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死了”·第二十九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最后一百天》《并非完整的胜利·第四》
出自————《战争通史》
四月十八日上午，维斯瓦河的集团军群几乎完全濒于支离破碎的边缘，军官们马上就要公开叛乱了。
布赛的第九集团军不再是一支军事力量了，而是一群被包围着的、精疲力尽的、在绝望中试图逃跑的乌合之众，他们与成千名平民一起呆在温克将军的战线后面，以便使自己处于安全之地。
海因里希集团军群的另外一半人马，曼特菲尔将军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已放弃了他们的阵地，合拢来投入西线战斗。这次退却是为了避开俄国人，但尤其是为了向英国人、美国人投降。
尽管有希特勒的命令，曼特菲尔还是指挥了这次总退却。当海因里希在上午十点钟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有一个军已经退却到哈佛尔湖。通常表现的很沉着的约德尔开始咆哮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对我撒谎！”
凯特尔元帅直接打电话给曼特菲尔，指责他“完全是失败主义”。他说他下午将亲自到驻在新勃兰登堡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总部去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
海因里希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新勃兰登堡，与曼特菲尔一直等到十四点三十分。他们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们到南边30公里诺伊施特雷利茨市去会见凯特尔。两位将军上路了，但走至半路，就瞧见凯特尔和他的人员向他们走过来。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靠近湖边的一条公路。会议就在一片小树林里开始了。曼特菲尔参谋部的三位军官手持冲锋枪藏在附近，他们决定，如果凯特尔打手势要逮捕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就用武力劫持他。
“集团军群只知道退却！”凯特尔叫道：“军官们太软弱无能了。如果你们学学其他人的样子，有采取强硬措施的勇气和枪毙它1,000个逃兵，集团军群就能守住阵地！”
海因里希生硬地回答：他“不会这样干”。凯特尔转过身去对着海因里希，指责他没有命令擅自撤退。海因里希提高了嗓门来维护他的部下，凯特尔对他说，他就是“不太坚决”。
海因里希冲动地抓住凯特尔的胳膊，把他拉到挤满了输送逃跑人员的车辆的大道上，大道上一片无法形容的混乱。海因里希指着一辆马拉小篷车，上面坐满了疲乏厌战的空军人员。“你自己为什么不给我作出个榜样来呢？”他问道。
凯特尔拦住了车子，并命令所有的人都下车。“把他们都带到第三装甲集团军总部去，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他说完就走向自己的汽车。忽然他又把已起动的汽车停住，对海因里希伸出指责的手指：“从现在起，要严格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叫道。
海因里希并不畏缩：“连最高统帅部都不能准确地知道现在的情况，我怎么能来执行这些命令呢？”
凯特尔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嚎叫道：“你等着瞧吧！”
曼特菲尔与海因里希以同样的挑衅神气也走上前来说道：“第三装甲集团军只听从冯·曼特菲尔将军的命令！”
凯特尔愤怒地看了两位叛逆将军一眼，并重复着说，他们要一丝不苟地服从一切命令。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你们要承担责任！”
“我将对我下的一切命令负责，”曼特菲尔说：“我不会把责任推诿给任何其他人！”
他的三位参谋部军官手持准备开火的冲锋枪，慢慢走上前来。
但凯特尔绕过他们，也不说再见，就登上了他的汽车。
傍晚时，俄国人冲破了保护曼特菲尔部队撤退的防线，并以密集的队形向新勃兰登堡前进。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凯特尔。
“这就是在你放弃阵地后所发生的事，对此，你要承担责任！”凯特尔恼怒地答道。
“我从不承担任何责任，”海因里希冷冷地反驳道：“这始终是形势强加于人的。”
他要求准许放弃由新招募来的、未经过训练的青年师防守的斯维内明德。
“你好好想想，难道我能对元首说，奥得河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新兵去白白送死呢？”海因里希对他喊道：“我要完全对我的人负责。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没有任何责任。责任首先由下命令的人来负。”
“我总觉得我要对我的良心和德国人民负责。我不能随便糟蹋人命。”他再一次要求撤退的正式命令。
“你应该守住斯维内明德。”
“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应该找一个其他人来转达你的命令。”
“我警告你，”凯特尔吼道：“你老昏了，你知道在战时违背命令意味着什么。”
“元帅先生，我重复一遍：如果您要传达这道命令，请另外找人。”
“我再一次警告你。违抗命令意味着到军事法庭受审。”
然而，这回是海因里希发火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再说我抗议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他吼道，他极力地控制住自己：“我是在尽我所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是得到我的全体军官同志的赞成的。如果我容忍别人强迫我做明明是有害的事的话，那就是不尊重自己。我将把凯特尔元帅坚持要防守斯维内明德堡垒的命令告知那里的全体战士。鉴于我不同意这道命令，我把我的指挥权交您处理好了！”
“根据元首授予我的权力，我立即解除你的指挥权。立即将你的所有指挥权移交给冯·曼特菲尔将军。”
曼特菲尔没心情继续听下去了。他打电报给凯特尔说，他拒绝接受指挥权和随之而来的晋升。他用了一句挑衅的话来结束了他的电文：“这就是曼特菲尔下的全部命令。”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末日来临了。
上下级之间的裂痕也明显地表现在避弹室里。四月二十八日拂晓前，鲍曼、克莱勃斯和军队人事处长布格道夫一起饮酒，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九个月前，我就用全部的精力和想象开始了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布格道夫声色俱厉地说道：“我再一次尝试着协调党和军队的工作。”他说道，但是，军官同志们因此开始蔑视他，甚至把他当作军官中的变节分子，“今天，这些指责清楚地得到了证实，而我的工作毫无结果。我的理想是不合时宜的，再者我既天真又愚蠢！”
