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的冷宫里·第四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当美国正在繁华中欢跃，在禁酒声中痛饮时，陆军却在混日子，军官们就象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所说的那样，在高贵的怠惰中消磨着时光。“当兵”一词已经成为游手好闲的同义语。

　　 在这段麻木不仁的间隙期中，实际上唯一的运动似乎就是军官们不停地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不让任何人扎下根去或持久地做任何事情。失去了有益的目标，就是最优秀的人也会感到心灰意冷，百无聊赖。

　　 乔治·巴顿当然也有过调动，这大概是打破他死板单调的军队生活的唯一变化。从1920年离开米德堡到1940年回到本宁堡装甲部队之间，他调动了十次，担任过十多种不同的职务。其中有些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陆军为了培养才智较高和较有希望的军官，设立了各种高等军事院校：赖利堡骑兵学校、利文沃思堡指挥和参谋学校以及华盛顿陆军大学，巴顿在这些院校都学习过。他在骑兵局办公室服务过。在波士顿和夏威夷的一系列调动中，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称职不称职，凡有空缺的职务，都让他来填补。

　　 巴顿凭他充沛的精力把他所担当的每一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活泼而精神饱满地指挥操练，兢兢业业地伏案工作，带着初学者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在各种学校里进行学习。他虽然对那些懒散年代里的工作不太愉快，但对例行公事也不太苦恼。他以积极活跃私生活，特别是以进行体育活动来弥补职业上的乏味。从1919年到1934年，他一直是少校军衔，但在打马球方面，他却从三分的马球运动员，跃升为七分运动员，并且当上了令人向往的陆军马球队的队长。

　　 巴顿仍然过着豪华的生活。1928年他率领陆军马球队到长岛的米切尔运动场去参加当年的锦标赛，以保住他们前一年获得的青年冠军队的称号，当时《骑兵杂志》指出：“巴顿少校私人的一群马将会使他驰骋自如。”九人马球队中，他是唯一骑着自己私有骏马的人。

　　 他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马术赛中，共得了四百枚奖牌和二百个奖杯；此外他还参加了很多次越野赛马和猎狐。他还有时间进行飞靶射击，打网球、玩橡皮球和手球，他还嗜好飞行。

　　 有一次在长岛，他遇到了一次机会，将消遣活动和小试英雄身手结合起来，他参加赛马后竟引出了一场骑士式的英勇行为。在1922年的一个夏夜，当他驾着敞篷汽车离开赛场返回花园城的旅馆时，看到有三个相貌粗野的人拉着一个面有难色的少女。他们好象要把那个少女推进一辆卡车的后部。于是，巴顿停下车，跳下来，用枪口对着那几个家伙，迫使他们放开那个少女。后来，他才知道那姑娘原来是其中一人的未婚妻，他们只不过是要帮她爬上卡车。

　　 后来，当巴顿笑着对长岛一位听得入迷的妇女谈起他无缘无故进行干涉的故事时，这位妇女问道：“乔治，你怎么带着武器参加老百姓的赛马？”

　　 “我相信有备无患，”他告诉她，“我历来带着手枪，就是结上白领带、穿着燕尾服时也是这样。”

　　 巴顿在装出一副雄赳赳的外表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探索，对此他多少有些羞于宣扬，以免歪曲他实干家的形象。他买了一书房的书，绝大部分是历史和军事著作，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如饥似渴地把它们从头读到尾。他还开始写作，并写出了一个陆军正规军官所能写出的一些最好文章。他也用显然是从吉卜林 [ 注：吉卜林(Kipling)系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 ] 那里剽窃来的笔调写诗。虽然他很欣赏自己的诗，但实际上无法与他的散文媲美。

　　 巴顿的大部分写作都是为了自我欣赏，但是也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骑兵杂志》上(还有少数发表在《步兵杂志》上，他觉得这个杂志对他只有一种学术上的吸引力)。这些文章是以好斗的姿态写的，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不单是因为它们具有非正统的观点，而且也是由于作者的文学风格是能打动人的。

　　 “在那远古的日子，”这是他的作品的典型语气，“有那么一伙不为人们所知的野蛮人，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造出了轮子以为行进之助。打那以后，各色各样的道路，从大理石铺的到铁丝网拦的，就在人类好斗的曲折历史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例说明，每一种军事工具在它发明的时代都被宣告为最后的权威——克敌制胜的关键。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工具却一一退居后位，虽属有用，但并不显赫。”“新武器之所以有用在于它们增加了杀人的技能，但不论是坦克还是战斧，武器毕竟只是武器。战争可以用武器来打，但取得战争的胜利靠人。夺得胜利靠被指挥者和指挥员的精神。”

