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我们同在·第十

作者：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

出自————《战争通史》

　　 河岸边有一些军官和士兵带领大家走到集合的地点，那些士兵和军官的态度并不是十分友好。而那些戴着徽章的宪兵们简直让人心烦透了。

　　 所有的地方都有宪兵，在这些军事警察中有些人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想忘掉罗姆尼的那些宪兵，还有我们从顿河撤退时遇上的那些宪    兵，我们不想让这些不愉快的回忆破坏了我们回到第聂伯河西岸时的好心情。

　　 我们跟随着两个坐在挎斗摩托上的家伙在淤泥里前进着。他们没有让我们列队前进，而只是让我们在后面随意地走着。也许他们知道我们一路上的艰难，所以决定让我们放松一些。现在我们摆脱了俄国人的追击，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摩托车开始加速了，我们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走了大约两公里后，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很大的营地，那些先我们到达西岸的士兵们正在等待和休息。现在天黑下来了，小雨依旧下着。那里的铁丝网沾满雨滴而反射着周围的亮光。两个拿着机枪的士兵正在门口示意我们往前走。我们停了下来，那辆挎斗摩托加速开走了。我们站在铁丝网环绕的一块地上，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们试图告诉自己，军队里面的事情总是这样的。这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科诺托普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士兵的欢迎让人失望。也许他们会带我们到那些干净、整洁的营房里面，接着就可以好好睡上一觉恢复恢复了，或者他们准备发放我们的休假通知呢。最后的这个猜测让所有人都忘记了雨水和泥泞，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憧憬。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这时另外一批士兵也加入了进来。雨越下越大了，我们现在浑身都淌着水。在不远处，一排坚固屋顶的木板房，一些士兵被编成20人一组走到了这些房子里。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相信现在倒霉的经历就要结束了。那些被带到木屋里的士兵再也没有出来，他们现在一定睡在了软绵绵的床上，这些走运的浑蛋！

　　 一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了。两名预备役军官和一名上尉带着我还有另外的19个人走进了一栋房子。房子里面有一台发电机，光线非常明亮。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肮脏的外表，感到有些不自在。一些军官和宪兵正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长桌子那里。一名二等兵走到了我们面前，他向我们喊着命令，他的口气听起来就像是那些新兵训练营的教官。他告诉我们走到桌子那里准备检查，并且要拿出那些准备检查的证件和枪械。这种见面的方式让我们更加不自在起来了。

　　 一名坐在桌子边的宪兵喊道：“首先，你的证件。”

　　 那名站在我们这组第一个的上尉此时正在被询问着。

　　 宪兵说：“你的部队在哪里，上尉？”

　　 上尉回答道：“被打散了，宪兵先生。他们要么阵亡了，要么失踪了。我们打得很艰苦。”

　　 那名宪兵看着上尉的证件，什么话也没说。

　　 宪兵接着问道：“你是否离开了你的士兵，或者是他们都阵亡了？”

　　 上尉停顿了片刻，我们此时都在注视着他。

　　 上尉用一种愤怒的语气问道：“现在我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吗？”

　　 宪兵说道：“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上尉先生，你的部队在哪里？”

　　 上尉显然发现自己被问住了，实际上这里几乎没有人能够回答类似的问题。

　　 上尉试图解释，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看来上尉在突围中丢掉了太多的东西。那个宪兵现在询问着上尉丢失的东西。在那个宪兵看来，一个人在这次突围中能够活着回来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人在入伍之后掉了15公斤体重也不算是一个稀罕的事情。那个宪兵只注意到了上尉丢掉了自己的蔡司牌望远镜、装地图的盒子，还有便携式电话。

　　 按照规定，一名德国士兵宁可死去，也不能丢掉自己的装备。这个倒霉的上尉被送往了纪律营，在那里降职为军士长。

　　 上尉此时眼睛睁得大大的，看起来正在从这个令他震惊的处罚中缓过神来。两名士兵接着拽着他走到了一群神情沮丧的人中间，他们都违反了同样的规定。

　　 现在轮到我了，我把自己皱巴巴的证件从口袋里拿出来，那个宪兵一边翻看着，一边狠狠地看着我。他看了一眼我焦虑和沮丧的脸，然后继续查看着一些清单。

　　 我幸运地找回了自己的部队，也留下了那张医务所开出的证明我带病参加战斗的条子。但是现在我的头有些晕，觉得自己就要昏倒了。那个宪兵飞快地读着一名普通士兵规定要带的一连串的物品的目录，我没有全部听清楚他说的话。看来我总共丢了四样东西，其中包括那个我故意丢掉的操蛋的防毒面具。

