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第八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7月30日上午10时45分，“召唤”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因迪奥的沙漠训练中心。这一召唤富有突然和出人意外的戏剧性。那是一次从华盛顿打来的简短电话，在直线电话另一端的是约翰·埃德温·赫尔上校。赫尔是一位有头脑的军人，他以俄亥俄州迈阿密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的资历参军，没有西点军校的毕业文凭后来却当上了上将。赫尔是马歇尔将军在作战计划处设立的智囊团的成员。巴顿比赫尔大十岁，他根本不知道赫尔上校是他在五角大楼的朋友和拥护者。

　　 他在电话中对巴顿说，“将军，我是按马歇尔将军的命令给你打电话的，他要你尽早离开训练中心，到华盛顿来见他。”

　　 自3月27日以来，巴顿一直在因迪奥附近的沙漠中指挥新创建的沙漠训练中心。因迪奥是个盛产枣子的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科切拉谷地。巴顿在那里的任务是培训准备打仗的美国“装甲部队”核心，演习地区广及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三个州的部分地区。

　　 陆军部长史汀生对他的朋友的前途不断亲自关心。巴顿是由他挑选的，但巴顿自己也不明确他是否喜欢这个职务。一方面，这使他有机会象1918年一样为战争训练装甲人员，并创建一支陆军迫切需要而不幸缺乏的特种部队。但另一方面，把他从蓬勃发展的东方调至遥远的美国大沙漠使他忧心忡忡。他担心，在挑选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时，他会被抛置于沙漠上。他的疑虑促使他加倍殷切地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造成印象，以确保他最终能被选出来指挥战斗。

　　 这个地区——长一百八十英里，宽九十英里，占地面积约十六万二千平方英里——是巴顿自己挑选的。在赖利·恩尼斯中校的陪同下，他花了四天时间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时而坐飞机在该地区上空飞行，时而驱车穿越该地区，常常还徒步跋涉。他在模拟战斗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让他自己和他的伙伴得到最低的配给定量，包括每人每天只有一加仑的水。在这次考察中，巴顿和恩尼斯在这广大的地区没有见过一个人影。这是巴顿决定选择该地区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地区幅员辽阔，可以向前挺进四百英里而不见对面的任何部队。

　　 他已在训练中心扎实地安顿下来，在帐篷内宿营几周之后，住进了临时搭起的构架建筑物，指挥着由第1装甲军的部队和第2、第3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共约八千名官兵组成的一支部队。

　　 时值沙漠里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气温高达华氏120度。巴顿独自坐在他的大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例行的早晨，没有估计会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一切都十分宁静，唯有空调器发出单调的颤动声。巴顿以他对命运的敏锐感觉，立即意识到这次电话会成为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但这一回接到电话后，他却没有象往常那样谈笑风生。他挂上电话后，未做别事，就先履行宗教仪式。每当他接到重要音信，表明他时来运转时，他总要做一番宗教仪式。巴顿跪下来做了祈祷。

　　 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总是让希望战胜理智。他毫不怀疑，召唤迟早会到来。仅在前一天，他曾对罗斯维奇说，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会走运的。他引用诗人亚历山大·波普翻译荷马《奥德赛》的一句格言：“有福的是那无所企求的人，因为他永不会感到失望。”巴顿满怀神秘的热情相信，他所遇到的一切好事都是由上帝预先安排的，无论有多么困难，他都使上帝保佑他。

　　 这实际上是他得到的第二次召唤。但第一次召唤已在失望中逐渐消失。在1942年春季的早些时候，巴顿抵达因迪奥后不久，麦克奈尔将军的司令部的装甲部队代表艾伦·金曼中校建议陆军派出一个装甲师，去增援在埃及的英国第8集团军，以便“在陆军最终全部投入生死博斗之前，先使部分军队获得实际的战场经验”。这一建议被积极采纳了，由作战计划厅制定了方案。

　　 该方案的设想是用船把整个装甲师送往埃及。然后在别地需要用该师时，仅把人员撤出，而把装备留给英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写道：“由于当时我们正致力于生产一种改良的坦克，因此这个建议显得更有吸引力。当我们自己准备要使用该师时，我们指望可以配备新的装备了。”

