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狂澜·第一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柏林东南60公里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1万名盟军士兵显露出某种压抑的兴奋。
尽管严寒刺骨，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战俘们还是拥挤在营房前，议论着最新消息：俄国人已经打到东边不到35公里的地方，而且，还在继续前进。
两周前，关于红军发动重大攻势的风声，开始通过看守们传进战俘营。看守们看上去很焦急，战俘们却精神振作起来。忽然，有一天，几个看守暗示，柏林来了命令，战俘营要成为堡垒，成为坚守到底的孤立据点。过了几天，又风闻德国人要拿战俘当人质，假如俄国人试图围困战俘营，他们就枪毙战俘。随后，又传来更加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将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情绪令人不安的低落，美军准将、萨岗资格最老的军官阿瑟·瓦纳曼不得不下令，立即停止传播小道消息，加快做好可能向西部强行军的准备。一个战俘在日记中写道：“营房简直成了慈善的女施主开办的缝纫工场。”人们在床上盘腿坐着，有的用大衣下摆裁剪着似象不象的手套，有的赶制风雪帽，还有的用长裤改制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碎木头和床板钉雪橇。
但是，小道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一月二十六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房间召集会议。他说他用秘密无线电偷听到的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消息知道，俄国人离萨岗只有35公里了。他叫大家不要鼓掌。然后，接着说，他们很可能要作一次横跨德国的强行军。“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准备应付一切不测事件。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要相信上帝。”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准备就绪。撤退时要用的手提包堆放在各营房前；衣物已叠好放在床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不停地下着。人们在奇异的宁静中警惕地等待着。许多人透过高高的铁丝网，看着那排枝条挂满雪花的松树。远处，茫茫一片。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国家和北非。他的军队深入俄国领土，控制了比神圣的日尔曼罗马帝国版图还大得多的领土。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偌大的统治范围就仅仅限于德国版图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部署在从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沿线，等待发动最后的进攻。东部前线，从亚得里亚海暖洋延伸到结了冰的波罗的海，几乎已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二分之一、匈牙利的绝大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三分之一的领土，它所发动的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攻势，已经进行了15天。
一月十二日，近3百万俄国人——相当于发动进攻时登陆部队总人数的12倍——在密集的火炮和数不尽的喀秋莎大炮、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一条650公里长的战线上的装备很差的75万德军发动了突袭。最北部，伊凡·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罗的海附近东普鲁士历史名城柯尼斯堡快速推进。他的左翼，由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突击，并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之一的战场——塔能堡前进。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是红军诸将领中最享盛名的G·K·朱可夫元帅，他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三天之内拿下了华沙，现在正包围着波森，最后目标是柏林。最后，这次大规模攻势的最南侧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逼进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头部队。
德国方面，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德的北方集团军群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主攻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已被包抄。其中一个集团军，即第四集团军，正在全线撤退。该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明知希特勒严禁这样做，但还是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在该军侧翼，打开了一个约300公里长的缺口。霍斯巴赫晓得，如果不战而退，他的部队则有被歼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那些正在乘大车或徒步向西逃难的东普鲁士50万难民开辟一条走廊。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表示同意，但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海因兹·古德里安却在获悉东普鲁士主要地区未经战斗，也未经他许可已基本被放弃之后，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畔。他一直认定俄国是头号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骨子里是普鲁士人，早就暗下决心，要把他的家乡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教出来。不过，当希特勒把他召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德叛逆时。他还是强烈地替他们两人辩护。
“应该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元首说道：“应该把他们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立即解职。”
“我情愿丢掉我的右臂来替莱因哈德将军担保，”古德里安说：“至于霍斯巴赫，”他继续说道：“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叛徒。”
