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第四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在东部战场和西部战场不仅遭到地面进攻，也遭到来自空中的毁灭性打击。东线灾难的全部严重性，也许还能瞒得过公众耳目，但几乎所有德国人，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都面临着遭到空袭的危险。纳粹党魁的代表马丁·鲍曼于二月四日在写给妻子格尔达的信中，描述了元首大本营被炸后的惨状。
亲爱的：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幸存的唯一一间门窗尚好、当然也还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弹痕累累，树木倾倒，甬路上一片瓦砾。元首的官邸多次遭空袭，只有冬花园和宴会厅还剩下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战士站岗的那个朝向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满腔热情地工作，因为战争在各条战线上继续着。电话通讯仍未恢复，元首的官邸和党部同外界的联系已经中断……
除此之外，在这个号称政府所在地的街区里，照明用电、能源和饮用水已经开始短缺。我们有一辆水车，停在总理府前面，这是仅有的饮用和洗漱储备用水。但最要命的，正象米勒所说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混小子用的很勤，但没有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给他的“亲爱的小莫米”写信，谈到了东线的溃败，以及日益增长的危险。这些情况比他向元首本人报告的要严重的多。
……局势远远没有稳定下来。诚然，一些预备队已经拉上去了，但苏联人的坦克、卡车，大炮以及各种武器比我们多十倍，就是人民冲锋队拼命抵抗也无济于事。
要是我不把你看作坚强无畏的、志同道合的伴侣，不知道你笃信国家杜会主义，我是不会把这些写给你的。对你，我可以直言无隐，回为我晓得，你和我一样，从来没对最后胜利失去信心，局势已发展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如果我诚实的话，应该说，到了令人失望的程度。
在这件事上，亲爱的，我知道不能要求你去做你力所不及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得到，在这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你这样一个忠实的国家杜会主义者作妻子、生活的伴侣、爱人，我们孩子的母亲，该是怎样的幸事呀！现在，我才真正开始珍惜你和孩子们给我带来的巨大幸福……我亲爱的美人，你是我的命根子！
对纳粹的虔诚笃信使他们的爱情变得不可思议了。例如，鲍曼在引诱了女演员《M》之后，给格尔达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这段风流艳事的始末，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小伙子，是一个“双重的、简直不可思议的丈夫”。格尔达在回信中竟说，这消息使她很快活。但这样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实在是一大憾事。她对不能同《M》小姐交换心得体会，不能同她一道为元首多提供党员深表遗憾。看来，她和马丁已有十个孩子，似乎仍不满足。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力场面，他给离弗利德贝格最近的红军司令部指挥官写了一封信：
谨请您了解我们正在此地逗留，并将此事转运给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贵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品，但做面包用的面粉已感不足，因为村子里断电，而这里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提请您表彰阿哈莫夫上尉，二月三日，他在该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次暴行。
阿哈莫夫是个和蔼可亲的俄国联络官，在他动身去弗利德贝格几小时后，北边的炮火密集起来。一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开始反攻了，并命令在村子北面挖单人掩体以阻击敌人冲锋。
黄昏时，隆隆的炮声更近了。富勒要贝尔坦给他当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要他们挖掩体的上校。走出不到两公里，他们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抓住。哨兵小心翼翼地押着他们，踏着厚厚的积雪，一直走到一大群被雪遮盖着的坦克旁边。这里的两个哨兵更是疑神疑鬼，还有一个军官讲起话来咄咄逼人。
贝尔坦拍拍富勒的肩膀，对他说：“上校，他们要枪毙咱们，可能把咱们当游击队了。”
交涉了好半天，军官才允许他们重新上路去司令部。他指着富勒说：“如果今天晚上无论哪个俄国人有什么好歹，就拿你是问。”
司令部就没在旁边的一个农舍里，人们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个什么人横躺在地上，纹丝不动。指挥官是个上尉，起初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但最后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就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整个地区有被德军坦克切断的危险，上尉认为最好是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方向走去，只见一个骑马的士兵疾驰而来，手里挥舞着冲锋枪，很象个疯子。士兵把冲锋枪对准了富勒，上尉喊道：“他是美国人！”但士兵醉得神志不清，反又把枪对准了上尉。经过好一阵大声喊叫，哨兵才转身走掉。两个盟友终于平安地到达乌加滕村。
