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摩洛哥总督·第十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摩洛哥战役进行了整整七十四小时，但这并不是乔治·巴顿最美好的时刻。他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正是他公开宣称需要而实际希望避免的。
西线特遣部队终于要通过战斗来夺取摩洛哥了，而且很快就看出，就连进行这样一场对付一批陷入混乱的敌人的偶然性战役，这支 年轻的美国远征军也是准备很差的。
情报方面的粗心大意和计划人员的仓卒决断落得个自食其果的结局。选择梅赫迪亚代替拉巴特的决定现已造成十分痛苦的后果。
在11月7日夜间短短的空隙中间，马雷·埃米尔·贝图阿尔将军(他是我们在这个法国保护国的朋友中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已把他的部队驻扎在拉巴特的海边欢迎美国人，因为他很自然地以为美国人会在首都登陆。他根本不担心这个“圣城”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这一点却使巴顿的顾问们反对在拉巴特登陆。
即使在贝图阿尔失势之后，在拉巴特登陆也可以避免一场战斗。贝图阿尔告诉诺盖将军，美国人是大举前来的，但他不能予以证实。这位动摇善变的驻节长官(诺盖)正因为自己的后院里平安无事，就陷入了犹豫不定、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印在脑海中的深刻印象，一方面是德国人的威力，另一方面是联合国家在海外的作战总是失误，例如在挪威、克里特和法国迪埃普。如果贝图阿尔所说的这支美国部队只是搞一次袭击，而且他又不作抵抗，那么德国人就会找到他们接管北非所需的借口，而这是诺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然而，美国人在拉巴特登陆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他可以亲自判断力量的大小，并可以在德国人面前为自己的投降作辩护，使自己多变的良心得到安慰。
认识诺盖将军的人认为，他在绝对优势面前会迅速果断地加入同盟国。因此，对巴顿来说，绕开拉巴特的决定恐怕失去了任何不遭抵抗的可能性。
巴顿很清楚迅速发展的摩洛哥战役暴露出来的弱点和危险。由于意料之外的海军交火使他在奥古斯塔号上耽搁了时间，他只能比预定时间大约晚六个小时之后才登陆，他的参谋人员上岸的时间更晚。当他最后上了海滩时，他沮丧地发现他已无力左右战斗发展的趋势。
进攻开始那天，巴顿自己对作战计划实际上是毫无贡献。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感到精神振奋，干劲十足，他身穿一套漂亮的军装，显得最威武英俊不过了，但竟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在他自己的费达拉地区，天一亮兆头就不好。已经接替贝图阿尔指挥卡萨布兰卡精锐师的德斯雷将军手下的法国人预计会以全副武装保卫卡萨布兰卡，此时安德森将军的第2师正朝这个目标谨慎地接近。尽管法国人没有出现，但安德森部队的前进还是停止了——象经过一场激战之后而彻底停止了——这是由于部队可悲地缺乏支援武器、车辆和通讯设备的供应，因为卸货工作迟缓得令人伤心，大部分供应物资都运不上来。
巴顿判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开始干预这件看起来是作战中次要的工作。他把他的牛仔副官斯蒂勒中尉叫来，一起走向海滩，看看能做些什么。“我们看到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后来写道。“船只不断驶来，但是卸货之后没人把船推开。周围有炮击，法国飞机在海滩上空扫射，尽管每次扫射都离目标甚远，我们的人总要隐蔽起来，这就耽误了卸货工作的进行，特别是弹药的卸载。这些弹药是非常急需的，因为我们正在南边不到一千五百码的地方进行一场重大战斗。”
巴顿将军在海滩上干了大约十八个小时，自始至终都是浑身透湿。为了加快这里的卸载速度，他累得精疲力尽。他亲自帮助推船，以镇定士兵们的精神。每当一架法国飞机飞越上空时，这些士兵就畏缩不前。
“人们说，”他承认，“军队指挥员不应该去干这种事情。”但是他又补充说，“我的理论是，一位军队指挥员应该去做完成任务所必须做的事情，他的任务近百分之八十在于激发他的士兵们的士气。”他对过了有意义的一天而感到相当满意。他在战后回忆起这一天时写道，“我认为，……对于最初登陆的成功，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感到，在整个摩洛哥战役中，这是唯一值得提起的一段插曲，可以用来证明他的“亲自干预有一定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梅赫迪亚滩头，特拉斯科特将军的“门柱”部队对付莫里斯·马西纳特将军指挥的机灵的法国部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11月9日拂晓，特拉斯科特将军面临的形势是“不安全和岌岌可危的”。战役陷入一片混乱，特拉斯科特所遇困难的性质正集中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陆军战史对这次战役的记载，他经过一个上午之后，“于(11月8日)午后登陆，那天上午由于通讯工具失灵，他得不到准确的消息，对部队不能实行有力控制。他发现他的营、连级指挥官对他们的下属部队也有同样问题。他坐上一辆装有一台无线电通信设备(SCR－193)的半履带车，跑遍滩头，试图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改进协调。随着夜幕降临，滩头的不利局面进一步在恶化。”
例如，他的坦克中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渡海时出了毛病。在和法国人交锋前，坦克手来不及把瞄准器重新安装在大炮上。美国海军飞机对我们自己的部队投了几枚炸弹，我们的部队还遭受了似乎是来自自己炮兵的轰击。
特拉斯科特的通讯工具发生故障之后，他整整一天都失掉联络。当他最终和巴顿(这时巴顿在仅有五十英里之外的费达拉，仍在海滩上推那些船只)联络上之后，他向巴顿求援，但巴顿无援可给。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战斗。此外，巴顿对情况掌握得太少，连无理的意见也提不出来。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直布罗陀散发着腐烂气味的地下指挥中心等待他所属指挥官的消息。11月8日凌晨2时45分，仅在进攻发起后七十五分钟，东线特遣部队报告：“A、B、C海滩登陆均成功。”
指挥东线特遣部队的劳埃德·弗雷登多尔将军于清晨5时45分通过无线电报告：“登陆继续顺利无阻。”弗雷登多尔于上午8时30分又报告了一次，但是西线特遣部队预定登陆的时间已过了四个小时，巴顿还只字未报。
信号继续传来……奥兰机场起火……占领卜利达机场……法国驱逐舰起火。
但是巴顿依然保持沉默。
在直布罗陀的通信中心，达里尔·扎纳克上校一边帮着指挥交通，一边等着搭交通工具去阿尔及尔监督通信兵部队的摄影活动。艾森豪威尔不时地打电话询问：
“巴顿有消息吗？”
“一点儿也没有，”扎纳克问答说。
“战斗在激烈进行，”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看起来我们已控制阿尔及尔和奥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卡萨布兰卡战区却陷入不祥的沉寂。”
巴顿的西线特遣部队终于有消息了，但这是拐弯抹角地传来的，来源是奇怪的、出乎意料的。萨菲的亲盟军的法国军官，在哈蒙的“黑石”特遣分队的强大攻势下，通过无线电向直布罗陀报告说，他们顶不住了，这是天意。
11月9日，沉默打破。但只收到一次消息。巴顿在简短的报告中仅仅谈到敌人的抵抗已“在海滩上”被克服。艾森豪威尔复电要求详细报告，但无答复。
同一天，“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开始出现长长的阴影。“火炬”是一个全面的大胆计划。按此计划，巴顿要占据大西洋侧翼，同时英美联军向东挺进，以闪电战攻占突尼斯，并推进的黎波里塔尼亚，紧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直至它在英国第8集团军防线前崩溃。