　　 我的军饷证被那排人一一审视着，然后有人在上面盖了个章。我在慌忙中做了一件蠢事。我从自己的子弹袋里面拿出了剩下的9个弹夹。宪兵看着这些弹夹眼前一亮。

　　 他问道：“你那时在撤退？”

　　 我回答道：“是的，长官。”

　　 他向我吼道：“为什么你不去防卫自己，为什么你不去战斗？”

　　 我只好说道：“是，长官。”

　　 他说：“‘是’是什么意思？”

　　 我向他说：“我们被命令撤退，长官。”

　　 他咆哮地吼道：“去他妈的撤退！有哪支部队在行动中不开枪的？”

　　 我的军饷证传回到那个宪兵的手上。他一把抓了过来，翻弄了几页，他的眼睛从军饷证上抬起来看着我。

　　 我紧张地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也许他准备把我押送到纪律营里，在那里的士兵将被安置到最前沿的阵地，并且要去清除战场的地雷，还有所有的休息时间都必须待在营地里，在那里，“自由”这个字眼失去了一切意义，也许还有不让你读家里的来信……我正在努力忍住自己的眼泪。

　　 那个宪兵终于把我的证件还给了我。我没有被送到纪律营里，但是几乎要晕倒了。当我拿起自己的背包时，我抑制不住地小声抽泣着，一个在我旁边的士兵也在同样抽泣着。

　　 那些仍旧等待询问的士兵们惊讶地看着我。我像个流浪汉一般从那张长桌前走过，从我们进来时那个门对面的一扇门出去了。我感到自己现在的表现很丢脸。

　　 我回到了外面的队伍里，他们依旧在雨里站着。那些人并没有躺在我们想象的软软的床上，雨水不停地从他们的肩膀和背上流下来。

　　 虽然我们的国家以这样的方式感谢我，我和不少人比起来依旧是幸运的。

　　 3天后，我们知道了就在我们渡过第聂伯河的第二天，俄国人向还留在第聂伯河东岸上的六七千名德国士兵发起了进攻。那些俄国人也许因为在夺取基辅的战斗里受到了挫折，他们决定拿那些依然滞留在东岸的德国士兵开刀。就在那个夜晚，天空中无数的照明弹照亮了东岸剩下的那些德国士兵的阵地。

　　 在西岸战壕里的那些士兵目睹了对岸如同潮水一般的苏军士兵冲向了我们在东岸草草搭建的阵地。那些剩下的德国士兵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挡住苏军的进攻，形势立刻转变为了无法控制的疯狂与恐慌。有人在喀秋莎火箭弹的爆炸中跑着，试图逃出这个无法逃出的结局。那些士气旺盛的苏军士兵在我们猛烈的火力面前依旧向我们的阵地冲来，完全不顾自己惨重的损失。

　　 苏军的损失是巨大的，每一发德国子弹都打中了目标，但是俄国人依旧继续着他们不可遏制的疯狂进攻。在我们登船的那个地方，我们剩下的士兵在一片惊慌中纷纷跳到渡船上，一艘渡船因为人太多而翻沉了。只有不多的士兵还能够保持冷静，他们甚至需要向天开枪来维持秩序。在一片混乱中，那些渡船搭满了士兵，那些跑到水中，试图抓住船帮爬上已经爆满的渡船的士兵的手被船上的无数双军靴踩跺着。在那里，甚至是朋友之间也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争抢。一些军官在这一片混乱中自杀了。有一条渡船刚刚离开河岸几米就突然像一个玩具一般翻到了一边。船上200多名士兵顿时掉到了河里，许多人当时就被淹死了。

　　 在那个时候，俄国人冲上了岸边的小山上，消灭了那里的德军士兵。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俄国士兵单膝跪在岸边向河里和河边的德国士兵瞄准射击，他们仿佛就像是参加一场射击表演一样。一些惊愕中的德军士兵用自己的冲锋枪向那些俄国人开火，剩下的几千德国士兵在河岸上到处奔跑和喊叫着，他们试图从这个局势中逃脱出来，一些人在奔跑的过程中中弹倒在了地上。俄国人也在向那些在水中朝对岸游去的士兵开火，照明弹撕开了夜幕，照亮了第聂伯河的东岸。

　　 仅仅是过了一个小时，这一切就结束了，俄国人占领了第聂伯河的东岸，现在只有几声零星的枪响。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士兵做了苏军的俘虏，其他的士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淹死了。对于那些没有过河的士兵而言，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再也不会被那些西岸的宪兵所蹂躏了。