　　 在那些日子里，巴顿职业生活中的单调不时为一些特殊委派的任务所调剂，这些委派的任务有助于暂时焕发他军人的热情。有几次他被派去当骑兵演习裁判。他很乐意担任这项职务，因为这给了他运用挖苦的心思和语言的一定自由。

　　 有一次他说，作演习裁判比当赛马裁判要困难得多，更担人身风险，因为“在赛马中可以用每一条蓝绶带结交一个朋友；在演习中是没有蓝绶带的。”

　　 巴顿的高超专业水平和善于批评的才能使他成了演习中一名要求严格的裁判。他用不客气而带挖苦的笔调写出的那些批评文章，有些自作聪明的傲慢味道，确实不能为他赢得朋友。因此，1929年10月当他在华盛顿骑兵总部担任临时职务时，又被派去担任骑兵师在布利斯堡进行演习的裁判。巴顿对这项任务很有兴趣，因为这次演习中要深究历史，而且是古代历史。

　　 在世界大战后的十一年，尽管还有不少未完成的工作和未解决的问题，但在埃尔帕索举行的演习却预定要“模仿一次古代战役，棕色一方为进攻的伊特拉斯坎人 [ 注：伊特拉斯坎(Etruscan)系古代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国家。 ] ，白色一方为防守的罗马人”。这次演习回溯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当时伊特拉斯坎人穿过亚平宁山脉，在波河流域定居下来。演习模拟的情况对于二十世纪美国陆军来说是不大可能面临的。但巴顿对这个时代错误并不介意。在准备这项任务时，巴顿阅读了《伊特拉斯坎人》和《伊特拉里亚和罗马》等书，然后以他的博学多才把那些集合来的高级军官弄得眼花缭乱。到场的高级军官非常之多，其中包括好几位将军。他的鲁莽和直率的讲评，后来招致了他们的反感。正如此类事件常常带来的后果一样，这次使命结果给巴顿带来的只是他的墨守成规的上司对他的憎恨。

        巴顿一生中东遣西调，但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场所，他可以称之为是他的职业之家，那就是迈尔堡。他的各样工作都以这个地方为轴心。

　　 这里旧称惠普尔堡，1881年为纪念内战时期格兰特的通信兵司令阿尔伯特·迈尔将军而改名为迈尔堡，这里是美国卫戍部队生活的缩影。它占地304英亩，由大约五十名军官和一千名士兵驻扎在这里，通常为骑兵3团的一、两个中队、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机枪部队。这些部队经常保持着有条不紊的战备状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首都，而是为在华盛顿举行的盛典提供额外的军事人员。他们住在一排排整洁的砖砌营房里，四周是树林和灌木隔开的茸茸草坪。巴顿特别喜爱这个军营，因为它拥有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马术设备，包括一座巨大的跑马厅，全年都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难度很大的训练。

　　 陆军军官们每天晚上从军需大楼回来，到迈尔堡排列匀称的维多利亚式房子休息，重复他们单调生活中每晚例行的活动——修整一下小小的后花园，听听无线电广播，阅读应景的书籍，有时看看电影，互相串门，聊聊本行或街谈巷议，特别是没完没了地打桥牌，这是军官们喜欢的解闷之道。

　　 巴顿成功和灾难的回忆都与迈尔堡联系在一起。1911年冬末，他的事业正是幸运地在这里开始。1920年宜人的晚秋，他在米德堡的幻想破灭后，又“逃”到迈尔堡。当时他抛弃了装甲部队，担任了陆军中最神气的骑兵第3团的一个中队长。在陆军处于低落时期，他的新职务只不过是一个闲差。只有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得到报偿”。他的骑兵中队的任务是为葬礼提供勤务，即把从全国各地运到华盛顿来的在以往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尸体护送到阿林顿圣地埋葬。骑兵分遣队在联邦车站迎接载着覆盖国旗的棺材的炮车，以缓慢的步伐护送它穿过市内走向墓地。

