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挣军饷·第二

作者：乔治·S·巴顿 ·美

出自————《我所知道的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军官的职责同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职责十分相似。他每天的日常事务干得越好，就越没有必要采取直接行动。

　　 回顾我相当长的从军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几次是对得起我拿的薪水。

　　 然而，我很少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也许正说明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以下一些事    情一直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亲自出面干涉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次。

　　 （一）

　　 有几次，军校学员以所谓“沉默”来表示他们对军官的极端不满。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位他们认为犯有过错的军官走进食堂时。这时，所有的学员会立即起立，只要这位军官呆在那里，他们就会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对这种现象我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行动近乎反抗。

　　 有一次，我碰巧是这个营的营长，把学员们带进食堂吃中饭。这时，进来一位负责的军官，我马上发现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而且，我是反对“沉默”的。于是，我命令这个营立正，向后转，连中饭都没吃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位军官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为此还批评我，我向他做了解释，他才算完事。

　　 （二）

　　 1914年夏天，我们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一个黑人士兵被指控强奸了附近村镇里的一名白人姑娘。当时只有我一个军官值班。据谣传，当地居民们要把这个黑人私刑处死。我当然是不赞成强奸行为的。然而，我是一名军官，我感到我的责任是要保证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士兵不被人私自处死。因此，我对领头的当地居民说，如果谁要这么办，就请踏着我的尸体去办吧。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个黑人被救了下来。后来证明他是无罪的。

　　 （三）

　　 1916年的边界冲突中，我在得克萨斯州的霍特韦尔斯负责一支20人的巡逻队。我的任务是防止来自离南太平洋铁路约40英里远的维利斯塔人的进攻。这条铁路当时由卡兰齐斯塔公司营运。霍特韦尔斯位于我防区的中心。我派一名中士带一半人向西，我带剩下的一半人向东，事前打电话报告了第13骑兵团的指挥官，告诉他我的巡逻范围包括一座桥。我们在夜里向那座桥开去。尖兵跑回来向我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说话，说的是西班牙语。我因此推断这一定是维利斯塔人正在桥上埋地雷。我一直认为进行突袭是最好不过的行动。于是，我命令队伍排成一线，命令“举枪、冲击！”我们冲到桥边碰到了铁丝网，不得不停下来。就在这时，桥上伸出好些枪口。我骂着喊口令，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回答“13骑兵团巡逻队”，这时我才放下心来。他们没有找到他们应该停止前进的桥，跑到我辖区的这座桥上来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按计划行事的重要性。

　　 （四）

　　 在1916年-1917年美国讨伐墨西哥的远征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一个叫做埃尔科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自己、瑞安少校和我组成，另外还有4个士兵。潘兴将军向瑞安少校口授一个命令，并由我传达给驻扎在沙卡格兰德的第13骑兵团的一个连。命令是要他们向一个叫做普罗维登西亚的牧场前进，接着搜索它西面的山区。在书写命令时，潘兴将军的眼睛一直盯着西面的山区地带。我当时相信将军想对那一带山区进行搜索。

　　 要递送这个命令，必须乘我们那辆老掉牙的福特牌汽车，开着车前灯，在根本没有路的旷野上跑一个半小时，并且随时都可能碰到维利斯塔人。于是，我找了一匹马，冒着雨雪、冰水，跑了整整一夜才到了这个骑兵连。我们到达普罗维登西亚后，少校把上尉们集合起来，发出了向普罗维登西亚西面的山区进行搜索的命令。普罗维登西亚位于山谷之中，两面都是山。潘兴将军的指挥所设在普罗维登西亚东面山的东面。因此，我建议连长向东面的山搜索。他把那张书面命令给我看，并且说：“你是要我违背这份书面命令吗？”我答道：“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并说他要执行命令。我们搜索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翻过山丘返回潘兴将军的指挥所。

　　 少校派人来叫我一起去指挥所。到了指挥所，少校说：就是这个青年人如何如何使他没完成任务。潘兴将军说：“巴顿中尉不管对你下什么命令都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你下的是什么命令？”我把情况说了说。他听了后说道：“你是完全正确的。”

　　 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尉同一个少校之间的差别比今天一个中尉同四星上将之间的差别还大。因此，我觉得，我的这一行动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树立自信心，并且是正确的。