克莱勃斯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但他的声音已把睡在隔壁房间的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吵醒了。他摇醒了睡在上铺的年青的博尔特。
“别睡了，我的老兄！”他低声道。他们清楚地听见布格道夫对充当调停人的克莱勃斯吼道：“让我安静些，汉斯……这是应该说的，就这些！48小时后可能就太晚了……成千个脑子里装满了信仰和理想的青年军官就要去送死了。为什么呢？为祖国吗？不！他们是为你们去死的！”
布格道夫向鲍曼发起火来：“成千上万的人，已经为了党牺牲了。”
“为了你们淫荡的生活和对权力的欲望，你们摧毁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摧毁了德国民族。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亲爱的朋友，”鲍曼以平静的声音说道：“你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人身攻击。既使所有其他人都富有起来，你也不能谴责我，最起码是我，我能以个人的名誉担保。祝您身体健康，我的朋友！”
在毗邻房间里，正在门口偷听的两人听见了碰怀声。接着一阵寂静。
整个上午，魏德林将军在拟定一个分成三个梯队逃出柏林的计划。显然，俄国人一两天内就能到达帝国总理府。魏德林深信在晚间会议上会得到元首的同意，因此，他命令他的下属指挥官午夜来地下避弹室听候吩咐。
戈培尔夫人在她的住宅里写信给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当时，克万特已成为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全家，包括六个孩子，自上个星期以来就住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里，“为的是尽可能体面地来结束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生命”。
纳粹主义的“光荣思想”结束了，“连同我一生中所见识过的美好的、崇高的、善良的一切一切”。她继续说，在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是不值得生存的。基于这个原因，她把孩子带到了地下避弹室。战败后将来临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美好的，他们应该活下去，“而仁慈的上帝会懂得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活下去”。
她说道，前天晚上元首怎样在她胸前别上党徽，她是感到多么的自豪与幸福。“上帝能给我力量完成我最后的职责，我的最困难的职责。”她写道：“我们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至死忠诚于元首，和他一起去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结束生命是一种‘福份’，是她与‘爸爸’从来都不敢希望的。”
“我亲爱的儿子，”她最后写道，“为德国而活下去吧！”
在旧金山，为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而召开的会议还在进行着。安东尼·艾登在他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在马克·霍普金斯旅馆的第九层上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对啦，”他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波兰问题后说道：“在来自欧洲的消息中，有一个细节能使你们感兴趣。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得知，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向美国人和我们提出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自然，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俄国人。”
他以漫不经心的语调讲述了这件事，以至于大多数与会者都无动于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只有杰克·威诺克，一个年青的新闻专员思索着：“我的天哪，这真是出奇的事！”当回到佩利斯旅馆时，他就翻阅报纸，可在报纸上根本没有任何谈及投降的报道。他推测，在伦敦的工作人员可能在“调度室里睡着了。”
这就是历史，他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今晚就能结束战争。但是，如果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如果这件事被查出来，那将是他的政府的末日。他感到失望，便去睡觉了。
四月二十八日，将近清晨一点钟，他被路透社保罗·斯科特·兰金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没发生什么事吗？”兰金问道：“我需要些东西为了安排今天下午的版面。”
威诺克犹豫了一会，然后决定碰碰运气。接着，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路透社的这条电讯，英国B.B.C.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条新闻。威诺克告诉了兰金关于希姆莱建议的一些细节，并要求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
“那当然。”兰金向他保证道，并在佩利斯旅馆的前厅里，用电报将他的文章发回了通讯社：
官方权威人士昨天说，希姆莱已捎信给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信件已转交英国和美国政府，但未给俄国。据权威人士透露，希姆莱肯定已通知西方盟国，他可以签订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条约，他本人也是赞成这个解决办法的。兰金。
电报未经审查传到了路透社。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杰克·贝尔得知这条最重要的战争新闻已被路透社抢在前面了，于是，他找到会议代表汤姆·康纳利参议员，要求证实这个消息。几分钟后，就播发了美联社的一条公报，题目是：
投降
美联社旧金山4月28日电，一位英国高级官员今天证实，德国已无条件向盟国政府投降。随时可能正式宣布。
旧金山《呼声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大标题是：“纳粹分子投降。”有人把好几份号外带到了歌剧院，莫洛托夫正在里边主持大会的一次会议。代表们抢着传阅号外，互相庆贺。莫洛托夫朝一份报纸看了一眼后，正了正他的夹鼻眼镜，用他的主席锤敲了一下桌子以期恢复会场秩序。