希特勒没有采纳古德里安的意见。他当即撤了莱因哈德的职，代之以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这个人不久前刚刚向自己被围的部队训过话：“当形势变得阴暗，你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用拳头捶胸，并且说：‘我是国社党党员，这会给我回天之力！’”这个人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将军。这个奥地利人，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贪图安逸，聪明，思想敏锐，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希特勒。他的另一个优点是称职，这一点是值得他的部下庆幸的。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翼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刚刚被希特勒撤去了指挥权。这件事，古德里安也表示了强烈的异议，特别是因为替换他的是希特勒的宠将之一斐迪南·舒埃纳尔将军 [ cdhyy注：又译为许尔纳、舍尔纳。 ] 。
舒埃纳尔是巴伐利亚人，身强力壮，血气方刚。这正是他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的好条件。他的左翼被朱可夫切割，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在巡视了整个前线和后方之后，他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体制，普遍激发了他所视察过的各部队的斗志。在后方，当他把文职人员抽出并发给他们武器时，却遭到了人们的怨恨。在前方，士兵和最年轻的军官从来只能远远地瞭一眼他们的集团军群司令，可舒埃纳尔却赢得了下属的尊敬。他声称要就地枪决任何逃兵，他答应把最好的粮食、服装送到前线，他和部下接触时，总象伙伴一样，轻轻拍着对方肩膀，这种做法使那些旧式军官怏怏不快；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就该挨骂的将军，却把烤饼、糖果送给士兵们吃。
他忠于希特勒就象奈伊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一月二十七日这天，舒埃纳尔用很不正统的方法，整编了中央集团军群，建立于一条松松垮垮的战线。但不管如何松垮，还是一条战线。它一度牵制了势如潮涌、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人。不过，他当然没能堵住朱可夫——德国人最惧怕的俄国人——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的缺口。
古德里安正为此而惴惴不安。他对希特勒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遏止朱可夫的坦克的势如破竹的进攻，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救援集团军群，以便堵住舒埃纳尔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突破口。古德里安建议这支队伍由杰出的、骁勇的陆军元帅马克西米立安·冯·魏克斯指挥。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支集团军群，但认为魏克斯已经疲惫不堪。“我怀疑他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道。希特勒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 [ 注：希姆莱主要职务是党卫队帝国元首（黑衫队全国首脑）。党卫队最初是由希特勒组织的一支280人的精悍贴身卫队，曾宣誓对希特勒绝对服从。希姆莱以这支卫队为骨干，把黑衫队扩编为庞大而有效的完全为元首效劳的组织。其成员根据国家社会主义优生学精选，公开招收。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雅利安人均在吸收之列。党卫队包括若干部门，每个部门均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 ] [ 注：A、“一般党卫队”，由青一色文职人员组成，大部分成员是外交家、高级职员、实业家、律师、医生等。他们在“一般党卫队”内均身居要职。 ] [ 注：B、“帝国安全总局”，是非军事和准军事机构，下设七个处。最重要的有：第三处（德国国内保安处）；第四处，即盖世太保（国家警察）；第五处（刑事督察）；第六处（情报处）。1941年帝国安全总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刺身死，局长职务空缺一年后，由埃内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博士接任。 ] [ 注：C、“武装党卫队”，纯军事机构。它的精锐师中，有若干个由来自比利时、法国、荷兰、挪威、立陶宛、丹麦、瑞典、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志愿人员组成，目的是抵制布尔什维主义。 ] [ 注：D、“骷髅联队”，准军事组织。负责集中营警卫。联队成员大部分是年长的或负过伤的、不能去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九四○年，身强力壮的青年经过训练，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骷髅师”，后来成为“武装党卫队”的一部分。 ] 。
古德里安忿忿地表示反对。他说，希姆莱在军事上毫无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帝国元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光是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去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前线作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激起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反感。其他军官嘲弄凯特尔，按照德文谐音，曾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同样固执己见。他说，希姆莱作为救援军司令，是唯一一个能立即组建一支有效部队的人选。这里，不言自明的是，希姆莱是少数几个他还信得过的人之一。
希姆莱以听到元首的任何倡议时惯有的盲目热情领受了这项任务，并宣称他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瓦河。经商定，这支新军取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希姆莱乘坐自己的专列前往东部前线。在离柏林80公里的地方，他渡过了奥得河，继续前进，抵达维斯瓦河附近但泽正南的一个地方。然而，面对朱可夫，他只有几个参谋和一张过了时的形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他的集团军群只是个空架子。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不假思索地设了一道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向北对波美拉尼亚湾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扎扎实实地挡住了小门，却把正门大大地敞开了。
朱可夫丝毫不打算被引入绝路，他干脆从希姆莱的侧翼迂回过去继续朝正西推进，只遭到一些孤立敌军的骚扰。一月二十七日，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距柏林160公里的地方了。他的前面是奥得河。这是拿下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天然屏障。