　　 （五）

　　 就在那个事件后不久，潘兴将军派我去给豪兹将军送信。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豪兹将军去向的情报只是说他已通过普罗维登西亚牧场。我刚好是在天黑时乘车赶到了牧场，碰到第7骑兵团的骡马运输队。我从队长那里要了两名士兵和三匹马，一起去找豪兹将军。开始时天还有些亮，可以顺着这个连队的车辙前进。我们走了不多远，又碰到了第10骑兵团的一支侦察巡逻兵。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的树林子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但是我没有听，继续往前走，最后于午夜时分来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原来一直沿着走的是一个峡谷，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峡谷。这就遇到往哪边走的问题了。向远处的地平线望去，我似乎看见最东面的峡谷上空的云层有反射的火光。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峡谷前进，途中遇到费切特将军（当时为少校）指挥的第7骑兵团的一支巡逻兵。他们劝我们不要往前走，因为峡谷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他们不知道豪兹将军是否去了那边，只是估计他没有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终于找到了豪兹将军。

　　 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危险，但我确有很多精神上的障碍，在此我都没有把它们记述下来。

　　 （六）

　　 有一次，当我在赖利堡当教官时，曾为二年级学员在我家里举行了一次单身汉聚会。当然，聚会是热闹非常，但绝没有酗酒闹事或其它什么不轨行为。第二天，指挥官可能是受了老婆的窝囊气，派人把我找了去，对我说，他得到非常确切的情报，到我家聚会的一个尉官喝的酩酊大醉，他要我证实此事。我告诉他我拒绝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若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我马上就解除你的职务，从而把你以前的好成绩都一笔勾销。我只好撒谎说，我在昨天晚上的聚会喝得太多，注意不了其他军官究竟怎么样。后来这位负责军官也没继续追究。

　　 （七）

　　 1918年夏，我负责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正进行37毫米火炮的实弹射击，我在旁边观看。一颗臭弹在炮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二、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颗在炮尾爆炸，把炮手的脑袋都炸掉了。炮手们都不敢再开炮了。我当时是在场的最高级军官，责无旁贷地该我去试炮。奇怪，我接连发射三发炮弹，什么问题都没有出。这恢复了战士们对武器的信心。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这一次那样不想去拉炮栓。

　　 （八）

　　 在默兹-阿尔贡攻势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希上尉那个连的坦克乘员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壕沟。突然受到敌人大约从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直接攻击，大家都躲了起来，不再挖壕了。为了鼓起士兵的勇气，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使战士们都出来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好几个士兵被打倒了，但我们俩子弹碰都没碰一下。我们有五辆坦克从这个壕沟开了过去，迅速冲向敌人的机枪，机枪立刻就哑了。我徒步跟在坦克后面往前冲，从后山坡的大约300名混乱不堪的步兵中穿过。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非常有必要让这些步兵跟着坦克冲，以扩大突破口。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无人理睬。于是，我只好叫他们自愿报名，一共有6个人，其中包括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洛，愿意同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其余的人也就没有继续后退。在这次作战中，六个自告奋勇的人有四人被打死，我也受了伤。在更多的坦克冲上来时，这些步兵们也跟着冲了上来。战斗胜利结束。我因为这两项功劳而获得十字军功章。

　　 （九）

　　 我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后，流了大量血，在离德军前线只有大约30码的一个弹坑里躺了将近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受到敌人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射击，但没有击中我们。由于我以前从没有受过如此重伤，因此觉得自己伤势严重，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是，我不顾医生的劝告，坚持要他们先把我送到当时正支援我们作战的第35师师部，以便在他们送我去医院之前，把我了解的前线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实际上，我的伤并不十分重，这又是精神上的障碍在起作用了。它与肉体上的障碍的影响一样巨大。

　　 （十）

　　 1942年11月9日早晨，我在副官斯蒂勒中尉的陪同下前往费德哈拉海滩。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船光是往里进，卸货之后又不推到一边。敌人不断向海滩炮击，法国空军也在进行空袭。尽管他们打得很不准，只击中很远的地方，但我们的人总要躲起来，拖延了卸船工作，特别是卸弹药的工作。这些弹药对我们真是生死攸关，因为我们正南面只不过1,500码的地方进行一场重大战斗。