第二天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在附近一块空地降落，飞机上走下两个军官，索取村里所有等待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告诉美国人，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奥德萨准备遣返。其中有一个人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立即给那个德国人改名为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号码：0－1293395，并让他记熟他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的本宁堡就读，又到弗吉尼亚军官学校受训，后来在富勒的第109团参谋部服务，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断地提问黑格尔，常常把他在梦中叫醒，要他背诵自己的履历表。但不管给他纠正多少遍，那个德国人总是说他是在本尼堡上的学。
在阿登被俘的另外3,000美国人最近被押到ⅡA战俘营。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山上，距柏林以北150公里远的地方。除美国人外，还有7.5万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各座楼上。这是一座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他在巴斯托尼附近被俘。当时神父正试图在德军防线的后面收捡些药品。他本来身体强壮，精力旺盛，并且性格开朗，而现在，却病魔缠身，瘦骨嶙峋，面孔消瘦的不成样子，但他那诙谐开朗的性格却没有改变。德国人允许他和士兵呆在一块，是因为一个肯帮忙的塞尔维亚医生告诉战俘营的长官，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肺炎，不能转移。
二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派几个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囚犯们拥簇在包裹堆周围。神父想起他初到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白菜汤里漂着几片萝卜，上面浮着一层肉虫。旁边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自己那份汤，抬头看了看神父说：“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汤里的肉虫还不够肥。”
俘虏们急着打开包裹。他们屏住了呼吸，气氛有些紧张。突然，俘虏们破口大骂起来。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呆过18个月，他还从未听过这般不堪入耳的谩骂。原来包裹里装的尽是羽毛球拍子、篮球队员的运动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用具和一打足球运动员的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离美国战俘楼不远，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着一个波兰医生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截掉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白报纸做的绷带包扎。病人在穿越德国的长途行军中冻坏了脚，后来又长时间乘火车，脚上冻伤已经坏得不截肢不行了。医生含着眼泪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了，另外八个人截去了一条腿。
这里的病人患的多为痢疾和肺炎。当桑普森神父和一个美国人谈话时，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人闯进来。这是战俘营里最遭记恨的人，大伙都叫他小阿道夫。虽然他不过是个下士，却在党内任职，所以就连战俘营的长官也不得不敬重他。小阿道夫在这个战俘营里横行霸道，其他看守一般来说对俘虏还好，他们都说所有暴行全是奉小阿道夫之命干出来的。
小阿道夫喜欢谈论“文化”和“文明”。于是，他转过身来问神父：“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怎么解释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盟的行为？”
神父回答说：“在我看来，共产党政府和纳粹政府是同一种类的两只狗。目前，纳粹尤为危险。因此，我们应该接受不管来自何方的援助，以拯救自己。”
“你大概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事实，那么让我来告诉你，这些俄国人是什么样的混蛋。”他用手指着俄国战俘楼说：“这些臭家伙，臭气熏天。”
神父并没有否认。他说，“他们住在猪圈里，还能干净得了？”
“你别打岔。其他种族就是干净。俄国战俘楼里住有教授，我同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思想最敏锐的人。可他们连‘文化’与‘文明’的区别都讲不出来。”
“这只是个语言学的问题。”
