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袋形阵地·第十九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整个西线已濒于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南面，豪塞尔的G集团军群已被布雷德利拦腰切断，在北面，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指挥的H集团军群已被蒙哥马利肢解粉碎。这就意味着艾森豪威尔的三个集团军，即辛普森、霍奇斯和巴顿率领的三个集团军可以集中其全部兵力彻底摧毁中部的莫德尔B集团军群了。
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灾难，三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要求西线司令官凯塞林让他们大踏步撤退。但这个西线司令官正沉湎于希特勒给他灌输的乐观主义的哲学：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他肯定说，坚守莱茵河，就意味着“加强西线”。但他的下属军官们则认为，拖延只能意味着部队和补充物资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中部指挥官莫德尔不断地申述他的要求，但凯塞林总是顽固不化地予以拒绝。莫德尔必须坚守性命攸关的鲁尔地区。
三月二十九日，莫德尔拟就了一份分析整个局势的报告，并通过电传打字机呈给凯塞林。把敌人拖在雷马根桥头堡，阻止敌人全线向莱茵河挺进的任务已告失败。因此，继续进行这种防御战是“荒唐的，因为这种防守战并不能有力地拖住敌人的军队”。必须采取新的行动，因为美国一支装甲部队——这是指理查逊的小分队——突然从天而降，在帕德博恩郊区出现了。如果这支部队不是孤军深入的话，B集团军群就可能会被迂回包抄。莫德尔要求允许他用第53军（步兵）从位于帕德博恩以西约65公里的地方向东进攻，这样就可以切断美国先头部队的退路，把它同它的后勤支援基地孤立起来。凯塞林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莫德尔下令第53军军长在第二天即三月三十日发起攻击 [ 注：奇怪的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夜里，第15集团军面的冯·粲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却同他的部队（该部队属于莫德尔集团军群）失掉了联系。在粲根和他的部队之间插进了跟在理壹逊、霍根和韦尔伯恩后面的罗斯的第三装甲师主力。粲根指挥他的二百辆车辆藏在森林里，等罗斯的部队走过去。他等了一分钟，然后象美国人一样把车灯关得暗暗的，放慢速度，干脆加入那长长的队伍。粲根就这样被夹在美国人中间，走了几个小时，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快到布里隆时，他就与美国人分道扬镳，拐入另一条上路。他立即向莫德尔汇报了这一情况，后者有点不相信，只是惊奇地问：“你在那里吗！” ] 。
理查逊仍在组织进攻帕德博恩，根本没有怀疑到德国人即将在他后面65公里处发动攻击和切断他与第三装甲师的联系。东方刚一发白，他就动身了。这天天阴多云。在一个十字路口，德军的装甲拳击毁了理查逊的最前面的两辆坦克。又走了三公里半的路程时，一支相当大的装甲拳和虎式坦克部队突然万炮齐发。双方进行了短促猛烈的战斗后，各自后撤。这场战斗毫无结果，无论是理查逊方面还是德军方面都不能前进，除非冒着被歼灭的危险硬往前闯。理查逊通过无线电要求出动雷电式飞机攻击藏在一个山岗后面的德国人。但是天空乌云密布，空军无法支援。理查逊迫切需要坦克上的皮带、风扇、以及弹药和汽油，他要求空降这些物资。回答很简短：“没有飞机去空投”。几分钟后，传来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已在他们后面65公里处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同基地的联系即将被切断。
理查逊只好命令挖战壕，希望对面的德国人不会发起进攻。对面的德军也和他一样警惕小心，没有贸然行动。但是，天色刚黑下来，理查逊就碰到了另一个麻烦：第三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要来视察理查逊的部队，要见一见这支部队的人。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回答说他抽不出一辆吉普车。他提醒说：“不要把师长送到这里来！”说完就吧嗒一声关了无线电。
罗斯在理查逊右边八公里处，暂属韦尔伯恩战斗分队。韦尔伯恩刚从空军方面获悉，前面有四辆虎式坦克被“P－47”飞机炸毁了，于是他放心地前进。走了几公里，并没遇到什么情况。但他们行至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时，一阵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迎面扑来。那四辆“被炸毁了”的坦克都还健在，它们只是遭到一些凝固汽油弹的袭击，并没有碰到重2255公斤的通常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炸弹。韦尔伯恩和前面头三辆坦克安然无恙地在山谷里向前行驶，但后而的七辆坦克却一辆一辆地被击中了，德国人打得就象静止射击那样准确。
罗斯将军是一个犹太教长的儿子，是一个长于进攻的指挥官。他相貌堂堂，脸色刚毅，穿着一条骑兵短裤，靴子撩得很亮。他离前面着火的坦克只有800米远。听说最前面的三辆坦克已成功地通过了，他就通过无线电向走在后面的多恩战斗分队求援。
但是，东南方突然出现了七、八辆虎式坦克，切断了韦尔伯恩的退路，阻止多恩驰援。这支新的德国小部队已经击毁了一门反坦克炮和几辆装甲车。除了三辆坦克外，韦尔伯恩的部队已被团团围住。德军前面已有四辆虎式坦克爬上了山岗，正穿过大路驶来，后面另外七辆坦克也喷着火舌慢慢地爬上了山岗。周围的森林尽是德国的伏兵。