在华盛顿，白宫被一片电话钟声所淹没，一时，兴高采烈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唱起了《上帝赞颂美洲》，在布莱尔·豪斯街另一端，杜鲁门给正在家里的李海海军上将打电话，让他核实这个消息。李海打电话询问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总部工作的比德尔·史密斯。“据报道，德国人可能要向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战。”他说道：“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正式消息，不知是否确实？”
史密斯说，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要求。杜鲁门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消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姆莱向贝尔纳多特提出的建议。
当杜鲁门离开布莱尔·豪斯街回到白宫时天已黑了。他对新闻记者说：“正如你们所见到的那样，谣传出笼的时候，我正在街的另一边做一项小工作。我接到了旧金山来的一个电话，国务院召我去。我与李海海军上将联系过了，他把总司令召回了欧洲总部。这个谣言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讲的全部的话。”
在地下避弹室的最高一层的德通社小办公室里，海因兹·洛伦茨的副手沃尔夫冈·博伊格斯在收听敌方广播。21点不到，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对兰金电文的广播。他将电文译完后立即送到“金笼子”，这是通讯社记者们给希特勒大本营起的绰号。
希特勒无动于衷地看完电文，他好象是甘心灭亡似的。他要求找个人核实一下译文，一旦肯定译文是正确的，他就平静地打发走了博伊格斯 [ 注：据特莱佛－罗伯尔说，是洛伦茨叫希特勒的侍者海因茨·格林把电报带进去的。元首“气的脸色发白”。上面的说法是来自博伊格斯，他现为驻扎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美军工作。 ] 。
希特勒让人叫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三人关起门来进行秘密讨论。早晨以来，鲍曼就对这种变节行为拟就了许多罪状。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邓尼茨说：“叛节似乎代替了忠诚。”各种谣传使整个地下避弹室处于一片骚乱之中。最后，门终于打开，希特勒命令将关在最上层由武装人员看守的菲格莱因带下来。前一天，希姆莱的联络官就离开地下避弹室，到他的夏洛滕堡郊区住宅去过了。有人又从那把他带回，并按希特勒的个人命令把他禁闭起来了。
希特勒对任何与希姆莱有关系的人都抱有怀疑，甚至包括爱娃的弟弟。一小时内，菲格莱因就被送上军事法庭，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以极刑，押往总理府花园内枪决了 [ 注：菲格莱因生命的最后两天还是个迷。通常地认为，当他在家里被捕时，他打电话给爱娃·勃劳恩，请她向希特勒代为求情，而她气愤地拒绝了，但奥托·京舍明确地说，没有这段电话，他控制着所有外来电话的呼唤。此外，京舍说，爱娃四月二十八日晚哭着对他重复说这位“亲爱的赫尔曼”背叛元首是不可能的。 ] [ 注：肯普卡证明，党卫军准将，保卫希特勒警察的负责人约翰·腊登林伯，对他说，没在房间里找到菲格莱因，他藏在最高层的煤箱里。身披一件长长的皮大衣，脚穿拖鞋，头戴一顶大盖帽，颈下佩带一根运动领带，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希姆莱－贝尔纳多特会谈的所有细节材料。 ] 。当魏德林跑来参加夜间会议时，地下避弹室还在骚动中。他向希特勒通报了俄国人最近的突破，并对他说，所有的弹药、粮食和存放必需品的兵站不是落到敌人手中，便是被炮火摧毁了。两天后，他的部队就得不到给养了，也就不可能再继续抵抗了。“作为一个战士，我建议我们立即试图突围。”在希特勒未发表任何意见之前，他就大胆地阐述了他的计划的细节。
“纯粹荒唐！”戈培尔说道，他嘲笑了这个计划。但是，克莱勃斯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他又赶紧说：“这要由希特勒来做出决定，而不是我。”
希特勒沉默不语。“如果突围成功，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他问道。“我们将从一个包围圈逃往另一个包围圈，难道我，一个元首就睡在旷野，睡在一个农庄里或随便什么地方，在那里等死吗？不，与其那样，我宁可留在总理府。”
魏德林在午夜时离开了会议室，他的军官们在候见室里围住了他。他对他们说，他失败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件，”他忧愁地说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他答应，他将再一次试图说服希特勒。
希特勒走出了会议室去看望受伤的飞行员格赖姆。汉娜·莱契也在那。希特勒懒洋洋地坐在格赖姆的床边，脸色苍白。“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温克，”他说道：“为了能使他来到这里，我们应该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来掩护他的部队前进。”“温克的炮手，”他宣布说：“已经轰炸了在波茨坦－普拉茨一线的俄国人。破晓时要尽力使用一切可动用的武器。”他命令格赖姆乘飞机前去离格布哈特不太远的雷希林机场，在那里重新聚集他的飞机。只有靠德国空军的支持，温克的部队才能通过。“这是第一个理由，为此，你应该离开掩蔽室，其二，应该阻止希姆莱继续活动。”他的舌头和手不住地哆嗦着，声调也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一个叛徒永远不能继承我作元首。你应该离开这儿，采取措施不让他成为元首。”
格赖姆说，他是不可能抵达雷希林的，而且他情愿死在地下避弹室。
“作为帝国的士兵，我们神圣的职责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性，直至最终。”希特勒说道：“这是今后我们成功的唯一机会。你和我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既使摆脱了困境，我们现在又能做些什么呢？”汉娜问道。
然而，格赖姆已被希特勒最后一番话深深打动了。
“汉娜，我们是留在这儿的人的唯一希望，既使有小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了他们而抓住它……也许我们还能作些事情，但不管我们能不能，我们出发吧！”
这席话点燃了希特勒冲动的感情。“所有的武装部队中，德国空军自始至终是一支打得最好的部队。至于它技术的劣势，应由其他人来负责。”