“不、不，你又打岔。这些人根本看不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俄国人极不人道。你知道，他们当中死了人时，还要把死尸留几天。”
神父说：“那是为了领死者的口粮。”
进战俘营的共有2.1万人，但目前活着的只剩4,000人了。大部分人死于饥饿。
小阿道夫说：“你们自己的医生霍斯验过尸，断定他们吃伙伴的尸体。”塞西尔·霍斯上尉也证实过这一点，尽管如此，桑普森神父并不认为这种行为的责任在俄国人。他自己饿过七个星期的肚子，理解一个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为了生存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
小阿道夫把神父留在医院里一块专为俄国人开辟的地方。这里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危在旦夕的病人躺在肮脏的地上，屋子过分窄小，连腿都难以伸屈，咳嗽时弯不过身子，痰也没地方吐。他们蠕动着，有气无力地相互偎靠着。他们抬起头看着桑普森神父，脸上毫无表情。他们没有任何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死神正在向他们招手呢。到这里来的唯一一个人是个法国牧师，他的肤色很好，柔嫩光滑，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整个战俘营都知道，他把自己的那份口粮毫无保留地送给垂死的俄国人。必要时，他还守护在病人身边。桑普森神父怜悯地看着他照管的战俘，人们是不会报答他的。但是，他并不虑及此事。
“看，他们简直是畜生！”小阿道夫结束了他的评论，走了。那个“年轻”的牧师——其实，他大约有50岁了——走过来对神父说，有一车尸体马上要运走。“我的神父，车上有几个人还没断气，他们想及早逃出去。”
德国人不愿让他跟车，于是，他来求美国人帮忙，怎么帮都可以。桑普森神父匆匆赶去。他到达时，恰好看到一辆装满尸体的大卡车，朝墓地开去，桑普森神父只看到一些还无力地摇动着的胳膊和腿。他眼睁睁地望着这批人要被活埋，却束手无策。
神父感到一阵恐惧，便转身往回走，接近正门时，看到一个看守正在搜查一个俄国人。他让他解开裤子，一小块德国酸面包掉了下来。看守捡起面包，又被俄国人夺回去。刺刀架到了俄国人脖子上，他仍不肯交出面包。看守一枪托打在俄国人脑袋上，他支撑不住，倒下了。看守又踢了他一脚，紧接着，又没命地打起来。但任凭怎么打，俄国人就是不撒手面包。神父不禁自问：“究竟谁是畜生？”
神父指着自己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用糟糕的德语对看守说：“我是神父。”看守仍不罢手。于是，神父在俄国人身边跪下来，开始祷告。看守犹豫了。或许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许是上尉的肩章使他畏惧，他叫另外两个看守把俄国人抬到看守室。俘虏被拖走时，手里还死攥着那块面包。
二月六日这一天，在柏林，元首对他的心腹们说，三大国阴谋摧毁德国 [ 注：鲍曼曾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将其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四月的私人谈话记录下来，以留给后人。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希特勒把这些题为《鲍曼手迹》的文件托付给一个前来拜访的纳粹党党员，指示他妥为保存。直至一九五九年，这些引人注目的文件——全部是鲍曼的亲笔签名，真实性可靠无疑——才得以发表。发表时的题目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鲍曼文件》。 ] 。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处在最后时刻，局势严重，甚至毫无希望。”但他仍然认为只要保住德国国土，就有胜利的希望。“只要战斗，就有希望。有了这个信念，就足以使我们确信，我们没有完蛋。任何一方都不会在终局之前认输。”他回忆起俄国女皇的暴卒使腓特烈大帝命运发生的戏剧性转机。“我们也象腓特烈一样。我们在和一个联盟作战。想想看，一个联盟决非一个稳定的整体，它由一小撮人操纵。如果丘吉尔突然死去，一切都会在瞬间骤变。”
他越说越激动：“我们可以在最后冲刺时取胜，也许时间还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目前应该做的，就是拒不认输。对于德国人民来说，继续独立地生存下去就是胜利。这足以说明这场战争决非徒劳之举。”
驻意大利的党卫队队长卡尔·沃尔夫将军即希姆莱的“小狼”，来到帝国总理府，希望就他提出的有关神奇武器和德国前途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上司帝国元首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因此，他寄希望于元首本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在场。他们三个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沃尔夫说：“元首，如果您说不上制成特种武器的确切日期，那我们德国人就应该向英美靠拢，谋求和平。”沃尔夫说得很快，希特勒的脸就象戴了面具那么呆板。沃尔夫告诉希特勒，出于这个意图，他已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和教皇的密友米兰的舒斯特主教，另一次是和英国秘密组织的一个特工人员。