萨岗以东各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向西转移。现在，他们正和难民的队伍肩并肩地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着。一批美国战俘已走了一个星期。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阿登战役时被俘的。被俘以后，每人体重平均减轻了15公斤，极易感染肺炎和痢疾。离开维斯瓦河附近的斯措宾战俘营时，是1,400人，如今只剩下950人了。
天气太冷了。詹姆斯·洛基特中校的围巾被风吹掉，耳朵露在外面一小会儿，皮肤就象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送到一个农场。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准备在透风的粮仓和猪圈里睡觉。病得走不动的118人，被送上一列货车，其余的人点起火来烘烤鞋袜。奇怪的是，战俘们人人情绪很高，不论到哪儿，不走到目的地不罢休。
吃过热气腾腾的大麦土豆粥，战俘们昏昏欲睡。他们梦想的，似乎不是自己的妻室，而是一顿美餐。许多人记起了一位前广告编辑拉里·费伦中尉写的打油诗。这首诗是作者献给他的妻子的。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少妇，她大概根本不喜欢这首诗”。
我象身陷囵圄的囚徒，
回味着昔日的美餐佳肴。
摊黄菜，奶油蛋糕；
葱头汤，对虾段；
烤牛肉，炸牛排里脊；
火鸡胸脯、鸡腿加全翅；
械树果汁，香肠和果子蛋糕；
烤鸡，外加炒鸡肉；
白天黑夜，我渴望着兔肉小面包，
和圣诞节日品尝那玉米面果酱饼、饼干、糕点，
奶油芦笋或者干酪丝熏芦笋，
厚厚的奶油水果馅饼，还有葡萄、苹果或越桔。
用过味美幻奶油牡蛎，
我往往向你喃喃低语，我亲爱的！
几十万德国老百姓，舍弃了他们在波兰的农庄，赶着大车，在同一条路上逃难。儿童、老人和病号或骑马或坐牛车。身强力壮的跟着车步行，头上套着一条装土豆用的麻袋，上面开着两个洞，可以看见外面。大路上，到处是四轮载货车，双轮单马车和雪橇，可以说凡是装上轮子或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用上了。带篷的车子很少，人们拥挤在潮湿的稻草上，有的身上蒙着被雪打湿了的鸭绒被，想这样凑合着抵御寒风和大雪。
一望无际的队伍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缓慢地行进。那些从农场征调来的年轻工人不时地扰乱队伍。这些人中有法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此时，他们也和他们过去的主人一样，匆匆地逃避俄国人的追赶。人们待他们很好，所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决定把自己的家属也一齐带走。
不过，和由此向东400公里的地方那些正在逃离东普鲁士的难民相比，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当地的党魁埃里希·科赫曾经声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的手。因此，他严禁向西部转移。但是，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冲过了边界以后，少数当地官员就向科赫挑战了。他们下令让老百姓外逃。老百姓闻风而动。他们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此时正和齐膝深的大雪搏斗着。
在波兰西南端奥斯威辛集中营，科涅夫元帅的一支部队已经到达那里。这个集中营看上去并不可怖，甚至还有点可爱，几排整齐、结实的砖房排列在两边长着树的街道上，大门上方有几个大字“劳动即自由”。集中营满员时，能容纳20万人。但当红军来到时，这里只有5,000人了。而且，这些人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欢迎自己的救星的到来。其他的幸存者早就被疏散或是用火车运到西部的集中营去了，免得让他们被苏军解救。上一周，党卫队烧了许多装满鞋子、衣服、头发的库房，以消除大屠杀的一切痕迹，一九四一年夏天，希姆莱曾对奥斯威辛司令官鲁道夫·赫斯说过：“元首命令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队坚决执行命令。”因此，奥斯威辛大概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避开了众人耳目，又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
赫斯在党卫队里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他尽一切可能在占地总面积为40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的三个中央集中营和39个卫星集中营里监督行刑。他要给部下作出表率并“在期待着别人来接替自己不愿干的这项差事的同时，力求不出事故，免受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停车线起，直到他们的尸体被焚烧，他一时不离开现场，有效地进行工作。大约2,000名妇女、男人和儿童，在运来的途中就挑选过了。人们对他们说，要送他们到淋浴室去。实际上，是要把他们光着身子送到毒气室去。那些猜出真情的人踌躇不前，遭到棍棒的毒打和警犬的扑咬。
毁掉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一月二十七日清晨，最后把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炸毁了。但是，这种做法并未能消除近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可怕罪行的证据。尽管大火焚烧和炸药破坏，红军还是发现了数以吨计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还有许多埋葬着数10万人 [ 注：苏联政府提供的数字是400万，但杰拉尔德·里特林格在他的《最后解决》一书中认为，在奥斯威辛焚尸炉中有60万人遇害，另有30万人死于疾病、饥饿或惨遭枪杀。鲁道夫·赫斯在一项宣誓声明中说，250万俘虏被杀害，50万人因病饿而死。但后来，在华沙审讯过程中，他又把总数缩小为113.5万人。 ] 的公共墓坑。
首批难民到达了柏林郊区，大事张扬红军如何残暴，全城顿时一片恐惧。然而，还有许多公民相信戈培尔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盟军值得庆幸的是，V－2火箭直到去年秋天还没有做好大规模使用的准备，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看法，盟军在法国登陆“就会被取消”。但现在，由34岁的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的、在佩内明德的实验站制造的V－2武器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造成破坏。最近，布劳恩重新审查了一件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带副翼的V－2作最高一级。这一级安装在运载火箭的顶端，可以把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打击纽约。