大喊大叫猛烈抨击巴顿，那将会结束巴顿在这次战争中服役的机会，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巴顿是我们从事这场战争不可缺少的人物，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人物之一。”
布莱塞离去之后，艾森豪威尔召见了原籍马萨诸塞州著名的优秀医生佩林·朗博士，他是战区中校卫生顾问。他指示朗中校进行一次单独的调查，他说，“调查材料只供我看”，不要有顾虑，也不要偏袒，要严格尊重事实。
然后他坐下来，以个人的名义亲自给巴顿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事件表示极为憎恶，他狠狠地责骂了巴顿，说他的行为是“卑鄙的”。他命令巴顿——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空前的做法——去向被他打耳光的士兵道歉，向接收站里当时在场的所有医生和护士们道歉，向接收站里每一位找得到的伤病员道歉，最后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分别地道歉。对巴顿这样一位趾高气扬、骄傲自大的将军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严酷的处分。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他正在冒一次严重的风险，巴顿可能宁愿辞职而不肯接受这样的处分。但是他还是冒了这次风险，把信封好，交给于当天下午动身的布莱塞将军，让他把信带给巴顿。
朗上校的初步报告肯定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他根据埃特少校的报告，对事件叙述如下：
“此类事件对伤病员的健康，对医院工作人员的事业心以及对伤病员与医生的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必须立即采取步骤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
艾森豪威尔把他本人与巴顿的好友卢卡斯将军请来，派他到西西里去再进行一次调查，这一次完全是调查士兵们对这次事件的看法。
他希望到此了结这个事件，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开始引起他最深切的不安，他担心他最终没法把事情限制在内部范围里。驻第7集团军的记者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对于一位美国将军在前线的医院里打了一个生病的士兵，都非常反感。总司令的乐观情绪起了变化，他心情沉重地对他的朋友、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说：“恐怕最终我不得不把巴顿不体面地遣送回国。”
事情发生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传到了新闻界。它是由新闻发布处的一个年轻的上尉泄露出去的。碰巧这位上尉与第九十三后送医院的一个护士在谈恋爱，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去看她，她当时正在一个帐篷里值班，这个帐篷恰好与巴顿将军打落列兵贝内特头上钢盔的接收站帐篷相毗连。当这位上尉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心情与医院里所有的人一样，认为这件事应当报道出去。然而他知道，通过正常的“渠道”是无法实现的，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报告会在布雷德利将军的司令部里被束之高阁。所以他决定把此事告诉一些记者，这些记者每天发稿都是由他审查的。这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上尉出于义愤而首先接触的三位记者是：《新闻周刊》的艾尔·纽曼，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红”米勒，《星期六晚邮报》的德马雷·贝斯。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埃特少校得到柯里尔上校的允许，接待了纽曼、米勒和贝斯的采访；第三天纽曼和米勒又来采访，同时还有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约翰·戴利也一起来了。埃特后来回忆说，“就我们理解，他们采访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把这件事直接报告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让他采取行动，而不需要通过正常的“渠道”。
其他的记者闻讯后都涌进了那所医院。这件事和它的影响使舆论界哗然。他们是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巴顿的，强烈反对巴顿的那种不民主作风和他们觉得巴顿暴跳如雷的那种性格。现在他们回想起巴顿如何下令开枪把一位贫穷的西西里农民的几匹骡子打死，因为这些骡子堵塞了他过桥的通路。他们还记得，因为一位士兵没有打绑腿，巴顿就罚了这个士兵25元钱，根本不让这个士兵进行解释：他的腿是由于染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而肿得无法打绑腿。
记者们议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报道之前把此事直接报告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于是，贝斯、米勒、和《柯里尔》杂志的昆廷·雷诺兹前往阿尔及尔。8月19日，他们把控告巴顿的材料交给了史密斯，其中准确地描述了在第九十三后送医院所发生的事。贝斯写道：“如果我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话，那么，巴顿将军打了他手下的一位兵士，就应当受到最高军事法庭的审讯。”贝斯告诉史密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西西里调查了此事，但是没有发消息加以报道。他大胆表示了意见，认为象这样“精彩的一幕”——他是这样形容这一事件的——较长时间不加报道，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
雷诺兹断言，“(在西西里)至少有五万名美国士兵，一旦有机会，就要开枪打死巴顿。”戴利则提出了一种情有可原的说法：“巴顿可能一时精神失常”。但是，他很直截了当地要求处分巴顿，甚至建议撤销巴顿的指挥权，因为“他显然已不适宜带兵了。”
布彻在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新闻界，虽然没有登出这条消息，但都十分恼火。”
在这种压力下，艾森豪威尔开始感到此事不容乐观。他把贝斯、米勒、雷诺兹和戴利请到他的办公室，对他们说，他正尽其可能保住巴顿的职位。