但是，早在这次行动的第三天，情况就愈来愈显示，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毫无结果。第一个预兆是，一位名叫勒内·赛拉多特的法国上校抵达阿尔及尔。他从突尼斯阿维纳机场飞来，声称四十架轰炸机已把德国军队送到那里，并且还要运去更多的军队。法国在突尼斯的驻节长官海军上将让·皮埃尔·埃斯特瓦正给他们以“友好的欢迎”。
然而，在直布罗陀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是收到了好消息。奥兰投降，一艘英国潜艇击中一艘意大利巡洋舰。弗雷登多尔将军保证在天黑前结束在阿尔及尔的战斗。
但是巴顿那里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
是什么阻止他不让艾森豪威尔将军了解他战斗进展的情况呢？有三点。
首先，他自己也不真正了解战斗进展情况。
其次，他的通讯线路遇到一系列不幸的灾难而出了毛病。这足以证明，美国参战几乎一年之后，在进行第一次重大战役的时候，美军的准备是多么差。
美国战略情报局正是为了这次事变而建立起来的遍及整个摩洛哥的秘密无线电网(其中设在卡萨布兰卡的“阿雅克斯”就是一个重点电台)因直布罗陀拒绝按其条件行事而遭到挫折，不能使用。在此关键时刻，“阿雅克斯”一直坚守岗位。但是“直布罗陀的报务员不愿意接受卡萨布兰卡的报务员根据经验认为是必要的程序，这使联络很不完善。”说联络不通恐怕更确切些。
巴顿自己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了，而且瘫痪得很惨。正如对“火炬”作战计划的官方批评所说，这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缺陷”。
巴顿将军的通讯中心设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这一中心按说应该负责他的全部通讯联络。在这只拥挤的军舰上，通讯设备分散在三处。它的神经中枢“一号电台”房间里拥挤不堪，二十五个无线电报务员操纵十一台无线电收报机、三台密码机和其他设备。这种状况使通讯中心根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事故接踵而来。战术无线电网通过奥古斯塔号上的一个控制中心进行工作，但是担任这项工作的九名人员如此缺乏经验，以致不得不于11月8日中午把他们调换下来。接着，奥古斯塔号上的重炮在击退法国舰艇时又震坏了发报机，使所有电路中断。在发报机修复，战术网恢复工作以后，收到的情报却毫无价值，因为密码的译文不对。
“进攻开始日的战绩几乎等于零，”通讯兵的作战纪实写道。“报务员倒是保持了工作记录，后来在检查中发现，通讯网的下属各台定时进行了呼话，但是总部没有回话。”
有一次，报务员们截获一份明码的法文电报，它谈到卡萨布兰卡所遭受的破坏，叙述了法国的炮火反击。尽管他们收到了这条情报，但是他们没能把它转发出去。
滩头的通讯情况也只是稍和好一点。计划人员曾对大型SC－299无线电收发报机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只有一台上了岸，而且还是在11月10日，即战斗打响三天之后才上岸的。小收发报机组遇到各种不幸，纷纷失灵。由于在搬运中设备被海水浸湿，供电缆和接触器发生短路，无线电收发报只好中断。通讯工作处于窒息状况是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通讯人员没有设备；设备被船上许多货物压在下层，无法取出；密码机在登陆时被四处散置，远离它们所属的部队。
没有空中侦察和通讯联络，巴顿有如参孙 [ 注：参孙系基督教《圣经》中人物，以身强力大著称。 ] 在加沙一样。在整个战役中，情况从来没有好转到能为他进行有效指挥提供“耳朵和眼睛”的程度。这位美国陆军中最健淡的将军这一回可无声无息了。
到11月10日，一个新的因素出现。这是巴顿持续沉默的第三个原因。但这是巴顿自己造成的。在制订他在“火炬”作战计划中的任务时，巴顿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允许，如果其他各种办法均不成功，可以威胁从空中轰炸和从海上炮击以迫使卡萨布兰卡投降，而且在必要时可以把威胁变为行动。巴顿试图让艾森豪威尔同意他无条件地采取这一事关重大、孤注一掷的行动，那就是要有自行决定执行这一计划的权力。但是，艾森豪威尔却明确规定，巴顿在采取这一极端步骤之前必须向他请示，并得到他的明确同意。
10日上午，巴顿收到一份艾森豪威尔发来的电报：“亲爱的乔治，阿尔及尔已在我们手里两天了。奥兰海岸炮兵纷纷投降，防线正迅速崩溃、唯一尚待解决的难题在你手里。迅速解决它，艾克。”
这份电报使巴顿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看待这份电报——不知是一个友好姿态还是一种严厉催促。他最后认为，艾克并不是在催促或奚落他，这份电报只是总司令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
巴顿四面受压，前途莫测。艾克的电报使他下了决心。在他看来，迅速取胜只有一条捷径——对卡萨布兰卡发起全面进攻，迫使它投降。
他下达命令——要休伊特在奥古斯塔号上做好炮击准备，要欧内斯特·麦克沃特将军在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上准备出动他的飞机进行轰炸，安德森则做好地面进攻的准备。
但是巴顿还在担忧。如果他把这一计划告诉艾森豪威尔，艾克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表示反对。因此，他决定不征得上司的同意就开始行动，实际上，就是不把他的意图告诉艾克。既成事实可以交代一切。现在，巴顿的通讯系统中断正好派上用场。他可以把无法向艾森豪威尔请示“这件事”归因于通讯中断。
他在战斗中第一次把握事态的进展。他正以他最出色的、生气勃勃的作风来为进攻卡萨布兰卡而制订计划和发布命令。在行动开始后的那天早上，他写道：“在特拉斯科特和哈蒙方面的局势看来都不妙的情况下，是需要有点胆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掌握主动。”他的这番话又证明他对整个形势是多么不了解。特拉斯科特已经攻占了利奥特港的机场，劳里斯·诺斯塔德上校的P－40型飞机已经部署在机场上，待命出击；哈蒙已牢牢控制了萨菲的局面，现正从马扎干派出坦克从南面进攻卡萨布兰卡。
晚上，霍尔将军上岸来为海军炮击和突击队员号上的飞机做最后的安排。会上，安德森将军要求在拂晓开始进攻，但巴顿把时间定在早上七点半。他坚定地说：“我要避免在天不亮时发生任何差错。”
接着，他就去睡觉了。
11月11日凌晨三点半，巴顿被哈金斯上校叫醒。从拉巴特来了一名法国军官，带了一道好象是叫米什利埃投降的命令。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凌晨两点，“一辆法国汽车，鸣着喇叭，开着车灯，飘着白旗驶到费达拉东北方步兵第30团第7连的一个哨所前，车上有两名法国军官和两名拉巴特的士兵。”这伙人先被带到团指挥所，接着就被带到巴顿设在米拉玛饭店的司令部。盖伊上校被叫来，他了解到这些法国人“带有拉斯克罗斯将军给德斯雷将军的命令，要卡萨布兰卡师停火。”于是，盖伊就派哈金斯去叫醒巴顿将军。
巴顿迅速穿上衣服，来到米拉玛的吸烟室接见一名法国人。房间里阴森昏暗，只有一支插在香槟酒空瓶里的蜡烛照明。巴顿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那名法国人头带一顶黑皮帽，帽子下面是一张蜡烛光照亮的肮脏而苍白的脸。他走过来说：“将军，我是菲利普·莱贝尔少校，第三摩洛哥骑兵团。”他自我介绍之后，把他所带的命令交给了巴顿。这道命令是乔治·拉斯克罗斯将军用软芯铅笔潦草地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的。这位将军是摩洛哥地面部队总指挥官，他干脆但也有些含糊地指示他的没有署名的收件人：“收到此令后，法国军队将与美国军队停战。法国指挥官应立即设法通知美国前哨。”
巴顿挥手叫莱贝尔退出。他和他的副指挥官凯斯将军及盖伊上校开始低声地议论形势。他们建议巴顿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但是巴顿却摇了摇头、