沃尔夫说完了，希特勒一言不发，只是把手指关节弄得咯咯作响。沃尔夫以为这是鼓励他说下去，就建议从这两个调停人中挑选一个。他认为该这样做了。他对希特勒说：“元首，我发现在盟军‘三大国’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些天然分歧。但是，我请您千万别见怪，我不相信，如果没有我们的积极介入，这个联盟会自然解体。”希特勒点着头，象是同意他的话，可又不停地摆弄着手指。接着，他微微一笑，表示20分钟的会见证结束了。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向他告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觉得元首好象接受了这一大胆的建议。其实，希特勒一言未发，根本没表态，但他毕竟没说不行。他们两人分手了。沃尔夫去意大利探索某种可能性，外长前往瑞典。
与此同时，鲍曼正在离那儿不远的办公室给格尔达写另一封信，描述刚刚为爱娃·勃劳思举行的生日宴会。希特勒当然出席了。
爱娃很快乐，但抱怨找不到理想的舞伴。她还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粗暴指责一些人。
她焦躁不安，因为元首刚刚告诉她，她和几位夫人几天后必须离开柏林。
格尔达收到这封无足轻重的信之前，也给鲍曼写了信。那是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格尔达在信中表达了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崇拜：
……元首给予我们帝国思想。帝国思想广泛传播，并且还在秘而不宣地向全世界传播。德国人民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只有他们才能作出这种牺牲，因为帝国思想已成为他们的灵魂。这种牺牲就是帝国思想强有力的表现，它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斗争是何等正义和必要。
终有一天，我们梦寐以求的帝国将会诞生。我在想，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们能活着见到这一天吗？你知道，这使我想起了《埃达》传说，例如《众神的黄昏》。巨人和矮子，芬里斯的狼，米特加尔德的蛇，以及联合起来反对众神的一切邪恶势力。大多数神倒下了，魔鬼试图倾覆众神的方舟，落魄英雄的军队进行着无形的搏斗，女武神赶来支援。众神的城堡垮了，似乎一切都完了。突然，一个新的城堡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壮观，巴尔杜尔再生了。
亲爱的，我深感惊讶，原来传奇故事之中，尤其是《埃达》中，我们的祖先竟和当今时代如此地相似！……
亲爱的，我的一切都绝对地属于你，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继续斗争，哪怕在这场可怕的大战中，我们的孩子只有一个得以幸存。
你的
莫米
纳粹哲学对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来说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玩艺儿，但对于德国人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希特勒把他们的祖国从一触即发的共产党革命中拯救出来，从失业和饥饿中解救出来。尽管纳粹党员为数不多，但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象希特勒那样的人，能深深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希特勒不假借任何名义，绝对地统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强权和残暴，还有他的思想。他把德国人引为自豪的、但自认业已丢失的优越地位还给了他们。但是，他一直提醒他们，必须粉碎犹太人和犹太人把世界拱手捧给布尔什维克的阴谋。
十多年来，希特勒不顾一切地向德国人灌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正是对俄国人的仇恨支配着东部战场上的士兵进行垂死的抵抗。希特勒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说，红军将把他们的妻室，他们的祖国如何如何。因此，这些士兵在战斗着，绝望地战斗，在仇恨、意志、恐惧和爱国主义的支配下战斗。他们不是在拼武器、拼物质，而是在拼意志、拼勇气。尽管红军的攻势强大，在坦克、飞机等方面占绝对优势，但东部战场却开始稳定下来。而这在一个星期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就是这种战斗精神的象征。他指挥一个“斯图卡”式轰炸机队。此人中等身材，精力过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极深。他走起路来简直是跳跃，讲起话来尖声细气。他一头鬈曲的褐发，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轮廓异常清晰，俨然是一尊石雕。他对希特勒顶礼膜拜，胜过众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比任何人都更开诚布公地抨击党员们及军事首脑们的错误。他在六年的时间里，执行任务和参加战斗共2千5百次，他的战功显赫，有口皆碑。他打沉过一艘苏联军舰，摧毁了近500辆坦克。
二月八日，鲁德尔的部下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沿着奥得河同已迂回地绕过了希姆莱集团军群防线的朱可夫前锋部队作战。实际上，除了驻扎在奥得河和分散在河对岸的几支分队以及鲁德尔的“斯图卡”轰炸机——每架飞机都装饰着一个6百年前桑顿骑兵攻打东方时的徽章——以外，希姆莱别无其他手段阻止苏军。“斯图卡”已不能再在空中逞雄，它速度慢，不灵巧，俯冲投弹时容易被击中。鲁德尔本人就被击落过十多次，左腿被机枪子弹打伤，至今还打着石膏。最近两个星期，他的部下沿奥得河飞来飞去，摆出一副出击的架式，企图阻止红军的坦克群。他们击毁了数百辆，但又有数以千计的坦克向奥得河两岸不停地冲击。
在阿登战役中，鲁德尔被召到元首西线司令部接受一枚特制勋章。