　　 马歇尔将军提出了该派谁去指挥这个鬼怪式装甲师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立即想到巴顿是个理想的人物。只要一发出通知，巴顿立刻就可以走马上任，把训练和实际战斗结合起来。马歇尔确信，巴顿非常适合承担此双重任务。

　　 他吩咐作战计划厅厅长艾森豪威尔把巴顿叫来，但接着就碰到了第一个钉子。当艾森豪威尔在陆军部提出这个计划时，指挥官的人选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有些人干脆骂娘。即使那些不愿骂巴顿是狗娘养的人也发表意见说，巴顿绝对不行，他连指挥一支美国小队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适应同盟国之间的组织了。但是，艾森豪威尔没有被反对意见吓倒，大概是因为他从在米德堡与巴顿相处的时期起就了解巴顿是位出色的专业人员，并没有被他的“相当古怪的癖性和有时反复无常的行为”所蒙蔽。他把巴顿叫来了。

　　 当他们见面时，艾森豪威尔问巴顿说，“乔治，你是否愿意放弃训练部队的指挥权，来率领一个师参加实际的战斗？”

　　 巴顿楞了一会。他这一个军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仅在几周之前让他指挥该军时，他曾发誓要戒掉污秽的语言来改过自新。在他晋升该军军长的就职典礼上，装甲兵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在讲话中专门对他提出了警告。巴顿羞答答地向他的女婿沃特斯上校解释自己的克制：“约翰，我想我从今以后不得不停止骂人了——在你当上军长以后，你必须举止庄严。”

　　 但是，现在“真正”战斗的前景压倒了其他一切。“艾克，”他大声说，“假如我能参加战斗，我甘当一名少尉。”

　　 尽管艾森豪威尔预料到会有这种典型的感情溢于言表的回答，他还是感到满意。仅在片刻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要另一名军长去接管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支作战部队，但这位将军拒绝了。他说，他是一位资深的军长，不能设想在一位他称之为“业余军人”的澳大利亚将军麾下效劳。

　　 巴顿想投入战斗——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刚三个月——并以对隆美尔作战而开始他的战争生涯的第一个大好机会落空了。这同别人对他的人身攻击倒没有什么关系。在那战争的早期阶段，美国没有远程运载一个师绕过好望角抵达埃及所需要的四十五艘运输舰和货船。

　　 然而，巴顿只继续等了三个月就如愿以偿。这一回，五角大楼里没有人反对选拔他了。同时，艾森豪威尔已于6月11日受命指挥欧洲战区，并已于23日动身前往伦敦。现在巴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亲自召见。

　　 赫尔上校告诉巴顿要准备离开因迪奥很长一段时期，甚至有可能永远不回沙漠训练中心。那是赫尔能够在电话上有把握告诉他的全部情况。

　　 巴顿于当天就到达华盛顿，直接被带去谒见马歇尔将军。这位参谋长对他说：“巴顿，我刚从伦敦回来，我们必须在今年内对轴心国采取攻势，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我们所能指望的退而求其次的最好解决办法。”

　　 马歇尔曾希望在1942年横过海峡发动一场有限目标的进攻，利用德军士气的低落或作为支援俄国人的一次牺牲战役。在英国的坚决反对下，马歇尔的希望不得不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战役，丘吉尔正忙于为这次战役杜撰一个秘密的名称。他选择“火炬”作为代号，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英美在法属北非的登陆。按罗斯福总统当时的规定，这次行动“不能迟于10月30日”，从巴顿谒见马歇尔的日子算起正好三个月。

　　 参谋长把有关拟订“火炬”作战计划存在的分歧和争论的某些情况告诉了巴顿。尽管马歇尔讲得很笼统扼要，但这些分歧和争论看来很大。他决心直接打到欧洲大陆去，并曾于1942年3月(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三个月)就提出于1942年初秋时节通过夺取法国的布雷斯特或瑟堡在欧洲建立桥头堡。他得到史汀生部长的全力支持，史汀生把“坚决、迅速和始终不懈地执行”马歇尔的计划看作是“通向我们主要敌人的心脏”、最终打败希特勒的军队和“胜利结束战争”的“最有把握、最容易的道路”。马歇尔还一度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于4月2日对丘吉尔首相说，“我业已全面研究了面临同盟国的军事形势的当前和长远的问题，由此我得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关系重大，我想让你了解全部情况并征求你的同意。”