黄昏时分，P－47飞机走后，六辆德国坦克，其中三辆成横队，三辆成纵队，突然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出现在这支孤立无援的队伍的左前方，慢慢地开上大道，击毁了所有的车辆，并且不断地向低处扫射。罗斯和他的小分队被围在中间，前后都是坦克。这些坦克大显身手，向所有运动中的人和物射击。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那些美国车辆在燃烧着，发出一点光亮，只要动一动就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别无他法，只有前进。
指挥该师炮兵的弗雷德里克·布朗认为，这“象是直接出自但丁笔下的一场暴力剧”。他劝罗斯冒着轻武器的射击从左面树林穿过去，以便绕过那些堵住后路的坦克。但罗斯指出，在韦尔伯恩改变方向的地方已经没有坦克射击了，那四辆虎式坦克已退了回去。因此他说，更可靠的方向是从右边出去，离开车辆燃烧的火光，然后赶上韦尔伯恩。
于是，将军的这支小队（两辆吉普车，一辆装甲车，最后是一个骑摩托的通讯员）离开正在熊熊燃烧的那队坦克，向韦尔伯恩方向开去。走了一公里半后，他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他们隐约看到在右边的大路上有一辆坦克的影子。他们离开大道（该大道通向理查逊的部队），向这辆坦克走去。走进一看，坦克已不能使用，是被扔掉的。突然，对面森林里响起一阵轻武器的排射。罗斯小队迅速折回大路，继续沿着通向理查逊部队的道路进发。布朗的吉普车和开车的上校走在前面，接着罗斯的吉普车、装甲车和摩托也跟上来。
四辆车刚刚走进一个山坡，布朗就看见一辆重型坦克在黑暗中沿山坡向他们冲来。他说：“这是杰克的新坦克。”他认为，这辆外型还难以看清的坦克是韦尔伯恩的一辆潘兴式坦克。但坦克开近他们时，布朗车上的一个人乔治·“西福德”·加顿发现坦克有两个排气管，而潘兴式坦克只有一个排气管。这显然是德国的虎式坦克。加顿由此肯定地判断，其他的德国坦克就紧跟在后面。他大声向布朗说：“虎式坦克。快离开大路！”布朗猛一加速，想摆脱另两辆坦克，找一个可以转弯的地方。
前面的三辆德国坦克不知道这个队人是敌人。但第四辆德国坦克突然停止，拦住了布朗的去路。布朗的吉普车被卡在一棵树和一辆虎式坦克之间，他急忙取掉油箱以便开过去。正当他放慢速度想看看罗斯是否被隔开了时，第五辆德国虎式坦克也逼了上来。布朗向右一转弯，猛一加速，越过一个土坑，避开大路，在一片田野中停下来。后面，德国人开火了，炮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亮光，炮声隆隆，在旷野上空震响着。所有的人立即跳出吉普车，向树林跑去。
罗斯的吉普车（上面还有二等兵舒恩斯，将军的副官和罗伯特·贝林格尔）超过了第二辆坦克，但被第三辆坦克堵住了。罗斯和他的战友们跳下车。这辆虎式坦克紧跟着他们，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一个德国人从炮塔探出身子，挥舞着手提式冲锋枪向他们做着手势，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
“我想他们是要我们缴械投降。”罗斯说。贝林格尔和舒恩斯解开枪带。但站在他们俩之间的罗斯必须弯下腰才能解开挂手枪的武装带。
突然，一阵扫射，罗斯倒在大路上，死去了。德国坦克里的指挥官在黑暗中没有明白罗斯将军弯腰的意图。舒恩斯纵身跳到坦克后面，躲过对方的射击。贝林格尔朝相反方向一跳，跳到一个土坑里，把所有的火力都吸引到自己这边。但他竟奇迹般地没有被击中。接着他跳起来跑进树林躲了起来；舒恩斯的腿跌断了，但他也得以逃脱。装甲车上的所有人和师部的作战指挥官韦斯利·斯韦特中校却被德国人包围了。
第一次伏击的幸存者还分散在原野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扔掉了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手表和其他战利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害怕德国人报复，但这是没有根据的。想进行报复的德国人是很少的，至于想搜刮美国佬的财物的德国人就更少了。
当夜，逃进树林中的士官布赖恩特·欧文和阿瑟·豪希尔德同100来名德国人遭遇，德国人却迫不及待地投降了。这两位士官夜里轮流值岗。欧文在前一周睡觉不足，值岗时两次睡着了。但一个俘虏叫醒了他，叫他“干活儿”！凌晨，欧文和豪希尔德集合了所有的俘虏，踏上一条林间小道，希望这是一条正道。走了几公里，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哨所。朦胧中他们看到哨所里有一个士兵，但不知道他究竟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
“耶稣基督！”哨兵看到这队德国人就这样喊道。欧文真想拥抱他。
这两个士官把俘虏交给师部的一个军官，军官命令他们俩立即回去找回罗斯的尸体。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德国人显然不知道他们击毙了一名美军师长。吉普车里的图表和密码都没有动，陷入土坑里的装甲车里的图表和密码也完整无损 [ 注：盟国的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肯定说，罗斯是被纳粹“暗杀”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但这种指责并无证据。 ] 。罗斯的45毫米的手枪也还在他的皮套里，欧文把它取出来以便以后寄还给将军的家里。他们在吉普车和装甲车里到处搜寻才找到一条毯子，然后把罗斯的尸体裹在毯子里，用根绳子捆好，把他的钢盔放在他的脚前，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抬了回来。他们来到美军防线时，一名后备少尉问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当他们如实告诉他后，这个少尉责备他们竟以如此轻慢的态度对待一名将军，欧文（他的好些朋友的尸体还躺在那条路上）一气之下赶走了这个少尉，结果却被送到了军事法庭。