“你已经飞得够多了，”希特勒握着他的手，两眼盯着他说。“你必须珍惜你的生命，为德国青年谋利益，并让他们从你的经验中得到教益。”
对于鲁德尔来说，再没有比让他干地勤更糟糕的事了。他对元首说：“只有允许我继续率领我的中队飞行，我才接受勋章。”
希特勒一直握着鲁德尔的手，激动地望着他。他用左手打开一个衬着丝绒的黑盒子，里面放着一枚金刚石制的金光闪闪的勋章，这是为鲁德尔特制的。希特勒严肃的面孔放松了，他微笑着说：“好吧，那你就继续飞吧。”但是，刚过几个星期，他又改变了主意，命令鲁德尔搞地勤。鲁德尔气的发疯，找帝国元帅戈林，没找到，他又想找凯特尔，但凯特尔在开会。没办法，只好找希特勒本人。当他请求同元首通话时，听到一个人用怀疑的口吻询问他的军衔。
“下士。”鲁德尔开着玩笑回答。他听到一阵赞许的笑声。元首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过来接电话。他对鲁德尔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劝你不要惹怒元首。”
鲁德尔决定向戈林求援。戈林正在卡林霍尔乡下的家里。帝国元帅身着一件亮闪闪的大袍子，袖子飘舞着，就象是大蝴蝶的双翅 [ 注：罗伯特·克罗普自1933年以来，一直是戈林的管家。据他说，帝国元帅的一大嗜好就是大量制做睡衣。同集邮爱好者收集邮票一样，他收集睡衣。这些衣服肥肥大大，全部根据他自己设计的图案，用蓝色、绿色或紫色的天鹅绒或锦缎制成。有一件袍子上画满了埃及象形文字。同每一件袍子配套的，还有一双图案相同、颜色相同的皮靴。他腰间束着一根带子，还佩带着一把日耳曼古刀。 ] [ 注：在克罗普看来，戈林是个家庭观念极重的人。他跟他的侄子们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尤其喜欢在卡林霍尔的掩体里的复杂电气轨道那儿玩。克罗普常常被那些关于他的主人的流言蜚语弄得心情不快。有人说什么戈林吸毒，化装，身着荒诞的衣服去参加野蛮的纵酒狂欢。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戈林有过吗啡瘾。但他在瑞典逗留时，去医院治疗后戒掉了。据克罗普说，戈林从此就没有吸毒的癖好了。另外，他很少抽烟，唯一过量的是甜食，他从未化过装，也从未烫过发。他的脸色是自然的红润，长长的头发也是自来卷，克罗普说：“他不会在这里狂饮的，否则，我总会发现蛛丝马迹的。” ] [ 注：持这些看法的并非克罗普一人。贝希特斯加登的许多人讨厌鲍曼，但认为帝国元帅是十和蔼的人。元帅在这些人眼里是个善良的人。那些侍候他的人都称他为慈父。 ] 。戈林对他说：“一个星期以前，为了你的事，我去见过元首。元首说：‘当鲁德尔站在我面前时，我不忍心叫他停飞，确实，我不能对他这样说。但谁去指挥空军呢？你可以去对他讲，我不能够。我愿意看到他高兴，不愿在他服从我的意志之前见到他。’这都是他的原话，我不愿更多地谈这个问题了。我了解你的全部理由和困难。”
鲁德尔听罢，二话没说，返回了前线。他坚定如前，继续飞行，不过，是秘密的飞行，直到在一份战报中提到他在一天内击毁11辆坦克的战绩时，他的飞行才暴露了。他接到命令，要他立刻返回卡林霍尔。
戈林发火了，对他说道：“元首知道了你还在飞，要我警告你，从此不准再飞。你不要逼着他对你做出违抗军令的惩处。另外，很明显，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一个以英勇无畏而获得德国最高荣誉奖章的人应取的态度。我没有必要再发表个人看法了。”
二月八日，即两周后，鲁德尔一直在飞。晚上，他接待了艾伯特·斯佩尔的来访。来人是希特勒部长中能力最强、聪明绝顶的一个，负责军备和军工生产。他开门见山地说：“元首准备袭击乌拉尔的军工保护设施，他希望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特别是坦克的生产，起码一年之内，让他们恢复不了元气。”这次行动由鲁德尔来组织，“但你不能亲自飞行，这一点是元首特意关照的。”
鲁德尔提出异议：实际上，别的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他的专长是俯冲轰炸。但斯佩尔仅仅回答他说：“这是元首的意思。”他告诉鲁德尔，他将把关于乌拉尔计划的详细方案送来。然后又对他说，德国工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使他很悲观。然而，他希望西方看清局势，而不致让欧洲落入俄国人手中。他叹了口气说：“但我相信，要解决这一问题，元首对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人物。”
二月九日，元首每天召开的例会之前，参谋长兼东线指挥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研究了关于形势的报告，产生了一种完全失望的情绪。他不善于防守。因而从这一角度看，也不擅长指挥。古德里安带兵有方，骁勇善战，感情丰富，灵活热心。因此他的部下——从参谋到普通士兵——都虔诚地效法他。他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了四年，毕业后来到他父亲指挥的步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通讯军官，尔后是第四步兵师参谋，最后是总参谋部参谋。
他对攻击型坦克的兴趣极为浓厚。但他的看法同那些相信坦克优势的英国人、法国人不同。这些人认为，坦克是围绕步兵运动的。而他认为，装甲战的根本在于速度和操作，其次是火力，最后才是军备实力。在他看来，一个坦克师不仅仅是一群坦克，而且是一件完全独立的武器装备，它包括对空防御武器，反坦克炮，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这样的师可以组编成协同作战的装甲部队，那才是一支行动神速、威力无比的力量。
但德国总参谋部赞同英法专家的意见。古德里安的愿望是希特勒上台后才实现的，因为发动闪电战的可能性激励着希特勒。希特勒把古德里安的理论，在波兰付诸实施。在比利时，坦克部队的大突破也是实施这一理论的成果。如果不是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进攻，古德里安很可能会更早地赶到英吉利海峡阻止敦刻尔克的大撤退。