“不，必须继续打下去。你们难道忘了1918年因我们过早停止行动而造成的后果吗？”
巴顿把莱贝尔叫回来，用一种沉思的、稍带疲倦但几乎是亲切的语气对他说：
“莱贝尔，你是个参谋军官吧？那么，你自然会理解我的困难。如果我接受这一命令的表面价值，下令停止一场高度协调的进攻，我靠什么保证法国海军会遵守这命令呢？”
“将军，”莱贝尔急切地回答道，“你允许我提个建议吗？”
“提吧，”巴顿说。
“我本人认识米什利埃将军的参谋长皮埃尔·罗纳克将军。如果你允许我现在去他那里跑一趟，我个人保证，法国海军将服从命令。”
巴顿陷入沉思，内心里在自言自语。他一边思考，一边用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桌子。然后，他转向这位法国军官。
“莱贝尔，”他慢慢地说，“我采纳你的建议，让你走。告诉米什利埃将军，如果他不愿意彻底毁灭的话，他最好马上停止下来，因为，”他提高嗓音，“我将发起进攻”——但他没有说进攻的时间。
他把他的情报处副处长约翰·拉泰上校叫过来，对他说：
“拉泰，你陪同莱贝尔少校去卡萨布兰卡。如果法国海军不立即表明将服从这一停火命令，我们就要按计划发起进攻。”他停了片刻，接着喊了一声：“拉泰！”
“是，长官。”
“小心不要给打死呵！”
拉泰和莱贝尔匆匆离开后，巴顿要了一张纸，匆忙写道：“如果你收到我‘开球’的电报，马上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他把这张纸条交给通讯官埃尔顿·哈蒙德上校并指示他：“用密码发给休伊特将军。”接着，他站起身来看了看手表。时间是清晨四点一刻。他召唤盖伊上校：“来吧，哈普，咱们上安德森的前方指挥所去。在这儿干等这鬼消息，实在是太闷了。”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毫无消息。接着又过了一个小时。
早上6时25分，诺斯塔德上校的P－40型飞机从头上飞过，飞向卡萨布兰卡的轰炸目标。在防波堤外，休伊特的掩护舰队已抬起炮口，待命发射，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从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已经到了城市上空，在那里进行着不祥的、单调的盘旋。
在米拉玛饭店，哈蒙德上校正守在无线电机旁，手里拿着步话机，等待命令。早上6时48分，他的收话机突然发出声音。巴顿正从第3师指挥所呼话。
“哈蒙德，”他的声音随着噼噼叭叭的响声传来，“你和休伊特保持联系吗？”
“是啊，长官，”上校回答。
“好。可以停止了。法国海军已经投降了。但是，你必须动作迅速。”短暂中断之后，巴顿的声音又清楚地出现了。
“感谢上帝，”他仅说了这么一句就停止了通话。
“这真是千钧一发，”巴顿后来给他的妻子写道，“因为轰炸机已经飞到目标的上空，战舰已待命开炮。我已命令安德森的部队开进城去，如果有人抵抗，就打。结果无人阻挡他们，但是(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
现在战斗结束了！突然间，巴顿的音讯也恢复了。早上7时38分，艾森豪威尔将军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十二个大写的字：“顷接巴顿报告，卡萨法军投降。”巴顿只用了五分钟，就把情况告诉了艾克。电报从他那里发到奥古斯塔号，再传到直布罗陀，也只要了四十八分钟。
这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参战的美国兵仅约三万人。士兵们没有经验，他们的将军们包括巴顿在内也是这样。由于形势变化无常，事先得到的情报极不可靠，敌人态度的转变，通讯的失灵以及他自己缺乏经验，巴顿远不是处在最佳状态。
宏伟的计划——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横跨大西洋的作文比赛”的产物——也无济于事。
惊人的胜利是由安德森将军、哈蒙将军和特拉斯科特将军在分散的、自行指挥的行动中赢得的。他们以罕见的勇猛和主动精神，利用各自的战机，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完全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又得不到巴顿的指导和切实帮助，他们只能见机行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人使这些美国部队进行了战斗是幸运的。新组建的军队因此经历了战争流血的洗礼，将军们也因此获得经验。巴顿也从中懂得，战争的内容远远不止是猛打猛冲和好战心切。在他事后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他指出了他所取得的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看起来并不重要，但从战术细节和长远意义上来说是有用的。
巴顿以其行为表明，当他给部队下达例行命令正式结束这场战役，最后正式肯定他们的胜利时，他是明了这场没有章法的战役的不足之处的。他在战斗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1月15日才向部队发布命令，但命令上填写的日期却是11日。命令是简短干脆的。
在这个有四段内容的命令中，他以赞扬开头，以赞扬结尾，口气的克制对巴顿来说是不寻常的。“西线特遣部队的官兵们，”他写道，“在海军的支援下，你们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战绩，并在停战日 [ 注：19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 周年纪念之际又增添了一次停战，这一行动也将载入史册——在早晨7时零分敌人停火了。”第四段写道：“我祝贺你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我完全相信我们能继续取得胜利。”
然而，面对那七十四小时的痛苦经验，乔治·巴顿变得现实了，他告诫他的士兵们说：“不要因为欢欣于眼前的胜利而放松在今后光荣的战斗中争取更大的荣誉。”
“为了庄严地对我们的祖国和英雄的先烈表示忠诚，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自己，不仅在战术上，而且要在举止行动和军容风纪上。”
他接着在对全体官兵宣读的另一份命令中对“军容风纪”作了解释：“我完全理解你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你们面临的生活条件不便和服装供应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支伟大、胜利的军队的代表。要让别人尊重你，你必须值得别人尊重。站起来，扣好衣扣，系好钢盔带。见到美国军官和法国军官(他们现在是我们的盟友)要敬礼。武器要保持干净并要随身携带。”
他以巴顿式的华丽辞藻结束了他的命令：“你们的行动业已证明你们是好样的军人。要珍惜这个荣誉！”
在同一天，11月15日，他用谦恭的口气发出另一道命令，也同样是巴顿的典型风格，“我坚信，”他对全体指挥官写道：“我们西线特遣部队在海上和陆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只有在上帝的多方保佑下才有可能。
“所以，如果环境和条件许可，我们今天能以适当的宗教仪式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激心情，我将很高兴。”
但是不论过去的情况如何，不论今后还有多少艰苦的工作，他“最难熬的时间”已结束了。他是征服摩洛哥的英雄和主宰者。
后来证明，这是战争初期令人陶醉的部分经历。
11月11日上午十点，美法两国指挥官在费达拉召开“和平会议”。这是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使巴顿所赢得的胜利又回到了诺盖手中。甚至当掘墓勤务人员还在沙滩上挖坑，忙于掩埋美法阵亡人员时，敌对双方的陆海军将领们就聚在米拉玛饭店讲和了。
米什利埃刚进门时坐立不安，苦笑的脸，表情极不自然，等待着应付难堪的局面。当他发现美国人愿意向他表示歉意，讲了许多如何不该用武力对付他的部队时，他渐渐放下心来。休伊特海军少将向他伸出了手，然而米什利埃在握手前还是犹豫了一下。休伊特表示歉意地说，他不得不炮击向他进攻的法国军舰。米什利埃听后，强装笑容，似乎以恩赐的态度原谅了对方。
