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字谜行动·第十三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当卡尔·沃尔夫重新返回意大利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的欧格恩·多尔曼上校也和他一样，对未来表示忧虑。多尔曼仪表堂堂，老于世故，说话尖刻。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可对他的敌人来说，他非常恶毒。
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他在意大利无论是社会上或者在知识界里，他都有很多联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的大使鲁道夫·拉恩谈论过他。
两年以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的全权代表的时候，他就曾经制止过灭绝这个地区的犹太居民。
他们三个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一旦弱下来的话，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将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搞成一条宽广的红色地带，并将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让德国部队明明确确地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多尔曼承认，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他还觉得，谁也没有能够同盟军接触一下，这是非常愚蠢的。这种不谨慎的谈话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就在多尔曼讲话的时候，一位名叫吉多·齐默尔的党卫队中级军官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幸运的是，齐默尔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愿意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他断言说，假如多尔曼走上这条道路的话，沃尔夫会跟他走的。
齐默尔想认识一下能够充当中间人的那个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爵士过去曾经是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的成员，这一公司是制造电冰箱的托拉斯；爵士也是米兰的一位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到过一些关于帕尔里利的流言蜚语：帕尔里利帮助过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叫来了男爵，并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帕尔里利象沃尔夫一样，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还有许多财产呢。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齐默尔的解释，只有沃尔夫才能使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有可能挫败这样的密谋活动。
帕尔里利被说服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二月二十一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会见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胡斯曼是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的态度很和蔼，但是，他不相信有朝一日盟国会同俄国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他的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他曾经在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里上过学，并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也同样看到笼罩在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内亚是瑞士人使用得最多的港口：如果这个港口被共产党控制了的话，他的国家的经济将为此而受到影响。魏贝尔知道，万一密谋被发现，那么他的一生就会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行动计划使他深感兴趣，他答应合作——很显然，不是就一份正式的计划进行合作，因为这将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看来，胡斯曼找不出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支持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一位精明绝伦的瑞士军队的军官，他能设法安排德国的谈判者秘密地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杜勒斯。杜勒斯是一位神秘人物，人们通常把他看作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早在一九四二年，杜勒斯就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泛泛的含糊其词的称号。然而，瑞士的报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的使命既不是象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杆，也不是瑞士人所想象的那样。他是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代表。多诺万是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一些领土等地的负责人。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甫的儿子，美国的一位外交部长的孙子，又是另一位外交部长的侄子。他曾经同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在法律界做过事。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友好，无拘无束，穿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好象一位人们邀请来讲课的秉性安闲的教授。可是，他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最叫他感到快慰的，无庸置疑是从后厅出入饭馆，或者是在一席晚餐正在进行的时候神秘地消失。
在胡斯曼给他打电话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对他们说，他的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将使他和他们同样地感到有兴趣。“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你们两位。”他说道。很显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首先由他的助理去会晤“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是个美男子，举止彬彬有礼，在他的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策·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老格韦尔尼茨在纳粹党徒上台之前，是议会的议员，他参加过魏玛宪法草案的制订工作。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他在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他认为，这一联盟是拯救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篇著作是对施彭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回答。