这是当时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尔贝格尔准将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他此前刚刚接受了一项任务，要生产一种导弹，能万无一失地击毁任何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使盟军失去空中优势。“多尔贝格尔参谋部”的10名成员，在审查了这方面的多次实验之后（由地面或空中发射没有精确控制的导弹制导的防空火箭），得出结论说，他们只有把精力集中在少数项目上，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们一致同意只保留四件有制导装置的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种能达到超音速的类似的火箭；克拉梅尔博士的X－4，一种飞机发射的导弹，和正在佩内明德制造的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瀑布”。多尔贝格尔小组还发布命令，规定一切与神奇武器有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都要迁回德国境内，力求远离战区。例如，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用不了几周，就会被朱可夫的部队侵占。
隔着几条街，那些被希特勒召去参加下午会议的人，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们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位骑兵上尉——登上12磴台阶，走到沉重的实心橡木门前，进了门，兜了个大圈子朝元首办公室走去。直接通往元首办公室的路已被盟军飞机炸毁。他们从玻璃上贴了草板纸的窗户前走过，穿过几道走廊和几间没有任何壁画、地毯、挂毯的房间，最后来到了候见厅。手持冲锋枪的警卫人员笔直地站在那里。一位党卫队军官彬彬有礼地要求他们放下军刀，然后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自从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开会之前，在希特勒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以后，这种做法已司空见惯了。炸弹爆炸时，两名与会者当场毙命，但奇怪得很，希特勒本人只受了点轻伤。自此以后，对所有人，甚至包括总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古德里安本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安措施。
十六时，屋里坐满了军界和政界领导人，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精明强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过了几分钟，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是一间宽敞的、陈设简朴的房间。一端，法式窗户挂着灰色窗帘，地毯几乎遮住了整个地面。一面墙前正中央，放着希特勒的实心木制办公桌。后面，有一张黑色沙发，背对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皮面厚实的软椅上，助手或是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有的站立着，有的坐在靠背椅上。办公室内总共有24个人。
十六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他双肩下滑，左臂低垂着。他跟几个人有气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朝办公桌慢慢走去。一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顺势重重地坐下来。偶尔见到希特勒的人会以为他左臂的伤残是施道芬堡的炸弹造成的，但实际上，炸弹造成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况且早已痊愈了。希特勒一九四二年得过一次重流感，他左臂局部瘫痪正是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用药不当的结果 [ 注：谋杀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被召来为希特勒体检的耳鼻喉科专家埃尔温·吉森博士发现，莫勒尔两年前用以减轻元首慢性病的“克斯特尔博士研制的防毒药丸”含有士的宁和颠茄。莫勒尔未加说明就把大量药丸交给了希特勒的侍者海因茨·林格。元首用药时，他立即送来服用。吉森把他的发现报告了希特勒的主要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勃兰特又报告希特勒说，莫勒尔已使他慢性中毒。但希特勒却辞退了他，并未经任何其他程序就免了他的职。十分可能的是，大量服用这种药，在一九四五年加剧了希特勒健康的恶化。 ] 。流感完全好了，但眼睛却不时地流泪。过了几周，左臂感觉麻木，后来又蔓延到手掌。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队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他的左手只是略感不便，他养成习惯把手放在衣袋里。
那次谋杀行动以来，希特勒苍老了许多了，这倒不是由于伤残所致，而是由于谋杀案无情地表明，竟有那么多高级将领受到牵连。虽然在残酷的清洗中，已有数十名嫌疑分子被处决，另有几十名等待受审，希特勒还是感到十分焦躁，这使得所有军官都惶恐不安。反过来，他又过分地酬劳那些七月二十日对他表示忠诚的人。他把奥托·雷梅司令晋升为上将，还一再用动人的言词感谢凯特尔，其原因仅仅是凯特尔把他从瓦砾堆中解救了出来。对军人的疑虑使他进一步生活在他称之为心腹的小圈子里，即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助手和家庭其他成员之中。他象他们的老子一样，听他们述说个人遇到的难题，对他们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关心他们的福利待遇，恰如其分地礼遇他们。他常对肯普卡说：“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派。”
会议一开始，古德里安首先对东线日益严重的失败提出了一份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了他的报告，并宣称，必须在俄国人赶来营救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全部战俘疏散。一位助手走出去传达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讲话。希特勒发表了评论，还提出几项建议。但当讨论涉及到西线战事时，他马上活跃起来。他耐心地听着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一种夹杂着行话的语言解释库特·施图丹特上将为什么把整个H集团军群留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戈林说：“那些诽谤施图丹特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讲话时，总是那么慢吞吞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激动而已。诽谤者们认为他是疯子，但他们并非象我那样了解他……如能把他调给我，我会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善于给空降兵鼓舞士气。”说完这番话，他模仿施图丹特的慢吞吞的、矫揉造作的讲话方式说道：“施图丹特说：‘元首……对我……说过……’。我是了解他的，但旁人不了解他……前几天，有人问我施图丹特是否吸毒。我回答说，‘不，他不吸毒。他始终是这样讲话的……’”