　　 我继续留在海滩上，亲自帮着把船推到一边，敌机来了也不躲避。我相信，我的行动对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使首次登陆取得了成功。我在海滩上呆了近18个小时，从头到脚全部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该埋头去干这样的事情。我的理论是，对任何一个集团军司令来说，凡是完成任务需要他去的，他都应该做，而他的任务的百分之八十是要鼓起部队的士气。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我被哈金斯上校叫醒。他向我报告说从拉巴特来了一个法国军官，他要去卡萨布兰卡，向那里的部队传达投降的命令。我们派人护送这位军官去卡萨布兰卡。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不要停止我们的进攻呢？这次进攻预定在今天早上7时开始，首先由空军进行轰炸。许多杰出的军官都劝我取消这次进攻。我都没同意。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对敌人的压力，我们就能迫使法国人投降。如果我们显出愿同他们讨论的迹象，他们就不会投降，而且由于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因此，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下达继续进攻的命令。第二天早上，我们在6时45分收到卡萨布兰卡来的愿意投降的消息。我们整整忙乱了8分钟才用无线电同预定于7时开始轰炸的飞机以及预定于7时16分开始炮击的海军联系上。在空军回答收到我们的电讯时离进攻的时间只剩下1分零15秒了。

　　 （十二）

　　 1942年11月11日下午1时半，西非战场法军最高司令米什利亚海军上将和诺盖将军带着参谋人员来到费德哈拉的米拉马旅馆投降。离开华盛顿时上级给了我两种接受投降的条件，一种要比另一种宽大些。很自然，我在横跨大西洋途中读过多次。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直到法国人都来了，我才认识到这些投降条件是为阿尔及尔制定的。阿尔及尔是法国的一个行政区，而摩洛哥则是法国的保护地，完全靠法国军人的威信控制着阿拉伯人。有鉴于此，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投降条件都不合适。

　　 当时，我失去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的通讯联系。我也不知道非洲其它几路进攻进展如何，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我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我必须保住摩洛哥，把它作为美军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如果摩洛哥陷入了阿拉伯起义的痛苦之中，就不可能作为美军进入非洲的门户了。因此，我要维持法军在这里的威信。

　　 我站起来，用我那不太流利的法语说，我曾在法国骑兵学校上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同法军一起打过仗。我对法军军官向来是尊敬和信赖的。如果现在我能荣幸地听到法国军官保证他们不攻击美国部队和船舰，他们可以保留武器，守卫海岸要塞，像他们过去那样活动，不过要听从我的命令。

　　 我从没有必要为我做出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我相信，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至少要用6万名美军占领摩洛哥；这就使我们不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减少我们已经不足的兵力。

　　 （十三）

　　 1943年3月5日晚10时左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打电话给我，要我在6日上午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梅森-布兰奇机场报到，还要求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二、三名参谋，并做好延长野战勤务期限的准备。我无法从一般参谋部抽出任何一位参谋，因为他们都必须留下来继续制定西西里作战的计划。

　　 我带上两位副官，詹森上尉和斯蒂勒中尉；传令兵米克斯中士；第2装甲师加菲将军权充代理参谋长；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让马多克斯代理其职务；以及情报处长科克上校。我们于午后不久到达梅森-布兰奇机场，受到艾森豪威尔和史密斯将军的迎接。他们对我说，他们准备撤换弗雷登多将军，准备叫我接替他负责指挥第2军，于14日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并得到了批准。我提出我从何处受权来撤换弗雷登多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已经在电话上同弗雷登多谈过了，然后，又在一张小纸条上给弗雷登多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可以继续留下来，直到我们解除他的职务。

　　 我们飞往康士坦丁，在那里过了一夜。我结识了第2军所属的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告诉我，3月10日以后，第2军将脱离英军的指挥，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军，不过名义上仍叫军。

　　 7日一早我飞往特贝萨，于9时左右到达第2军司令部，发现大部分军官都还在睡觉。那里的战事显然不太妙。四个师中有三个师指挥不当，自卑感很浓。另一个师基本没有作战经验，只是盲目地蛮干。无纪律无秩序，全参谋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任何人直接下命令，以至作战处长给一个师下达命令，要他们把一个加强排派到某某地方。