　　 巴顿不得不约束着自己，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缓慢仪式。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了。1922年5月23日，他奉命率领分遣队去为美西战争中牺牲的一位军人的葬礼执勤。巴顿少校突然春倦症发作。他领着分遣队迈着端庄的步伐，穿过市内，跨过纪念桥。当队伍走到通向墓地较为僻静的荒芜不平的路上时，他便下令骑兵快跑起来。

　　 这种速度对于拉着炮车送葬的稳重的马匹来说，是太快了。它们跑乱了，巴顿在后面拼命追赶，把尸体和仪仗队重新归拢起来。

　　 经过在波士顿和夏威夷担任那些单调的职务之后，巴顿于1928年返回华盛顿——先在骑兵局办公室搞案头工作(在那里，他被公认为骑兵部队最优秀的手枪射手，他忙于编写新的手枪条例)；然后他去陆军大学学习了一年先进战术，这是为第一流的军官们安排的研究生课程；最后，1932年他又回到迈尔堡原来所属的团，担任副团长。这次回去是比较幸运的，至少在和平时期的常规中，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希望。

　　 他的良师益友亨利·史汀生也回到了华盛顿，当上了胡佛政府的国务卿。他们亲切地重温旧谊，巴顿一家在“伍德利”用餐，这里原是殖民地时代的一片宽阔庄园，巴顿早期在这个军营当少校时就住在这里，而现在却是史汀生的官邸；有时国务卿夫妇也光临巴顿租用的别墅。他们之间的交往是讲究的、穿正式礼服的活动，但纯粹是社交性的。巴顿夫妇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过着军队中产阶级的生活，也间或涉足上流社会。

　　 国际上事态的发展开始加速。一年前日本侵占了满洲。接着，1932年2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从而发动了对华战争。在国务卿史汀生(日本侵略这件事本身，特别是日本侵略的方式激发了他的道义感)的推动下，美国一度似乎要在远东进行干涉，让它的陆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史汀生力图使日本人感到它的侵略行动是危险的，但他的努力却被胡佛总统的公谊会教徒的信念所破坏。史汀生写道：“胡佛先生是一位笃诚的和平爱好者。虽然日本的侵略激恼了他，但是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反对可能导致美国卷入远东斗争的任何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史汀生所能作的就是搞一场他所谓的“虚声恫吓”。他希望说服总统命令舰队在结束其例行演习后，不要返回西海岸基地，而继续留在夏威夷，以遏制日本。然而，陆军与这些事件却毫不相干，甚至没有用来为国务卿徒劳的虚张声势增加一些威力。

　　 陆军参谋长是巴顿的另一位朋友，他象伍德将军一样，是个精悍而朝气蓬勃的军人。他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生动活泼的麦克阿瑟带到工作中的个人特性，同陆军那种平庸而毫无壮举的实际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军的威望正在衰退。麦克阿瑟的前任查尔斯·萨默罗尔将军曾经承认，“过去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如此有利，以致1920年6月4日国防法案关于保持二十八万正规军处于常备状态的规定，已无必要”。麦克阿瑟激烈反对他的前任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当他发现他所接管的部队只有12000名军官和180750名士兵(其中54000名属快速部队)时，便请求国会作适当增加。但是，麦克阿瑟不仅遭到了拒绝，而且被猛烈地批评为不合国情的“军国主义者”和企图建立自己王国的权欲薰心的军官。

　　 在那些空闲的日子里，巴顿遇到了他的好朋友艾森豪威尔少校，巴顿在米德堡的不得意任职中，实际上只有艾森豪威尔一人是支持他为装甲部队奋斗的同盟者。巴顿年纪和军龄都高于艾森豪威尔。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是大陆美国一所坦克学校的教官，没有巴顿的实际战斗经验。但他和这位陆军的先锋坦克手一样对装甲部队抱有同样的热情。他们俩人结成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经久不衰，正如艾森豪威尔说的“有时他们之间的尖锐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但这些争论的事情多是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而不是个人和物质方面的。”

　　 1931年艾森豪威尔刚写了一篇关于国际局势的有思想性的文章，巴顿不同意其中的某些结论，便专门去找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他们之间老式的自由讨论。他们谈到了和平与战争，他们之间的谈话启发巴顿写出了他曾写过的最好文章之一。

　　 周围是一片和平景象，啊，真是妙不可言。

　　 但是，巴顿送给《骑兵杂志》的文章题目却是《战争中如何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