他解释说，“正是他的紧张情绪和容易冲动的性格，使得他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在追击和开拓局面的事业中，需要有一往无前精神的指挥官。他对他的士兵要求越是苛刻，他就越能保全这些士兵的生命。他一定是不知疲倦，无情地要求部下使出最后一点力量。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将领。因此，我觉得，为了迎接欧洲战场上的各大战役，应当保住巴顿。”
他恳求记者们不要把这一事件传到外面去。史密斯将军也向驻阿尔及尔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记者们提出了类似的恳求。报纸和电台的记者无不为艾克的真诚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以及他对巴顿的殷切的需要所感动，因此都同意“忘掉”这一事件。他们和盟军最高司令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即不在报纸上也不在电台上透露这一事件。
此时，巴顿也意识到，他的鲁莽行为已经引起反响，艾森豪威尔的信和布莱塞将军的到来，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对自己所做过的事仍然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会儿，他确实感到懊悔，为自己的轻率行为而感到内疚；一会儿，他又自我安慰，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只是有点“不太讲究方式”。
于是，他在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盟军司令部军医主任布莱塞将军给我带来艾克一封很刻薄的信，信中提到了我咒骂两个士兵的事，因为我认为这两个人是胆小鬼。显然，我的行为太轻率，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就象传染病一样会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对这次事件我很抱歉，我真诚希望使艾克高兴，不愿意惹他生气。晚上六点钟卢卡斯将军来，向我进一步解释了艾克的态度，我感到心情沉重。”
不管巴顿看了艾克的“刻薄的信”是多么懊恼，他在8月29日的回信中，仍然用最谦恭的语言向艾森豪威尔请罪。
他用第7集团军总部的公用信笺规规矩矩地写道：“亲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答复你1943年8月17日的来信时，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用你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我，再次说明了你的公正和宽厚。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因为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给了我一切，为了你我将万死不辞。
“我向你保证，在对待那两位士兵的问题上，我绝无苛刻或残忍之意。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设法使他们重新认识他们作为男子汉和战士的天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我以前的同学，他几乎一模一样地得了神经错乱病，经过几年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自杀了。
“我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以及同我讨论过他的病情的医务人员都使我确信，如果在他精神刚刚表现失常的时候，便及时予以有力地制止，也很可能会恢复正常状态。
“想到这一点，很自然地促使我不适当地试图使用上述的疗法。每次事件之后，我都对一些军官们说，我觉得我也许又拯救了一个不朽的灵魂……”
在信的结尾他写上“谨上”，并签了字：“美国陆军中将G．S．小巴顿。”
至此，这件事很快就要结束了，看起来它将以巴顿被迫做出可怜相的姿态而告一段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信中明确地指示他，要向被他侮辱的士兵和当时碰巧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道歉。第2军军医接到命令，把有关人员集合到巴勒莫王宫，参加8月22日上午11点举行的道歉仪式。
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为了出席仪式，巴顿穿着整齐、眉头紧锁，悄悄来到了宫中的一座皇家教堂，这是一座建于公元1132年的豪华建筑，室内镶嵌工艺精细的装饰和壁画。巴顿跪在教堂当中一座大型拜占廷式的大理石烛台前，身上沐浴着从教堂的八面窗户射进来的阳光，他祈祷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郑重其事地走进二楼宏伟的大厅，参加仪式的人早已等在那里。
作为目击者的埃特少校，对这次丢人的事件描述是最富戏剧性的。
埃特少校告诉我，“那次‘遣歉’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星期天上午到前意大利国王王宫内巴顿将军的办公室去。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巴顿将军的书桌前时，都感到十分惊讶。巴顿的助手盖伊准将把我们两个医院去的人带到了巴顿将军的面前。
“我们立正站着，他对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一个好朋友，由于精神一度消沉而自杀。他感到，如果有人‘粗暴地对待他’，或者‘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一下’，他的生命可能就会得救。他解释说，他认为他的行为是为了士兵好。他觉得，我们应当理解这一点，理解他这位将军的本意，我们应该尽到我们做军官的责任，要关心遇到困难的人。
“他对他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就劝我们‘忘掉’这件事，然后就让我们走了。”
埃特医生(现在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位著名的小儿科专家)在回忆他所谓“一件不愉快的往事”时说，“这就是我所能够回忆起来的全部经过。我们大家都钦佩巴顿将军，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我们觉得，这次事件是不幸的，不应当发生的，当然也是令人遗憾的。我本人在这次事件中的不幸处境是，我碰巧在场，地方是对的，但时间是错的。”
这次令人厌恶的事件正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逝。在那次道歉仪式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在巴勒莫王宫的官邸里杜门不出，在宫殿内富丽堂皇的诺曼底大门里面，坐享他既得的荣誉，他认为这样做，对于一个胜利者是很适当的，对一个忏悔者来说是谨慎的。