　　 我们在那个临时营地里又在雨里站了一会儿，接着有3辆来接我们的卡车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路面几乎无法通行，每辆卡车上依旧装载了50名士兵和他们的装备，严重超载的卡车车厢似乎都要爆裂了。我被装载在其中的一辆里面。我横跨在卡车的尾部车厢板上，一条腿在里面，一条腿晃荡在车厢外面。有一些士兵其实完全在车厢的外面，他们抓着外面的车厢勉强站在车厢外的凸出处。我们在这个暗夜里向前行驶着，但都不知道卡车要往哪里开。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一片建筑物的前面停了下来，意识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正在进行着。我们渐渐分辨出这些建筑物位于一条两边都是树的公路旁。这里到处都是军车和军人，也有许多的军官和宪兵。卡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被要求下来，虽然知道自己脱离危险了，但是都感到已经受够了。我们此时饥肠辘辘，许多人进入了梦乡。

　　 在这里又等了半个小时才有人来照看我们。雨不大不小不停地下着。在别处此时也下雨了吗？法国下雨了吗？我试图想起自己的房子和我那张床，但只能唤起一些零碎的战前的记忆。我现在唯一的世界就是俄罗斯广袤的大地，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似乎要把我们都吞噬在里面，它也将整个旅整个旅的部队吞噬在了里面，直至他们的名字全都消失。

　　 终于有一名军官向我们走来，带队军官把文件递给了那个走过来的军官。那个军官在手电的微弱光线下仔细看着这些文件，然后就命令我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跟他来。终于走进了一个有屋顶的房子里，这里久违了的温暖的气氛让我们仿佛是到了西斯廷教堂一般四下张望着。

　　 那个带我们来的军官对我们说：“你们过一会儿才会被派往你们所属的连队，现在抓紧机会睡一下吧。”

　　 我们用自己的手电筒照着这间黑糊糊的屋子，发现这里有两张长椅和四五个大桌子。每个人此时都躺了下来，士兵们把靠自己最近人的大腿、屁股或是皮靴当枕头。现在所有的不适都不重要了，至少我们不在雨里了。一些人马上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大家都感到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都在想着那个肯定会到来的休假。

　　 但是我们这些刚刚从前线下来还没有习惯这种白日梦般的安慰。难以遏制的困倦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人，我们迅速地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大概休息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我们被一片嘈杂的声音吵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刺耳的哨音响了起来，我们挣扎着站起来。我们的仪表现在看起来简直又脏又乱，如果元首看到我们的话，也许会把我们送回家或是枪毙掉。

　　 那个把我们唤醒的军官用一种惊讶的神情看着我们，也许他也没有想到德国军队会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他开始对我们说话，但是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说的内容了。我多少还没有完全从睡意中清醒，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话。我们意识到现在就要出发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这里有一间木屋被用做淋浴室，但是现在外面已经等了一大群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洗到澡。有人给我们提供了用便携式汽油桶改制的水壶，里面装满了热水。但是大家都累得连澡都懒得洗了。当我们还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常常对自己军服上的一个污点吹毛求疵，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再者，外面的气温实在太冷了，没有人想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尽管这些衣服不过像一些麻袋片披在我们的身上。

　　 我感到冷得发抖，担心自己又生病了。开饭了，我们像一群乞丐一样排在厨房的外面。这时，从河那边刮来了一阵湿冷的疾风。两名炊事兵用大汤勺把热汤盛到我们已经变了形的脏兮兮的饭盒里。我们希望能够喝上一些咖啡，但是这样的想法太不现实。厨房现在提前给我们供应了热汤，这些热乎乎的浓汤让我们感到好受了许多。

　　 一名少校正在注视着大家，他正在寻找我们的军官，一个负责我们的上尉向他走去。

　　 那名少校说道：“同志，已经给了你和你的人时间把自己清洗干净，我认为你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的上尉回答道：“是的，少校先生。”

　　 上尉命令大家走到那些装着热水的便携式汽油桶前。我们此刻羡慕地看着那些能够进到澡堂里好好冲个热水澡的士兵们。这种体验简直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一般，因为这里现在是如此接近前线。

　　 正当那些站在前排的士兵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并把那些躲藏在皮带附近的虱子拿去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了立刻出发的命令。对我而言，这个命令是一个让人欣慰的变化。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脱去自己的衣服几乎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那些虱子留在我的身上，而此时我的肚子依旧咕咕直响。

　　 现在可以肯定自己又病了。

　　 我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感到寒气一直窜到了我的脚底。我们登上了外面的卡车，卡车依旧像以往一样严重超载。但是现在没有人抱怨什么。无论车上如何拥挤，这总比走路要强。但是我马上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卡车走在一条被雨水变为沼泽的道路上，轮子把路上的泥水向两边泼去，这个景象看起来像某个城市的喷泉一样。我此时想起了我们从顿河的撤退。俄国现在还是一个泥浆的海洋吗？我们向北面的一片丛林驶去。几个不时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但是听起来这些爆炸规模并不很大。天空开始阴沉起来，大雨就要来了。