一九四一年夏天对俄国发动的进攻所取得的最初战绩，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的方针。但开始下雪后，他请求希特勒让他一直不受约束地打到莫斯科去，元首却命令他包围并占领基辅。他照办了，但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古德里安要求希特勒允许他第二年春天再攻打莫斯科。希特勒再次拒绝。于是，他立即发动了对俄国首都的进攻。结果灾难来了。希特勒撤了古德里安的司令职务，直到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的大溃败时，才把他从孤立中解脱出来。尽管他被晋升为最高统帅部统率，他同元首之间的裂痕也只是表面上有所掩饰而已。每次会议上，这种裂痕都几乎重新爆发。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很担心他上司的生命安全。
古德里安二月九日去参加元首召集的会议。他从措森出发向北，前往柏林，30多公里的路上也一直坐卧不安，几乎发疯。他说，有些事情早该做了呀！在北部，很远的地方，库尔兰集团军群的12个师至今未参战，被围在拉脱维亚海岸一带。因为元首不愿让他们从海上撤退。在距离海岸2百公里的柯尼斯堡地区，北方集团军群已被包围。象比他们更北一些友邻部队一样，他们的给养全部依靠空运和海运。这两个集团军群中没有一个曾以任何方式参加过德国战役。还有在维斯瓦河上的希姆莱集团军群，虽然不完全是一个空架子，但在阻止朱可夫向柏林的进攻方面同样无所作为。尽管首都受到直接威胁，希特勒却向南部扑去，大举进攻匈牙利。“真是太可笑了，”古德里安喃喃地说，并表示，他今天要和元首摊牌。
同往常一样，党卫队的卫兵翻遍了每个人剪裁得体的军服，简直有点侮辱人格，然后才放他们走进元首办公室。会议刚刚开始，古德里安就要求希特勒推迟进攻匈牙利，代之以对朱可夫先头部队的大反攻，朱可夫的前锋已经逼近柏林。“朱可夫目前没有给养，我们从他的先头部队的两翼同时发起进攻，就可将他们拦腰截断。”
希特勒耐着性子听着，古德里安接着摆开了这一行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立即召回库尔兰的所有部队，以及在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的所有驻军。他的建议被一口回绝。古德里安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大声申辩道：“你应该相信，我决不是出于固执才坚持要从库尔兰撤军。我这样坚持，是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来积蓄后备力量，而没有后备力量我们就没法保卫首都。我发誓，我这样做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
希特勒站起来，整个左半身都在颤抖。他喊道：“你胆敢这样对我讲话！难道我不是为德意志而战？我的一生都是为德意志而战斗。”戈林走到古德里安身边，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隔壁房间。两个人呷着咖啡，古德里安极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当他返回会议室时，不容别人开口，就再次要求从库尔兰撤军。希特勒怒不可遏，跳起来窜到古德里安跟前，古德里安也不示弱地站起来。两个人怒目相视，甚至当希特勒的拳头开始发抖时，古德里安也毫不退缩。最后还是古德里安手下的一个参谋，沃尔夫冈·托马斯将军拽着古德里安的衣角，把他拉到后面去了。
但希特勒却镇静下来恢复了自持。出乎众人意料，他心平气和地同意古德里安发动反攻。“当然，”他补充说：“反攻的规模不能象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大，因为撤回库尔兰的军队是不可能的。”他的意见是，动用希姆莱用于保卫波美拉尼亚的军队，从北部发动一次极为有限的进攻。
古德里安正要表示异议，忽然意识到，小打总比不打好，起码他可以挽救波美拉尼亚，打开通向东普鲁士的道路。
朱可夫没有料到这种反攻，继续将他的先头部队向德国纵深推进。他早已在奥得河西岸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筑起一座桥头堡。现在正准备以此为跳板，向柏林挺进。
二月九日早晨，德国空军司令部通知鲁德尔：俄国坦克借助桥头堡刚刚渡过了奥得河，正风驰电掣般驶向柏林。最高司令部无法立即调来重炮部队加以阻止，因此，只有“斯图卡”能阻挡俄国坦克。几分钟后，鲁德尔和他的全体飞行员起飞了，朝着结了冰的奥得河方向飞去。他命令一个中队去轰炸法兰克福附近的浮桥，然后，亲自率领反坦克联队飞往西岸。
他发现了雪地上有些小道，是坦克还是高炮拖车的车辙？他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降低高度。当飞近雷布斯村时，他发现了12辆经过巧妙伪装的坦克。高射炮火马上朝他袭来，弹片击中了他的机翼。他以最快的速度拉起飞机，他看到下面至少有八个高炮炮位。他明白，在这样一个既没有树木又没有楼房的开阔地带，轰炸坦克等于自取灭亡。着在平时，他一定去选择一个更好的轰炸目标，但今天，柏林已经告急呀！于是，他通过无线电宣布，他和他的机枪手恩斯特·加德曼上尉去轰炸坦克，其他人待他们弄清高射炮位置后再出击，设法将这些高射炮炸毁。
鲁德尔观察着地形，终于发现有一组T－34型坦克从树林中开出来。他心想：“这回我得听天由命了。”他向下俯冲，防空部队一齐朝他开火。但他继续下降，到了距地面2百米左右的时候，他把飞机微微向上一拉，然后向一辆重型坦克冲去。为了避免脱靶，他不愿从一个过小的角度开火。他的两门炮同时喷出火舌，坦克起火了。接着，第二辆T－34进入了他的瞄准镜。他从后面射击，坦克爆炸，腾起一团蘑菇烟云。几分钟之内，他又接连击中两辆坦克。随后，他返回基地补充弹药。第二次出击，又击毁几辆坦克之后，他非常艰难地返回了基地，机翼和机身都受了伤，他换了一架飞机又出发了。