9月初，巴顿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会长诺曼·戴维斯的访问。为了使士兵们有机会表达对红十字会工作的谢意，巴顿把一大批士兵集合在一个剧院里。他陪着戴维斯先生在台上就座。这是他在那次丑闻发生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当然，他有些自知之明，意识到士兵们中间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什么议论。
戴维斯讲完话后就请巴顿讲话。巴顿将军走到台前，笔直地站着，然后脸色阴沉地说，“我想我还是站直在这里，让你们大伙看一看，我是不是象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士兵们哄叫起来，欢呼声几乎把剧院的屋顶都掀翻了。
接着又发生了别的事情，使巴顿将军觉得这个事件已经了结，被人遗忘了。他听到从阿尔及尔来的消息说，他很快就会有新的任命。当时盟军已在意大利本土萨莱诺登陆。但是，9月14日，发起登陆时指挥海军的休伊特将军那里发出了电报，他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在萨莱诺滩头阵地的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遇到困难。艾克极力设法援助他的朋友。艾克晋升到目前的职位，一直同这位朋友克拉克在一起，他在北非对艾克的帮助是极其宝贵的。可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克拉克不大能够应付那里的局势。他是否能够守住滩头阵地，以待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从意大利南端赶来，是很令人怀疑的。
亚历山大将军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让巴顿去指挥第5集团军。看来，巴顿肯定将被委任此职。当然是在第5集团军进军罗马之前。进军罗马预定在当年晚些时候，很可能在11月左右。
10月1日，在打耳光事件发生仅仅七个星期之后，巴顿就在华盛顿被提名晋升为陆军少将的正式军阶。然而，早在三月巴顿就已被授予临时陆军中将衔，早就应该晋升了，因为在正规军的正式军衔名单上，他还仅仅是一名骑兵上校。
尽管艾森豪威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使这一丑闻保密，但是这个事件在1943年11月21日还是突然在社会上公开了。德鲁·皮尔逊不受君子协定约束，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例行星期日广播节目中，“揭露”了其中的一次事件。这决不是什么特快消息，因为数以百计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完全知道这个事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家同意不加报道。皮尔逊在他煞有介事并带有威胁口吻的冗长的描述中，所能拿出来的只有断章取义的第三手材料，再加上他自己的解释。但是，他所发表的这一过时的故事，却如同一枚重型炸弹，在全国引起了震惊，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显然有意捂住事件的真相。
国会议员们马上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来信，这些信件大多数是一些被激怒的记者们写的，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记者写道：“我要求对乔治·巴顿将军对待第7集团军患弹震症士兵的行为进行一次调查。”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瓦特斯的在信中写道，“应该把巴顿赶出军队，一个如此不能控制自己的军官，指挥一个连队也不配，更不用说指挥一个集团军了。”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依阿华州，一个最大的分会打电报给众议员查尔斯·霍文说，“我们谨请你要求英国远征军对巴顿将军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这些人是美国士兵，而不是德国士兵，如果要让我们的士兵受虐待的话，那咱们就把希特勒弄来请他干吧。”众议员霍文还愤慨地补充说，“也许我们现在‘热血铁心’的人太多了。”
被打士兵贝内特所在地区的众议员约瑟夫·布赖森针对巴顿将军的行为，援引圣经上的话说：“不易动怒的人胜于强者，善于控制自己的人才能夺取城堡。”其他议员也表示赞同，其中一位要求将巴顿从第7集团军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派到西海岸的日本人收容中心。他显然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卑微的职位适合于这位丢人的将军了，让巴顿到那里去打“那些小日本”的耳光，那谁也管不着了。
盟军司令部新闻处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驻阿尔及尔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声明，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这篇声明证实了这一事件，但又声称德鲁·皮尔逊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处分了巴顿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断然说明巴顿并没有受到处分。
这篇声明听起来似乎是由总司令授意来粉饰这一事件的，它引起了记者们的反感，使记者团沸腾起来。于是又很快召开了第二次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史密斯将军向大家介绍了米勒，并且请米勒根据他的笔记向大家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允许一位军外人士代表军队介绍这样一个重要情况，这在美军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它也是对米勒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责任心和信誉的赞扬。
在那天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把事情讲清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并没有象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那样，一开始就参与了对事实真相的掩盖。相反，艾克恰恰做了皮尔逊所说的那些事——他严厉地训斥了巴顿。然而，这是一次个人的训斥，并没有正式归入“201档案”里，这种档案是军官的个人档案材料，包括所有的正式嘉奖、工作能力的报告和有关材料，既有好的，也有坏的。