格赖姆开始艰难地穿衣。汉娜含着眼泪急步走向元首。“我的元首，为什么，为什么您不允许我们留下来呢？”
希特勒注视着她：“愿上帝保护你们。”
戈培尔夫人交给汉娜两封带给她儿子的信。她从手指上脱下一只钻石戒指，要求汉娜带上它作为留念。爱娃·勃劳恩也交给汉娜一封信，带给她姐姐菲格莱因夫人。随后，汉娜忍不住要看信，她想，这是“多么庸俗，装腔作势和幼稚啊，”最后她把信撕了。
黑暗的夜晚被燃烧着的建筑物的火光照亮了。当汉娜和格赖姆乘坐装甲车，径直来到藏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架“阿拉多96式”飞机前时，听见了一阵密集的轻武器声。汉娜发动了停在地面上的小飞机，沿着大街上的东西轴心线，在非常密集的枪弹下起飞了。飞至屋顶高度时，俄国人就把阿拉多号网罩在他们的探照灯光束里了，防空武器开始象捕捉猎物那样瞄准了它。汉娜把油门推到底，升向高空，闯出了旋涡。底下，柏林已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汉娜驾机朝北方飞驶而去。
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和希望。尽管他在格赖姆前显得很有信心，他知道温克同样也是枉费心机。准备末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一切以地下避弹室小牌厅里的异常奇特的一幕开始了：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负起“结婚的责任”。可能他害怕这样会有害于他作为元首的独特性：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就是基督的化身。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促使他要报答他的忠诚的情妇，他要使他们的结合具有结婚的神圣的意义，而这场婚礼已经推迟许久。
有人从邻近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到了一个小官员，把他带到地下室主持祈祷仪式。他的名字叫瓦格纳。戈培尔和鲍曼也作为证婚人在场，希特勒和爱娃起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简短的仪式结束后，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时，人们要求她改正。她划掉了“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
接着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痛饮香槟酒，在将近一小时中，他回顾了过去。其他人也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会；京舍、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贝罗，甚至还有善作素食的女厨师弗劳莱因、曼齐阿里。最后，希特勒说这是他的生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时刻，在他最亲近的同志叛变之后，死对他来说将是一种宽慰。他去到另外一间房里对荣格夫人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
他宣布，他和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要战争，战争是“完全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政治家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政治活动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迫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集团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说他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甚至连元首与总理的职位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刻，我自愿以身殉国”，他将“含笑”与世长辞，但是他却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对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来说，问题不在于投降。他号召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他革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由于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希特勒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国家元首，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舒埃纳尔为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道，前两人曾要求与他一起死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他们个人的感情之上”，并命令他们要挽救自己的生命。
如同开头一样，遗嘱以抨击犹太人而结束。“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竭尽全力维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希特勒至死还忠诚于他的固执的观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点四十分。希特勒草草地签了名，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
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将他的财物留给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把他们的生活维持在一个中产阶级的水平。这尤其是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和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的老资格的秘书们，温特尔夫人和其他人，她们在许多年来的工作中帮助了我。”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为人民服务12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不祥的准备工作终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对戈培尔说要他和全家离开地下避弹室，戈培尔认为这对他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种优遇。他，一个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希特勒坚持要他离开，争吵十分激烈，以至于希特勒最后说：“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说完就去睡了。