肩负着特别使命从美国来到英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于三月三十日乘一辆伦敦的汽车来到春色如茵的英国乡下。丘吉尔充满感情地对他谈起了他两位亲爱的朋友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
前几天，霍普金斯曾到过巴鲁克下榻的华盛顿肖尔汉旅馆，同他谈到了丘吉尔在战后将面临的许多问题。霍普金斯说，无论是他还是美国驻圣－詹姆斯宫大使约翰·怀南特，都未能使首相改变他的看法。罗斯福不知道巴鲁克是否想试着对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
巴鲁克拜见了总统，想得到更详细的指示。但罗斯福似乎首先要谈“纵横字谜”行动问题以及俄国的不正确的充满疑虑的反应。最后，罗斯福才谈到正题上来。他要巴鲁克去看看丘吉尔，同他讨论一下“与和平有关的各种问题”。巴鲁克始终没得到更详尽的指示。他觉得总统“的确太疲乏了，以至于没有精力作决定”。但有一点罗斯福是明确的，他说“如果英国人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那将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巴鲁克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自然还是把总统的这个看法转告了首相。
“需要我写一封信给丘吉尔吗？”罗斯福问道。
“不需要信，”巴鲁克明智地指出：“您将来可能会不买我的账的。”
在从斯退丁纽斯、阿诺德、莱迪和金那里得到具体指示后，巴鲁克乘坐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到了英国，他把这架飞机叫作“圣牛”。到了伦敦，巴鲁克问丘吉尔：“关于同您相处得不好的那些人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就公开谈到了首相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丘吉尔说他认为这个组织是没有用的。
“这会是坏事吗？”
“不，但这也不会是好事。”
“这就得了，既然这没有什么害处，您为什么要拒绝总统希望做的事情呢？”
到达契克斯前，丘吉尔表示支持总统的意见，因为总统毕竟是支持他的。
然而，丘吉尔却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给他的一份无线电报，他认为这份电报表明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战后俄国的威胁。在这之前，丘吉尔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对他在此时此刻忽视柏林问题表示质疑。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就是对这一电话的回答。在答复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以往的论据，重申了他的决定：让斯大林去攻打柏林，他则径直向东进军“去同俄国人会师或抵达易北河战线”。
几乎在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也收到了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这封信是美国三军指挥官们对他们的英国同事侮辱性地谴责艾森豪威尔新决定的行为所作的答复。这封平淡无奇的信声称，“在近期内为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能力而应采取的措施方面”，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明智的，因为他总的观点是要尽快地摧毁德国，他的战略观念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美国的指挥官们是坚定地、甚至是以向英国挑衅的态度支持艾森豪威尔的。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就他为什么决定不攻占柏林再次向马歇尔作了解释。这不是“根本战略的改变” [ 注：英国方面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至少他们是这样看的。这使战场上的美国指挥官们十分震惊。 ] ，柏林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而且，他说道，他集中兵力向德国首都南部发动新的进攻“要比我们的部队分散行动更能加速柏林的陷落……”。
艾森豪威尔在致蒙哥马利的电报中，在谈到柏林问题时措辞更明确，电报说：
……对我来说，柏林这块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这从来是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的。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它的抵抗能力。
第二天，即三月三十一日，丘吉尔给英国的指挥官们写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指出，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给美国三军指挥官们发去刺激人的电报，是轻率之举。他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在进入德国的部队中，我们只占四分之一，因此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以来形势已有了很大变化……。总之，我理解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在猛烈反驳你们的电报时提出的理由……”。