但后来，艾森豪威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已无能为力了。它已成为全国热烈争论的问题，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处理，甚至还引起了白宫的关切。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雷诺兹参议员的敦促下，陆军部长要求马歇尔将军下令由艾森豪威尔直接提出一份全面的报告。
11月24日，艾森豪威尔用电报向华盛顿发出了“关于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小乔治·巴顿中将行为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从有关这一事件的厚厚一叠档案里摘录出来的综合材料，它还包含了一份说明，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第一次给马歇尔将军转呈史汀生部长的报告中看来不够充分的地方作了补充。鉴于它的历史意义，这份文件值得全文转录，以下是第一次发表的全文：
在西西里战役期间，巴顿将军是第7集团军从杰拉直捣墨西拿的持续进击中的主要支柱。他绝对不能容忍拖延或任何借口的迟误，结果使该集团军得以迅速前进，这对早日粉碎西西里敌人的抵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整个战役中，他对自己和对部下都一样的严苛要求，致使他对个别士兵的要求近乎残酷。
在他两次去医院看望伤病员时，都碰到了没有负伤而被送回后方的病号，他们患有通常所谓的“战斗忧虑症”，具体来说就是精神失常。其中一人正在发烧。这两次他都一时暴躁，申斥了这两个人，其中的一次还动手打了人，并且把那个士兵的钢盔打落在地。
最初正式向我报告这两次事件的是一位军医，随后又有三位著名的记者也报告了此事。在收到这三位记者的报告之前，我采取了以下行动：
首先，我写信给巴顿将军，通知他有人告发了他，并且表示了我对他极为不满，我对他说，如果再发生这类事件，他就会立即被撤职。此外我告诉他，他必须主动向有关人员道歉，如果需要，就采取必要的步骤，在全军面前适当地表示悔过。我还告诉他，在我查明他改正错误之前，我保留作出撤销他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决定。
其次，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是否会足以破坏巴顿的名誉和影响他在第7集团军的地位，从而迫使我把他撤职。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联合国家来说，就会失去一位无比宝贵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官。或者是否应该采取不太激烈的措施更为适当。我派卢卡斯将军对事件作全面的调查。我还派另一位将级军官去西西里，而我本人也去那里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为的是了解第7集团军里是否存在对巴顿将军的任何不满情绪。
巴顿采取了以下的做法：他亲自找了有关的当事人和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向他们表示了深切的歉意。据我得到的报告说，道歉得到了谅解。此外，他到了整个第7集团军的每一个师，召集所有的军官，对他们表示了他的遗憾，说他竟然犯了可以被认为是不公正和不是美国人所应当犯的过错。然后，这些师的军官们回去后，又把他的话向士兵传达了。对巴顿采取的这些措施，我同报道这次事件的三位记者进行了研究，看来他们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是充分的。此外，我又派了战区检察长到第7集团军作一次彻底的调查，特别是查明在这个部队中是否存在对巴顿的普遍不满情绪。检察长向我报告说，大家多少都知道发生了上述性质的事件，但都认为，巴顿将军总的工作是很出色的，这件事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在这方面必须记住，一方面巴顿在这些具体事件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了解此事的军官都莫不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巴顿亲自支持、鼓舞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结果是，在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第7集团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我亲自监督了这次事件的全部调查，并且采取了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步骤，因为我相信，巴顿在任何进攻战中，都可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在这种进攻战中，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具有忠诚、勇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史密斯将军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他按照上述内容说明了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的公开报道中对事情作了过分的夸张。在这方面，我很赞赏这里的大批美国战地记者，他们对事实都有一些了解，其中有的还了解全部事实，包括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和有助于改进巴顿明显的不正当行为的详细情况。这些人都倾向于认为，统帅部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从战争的最高利益出发的，因而愿意让事情到此为止。对他们我是很感激的。
总之，巴顿对两名士兵的做法确是错误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两名士兵当时都患精神失常，其中一名还在发烧。经过彻底的、包括我亲自到西西里调查之后，我认定，上述纠正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适当的、充分的。我们仍相信这一决定是妥当的。最后，据多次给我的报告说，巴顿最近每次在他部下的士兵群众面前公开露面时，他都受到雷鸣般的鼓掌欢迎。
12月3日，史汀生部长将一份有关两次打人事件的报告送交雷诺兹主席，并对艾森豪威尔11月22日令人误解的声明作了解释。他写道，“由于重要的军事原因，当时是要纠正德鲁·皮尔逊在他最初的广播中对这一事件所作的不真实和毁坏名誉的主观臆断。”