戈培尔哭着回到了他的卧室，为了报恩，他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
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即使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也要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听不许，何况在今后的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会失掉自尊心，同时也是不尊重我的同胞，我日后再造德国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任何努力都要求我尊重他们。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既使这是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从实际上说来，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的。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把祖国引向自由之路的人总是有的；但是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从树立一些光辉的、使人一目了然的榜样开始的话。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大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既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飞越过已成为一片废墟但还在冒着烟火的柏林上空。死尸味使联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想起了诺曼底战役时在法莱兹嗅到的那种味道。他可以看见俄国人的坦克在城中行驶。突然间，一大队雅克式歼击机出现在眼前。他担心造成混乱，赶紧呼喊到：“喂！小伙子们保持队形。不要分散！”
100多架“雅克”慢慢转到喷火式战斗机背后，约翰逊命令他的机队朝右拐，绕过俄国人。他的驾驶员告诉他，在他们头顶上还有好些俄国人，约翰逊道：“就这样跟着我。保持队形！”
两个机群互不信任地彼此包围对方。约翰逊大胆地将飞机靠过去，对俄国人的飞行队长摆动着机翼，但是俄国人没理睬他。他们突然掉过头分散向东驶去。散乱的机群忽升忽降地远飞而去，这使约翰逊想起了一次在高空兜圈子，然后又朝地面俯冲的冒失飞机。有些飞机突然掉落下去，冲进底下的废墟堆里，这也是常有的事。
上午十点左右，俄国陆军分东、南、北三路进攻，朝希特勒的大本营挺进。这座濒于灭亡的城市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苏联的先头部队已进入了动物园。他们从河马休栖的洞穴里和天文馆里对这两个大型防空塔射击，这两个防空塔里有好几个师的指挥所，它们同时也是炮兵指挥中心。柏林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韦勒曼上校在五楼上以呆滞的目光看着苏联坦克试图接近大楼的窗户，但是没成功。他环顾周围，这座正在燃烧或已经烧光的大城市几乎完全被摧毁了。为凯撒腓特烈皇帝而建的纪念教堂的钟楼上，闪耀着的美丽火焰，象一个巨大的火炬。
在离此不到二公里处的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马丁·鲍曼准备把希特勒的遗嘱，以及他自己的最终遗言送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了确保遗嘱能到达收件人手中，鲍曼决定派出两名密使，他们是：党卫队上校，他的私人顾问，威廉·山德尔和海因兹·洛伦茨。戈培尔也愿让外人知道他的遗嘱。他把遗嘱的副本交给了洛伦茨。
布格道夫把希特勒政治遗嘱的第二个副本交给了元首的军事顾问维利·约翰迈耶少校，并命令他将此份遗嘱送交舒埃纳尔元帅。布格道夫还给了约翰迈耶一份手写注解，说明遗嘱是“在希姆莱叛变这一新的打击之下写出来的”，并且说这是元首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只要元首有命令，或一旦证实他已死，遗嘱就公开发表”。
当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博尔特和布格道夫的副官威斯中校得知三位信使带着希特勒遗嘱的副本即将离开大本营时，他们也决定要求准许他们离开。“现在一切都完了。”他们对克莱勃斯说道：“让我们和部队一起去战斗吧！或者说给我们一个重返温克将军军队的机会。”克莱勃斯表示理解，他去见了希特勒，讲了此事，希特勒没表示异议，但说在他们走前，他要见一下这三个人。
中午，希特勒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指望怎样走出柏林呢？博尔特选定一条路线，沿着动物园一直到皮彻尔道夫桥，在那里他们大概能找到一只船，顺哈佛尔湖而下。
“靠近桥！”希特勒打断话道：“我知道有一些电动船在那儿，它们行驶起来毫无声音。”他用了一刻钟时间为他们拟定了一个从湖上逃走的详细计划。真是“非凡的记忆力”。三位军官出于礼貌静听着。如同希特勒大多数的军事计划一样，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他们披上了伪装，戴上了钢盔，挎上冲锋枪，离开了地下避弹室这个使人感到抑郁的环境，来到赫尔曼·戈林大街。
那个曾以其姓名命名这条大街的人已被鲍曼判处死刑。鲍曼曾向上萨尔斯堡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的下属：
柏林局势更为紧张。如柏林和我们自己都沦于敌手，请处决4月23日事件的卖国贼。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吧。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荣誉。