在这份备忘录发出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份美国三军指挥官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咄咄逼人的回电的抄件。阅后他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句：“又及：以上是我在看到美国三军参谋部的回电之前口授的。”
丘吉尔还就艾森豪威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份回电。他以卓越的洞察力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丘吉尔在写书时删去了电文的最后几句话）：
……我不明白不越过易北河有什么好处。如果敌人的抵抗会象您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的话，它实际上也可能会削弱，那么，我们何以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侵入奥地利的时候，故意地把柏林让给他们（我们是完全可以拿下柏林的），这将产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一切可以加强他们那种已经表露的很明显的信念，即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更不认为它已经失去了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对整个德国的抵抗在心理上产生深刻的震动。一旦柏林陷落，大多数德国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放弃战斗。那种认为攻占德累斯顿和同俄国人会师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的主张，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已经迁到南方的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很可能迅速地继续向南迁移，然而，依我看，只要柏林一天还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更倾向于我们采取如下计划：我们跨过莱茵河，即美国的第九集团军和第21军向易北河挺进，超过柏林。不管怎么说，这同您根据贵军在鲁尔以南进行的辉煌战斗而正确策划的庞大的中部攻势并不矛盾。这只是把部队的任务移至北翼，但却能避免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
这天晚上，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和哈里曼同他们的英国同行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很久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交给了斯大林。这位元帅看完了信，仍象平时那样不动声色。他说计划“似乎不错”，但又说在征求参谋部的意见以前他不能作任何保证。接着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了解德国在中部地区部署阵地的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助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
迪恩说他估计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报，德国在西线有60个师。迪恩他们几个人能证实这一情报吗？
两位美国人说有61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后备军和增援部队吗？
显然没有。
这时哈里曼问到东部的气候条件。
“好多了。”斯大林说。
“在这以前您曾认为东线的战斗会在三月底陷入困境，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哈里曼问道。
“形势比我以前预计的要好得多。”
斯大林解释说，今年雨水季节来得很早，现在，道路已经开始干了。他们继续谈着东线情况。斯大林一直在考虑着那封关于柏林问题的信。这时，他突然说：“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是好的。这个计划可以使我们达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块。”他还认为这一方针有利于同红军会师。他肯定地说，他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认为德国人会在捷克和巴伐利亚的山区进行垂死抵抗。接着，斯大林向客人们保证，他明天就给最高司令官回信。他显然感到满意。
在英国，布鲁克在同蒙巴顿钓了一天鱼后回到家里，发现了首相的电报，首相要参谋部的首脑们第二天就到契克斯去见他。
布鲁克提前结束了周末休息，第二天上午就动身到契克斯去了。这天是复活节后的星期日，四月一日。在两个小时中，参谋部的指挥官们同丘吉尔都在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布鲁克认为，所有这一切，其中包括把辛普森调归布雷德利指挥，可能是“由于美国国民的要求，也是由于需要确保美国不至于在英国的指挥下枉费心机”。但他们几个人明白，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解释可以充分使人相信，除了主攻方向改为莱比锡而不是柏林这一点外，其战略“的确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会后，参谋部的首脑们拟就了一份电报，答复布鲁克称之为“美国三军参谋部首脑们的粗暴电报”。在这期间，丘吉尔给罗斯福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电报以和解的态度说道，他们两国是曾经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的最真诚可靠的朋友和同志。