史汀生然后暗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有着严肃的军事考虑，并且直截了当地说，保留巴顿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上面所说的军事原因对盟军在地中海战区的作战仍然是重要的，”陆军部长对参议员的报告中写道：“因此暂时必须保密，但我向你保证最终会予以公开的。到那时就会清楚，为什么在完成某些战略部署之前，让大家来议论这一事件的细节，在任何时候都是直接违背美国和我们盟国的军事利益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得不从军事观点来考虑此事，而不是从所谓‘新闻发布’的角度去考虑。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后一次报告中再次写道，这些打人的事例并没有影响巴顿将军作为战术领导人的威望，他以最高的速度胜利地结束了一次复杂而重要的战役，他的官兵仍然愿意跟随他打仗。他在报告中写道，这个案子的严重性是，现在存在一种危险，陆军将失去一位久经战斗考验的集团军司令，这样实际上就会帮敌人的忙，使敌人宽心。”
由于皮尔逊对打人事件作了过火的、不合时宜的揭发，这位愤怒的陆军部长想用这样的办法镇住皮尔逊。陆军部长所谈到的重要的军事考虑，指的是将巴顿调到第5集团军去，这是亚历山大将军日益强烈的要求。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并向意大利北部进军，正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需要象巴顿这样一位勇猛果敢，敢打敢冲的将领。可是在华盛顿的史汀生部长、马歇尔将军以及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将军都十分清楚地看到，让巴顿担任此职已经没有希望。虽然以他的能力担任这一工作是完全胜任的，但他在公众中的名声使他可悲地丧失了这一资格。这对巴顿本人、对国家和战争都是莫大的不幸。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如果有巴顿来指挥意大利战役，就不会等到1944年6月4日才打到罗马。
史汀生为此事深感不安。巴顿是他最老的一位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顿刚刚是一个中尉时，就曾给史汀生这位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的人以“同志般的友情和指导”。后来史汀生以中校军衔参加了战争，并在法国郎格勒一所为美国远征军培养一般参谋团军官的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同正在那里负责坦克训练中心的巴顿少校又重叙友情。后来巴顿在指挥第三骑兵团和在华盛顿附近的迈尔堡任驻军司令时，他们经常到彼此的家里吃饭。
1943年9月，史汀生有机会给他的朋友助一臂之力。在准备呈报国会参议院批准的若干晋升为正式少将军衔的军官名单上，有巴顿的名字。马歇尔推荐晋升巴顿，陆军部几个胆小的家伙警告说，如果打耳光事件被大家知道，也许会引起轰动，但马歇尔仍坚持晋升巴顿。当时许多人都劝马歇尔将巴顿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因为“白宫对他持有怀疑的看法。”
马歇尔求助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向总统提出此事，以“加强马歇尔的推荐”。罗斯福先生当然对巴顿“应受申斥的行为”感到生气，但他仍然十分钦佩巴顿，他同意马歇尔和史汀生的看法，即认为巴顿是夺取胜利所必不可少的人。他把巴顿的名字留在名单上，但对史汀生说，“如果这件缺德的事公开了，我可就要挨骂了。”
现在“这件缺德的事”公开化了。史汀生不得不出面为他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也是美国最能干的作战将领辩护。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这件事可真不象样，但我完全同意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我们决不能失去巴顿。”
他认为巴顿是个“难管教的孩子”，他给巴顿寄去一封严厉而慈爱的信件，表示了他的失望：“这样一位才气横溢的军官竟然违背了自己的传统。”
史汀生的信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巴顿痛切地感到问题的严重。尽管艾森豪威尔把巴顿的行为说成是“卑鄙的”，而且巴顿不得不忍受向自己的部队道歉这种空前的耻辱，但一直到接到史汀生的信以前，一提到这件事他还总是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嗨！我就是太急躁了，但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然而，史汀生的信对他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在这场“喧闹”中(巴顿这样称呼这次风波)，巴顿第一次感到悔恨和受到良心的责备，他确实明显地耽心自己可能做得过了头，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史汀生、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责备他时，他的回答听起来有悔悟之意，但实际上他对艾克那些“难听的话”是耿耿于怀的，而且很不服气，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而史汀生的信却使他真正受到感动，悔恨交加，他在回信中一再道歉，并委婉地说明由于那些日子极度紧张，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对史汀生说，在他的前途岌岌可危之时，史汀生决定站在他的一边，他决不会辜负他的。
史汀生后来写道，“也许在战争中投有什么事情比这一决定更成功地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1944年夏天，巴顿几乎一下子就变成了1943年曾经最强烈地要求撤销巴顿职务的那些报纸和政客们的崇拜者。
许多年以后，我为巴顿将军生涯中这一段不幸而有意义的插曲搜集资料时，找到了一位有名望的军医，他正好是一位合格的“职业”历史学家——事实上，是陆军医务历史组的主任。我希望听听这位内行对巴顿同军医团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伤亡问题态度的意见。这位军医就是小约翰·科茨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巴顿将军在一起服役，起初是巴顿的副军医主任，后来成为第3集团军的军医主任。