　　 从7日上午到13日下午，我到四个师的各营亲自谈话，恢复了纪律。这件事非常困难，也许是我一生中干过的最困难的事，幸好，我们在14日晨向加夫萨发动的首次进攻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消除了缺乏信心的一切不良影响。从那时起，第2军打得非常出色。

　　 （十四）

　　 我们在突尼斯作战期间，处在英国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我的司令部就有一名英军的准将。大约在那年4月第二个星期的头一天，我正拼命要攻下一个名叫伯尔达的山头。就在这天吃过晚饭后，当时正进行这场进攻的第9师师长埃迪将军来到我的司令部，当着这位英国准将的面说，他是要执行我下的继续进攻的命令，但他认为，进攻毫无胜利希望。因为参加战斗的各步兵都已遭到百分之二十六的伤亡。

　　 这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进攻，要么同意停止进攻，从而在这个英国人面前丢尽脸面，并违反我自己的作战原则。此时，我感我到没有理由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因此，我命令埃迪将军停止进攻。我觉得这是我曾做出过的最困难的决定。

　　 幸运的是，第1师在第二天通过了山谷，占领了一个观察站。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向我们昨天攻打的山头实施猛烈而有效的炮击。我们把军属火炮和两个师的火炮集中起来，在黎明时分向目标发起炮击。每门炮25发速射，其中还带燃烧弹。目的在于使敌人知道我们就要发起进攻，让他们躲到战壕里头去。十分钟后，又是一阵每炮25发的速射，这次却用的是高爆炸药炮弹。结果我们拿下了那个阵地，没有任何伤亡，当然德军除外。

　　 （十五）

　　 1943年7月10日凌晨，盖伊将军、欧多姆上校、斯蒂勒上尉和我本人在西西里岛的杰拉登陆。登陆海滩仍处于敌人的炮击之下，但炮弹都落在海岸外25英尺的海里，未造成什么杀伤。海滩上一片慌乱，没有人干活。我带着我的参谋人员在海滩上上下下走了好多趟，恢复了人们的信心，特别是在德国飞机向海滩扫射时，我们也没有躲起来。

　　 后来，我们进入杰拉城，并且冒着十分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在城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面，一旅意大利的步兵正向我们只由两个别动连守卫的、兵力薄弱的防线进攻，在我们的右面，敌人的12辆坦克刚刚冲击缺口，离海滩还不到400码。

　　 我们必须沿着处于这些坦克和第1师之间的一条公路行驶才能找到特里·艾伦将军。要从两军正在大规模交战的前线冲过去，这可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因为德国人已经用大约60辆坦克向我们发起了反攻。但是，我们找到了艾伦将军，并安排了在第二天早上继续进攻的计划。我对这次会议至今还记忆犹新。整个会议过程中，炮弹不断在我们四周爆炸，会议只好很快结束，也许是历史上时间最短的作战会议。为此，我又在我的十字军功章之外，获得了一枚橡树叶丛勋章。对此，我觉得有点不配，因为我只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况且，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危险，虽然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离盖伊将军和我只有几英尺的地方。还有一次，一颗炮弹就落在我们对面马路上。

　　 （十六）

　　 到1943年7月13日夜，我已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德军11、12日的反攻是他们能够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据此，我修改了后半段西西里岛作战计划。要是我屈从了我自己的害怕心理，或是相信了情报处长的报告，那么此次战役可能要拖长不少时日，也不会如此成功。

　　 做这样的决定听起来容易，但在我看来是相当困难的。

　　 （十七）

　　 7月14日，我接到亚历山大将军拍来的电报，要我在卡尔塔尼塞塔附近取防守态势，以掩护英军第8集团军的左后方。执行这项命令，将是对美国陆军的不忠。在凯斯将军、魏德迈将军和盖伊将军的帮助下，我草拟了一份进行包括攻击的命令，经阿格里琴托和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向巴勒莫进击。

　　 然后在魏德迈将军的陪同下，我赶到非洲向亚历山大将军解释这个命令的内容，并说我相信我应该这样去干，而不是保持防御态势。我要他发布这道命令，他同意了，但要我在进行火力侦察之前不要贸然攻打巴勒莫。我进行了火力侦察，但使用了我的所有部队，即第3师、第82空降师的一部、两个别动营，以及第2装甲师的一支特遣队。要是我失败了，我就会被撤职。但我们于22日拿下了巴勒莫。