但是戈林已经说服了他的党卫队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和膳食总管带到他们的城堡式的住宅去，他们的这幢住宅位于奥地利的毛特恩多夫附近。戈林驾着车朝他的府邸驶去，膝盖上放着一根火炉烟筒管。管内卷着一幅他所喜爱的画，价值250万马克。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人们在地下避弹室作着临死前的准备工作。原希特勒的医生哈泽博士毒死了元首心爱的狗，它的名字叫做布隆迪，是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然后，对准脑袋又一枪一个地打死了另外两条狗。希特勒亲自把毒药交给了他的两名女秘书，荣格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夫人。他说，他为这微薄的诀别礼物表示歉意，他赞扬了她们的勇气。他又说，遗憾的是，他的将军们不值得受到同样的信任。
在宣布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处决的消息到达后不久，肯普卡在18点去看望了希特勒。希特勒右手拿着一张柏林地图，身着灰色上装，黑色的阵子。尽管他左手轻微颤动，但看来显得沉着镇静。
“肯普卡，你好吗？”他问道。
司机回答说，他将重返为援救勃兰登堡门而设置的防御阵地。
“官兵们怎样？”
“他们士气高昂，正等待着温克方面的援军。”
“对，我们都在等待着温克。”希特勒平静地说。然后他伸出手：“再见，肯普卡，您自己保重！”
正当他们握手告别时，跟肯普卡一起的一个人在走廊里叫道：
“赶快，俄国人到了！”
晚上十点，元首召集的会议开始时，魏德林就感觉到内心沉重。他谈到了严酷的战斗毫无希望地在街巷里进行着。他又说，他的那些师只能是些营了，士气低落，弹药几乎耗尽。他挥动一份军队报纸，上面全是些关于柏林将马上被温克解救的使人乐观的报道。他指责道，谁都明白，这样的欺骗宣传只能使大家更为痛苦。
戈培尔仍然听不进这种很现实的估计。他指责魏德林是失败主义，结果又是一场争论。鲍曼不得不出来平息他们，以便让魏德林继续讲下去。他在结束他的讲话时预言，战斗明晚将结束。
这时出现了一阵令人惊愕的寂静。希特勒以疲惫的声调问总理府区司令，党卫队准将莫恩克，他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莫恩克回答说，是的。
魏德林再次主张突围出去。希特勒摆了摆手让他安静下来。他指着地图，无可奈何地，但又是嘲讽地说道，他根据外国电台的广播，已经标出了部队的位置，因为他的部队的参谋部认为不再有必要向他报告了，他的命令也没有人执行了，因为任何希望都是徒然的了。
当他艰难地从扶手椅上起来向魏德林告别时，将军再一次要求他在弹药用尽之前改变他的命令。希特勒低声对克莱勃斯说了些什么，然后转向魏德林：“我同意你用小部队试一试突围。”接着又补充道，绝不是投降。
魏德林在走进通道时，还在思忖着希特勒那番话的含义。在目前情况下，小部队突围不是等于投降吗？他打电报通知他的指挥官们于明天早晨在本德莱布洛克司令部开会。
午夜，冯·贝罗上校和他的勤务兵带着希特勒给凯特尔的一封信离开了地下避弹室。信中指定邓尼茨作为元首的继承人。元首表扬了海军行动的勇敢，原谅了空军的失败，并将这些失败归咎于戈林。但他抨击了陆军参谋总部，说它完全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参谋总部相比拟。他最后说：“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与牺牲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都付诸东流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土地。”
贝罗和他的伙伴沿着其它人走过的那条路，走出地下避弹室。黑暗中，他们更容易前进。正好在拂晓前，他们在帝国体育馆赶上了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的一队人。
在最高层的餐厅里，希特勒在向他的20多名部下和秘书们告别。他眼含泪水。荣格夫人的印象是，他好象在凝视着远方。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然后走下通向内室的螺旋梯。
一种新的、快活的奇异气氛突然出现了。种种障碍，界限都不复存在了。高级将领与青年军官们不拘礼节地随便闲聊。一些在饭厅就餐的士兵和勤务兵们自发地跳起舞来。喧嚣声很大，以至于不得不命令他们静下来。因为，鲍曼还在底层，他试图集中精力给邓尼茨起草一份电报。在电文中，鲍曼抱怨送交柏林的情报“全受凯特尔的控制，扣压，或者篡改”，并且他命令邓尼茨“火速对所有卖国者进行无情的打击。”
午夜，桑普森神甫站在一座俯瞰新勃兰登堡的山岗上，听见了红军坦克越来越驶近的声音。曼特菲尔已撤出了他的司令部，只把一支后卫部队留在城里。
上个星期，苏联飞机就在城市和ⅡA德国战俘营上空撒下传单说，罗科索夫斯基“就在你们的门口！”事实上他已在那儿了。几十辆苏联坦克摧毁了战俘营带刺的铁丝网和了望哨。装置在美式卡车上的火箭已经进入阵地，从五公里外飞向新勃兰登堡。一小时之内，整个城市成了一片火海。俘虏们在遥远的山岗上也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对于那些打算到大火熊熊的城里游荡一番，掠夺点东西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自由的诱惑力是强烈的。但是，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射击。而美国人，在他们所信任的卢卡斯中士和桑普森神甫的率领下，遵照B.B.C.广播电台用电码播送的命令，仍然留在俘虏营里。
对于俘虏营里幸免于难的3千名俄国人来说，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仅仅是被猜疑与德国人合作的人就立即被枪决，其他人要背起枪被派往前线。
一位俄国将军问桑普森神甫是否怨恨德国人。神甫指出，俘虏营里的医生曾拒绝帮助美国人。将军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了他。“干掉他”，他简短地说道。
战俘们从新勃兰登堡回来了，带回些凶杀、抢劫和强奸的消息，真令人愤慨。那位脸上充满青春活力的50岁的法国老神甫和桑普森神甫都觉得必须到城里看看他们能做些什么事。在俘虏营与城市之间的树林里，他们看到一些德国妇女和年青姑娘遭到强奸后被杀死。有好几个舌头被割掉倒吊在树上。
新勃兰登堡过去曾是一座漂亮的小城。它还在燃烧，街上堆满了碎砖瓦片。一些身穿军服的俄国妇女在指挥着来来往往的重型军用卡车，烧焦了的尸体味使人难以忍受，但是法国神甫以果断的神情前进着，走到尸体中去祈祷，去安慰。在桑普森的心目中，那正是一个被蹂躏的世界中的教堂的象征。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朋友，本市神甫，他坐在被炸毁的本堂神甫住宅的台阶上。屋内，神甫的母亲和两位作修女的妹妹在一张沙发床上吓的发抖。这三位女人就在神有的眼皮底下被一帮俄国人强奸了。母亲死死抓住她的念珠，神态象是死人。两位修女摇晃着头。
回去的路上，两位神甫走近一辆刚刚返来的双轮大牢。旁边是六具被匆忙掩埋了的尸体。一只牧羊狗卧在其中一座坟上。桑普森试着抚摸它，为了让它跟他走，但是狗却动也不动。那家人大部分财产都被抢劫了，强盗们却留下了一个小玩具娃娃和一本陈旧的家用圣经。法国神甫打开了圣经，注视着贴在里面的受洗礼和领圣体的照片；他仔细查看用心书写的受洗礼、结婚和死亡证件。突然，法国神甫仿佛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活得厌倦了，那样子似乎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四月三十日中午，动物园被苏联人占领了，一支先头部队甚至已在地下避弹室邻近一条街上出现。但是，很难知道这些消息是否会对元首产生影响。午饭时，他与荣格夫人、克里斯蒂安夫人和弗劳莱固·曼齐阿里一起聊天，就好象是一次“内部范围”的例会。