　　 总统在4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他的“结论。”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西欧是美国和英国发动首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战场。只有在那里，美英的陆、空联合人力、物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支援。发动这一攻势的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

　　 按照罗斯福的设想，那无疑是根据马歇尔将军的建议，联合入侵部队将由四十八个师组成，其中英国出十八个师。然而，定于1942年的最初的袭击预先规定只使用五个师，目标是在瑟堡周围的地区建立一个滩头堡。但鉴于那时美国的师一个也调不出来，于是就通知英国，所有五个师都得由他们出。

　　 为这次假想的战役想出了一个代号，称为“大锤”，该计划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英国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向布雷斯特或瑟堡进军的任务最初阶段全部要由英国人来承担，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心里明白，就连这样一次有限的冒险行功，他们也缺乏力量。阿瑟·布赖恩特爵士写道，“(美国人)靠着他们庞大的、日益发展的先进经济，习惯于给自己树立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鼓足干劲去实现这些目标，因而不能理解盟友的踌躇。”

　　 帝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反对“大锤”计划最为坚决。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在我的心目中，1942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1942年取决于俄国所发生的情况。假如俄国垮台，遭到蹂躏，我们就不能进攻，而只能准备到北非去。但是，马歇尔似乎要制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某种硬性计划。”

　　 英国派遣和蔼而受欢迎的蒙巴顿勋爵到华盛顿去说服美国人放弃“大锤”计划。在访问期间，他全力做罗斯福总统的工作。他的访问只是激怒了马歇尔，而根本没有动摇他认定要发动攻势的决心。这位参谋长竭力防止英国人用甜言蜜语诱使罗斯福从“笔直而狭窄的正面进攻”堕入史汀生(用一句丘吉尔式的话来说)称之为“最离奇的牵制战术”。

　　 就在同盟国闹不团结的高度紧张气氛中，马歇尔“非常激动而果敢地”去伦敦进行摊牌。他在哈里·霍普金斯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的陪同下于7月13日抵达伦敦。对此，布鲁克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几个人的组合十分奇怪，因为哈里·霍普金斯主张在非洲作战，马歇尔要在欧洲作战，而金却决心坚守太平洋。”

　　 这一批人的组合的确非常奇怪。本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却变成了尖锐的争吵和人身攻击。英国首相私下放空气说“马歇尔企图僭取总司令的权力，而那是总统的特权。”布鲁克抓住了这句话，带着猜疑和几乎毫不掩饰的敌意看待他的美国对手。马歇尔则认为英国人推诿拖延，感到十分恼火，他以罕见的直截了当顶撞布鲁克。在一次会议上他问道，“那么，你指望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呢？靠防御是不能打胜仗的！”

　　 此时，罗斯福总统已“上当受骗”，接受了丘吉尔的替代方案，这样解决了马歇尔面对的问题。在此类事务中，马歇尔是美国总统至高无上制度的忠实信徒。罗斯福行使宪法授予他的特权，用“总司令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告诉马歇尔停止争吵，并“在你抵达后的一星期之内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到7月25日。

　　 三天以前，会议仍陷于僵局，马歇尔征求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不论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马歇尔已亲自挑选了这位年轻的将军来指挥美国部队。艾森豪威尔也对他说，在1942年搞一次横渡海峡的进攻是危险的。同一天，总统命令他的谈判人员同意“在1942年里由美军参加反对欧洲敌人的某些其他战役(大锤计划除外)。”

　　 当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与布鲁克及其同僚于7月24日中午和下午3时再次会晤时，达成了全部协议，霍浦金斯称之为同盟国又言归于好。马歇尔同意放弃立即进军欧洲大陆的想法，而开始准备在北非发动一次进攻。布鲁克当晚在他的日记中洋洋自得地写道，“我们从美国领导人那里获得了我们所想要的东西。”马歇尔竭力把失望的苦丸吞下去，但这并不容易。直至7月28日，他仍不相信这种“妥协”有什么好处。罗斯福总统在当天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就暗示了这一妥协。他写道，“三员大将今天下午安全到达，婚礼仍将按期举行。”