“我有我的命令，”他说，“我尽我的职责。你有你的命令，你尽你的职责。”
转眼间，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这场奇怪的战役却已变成了军人们对自己不安的灵魂能借以自慰的最简单的公式。双方人士可以用完善与和谐的同志情谊彼此相待。
这次“和平会议”由于诺盖未能出席而不得不休会。在等待诺盖期间，人们去奥古斯塔号上共进午餐。休伊特少将充当东道主坐在首席，巴顿将军坐在左边，米什利埃将军在右边。三瓶法国葡萄酒打开之后，谈话迅速活跃起来。
巴顿此时精神状态极好。他一直用他那不熟练的法语同米什利埃交谈，不时讲些轶事使对方高兴，以周到的礼节对待在一天前他还叫做“那个混蛋”的人。宾主喝了白兰地酒，抽了休伊特的雪茄，午餐结束后，他们回到费达拉去见诺盖。
巴顿将军已经事先命令派出一支仪仗队在米拉玛饭店大门前迎接诺盖的到来。那天，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已经落水的，不必再去打他。”下午3时整，一辆大型黑色轿车在一队摩托车的护送下驶来。诺盖衣着整洁、腰板笔直，昂然走上了台阶，身后跟着拉斯克罗斯和法国在摩洛哥的空军首脑拉·乌勒将军。凯斯将军在门口正式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吸烟室，巴顿正在那里等候。在一张长条桌子周围坐着休伊特、凯斯、霍尔将军、盖伊上校和担任翻译的威尔伯上校。坐在对面巴顿右边的是诺盖、米什利埃和拉乌勒。德斯雷将军也出席了会议，他的顶头上司可怜的贝图阿尔的缺席引人注目。他已被捕入狱，等待审判他的叛国罪，因为他英勇地设法阻止这场流血，如能实现，这次会议也就没有必要召开了。
巴顿在会上首先致词，对“法国军队在刚结束的三天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熟练技术”表示钦佩。诺盖态度冷淡，面无表情，直挺挺地坐着。米什利埃坐立不安，强作笑容，手里玩弄着一支铅笔。
巴顿接着说：“我们在此是为了商定停火条件。我们提出的条件是这样的。”
他向威尔伯点头示意，威尔伯站起来宣读条约草案——“C方案”——这是国务院事先为此准备的：法国人明显地听出条件是多么苛刻，他们的脸色更阴沉了。威尔伯读完后，屋里出现令人压抑的沉寂。接着，那位刚在奥古斯塔号上充当贵宾的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一句话——“不能接受”，并把它递给诺盖。这位驻节长官看了一眼，好象是稍为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冷冰冰地说：“请允许我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付诸实施，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力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他的王牌，他希望靠这张牌从这场看起来不对等的交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力的论点。
“我们法国人也许不能再同美国的实力较量了，”驻节长官心怀叵测地说出这些冰冷、干脆的话，“但这只不过是你们麻烦的开始。如果你们把这个苛刻的条约强加于我们，你们就得承担一切责任，这不仅包括在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犹太人当中维护秩序，而且要从这里确保西班牙属的摩洛哥保护地，还要维持通往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易遭破坏的长途交通线。我们法国人在这里象征着安宁和稳定。可是你们美国人，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地方是初来乍到，幼稚无知，只能带来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
在取得胜利的这天下午，巴顿所面临的局面是没有把握甚至是岌岌可危的。不错，他是坐在桌首，并在口授他的条件。但是，正如陆军部战史学家乔治·豪所指出，“任何压倒优势的表现都只是表面的。”巴顿指挥的部队只能勉强进行两栖战斗。部队没有在岸上站稳脚跟，需要依赖补充人员和物资来恢复进攻的能力。再说，巴顿“侵入了离美国四千英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在政治上是很复杂的。”而且他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通信联络最多不过是脆弱无力的。
诺盖的尖刻威胁击中了巴顿的敏感神经。巴顿自己的政治顾问也曾经向他介绍过驻节长官刚才讲话的同样含义。他根据表面现象接受顾问们所介绍的情况，因为他缺乏形势需要的政治经验和对摩洛哥实际情况的确切了解，因此他无法察觉这些看法的根本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诺盖和他的顾问们对他说了些什么。选择也不是只有诺盖或者动乱。问题不是要把法国人撵出摩洛哥，而是要换掉声名狼藉的维希一伙，代之以一批有声望的法国爱国人士，他们不沾染与纳粹的合作，并能完全力盟军效劳，他们目前正在一旁等待着接管。
巴顿原先准备拿出有力的“论点”来迫使诺盖投降，现在这一论点获得戏剧性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在他心里消失了。他只能看到今后的困难。他来开会之前已经拿定了主意——维持现状，尽管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同诺盖和米什利埃这类人物打交道。
诺盖坐下后，巴顿马上站了起来。这是他的一种提示，说明他要演出一场绝妙的好戏，一出感人的、壮观的、活龙活现的戏，这也是巴顿的拿手杰作。
巴顿笔挺地站着，伸手要条约草案。威尔伯上校递给了他。他把草案在手里握了几秒钟，眼睛冷冷地望着众人，慢慢地、庄重地把草案撕成碎片，然后开始讲话。
“先生们，”他说，“我从前在你们法国的陆军学校当学生时，就认识了你们当中大部分法同军官。凯斯将军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同行，搞武的。你们说的话和你们的亲笔签名一样有效。干我们这一行的一向都是信守诺言的。”
“我建议，在上级机关确定最后条件之前，你们部队带着武器装备全部返回自己的驻地，你们把伤病员和阵亡人员尸体带走。我建议，我们把你们的战俘移交给你们，你们要向我保证，你们不使用武力去对待我们的部队，同时迅速把你们手中的我方战俘归还给我们，把你们战区内的我军尸体交给我方；然而你们要尽力维护好摩洛哥的治安和秩序，包括守卫通过塔扎峡谷的铁路桥和铁路。”
紧张气氛消失了，而且在他讲话时，法国人的脸色随着每一句话开朗起来。甚至诺盖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巴顿又提高了嗓门，并顽皮地眨了眨眼(他的法国听众不能理解眨眼的含义)，他说：
“可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我是一定要坚持的。”
法国代表团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在他们陷入又一阵忧郁之前，巴顿示意科德曼少校说：
“就是这个条件——你们和我一起共饮一杯香槟。”
忧郁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不体面的一页就要揭开了。
在诺盖及其心腹迫使巴顿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同法国人合作，从一开始就使巴顿为难。他直觉地感到和这些人一起工作是很尴尬的，这些人被自己的同胞毫不客气地称为“卖国贼”。但是，实用主义的考虑促使他忍受这种尴尬，和他们一起工作，甚至和他们称兄道弟。这个主意是不容易拿定的，但巴顿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拿定了主意。
在投降之后，巴顿确曾力图“防止和减轻”对那些因帮助盟军之“罪”而被诺盖监禁的法国人的迫害。贝图阿尔将军的处境尤其引起他的同情。为此，他建议制订一项政策，其内容的轮廓包含在他11月1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