科茨上校说，“那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就我今天的认识来说，我绝不愿意失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美军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许多人在1944年3月到达英国，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可靠的消息说，巴顿将军要成为这个集团军的司令时，大家并不怎么高兴，因为我们听到过许多有关他的传说，这些传说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真的。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所关心的当然是向第3集团军的战斗人员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从零星听到的消息(或谣传)中，我很难断定在巴顿将军统率下处于战斗状态的第3集团军的医务工作，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当我们仍然在英国为进攻做准备时，这一点使我们许多人感到不安。
“简言之，我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指挥官，能够象巴顿将军那样对医务工作给予那么多的支持和那么少不明智的干预。他要求每一个官兵尽最大的努力；对那些不称职的人，他或者不予理睬，或者调走，但较多的是采取后一种做法。他唯一感兴趣的主要是工作成绩。幸运的是，我们第3集团军的医疗工作是第一流的，巴顿将军全力支持我们。在他的统率下，他放手让医务领导者管理全军的医务工作——就是应当这样做。”
关于“打耳光事件”，科茨上校说：
“我没有在北非或西西里服役过，但我清楚地记得，当美国国内传出所谓‘打耳光事件’时，我和别人一样对事件的全部经过同样感到兴趣和好奇，特别想知道巴顿将军本人对此事的表白。但是直到一年左右以后的1944年12月16日晚上，在法国的南希，我才知道他本人对这次事件的说法。当时，我和几位朋友坐在格兰德饭店，在场的还有保罗·哈金斯上校(现为将军)，他那时是巴顿将军的助理参谋长。
“在12月16日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布尔格战役开始了。我们几个人一直在研究来自美国第1集团军的一些电报，该集团军的第8军看来正在首当其冲地对付德国的进攻。不知怎么，我们的谈话转到了‘打耳光事件’上，哈金斯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张打好字的纸条，请我读读巴顿将军本人对这一事件的说明。一年多以前，哈金斯由于受到记者们的纠缠，曾请巴顿将军亲自写了这份说明。
“根据这份文件，在第二次‘打耳光事件’发生的那天，巴顿将军已经到了前线。我了解人性，并且注意到人在战争中的心理反应，我确信巴顿将军做了他当时认为是正确和必要的事，他认为这有利于他对部队的领导。他本人当时很可能感到气愤、紧张、疲劳和恼怒。但十之八九，在他的思想中，他自以为是在对付一个企图在医院里寻求庇护的胆小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指挥官都会感到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象巴顿将军这样性格的指挥官，对此则更不能容忍。不幸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一所医院里，——尽管这所医院是归巴顿将军统一领导的。”
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年的那一天，罗斯福总统在同邱吉尔首相一起参加开罗会议之后返回的途中，在阿尔及尔停留，去看望艾森豪威尔将军并同他就广泛和重要的前途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一下飞机，刚坐上将军的卡迪拉克牌轿车，就对艾森豪威尔说，“喂，艾克，你要去指挥‘霸王’战役。”
总统这句直截了当的话，澄清了对艾森豪威尔在地中海的指挥上所存在的莫衷一是的看法。意大利的战局令人厌倦而且结局未定，艾森豪威尔的前途如何也不得而知。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三个月不平凡的日子之后，他个人的事业已经止步不前。他期待返回华盛顿，施展自己运筹帷幄的才能，而让马歇尔将军接替他来指挥进攻欧洲的战争。
“霸王”是进攻欧洲大陆战役的代号，发动这场攻势的重大决策是在1943年5月25日华盛顿“三方”会议上作出的，在8月24日魁北克“四方”会议上得到确认，但是直到开罗的“六方”会议上才选定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马歇尔为盟军最高司令。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是华盛顿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准备过圣诞节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开始组织他的班子，遴选他麾下的野战指挥官。12月22日，他收到了从西西里送来的两只火鸡，这是巴顿对艾森豪威尔的一次有礼貌的提醒，让艾森豪威尔知道，他仍近在咫尺。这个暗示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此时此刻艾克正在草拟一份他希望在“霸王”战役中被选为野战指挥官的名单，第二天他就把这份名单送给了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写道：“由于进行‘霸王’战役需要不止一个美国集团军，那么，对于美国集团军群司令的人选，我倾向于布雷德利将军。他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恐怕应当是巴顿；另一个集团军司令，或者随‘霸王’战役的进展情况再定，或者选一位象霍奇斯或辛普森那样的人，只要他能早日到达英国，协助布雷德利部署这一战役的早期阶段。
提出这样一份大胆的名单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其所以大胆，是因为它把一位年纪较轻、经验较少的布雷德利放在最高的职位上，而让巴顿屈尊在他的下面当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其所以具有远见卓识，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曾在西点军校当过足球教练)第一次选拔人才，就选中了一个能够取胜的班子。
艾森豪威尔预见到，把布雷德利提拔到野战军最高指挥职位上，可能会同巴顿发生“一些摩擦”。但是他估计马歇尔会了解他的意图并且会赞同他的意见。早在1940年，马歇尔了解到大多数将级军官竟然是一些庸碌之辈，感到十分震惊，他考察了他属下的上校和中校，选拔了几个比较有前途的人，准备最后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艾森豪威尔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布雷德利，同样情况的还有考特尼·霍奇斯，当时霍奇斯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上校，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事实上，霍奇斯即将退休，而布雷德利则准备到西点军校当校长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马歇尔会重新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委以显赫的战时职务。