“他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希特勒说道。
“那好，我很高兴要他。但我担心，当碰到危机时，你就会大发雷霆，并把他要回去。我看到的不光是眼前。”
“我不会要他回来的。”希特勒生硬地回答。
戈林继续说道：
“在您身边，他或许讲话会越来越慢，这是可能的，不过，他退却的也许会更加慢。”
“他使我想起了费尔斯，我的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仆人。”希特勒说：“当我让他做一件事时，他得花好长时间去做。他缄默不语，但干活儿很能吃苦。他除了行动迟缓，没有别的毛病。”
话题又转到另一位司令官、党卫队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简直是只狐狸……，”希特勒带者沉思的神情悄声说道。
“他穿得象马车夫一样标致。”古德里安说。
“他扣扳机动作迅速。”凯特尔补充说。
“……还有他那两只奸诈的小眼，”希特勒顺势补充说：“不过，他负过重伤，可能对他有影响。”（豪赛尔脸上有一块皮肤被弹片刮掉了。）
“不，他的伤没那么严重，”党卫队准将、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说，菲格莱因是马夫出身，举止象小丑。他在武装党卫队内平步青云，是因为他在东部前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因为他与格利特·勃劳恩的婚姻。格利特是爱娃——希特勒多年来的情妇——的妹妹。“帝国元首（指希姆莱）要是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豪塞尔）的。否则，他会遭到批评。帝国元首对这类事情是十分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不过，帝国元首总是受到指责、”菲格莱因还在坚持。
几位年轻军官忍住了，没有笑出来。背着菲格莱因的面，他们都称他为“土包子”。
“那只是有什么事情办糟了的时候。”希特勒悄声说道。
菲格莱因没有察觉元首已有点不耐烦了，还在继续笨拙地为别人辩护：
“此外，豪赛尔还认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兵所能尽力而为的，就是在前线英勇地战死。”
“但是，我对此并无兴趣，”希特勒说道：“这是一种劣等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说：“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是善于顶风冒险的人”，菲格莱因继续说：“他在枪林弹雨之下，无所畏惧……”
“要是我的话，我会隐蔽起来的，”希特勒说道。随后，希特勒就象往常一样，把话题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我当时恰恰遇到一位将军，不肯隐蔽。他的耳朵也不太灵。”几分钟后，有人开始谈起了过去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我们有些武器弹药真能使你毛骨悚然。”希特勒接着又回顾起他过去的军团的炮火来，因为他实在不愿重提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半情况下，我们实行严格的军火配给制。但发动进攻时，我们可以任意开炮。我记得五月九日那天，炮兵少校帕塞瓦尔的炮台发射大约5,000发炮弹，它全天都在不停地射击，就是说，每门炮打100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把谈话拉回平静的意大利战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说。显然，他方才在想别的事，因为，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你们难道不认为，归根到底，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那么兴高采烈吗？”
“英国人显然不高兴。”约德尔说道。他预感到丘吉尔也象他们一样，担心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假如事态继续发展，”戈林说：“我们很快就会收到一封电报。英国人没有料到，在俄国人继续深入德国领土，几乎侵占了德国全境的今天，我们还会象傻瓜一样寸土必争，把他们牵制在西线。”他的话里带着一种讽刺意味。因为，正象古德里安一样，他本人也认为，当东线节节溃败的时候，西线还拼死抵抗实属荒唐。
希特勒没有注意帝国元帅话语中的挖苦讽刺，更加兴奋地讲起，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英国人手中。这份情报透露，俄国人正把一支由20万“严重地受了共产主义传染”的德国战俘组成的部队派到德国。“这件事会使他们坐下来冷静思考的，”希特勒最后说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东进，”戈林说：“但不是为了让东方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却毫无实际含意。英国报纸已经辛酸地提出问题：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
会议还在继续，一会儿是约德尔叙述南斯拉夫的战事，一会儿又是希特勒大谈俄国新式坦克和如何制造制服这种坦克的炮弹。随后，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就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队军官地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不拢。戈林，这位享有盛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司令，总是象军官一样思考问题，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则象士兵一样看问题。另外，希特勒自从有人试图谋杀他以来，对整个军事系统更加疑虑重重。“整个官僚主义的体制，必须一劳永逸地通通扫除干净。”希特勒突然说道：“军内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文职机关的官僚主义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戈林未予理睬，继续兴致勃勃地说，应该给军官以力所能及的任务，但应保留他们原来的军衔。
“不过，我不会象原来那样使用他们。因为，如果此人是上校，把一团人交他指挥，无异于把3,000人送到屠宰场。他现在甚至连一个班也指挥不了。”
“假如是这样，可以让他领导警卫队。我已向我的几位将军建议这样安排。”
戈林不肯让步，两个人开始象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当希特勒说军阶和职务应该相辅相成时，帝国元帅却认为，只有倒霉的私生子才肯接受降格使用，换一个别人就会自杀的。
希特勒想让他冷静下来，答应决不削减退役军官的军饷，哪怕重新把他当作中士起用。但戈林大叫起来：“我会把军饷扔到他们脸上，并对他们说：‘你们丢尽了我的脸！’你知道，迄今为止，这种作法，一直被看成最大的侮辱。”
“迄今为止”四个字，希特勒还是听到了。他没好气地说，“不过，并非完全如此。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讨论没完没了地在进行。古德里安厌倦了，蜷曲在椅子里，他急于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东部前线那些成堆的难题。