“法国陆军的贝图阿尔少将，”他写道，“和一批法国军官在美国部队到达前，采取了措施，以确保我军能受到友好接待，并使登陆不遭抵抗。现在，贝图阿尔将军和他的支持者被诺盖将军严密监禁。”
接着，巴顿叙述诺盖的“论点”，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艾森豪威尔。
“法国人的观点如下，”他写道，“贝图阿尔将军所采取的行动直接违背了上级的命令。法国人认为，如果要维持纪律，要迅速、彻底地贯彻可能签订的任何协定，这种行动必须受到制裁。如果允许一个军官违抗命令，其他人也就会仿效。
“我的意见如下：贝图阿尔将军以及和他一起工作的军官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表现英勇，冒了很大的风险。为了支持我们的朋友，为了使我们自己不失面子，必须确保贝图阿尔将军及其追随者受到保护。”
然而，这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了。11月11日提出的“条约”第90款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条文规定“法属摩洛哥当局应立即向美国当局提供一份名单，开列(不问其国籍)由于和联合国家有来往或同情联合国家而被管制、关押或判刑(包括缺席判刑)的人。只要美国当局发出指示，被管制或关押的人即应马上释放。”
但是，巴顿已经把“条约”撕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和诺盖达成的所谓“君子协定”，他还明确同意驻节长官“对贝图阿尔将军进行调查和审讯”。君子协定仅仅规定，“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后同意，不得对贝图阿尔将军及其追随者采取任何行动。”
诺盖一伙将此解释为默许他们尽快安排秘密审讯，来审判贝图阿尔及其同事，甚至将他们处决，以便用既成事实来阻止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干预。然而，巴顿现在已表示后悔，不该当时草率地默认了诺盖给贝图阿尔等人安排好的命运。因此，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最后明确地写道：
“我认为，任何支援过这次远征的军官都应受到保护和鼓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他根据他的信念迅速采取了行动。他指示诺盖释放关在梅克内斯的贝图阿尔和他的一小部分同伙，并安排他们马上离开摩洛哥。这的确是刚刚抢在他们刽子手之前的一步。即使这样，巴顿的“信念”也只照顾了贝图阿尔和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巴顿没有“保护和鼓励”其他亲盟军的人，他们成了诺盖将军报仇泄愤的牺牲品。
11月15日，巴顿又给在直布罗陀的艾森豪威尔发去一份备忘录，详细概述了同“法国当局”“合作”的前景。这份备忘录是在格仑瑟将军来访之后写的。格仑瑟作为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成员，到西线特遣部队总部来调查巴顿究竟打算如何处置这一微妙的问题。前一天，巴顿派凯斯将军和盖伊上校去拉巴特诺盖那里开会“研究希望法国人进行合作的有关问题。”巴顿给艾森豪威尔介绍会议情况的备忘录充分表明，诺盖是如何成功地把刚刚征服他的巴顿吓倒并诱入了圈套。
“在这次会议上，”巴顿写道，“诺盖将军给人的总印象是，他最急于进行各种方式的合作。诺盖将军原则上同意所有以我的名义提出的建议；事实上，他同意得太快了。我相信，”他补充写道，内心仍有所怀疑，“他是一个容易表示同意的人，但可能常常不执行自己所同意的事情。”
接着，巴顿却按照诺盖的观点介绍了摩洛哥的形势。
巴顿写道：“诺盖将军……主动提出，如果西班牙人从北面威胁摩洛哥，他将立即采取军事措施反对西班牙的任何入侵。他还同意保卫卡萨布兰卡，抵御德军空袭，用法国人员来配备防空设施。”诺盖散布了一个谣言，巴顿却不加批判地将此转运给艾森豪威尔，这也表明他从自己的顾问那里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
巴顿写道：“我的代表们通知他，据收到的报告，摩洛哥很不稳定，亲美活动受到镇压。诺盖将军声称，这些消息不准确，他说摩洛哥的形势十分稳定，只不过在犹太人当中有些骚乱。诺盖将军说摩洛哥的犹太人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指望在美国远征军来到时能接管这个国家，他们正在煽动人们反对法国当局。他还说，这些人正被控制起来，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会上也提到贝图阿尔将军的问题。诺盖承认“他本来打算在11月11日之后的一、两天内就审讯贝图阿尔。”但是，巴顿告诉艾森豪威尔，诺盖“已经重新予以考虑，认为推迟一下也许是可取的。”
在会议上讨论完报刊检查制和货币兑换比率等问题之后，巴顿的代表提出“有亲美表现的人遭逮捕”的问题。诺盖答应，凡因亲盟军活动而被扣押的人，只要巴顿就“每一个人”提出具体要求，便“立即予以释放”。但诺盖是有保留的，诺盖补充说，“这方面的情况还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还需过一段时间，才能把被捕人员的消息适当地通知美国当局。”
这是转折点。诺盖开始索取他给予“合作”的代价。对那些应该释放的纯粹的政治犯进行区别是肯定要花时间的，因为这样做需要依靠了解法属摩洛哥政治的可靠的人的咨询意见。但是，巴顿周围那些“可靠的人”——法国人、摩洛哥人和美国人——很快就被撤换了，换上了一批愿意同维希分子“合作”的人。一批全新的美国人代替了那些过去曾经在摩洛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人。尽管弗雷德里克·卡伯特从战略情报局的代表中被挑来作为领事人员任巴顿将军的民政副顾问，享有广泛的权力，然而总的来说，这些人员没有被有效地使用来保护盟军入侵前的朋友。
到11月19日，巴顿决定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决定让诺盖一伙继续掌权。为此，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反对诺盖的集团既没有足够的人员，也没有能力控制摩洛哥，即使把任务交给他们也是枉然。”
在1942年11月15日至1943年2月15日之间，巴顿将军在作战中写的信件读起来象是一位充满幻想的旅游者写的旅游见闻，而不象一位胜利的英雄和大军的指挥官，而且战争才开始不久。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件反映出一种对问题的严峻现实的逃避主义，巴顿对这些问题既没有十分掌握，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力量去解决。作为美国在这个国家的总督，巴顿在工作中面临着一切现代的纷扰，他看到的是个复杂的国家：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熙熙攘攘的商业文明并存，商业文明相当现代化，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则与时代精神不符。巴顿想在他称为“一半是好莱坞、一半是圣经”的这个偏僻地区寻求躲避现实。因此，这类就职变成了一种受别人指引的旅行，基本上是带错方向的。这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可使巴顿不去考虑征服后的、甚至还有战争急待解决的问题。
巴顿是从1942年11月16日开始隆重地履行他的职务的。在米拉玛饭店碰着香槟酒杯宣布停战五天之后，巴顿在拉巴特拜访了诺盖将军，并正式拜会了国王。他动身去拉巴特时，随带了由侦察车和坦克组成的卫队。但是，在途中他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这样一批人马，可能太耀武扬威了，因此在到达拉巴特之前，他把卫队解散了。
作为一位征服者来说，巴顿的到来显得是比较谦逊的，而诺盖却做得有点过分，举行了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一营摩洛哥骑兵列队站在他的官邸前面。接着是诺盖自己的卫队，身着刚浆洗过的白色制服，佩上红色摩洛哥皮革制的装备，光彩夺目。两个乐队为仪式伴奏，喇叭声震耳欲聋，鼓手们敲着有东方节奏的进行曲，铜伞系铜铃，旋舞罩人头。