第四次出击，他打毁了12辆坦克，只剩下一辆体积庞大的“斯大林”号了。他突然把飞机拉得很高，避开了防空武器的射击。然后，又猛然翻身直下。他不断侧身飞行，躲避炮火。快接近目标时，他把飞机拉平，开火，然后成Z字形上升，直到离开炮火射程。他小心翼翼地往高处飞着，一低头，发现“斯大林”号虽然起火，但仍在前进。他急得太阳穴的青筋暴突出来。他知道这是危险的游戏，每玩一次，成功的希望就减少一分。但这辆坦克的某种东西刺激了他，他必须把它摧毁。这时，他发现飞机上有一门炮的信号灯亮了，炮门卡住了，而另一门炮只剩下一发炮弹了。他又飞到800米高度。此时，他思想斗争激烈：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但回答是：也许正是这一炮将阻止这辆坦克横跨德国。“太言过其实了吧？”他心想，即使你打毁这辆坦克，还有成群的坦克进攻德国。但你还是应该击毁它。否则，你会感到终身遗憾。
在一片炮声中，他驾机向下飞去。在他忽而翻滚，忽而成Z形下降时，他瞥见地面的高射炮猛烈开火。他猛然将机身拉平射击。“斯大林”号被击中爆炸了。他心头一阵狂喜，迅速从空中掠过，还来了个鹞子翻身。突然，咔嚓一声，象是有把匕首，也象是灼热的铁器刺进他的右腿。他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呼吸急促，挣扎着稳住了飞机。
“恩斯特，”他通过话筒喊他的机枪手，“我的右腿断了。”
加德曼平静地说：“不可能。腿如果断了，你根本就讲不了话了。”他是个职业医生，但他天生是个武士。当他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就进行过无数次格斗。因为酷爱格斗，才当上了机枪射手。“右翼起火”，他依然平静地说，“非着陆不可了，敌人炮火已两次击中了我们。”
“告诉我在哪儿降落，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你还得把我拉出来，不然的话，我会被活活烧死。”
加德曼给两眼发黑的鲁德尔导航。“着陆，”他喊道，没有树木或电线杆吗？鲁德尔想，如果机翼折断了呢！这时，腿上的伤疼得他反应迟钝了。只有大声喊，他才听得见。
“着陆！”加德曼大吼了一声。
这声吼象是一块冰打到他脸上。
“地形怎样？”他问道。
“很不理想，……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可能昏迷。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着陆”。他感到飞机偏闪了一下，于是操动左舵。他的左脚钻心的疼，他叫了起来，心想：我不是右腿负伤吗？他忘记了，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当鲁德尔慢慢地抬起头来，让飞机飘飞着着陆时，飞机已经起火。他听到一种异常的声音，机身偏斜了，接着听见起落架嘎嘎作响，然后一片寂静。他昏过去了。一阵疼痛使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奥得河畔西侧一个救护所的手术台上。他轻声问道：“我的腿锯掉了？”
外科医生伏在他身旁，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再不能跳水，再也不能撑杆跳高了。今后怎么办呢？那么多伙计都比自己伤势严重。如果能够拯救祖国，失掉一条腿又算得了什么呢？
外科医生抱歉地说：“除了一些肌肉碎片和少量纤维组织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不久，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说帝国元帅希望把鲁德尔送到地下医院去治疗。医院设在柏林动物园里。他还对鲁德尔说，戈林已将他负伤的事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对德意志最了不起的英雄经受了这么大的危险表示难过。他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假如说，鲁德尔是希特勒心目中的理想的武士，那么，47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才子了。戈培尔七岁时，左腿做过手术，比右腿短了七点五公分。上学时，他对智力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20岁左右，他先后一度利用业余时间写过小说，演过电影、戏剧，但从未成功过。他有点天赋，但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后来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吹鼓手。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俩可能是希特勒的最热心的同情者，他们甘心情愿为元首效劳。他们都对希姆莱不信任，希姆莱对他们也表示怀疑。然而，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他们还有突出的分歧。鲍曼是个矮胖子，他的脖子粗得象个拌跤运动员。他的圆圆的脸盘，粗大的鼻梁，使他显得更加粗俗，简直象头牲口。他朴实无华，情愿躲在幕后。戈培尔身材瘦小，有活力，象舞台上的明星一样引人注目。在舞台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活的时刻。他极富于幽默感，思想细腻。听他讲话的人，无论是很多人，还是一个人，都会赞不绝口。鲍曼干起事来孜孜不倦，准确无误，不疏忽任何细节，而戈培尔则富于想象。据斯佩尔说，他的思想更象个拉丁人而不象德国人，这使他成为一位大演说家、一位宣传大师。