“今天，我们处于紧急状况之中，”希特勒加重语气说道：“我必须设身处地替连队指挥官着想。连队指挥官是完全称职的。能够指挥全连的中尉，而他的上司却是一个根本指挥不了一个连队的上校，因为他24年来从未那样做过。让这样一个穿着上校军服的人去指挥一个排，他甚至都无能为力。这样杂乱无章地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连指挥官要向这位上校敬礼吗？”
“这种根本性变动会推翻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的东西，”戈林说道：“这种想法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希特勒说道。
象凯特尔和陆军人事首脑威廉·布格道夫上将一样，古德里安已经坐立不安，但是他还在用一些牵强附会的论据支持元首。这些论据，在300万俄国人决心在国家东部边区大举复仇的情况下，是十分荒诞的。
最后，希特勒把他的论据又一一列举一遍。
“第一，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徇私情任用一些五、六十岁、不适合服兵役的人，而同时却把行伍出身四十多岁的解职。我不能这样做。第二，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不能领兵打仗的人。”
戈林打断了他的话：
“第三，我很难断定这些人到底是否能带兵……假如根本不让他们带兵的话……”
戈林提出的论据把在场的人惊呆了。
“要是他们称职，他们就有兵可带，”希特勒说道。
“他们早就是称职的……”
“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应该迅速证明自己现在仍然称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学习。这决不是失宠。无论如何，我就曾不得不学习怎样当帝国首相。我曾是党的领袖和自己的主宰，而现在，作为帝国首相，我还得听从帝国总统的。有段时间，我甚至当过不伦瑞克的政府雇员。”
一九三二年，不伦瑞克的一位纳粹部长，曾任命希特勒在他的部内任职，以使希特勒自动取得德国国籍。但这一点，希特勒是不愿回顾的。
“但那不是服现役，”戈林简练地回答。
会场突然一片寂静，令人发窘。
“你怎么敢这样讲话！”希特勒火了。“我为这个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尽管谣传戈林由于空军的衰落，已失去元首的信任，但他们之间这样无拘束的交谈仍然表明他们彼此是何等亲密无间，同时也使人明白帝国元帅仍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一个传令兵进来，把一张纸条递给菲格莱因。这位肥胖的将军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1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由车队疏散，”菲格莱因念道。接着，他补充说，已经通知更靠东一些的另外1,500名俘虏，他们可以留在原地等着俄国人到来。“他们都不答应，”他很激动地说：“他们情愿和我们并肩战斗！”
连约德尔这个倔强的人也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他说道：“我们如果能让英国人、美国人去打俄国人，那就太好了！”
但是，希特勒持怀疑态度。“也许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说过类似的话，但被夸大了。整个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可疑。”
“好，”菲格莱因说，似乎方才元首表现出很大热情似的。“如果真有这种事，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渔利。”
两个年轻军官互相用胳膊肘推了一下。
“不过，倘若仅仅是某个战俘这样表示了一下，那就不会有什么利可图了，”希特勒有点厌倦地说。
会议到十八点五十分结束。古德里安和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返回柏林正南32公里的措森。将军厌倦了。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上，他们喋喋不休，却没有作出关于东部战线危急形势的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战线集团军群司令之一费迪南·舒埃纳尔刚刚作出一项微妙的决定，他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曾竭尽全力修补朱可夫突破奥得河时打乱的北翼防线，但现在，南翼也孕育着另一场灾难。那里，朱可夫正向第17集团军发动猛烈进攻。
舒埃纳尔到告急地段视察了一趟，深信他们如果不立即撤退的话，那里的守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关键性工业区。除去鲁尔区，上西里西亚是帝国最大的、也是仅存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数次电告舒埃纳尔，绝对禁止以任何借口丢弃该地区。但是现在，不管再做出什么努力，这个地区是丢定了。于是，舒埃纳尔给第17集团军司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让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少将在他跟希特勒通话时，拿起听筒。
舒埃纳尔开门见山地说道：“元首，我刚刚下达了命令，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倾听着对话，预料元首会大发雷霆和撤销上述命令，但柏林方面却没有声音传来。
“这些部队连续打了两星期硬仗。现在，他们疲惫不堪。”舒埃纳尔接着说：“假如不把他们撤回，我们就会损失整个第17集团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被打开。我们向奥得河撤退，并在那里停下来。”
长时间沉默之后，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来了：
“好的，舒埃纳尔。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合适，我同意你的意见。”
在萨岗，几个战俘正在阅读一份动员他们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国境。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认为，征服西方的道路业已向他们打开。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决定性战役。但这对英国、美国和拯救西方文明来说，同样是决定性战役……因此，我们现在向你们讲话，就象是白人对白人的讲话……我们可以断言，你们中间大部分人能够想象得到欧洲毁灭的后果——不仅仅是德国的毁灭，也是欧洲的毁灭——欧洲的毁灭也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也已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消灭、征服的东欧各国1万名志愿军的队伍。东欧各国不得不做出抉择：屈从于最残暴的亚洲桎梏，还是将来在欧洲文化中作为民族而存在。作为民族而存在，当然也代表了你们自己的理想……请你们把自己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就会得到我国士兵的照顾。因为，我们期待着你们和他们一道完成他们的使命。这不是某一国家的事情。今日的世界，与东西方的战斗休戚相关。望诸位三思。
是赞同西方的文明还是东方的亚洲式的野蛮，是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恰恰象东面的其他战俘一样，也正好和希特勒的预言完全一致。没有人愿意合作。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小册子收进背包，仅仅是为了留个纪念或是留着当手纸用。