11月22日，巴顿以盛大阅兵支持庆祝国王登基日。12月8日，他在拉巴特与诺盖再次共进午餐，并与国王的首相——“一位很精明的九十二岁的老人”——进行了单独会谈。这位老臣看来为前途担忧，但是巴顿使他放了心。
巴顿闪动着一双调皮的小眼睛，哄着这位阿拉伯老人，向老人保证说，作为一个从小就熟悉摩洛哥各种特殊问题的知识渊博的历史学者，他将与国王陛下和驻节长官阁下磋商，维持保护国内的和平。
12月19日，他参加在拉巴特举行的盛大的羊节，并在王宫受到通常的仪式的欢迎。仪仗队由身着红袍、脚扎白色绑腿的高大的塞内加尔人组成。
1943年1月12日，巴顿再次向国王进行礼节性拜访，并在2月1日同马拉喀什的帕夏 [ 注：帕夏是土耳其语Pasa的音译，最初是奥斯曼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称呼，后为若干伊斯兰国家继续沿用。 ] 一起打野猪。这些活动是巴顿参加的一连串游行和庆祝活动的高潮。
他刚打响的战争，对他来说似乎已经结束了。他满足于在异国所起的作用，这使人想起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东方式的放任主义在十六世纪统治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
他的部队已开往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之间的一片软木森林中露营。巴顿把他的办公室迁到卡萨布兰卡闹市区超现代化的壳牌石油公司大楼里，即使用最高的美国标准来衡量，这里的条件也是够优越的。他把他的私人住宅从米拉玛饭店搬到卡萨布兰卡专供达官贵人居住的郊区的一座优雅的别墅里。他乘坐一辆大型帕卡德轿车，备有一切表明他的军衔和地位的附属标志，还有一种专用喇叭，这种低音喇叭一响，几英里之外就知道巴顿要到来。
在巴顿的一生戎马生活中，这是一段奇怪的、几乎不可理解的插曲。该做的事这么多，而时间又这么少。一生渴望打仗的巴顿，现在似乎满足于他首次而不全面的胜利所带来的荣誉。
在征服之后，他的总部工作努力，进展很快：清扫短暂战役的战场，开放港口，把摩洛哥变成盟军今后作战的坚固基地并训练部队。各种拥有武装的视察团深入内地，视察地方情况。从海岸线外二十英里到内陆一百英里的范围，飞机进行系统侦察。努力将法国军队并入盟军的战争机器中来，以便进行现已成为反纳粹的共同斗争。
巴顿的重点是他在总结性的命令中所说的“军容风纪”。他下令部队随时带好钢盔，衣着整齐，包括打好绑腿，等等。在这次战争中，巴顿第一次实行了这样一种制度：一个士兵军服上缺少一粒钮扣，就好似卡萨布兰卡港口的一只货船遭到德国潜艇鱼雷袭击一样灾难严重。
战争似乎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巴顿的司令部变成了一个社交中心，酷似一个豪华的宫廷。这是一个不协调的景象。斯大林格勒之战正如火如荼。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正同隆美尔酣战不息。大西洋战场的战火继续激烈燃烧。在突尼斯，美军正同空运来阻止盟军前进的德军和意军的增援部队作战。
然而，在摩洛哥，一切都平静、欢快。按说，每个征服者都会制造一种沉默的局面。但是，这次征服却在战争环境中创造了乐园——在床上用早餐、香槟晚会、纸醉金迷的社交活动和铺张的游行庆祝。
当1940年6月法国沦陷时，肯尼思·彭德(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图书馆里工作的一位学拉丁系语言的学生)感到他简直无用武之地。他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法兰西在他的心灵中铭刻着永不磨灭的印象。但是现在他感到，多少有如拿破仑在1814年一样，他需要法国，而法国更需要他。
美国大部分人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个自由的文明国家突然崩溃，而彭德却试图在法国受凌辱的时刻助法国一臂之力——但他能做什么呢？就在这时，一位海军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去北非美国驻卡萨布兰卡的领事馆工作。美国当时继续和维希保持外交关系，并同意援助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看来，国务院需要一些能讲法语的人去监督援助物资的分配并保证援助物资不落入纳粹手中。
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务。受雇于陆军和海军，而由国务院出面保护，这些人被任命为副领事，被派到该地区各个美国领事馆去工作。1941年7月，彭德奉召到丹吉尔，武官威廉·本特利上校告诉他，说他实际上是一名光荣的间谍。本特利给彭德和他的同事们一份“采购单”——陆军和海军希望他们得到的有关港口、海滩、船只活动、兵力大小、道路情形、桥梁、隧道和公路位置的军用地图和情报。他们受命建立一套秘密通讯和信使制度，并将当地爱国者组织起来成立地下抵抗小组，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变。
彭德和他的一小组“副领事”同伴被派到摩洛哥——这批人当中包括神秘人物戴维·金，“一个老于世故然而又诚恳、机智，并颇有伊丽莎白时代气质的冒险家。”金成为一批法国和摩洛哥自由战士的总指挥。这些自由战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为盟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在胜利以后，当巴顿决定保持现状时，他们只落得个靠边站。彭德在幕后进行政治指挥，成功地搞起了一个由著名的反维希分子组成的影子内阁，以待胜利之日。
这些“副领事”们，以往就忍受过难堪的岁月。各领事馆的正规工作人员以妒忌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以官僚主义的小动作来阻挠他们的工作。维希分子和纳粹分子想方设法把彭德撵走，但未能得逞，最后，由于卡萨布兰卡领事馆自己同事的暗算和诡计，彭德被迫离开摩洛哥。他只能被调到阿尔及尔，做罗伯特·墨菲的助手。墨菲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但却主管外交方面这种奇特的冒险活动。
现在，紧随着巴顿的胜利，彭德作为墨菲的代表回到卡萨布兰卡来调查一个神秘的案子：罗斯福总统给摩洛哥国王写过一封信，而国王陛下却根本没有收到这封信。
总统的信装在送给驻卡萨布兰卡总领事厄尔·拉塞尔的密封的信封中，指示他一接到巴顿即将抵达的消息就把信交给穆罕默德五世。信的内容是友好的，通知国王美军的到来并请国王给予合作。
11月7日晚，当“阿雅克斯”刚一收到“罗伯特来了”的暗语，拉塞尔总领事便从保险箱中取出那封信，把它交给副领事勒内·梅耶，梅耶当夜赶去拉巴特。
梅耶到达拉巴特时，官邸已是一片混乱。宫廷卫兵拦住他，不让他给国王送信，这时国王正在白色大理石的后宫里安睡。当梅耶提出见诺盖，要他把信交给国王时，他又遭拒绝。梅耶想，他只能把信留给宫邸的一名官员，期望信能在早上送到国王手中。
登陆几天之后，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收到对他的友好、客气的信件的回信。他向国务院询问，国务院又发电去询问阿尔及尔的墨菲大使，于是墨菲派彭德去卡萨布兰卡调查信的下落。彭德发现总统的信被诺盖扣压了。在宫邸询问没有任何结果。有人无礼地告诉他，说诺盖将军不记得有总统的信，不下令调查此事。
彭德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把这件事提到在摩洛哥的美国最高人士——巴顿将军那里。巴顿在他壳牌石油公司大楼宽敞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副领事，多少有点不耐烦地听彭德介绍情况。听完之后，他用生气的口气问彭德：
“彭德，你想干什么？找麻烦吗？”
“不，长官，”副领事说。“但是我是奉命而来的，是为了保证国王陛下收到总统的信。”
“根本没有必要写那封该死的信，”巴顿告诉他。“我自己已经给国王写了一封，这就够了。”
“将军，恐怕你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彭德耐心地说。“这封信是美国总统给摩洛哥国王的，是国家最高一级的通信，而且总统希望信能送到国王的手中。我是奉命来……”