小格韦尔尼茨曾经在法兰克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他动身到美国纽约去。在那儿，他从事国际上的银行交易工作，并成为美国公民。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便将他父亲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他明白，他的任务是使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某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同他认识了，并对他寄予信任。反过来，他也懂得，如果他能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的话，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早日结束战争方面，将迈出很大的一步。就在杜勒斯来到伯尔尼的时候，他要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密切。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谈到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听着，他很有礼貌，但心中疑虑重重：这太不能令人相信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的话，他准备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格韦尔尼茨，他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是否有兴趣直接会见齐默尔或者多尔曼。
“可以这么干，”格韦尔尼茨回答道。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帕尔里利从瑞士回到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同艾伦·杜勒斯进行接触的情况，他决定放弃他通过教皇或英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尝试，并派遣多尔曼到瑞士去。三月二日，魏贝尔少校偷偷地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出边境，来到瑞士的基亚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多尔曼同他们平起平坐，并没有以一个哀求者的姿态行事。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里，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一个“公正的和平”，以便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反驳说，德国无法谈判，只有神经错乱的人才会相信西方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的说教，但是他侧耳听着，一言不发。然而，当胡斯曼说到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的脸唰的一下变成了紫红色，紧接着，他跳了起来。“您指的是叛国吗？”他大声叫道。看样子，在他的心目中，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指出，德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没有必要屈从于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有1百万人，并且尚未被击败。
“好好考虑一下吧，”胡斯曼说，“你们已经面临绝境。请征求一下您的朋友们的意见吧。”
多尔曼并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来继续讨论下去，他等待杜勒斯的一位代表。但是，当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终于来到的时候，他也同多尔曼谈到了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他还说，那些帮助结束战争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尊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条，在纸条上写着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两位领导人的名字，他们是雷鲁乔·帕尔利和乌斯米阿尼少校，两人都不是共产党人。整个这件事情使多尔曼想起“小学生们的聚会，在会上，大家玩互相担保的游戏”，但是，他的脸部仍然毫无表情，他问道：“你们要这两个人干什么？”
帕尔里利解释说，杜勒斯认为，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把他们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那将被看成是友好的表示，这简直是疯了，人们一下子就会认出帕尔利的。多尔曼虽然有点担心，但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象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到受了侮辱，因为谈判至少已经开始了。不能排除在今后的商议中，会有比较松劲些的建议的。可是，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却是另外一回事，这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使全盘的计划告吹。不过，沃尔夫还是作了决定，这是唯一打动杜勒斯的办法。多尔曼建议沃尔夫到瑞士去一趟：党卫队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亲自出马，这对美国人来说将是举足轻重的。沃尔夫说这样不行，这太危险了，因为现在他在瑞士已是众人皆知的人了。
第二天，沃尔夫动身到凯塞林的总部去。他几乎把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他希望这种友谊能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凯塞林最终同意投降。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讲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另外，他还提醒元帅，通过谈判是可以缔结和平的。凯塞林表现得十分谨慎，但是沃尔夫还是感觉到，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公正的和平的话，凯塞林是不会表示反对的。
第三天，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会议，沃尔夫接受邀请。
三月八日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凯塞林被召回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白天的早些时候，魏贝尔手下的一个人秘密地把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尔利和乌斯米阿尼带到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特别房间里，两位犯人被关了进去。不论是帕尔利还是乌斯米阿尼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意大利的监狱。
当天晚上，魏贝尔把杜勒斯和格韦尔尼茨带到医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尔利还一直在党卫队的手中，等待着被处决。当他认出他的老朋友杜勒斯的时候，泪如雨下。情景十分感人。这件事情对于杜勒斯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意味着对方的诚意。他说，他现在想见见沃尔夫。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胡斯曼陪伴沃尔夫将军来到了湖畔的一所古老的大楼里，在那儿，杜勒斯租用了一个套间供他举行秘密会谈使用。