　　 我挤在两个战友中间，身体随着卡车在泥泞中的颠簸而起伏着。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嘴唇和脸烧得滚烫，一点微风就让我感到好像是针刺般冰冷，肚子也越来越疼，这些疼痛在我全身放散开来。开始时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艰难日子，特别是在科诺托普突围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知道自己的脸色一定看起来很可怕，肠子正在里面痉挛着。自然没有人会对我的问题过问一下，而且我也不是这里唯一肚子疼的人。但是紧接着我的疼痛开始加剧了，我不得不弯下腰来，虽然车上挤得厉害，而且我还背着自己的装备。

　　 旁边的一个家伙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他凑过来对我说：“没关系，朋友……我们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但是他显然不比我对于这次行程的目的地更清楚。

　　 我说道：“我肚子疼死了，但现在实在不是一个适合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肚子正在翻江倒海似的几乎要爆炸了。我现在当然不能让这列车队停下来，只好对自己所要面临的难堪局面大笑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我都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我们的车队正在通过一片森林，即使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也不可能立刻从车上跳下来去解手，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会被认为是一个逃兵而被枪毙的。

　　 但是怎么才能够忍住呢？我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这个办法并没有奏效。我的肚子越来越疼了，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终于，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痛苦地向周围的人说道：“让开一点，伙计，我现在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我憋不住了。”

　　 由于卡车的噪音很大，没有人听到我的请求，我于是用自己的肘推搡着周围的人并且大声喊着。我周围的人只是稍微挪了挪，与我的距离分开了10厘米左右。我现在感到自己的脸因为尴尬而烧得通红。我试图解开自己的裤子。

　　 身边的一个士兵说：“慌什么？你可以在我们到营地的时候再解决。”

　　 我说道：“妈的，我生病了。”

　　 他嘟嘟嚷嚷说着什么，并试图移动一下自己的脚，但是车子里完全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他移动。没有一个人笑，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此时的尴尬处境。由于拥挤和身上的武器，我没法把自己的裤子解下来。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的肚子再也忍不住了，一股脏兮兮的液体顺着我的腿流了下来。此时，我的肚子依旧疼得要命，我陷入了麻木的状态里，这种状态让我难以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感到好笑。实际上，我已经真的病了，我的脑袋此刻正在眩晕而且发着高烧。这是我第一次慢性腹泻的开始，从此以后，腹泻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这次的路途延续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共经历了两次腹泻的折磨。我发自内心地愿意用自己10年的生命来换取一个把自己洗干净和在一张温暖的床上休息的机会。我依然被一阵阵的疼痛和高烧折磨着，小腹的绞痛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终于到了新的营地，我感到似乎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我被从卡车上拽下来点名时头晕乎乎的。我依旧尽力保持着清醒，勉强站好。但是我苍白的面容还是没有逃脱掉军官的眼睛，我急促的呼吸引起了军官的注意。

　　 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视线模糊了，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病了……我……我……”

　　 他又接着问道：“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的肚子……我发烧了……我可以清洗下自己吗？先生……”

　　 军官说道：“你们立刻送他到医务室。”

　　 一名士兵过来搀住我的胳膊。居然有人愿意帮助我！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呻吟着说道：“我得了急性痢疾，我现在必须要把自己洗洗。”

　　 那名士兵说：“在医务室你会受到一切所需的照顾的，同志。”

　　 在医务室外面，我排起了队，我前面大约有30个人。我肚子的疼痛让我喊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肚子又要爆发了。我跌跌撞撞地离开排队的人群，向厕所跑去。当我从厕所里出来时，注意到自己的排泄物里面掺杂着鲜血。我回到了排队的人群里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轮到了我。我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一名医务兵尖叫道：“我的上帝，他真臭。”

　　 我看到自己面前的长桌子前面坐着一排医生，他们似乎像是一群法官一样审视着我的病情。其中一名医生嘟囔道：“痢疾。”他显然也被顺着我的膝盖流下的粪便惊呆了。

　　 另一名医生说道：“现在你必须去冲个澡，你这头脏猪，我们然后才可以看你。”

　　 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你不知道我多想洗个澡。”

　　 一名医生说道：“澡堂在那边。”显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从这里赶走了。

　　 我把自己的衣服搭在肩膀上向浴室走去。幸运的是，在浴室那里没有一个人，除了一个正在擦洗着地板的男孩，他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问道：“有没有热水可以洗澡？”

　　 那个男孩说道：“你想要热水吗？”

　　 我重复道：“你们有热水吗？”

　　 他说：“是的，我这里有两大壶准备给16连洗衣服用的热水。我可以给你一些。淋浴的水可能已经凉了。”