　　 （十八）

　　 我们沿着西西里岛北方公路向墨西拿前进的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两栖转向作战，并正在进行第二次两栖作战。一天，刚吃罢晚饭，正同第3师一起行动的凯斯将军打来电话说，布雷德利将军（他当时任第2军军长，第3师是该军的一个师）和第3师师长特拉斯科将军都认为这第二个两栖作战十分危险，请求允许推迟进行。我请凯斯转告他们不能推迟，并告诉他们我很快就到他们那儿去。

　　 我带上盖伊将军一同出发，半道上他留在两栖作战出发的海滩上，命令他督促部队出发。然后我来到第3师师部（该师部当时正遭到敌人的零星炮击）找到了特拉斯科特将军。他是一位很勇猛的军官，但他累坏了，所以认为这次行动不可能成功。我命令他执行计划，而且说如果打赢了，功劳归他；如果打败了，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我又给布雷德利去电话，把这些话又说了一遍。我对他们说，我完全信赖他们，我将返回我的司令部。因为我如果留在那里，就表现不出我对他们的信赖。那天晚上，我一点儿没睡，主要是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但都没有打中。起床号吹过不久，值班军官哈金斯上校打电话告诉我，昨天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要命令两个你完全信赖的军官去执行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十九）

　　 在攻打特洛依纳的战斗中，我在卢卡斯将军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布雷德利的司令部。当时他正在指挥这次攻击战。我们到达那儿之前，在小谷里发现了一个野战医院，于是停下来去看了看。医院里约350名伤员，伤势都很重，但表现都很勇敢，并且对战斗胜利的消息很感兴趣。

　　 就在我快要离开医院的时候，看见一名士兵坐在包扎所旁边的一只木箱上。我走过去问他：“小伙子，怎么了？”他答道：“没事儿。只是有点受不了啦。”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一想到如果自己被子弹打中就受不了。”我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这儿装病开小差罗？”他一听到这话就流出了眼泪。我意识到他是犯了歇斯底里病了。我用手套打了他一耳光，叫他站起来，回到部队去，今后要像一个男子汉的样子。他都照办了。当时他实际上是没请假就跑出来的。

　　 我认为，我在这件事中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别的军官也敢于这样做的话，那么，用所谓“战斗疲劳症”掩盖胆小怕死的可耻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二十）

　　 1944年7月28日，布雷德利将军通知我，第3集团军到8月1日中午正式入编作战。到8月1日前这几天要我接管第8军和第15军，他们不参加这次行动。29日下午，在库汤斯南面，我看见一个装甲师停在路上，与此同时，指挥部正对着地图研究怎样渡过塞纳河，并企图沿海岸向克兰维尔前进。我向地图瞅了一眼，看到那条河就在附近几英里处。于是我亲自去侦察了一下。原来河水只有二英尺深，并且据我的观察只有一挺机枪拒守在河对岸，曾经向我射击，但相差甚远。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又回到负责指挥的军官那里，问他为什么还不过河。他说他不知道潮水过了没有，还说敌人的河防很强。我用严厉的言词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他，要他赶快行动。他都照办了。从此时起，这个师就成了第3集团军中最勇敢的一个师。但是由于那次是他们的第一仗，因此正需要像那样踢他一脚才能开始行动。

　　 （二十一）

　　 1944年7月31日晚饭后，加菲将军、哈金斯上校和我驱车前往第8军司令部。我告诉该军军长米德尔顿，我将在明天早上接过这个军的指挥。他说我来了他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即推进到了塞卢尼河。我问他是不是在过河。他回答说：“没有。”我告诉他，历史上有很多次战役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渡河而失败的，并命令他立即渡河。他说阿弗朗什下游的桥坏了。当我们正在讨论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渡河时，电话来了，报告说桥虽坏了，但还可以使用。此外，第4装甲师占领了阿弗朗什以东的一座大坝，部队可以从水坝上开过去。我命令第8军当晚开始渡河。他们照办了。这不是对米德尔顿将军进行批评，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人，而是说明，在关键时刻稍加督促往往很有益。要是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夺取一个桥头堡的话，我们的整个行动都将遭到损害。