然而，这是不寻常的一天，女人们刚离开后，希特勒又要求京舍把她们唤回来，同时也把鲍曼、布格道夫、克莱勃斯、福斯、赫维尔、瑙曼、腊登休伯和鲍曼的女秘书弗劳莱因·埃尔泽、克吕格尔叫来。希特勒向所有的人一一握手告别。爱娃同妇女们一一拥抱。希特勒把京舍叫到一旁对他说，他妻子将同他一起自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火化。
“我死后，”他解释道：“不愿意让人们把我的遗体陈放在俄国人的博物馆里。”
京舍给肯普卡在避弹室内的住处挂了电话。肯普卡刚刚从勃兰登堡门的指挥所回来。“埃里希，我要点喝的东西，”京舍说道：“你有德国烧酒吗？”在京舍的声音中有一种与往日的声音难以形容的奇异的差别。
“你有喝的东西没有？”京舍又问道。他说他要上楼来。
肯普卡知道事情有些不妙。这几天来，没有谁想到喝些什么。他找出一瓶白兰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还是京舍。
“我立刻需要2百公升汽油。”他嗓音嘶哑地说道。
肯普卡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不可能！”他答道。
“汽油，汽油，埃里希！”
“要2百公升汽油，干什么用？”
“我不能在电话里对你说，我需要汽油，一定要送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进口处。”
肯普卡说，唯一剩下的汽油——大约四万公升——都埋在动物园里了。“在炮火下去寻油，这肯定是找死。等到17点炮火停止再说吧。”
“我连一小时都不能等。你看是否能在被打坏的汽车里收集一下。”
下午三点三十分时，希特勒拿了一支“瓦尔特”手枪。他独自一人与爱娃·勃劳恩呆在他寝室的会客厅里。爱娃已经死了，躺在一张长沙发的扶手上服毒自杀了。另一支“瓦尔特”手枪放在红地毯上没有用。
希特勒坐在一张桌子旁。他身后是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前面的台座上，放着一张希特勒母亲年青时的照片。他把枪管插入口中，开了一枪。然后向前倒去，碰到了一只花瓶。花瓶倒在爱娃的身上，弄湿了她的裙子，然后滚落到地毯上。
鲍曼、京舍和林格在会议室里听见了枪声。他们犹豫了一会，然后急忙走进希特勒的会客室。京舍看见希特勒趴在桌子上，便心慌意乱地无力地回到了会议室，肯普卡走上前去与他攀谈。
“看在上帝的面上，奥托，”司机说道：“你说，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有点神经失常了吧，要我派些人去送死，而且肯定是送死的，难道仅仅是为了拿回2百公升的汽油吗？”
京舍很快走近肯普卡，砰的一声关上衣帽间的门，以防偶然有人进来。然后又关上了元首卧室的房门，转过身来，双目失神地说道：
“元首死了！”
肯普卡惊呆了，他以为希特勒只可能死于心脏病发作。
京舍默不做声，伸出一个手指做了个手枪的样子，放在嘴里。
“爱娃在哪里？”
京舍指着希特勒的会客室说：“她和他在一起。”京舍结结巴巴地用了好几分钟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林格轻轻打开会客室的门叫嚷道：“汽油，汽油在哪？”肯普卡说，大约有170公升的汽油在花园入口处的手提油箱里。
林格和施通普夫格尔医生用一条黑褐色的军用毛毯裹住希特勒的尸体，把它抬了出来。元首的脸被遮盖住一半，左臂悬荡着。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面。爱娃身着一条黑色裙子，她那金黄色的长发散乱地下垂着。肯普卡看到鲍曼把爱娃的尸体抱在手上，再也忍受不住了。她生前一直是讨厌鲍曼的，他心想：“够了！”便对京舍说道：“我去抱爱娃。”肯普卡默默地从鲍曼手中接过爱娃的尸体。爱娃尸体的左边湿漉漉的，他认为那是血，实际上是被打翻的花瓶里的水。
在走向花园的半道上，尸体几平滑出了肯普卡的手，他不能继续往前走，只得停了下来。京舍很快过来帮助他，一起把爱娃的尸休抬到了花园。
俄国人又发起一次炮火阻拦射击，炮弹击中了建筑物。只剩帝国总理府的围墙还屹立着。炮弹的轰炸震撼着围墙。
透过一团灰尘，肯普卡在地下避弹室出口处十步左右的地方看见了希特勒的尸体。它被放在一个不太深的坑内，旁边是一台大型混凝土搅拌机。他的裤腿卷起，右脚向里拐，永远保持着他坐车长途旅行时的富有特征的姿势。
肯普卡和京舍把爱娃的尸体停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炮火突然更密集了，迫使他们躲进了入口处。肯普卡等了几分针，尔后提了一箱汽油跑向尸体。他把希特勒的左臂放在体侧。这是一个无用的动作，他下不了决心往元首身上浇汽油。一阵风吹动了希特勒的头发。肯普卡打开了油箱。一颗炸弹爆炸了，弹片纷纷朝他飞去，一颗榴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他又一次躲进了入口处。
京舍、肯普卡和林格在等待着炮火间歇下来。他们又回到了尸体旁。肯普卡厌恶地打着寒战，把汽油洒在尸体上。他想，我不能这么做，但我做了。朝尸体上洒汽油的林格和京舍也有同样的反应。戈培尔、鲍曼和施通普夫格尔医生在进口处怀着一种病态的兴致看着。
衣服马上被油浸透了，最强劲的风都吹不动它。轰炸又开始了，但三个人一箱又一箱地倒空了油箱，以便装满停放尸体的小坑。京舍建议用一颗手榴弹来点火，但肯普卡不同意这么做。炸元首尸体的想法是令人讨厌的。他看见在靠近入口处的消防水管边有一块旧布片，他就指给京舍看，京舍拿来后，洒上了汽油。“火柴！”肯普卡要道。
戈培尔递给了他一盒火柴。肯普卡划着火柴，点燃了布片。京舍拿着点着了的布片跑了过去，扔在尸体上。一团火球象蘑菇似的伴随着一股黑烟从尸体上升起。在这座燃烧着的城市里，这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火团，但这是最为可怕的。在场的人迷惘注视着它。
火焰慢慢烧着了尸体。他们感到震惊，拖着无力的步伐朝入口处退回去。汽油比预料的需要的多，在以后的三小时内，京舍、林格和肯普卡不停地朝焚烧着的尸体浇汽油。
19天中，世界上死去了三位领导人——一位死于疾病的发作，一位死于他自己之手，第三位死于他的人民之手。他们中的其中两位，罗斯福和希特勒，同在一九三三年担负起领导国事的职务，两个人都被国内人称为“元首”。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
直至晚上七点三十分时，筋疲力尽的京舍和肯普卡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地下避弹室，火葬结束了。在会议室里呈现一片乱哄哄的喧闹声。卫队长腊登休伯和大本营司令官莫恩克公开地哭泣起来，其他人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激情争辩着一些毫无兴趣的琐事。没有元首来领导他们，所有的人都好似疯子一般。最后，戈培尔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作为总理，他决定开一个会来恢复秩序。他要求鲍曼、莫恩克、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参加会议。戈培尔的首要决定之一，是命令腊登休伯在花园里靠近肯普卡小房间旁埋葬希特勒和爱娃的遗骨。然后讨论派会讲点俄语的克莱勃斯去和苏联人商谈协议之类的东西。