　　 虽然我现在发着烧，但是我还是把这个男孩看作是一个只有拿到一些香烟或其他什么东西才会干活的无赖。

　　 我于是说道：“我没有香烟。”

　　 男孩说道：“这没有关系，我不抽烟。”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感到有些惊讶。

　　 我接着说道：“那么你能现在就把水拿给我吗？”

　　 那个小家伙跑开了，他指着一个小房间对我说：“你可以去那里，那里更舒服一些。”

　　 两分钟后，他提着两桶热腾腾的水进来了。

　　 他问我：“你去过前线吗？”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现在依旧傻傻地笑着。

　　 我回答道：“是啊，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现在病了而且感到恶心。”

　　 男孩说道：“那里一定很可怕……哈尔夫军士长说他不久后就会把我送到前线去送死。”

　　 我用水把自己的屁股好好地冲了一番，感到舒服极了。我用惊讶的眼神看着男孩。

　　 我说：“总是有那么一些家伙喜欢那样，他们喜欢送一些家伙去送死。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

　　 男孩回答道：“我在3个月前入伍的。我离开了费希特先生，在波兰训练了3个月后参加了大德意志师。”

　　 我听了男孩的话想着：“这又是一个熟悉的故事。”

　　 我接着问：“谁是费希特先生？”

　　 他回答道：“他是我的老板，他有一点严，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我问：“你还那么小，你的父母就忍心让你来这儿？”

　　 男孩说：“我没有父母。费希特先生把我从孤儿院带走，我在他的农场里工作。”

　　 我看着他想到，又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依旧在微笑着。我捂着自己的肚子，感到此时它又要暴发了。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说：“赫尔穆特·弗罗施。”

　　 我说：“谢谢你，弗罗施，现在我必须要回到医务所了。”

　　 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门口有一个粗短的身影站在那里。那个身影喊道：“弗罗施！”

　　 弗罗施立刻跑回去拿那块地板上的抹布。我慢慢走了出去，试图不让他注意到我。那个军士长的注意力实际在弗罗施身上。

　　 他吼道：“弗罗施！你擅离职守，为什么？”

　　 男孩回答道：“我只是在问他关于战争的一些事，军士长。”

　　 那个个头粗短的军士长说道：“你不可以和任何人交谈的，除了回答我的问题。”没有等弗罗施回答，军士长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在了弗罗施的脸上。我飞快地离开了那里，在心里骂着那个军士长：“狗娘养的！”

　　 在医务室，一名医务兵毫无兴致地看着我。我立刻明白他并没有兴趣向我这种脏兮兮的士兵提供任何的服务，而这种服务也不会为他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收入。他用自己的指头把我浑身摸了个遍，然后又用手捅捅这，戳戳那。最后他让我把嘴张开，然后把他的一个手指戳了进去看了看我的牙齿，接着在我的病历本上写下了一串数字和单词，我随后就被转到了外科门诊。在那里，五六个家伙正在检查我的病历，他们要我把衣服脱掉好让我的肩膀露出来。一个性情粗野的家伙拿起针管就狠狠地给了我一针。我被带到了病房里，那里有一些为伤残士兵准备的床位。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病历，我被奇迹般地安排在了一张盖着灰布的小木床上。虽然床上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床单，但是这毕竟是一张在木架子上面的真正的床，而这张床是在一个有着屋顶的干燥的房间里。

　　 我瘫倒到了床上开始享受起这个久违了的安逸的感觉，头依旧是烫乎乎的，仍然觉得自己的意识有些不清。我已经习惯了睡在坚硬的地上，而此时床铺温软的感觉竟然让我感到一种惊奇。这个房间里放满了像这样的小床，许多士兵躺在这些床上痛苦地呻吟着。我丝毫也不在意这些噪音，脱掉了自己的外衣，然后把那件脏兮兮的外衣当作被子盖在身上。我感到自己得救了。我像这样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试图控制住自己肚子的不停痉挛。

　　 过了一会儿，两个医务兵拿着一件沉重的设备到了我这里。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的衣服揭开。

　　 他们对我说道：“翻过去，同志，让我们看看你的屁股。我们想要清洗你的肠子。”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给我一大缸灌肠剂，接着他们就转到了下一个病人。我痛苦地喝下了那缸灌肠剂。

　　 我对于医学一窍不通，但是这些我服用的液体的确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实际上，我后来又喝了一次这种灌肠剂，结果在第二天的一整天，我不得不无数次从我躺的地方一路小跑地冲向厕所。医务室和厕所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每次我跑出去都必须顶着刺骨的寒风。于是，我从休息里所得到的收益几乎都被这样的奔跑抵消掉了。