格韦尔尼茨先来了。他想使沃尔夫在同杜勒斯会见之前平静下来。“将军，找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他首先说道。沃尔夫的两眼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他很快地又说道：“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说您的好话。”还在早些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希蒂尔德·波德维尔希伯爵夫人曾告诉过格韦尔尼茨，一位颇有影响的纳粹分子——格韦尔尼茨肯定这是指沃尔夫——在帮助她营救罗马诺·古阿尔迪尼，并使古阿尔迪尼没有被押送到集中营里去。“将军，我知道您救过古阿尔迪尼的命，他是一位伟大的正直的哲学家。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个令人敬慕的人，他在我的面前讲了许多您的好话。”听到这里，沃尔夫笑了一下。
有人把杜勒斯介绍给德国人，胡斯曼首先开了口：
“沃尔夫将军，咱们在火车上长时间的谈话里，您不是明显地感到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吗？”
沃尔夫已经自己说服了自己，哪怕自己个人受到侮辱，也要争取到和平，因此，他回答说：“是的”。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予以考虑，咱们的讨论不是已经很清楚地得出这个结果了吗？”胡斯曼又问。
“是的。”沃尔夫回答道。
“可是，”教授接着说，“如果您试图以希姆莱的名义说话的话，那么，咱们的会谈只会持续几秒钟，因为杜勒斯先生会退场的。是不是，杜勒斯先生？”
杜勒斯从嘴里取出烟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沃尔夫说，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至于他自己，他是个善良的德国人。因此，为了结束战争，他将尽一切努力。他的话音里带着诚意，这使格韦尔尼茨第一次想到，这次会见可能会谈出点名堂。沃尔夫又说，他在意大利指挥后卫部队，也统率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为了结束战争，我想把我本人以及我所管辖的所有部队全部置于你们的支配之下。”他补充说。不过，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要取得武装部队的同意。他对他们讲到了凯塞林曾经作过的同情的表示。他指出，一旦这位陆军元帅义无反顾地参加进去，这将促使其它战线上的一些指挥官投降。
还在几个月之前，格韦尔尼茨就对杜勒斯提起过，许多德国将军准备转过身来反对希特勒。他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计划准备让五位当了俘虏的德国将军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沃尔夫继续在讲话，格韦尔尼茨心中的疑团全部打消了。他相信了沃尔夫的诚意。沃尔夫一点也没有为他自己要求点什么东西，他的话合情合理。杜勒斯也基本上相信他了。杜勒斯感到，沃尔夫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亲信。如果他同沃尔夫谈判，将很容易达成驻意大利德军彻底投降的协议。
沃尔夫准备拿出其它证据来进一步表明他的诚章。他表示要制止在意大利的一切无谓的摧毁和破坏，他还说，他已主动地冒着很大的个人风险，保护奥菲斯宫和皮蒂宫里著名的绘画，以及意大利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收藏的价值无量的钱币。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已经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了。沃尔夫保证它们永远不会被运往德国。
“这上面差不多有一半。”他说道。美国人俯下身子，惊讶地看着一张清单，这张单子上记有300幅绘画，全是波捷切利、提香和其他意大利画家的作品。
杜勒斯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他将同沃尔夫将军打交道，条件是将军不与盟国进行其它任何接触。沃尔夫表示同意，并答应尽力保护俘虏的生命，阻止破坏工厂、工业中心和艺术珍品。
持续了四个小时的会议就此结束，魏贝尔把沃尔夫带到边界。在戈特哈德快车上，他们谈到了新帝国的内阁组成：总统？除凯塞林之外，别无他人。外交部长？牛赖特曾经出色地作过一任，为什么今天不行呢？财政部长呢？这个当然是过去的老狐狸沙赫特博士了。那么，内政部长呢？有人建议由沃尔夫将军担任这一职务，他的脸微微地红了一下，显得很窘迫的样子，接着，他表示拒绝。那不是成了他与盟国合作的赏赐了吗？
但是，过了国境以后，他又被拉回到现实中来了：有人告诉他，凯塞林刚刚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将要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的职务的人是谁呢？沃尔夫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呢？
此外，还有一份卡尔登勃鲁纳打来的电报，这是个不祥之兆：沃尔夫必须立即赶到地处奥、意边境的另一侧的因斯布鲁克去。沃尔夫深信，希姆莱身边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向希姆莱报告了他同杜勒斯谈判的事情。因此，他要是去因斯布鲁克的话，一定会被投进监狱，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将被暗害。为此，他决定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诺万将军汇报了他同沃尔夫的会谈情况。他接到指示，以代号为“纵横字谜行动”的名义，继续进行谈判。三月十五日，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部的两位少将从那不勒斯出发到瑞士边境去，他们是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和英国人特伦斯·艾尔斯。后者也是情报机关的头子。他们俩曾到过波兰，在多尔布亨元帅那里做过客。他们伪装成两个美国的志愿人员，但是他们穿的却是便服。他们的任务是去同沃尔夫会见，并商定投降的最后方式。
在瑞士海关，兰尼兹尔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可艾尔斯对美国却了解甚少。幸运的是，这一点并未被人们发觉。魏贝尔事先已经命令边防部队放两位隐匿姓名和身份的将军入境，不用对他们的回答有所疑虑。
他们由杜勒斯陪伴，在伯尔尼度过了两天，然后被带到卢塞恩，在那儿，魏贝尔告诉他们，他刚刚得到来自意大利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凯塞林的职务已由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将军接替；尽管如此，沃尔夫还是按预定的方案动身到瑞士来会见了那两位将军。
格韦尔尼茨把将军们领到阿斯科纳。那是马热尔湖畔靠近洛迦诺的一个小村子。他把他们安顿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就在一座古老的风景优美的农庄里。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客人来接待。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即三月十九日那天，格韦尔尼茨告诉他们，沃尔夫已经和多尔曼一起来了，目前，沃尔夫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党卫队将军同杜勒斯、兰尼兹尔、艾尔斯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是在那天下午3点钟开始的。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话以便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斯说，他很高兴地看到一位德国的首领在谈判时不提出什么个人的要求。
沃尔夫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指出，为了现实一点，人们可以预料，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的更换可能对这整个行动计划构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危险。凯塞林是不是因为人们发现了谈判的活动而被解除了职务？甚至不能排斥他们一回到意大利就会被捕的可能性。沃尔夫太太早已被卡尔登勃鲁纳下令禁闭在她自己的宅邸里了。不过，沃尔夫还是答应竭尽全力促成投降。他急于尽早见到凯塞林，以便说服他同意就在西线达成一个类似的协议而举行谈判。沃尔夫想，最好要求凯塞林痛痛快快地批准在意大利的投降。那样的话，凯塞林就可以秘密地敦促菲廷霍夫支持沃尔夫。