巴顿打断他的话。“你有信的副本吗？”
“有，将军。”彭德把副本递给他，耐心地等着。这时，巴顿带着一脸怒气看着信。看完之后，将军从眼镜上面望着彭德，绷着脸对他说：
“我不喜欢这封信，你呢？”
“我觉得这是一封很出色的信，将军，”彭德说。
“信中对法国人提得不够，”巴顿反驳道。
“情况是这样，将军，”彭德解释道，“这封信最初是和另一封给诺盖将军的信一起发出的，请诺盖将军把这封信交给国王。这就没有必要再提法国人，因为我们原来是请他们自己的驻节长官来转交这封信的。”
巴顿往椅背上一靠，命令彭德：“把信念给我听！”彭德大声读了信。
“不，”巴顿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是不喜欢它。”他把信拿过来，修改了一下，补充一些内容，然后把修改过的信念给副领事听。“现在，听起来不好些吗？”他问道。
“将军，我认为，”彭德答道，“我们都无权在总统不知道的情况下修改他的信。”
巴顿越来越恼火了。“去他妈的，彭德，”他骂道，“我对此信负全部责任。”
“那好吧，将军，”彭德说，“我今晚与墨菲先生通电话时将把情况告诉他。”
巴顿大发雷霆。“混账，我不许你或任何该死的笨蛋在电话里谈这封信。你不知道有人窃听电话线吗？”
“是的，将军，”彭德不慌不忙地说，“我知道。电话线已经被窃听一年半了。”这句温和的话提示了副领事彭德在西线特遣部队到达之前在摩洛哥所干的出色的工作，这多少平息了巴顿的怒气，但他仍是一副好斗的架势。
“诺盖将军和我有着极好的谅解，”他说，“而且我已经把所有人事问题交他处理。摩洛哥是一个非常难管理的国家。如今，犹太人的问题……”
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起摩洛哥的犹人人问题。诺盖在这个保护国内实行纳粹的种族法律，并劝巴顿继续奉行下去，不然的话，他告诉这位美国将军(按说这位将军的胜利应该结束摩洛哥的各种压迫)，犹太人将发动起义，雪耻报仇，阿拉伯人则将以暴乱来反抗，整个国家将被卷入一场混乱。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全摩洛哥总共只有二十万犹太人。他们曾盼望美军的到来，并同金和彭德一起在反纳粹的地下工作中干得很出色。尽管他们现在对巴顿和维希分子打得火热感到惊讶，并对他们自己继续遭受欺凌感到气愤，但是他们并没有策划暴动来结束他们所受的压迫。
看到诺盖已把巴顿无知的心灵毒害到这种程度，彭德感到吃惊，但他还是默默地忍受着巴顿的这番长篇演说。他的职位不高，也没有博得巴顿的好感，因而目前不可能去说服巴顿。
当晚晚些时候，墨菲大使从阿尔及尔给彭德打来电话，告诉他刚收到从华盛顿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求立即对总统的信作出说明。第二天上午，副领事回到巴顿的壳牌大楼，汇报了同墨菲的谈话情况。巴顿马上大发雷霆，使用了他最激烈的语言。
“他妈的，”他怒吼着，“我跟你讲了，不要在电话里谈这封信，我来负全部责任。”
“那么你和我的上级墨菲大使联系吧，”彭德告诉他，“把你的话对他再讲一遍。”
巴顿突然收敛起来。“你知道，彭德，”他说，“我喊的比做的要凶。”
他脸上的怒容变成了一副媚人的笑容，打电话叫来一位副官，命令他对此信进行调查。很快得知信是在宫邸“放错”了地方，后来已经转交。谜解开了，案子也了结子。但是，彭德却从这一事件中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我了解到，”他写道，“当时维希分子得势，他们多少已使新到的美军不相信我们真正的朋友。有一位法国人在登陆前对我们非常忠诚并作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在我见到他时，他显得很沮丧，很难过。他说：“看来我在登陆前站错了立场。大家公认，过去那帮通敌分子是你们军方唯一能够共事或显然喜爱的人。”
巴顿不仅让由法国法西斯分子和亲纳粹分子组成的诺盖集团继续掌权，为所欲为，同时还允许他们继续迫害爱国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站在美国一边，曾为了共同的事业进行地下工作，现在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来与我们合作，使我们对保护国的占领太平无事。
同情独裁主义的法国人一部分是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例如老战士军团纠察队和法兰西人民党，其余部分属于不太正式的组织，看起来这些人甚至准备支援轴心国发起反攻。他们宣传反对盟国。亲盟国的法国人，不管是吉罗派还是戴高乐派，都是他们监视和敌视的对象。对美国文职官员来讲，指名告发这些反美的个人几乎或完全无用，因为这些官员要下手却受到军管状态的束缚……巴顿将军实际上成了诺盖将军的保护人，把诺盖视为必不可少的代理人，诺盖可以控制当地居民，而摩洛哥的法国人一般持友好或中立的态度。
根据布莱克上校的命令，摩洛哥电台仍掌握在维希分子的手中。他们继续嚣张地进行亲轴心国的广播宣传。侦听列的情况表明，诺盖本人和维希有接触。他在法国本土和希特勒的傀儡讨论反同盟国的措施，甚至还研究把美国人赶出摩洛哥的可能性。
英国特工人员已经把摩洛哥的情况和巴顿亲诺盖的情况向温斯顿·丘吉尔作了报告(这些特工人员中有些人拼命反对诺盖，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人代替诺盖，这就是巴黎伯爵，一位波旁家族的法国王位的觊觎者，正在附近的丹吉尔等候召唤)。丘吉尔“痛心地发现，我们宏伟战役的胜利……由于在我最好的许多朋友看来是一笔同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所作的卑鄙肮脏的交易，而在他们心中黯然失色。”早在11月17日，他就向罗斯福总统表示震惊，因为“我们准备和当地的吉斯林分子 [ 注：吉斯林Quisling，Vidkun)是挪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投靠德国法西斯，成为傀儡政权的头子，吉斯林遂成为卖国贼或内奸的别称。 ] 打交道”。但是，总统打消了他的担忧，开玩笑地引用了一句他称之为巴尔干人的古老的东正教格言：“我的孩子，在最危险的时刻，你可以和魔鬼同行，直至你走过桥去。”
在摩洛哥这种和魔鬼打得火热的关系一直在继续并发展。12月9日，丘吉尔再次写信给总统，这一次直接提到了巴顿将军管理下的摩洛哥的情况。
“前几天，我接到从北非发来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报告，使我感到不安，”他说。“这些通过独立和可靠的途径获得的各项报告，对我们在现有情况下在内部管理方面因控制法国地方当局不得力而造成的后果看法是一致的。我相信，你一定完全了解这种状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了解我们自己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
“这些报告表明，S．O．L．(一个退伍军人的维希组织)和类似的法西斯组织还在继续活动，迫害以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这些组织对盟军的登陆，第一个反映是畏惧，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看来他们现在已鼓起勇气卷土重来，继续他们的活动。臭名昭著的同情德国的人，过去被撵走，现在又回来了。这样一来，不仅长了我们敌人的志气，而且使我们的朋友感到迷惑和沮丧。有些法国军人由于在盟军登陆期间设法支援盟军面受到背叛的处罚。”
与此同时，胜利者们在游行庆祝，载歌载舞。“整个摩洛哥的形势颇有点象艾丽丝漫游奇境的味道，”副领事彭德访问了卡萨布兰卡之后这样写道。彭德曾为摩洛哥的解放工作了十八个多月，并协助墨菲大使参加了阿尔及尔的解放工作。作为在和维希分子的较量中了解内情的人，他认为巴顿和维希分子称兄道弟是对我们信用的一种背叛。
他写道：“诺盖最终决定同我们合作之后，对美国将领百般献媚，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法国军风和金色条带、阿拉伯马术、法国烹调以及殖民地常见的寻欢作乐，诺盖已经博得了美国将军们的欢心。在巴顿的政治顾问卡伯特副领事于卡萨布兰卡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寓所里举行的美妙的晚会上，法国和美国军官开始愉快地混在一起。这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而在突尼斯，人们在打仗。两者相比，似乎很不协调……