1943年8月，在艾森豪威尔拟定这份名单的四个月以前，马歇尔就向他袭示，布雷德利是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人选，当时他打电报要艾克立即派布雷德利去伦敦“任美国陆军司令，……要与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平行工作。”他暗示，他考虑让霍奇斯担任“霸王”战役中的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此时他已派霍奇斯去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去接替沃尔特·克鲁格中将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应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已被派往太平洋任职。
至于巴顿，艾森豪威尔并不感到过分不安，因为他知道，在巴顿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下，他是会乐于接受“霸王”战役中的任何职务的：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知道，马歇尔本人也打算让巴顿在进攻欧洲大陆的战役中担任美军的一个集团军司令。
马歇尔也许比军队中任何一个人都更赏识巴顿的品格。虽然他认为巴顿是美国最伟大的作战将领和常胜将军，但是他也意识到巴顿的一些缺点，在他看来，巴顿的这些缺点使他没有资格担任最高级的领导职务，因为这样的职务要处理无数的作战和组织方面的具体事务，而巴顿的脾气对此是不适宜的。
尽管艾森豪威尔确信马歇尔会同意他所选择的这几位指挥官，但是从策略上考虑，他认为应尽可能地把巴顿问题推迟摊牌。在他把名单报送给马歇尔的同时，他还通知在伦敦的布雷德利，说他已推荐他为集团军群司令，但是没有说明巴顿将是布雷德利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正如布雷德利事后证实的那样，艾森豪威尔这样做也许是很精明的。布雷德利写道，“如果艾森豪威尔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会对这种选择提出异议，因为我当时不仅怀疑巴顿指挥西西里战役的办法，而且我还十分怀疑艾森豪威尔迫使巴顿忍气吞声地接受调换我与他的指挥位置是否明智。”
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1月初返回华盛顿，同马歇尔将军商量了“霸王”战役所有需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径直去伦敦。他在1月16日到达伦敦，口袋里装着经参谋长完全批准的对指挥班子的全部任命。他没有时间去看望布雷德利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在第二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这个消息，而布雷德利是于1月18日早晨在多彻斯特饭店的餐厅里进早餐时，从《每日快报》上读到这个消息的。但是从报纸上刊登的艾森豪威尔谈话的摘要中仍然弄不清楚，布雷德利究竟是指挥担任进攻任务的第1集团军还是负责在诺曼底的美国集团军群。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布雷德利就去见艾森豪威尔，总司令告诉他，“是集团军群，布雷德，和蒙哥马利一样。“
布雷德利问，“各集团军的司令是谁？”
“霍奇斯担任第1集团军司令，布雷德，”艾克说，然后吸了口气说，“巴顿是第3集团军司令。”
布雷德利的脸沉下来了。
“不要担心，布雷德，”艾森豪威尔说，“乔治不会反对的。”
这只是一种主观推测。艾克是背着巴顿作了这种安排的。他根本没有和巴顿商量过，所以不可能知道巴顿对这种等于降职的安排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他认为他很了解巴顿。他以为巴顿已经软下来了，他可以随意支配他了。
既然在德鲁·皮尔逊煽动起来的愤怒浪潮之后，巴顿调往意大利去指挥第5集团军的可能已不复存在，那么巴顿留在西西里还有什么作用，就很难说了，这是很难忍受的。艾森豪威尔和史汀生认为，让巴顿留在西西里履行其职责仍然具有重要的“军事需要”，但这个理由似乎并不那么充分，对巴顿本人来说，更是如堕五里雾中。他被圈在巴勒莫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里，感到烦闷和沮丧，他正被利用来迷惑德国人。那时，他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敬重和恐惧，敌人开始把他当成是他们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敌手，认为他在盟军中相当于红极一时的德国元帅隆美尔在德军中的地位。考虑到巴顿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引起德国人的狂热备战，华盛顿决定派巴顿招摇过市地周游地中海，以显示对巴顿将有新的任用。
一个时期，德国人盯着巴顿的行踪，就如同在温布尔登的戴维斯杯网球决赛中，一些伸长脖子的观众盯着网球一样。巴顿奉命在旅行中带上十名参谋人员，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是来接管的，总是有意把行程安排得使德国人能发现他们的踪迹。10月，他先到科西嘉，然后12月到东地中海，再到马耳他，最后去意大利，每到一地都故意放出谣言，说他准备到此就任新职，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如此。
巴顿很欣赏这次旅行，所到之处都有历史古迹，这次奇特的任务给了巴顿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去参观这些古迹。但是，对这次旅行并不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他和德国人不一样，心里很清楚，这些战线的任何一处都不会让他去指挥。
1944年1月初到达意大利时，他深感沮丧。因为他注定要看着他的同事马克·克拉克和阿尔弗雷德·格仑瑟正在不可开交地忙于打仗，而自己却不得不扮演一个袖手旁观的消防员的角色。
正当他执行诱骗敌人的光荣使命在地中海旅行的时候，围绕着他的问题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11月25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贝利导求将巴顿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三天之后，讨论巴顿晋升问题的参议院委员会决定在确认他的晋升之前，先对他的行为进行调查；晋升问题推迟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艾尔本·巴克利不得不在幕后积极活动，以劝阻他那些发怒的同事们无论如何不要提出他们的动议。