　　 这是一场勉强结合的婚礼，但是协商产生的决定使总统感到满意和高兴。罗斯福给丘吉尔写道，“我不能不感到，过去一星期标志着整个战争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已并肩踏上了征途。”(顺便提一句，后来证明他说对了。)接着，总统前往纽约的海德公园。但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下令马歇尔“开足马力尽早实施‘火炬’计划。”他要求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总部(实际上是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英国同事约翰·迪尔爵士元帅)于8月4日把“在北非登陆的最早日期”告诉他。

        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马歇尔紧急召见巴顿，巴顿在这出戏的幕后活动中没有施加任何影响，但这出戏对他的“命运”却关系极为重大。1942年的这幕序曲使他想起了1918年潘兴同福煦的拍案争论，那次争论导致了他首次应召去参加战争。虽然巴顿把潘兴和马歇尔对他的职业前途的影响归功于神替他出来做主，但实际上上帝两次都是通过马歇尔发挥作用的。1918年，正是马歇尔上校(当时他任驻法同的第1集团军作战处长)提议去圣米耶尔使用巴顿的坦克。1942年，又是这位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决定把“火炬”战役中美军的主要指挥权交给那个“没人要的狗东西”——乔治·巴顿。

　　 当马歇尔于7月30日向巴顿透露这一消息时，“火炬”战役的一切都还是很模糊的，所有的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计划。他对巴顿的信任是最高的。此时，“火炬”作战计划预期只有一支美国特遣部队，而他挑选巴顿来指挥这支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是率领美国军队参加战斗的第一位美国将军，是巴顿所能设想的最高荣誉。

　　 马歇尔故意用粗鲁的声调对他说，“你必须了解，你得用作战计划人员分配给你的部队和装备去完成任务。”

　　 巴顿点头表示同意。马歇尔在结束接见时说，“你去陆军大学报到，赫尔上校会让你看详细的计划并给你作介绍。”

　　 巴顿匆匆赶到陆军大学，阅读他们已拟订出来的计划，听取赫尔的介绍，接着便给马歇尔打电话。当听说参谋长不在时，他便要求打电话给马歇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麦当时正忙于“火炬”战役的后勤问题。

　　 巴顿开门见山地对麦克纳尼说，他刚才看到的计划是荒唐可笑的。他怒气冲冲地说，“我需要数量大得多的人员和舰只去执行这项任务。”

　　 “好吧，乔治，”麦克纳尼说，“我将把你的忧虑告诉马歇尔将军，看看他能为你做点什么。”接着，他带着这口信去见参谋长。马歇尔静静地听着，表情略带严厉。随后，他只说了一句：

　　 “命令他回因迪奥去。”

　　 巴顿立即接到了命令，他迅速回到了沙漠训练中心，去时和来时一样地突然，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以后的两天时间，他一直冥思苦想，主要是考虑如何再能博得马歇尔的青睐。8月9日，他拿起电话，呼叫接参谋长。

　　 “马歇尔将军正在开会，”电话里告诉他。他再次打电话，所得的答复仍说参谋长不在。巴顿又打了几次电话，结果都是一样。最后，他只好心甘情愿地再找麦克纳尼。

　　 “喂，乔，”他对副参谋长说，“在此期间我想了很多，我得出结论，我也许能用你那些笨蛋参谋人员所愿意给我的兵力去完成任务。”他的声调里带着那种自己意识到的孩子气的憨笑，好象他正在说，“嗯，你难道不明白？我已被迫承认错误——你看怎么样？是否能把这项任务交给我？”

　　 麦克纳尼向马歇尔汇报了谈话的情况。

　　 “命令他回到陆军大学，”参谋长说，起先脸色阴郁，接着便露出了笑容。

　　 “你看，麦克纳尼，”他对副参谋长说，“这就是对付巴顿的办法。”