魏德林还不知道希特勒已死。黄昏时，他收到克莱勃斯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来地下避弹室，并禁止任何人，哪怕是小部队，从柏林突围。这简直是发疯了，魏德林真想不服从他；24小时后，任何突围都是不可能的了。敌人的纵队已深入到波茨坦广场，另外一支部队已前进到威廉大街，直至空军司令部了。
魏德林几乎用了一小时时间才来到总理府，虽然路程只有一公里半。当他走下地下避弹室时，天已黑了。一进入地下避弹室，他就被过道里的狂热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但是，第一个向他表明的不祥迹象，是戈培尔坐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克莱勃斯用阴沉的嗓音要求他保守秘密，然后向他透露说希特勒自杀了。
有人对惊讶不已的魏德林说，斯大林，只有斯大林一人知道元首的死。克莱勃斯说，他将亲自去对朱可夫谈这次自杀事件与组成的新政府。他将要求休战和开始关于德国投降的谈判。希特勒一死，他的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到底的愿望也随之消失了。
魏德林不相信克莱勃斯讲的是真话，怀疑地注视着他。“作为一个士兵，你想过没有，当即将要采集成熟了的果子的时候，俄国最高统帅部会接受停战的谈判吗？”他说，应该无条件投降，这是唯一可以结束柏林无益的战斗的办法。
“绝对谈不上投降。”戈培尔叫道。
“帝国总理先生，”魏德林说道：“您当真以为俄国人会和您任总理的德国政府谈判吗？”
戈培尔无法立即反唇相讥，这可能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当他又开始讲话时，他俨然成了一个按照自己的愿望肆意歪曲现实的人。他说，实现希特勒的遗愿是神圣的义务，克莱勃斯只能要求停战。
肯普卡在返回战斗岗位时，路过施通普夫格尔医生门前，他看见玛格达·戈培尔正坐在一张办公桌旁，脸上毫无反应。她认出了肯普卡，并要他进来。
“我跪着恳求元首不要自杀，”她呆板地说道，“他轻轻地扶起了我，平静地对我说，他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唯一给邓尼茨打开拯救德国道路的办法。”
肯普卡为了安慰她对她说，还确实有逃出去的可能，他又说他个人有三辆小型装甲车，能安全地载运所有的人。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显出了光彩。此时，戈培尔走了进来，克克莱勃斯将亲自去见朱可夫，并提出“大家都要离开地下避弹室”。他曾发誓决心与元首一起去死，但为了本人，为了他的家属，保存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然而，这种本能有它的限度。“万一谈判不成功，”他面带凄凉的神情说道：“我已作出了决定。我将呆在地下避弹室，因为我不愿在世上永远扮演一个难民的角色。”他转向肯普卡说：“当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可以走。”
“如果我丈夫不走，”戈培尔夫人生硬地说道：“我将留下和他共命运。”
邓尼茨海军元帅不知道希特勒已死。他只知道元首选定他作为继承人。鲍曼打电报给他说，书面任命随后就到，海军元帅“可以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鲍曼可能只透露了部分真相，为的是自己来掌握这一消息。与戈培尔相反，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逃出柏林，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能是地下避弹室里第一个见到邓尼茨的人。那时，他就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海军元帅是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军人，这项任命对他来说是绝对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认为，希特勒要任命他，是为了让武装部队一名军官出面，从而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回电给希特勒说，他的忠诚是无条件的，他将尽一切可能去柏林解救他。“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
邓尼茨总是唯恐元首之死会导致中央权力的终止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因为那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失去他们的生命。现在，如果他迅速行动，无条件投降的话，他将能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首先必须确保这项任命能被希姆莱平静地接受，他在全国都有武装力量，而自己并没有什么人。邓尼茨不得不亲自打电话给希姆莱，希姆莱毫无热情地答应到普伦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邓尼茨取出一支手枪，打开保险，藏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下面。这样做有点过分，但是，是必要的。希姆莱带了六个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勤务兵来到了，但他独自一人进了邓尼茨的办公室。邓尼茨拿出任命他为希特勒继承人的电报。“请您念一下这份电报。”他注意地看着希姆莱说道。秘密警察头子脸色苍白，似乎蜷曲作一团，“如同别人用针扎了他一下似的。”甚至在他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协商的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希姆莱仍然坚信，他将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他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站起来笨拙地鞠了个躬。“在此情况下，”他说道：“我请求您让我在您这个国家成为您的副手。”
希姆莱悲哀的语调给邓尼茨增加了自信，但他还是将手滑向了手枪。“这不可能，”他自信地答道：“我没工作给您！”
希姆莱清了清喉咙，好象他要讲些什么，然后顺从地站了起来。邓尼茨也站起，陪送希姆莱一直到门口。希姆莱低着头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他的六名贴身保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