长时间以来，巴顿一直没有能够同国会取得和解。甚至到了1944年5月，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还对巴顿是否适合在战时统率美国士兵表示怀疑，虽然它对巴顿的军事素养没有任何怀疑。
如果巴顿对打人丑闻看来完全没有反应，任凭责难和辱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不予反驳，这并不能表明他的性格。在那些日子里，巴顿只有一次公开提到了这次事件，那是在给一位名叫马森盖尔夫人的一封谦逊的回信中提到的。这位夫人以同情的口吻直接写信给巴顿，使巴顿深为感动，决定给她写回信，对这次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
巴顿将军的沉默是从11月23日他召集的一次会议后开始的。这次会议是在皮尔逊广播之后随即慌慌张张召开的，参加者是他最亲近的一些参谋人员，其中有他忠实的参谋长盖伊将军和哈金斯上校；副官史蒂勒少校和柯德曼中校以及他的私人医生、美国新奥尔良著名的医生奥多姆博士。会前他准备了一页简短的讲稿，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和他的看法。他的参谋人员都了解，在那些日子里，巴顿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感到十分苦恼，因此认为他大发脾气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他们觉得，巴顿以前从未采取过这样极端的措施，然而一周之内竟发生两次类似的事件。这些人从内心深处确信，他的粗暴是由无法忍受的紧张所引起的，而不是出于他本性的残忍。
会上，那位殷勤、敏感和天资聪明的波士顿人柯德曼中校规劝巴顿，不管人们对他的攻击是如何的不公正和粗野，都应完全保持沉默。巴顿认为这是他最难办到的，但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听从柯德曼的劝告。
事实证明，这是巴顿最有效的自卫，他很感激柯德曼给他提了这个明智的建议。在那些极为郁闷的日子里，巴顿在圣诞节的前夜，拉着柯德曼一起到巴勒莫宫做弥撒，然后又邀请柯德曼到他的住处，作了使人伤感的夜谈。他重新燃起快要熄灭的壁炉，拿出一瓶酒来，和他的副官谈了一个半小时，从往事一直谈到未来。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最近的事件，因为巴顿心头仍然愁云密布，他轻声对柯德曼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接受你作为一个朋友的劝告。”
第二天上午，柯德曼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巴顿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忠实的柯德曼还为巴顿做了另一件大好事，以便使巴顿恢复信心，相信自己是有用的，判断是正确的。他通过对邮件的抽样调查，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看看在他进行测验的范围内，可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1月15日，柯德曼把得到的结果制成表格，他发现巴顿将军得到的对他“表示崇拜的信件”比在同一问题上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要好：大约赞成的占89％，反对的占11％。他只选用陌生人的信件，排除了朋友和熟人的所有信件。在皮尔逊广播之后的喧闹中，收到的大批来信所表达的意见很容易分类，他们对巴顿将军不是赞成就是反对，全都写得泾渭分明。
柯德曼说，“那些抗议的信件多数是侮辱性的和匿名的，它们万变不离其宗，说‘你是一个懦弱的……竟然打了一个不能自卫的服役士兵，’如此等等。支持的信件大多数来自军人们的亲属，它们也大同小异，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说：‘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为我们的儿子能在你的麾下服役而感到骄傲。’‘从报上登载的消息看，我们还不清楚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要那么做，但是我们要让你了解我们是支持你的，继续干下去吧，愿上帝保佑你’。”
虽然柯德曼的调查结果使巴顿感到高兴，但却不能完全使他从消沉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尤其是因为华盛顿或阿尔及尔都没有任何消息或者任何暗示，在这种情况下，巴顿很担忧在未来的战役中没有起用他的计划。而这正是对他的一种处分。各种事态有意让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作战将领的有益作用，甚至更糟糕的是他的全部事业，都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出自对部下命运的担心，巴顿将军更加深了对自己前途的关切。他对待他们就象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忧心忡忡，生怕他们分散到各处，在别人的指挥下工作，他们就不会象在自己的领导下过得那么好。
这一年的岁末在阴郁暗淡的气氛中渡过，他对前途看不到一丝光明。元旦那天，用盖伊将军的话说，“接到了一封极不得体的电报”，解除了巴顿的第7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这封“事先没有打招呼”的电报通知他，将由克拉克将军接替他担任这支在他的统率下经过战火洗礼的伟大部队的首长。盖伊写道，“这对第7集团军总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人们认为第7集团军刚刚取得了西西里战役的辉煌胜利之后，就更加使人痛心。”
巴顿自己对这一消息的评论是：“一个快乐的新年真是过得糟透了。”但是他仍然希望，在1944年不论怎样和在什么地方他都要好好地大干一番。
两个星期之后，仍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以消除巴顿的忧郁。相反，1月14日又一点微弱的希望看来也破灭了。在阿尔及尔附近的师范学院正在制定一项名叫“铁砧”的战役计划，巴顿一直盼望着能够指挥这次从地中海进攻法国南部的“铁砧”战役。但是，参与制订这项计划的哈金斯上校却来信明显地暗示说，“‘铁砧’计划已经废止了。”
为了散散心，巴顿开始在西西里旅行，参观西西里的历史遗迹。既然在他眼前除了极度的绝望之外一切皆空，他就更加想从以往的历史中求得慰藉。1月18日早晨，米克斯中士告诉他一个前一天夜里从收音机中听到的令人特别不安的消息，他说，“长官，广播说布雷德利将军即将到英国去指挥所有的地面部队。”
巴顿听后目瞪口呆。
当他回到巴勒莫时，罗斯维奇中士拿着一封电报等着他，电报是在巴顿不在时送来的，上面写道：“1944年1月22日致第7集团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小乔治·S．巴顿，”内称：
“兹免去你在本战区的职务，调往英国另有任用，请即来阿尔及尔盟军司令部接受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