……坦率地说，柏林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就产生能使德国所有的抵抗力量陷于绝望状态的心理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堪与柏林的陷落相比。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那将是惨败的最明显的标志。一方面，如果我们听任它在断垣残壁中保持一个反对俄国人的中心的话，那么，只要德国的旗帜还在城市上空飘扬，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人进行武装抵抗。另一方面，阁下和我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入侵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如果俄国人再攻占了柏林，他们思想深处难道不会觉得他们对我们共同取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吗？这难道不会导致产生某些想法，从而给未来平添许多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吗？所以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东挺进，柏林既为我等伸手可得之地，我们即应攻占之，这是很明显的。仅从军事角度言，此亦明智之举……。
此后布鲁克天黑以前在日记中写道：“一个长远的战略竟要从属于盟国的民族主义的考虑，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不过，正象温斯顿所说，‘只有一种情况比同盟友一道作战更糟，那就是单枪匹马地干！’”
布鲁克的心绪格外地好，但艾森豪威尔在答复丘吉尔最后一份电报时却忧心忡忡。特别使他烦恼的是首相的最后几句话。艾森豪威尔重申他“丝毫没有改变计划”，唯一的不同只是选择时机的问题。然后他接着写道：
您推测我想‘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这使我感到不安，虽不说是便我感到反感。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我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了。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以来所作的工作应消除这种想法。除此之外，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确认贵军的后方得到巩固、向莱比锡的进攻取得圆满成功之前，把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九集团军归于布雷德利指挥，就会损害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集团军的作用、影响或威望…… [ 注：整个这一段在丘吉尔《凯旋与悲剧》一书中被删掉了，也不见于他的《十字军东征欧洲》一书。 ]
当然，如果在执行“月蚀”行动的过程中 [ 注：“月蚀”行动起初是一个总的计划，旨在德国突然崩溃或投降后接管德国政府。这一行动在开始之前，代号为“法宝”，计划要求盟军第一空降军为攻占柏林和（或者）基尔做准备。具体要求是用伞兵占领柏林和基尔附近的机场。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在考虑是否把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空投到柏林去。但是，“月蚀”行动起初考虑的是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停火的条件、解除武装，流亡国外的人员、战俘以及对德管制委员会等，一九四五年四月，形势表明，只要德国没有全部被占领，它是不会全面投降的。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不搞“月蚀”行动。 ] [ 注：就在作出这项决定的前几天，英国那份“月蚀”计划不知怎么落到了凯塞林司令部手中。这份文件被翻译后送到希特勒那里，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张地图，一张标明德国已被瓜分为盟军占领区，另一张标明柏林处于俄国地区中央，该城将由英、美、俄三国瓜分。 ] ，整个战线各处都条件成熟的话，我们将长驱直入，吕贝克和柏林将被列入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攻击目标之列。
虽然英国人还在生艾森豪威尔的气，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却十分满意。同一天，迪恩将军把斯大林的一份极其机密的私人电报发给了最高统帅：
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攻击点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滑稽的是，斯大林竟然使用了艾森豪威尔的关于柏林已失去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论据（虽然在最高司令给他的电报中没有提到这个看法）来掩饰自己的意图，而此时此刻，朱可夫却在为攻打柏林发起最后的可怕的进攻作最后的准备工作。
复活节后的星期天，盟军战俘正在转移，以远离巴伐利亚战场，另外一些俘虏仍留在营房，等着盟军或俄国军队来解救他们，还有一些俘虏早已被俄国人解放了。
汉默尔堡的那批战俘向纽伦堡转移。他们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后，停下来休息。战俘们最怕自己的部队的空袭。美国飞机已有好几次俯冲下来正要进行轰炸时，才发现战俘们在田野上竖起的牌子，但这样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呢？