那天晚上，五座建筑物里的大部分俘虏正做着行军的最后准备，但在南楼里，却有500人正在观看一出他们的小剧团上演的倍受欢迎的剧：《你不要把它带走》。演出厅是俘虏们自行设计修建的，里面放着许多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入场看戏每人要交一块煤砖。脚灯和聚光灯全是用装英国饼干的木箱做的。天幕上方，甚至还有灯架，架着小型活动聚光灯。从2月份，剧目首演，南楼俘虏们编演了种类繁多的杂耍、独幕剧，还有百老汇大街的戏剧，如：《首页》、《谈情说爱》和《服务上门》。剧中的女角当然都是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剧场内四个角落的炉火只能维持大厅不结冰，但观众们被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完全吸引了，以至忘了寒冷。十九点三十分，正门“哗啦”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一位南楼里资格最老的军官，穿着手工制作的木拖鞋步履沉重地从侧面通道走过来。他原是美国轰炸机驾驶员，个子不高，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断了腰脊。他刚一登上舞台，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看守们方才来了，他们要我们三十分钟之内到大门口集合。”上校说：“收拾衣物，整队集合！”
人们一窝蜂似地跑回营房。他们彼此很少说话，迅速穿上内衣，袜子和最好的军装。运气最好的拿出了他们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干脆三口两口吞掉。大家互相帮忙穿好大衣，打好背包，被子捆好背在背上。
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一根皮带把楼内的秘密无线电台系在背上，听筒早已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忙着挖土，有时土地冻得太硬，还得点火烘烤，才能挖出埋藏在地下的密码本、地图和钞票。
每座大楼的战俘分别站队。他们报数，把背包堆放在一起，然后冒着风围成圈圈，轻轻地跺脚取暖。他们等待着。从入伍已来，等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头上没有东西可戴的人冻得一阵阵头痛。过了三十分钟——长得简直象几个小时，上百名看守牵着十多只狂叫着的警犬，来到南楼前召集俘虏们。当他们列队走过西楼北楼中间时，其他战俘们向他们高喊“再见”、“祝你们运气好”。当这支2,000人的长蛇般的队伍终于跨出正门，冒着大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二十二点了。
西楼队伍跟在后面，每个人都背着很重的东西，迈出大门时，又加上红十字会的五公斤重的包裹。他们中许多人只留下几样东西，诸如巧克力、沙丁鱼。路边的沟里，很快就丢下不少吃的东西。
中楼里资格最老的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曾对他的部下说过，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列的最前面，他希望大家按照德国人的一切命令行事。“假如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会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他命令手下的人，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行进迟缓，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四时，最后一队俘虏才跨出俘虏营的正门。
走在这支13公里长的队伍最前面的人已经疲惫不堪。狂风大作，地上又铺了60厘米厚的雪，每前进一步，都要忍受极大的疼痛。尽管如此，艾伯特·克拉克中校，这位一九四二年被击落的美国驱逐机驾驶员，还舍不得丢弃他那两本厚厚的德国报刊剪报册。他开玩笑说，谁要是帮他拿书，他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酒。威利·兰福尔中校当了真：他把这些书放在一个临时赶制的雪橇上，此时此刻，正拉着它走呢。其他十多个人，其中也有克拉克本人，轮流拖着精明能干的兰福尔做的另一个大雪橇，上面放着他们的全部背包。
每隔一段时间，队伍就停下来，人们拥簇在一起，两腿伸直，就象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人的身上，没有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积攒下来的东西，全都丢在路旁，背包又重新摆放得整整齐齐了。有些人用手头的信纸、报纸点起了火，这些信、报都是长期珍存的。
重新上路后，背包虽已减轻，但还是显得更重了。有个人摇晃了几步，跌倒了。
两个伙伴担心他会被枪毙，取下他的背包和被子，拖着他继续前进。但是，精疲力尽的俘虏们坐上了车子。因为现在，俘虏和看守已经差不多，看守们也已经丢下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平日对待俘虏很和善，现在，实际上由两个美国人抬着走，另一个美国人替他背着枪。
午前，先头部队在离萨岗30公里的一个村子停下来，并且在三个马厩里宿了营。远远落在后面的人继续赶着路，他们越来越体力不支，衣服被雪水和汗水浸透了。谁精疲力尽了，他的同伴就过来替他搓手取暖，直到救护车辆赶到。如果车子已经满员，那么，体力稍好的就让位下车。
中楼的俘虏们在下午三点抵达哈尔堡市，他们不休息是寸步难行了，便在剌骨的寒风中等待着，一个德国中士给他们寻找住处。一位教士终于打开了一所路德教堂，500人都涌进去了。他把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座小学校也开放了。
1,500人拥挤在教堂里，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地方。彼此轮换着坐在板凳上，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谁也动弹不得。其他人睡在凳子下面，席地而卧。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的热量很快使人难以忍受，于是大家纷纷跑到外面去吹吹风。黑暗中，挤着去厕所的人很多，但是，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太费时间了，有的病号没来得及走到门口就呕吐到熟睡着的同伴身上了。那些得了痢疾的人，熬不住这样慢吞吞走，奋力推开人群。没过几小时，教堂里空气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出去的争吵起来，简直要大闹一场了。
突然，有谁喊了一声“安静！”原来是斯皮维上校身着内衣出现在主教座椅旁。他的侧面是年轻的基督教牧师丹尼尔。
“假如我再发现有人吵架，”当大厅里终于寂静下来后，斯皮维说：“我让他出去在雪地里一直站到天亮。我要说明，别人推你、搡你、踩你，甚至呕吐到你身上，这和可能遇到的境遇相比，并不是最糟糕的。现在，我们是在室内，可三个小时以前，我们还在致命的寒冷中奔波。”上校要大家帮助病号，与邻为善。“假如睡不着觉，你就坐起来，想想你的妻子。要是你说不出什么顺听的话，就闭上你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温和地说：“你们是否想过，此时此刻上帝可能正在考验着我们的信仰？”说罢，他祈祷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精疲力竭的人。“给予我们继续生存和向自由与解放进军的力量吧！阿门。”