　　 两天后，我被医务室宣布为痊愈，然后我像踏着棉花一样蹒跚地走回了部队。我的连队驻扎在离医务所很近的地方，师部现在离我们大约有10公里的距离。我的连所在的村子里大约有一半的俄国农户已经离开了。虽然我很高兴看到那些连里的老朋友，其中也包括奥林海姆，但我依旧与去医务室之前的状况差不了多少。

　　 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林森还有老兵都尽力照顾我，他们尽自己的所能让我好得快些，找了不少的伏特加酒让我喝下去，据他们说，这些酒对于我的病有奇效。但是我依旧每天无数次需要一路小跑地向厕所冲去。我发现自己的排泄物里有血，这种情况让老兵也有些担忧，由于担心我晕倒，许多次他都陪我一起去厕所。在朋友们的规劝下，我两次试图回到医务室，那里此时到处是那些从基辅运来的伤员。但是我那张出院证明让我已经无法再回去了。

　　 我再也没有离开营房里的那张床。幸运的是，我不用参加那些日常的训练了，我的朋友们也代替我站岗。连里的一切情况都很好，魏斯雷德少校仍旧指挥我们连。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依旧在战区，这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被调往前沿阵地。魏斯雷德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

　　 霍尔斯向魏斯雷德少校说了我的病情，魏斯雷德站了起来，微笑着说：“我的孩子，我们就要立刻从这里出发了，上面要我们撤到离前线大约100公里的后方，在那里会有一些事做，但是看起来这次休整会像是一次休假一样。告诉你的朋友再坚持一天，并且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达下去。”

　　 霍尔斯用力立正，然后一阵旋风般从少校的房间里冲了出去，向每一个他经过的小木屋子喊着这个好消息。当他走到我身边时，用力地把我从迷糊中晃醒。

　　 霍尔斯喊道：“你有救了，萨杰！你有救了！我们马上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休息了。”他和同屋的另外两个士兵说道：“我们必须帮萨杰找到尽可能多的奎宁，他必须再坚持一天时间。”

　　 我浑身软绵绵的，但是霍尔斯的兴奋和喜悦感染了我，我们要离开的消息让我感到好受了许多。

　　 霍尔斯再次向我喊道：“你得救了！现在想一想，你发着高烧，他们一定会让你住院的，他们也不会砍掉你的休假了，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每次我动一动，肚子都感到难受，似乎又要拉到裤子上了，但我和其他人一样在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我把那些一捆捆的信收了起来。师部的邮局里有不少我的信，其中有12封是葆拉的，3封是我父母写的，还有一封是恩斯特的母亲给我写的。我父母在信中问到我长久没有写信的原因并说了他们的焦虑。葆拉的信让我的病情好了许多。我给他们都一一回了信，虽然我现在的高烧让我的头脑不是太清楚。

　　 终于出发了。我坐在一辆小卡车上向维尼察驶去，卡车在路上几乎完全陷在了泥里。我们以为是走进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普利佩沼泽了，那片沼泽地其实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绕着这些沼泽地向前开着，这里的道路上垫着一层木头，这些木头看起来好像是浮在泥浆里一样。我们的卡车在这样的道路上无法开快，但是这些木头有效地防止了卡车轮子陷到泥泞里。我们在8个小时里总共开了大约150公里。现在的天气阴沉而寒冷，小雨夹着雪花在空中飘洒着，这样的天气让我们不用担心苏联飞机的袭击。

　　 到达新营地时，立刻把我和我们连的另外6个人送往了医院，在那里疟疾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我的朋友们现在驻扎在离医院有2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到他们那里。

　　 医生告诉我因为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我的肠膜已经严重受损了。

　　 实际上我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每天都必须把屁股对着医务兵，然后他就在我满是针眼的屁股上狠狠再戳上一个新的针眼。每天都有人来量我的体温，温度计上的温度总是在38度左右。

　　 冬天到了，我坐在温暖的床前看着窗外的雪花飞舞着。知道我的朋友们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在这种欢乐中，我完全没有想到此时整个前线的形势已经严重地恶化了。战报里依然充满了那些微笑着的炮兵士兵的照片，还有就是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的报道。霍尔斯来看了我两次，他还带来了我的信。他现在为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好消息而大笑起来，我们还在外面的雪地里打了雪仗。他和我一样对于急剧恶化的局势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再一次撤退了，战争的恐怖也将再一次淹没我们。

　　 住院后的第三周，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被通知去医生办公室办理出院手续。一名医务兵检查后告诉我，他们认为我的病正在好转，他们将批准我出院。

　　 那名医务兵还对我说：“我想你可以在家里休养而不是在这里。”

　　 我故作冷静地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我的心已经高兴得都要发狂了。我得到了一个回家休息10天的休假通行证。虽然这次休假比我上一次休假的时间要短些，但是我还是立刻想到了柏林和葆拉，我想带她一起去法国看望我的父母。如果局势不允许我们的话，我会在柏林和她待在一起。