十一点钟的时候，卡瓦诺神甫在村里的一个旧式的为圣·约瑟夫修建的教堂做弥撒。这是他自从在阿登投降后第一次走进天主教教堂。他穿上村里的牧师的厚重的黄袍，开始为聚集在教堂内的80个人举行宗教仪式：
“亲爱的俘虏们，今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愿我们都幸福，愿我们都尽情享受这宝贵的时光……过去四天中，我们在耶稣受难图前祷告，同苦象所代表的基督一起在我们走的大路两旁经受苦难……
我们应祈求上帝降给我们厚恩。我们恳求上苍继续保护我等，解除我等之罪，去恶扬善。”
柏林北面的ⅡA集中营里的战俘们毫不怀疑和平正在临近。他们的看守现在也平等对待他们了，对于他们那些本应受到严厉惩罚的过失故意视而不见。上星期天，桑普森神甫在当着几个看守做弥撒时靠着祭坛（祭坛里藏着集中营的电台）说：“先找一找天国和正义女神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象念了开门咒一样，活门突然打开了（他在前一天忘了用钉子把活门拴住），秘密电台掉了下来。尴尬的神甫把电台放回原处，全场顿时哄笑起来。在场的看守并无任何反应和举动，象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莫德尔从鲁尔区的另一面发动的绝望的进攻在美军第三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开了长13公里的缺口，截断了理查逊和霍根的退路。第三装甲师所属的那个集团军的军长柯林斯竟毫无所知。但他从俘虏的口中得悉德国人将对他的左翼发起反击。他立即给他的老朋友辛普森将军打了一个电话。柯林斯迫切需要支援，即使从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群的部队那里得到这种支援也好。
原预计要派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几天后去同布雷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会师，这将加强鲁尔地区的袋形阵地。但柯林斯对辛普森说，蒙哥马利前进得太慢，必须尽决会师，否则德国人就会向“帕德博恩方面突围”。
“比尔，我真烦恼，”柯林斯说，“我的战线太长，兵力却又太少。”他要求辛普森从第二装甲师抽一支战斗部队，立即派他们向帕德博恩前进。“我也派一支队伍去同他们会合”。
辛普森未同蒙哥马利商量就同意了柯林斯的意见。天黑的时候，他的第二装甲师开足马力全速向南急驰而去。指挥第67装甲团E连的威廉·杜利中尉飞奔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还不知道他正在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奔向哪里。上司只简单地命令他向利普施塔特迅速前进。从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如此之猛烈，以至于坦克也被空气的震动摇撼着。这正是鲁尔战役的炮火。
杜利的连队一路上只遇到过机枪和轻武器的稀稀拉拉的抵抗。他们一口气跑了80公里，在复活节早上六点钟抵达利普施塔特镇。步兵摇摇晃晃地从半履带式车辆走下来，清除了前面一排房子，然后就冲进城了。这时出现了一辆德国坦克，向前面第一辆美国坦克射击。幸运得很，炮弹只从炮台右边斜擦过去，接着德国坦克就溜了。再往前走了一会儿，美国部队陷入了埋在路上的一些水泥块中间。正在混乱为难之际，一些平民跑出来拆除了这些障碍物。
有人叫第一小队队长唐纳德·E·雅各布森少尉到城里去，有一些步兵在一座医院里受阻，需要帮忙。雅各布森叫他的部下登上坦克，向城里冲去。当他们接近医院时，30来个德国人举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雅各布森也叫他们上了坦克，然后继续向城里开，寻找攻击的目标。到利普施塔特的另一头时，雅各布森看见一些坦克正从东面开来。在他刚要射击时，却认出这是第三装甲师的“M－5”型坦克。
清晨一点钟，整个莫德尔集团军群，约30万人，都被团团包围在德国最后一个工业区内 [ 注：为了纪念阵亡的罗斯将军，鲁尔袋形包围阵地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罗斯袋形阵地。 ] 。但对于完成这个史诗般的大包围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天，艾森豪威尔让俄国人攻占柏林的决定仍是使丘吉尔最为痛心的事。但首相担心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结局不妙，也担心讨论会突然中断。不过他是不想听任这件事自由发展的。
他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并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好的电报：
再次感谢你发来如此客气的电报……但我仍十二万分地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其重要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从莫斯科给你的回电中看出。回电的第三段有言：“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比前几封电报对艾森豪威尔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是那么地自信，那么认真地相信他的军事观点的正确性，以至于他甚至“准备把这一点作为他个人终身追求的目标”。
凯塞林回到他的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司令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说元首大本营来了新的命令，命令莫德尔要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认为这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陷入重围的鲁尔的食物刚刚只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吗？再者，艾森豪威尔不会认为鲁尔有任何战略利益：他的目标远在东边。