鲍曼所以笃信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是因为他反对宗教，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因此而使他的社会地位提高的机遇。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从来不是一位知名人士，就是现在，他在总理府主持党务，在德国也并不出名。他成了希特勒的影子，随时准备去完成最棘手的差事，有时得到常常是料事如神的元首的赞许。有一天，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看到海湾外有一所房子，感到很刺眼，就表示希望那所房子主人去世后，把房子拆掉。鲍曼把这件事铭记在心，马上叫人拆了房子，让主人搬到了另外一处更加漂亮，但他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鲍曼是国家社会主义首脑中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他不要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他回避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少得没有几个德国人认得出他。他最渴望的是，成为希特勒少了他就一事无成的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希特勒秘书。出任这个职务，使他拥有大得可怕的权力，希特勒应该会见谁，该看什么文件，都得他点头。除此之外，所有会议，鲍曼场场必到。
“7·20”谋杀事件后，希特勒越来越多地只依靠那仅有的几个他还绝对信任的人。这些人中，只有鲍曼善于把各种意见和设想清晰地归纳概括成建议。希特勒有一次说：“鲍曼的建议言简意赅，我只消说个‘行’或‘不行’即可。有了他，我十分钟就能处理一大堆文件。要是遇到别人，我得费上几小时。要是让他半年后提醒我做一件事，我可以相信他决不会疏忽。”当有人抱怨鲍曼处理事务方法粗暴时，希特勒袒护说：“我知道他方法粗暴，但他言必信，行必果。在这一点上，我对他绝对信任。”
这两位大宣传家，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分歧，他们拼死较量，争夺元首的青睐和信任。然而，他们的决斗是不动声色的。戈培尔深知元首对鲍曼是何等信赖，没有把他们的争斗公开，而鲍曼呢？也了解戈培尔是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本能地暗中和他对着干。
戈培尔除了宣传部长职务外，还负责柏林的城防。二月初，他为此召开过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与会的有柏林军事长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少将，柏林市长，警察局长，戈培尔的秘书兼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还有豪恩希尔德派驻戈培尔身边作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最近几天，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在戈培尔家里，住在戈培尔夫人和前夫所生的儿子的卧室里。赫尔曼听说过戈培尔的全部艳史，但他却惊奇地发现，戈培尔是个考虑周全、体贴入微的丈夫，而且，在他看来，尽管有那些风流韵事，戈培尔一家相处得十分和睦。一天夜里，空袭时，大家都到防空洞去隐避，赫尔曼发现戈培尔夫人正拿起丈夫的手，深情地亲吻。
二月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要透露一项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人发誓不往外泄露。“我方才见到了元首，”他说道。他象演戏一样停顿了一下。“不论发生什么事，元首均已决定，决不离开柏林。”所有的人都退场了。大家深知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但对戈培尔来说，这也是他对鲍曼的一大胜利。戈培尔长时期以来，始终认为，希特勒的结局，假如终有一天要到来的话，那一定是在柏林，当着他的主要助手的面。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虽然戈培尔和鲍曼左拉右扯，希特勒还是仅仅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才决定留在柏林的。同时，象往常一样，他打算一旦条件变迁，就另打主意。
欧洲国家所有的元首中，只有希特勒，由于他对德国人拥有的奇特的权力，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人。他是一种命运的主人。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他能奇迹般地躲过谋杀炸弹就是一个明证。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一段话：
人类历史上，每经过一段长时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人，他既是讲究实际的政客，又是参与政治的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紧密，他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难就越大。这样的人不致力于满足凡夫俗子的切身需要，他要达到的目标往往只为少数人所理解。因此，他生存在恨与爱之间。眼前的这一代人，不理解他，纷纷提出抗议，正好和他为之奋斗的后代人的感激大相径庭。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只为少数人所理解”，但数百万人却怀着盲目的忠诚继续追随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