在阳台上，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拉到一边问他：在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政治犯？沃尔夫估计，各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有好几千人。
“已经有命令下来，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那您服从不服从这些命令？”
沃尔夫在阳台上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
“不！”他回答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握住格韦尔尼茨的手。
“能！您相信我好了。”
就在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在西线传了开来。在霍奇斯的总部，人们开始有点相信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布雷德利打电话给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命令他立即飞往卢森堡，布雷德利想在那儿和巴顿一起会见他。
霍奇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新的军事会议。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刚才从艾森豪威尔那儿获准，可以在雷马根用上九个师的兵力。霍奇斯可以加强他的桥头堡，并从那儿出发，准备一次向北和向东北的攻势。
巴顿正准备向霍奇斯表示祝贺，布雷德利又接着说，进攻的日子不能早于3月23日。这是蒙哥马利规定的大部队渡过莱茵河的日子。布雷德利又对巴顿说，他“认为第三集团军最好不要在科布伦茨附近过莱茵河。换句话说，尽管现在巴顿的部队就呆在科布伦茨的附近，可是他们却不能马上从那儿过河，而必须在15公里以外的美因兹过河。
巴顿返回自己的总部。他的心情很坏，他深信，假如蒙哥马利第一个通过莱茵河的话，那么，盟军的所有食品和物资储备都将运向北方，而他的第三集团军就只好被迫处于守势。他只有四天的时间可以先于英国人过河，可是，即使条件很好，用这点时间占领和清扫美因兹地区也还是不够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使他手下的将土们尽力而为。
在兰斯，“比德尔”·史密斯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的话，他的神经就要受不了了”。最高指挥官便派他去夏纳作短期休假。象往常一样，他为了谨慎起见，让一些普通乘客也上了他的飞机。
自从纵横字谜行动开始筹划起，美英大使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洛托夫。从一开始，这位苏联的外交部长就坚决要求派一位苏联军官陪同兰尼兹尔和艾尔斯去瑞士。但是，哈卫曼通知国务院说，苏联人肯定不会让盟国的军官在东方参加同样性质的行动。这次，如果西方答应苏联的要求的话，那将被他们认为是西方的软弱的表示，苏联今后会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于是，西方盟国的首脑们决定，不让苏联军官出席三月十九日在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见。
两天以后，丘吉尔要艾登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苏联人。苏联的反应是迅速而激烈的。几小时以后，莫洛托夫给了克拉克·克尔一封回信，回信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鉴于苏联在意大利北部的目标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莫洛托夫感到非常气愤，他指责盟国“背着苏联”同德国人勾结，而“苏联则是担负了反德战争的全部的重担的”。他写道，整个这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同样也收到了一封充满谩骂的信，他把信转到了华盛顿。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迫使罗斯福对苏联人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哈里曼希望，苏联人这封恶毒的信能最终使总统下定决心，行动起来。他打电报指出，莫洛托夫的信件是挑衅性的，它证明苏联领导人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我想，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的词句表明了苏联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迄今为止，我们对这种态度还只是怀疑而己。我曾经预感到，这种志度或早或晚会造成一种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要为此用坚决然而友好的措辞通知苏联政府。
就其个人而言，哈里曼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批准雅尔塔协议，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地推翻这些协议的话”。首先，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某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了太多的让步，其次，斯大林本人也变得越来越怀疑一切事情和所有的人。当他获悉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的时候，他便大声叫嚷起来，说这是美国的一项正式阴谋的一部分 [ 注：很久以后，赫鲁晓夫大概对哈里曼说过：“我知道，您非常熟悉斯大林，而且您对他怀有某种敬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您应当理解，在斯大林的晚年，他开始怀疑所有的人。每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安然无恙地从里面出来，回去和家人团聚。这种日子没法过。” ]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斯大林在雅尔塔曾真地相信过，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今天已很清楚，卢布林领导下的波兰人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人们更多地把苏联人看成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
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 注：菲利普·莫斯利是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他也是苏联问题最杰出的观察家之一。他认为，“苏联政治的主要力量已从外交部转移到……强有力的主管经济的各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忙于从德国经济的复苏中得到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好处，而后者则是隶属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而政治局则正在加强苏联对占领区的控制”。 ] ，斯大林已经作出决定推翻他在雅尔塔曾经作出过的许诺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他有一次曾经就另一个协议问题假情假意地对哈里曼说过，他没有食言，他只不过是改变了观点。
另一个因素也会促使斯大林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罗斯福在雅尔塔曾经透露过，美国将尽早地从欧洲撤出它的军队。这也许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由于有了这个保证，斯大林确实可以以最大的蔑视态度米对待日后美国人提出的抗议（其中包括总统本人的要求），而且，他果然这样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