　　 虽然依然感到虚弱，但还是有些欣喜若狂。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满面笑容地离开了医院。我也给朋友们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们道歉我没有能够当面和他们道别，但我想他们会理解的。

　　 我穿着擦得亮亮的皮靴踩在雪地里走向了火车站。我是如此的高兴，甚至向沿路的俄国人挥手打招呼。我的军服已经被洗干净和缝补好了，我感到自己有了一个干净和整洁的外表，忘记了那些过去的痛苦。我满怀着对德国和元首的感激，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张干净的床和不会漏雨的房顶，感谢认识了那些忠于自己职守的部队上的好朋友们。我又感到高兴，并对自己过去的沮丧和畏惧害臊。我也想到了我在法国童年里那些愤愤不平的经历，但是现在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呢？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感到绝望呢？也许只有如果葆拉突然对我说她不再爱我的时候……也许吧。

　　 我感到自己的确已经恢复过来了。在我最困难的那些时候，我想象到了我的个人生活里的一些灾难——例如我母亲的病故——我告诉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只要战斗能够停下来。我后来也向每一个天神忏悔自己有着这样的想法，我准备好了为此承受惩罚，只要他们能够让这些血腥的屠戮减少一些。

　　 战争似乎已经将我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怪物，一个失去正常人类感情的人，虽然我再过3个月才到18岁，但是我感到自己现在好像是35岁一样。

　　 随着岁月的增加，我懂得了许多的东西。

　　 和平让我感受到了许多欢乐，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过战争中那种渴望活下来的冲动和对于爱情的憧憬。我常常想到和平的生活有些循规蹈矩，但是这样的想法接着便让我感到恐惧。在那些恐怖的战争岁月里，一个人对于和平的渴望之情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绝不应该哪怕是有一刻向往战争！

　　 火车站在一条街道的尽头。车站没有站台，乘客都直接从街道上登车。有3条铁轨从车站穿过。地上软绵绵的雪让周围几乎没有人来往走动时产生的噪音，而那些还没有被积雪覆盖的地方看起来冰冷和黑糊糊的。

　　 只有几节客车车厢和一些空盒子散落在车站里。在车站办公楼旁边有一堆上面写着WH字样的码放整齐的箱子。大楼里有四五个俄国铁路工人围坐在一个红彤彤的火炉边上。这几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已经被这里的单调夺去了本该有的活力。这里没有任何指示火车出发方向的路牌，除了停在铁轨上的一个蒸汽机车头，那个车头看起来似乎因为许多年的过度使用而濒临报废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这个车站的名字了，也许这个车站其实并没有什么名字，也许这里原来的站牌已经被丢到一个角落里了。看起来这个清冷荒凉的小站很少有什么火车来。

　　 虽然我身上揣着一张让我感到温暖异常的休假证明，望着周围的原野，我却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我本能地走进了那个车站的楼里，那些俄国的铁路工人看起来比法国的邮政人员还要慵懒。我知道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他们是不可能的，就算他们有人懂德语。我的德语发音让许多战友感到费解。我从他们的门口故意几次走过，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向我提供一些火车的信息。由于没有人站起来，我把脸贴着窗子向里面看，只看到4名戴着脏兮兮套袖的铁路工人，他们都没有看我这里。我又往里面看了一眼，我惊讶地看到了1名德国士兵睡在4名俄国人的旁边。我于是怒气冲冲地用力推开了门走进去。一股热浪迎面扑了过来，让我的脸颊感到火辣辣的。我使劲地故意跺着自己靴子上的雪，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像刺破这里宁静的枪声一样。

　　 那几个俄国人慢慢站了起来。屋子里面的那个士兵此时只是挪了挪自己的脚，他看起来大约有50来岁。

　　 他开口问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同志？”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一个店铺的伙计招呼自己的客人一样，我一下因为这种随意的气氛而愣了一会儿。

　　 我终于说道：“嗯，我想知道开往祖国的列车什么时候经过这里，我要回家休假。”我的口气听起来比德国人还德国人。

　　 那名士兵微笑着慢慢站起来，然后他向我走了过来，手扶在桌子边上说道：“年轻人，这么说你是要回家休假了？”他的口气听起来似乎马上就要大笑起来了，这让我感到有些恼火。

　　 他接着说道：“现在真是一个休假的好时候啊！”

　　 我问他：“什么时候会有火车经过这里？”

　　 我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突然问道：“你的口音很奇怪，你老家是哪里？”唉，终于还是露馅了！我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我几乎用一种生气的口气回答道：“我有法国的亲戚，我的父亲……我在法国长大。我已经在德国军队里服役两年了。”