　　 （二十二）

　　 第3集团军通过阿弗朗什走廊的行动是一次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行动，有两条大路通阿弗朗什，但只有一条从桥上经过。我们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将两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开过了这条走廊。当时没有计划，也根本不可能制订什么计划。我们只是让各军的军长和师长在关键的地方等着，部队一到就立即通过。这是一次危险的行动，因为部队拥挤在一起头尾相接地排了有好几英里。而且又没有别的办法达到所需要的速度。正是由于各位指挥官，特别是米德尔顿将军、伍德将军、哈斯利普将军、加菲将军和盖伊将军的驱动力，由于第3集团军司令部在压力之下的非凡能力，又多亏了上帝的帮助，这次行动才取得了成功。

　　 （二十三）

　　 在第3集团军从阿弗朗什沿摩泽尔河进发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都说明必须做相当的说明工作才能使第3集团军毫不停顿地向前推进。自然，如果这次壮观的行动失败的话，还要冒相当的风险。

　　 我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把第3集团军从圣纳泽尔到特罗伊斯附近某地的整个右翼完全空着，未置兵力防守。我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是我相信德军虽然有充足的兵力，但是缺乏进行快速出击的机动能力。而我们极其有效的第19战术空军司令部随时能发现足以向我们进攻的敌军大部队，而且还能牵制敌人，从而使拥有强大机动优势的美军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作战。这次作战的结果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十四）

　　 大概在9月15日左右，很明显我们的汽油就要用完了。我命令第20军和第12军继续前进，直到坦克烧完最后一滴油，然后就徒步前进。他们都这样做了，结果我们夺取了摩泽尔河上的桥头堡。当时各军军长有不小阻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冒险行动。这次成功再次证明这并不是冒险。

　　 （二十五）

　　 1944年9月30日，我视察了位于南部的第12军司令部。他们向我报告说，第35师的两个战斗队在摩泽尔河东岸的一座小山丘上遭到了敌人猛烈的进攻。我曾下过命令不准丢掉一寸土地，并命令该军军长把他的最后一支预备队，即第6装甲师一部用上去，以保证守住那座小山。第二天，我派当时的参谋长加菲将军去看那里战况如何。下午2时，他打电话回来报告说，他们已向第35师的两个战斗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他撤销这个命令，并叫该军军长和第35师师长及第6装甲师师长到第6装甲师指挥部等我，我将立刻乘飞机到那里去。

　　 一到那里，我就发觉这三位指挥官是过于焦急，才发出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他们立刻撤销命令，并于上午把第6装甲师投入战斗。他们不赞成我的做法，说第6装甲师是我们剩下的唯一力量。我说，把它留下来一点屁用都没有，它就应该用到那儿去打仗。

　　 第二天，第6装甲师和第35师恢复了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仅在战场上就数出了800多具德军尸体。刚才说的那三位指挥官都是能力极强的人，但都太疲劳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疲劳能产生悲观情绪。

　　 （二十六）

　　 在10月份在摩泽尔河和梅斯河以西作战期间，第20军军长沃克尔将军建议我们拿下德里特堡。我们发起了进攻。尽管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后来情况变得很明显，如果继续进攻将要造成大的伤亡。到了此时，我只好违背我强烈坚持的绝不撤退的看法，命令停止进攻。做出这样的决定对我是十分困难的。但由于做出了这一决定，我们保住了许多人的生命，并于11月25日以较小的损失拿下了梅斯城。

　　 （二十七）

　　 11月1日，第3集团军获得了充足的汽油、弹药和补充兵员，使它有可能重新发起进攻，以突破齐格菲防线，并在美因茨附近的莱茵河上建立一座桥头堡。进攻预定在11月8日早晨4时开始，天气极其恶劣，莱茵河的洪水大得吓人。7日晚上8时，一位军长和一位师长来到我住处对我说，他们认为他们无法在第二天早上开始攻击。取消进攻会对士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由于时间太晚，通讯联络困难，几乎已经不能予以改变。于是我请他们推荐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挥部队，因为我说了，我要不断撤换不愿进攻的人的职，直到我找到愿意指挥这场进攻的人为止。他们认为既然我是这样认为，那么他们就继续进行这场进攻。

　　 尽管天气十分恶劣，第二天早上的进攻还是完全成功了。当然，我们应该记住军长和师长在体力上的疲劳和生命上的危险比集团军司令大得多。因此，集团军司令有责任在疲劳开始削弱其它军官的精力时，给他们以必要的推动和刺激。