        8月3日巴顿回到华盛顿后，在宪法路古老的军需大楼的第三层拨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在那里计划“火炬”战役。他把盖伊上校叫来了。接着，一位名叫肯特·兰伯特的上校被派来担任他的作战处长。巴顿立即开始工作。他在华盛顿的头一天傍晚，就上呈了一份他自己拟订的计划，该计划提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但是，无论华盛顿还是伦敦的其他计划人员，都没有象他那么高的热情。艾森豪威尔正同以马克·克拉克将军为首的一个特别参谋小组制订计划，但他向华盛顿提出的报告是远不能令人放心的。现在，大家对“火炬”战役终于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然而看来没有人能对它的最后胜利建立起足够的信心。

　　 7月31日，艾森豪威尔同他的高级计划人员就“火炬”战役讨论了一个半小时，但他所能得到的回答都是忧心忡忡。英国陆军部的计划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估计需要十一个师才能完成这个使命(他设想在28天内征服突尼斯)——为此需要在两处进行袭击。英国海军部的计划局长、皇家海军上校兰姆立即发表意见说，同盟国的海军没有足够的护航舰只把十一个师同时运送到两个登陆点，一处是卡萨布兰卡，另一处是在地中海内。会议得出结论：“就整个进攻而言，最大的缺陷是海军支援和登陆艇不足，以及西海岸的波涛起落情况。晚秋时节大西洋里的汹涌波涛会给登陆带来巨大的困难(即使还有可能的话)。”

　　 令人气馁的会议结论及时地电告了马歇尔将军。接着，又遇到了别的障碍。原定要在“火炬”战役中指挥英国部队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得调往开罗，他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接替。当时，蒙哥马利受到他的上司(特别呈布鲁克)的重视，被认为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人物。接着，蒙哥马利也不得不被调往埃及，去指挥处境困难的英国第8集团军。他的职位由“一位名叫安德森的苏格兰人”接替，此人即是肯尼思·安德森中将。英国指挥系统中连珠炮式的更换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安。他询问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他奉命有礼貌地把连续变动的情况通报艾森豪威尔)，“坦率地告诉我，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态度究竟是否顶真？”

　　 至此，马歇尔将军决定派巴顿到伦敦去考察现场情况，并直接而坦率地向他报告亲自调查的结果。战后，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决定源出于他本人：“我告诉马歇尔将军，我希望由巴顿将军来指挥卡萨布兰卡的远征部队，没过多久，乔治就来伦敦向我报到了。”

　　 8月9日，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理和日志官哈里·布彻海军中校在他为艾森豪威尔保存的日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曾希望由巴顿来担当这项任务，但由于军衔方而的差距而犹豫不决。”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感到意外，甚至有点喜出望外：8月9日晚上，他喝完一碗鸡汤，没有任何其他安排，正打算要就寝时，忽然在他的房间里接到了电话。

　　 “艾克，”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该死的，我刚刚抵达这个倒霉的城市。我呆在克拉里奇旅馆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治！”艾森豪威尔大声说，自然他听出打电话的人是巴顿。“唉呀，老弟，听到你的声音我多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跟我一起喝点难吃的脱水鸡汤吧。”

　　 过一会儿巴顿就来了，喝了点酒，用过晚餐便投入“火炬”作战计划的讨论。他自己忧虑满怀——他预料在登陆时将遇到的敌军部队会压倒“华盛顿的那些笨蛋们”调拨给他的部队。他担心遇到惊涛骇浪，担心登陆的海滩不足。但同时他又满怀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他的士兵以非凡的行动来克服困难。“我也许在许多细节问题上是愚蠢的，”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但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使任何部队士气高昂。”

　　 这次即兴聚会在晚餐后不久便结束了。巴顿回到克拉里奇旅馆，心中感到没有把握，不知艾森豪威尔对“火炬”战役是赞成还是反对，甚至不能肯定他自己究竟是不是喜欢这次战役。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两人都感到这个作战计划不好，而且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然而，我们奉命要去执行，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假如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如果有点运气的话，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也许会是一件易事。”

　　 巴顿在伦敦的十天时间里，到处碰到他所谓的“失败主义”——这就迫使他全力以赴，为“火炬”战役大展口才。他终于施展了决定性的影响，使艾森豪威尔及其周围的人员默许了这次作战计划。要是没有巴顿的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没有他在访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尤其要是没有他对这件事业的赤胆忠心，那么，“火炬”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它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就会被束之高阁。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这是巴顿对于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虽然不为众人所知晓，但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的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因为正如罗斯福的预见，“火炬”战役结果成为反纳粹战争的转折点。