西线已不再成其为一条战线了。北面，勃拉斯科维兹已被粉碎，南面，豪塞尔也已被歼灭，所剩下的全部军队分散在各处，狼狈混乱不堪，中部，莫德尔已成瓮中之鳖。凯塞林的整个战线已不存在了。现在，唯一可能做的仅是尽力采取牵制性的行动而已。
鲍曼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柏林的一片绝望情景。他告诉“他的心上人”说维也纳的军事指挥部“糟糕得可怕，人们等待着最坏的结局”，军队可能要准备撤离上萨尔斯堡前往蒂罗尔。他最后写道：“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此时除了给你写信外已别无快乐，但当和平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夺回失去的时间。”
有些德国人仍然固执地拒绝正视日益严重的灾难。希姆莱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同伯尔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的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希姆莱说道：“我准备为德国民族竭尽我的绵薄之力，但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我已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你不明白德国已打输了这场战争吗？”伯爵大声说：“象处于你这样地位的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一个上司，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并做出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听后沉默不语，陷入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分钟。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迅速离开了接待室，似乎为找到了一个回避伯尔纳多特的责备的借口而高兴。施伦堡给伯尔纳多特施加压力要他坚持到底。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伯尔纳多特却没有多说什么。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畏惧的神色。“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想同意你的要求，但我无能为力。”他突然转换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背弃英国就是一个错误。“至于我嘛，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的最残忍最暴虐的人。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人们公正一点，我从没有公开诽谤中伤过德国的敌人。”
“虽然你没有这样做，”伯爵回答说：“但希特勒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他曾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把英国所有的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有步骤地轰炸德国的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在美军完成在利普施塔特的集结和对鲁尔的包围后，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他说：“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的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深重，永恒的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里生活，他现在却愿意给那些活下来的人们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要求他们“遵守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律的原则”，“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分离的统一”。
他还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惨败中崛起，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历史的和地理的规律将注定这两个大国要进行一场或者是军事的、或者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两个大国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还可以肯定，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德国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马前卒 [ 注：这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次“私下谈话”，15天后，四月十七日，人们把这些私下谈话的文件从柏林移走并藏了起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