　　 （二十八）

　　 1944年12月19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召集布雷德利将军、德弗斯将军和我在凡尔登开会。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部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由第3集团军攻打凸出部的南翼。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我说我可以使用我的3个师于12月23日早上开始进攻。我在来凡尔登之前就做过这方面的估计，而且只用18分钟作了这个估计。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可以等到至少拥有六个师再开始进攻。我对他说，我认为，用三个师发起突然进攻比等到有六个师再进攻好，特别是在我不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再弄到三个师的时候。实际上，第3军率领第80师、第26师和第4装甲师于12月22日就发起了进攻，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天。

　　 在进行该次进攻时，我们对前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决定向巴斯托尼进击。我们在26日打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提早进攻对我们的胜利是极有帮助的。

　　 （二十九）

　　 12月27日，按预定计划第87步兵师和第11装甲师应在28日午夜在纳夫夏托附近加入第8军，于29日晨9时发起进攻。由于道路难走，这两个师直到29日天亮时才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因此米德尔顿将军请求将进攻时间推迟一天。但我命令他无论如何要在那天早上开始进攻。因为，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此举非常重要。进攻开始了，正好打在德军以两个半师的兵力进行反攻的侧翼。如果我决定推迟一天，那么敌人的反攻将把我们刚刚建立的从阿尔隆到巴斯托尼的走廊切断。

　　 （三十）

　　 在凸出部战役中，我一直很想从埃赫特纳赫向北沿里济公路发起进攻。最后，第12军从左到右使用第80师、第5师及第76师的一个战斗群终于在2月6日强渡了奥尔河和绍尔河。这次行动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大胆。因为，人们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认为不可能在这里成功地渡河。光荣应归于第12军，归于强渡成功的各个师。我唯一的贡献是，我坚持要他们按时进行强渡。

　　 （三十一）

　　 2月19日，沃克尔将军打电话对我说，他觉得如果我能设法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要来一个装甲师，他就可以用这个师和第94师肃清萨尔三角地带，并占领萨尔堡。我为这次作战借来了第10装甲师，两天后就取得了胜利。此后，又靠不断地说服和布雷德利将军的帮助（他对一些谣言和传说置之不理）我们才得以继续使用第10装甲师，最终拿下特里尔。我相信，为了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需要去乞求，去借用，甚至去偷部队，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占领特里尔是开始进行巴拉亭战役的关键。

　　 （三十二）

　　 1945年3月，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奉命从左面实施梯次进攻，即第1集团军在前，第3集团军在后，目的是推进到科布伦茨至科隆一带的莱茵河。但在我们渡过基尔河之后，我让第4装甲师放手进攻。因为我担心上级会命令我停止进攻，所以一连24小时都没有向上级报告情况，直到这个师投入了战斗，无法命令它停下来时才开始报告情况。这个师毫无困难地抵达莱茵河。这又一次说明了看上去危险的事实际上并不那么危险。作为我个人，我并不认为由于作出这一决定有多大功劳，我只是做了个决定而已。

　　 （三十三）

　　 大约是在3月18日前后，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第3集团军不在左边的英军集团军群渡过莱茵河之前在莱茵河上夺取一个桥头堡，我们就得把许多部队交给他们，而持防御态势。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因此，我告诉埃迪将军，他必须在23日前渡过莱茵河。第12军第5师抢渡莱茵河的壮举是一次伟大的军事奇迹，全部功劳归于军长埃迪将军和第35师师长欧文将军。我只是起了点出谋划策的作用。实际上埃迪比我认为他可能渡过河的时间还提前了24个小时。

　　 （三十四）

　　 1945年9月2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就是这次记者招待会使我失去了对第3集团军的指挥权。说得确切一点，第3集团军是一群大部分是新兵的军人，当时他们为能在这样一个有历史传说的部队里服役感到欢欣鼓舞。但我是有意要直说，因为我认为到了让人们知道实际情况的时候了。我的语言没经过仔细推敲，但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个国家光靠推敲字句就能造就成功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过去不能说，现在也不能说。我之所以一心要在德国建立起秩序，就是为了防止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我担心我们愚蠢的、十分可笑的对德政策会使德国投入俄国人的怀抱，从而使整个西欧都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度。

　　 每每想到我挣取军饷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过去，我都无比惆怅。但至少，在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