　　 巴顿把8月10日的时间用来调查各种意见和估计，审查已在伦敦制订的计划。下午，他散步时偶然遇见了他的朋友卢西恩·小特拉斯科特准将，他是一位骑兵时的旧友，现在蒙巴顿勋爵的敌后突击队司令部里代表美国军队。英国人对“火炬”战役普遍怀有反对情绪，在蒙巴顿的有影响的圈子里特别强烈，特拉斯科特看来也有英国人的悲观主义。但是巴顿很快就纠正了他的错误思想。“这也许不是一次大显身手的最好机会，”他对特拉斯科特说，“但总比无所作为要强。就我本人而言，我决心奉陪到底。”接着，他设想他已使他的朋友信服，便对特拉斯科特说：

　　 “就你而言，卢西恩，你这个该死的盗马老贼，战争进行期间，你不该呆在伦敦做参谋工作，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干？我让你指挥一部分军队。”

　　 争取特拉斯科特的工作并不困难。但第二天，当巴顿要使美国驻伦敦的海军代表信服“火炬”战役正是一张灵丹妙方，却碰到了难题。艾森豪威尔曾召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欧洲勤奋苦干的海军司令员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其他几员海军将军和一位名叫弗兰克·托马斯的海军上校(他代表罗亚尔·英格索尔海军上将的大西洋舰队)。说话最多的是托马斯上校，他一味强调困难。他把局势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说有可能遭到一、两艘德国航空母舰的威胁。就军舰而论，德国海军实际上没有航空母舰，但正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因此几条船只就非常引人注目。托马斯越是起劲地反对“火炬”战役，巴顿对这个战役的兴趣就越大。巴顿说话不多，十分谨慎，但从他所讲的话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越来越义愤填膺。只是由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干预，巴顿和托马斯上校之间才避免了一场公开激烈的冲突。

　　 艾森豪威尔坚定、明确地对讨论作出了结论，巴顿则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艾森豪威尔说：“‘火炬’战役是总司令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下达的命令。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有任何障碍，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航舰都没有，我的命令要求进入西非和北非。不管有无军舰，我都要去开展这次战役，哪怕我得一个人划着小艇去，也在所不惜。”

　　 巴顿于是走访伦敦的“关键部门”为“火炬”战役进行游说。最早改变主张和最有影响的人是蒙巴顿勋爵本人。特拉斯科特把巴顿介绍给蒙巴顿，醉翁之意也在于此。于是，在克拉里奇旅馆里安排了一次宴会。蒙巴顿带着他的高级将领前来赴宴——有他的参谋长约瑟夫·海登将军、皇家空军上校巴兹尔·威利茨和埃德蒙·内维尔上校。陪同巴顿和特拉斯科特出席宴会的有巴顿的作战处长兰伯特上校以及阿尔弗雷德·格伦瑟上校(他刚从美国来到伦敦，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负责计划“火炬”战役)。

　　 巴顿在宴会上保持罕见的良好礼貌。宴会结束后，巴顿和兰伯特上楼回房间时对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高级将领看来已全心全意地“站在天使的一边了”。这次宴会又导致了另一次宴会，使巴顿又有一次机会做更多的游说工作，但后一次所谈的内容与“火炬”战役完全无关。

　　 当导致这次宴会的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巴顿感到称心满意，“火炬”战役的内容已从话题中消失后，巴顿专找威利茨上校作饭后闲聊——按巴顿所说，是把他的思绪从“火炬”战役引开。不久，他便与那位袭击克里特岛的著名突击队英雄卷入了一场热烈的辩论，而争论的内容偏偏是关于英国贵族。巴顿惯于自认一贯正确，他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这位上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的亲爱的上校，根本没有什么典型的英国贵族那种事。”