　　 他又问：“你是法国人吗？”

　　 我说道：“不，我母亲是德国人。”

　　 他说：“这种情况的话，要以父亲那边为主。”

　　 他现在看起来也有些气愤。

　　 他对那些俄国佬说道：“你们看看，他们现在居然连法国孩子都招进来了。”显然那几个俄国佬根本就听不懂他的话。

　　 我又问：“火车什么时候到？”

　　 他说：“别担心，它们时不时会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里没有时刻表。你又有什么办法？这里不是德国的火车站。火车时不时会经过这里，但是你从来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经过。”

　　 他笑了笑说：“你可以坐下来，现在时间还很多。”

　　 我说道：“不啦，我可没有时间，我必须走了，我不能坐在这和你聊天。”

　　 他说道：“好的，那自便吧。如果你想要到外面走一走然后被冻住的话……或者你也可以搭卡车去维尼撤。那里开往西部的火车比较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走上大约70公里。在那里有许多这些家伙们的朋友。”他边说边指向那几个俄国铁路工人。“他们那些在林子里的朋友们可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观点不太一致，也许你的休假就此结束了。”他看着那几个俄国人笑着，那几个俄国人也向他回笑了一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谈论的内容……

　　 我问：“为什么？”

　　 他说：“游击队！”

　　 我接着惊讶地问：“你是说这里也有游击队？”

　　 但这一次是该他惊讶了。

　　 他继续说道：“当然，在罗马尼亚也有，还有匈牙利和波兰，也许甚至是在德国。所以年轻人，坐下。这个混乱的局面和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应该搅和在里面。如果只是为了节省几个小时就被这些人打死，这是不值得的。我这里有一些真正的咖啡，它们在厨房里，还热乎乎的呢。有一个好心的军官送给我的，他早就对所有战争厌倦了。”

　　 他接着拿着一个很大的军用咖啡壶走了回来。

　　 他看着那几个依旧笑容满面的俄国佬说道：“我们都已经快把自己的肚子喝炸了。”

　　 我现在感到有几分不自在。

　　 我问他：“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是什么？”

　　 他有些恼怒地说道：“我的工作就是守卫这些箱子，”接着指着外面那些摆放整齐的箱子，“还有几个可怜的俄国人。他们以为我是谁？我已经快60岁了，他们居然还让我来这里当哨兵。我为了普鲁士的铁路干了30年，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努力。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这真是一支高效的部队。胜利万岁！我可以实话对你说，我受够了！”他讲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在吼叫了。他把那个咖啡壶砸在桌面上。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在巴黎的某个小酒馆里。我突然感到似乎世界都颠倒了过来。

　　 我不假思索地向他说道：“那个咖啡壶是军队的财产。”

　　 他看了看我，然后缓缓地放下自己的杯子，往里面倒上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再把咖啡递给我。

　　 他说：“喝吧，年轻人。”

　　 接着就是一阵沉寂。然后他用一种安静和严肃的口吻说了起来：“我的孩子，听我说，我今年已经57岁了。我从1914年到1918年在德国的骑兵师服役，我那时在荷兰的战俘营里待了两年，现在又在军队里待了3年半了。我的3个儿子在3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我是一个老人，尽管我对于那些政治信条感到过激动，但是现在的政治已经让我感到心寒，我宁愿喝咖啡也不愿意谈论那些。所以现在喝点儿咖啡，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暂时忘掉你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混乱。”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接着说：“我不是一名军官，更不是元首，我只是一名被迫脱去自己铁路制服穿上军装的老铁路工人。坐下来，放松一些，喝点你的咖啡。”

　　 我说：“但是你所说的有些荒唐。毕竟，每一分钟都有士兵为我们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说：“如果我的国家要我作出些贡献的话，我会推迟退休几年。”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但是……”

　　 我感到自己就像是被呛到水一样。我不能够否定那些由于德意志理想主义教育所产生的强烈情感。我在这场战争里受尽了痛苦，但是我无法认同一个否定这一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已经过分了，我难以用恰当的话表达出来，也许我还太年轻不能理解这些话。

　　 我还是喊道：“我完全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如果人人都是你那样想的话，这一切的牺牲都是枉然的了！你的想法让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看到他的步枪在房子的一角。

　　 我指着那几个俄国人说道：“你的那些朋友们或许会拿起你的枪的，你有没有想过？”

　　 我以为他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但是他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并不一致，也许他有些怕我。

　　 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们喝完咖啡后我会把咖啡壶拿回去，你还想喝吗？”

　　 我把自己的杯子伸了出去，我对于刚刚把一个士兵的态度推回到正轨上感到有些扬扬得意。又等了9个小时，当我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一列火车到站了，我登上了这列火车。