“在最高一级，巴顿迈着大步，手枪拨得嘎啦嘎啦响，任意地滥发脾气，还自我欣赏。”
巴顿将军已经完全被诺盖为他安排的一套军事排场所征服。每当他去官邸赴宴，他总要受到摩洛哥号手的吹奏迎接，还有阿尔及利亚骑兵卫队的列队欢迎。结果使巴顿眼花缭乱，乐而忘忧。彭德认为，这种友情一部分是出自博爱精神，它把各国军官结合在一起，不分国籍，不分敌友。另一部分是出于巴顿对虚荣、排场和帝王荣耀的怪癖。
我无法从道理上来说明为什么巴顿的尚武热情突然松弛了下来，为什么他在战争中途奇怪地停顿下来，扮演一个美国帕夏的角色，一心要胜过当地的军政长官。然而，我认为我对他联合维希分子以及间接迫害我们在摩洛哥的最好朋友有一种解释。
巴顿有多种才能，然而外交却不属其列。在他的行为中有时被认为是策略的作法实际上是阿谀行为。当他认为这种阿谀行为能达到他的目的时，他会毫不害臊地去施展。“他是一个拍马大师，”海军中校布彻在比较了解巴顿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一旦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有任何分歧意见，他都能以一种恭敬的态度默许最高司令官的意见。例如，在一次活跃地讨论历史问题时，他对艾克说，谁要是怀疑最高司令官观点的正确性谁就是愚蠢的，尤其是他现在——用巴顿的话来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物’”。
巴顿以实用主义态度使用这一套手段，当别人对他使用同一手段时，他也很吃这一套。此外，他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他欣赏外表华丽的虚荣，充满了骑士式的堂吉诃德意识，对炫耀从不感到厌恶。
巴顿内心的这些脾性又加上了他身上的那种令人敬仰的美国品格。这种品格就是，不管是政治上的竞争，运动场上的比赛，还是战场上的交战，都应该对被战胜者待人以诚。巴顿在政治上毫不精明老练。尽管他在自己的业务方面阅览甚广，但他几乎从来不读有关当代政治事务的报纸或书籍。因此，他对引起这场战争的激烈的政治搏斗和严重问题，完全是一无所知。
巴顿不是一个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派，即使这只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是如此无知。但就他的脾性和信念来讲，他也不是一个自由派。他习惯于他自己在军队内的纪律生活和上级决定的绝对性，不管这种决定多么不合理或不正确。他把他生平习惯的制度搬到他的新的文职工作中来，甚至他的忠实的自传作者、已故的塞姆斯将军也坦率地承认，巴顿鼓舞部队士气的做法是“古怪的、也许是不民主的。”从观点、性情以及训练素养方面来讲，巴顿都最不适合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任美国总督。他注定要失败，就这样失败，尽管他怀有人道的本能和最善良的意图。
巴顿的本能和意图是好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一生中有许多事迹，如果公布于众的话，就连那些对他抱着极其怀疑和不满态度的最不切实际的自由派也会喜欢的。
有一些将军，如史迪威，已经形成了一种作风，他们能够圆滑地装出人情味道，但巴顿总是按一个将军所应该做的那样来做。他的随身武器(一对珍珠镶柄的手枪)总是一尘不染，就象他的嘴里总是满，口秽言一样。他穿着特制的军服，就同戈林一样，是他自己设计的，宛如古代哥特人的首领带的牛角，可以用来吓唬敌人(也用来吓唬所有理智的人)。
巴顿的粗暴固执是由于他喜欢夸耀和神经质。然而，在这两者的背后是这个人的真相——一个天生正派的人，尽管有时他被自己的正派所困扰，在遇到挑战和压力时，他常把正派视为软弱。
他在男女问题上是有节制的，可以说是一本正经。他对男女间的暧昧关系是不悦的。“巴顿的道德原则非常严格，”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写道，“有一次他对我说，在战时一个高级军官和女人发生任何亲密关系是多么错误和不明智。”然而，有一次当巴顿听说他下属部队的一位未婚的红十字会的姑娘成了战争的受害者，就是说，由于她怀了孕，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时。他给她开了张支票，只是到事后才担心他的这种及时的慷慨行为可能在当时情况下被人误解。
巴顿在感情上总是同情失败者。现在，在摩洛哥，问题就在于巴顿认为诺盖将军是“失败者”。
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象巴顿这样天真的人需要有意志坚强和有见识的政治和外交顾问。不幸的是，陆军部在向摩洛哥进军之前给巴顿选派情报军官和政治顾问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给他配了一名情报官(布莱克)和一名政治顾问(卡伯特)，反倒使巴顿增加了负担。这两人都是中间偏右，喜欢同人们后来所谓的“既得权力集团”——已经当权的人和他们认为社会上可以被接受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合适的人”——打交道。巴顿自己也是这种倾向。他的等级观念很深(他甚至宣称象他这样的“上等人”面临艰难困苦时表现比普通人出色)，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任何权威，不问其政治色彩或过去的罪孽。在谈判解决意大利投降问题期间，巴顿在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加奈姆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了军政府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要巴顿根据他在西西里的经验提出建议。但是，他的唯一提议是“尽快争取和意大利领导人物合作——任何被占领的城市的市长或前任市长——因为，”他说，“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有用。”至于这类人员可能由于过去的法西斯行为或战争罪行而不适于任用的问题，巴顿似乎不曾想到，或者并没有影响他的主张。
因此，巴顿决定在法属摩洛哥的四个月统治中保持与诺盖和维希分子的那种关系，部分是由于他自己个人的倾向，另一部分是由于接受了委派给他的政治、外交和情报顾问的建议。为了公平地对待巴顿，也为了正确地看待问题，我们还必须研究法国人投降之后巴顿和他的西线特遣部队当即面临的局势。
法国人已不能再抵抗他，但是法国人同他合作的诚意究竟如何还得拭目以待。在法国人和当地人之间，保护国的帝国主义关系取决于法国的军事力量和法国警察。盟军的宣传鼓舞了穆斯林和当地犹太人从法国人统治下争取解放的希望。在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抑制措施，无穷的怨恨就会白热化。因此，在当地局势中，存在着一种转移盟军集中全部力量完成其主要军事目标的基础。
巴顿还面临其他的地方性问题，如果他想避免麻烦，他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迅速加以解决。法国和西班牙政府在摩洛哥国王的统治地区内共同享有保护人的地位。关于他们控制下的两块地盘之间的分界线，西班牙希望能远远地向南推进。倘若驻在分界线以北的西班牙部队趁法国人被削弱之机情不自禁地发起进攻的话，美国部队几乎肯定要卷入纠纷。如果轴心国利用西班牙的基地从空中或地面袭击贯穿摩洛哥北方的运输线的话，西线特遣部队就得加入反击行动。
所以，巴顿将军指挥下的部队不得不慎重行事，与其发号施令，还不如搞合作。
巴顿这项炫耀个人的美差，到他访问马拉喀什地方长官和在杏树林里进行礼仪式的野猪狩猎时，达到了高潮。但这注定是他最后一次消遣的机会。过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发来的一封急电，把他迅速召回他喜欢称之为不可抗拒的命运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