　　 威利茨把此看作是一次挑战。他在一位知名的英国贵妇家里为巴顿安排了一次聚会，客人的名单经过精心的挑选，以证明巴顿的观点是错误的。出席的客人似乎一个也未能动摇他的信念，可是——当威利茨精心导演的晚会进入高潮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特拉斯科特将军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威利茨打开大门时，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位仪态翩跹的华贵上宾姗姗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另一位风度稍逊的尤物，就象战列舰后面尾随着一艘驱逐舰一样。走在前面的这位贵妇是个六十五岁左右的富孀，下巴肥成好几层，堆在她过于丰满的胸脯上。高耸的头饰随着她的一步一行抖动着。她脱去短皮披肩，长裙拂地，一串串的珍珠项链，软绵绵的手上闪耀着许多只戒指，她从一把长柄手镜里傲然俯视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物，俨然和历史书中的画像一模一样。”

　　 巴顿彻底输了。他偷偷地走到威利茨跟前，在他耳边悄声地说，“他妈的，你赢了！”接着，他走上前去，想压一压这位不可一世的贵妇的气派，为美国争回这个场面。

　　 特拉斯科特回忆说，“晚餐后，他(巴顿)滔滔不绝，讲得天花乱坠，使大家听得入迷。那天晚上，他的举止异乎寻常。他谈到他枪上的刻痕以及他怎样刻下这些标记的经过。他谈到墨西哥和潘兴，以及美国大西南的无法无天之徒。他谈到他所知道的几个杀人凶手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原因作案的经过。他又谈到他有一次品尝和欣赏珍贵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可是当大酒桶里的酒被喝光时，发现桶里装着一个淹死了的墨西哥人。”

　　 他的听众听得入了神，不时地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惊恐。但是多数人却抱有怀疑。

        巴顿在社交中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现在又回头从事在大西洋两岸推销“火炬”战役的巨大任务。这可不是一件易事！

　　 第二天，巴顿帮助艾森豪威尔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将军的关于“火炬”战役的电报，详细阐明了两国海军的反对意见。英国皇家海军甚至比美国大西洋舰队的托马斯上校还更加悲观。海军上将伯特伦·兰姆赛爵士把情况说得漆黑一团。他忧心忡忡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他预计部队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过程中，要损失一艘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两三艘巡洋舰，面且“天知道还会损失什么别的东西”。接着，又来了一位名叫杜因的将军，他是艾森豪威尔的英方联络官。他说直布罗陀脆弱，不堪一击。他讲得头头是道，反对“火炬”战役。因为照他所说，这个战役意味着要耗尽英伦三岛的后备力量。当杜因滔滔不绝地谈论时，巴顿几乎难以保持平静。

　　 然而，“火炬”作战计划尚未脱离困境。危机——它确已成为危机——于8月15日星期六达到了顶点。马歇尔将军两天前给艾森豪威尔的冗长回电促成了这一危机。马歇尔承认，他自己的计划人员认为“火炬”战役充满了风险，成功的机会不到50％。但他补充说，他本人认为，这是“短视和肤浅的看法”。他现在又要求艾森豪威尔完全坦率地发表他的意见。同时，他还意味深长地征询“巴顿将军的坦率意见”。

　　 此时，巴顿已毫无保留地赞成“火炬”战役。当艾森豪威尔召集他自己计划人员的高级会议，商讨如何答复马歇尔将军的问题时，巴顿在会上发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布彻的大哈瓦那雪茄烟，瘦削、紧张的面孔四周白烟缭绕。他为“火炬”战役进行抗辩，使之获得了通过，并且最终确定了下来。这一举动赢得了他的持怀疑态度的听众的一致钦佩。他无须单独给马歇尔写一份电报以表明他自己的坦率观点。艾森豪威尔在会后发出的那份电报——此时已毫无保留和无条件地赞同这一作战计划——充分反映了巴顿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只不过是对巴顿的各种论点的重述。

　　 危机过去了。“火炬”作战计划平安无事，会议之后，巴顿有一种感觉，他“是全班人马中唯一的真正赌徒”。

　　 现在巴顿只剩下少数几天的日子了——按照他的说法，是“做清扫工作”。他任命特拉斯科特将军担任他驻伦敦的代表，花了一天的时间向他介绍任务内容，并以自己的热情和决心鼓舞他。当他去向艾森豪威尔辞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照念，使总司令乐了起来。这是他建议要卡萨布兰卡投降的一份草案。他在告别时说，“艾克，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研究过了我在非洲的任务，我已经放心了。”

　　 布彻中校说，“难怪，有了巴顿，艾克是如此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