人们终于安静下来了，大部分人入睡了。
在柏林方向朱可夫主攻的路线上，另一队盟军俘虏正在行进。他们八天前离开了波兰的什科肯俘虏营，此时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32公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79个美国人、200个意大利人，其中还有30名翁伯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前将军。它的领队是赫尔利·富勒。这位美国第28师的团长是在阿登战役时被俘的。当时，他的一位士官曾对他说：“德国鬼子肯定会因为抓到富勒而不得安宁。”从一开始，富勒就把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向西转移的第一天，他就象从前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下令中途休息，他自己就带头躺在雪地上。那些对此感到吃惊的看守们，看得出这位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很有志气。由于他总是显得不怕威吓，看守们干脆让他带队行进。整整一周，富勒一直想方设法破坏西撤，他希望俄国人来解救他们。他们现在进驻了乌加滕，不然的话，早已在横渡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座学校里为战俘们安排了食宿。他曾经愉快地在纽约学习了五年银行业务，因此他很亲美。“你和我们合作，”富勒说：“我们一定设法让你再到美国去。”
这天夜里，黑格尔在广播中听到戈培尔一项安抚人心的报告：东部的局势虽然严重，但决无理由惊慌失措，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问世，俄国人将轻而易举地被击退。但是，黑格尔刚一关闭无线电，就隐约听到了隆隆的饱声。
次日，一月二十九日拂晓，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附近有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便决定甩掉俘虏，以免被俄国人追上。他赶到学校，唤醒黑格尔，然后用德文写了一张条子。七点左右，他把条子交给富勒。条上写着：“由于俄国重型坦克的逼近，美国军官们难以继续赶路，他们必须留在后面。”
“等俄国人来了，我找他们借件武器，追上去，把你这个蠢货干掉，”富勒狠狠地说。他看上去似乎怒不可遏，实际上，摆脱了马茨使他很开心。黑格尔正在匆匆穿衣服，富勒走过去，拿掉了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并对他说：“你要留下来。”说罢，他让黑格尔穿起一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内衣和军鞋，还发给他一个编了号的军人身份证。“从现在起，你就是美军中尉乔治·马尔鲍尔。”马尔鲍尔最近潜逃了。“不要害怕，”富勒对深感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待我们很好，我们会替你解围的。”
上校召集美国人，让他们留在学校，并警告说，谁要是抢劫，就惩处谁。马茨走掉的消息不胫而走。不消几分钟，乌加滕村村长来了，富勒给了他唯一一项任务，就是搞给养。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185个波兰人愿意和美国人并肩作战。富勒应允了。过了片刻，他又收留了17名法国俘虏，其中一名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增添了新生力量的部队建立了指挥所，并下令收缴全村武器。富勒一经有了武装，立即准备抵御任何敢于进犯乌加滕的人，不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手下的三个美国人，已经和德国人干起来了。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一个星期前行军时潜逃了。后来，当他们与一支红军装甲部队相会时，红军指挥官和亚德利拥抱。俄国军官轻轻拍着亚德利的肩膀说：“你们是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好样的！史蒂倍克、雪弗莱 [ 注：两种美国汽车的名称。 ] 真棒！”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酒、食物和被子，一再挽留他们参加他的部队，一起作为盟友对德作战。
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这三名美国官兵，在离乌加滕不远的地方参加了一次红军装甲部队发动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朝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不由自主地跳进了战壕，这引起了俄国人一阵哄笑。俄国人无所谓地呆在大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朝飞机开火。纵队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丢在路旁。纵队开进了克罗依茨村，扫荡了负隅顽抗的敌人。
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在乌加滕设了防。除了26支步枪和马茨及看守们丢弃的两挺机枪外，还有从当地老百姓手里收缴来的猎枪、火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把武器分发给全体美国人和185个波兰人，并在村子四角设置了岗哨。村东，挖了枪眼，埋伏了机枪。二十一点前后，好几批德国兵小分队被打散了，吓跑了，36名德国散兵被俘。
过了一个钟头，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正睡在村长住所的三层楼上，被一阵炮声惊醒。富勒从窗子望去，只见十多辆坦克闭着灯隆隆地开过来。这些坦克不象是德国人的，倒象是美国的“谢尔曼”式坦克。三个人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已经有人用拳头敲门了。门外有人喊话。
“他们讲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可能是俄语，”富勒说，“打开门吧！”
楼梯里响起了脚步声，黑格尔赶快喊道：“这里是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朝他们冲过来，粗暴地用冲锋枪对着他们的胸膛。富勒用手指了指隔壁房间的门，苏联人终于理解了，把亚历克斯·贝尔坦，即那个懂俄语的法国浮虏，叫了过来。当这个小队的俄国指挥官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他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时，他笑了，并用讥讽的语调说：“美国人怎么会走在红军的前面，先到东部前线来了？”说着，他越发把枪口贴紧了富勒的胸膛。
听了贝尔坦的说明后，俄国指挥官拥抱了富勒，还吻了他的面颊，然后慷慨地说：美国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打算甩掉那36名俘虏。上尉答应把俘虏带走，还要对德国老百姓实行宵禁。
两位盟友向村子的广场走去。俄国坦克——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谢尔曼”式坦克——集结在教堂周围。人们把36名俘虏从地下室放出来，其中一名伤势很重，躺在一辆双轮车上。正当上尉再次和富勒拥抱时，上校听见一声枪响。他赶紧回过身，只见车上的伤兵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